文物天地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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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南越王墓出土的“文帝行玺”龙钮卸,印文清晰,尺寸较同时期的玺印大，制作精美,长期以来与“帝印”螭虎钮玉印、“赵昧”覆斗式玉印、“文帝九年,乐府官造”铜勾鎦一起,被作为断定南越王墓墓生、南越王墓年代以及南越王僭越礼制的重要物证[1]。但囿于文献记载和同类出土文物的限制,研究者在引用文献记载对文物上所蕴含的信息进行印证时,尚有不清晰之处。

南越王墓主棺室出土的铜承盘高足玉杯(图一),全器由高足青玉杯、托架和铜承盘三部分组成,共有玉、金、银、铜、伍种材质。杯体与座足分由两块青玉雕出,再.用一根小竹条作插榫以贯连。座足与承盘底之间有一段距离,故以垫木承托。托架由三龙共衔一块镂圆孔的花瓣形玉片所组成,三龙皆金首银身。托架底部是扁圆形的铜圈,平置在铜承盘的平沿上,承盘折沿、浅腹、平底,下有三个铺首形足。

铜镜是中国青铜器中自成体系、价值极高的工艺美术品，也是铸造较早、延续时间较长的门类,涵盖了人文国学与自然国学的诸多信息。在汉代墓葬中,铜镜也是常见的陪葬种类之一。1983年发现的广州象岗西汉南越文王墓,是迄今为止岭南地区发现的规模最大、随葬品最丰富的一座古墓,被称为20世纪80年代中国五大考古发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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