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杨亿一生仅有两次外任地方官的经历。他主动出守处州的深层原因源于太宗朝晚年的党争,而被动知汝州的经历则与真宗朝晚年党争息息相关。在汝州任上,杨亿郁虑深忧,常以佛理自遣作为主要生活方式,又以诗笔抒沦落之怀。其前后两次辗转为官的经历,透露着不同时期杨亿创作倾向与内心情态的微妙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