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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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之前，我没有读过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作品。就对于在专制统治条件下人性状态的描述和揭示来说，恐怕很少作家能达到像昆德拉那祥的深刻程度,这也就注定了昆德拉在中国可能引起的共鸣。可惜的是、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作家，因为无论从历史资源，还是从现实感受来说，中国都有理由出现类似的作家作品。

就拿一个“”来说，就有写不完的故事和思考。也许这是由于中国文学的处境太艰难了，作家首先考虑的是生存的合法性问题，根本无法获得精神上和写作上的独立性。但是昆德拉有所不同。他生命的这个追求，他对于社会存在的认定;他的痛苦和困惑，都透露出了鲜明的个人品格，都建立在自我精神价值这一层面上，因此他能够拒绝世俗的功利性的诱惑，以个人的名义对现存的权利制度挑战。

这种挑战是超越了一般的意识形态差异的，所以不仅仅是用一种意识形态压倒另一种意识形态;他所质疑的是整个人类的生存处境，其在现存的权利体制下如何变得越来越恶劣和尴尬。就这一点来说，流亡生活是昆德拉的眼光更开阔了，思考更深刻了。

世界上唱的人数最多的歌曲，恐怕要数《国际歌》了。这是各国无产者共有的自已的党歌，而无产者在任何国家都是人数最多的。单以中国而论，几千万党员加上更多准备人党的青年和非青年，都唱过《国际歌》都会脱口而出地唱它，它的普及程度与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不相上下。

只因唱得太久了，太熟悉了，对于《国际歌》的译文,我们简直没有怀疑过。其实。它是有过改动的。例如，第一节“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就是从原先的译文“不要说我们一钱不值”改过来的。改得对不对暂且不论，从此使人想到它是翻译作品，同它的原作相比较，是可以在文字上加以改动的,而且改文还有对错、好坏、高下之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