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19 14:0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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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英语的专门术语是用来准确表达特有的法律概念的专门用语。法律术语为法学专业领域内的交流提供方便。由于法律工作自身的庄严性，使法律工作中的专门化的行业语一律具有科学技术语的精密、明确、语义单一等特点。法律语言专业词汇数量大，应用范围广，总的来说法律术语具有以下特征。
1.法律术语词义的单一性。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是无庸置疑的，这既是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条文得以实施与操作的前提，法律英语语言也同样具有这种准确性。法律术语最突出的特点是词义单一而固定，每个专业术语所表示的都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在使用时其他任何词语都不能代替。法律英语的每一个专业词汇都有自己特定的法律含义，绝对不能随意更改，绝非普通意义的词汇所能代替。另外，一个词可能有多种意思，但作为术语，只能作特定理解。
2.法律术语词义的相对模糊性。在现实中，法律语言总是存在相对的模糊性。有限的法律规范是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和关系的，同时，在法律活动中，由于人们的概念、认知背景、推理方法和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不同，都会导致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此来使立法和法律的适用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有些法律词汇只能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适用。而离开特定的语境和条件，就会产生歧义。法律模糊语言包括：模糊附加词即附加在意义明确的表达形式之前后，可使本来意义明确的大概念变模糊的词，如about，orso；模糊词语，即有些词和表达形式本身就是模糊的，如reasonable，good；模糊蕴涵，即有的词概念清晰确含有模糊意义，如night在英国法律中指“日落后一小时至日出前一小时”，但是各地所处时区不一样，实际上还是难以把握。
3.法律术语的对义性。词语的对义性是指词语的意义互相矛盾、互相对立，即词语所表示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一种矛盾或对立的关系。如“一般”与“特殊”、“上面”与“下面”等。在民族共同语中，这类意义相反或对应的词，属于反义词的范畴。在法律语言中，我们称之为对义词。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法律工作必须借助一组表示矛盾、对立的事物或表示对立的法律行为的词语来表示各种互相对立的法律关系。在法律专业术语中，这一点英语和汉语有一致性。例如：plaintiff原告与defendant被告，right权力与obligation义务等等。法律专业术语这类对义现象是由法律工作本身的性质所赋予的。因为法律工作的对象往往是利害关系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刑事案件中的行为人和受害人，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经济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等。这就决定了法律专业术语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对义词。
4.法律术语的严谨性。法律词汇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由于法律英语的用词正式，语义严谨，法律英语词汇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词汇，这也是法律英语词汇庄重肃穆的标志之一，只不过这些词汇很久以来已经脱离了普通用法的意义。在各种法律文献中，最常见的古体词如aforesaid如前所述，hereinafter在下文，hereunder在…以下等常出现在法律条文中，它们能使语言精练，直观，而现代英语的其他领域中，这类“文言文”用语已逐渐减少。古词汇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法律英语的正式性和严肃性，能避免重复，使句子结构紧凑精炼，并且使得法律英语与日常英语在词汇方面轻易区别开来。法律语言有时采用几个同义词或者近义词连用来表达统一的法律概念。这种表达的目的是使法律概念更加严密，表述更加准确，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歧义和疏漏。
众所周知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翻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法律翻译涉及到两个学科领域：法学和语言学。法学这个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的领域要求其文本的翻译者通晓原语言和目标语的不同的法律制度，了解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在语言表述方面，由于法律文体明显区别于其他文体，法律文本的语言表述必须表现其特殊性，这就要求译者认真研究法律术语的语言特征，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采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翻译质量。作为法律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术语的翻译必须考虑到在语言风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的差异，寻求搭建这些差异的桥梁和通道，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每个国家或地区法律有其自身的术语和潜在的概念结构，本身的分类规则，法律渊源及社会经济原则。每个法律体系本身有其表达概念的词汇，不同类别的规则，及解释规则的方法。法律翻译中术语的翻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术语翻译的好坏、准确与否常常关系到翻译质量的好坏。法律术语翻译准确，即使在其他方面如文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也许还过得去，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误解；而如果术语的翻译错了，就可能造成误解，甚至酿成纠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只注意到术语其中的某个含义，忽略了其他含义，或是只注意到其常用含义，忽略了其在特殊语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或者是由于选择用词时把握不准确而造成了失误。因此，提高法律术语的翻译质量还有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由于法律语言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他语体的翻译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适用于法律翻译。法律翻译需要适合其自身专业特点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和其他文体的翻译一样，法律翻译的基本要求也是“准确”，但是对“准确”度的要求更高。法律翻译中的“准确”是指尽最大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所有法律信息，译文所传递的法律信息没有遗漏、添加和歧义，客观上不令译文读者产生误解和困惑，并且保持法律文本的语言特点。但是任何法律翻译都面临由于不同法律制度所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这使得译文准确地反映原法律文本的信息并非易事，如果译者在法律术语翻译中充分考虑以下几个原则，就可以使译文最大程度和原文保持一致。
二、法律术语翻译的原则
1.法律术语翻译的公正性。法律的最重要准则是公正性，因此法律翻译也必须体现这一原则。法律英语是以英语共同语为基础，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因此，在法律英语中不仅有众多的具有法律专门意义的特殊词汇，而且由于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令或契约等法律文书所表述的内容必须准确、严密、客观和规范，不容许丝毫的引伸、推理或抒发和表达感情，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考虑其属于法律范畴的义项。因此译文的语言必须反映出目标语中法律语言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但在句子结构上毕竟还有相同点，大体上都具有是“主、谓、宾”的基本框架。只要英语句子可以按其原有的成分排列顺序转换成结构大体相同的汉语句子，翻译时就应当照办，而不能随意偏离翻译的基本原则，把翻译当作释义。例如一些法规将“但是”翻译成“but”或者“however”，这样的翻译不符合法律英语的特点，应该改译成更符合法律英语语体的“providedthat”。另外，有些日常用语在法律语境下失去了原来的民族共同语义项，甚至与民族共同语义项大相径庭。
2.法律术语翻译的一致性。译文在词汇的选择和表达形式上都必须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译文只有符合目标语法律语言的词汇特征，才能在目标语的读者面前像原文本的读者一样保持法律的庄严和权威性。对于英文原法律文本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形式的翻译，由于英汉语言的区别，并不是每一个在意义上有细微差别的英语同义词或近义词都有相应的汉语对等词汇，因此，并没有必要把原文中的每一个同义词和近义词都翻译出来。法律语言间词语使用的一致性，必须由使用法律语言的双方认可，而且不像日常生活或自然科学中词语的使用容易达到相同的理解。总的来说，人们并不需要追求完全等同的词语，应该基于法律体系的框架寻找近似的词语，这需要翻译者做出词语合适性的至关重要的判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语都能根据字面意义直接翻译成目标语，如果贸然直译原法律文本中的词汇，而译文表达的法律概念却在目标法律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标法律体系的某个法律表达吻合但却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目标法律文本读者对译文产生困惑和误解。解决这类问题的出路在于认真理解原法律文本术语内在的法律含义，用目标文本中带有相同法律含义的法律术语翻译。
3.法律术语翻译的创新性。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事物的产生要求用新的法律术语来表达。在汹涌的全球化和新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原有的常规字词已经不能确切表达许多最新发生的社会法律现象，因而法律英语中生成大量新的词汇。新词的形成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复合法、派生法、字义转换、文法功能引申、缩略法、造新词等。新词的制造大部分出于新闻媒体记者的生花妙笔，少部分则出自学者专家的巧思，通过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正式成为“新词”。对于发展的事物，可以采用已有的民族共同语但给其赋予新的法律含义，如“计划生育”、“引渡”等；对于由于法律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新的法律概念可以借用外来语。但是创造新的法律术语必须谨慎，最好由法律翻译权威机构制定统一的标准，以使新的法律术语的表达统一而规范。
三、法律术语翻译的方法
专门的法律术语是法律英语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精确的翻译法律术语是必需的。首先，正确理解原词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专门术语的作用在于以最简洁的词或词组叙述一项普遍接受的复杂的法律概念、学说，或法则，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较简洁的语言相互交流沟通，因此词的内在意义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复杂得多。译者如果单就字面意义直译，或望文生义，就无法将词的真正含义正确完整的表达出来。而且，词的意义常随上下文而变动。其次，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英语和汉语中的法律术语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义与效果，不可随便改变形式。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词源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误导读者，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同时，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英美法中许多术语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规范在本国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无对等或接近的对等语，遇到此种情形，译者不妨通过对原词的意义与内涵作正确理解后将之译为非法律专业用语的中性词以免发生混淆。与此同时，英美法中有许多术语，虽有特定的意思，却无明确的定义，其适用范围也无清晰的界定，因而其确切含义不明确。法律及合同中的含混词目的在于保持条文执行或履行时的灵活性。日后如果发生争执，其最终解释权属于法院，译者无权对此作任何解释或澄清。因此，译者在法律功能对等的前提下，对含混词应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以模糊对模糊。相反的，对于含义明确的原词则应确切翻译，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模糊。总之，要实现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译文必须符合法律术语的特征和目标文本的语言习惯，并且在法律内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参考文献：
1.赵宝河.法律语言的语言特征［J］.池州师专学报，2005（2）
2.熊松.英语法律文书的文体特征及翻译要领［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3）
3.金朝武，胡爱平.试论我国当前法律翻译中存在的问题［J］.中国翻译，2004（3）
4.廖七一.当代西方翻译理论探索［M］.译林出版社，2002
论文摘要：文章在分析英汉法律术语特征的基础上，提出要实现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译文必须符合法律术语的特征和目标文本的语言习惯，并且在法律内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在原始社会中，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是氏族，而调整社会关系的主要规范是风俗和习惯。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私有制产生，阶级出现，于是作为统治阶级的国家就逐渐形成了，作为国家实现其职能的手段和工具的法律也就相伴而生了。法律作为治理社会的有效方法和机制之一，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法律是人类社会阶段性的政治制度、人类的精神高度、财富分配形态和方式、生产发展水平的体现。
法律翻译由来已久，尤其是近几年，随着中国法制化进程加快，对外交往范围的扩大，对外法律文化交流的增多，我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文献被译成外文。入世将我国纳入国际一体化的大环境中，由于我国法律制度还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为了更好的参与到国际社会的政治经济活动中，我国开始也加快了向国际发达国家学习的步伐。这就要求大量翻译外国的法律、法规，以便于学习借鉴。但是受法律翻译人员专业水平和翻译态度的影响，我国法律文件的翻译质量不容乐观。有些法律法规的翻译，在词汇层面并没有尽最大的可能体现出法律文体同其他文体的差异，不符合法律词汇特征的翻译随处可见。为了提高法律翻译的质量，有必要在了解法律术语的特征的基础上探讨其翻译的出路。
一、法律术语的特征分析
法律英语的专门术语是用来准确表达特有的法律概念的专门用语。法律术语为法学专业领域内的交流提供方便。由于法律工作自身的庄严性，使法律工作中的专门化的行业语一律具有科学技术语的精密、明确、语义单一等特点。法律语言专业词汇数量大，应用范围广，总的来说法律术语具有以下特征。
1.法律术语词义的单一性。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是无庸置疑的，这既是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条文得以实施与操作的前提，法律英语语言也同样具有这种准确性。法律术语最突出的特点是词义单一而固定，每个专业术语所表示的都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在使用时其他任何词语都不能代替。法律英语的每一个专业词汇都有自己特定的法律含义，绝对不能随意更改，绝非普通意义的词汇所能代替。另外，一个词可能有多种意思，但作为术语，只能作特定理解。
2.法律术语词义的相对模糊性。在现实中，法律语言总是存在相对的模糊性。有限的法律规范是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和关系的，同时，在法律活动中，由于人们的概念、认知背景、推理方法和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不同，都会导致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此来使立法和法律的适用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有些法律词汇只能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适用。而离开特定的语境和条件，就会产生歧义。法律模糊语言包括：模糊附加词即附加在意义明确的表达形式之前后，可使本来意义明确的大概念变模糊的词，如about，orso；模糊词语，即有些词和表达形式本身就是模糊的，如reasonable，good；模糊蕴涵，即有的词概念清晰确含有模糊意义，如night在英国法律中指“日落后一小时至日出前一小时”，但是各地所处时区不一样，实际上还是难以把握。
3.法律术语的对义性。词语的对义性是指词语的意义互相矛盾、互相对立，即词语所表示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一种矛盾或对立的关系。如“一般”与“特殊”、“上面”与“下面”等。在民族共同语中，这类意义相反或对应的词，属于反义词的范畴。在法律语言中，我们称之为对义词。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法律工作必须借助一组表示矛盾、对立的事物或表示对立的法律行为的词语来表示各种互相对立的法律关系。在法律专业术语中，这一点英语和汉语有一致性。例如：plaintiff原告与defendant被告，right权力与obligation义务等等。法律专业术语这类对义现象是由法律工作本身的性质所赋予的。因为法律工作的对象往往是利害关系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刑事案件中的行为人和受害人，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经济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等。这就决定了法律专业术语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对义词。
4.法律术语的严谨性。法律词汇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由于法律英语的用词正式，语义严谨，法律英语词汇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词汇，这也是法律英语词汇庄重肃穆的标志之一，只不过这些词汇很久以来已经脱离了普通用法的意义。在各种法律文献中，最常见的古体词如aforesaid如前所述，hereinafter在下文，hereunder在…以下等常出现在法律条文中，它们能使语言精练，直观，而现代英语的其他领域中，这类“文言文”用语已逐渐减少。古词汇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法律英语的正式性和严肃性，能避免重复，使句子结构紧凑精炼，并且使得法律英语与日常英语在词汇方面轻易区别开来。法律语言有时采用几个同义词或者近义词连用来表达统一的法律概念。这种表达的目的是使法律概念更加严密，表述更加准确，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歧义和疏漏。
众所周知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翻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法律翻译涉及到两个学科领域：法学和语言学。法学这个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的领域要求其文本的翻译者通晓原语言和目标语的不同的法律制度，了解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在语言表述方面，由于法律文体明显区别于其他文体，法律文本的语言表述必须表现其特殊性，这就要求译者认真研究法律术语的语言特征，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采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翻译质量。作为法律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术语的翻译必须考虑到在语言风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的差异，寻求搭建这些差异的桥梁和通道，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每个国家或地区法律有其自身的术语和潜在的概念结构，本身的分类规则，法律渊源及社会经济原则。每个法律体系本身有其表达概念的词汇，不同类别的规则，及解释规则的方法。法律翻译中术语的翻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术语翻译的好坏、准确与否常常关系到翻译质量的好坏。法律术语翻译准确，即使在其他方面如文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也许还过得去，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误解；而如果术语的翻译错了，就可能造成误解，甚至酿成纠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只注意到术语其中的某个含义，忽略了其他含义，或是只注意到其常用含义，忽略了其在特殊语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或者是由于选择用词时把握不准确而造成了失误。因此，提高法律术语的翻译质量还有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由于法律语言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他语体的翻译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适用于法律翻译。法律翻译需要适合其自身专业特点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和其他文体的翻译一样，法律翻译的基本要求也是“准确”，但是对“准确”度的要求更高。法律翻译中的“准确”是指尽最大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所有法律信息，译文所传递的法律信息没有遗漏、添加和歧义，客观上不令译文读者产生误解和困惑，并且保持法律文本的语言特点。但是任何法律翻译都面临由于不同法律制度所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这使得译文准确地反映原法律文本的信息并非易事，如果译者在法律术语翻译中充分考虑以下几个原则，就可以使译文最大程度和原文保持一致。二、法律术语翻译的原则
1.法律术语翻译的公正性。法律的最重要准则是公正性，因此法律翻译也必须体现这一原则。法律英语是以英语共同语为基础，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因此，在法律英语中不仅有众多的具有法律专门意义的特殊词汇，而且由于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令或契约等法律文书所表述的内容必须准确、严密、客观和规范，不容许丝毫的引伸、推理或抒发和表达感情，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考虑其属于法律范畴的义项。因此译文的语言必须反映出目标语中法律语言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但在句子结构上毕竟还有相同点，大体上都具有是“主、谓、宾”的基本框架。只要英语句子可以按其原有的成分排列顺序转换成结构大体相同的汉语句子，翻译时就应当照办，而不能随意偏离翻译的基本原则，把翻译当作释义。例如一些法规将“但是”翻译成“but”或者“however”，这样的翻译不符合法律英语的特点，应该改译成更符合法律英语语体的“providedthat”。另外，有些日常用语在法律语境下失去了原来的民族共同语义项，甚至与民族共同语义项大相径庭。
2.法律术语翻译的一致性。译文在词汇的选择和表达形式上都必须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译文只有符合目标语法律语言的词汇特征，才能在目标语的读者面前像原文本的读者一样保持法律的庄严和权威性。对于英文原法律文本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形式的翻译，由于英汉语言的区别，并不是每一个在意义上有细微差别的英语同义词或近义词都有相应的汉语对等词汇，因此，并没有必要把原文中的每一个同义词和近义词都翻译出来。法律语言间词语使用的一致性，必须由使用法律语言的双方认可，而且不像日常生活或自然科学中词语的使用容易达到相同的理解。总的来说，人们并不需要追求完全等同的词语，应该基于法律体系的框架寻找近似的词语，这需要翻译者做出词语合适性的至关重要的判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语都能根据字面意义直接翻译成目标语，如果贸然直译原法律文本中的词汇，而译文表达的法律概念却在目标法律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标法律体系的某个法律表达吻合但却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目标法律文本读者对译文产生困惑和误解。解决这类问题的出路在于认真理解原法律文本术语内在的法律含义，用目标文本中带有相同法律含义的法律术语翻译。
3.法律术语翻译的创新性。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事物的产生要求用新的法律术语来表达。在汹涌的全球化和新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原有的常规字词已经不能确切表达许多最新发生的社会法律现象，因而法律英语中生成大量新的词汇。新词的形成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复合法、派生法、字义转换、文法功能引申、缩略法、造新词等。新词的制造大部分出于新闻媒体记者的生花妙笔，少部分则出自学者专家的巧思，通过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正式成为“新词”。对于发展的事物，可以采用已有的民族共同语但给其赋予新的法律含义，如“计划生育”、“引渡”等；对于由于法律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新的法律概念可以借用外来语。但是创造新的法律术语必须谨慎，最好由法律翻译权威机构制定统一的标准，以使新的法律术语的表达统一而规范。
三、法律术语翻译的方法
专门的法律术语是法律英语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精确的翻译法律术语是必需的。首先，正确理解原词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专门术语的作用在于以最简洁的词或词组叙述一项普遍接受的复杂的法律概念、学说，或法则，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较简洁的语言相互交流沟通，因此词的内在意义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复杂得多。译者如果单就字面意义直译，或望文生义，就无法将词的真正含义正确完整的表达出来。而且，词的意义常随上下文而变动。其次，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英语和汉语中的法律术语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义与效果，不可随便改变形式。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词源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误导读者，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同时，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英美法中许多术语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规范在本国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无对等或接近的对等语，遇到此种情形，译者不妨通过对原词的意义与内涵作正确理解后将之译为非法律专业用语的中性词以免发生混淆。与此同时，英美法中有许多术语，虽有特定的意思，却无明确的定义，其适用范围也无清晰的界定，因而其确切含义不明确。法律及合同中的含混词目的在于保持条文执行或履行时的灵活性。日后如果发生争执，其最终解释权属于法院，译者无权对此作任何解释或澄清。因此，译者在法律功能对等的前提下，对含混词应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以模糊对模糊。相反的，对于含义明确的原词则应确切翻译，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模糊。总之，要实现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译文必须符合法律术语的特征和目标文本的语言习惯，并且在法律内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参考文献：
1.赵宝河.法律语言的语言特征［J］.池州师专学报，2005（2）
2.熊松.英语法律文书的文体特征及翻译要领［J］.贵州民族学院学报，2005（3）
摘要：法律术语是法律语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对法律术语的词源进行探究并提出相应的翻译技巧。
关键词：法律术语词源翻译技巧法律语言翻译
一、引言
随着民主法治进程的加快和国际交往的日益频繁,我国必然需要借鉴其他法制较完善的国家的立法经验,适时地援引国际法律活动中经常使用的法律术语(如“破产”“、版权”“、专利”“、法人”等)。对国外法律文本的翻译,首先必须把握好法律术语的准确概念及其恰当的定名。
从一般意义上来说,法律语言(legallanguage或thelanguageoflaw)是“指人们在立法、司法实践中所使用的语言。它是因交际功能而形成的全民语言的变体或支脉”。法律语言承载着法律的力量,是法律意志的载体。法律语言的这种权力表象,再加上它是人们了解法律的唯一途径,使法言法语显得威严神秘,令人顶礼膜拜。从语言学的角度来看,法律语言就如同医学用语、科技用语一样属于一种文体变体(style),更确切地说是一种语域变体(register),是一种行业语(professionaljargon)。法律语言“主要由法律术语、法律工作常用词语和民族共同语中的其他基本词和非基本词构成,而法律术语是其中的重要词汇成员”。因此,在翻译法律文本这一特定目的文本(special-purposetexts)的过程中,必须首先解决法律术语的翻译问题。
二、法律术语的词源特征
法律术语在法律语言体系中的地位表明其翻译准确程度直接决定了整个法律文本的翻译质量。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转换和语言转换同时进行的双重工作。任何法律翻译工作几乎都无可避免地涉及不同法律制度下的法律概念所产生的功能性差异。因此,要使译入语精确地表达源语的真正内涵,达到法律翻译的严谨,就必须掌握源语和译入语词源的主要特征。
关于法律英语的定义,一种较普遍的并具有较大包容性的观点认为,凡涉及到法律领域的英语,包括词汇、短语、习惯用语、句子结构等都是法律英语。“法律英语主要是指普通法国家(common-lawcountries)的律师、法官、法学工作者所用的习惯用语和专业语言(customarylanguage),它包括某些词汇、短语、或特定的表达方式(modeofexpression)”的观点也为英美法学界所公认。
由于法律英语主要反映的是普通法国家的法律文化,因此在英汉互译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基本法律框架、法律制度及法律概念等方面的差异。但是,只要对英汉法律术语的词源特征进行探究,就会发现两者存在诸多共同之处。
(一)借用外来词
从法律英语发展的历史来看,外来词,特别是法语和拉丁语单词构成了其词汇来源的最主要渠道。由于英语法律词汇的贫乏和方便表达的需要,很多法律术语是从法语中借鉴甚至全盘接收过来的。例如:voirdire(对陪审员预先审查),saisie(查封、扣押),questionnaire(调查表),estoppel(禁止反言)等。中古英语时期及随后的文艺复兴时期,随着拉丁文的涌入,大量源自拉丁文的法律术语产生并发展起来,如Inpersonam(对人的、属人的),Inrem(对物的),Resjudicata(既决事项、一事不再理、定案)等等。
(二)沿用旧的法律术语
作为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交流工具,语言的一些基本符号从古至今一直被沿用着。古英语词汇在现代英语中所剩不多,但在法律英语中却常有出现。如witnesseth(此证),writ(文书,正式文件,书面命令)。虽然这类古词语不可避免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大众,却可以使法律公文更加简练、庄重。法律英语除了在构词上沿用一些古体语以外,还继承了许多旧的法律术语。如exile(流放),summons(传票)等。同样,我国法律文书中也使用一些文言虚词,常见的有“兹”“,本”“,上述”等,使行文凝练,端雅。在法律条文中也沿用了诸如“自首”“,诉状”“,大赦”等法律术语。由于这些旧的法律术语在长期司法实践中已形成了特定含义,没必要舍近求远重新创造新的法律术语。
(三)扩大或缩小民族共同语一般词汇的含义范围
这类术语一般具有多义性,虽然从词性上看都是常用词,但在不同的语域中有截然不同的意思。如appeal的一般词义是“恳求、呼吁”,而作为法律术语即“上诉”,complaint的一般词义是“抱怨”,作为法律术语意为“、控告、原告”;又如汉语中“告诉”一词,在成为法律术语之后既改变了原来的语音形式,又改变了原来的词义。这类词使用频率高,构成了法律术语的主体。
(四)从相关领域中创造新的法律术语
随着社会生活的飞速发展,法律关系调整的范围日益扩大,门类划分日趋细密,一些新兴的法律分支学科和边缘学科应运而生。相关领域内的术语也进入到法律术语的范畴。例如:documentarycredit(跟单信用证)源自金融学,archipelagicwaters(群岛水域)来自于地理学,monogamy(一夫一妻制)源自人口学等。另外,由于目前存在的许多社会现象在以前闻所未闻
,已非原有的常规词汇所能确切表达,因而生成大量新词(Neologism),从而使法律术语的内容更加丰富。例如cybercrime(网络犯罪),riotact(反暴乱法),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等。
三、法律术语的翻译技巧
法律术语所表达的是国家法律制度有的事物、关系、行为和程序,而每一法律制度又是不同历史、文化习俗及社会经济的产物,有自身的概念体系和知识结构。法律术语意义的确定受特定语言的制约,也受法律文化的影响。从以上对英汉法律术语词源的分析可以看出两者在演变过程中具有近似的发展轨迹,但法律术语的一致性必须由使用法律语言的双方认可,而且不像自然科学中的术语那样容易达到相同的理解。一般来说,译者应当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源语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引起歧义或法律解释上的争议。
然而,在法律翻译的过程中,译者发现在将源语转化成译入语时有些领域能很好地对应,但有些却不对应,这意味着源语文化中有某些因素在译入语文化中是不存在的,对这些因素的语言表达在译入语中是“空缺(gap)”或“空白(void)”的。这是因为“所有法律制度都包含了一些术语,这部分术语在别的法律制度或法系中没有对应词”。法律术语翻译面临的最大问题通常也就是无法在译入语中找到相对应的词汇。这时如果逐字硬译,往往会出现看似准确贴切,实则貌合神离的“假等词”。正如将“Oil-PollutionLaw”译成“油污染法”就容易引起误解,实际上正确的译法应当是“油污染防治法”。
用精确的术语表达明晰的概念,是法律语言最重要的特点和最基本的要求。准确性作为法律语言的灵魂,要求法律翻译不仅应当实现源语和译入语在语言功能上的对等,还要求两者在法律上所起的作用和效果是相同的,即法律功能上的对等。要达到这一目标,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可采取如下技巧:
(一)扩大或缩小词义范围(LexicalExpansionorNarrowness)
面对法律术语的译入语和源语在意义范围上的不一致,译者可以通过适当扩充或缩小词义来达到两者在概念上的相对应。例如,在翻译“indictment”和“complaint”时,汉语中“诉状”这一术语并未区分刑事与民事诉讼,其含义明显比这两个英语法律术语的内涵范围大。这时如果根据其各自的实际意义分别译为“刑事公诉状”和“民事状或刑事自诉状”,实际上就是采用了缩小译入语词义范围的做法。
(二)释义(Paraphrase)
释义是指舍弃源语中的具体形象,直接用译入语将其意图内涵表达出来。在翻译一些具有鲜明国家或民族特色的法律术语时,如果直译不能使译入语读者明白,加注又使译文冗长繁琐时,就可采用释义法。它既可使法律译本简练,又不损害对源语信息的表达,是解决缺少确切对等词的一个有效方法。例如,在翻译“quietpossession”时,如果按字面理解译为“安静占有”,就会带来理解上的困难。实际上,在法律文本中,该术语表示“不受干扰的占有使用”。又如“PowerofAttorney”一词,看来似乎意为“律师的权力”,其实指“授权委托书”。在采用释义法时,译者必须准确把握源语的实质含义,以免造成误译。同样,在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带有明显时代烙印并颇具中国特色的术语,例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82条中出现的“劳动教养”在英语中就无法找到有相同内涵的对等词,目前较通用的做法是译为“reformthroughlabour”。在相关行政规章中频繁出现的“挂职干部”一词也只能采取释义的方法,即“cadreservinginalowerlevelunitforaperiodwhileretaininghispositioninthepreviousunit”。
(三)创造新词(Neologism)
对法律术语词源的分析表明创造新词也应当成为一种有效的法律术语翻译技巧。实际上,Sarcevic已经归纳了三种创造新词的途径:给普通语言中或其他专业领域中现有的术语赋予法律涵义,使用别的法律制度中现有的术语或者创造新的术语。
由于许多法律术语不是专门创造的,而是由全民族共同语的原始词义外延缩小从日常生活转用到了法律方面形成的,即在原来含有一般词义的旧词基础上赋予其表示法律概念的新义,因此对此类词的翻译就属于Sarcevie归纳的第一种创造新词的方法。例如日常生活用词box表示“盒,箱”之义,现已具有法律涵义,成为法律术语,表示“证人席,陪审席”。
使用别的法律制度中已有的术语直译对等词,在法律领域很常见。例如,把“Queen''''sCounsel(Q.C.)”译为“(女皇)御用大律师”,把“ChanceryDivision”译为“衡平法法院;大法官法庭”就使用了直译对等词。由于所处法律体系和法律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法律制度中没有“御用大律师”、“衡平法法院”这些概念,所以直译对等词是创造新词的一种形式。
(四)转换词性(Conversion)
许多法律术语的词源通过扩大或缩小民族共同语词义范围的方式实现。实际上,在法律术语翻译中也存在词性转化的现象。例如,作为法律术语的“不能犯”“、不作为”不再像民族共同语中一样作为动词词组,在句子中充当谓语而是具有动词功能的法律概念,在句中常常充当主语和宾语,而不能充当谓语。因此可以译为“forbearance”。英语中也存在这种现象。例如:在
“notproven”的结构中,not是副词,proven是由动词prove转化而来的过去分词,具有形容词的功能,意思是“未证实的”,作为法律专业术语,它已名词化,从而可以译为“证据不足”。
法律文本的翻译是一种以译者为主导的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交际过程,也是译者在既定框架内创新的主动思维过程。要使法律术语的译入语在准确传达源语立法本义的前提下保持法律文本的语言风格,译者不仅要熟悉相关法律体系、法律制度和法律文化,掌握主要的翻译技巧,还应当遵循法律术语翻译的一致性和连贯性原则,这是由法律语言体现权威所决定的。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不仅体现在某一部法律法规之中,而且还体现在不同的法律法规之间。因此在翻译时,译者应当注意保持这种一致性和连贯性。如果源语法律术语的内涵没有发生变化,所选用的译入语一旦确定,就应当严格保持前后一致。否则,即使是选用了意义极为相近的译法,也可能会引起误解。
四、结语
法律术语具有特定的内涵、适用对象和范围,是最正式、最规范的法律语言。法律术语的词源对源语和译入语的转化具有重要的影响。因此,在法律术语的翻译过程中要适当考虑源语的词源,灵活运用各种翻译技巧,从而满足法律文本翻译的严格要求。
参考文献
[1]何主宇主编.最新法律专业英语[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5
[2]陈庆柏.涉外经济法律英语[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4
作者：张磊 单位：华东政法大学
诉请被驳回后，该案被允许直接上诉至南非，南非认为，该国宪法要求政府有义务考虑来自那些遭受别国国际不法行为损害的公民提出的外交保护请求，并且对这些请求做出适当处理。其他类似案例也经常被援引。还有的学者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个人越来越多地控诉自己的国家没有为他们实施外交保护。与早先驳回所有诉请不同，今天的法院已经开始对行政决定进行司法审查。实施外交保护的义务可以在国内司法系统中找到。德国、瑞士、英国和南非的法庭都从本国法律中找到或演化出这种义务，他们的结论仍然是外交保护作为斟酌权的性质正在改变。然而，笔者认为，这样的理由存在诸多漏洞:1．保护的义务并不等同于外交保护的义务。如果仔细阅读上述所援引的这些国家的法律条文，包括我国《宪法》第五十条和第八十九条，我们不难发现，这些条文只要求国家保护海外国民，并没有明确要求国家必须采取外交保护的方式。很显然，外交保护并不是国家保护海外国民的唯一方式。2．国内法上的义务并不等同于国际法义务。退一步讲，上述论据最多只能证明这种保护义务是该国国内法上的义务。在外交保护领域，我们要区分国际法义务与国内法义务。外交保护是一项国际法领域内的法律制度，所以，我们讲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是就国际法层面而言的。外交保护的法律性质不因国内法的规定而改变，这种国际法与国内法并行不悖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在美国，要成为有对外效力的美国公民，在美国出生或者入籍是必须条件，但要成某个州的公民只需在那里居住即可。所以“州公民”在国际法上可能不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对“州公民”的法律义务也只是国内法层面的。3．国内法的趋同并不能等同于国际法规范。再退一步讲，即使大多数国家国内法都规定国家有外交保护的义务，那么这种趋同也不必然导致一项新的国际法规范。首先，由于目前关于外交保护并不存在国际条约，因此，国家义务论没有条约依据。其次，国内法的趋同也尚未构成国际习惯。国际法委员会特别报告员约翰•杜加尔德(JohnDugard)在提交国际法委员会的《关于外交保护的第七次报告》中曾经建议将外交保护界定为国家的义务。但没有被各国所采纳。正如奥地利的政府意见所言，在制定《草案》的过程中，各国对外交保护是国家权利几乎都不持异议。这些都足以证明国际习惯所要求的心理要素尚未成立。再次，国内法的趋同也尚不构成《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所谓的“一般法律原则”。国际法院尚未在任何判例中将国家实施外交保护的义务论作为一般法律原则加以运用。事实上，一般法律原则并不是一项独立的国际法渊源，因为《国际法院规约》第三十八条将其限定在“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所谓“为文明各国所承认者”，就是指经过国家的同意。正如劳特派特(HerschLauterpacht)所分析，这种同意的表达方式有两种———明示同意和默示同意。前者构成国际条约，后者构成国际习惯。因此，无论采取哪种途径获取国家的同意，所谓一般法律原则都难以避免地成为国际条约或国际习惯。
部分学者提出，外交保护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人权，国家既是权力和权利的主体，也是责任和义务的主体。作为保护人权的重要手段，外交保护已是国家的责任。另一部分学者从国家职能的角度也得出相同的结论，即外交保护作为政府职能，即保护人权，是国家核心本质的必然结果。所以，国家理所当然地有义务对个人实施外交保护。然而，笔者认为上述观点并不一定正确。国际社会既强调保护人权，也强调法治精神在强调保护人权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在朝着法治化的方向前进。法治化意味着国际法自身的发展更加谨慎，然而，人权保护理论在很多方面还不成熟，各国存在分歧。如果简单地以模糊或有争议的理论来改变一项存续百年的制度，这似乎是武断的，与法治化背道而驰的。外交保护并不一定总是保护国民的最优选择有的学者认为，从人权保护角度来看，将外交保护定性为国家义务会更有利于保护海外公民的权益。然而，现实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联合国大会2005年通过了《世界首脑会议成果》，它指出人权保护可以通过许多不同的途径得到实现。至于哪一种程序或补救办法最有可能实现有效保护的目标，这取决于每个案件的具体情况，所以，外交保护不是唯一的选项。事实上，外交保护也不一定是最优选择。外交保护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因此，国际法才要求首先用尽当地救济，要求用尽当地救济最有力的理由就是它使国家间的友好关系不致因为众多细小争端而受到威胁。所以，不应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求国家必须实施外交保护。另一方面，外交保护还涉及一个成本问题。如果其他方式能够用更小的成本取得与外交保护一样的效果，那么就没有理由将外交保护作为国家的义务。例如，领事保护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它实施条件简单，不要求等到实际损害业已发生，不要求首先用尽当地救济，不会引发国家之间的激烈对抗。将外交保护规定为国家的义务缺乏可操作性首先，假如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世界上的一些强国将不幸地沦为一些个人营私的工具。个人完全有可能通过变更国籍或者获取多重国籍的方式来驱使一个或几个强大的国家来保护自己的私人利益，而国家却对这种裸的“利用”无法拒绝。这一缺陷的最大受益者很可能就是跨国公司。在新时代，跨国公司国籍中的效忠义务正在逐渐淡化，他们第一效忠的是利润，而不是个人雇员或者他们从事商业活动的地方或者国家。其次，国际争端是纷繁复杂的，国家需要斟酌来应付种种不确定的因素，传统外交保护制度就是按照这个思路来设计的。
例如，国籍持续原则是外交保护条件之一。该原则要求个人在从发生损害之日到保护国正式实施外交保护之日持续具有保护国国籍。换言之，即使个人在保护国实施外交保护之后不再具有保护国国籍，外交保护可以继续，也可以被终止，这取决于保护国的态度，因为外交保护是国家的权利。然而，假使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在上述情况下，国家就不得不继续保护一个“外国人”。这无疑是尴尬的。再次，假如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那么不实施外交保护的国家就要承担国际法上的国家责任。那这种国家责任该如何追究，目前尚无有效的国际法途径。即使《欧洲人权公约》可以对千百万欧洲人提供救济办法，但很难说《美洲人权公约》或《非洲人权和人民权利》也取得了同样的成功。此外，世界人口多数都在亚洲，但亚洲却至今尚无一项区域性人权公约。即使可以追究，这种问责制度也还有很多限制条件需要明确，否则，国家将因为种种琐事而疲于应诉。国际法人本化思潮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外交保护的法律性质已经转变为国家的义务。各国国内法的趋同与国际法规范的产生之间并没有必然联系，因此，这不能成为外交保护性质变化的依据。即使从保护人权的角度提出外交保护是国家的义务，在必要性和可行性方面都存在值得质疑的地方。事实上，保护人权并不一定要给增加义务;给予斟酌的余地也并不等于不保护人权。所以，综上所述，外交保护仍然是国家的权利。
完善园内设施设备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旅游园应立足于“全心全意为游客服务”和“以人为本”的原则进行院内公共设施的建造，要以游客的舒适和方便为改造的第一要素，重点改造院内的公共厕所，设立专为社会特殊人群准备的公共厕所和其他设施，如为残疾人设置的专用通道等，派专人定时进行清扫、维护。真正实现景区的以人为本，体现人文关怀。与此同时，要加强园区的可进入性，景区的可进入性是衡量景区质量的重要标准之一，也是旅游者实现旅游活动的大前提［2］。提供园区内的公共交通设施（园区的观光游览车），以提高游客游览的速度，扩大园区的环境容量。使更多的游客可以观光游览。加大宣传促销力度在宣传方面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旅游园应利用哈尔滨市作为全国旅游重点城市及哈洽会、冰雪机等国内外知名的旅游、贸易盛会的影响，吸引广大游客。尝试与大型旅行社合作，将园区作为常年的旅游定点景区；与省、市摄影协会合作，将园区作为拍摄基地；与大型影楼合作，作为新婚伴侣婚庆摄影的特定场所；通过与电视台合作，作为观众喜闻乐见、收视率高的电视节目的帕涉外境地，所有这些都将充分展现园区的风采。通过面向社会各个团体、单位、个人承办多种形式的联谊会、商务会使园区更贴近生活、贴近百姓。并通过报纸、电视、信息会、网上信息等多种方式向社会各界广泛宣传园区的旅游特色，树立园区在哈尔滨人心中的美好形象，使园区成为闻名遐迩，令人心驰神往的旅游胜地，铸就哈尔滨形象的新标志。在促销方式方面，可以对在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旅游园消费一定金额的游客和旅行社实行返代金券活动，提高游客的重游率；实行灵活的票价和票制，淡旺季浮动价格，淡季时在门票、食宿等方面进行让价，以缩小淡季带来的游客数减少的影响，旺季可适当提高价格，这样还可以使游客的数量在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旅游园的环境容量范围内，使景区的生态得到保护。提升科技支撑能力紧跟国际农业科技园区发展的前沿，通过广泛开展科技合作，拓宽研究领域，增强创新能力，引进国内外高新技术、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新成果。同时，大力引进人才，加强科研后劲，是园区在农业高新技术方面保持先进性、后续性。保持以往的各种观光元的优势，即使完善园区创意，通过具有特色的梨花节、南瓜节使游客感到新奇，体味大自然赋予的恩惠。充分利用智能化温室、日光节能温室、组培实验室等先进设施条件，开展生物技术、设施农业、绿色农业、节水农业、精品农业、农产品加工等多方面的创新和展示。控制园区环境容量环境容量：一个旅游区所能容纳的游客人数并不是没有极限，如果游客过多，将会对旅游区的生态环境造成毁灭性的破坏，即旅游区容纳游客人数存在一个极限值，通常，用环境容量表示，指每一个游客在其游览时间内有一合理面积。用公式表示为［3］：C＝（A／A0）×D式中：C—日环境容量（人次）；A—可游览面积（m3）；A0—单位规模指标，即每位游客占用的合理面积（m3）；D—周转率，D＝每日开放时间÷游完全程所需时间。在我国，自然风景区中每位游客所需最小活动面积（A0）为20m3。据调查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旅游园可游面积（A）为200000m2，每日开放时间为8h，游客游完全程所需时间为5h，所以日环境容量为16000人次，年环境容量为584000人次。环境容量的确定，为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旅游园的管理提供了最直接的管理目标，科技园管理者可根据环境容量值在不同的季节、不同的时间，针对不同的旅游活动制定和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以实现科技园对游客的科学化管理［5］。
从员工的建设方面着手
提高管理人员素质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旅游园要实现真正的“人性化、专业化、国际化”并取得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就必须有一批高素质的专业人才。农业科技园的管理集合了许多学科的知识，必须要高度重视专业人才的引进和培训，以适应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旅游园的发展的需要。应做到先培训再上岗，培养一批懂管理、懂促销、懂法律、懂保护、高素质的专业人才队伍。同时要采用适当员工激励手段，包括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以激发员工的潜力［4］。强化员工队伍建设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旅游园要从以下方面强化员工队伍建设：一是要强化员工的安全意识，保障游客的安全是员工提供良好服务的前提。要对员工定期进行安全教育，使员工培养良好的安全意识。二是从园区的形象建设上，树立员工的服务观，在园区建设不同的发展阶段，提出不同的要求和目标，进行主题教育。主题教育的目的是引导员工确立科学的思想和正确的导向，使员工真正意识到，园区的高档次设施只是吸引游客的一面，更重要的是靠人的素质和优质的服务去赢得游客。三是从园区的发展上，注重员工职业技能的提高［6］。对在岗职工进行有计划的专业讲解、植物栽培等技能培训，有组织、有层次地进行动植物科研课题立项攻关，定期成果。使员工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才能，不断创出佳绩，为园区发展注入了生机和活力。黑龙江省农业科技旅游园的员工必须从思想观念上跟上新形势，不断提高业务素质和敬业精神，树立先进的管理理念，体现“以人为本”的思想，树立“服务第一、游客至上”的意识，全心全意为游客服务、为市民服务。
旅游工艺品设计理念应该富含浓重的文化色彩，当下流行重金属、环保、绿色等时尚潮流名词，我们在设计理念中可以充分把握地域文化与艺术旅游间的特点，这样引入的具有新的设计理念能够吸引广大消费者的需要。
2.运用少数民族很多流传至今的工艺制作方法
通过少数民族当地人们的精美制作，创作出天然手工的旅游工艺品。这种工艺品往往价值连城，因为纯手工工艺制作与加工的旅游工艺品，往往精美无比，不仅象征着少数民族的文化特色，更加代表着一种软文化的积淀与传承，比如云南省许多少数民族地区有着自己独特的工艺品制作，这些工艺品具有久远、深厚的历史文化传统烙印，如新华民族村白族的铜银工艺品制作和其他各族制作的精美手工艺品（佛像、佛盒、饰品等）。
3.充分把握用户体验来设计旅游工艺品
其实在游客购买工艺品的时候，往往好奇于此类产品的材质以及设计理念与生产过程，那么可以让消费者参与制作过程，真正体验制作的快乐，从中感受到少数民族文化气息与工艺品制作相结合的神秘魅力。越是古老的民族文化越吸引人，对于游客来说一旦工艺品上面与传统古老的少数民族文化相结合，那么此类型的工艺品就会收到广大旅游者们的青睐，如传统的傣族泼水节，彝族火把节，白族三月街，景颇族的木瑙纵歌节，摩梭人的走婚制度等文化对于汉族人们而言，远古而神秘，只要生产一些与此类文化相关联的工艺品，那么游客便会争相购买。一些象征着少数民族文化的传统工艺品往往在旅游市场上占据着不可估量的地位。将这些乐器或者武器当做工艺品来销售，能够得到意想不到的市场效益。如白族霸王鞭，傣族的葫芦丝，拉祜族的芦笙舞，彝族大三弦和《阿诗玛》的传说等。
4.少数民族工艺品材质的开发
论文关健词:公司捐赠公司社会责任激励约束
(一)公司捐赠的理论基础:公司的社会责任
公司捐赠是指公司对非公司经营业的社会事业捐献资金、实物、无形资产的行为，其理论基础是公司应该承担社会责任。
公司的社会责任是随着公司法理论的发展而提出的。传统的公司法理念认为公司存在的惟一目的就是为股东营利，公司管理人只对股东有相当于受托人的责任，公司的管理人员仅仅对股东的利益负责。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社会问题的逐渐增多，如环境污染、贫富差距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公司不仅仅是一个营利性实体，同时也是社会的一员，公司除了谋求股东的最大利益外，还应注意社会整体的利益，以尽其社会责任。主张公司应负社会责任者，还提出了以下理由:(1)现代社会对公司组织的期待已由纯粹的经济组织转变为兼具社会使命的组织。因此，公司应调整其角色，负起社会责任，否则可能危及公司存在的合法性。(2)公司追求的“利润最大化”应从过去的短期目标更改为对长期目标的追求。因此，公司应当履行社会责任，改善公司所处的社会环境，从而有利于公司长期利益的实现。(3)社会上的很多问题是由公司所直接造成的，如环境污染，公司有义务帮助社会处理这些问题。(4)公司本身拥有很多资源可供解决社会问题。(5)公司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提升自身形象，从而有利于公司的发展川。
目前，由公司担负起部分社会责任，从而调和公司利益与社会利益，已是公司法发展的一大趋势。根据美国法学研究院1984年制定的“公司治理原则:分析与建议”第2.01条的规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范畴按强制性的不同可分为三个层次:(1)强制性责任。公司同自然人一样，必须遵守法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活动。(2)道义性责任。可以适当考虑与公司经营中执行社会责任相符的伦理因素。(3)劝导性责任。可以基于公共福利、人道主义、教育和慈善的目的，从事合理的捐赠。根据这一分类标准，公司捐赠是属于公司社会责任的一种，但它只是一种劝导性责任，具有单方性和自愿性的特点。因此，只能通过一些制度性安排与激励机制来劝导公司承担，而不能强制其承担。
(二)公司捐赠的法律激励
公司捐赠的主体，通常为一些有经济实力的大型公司，其捐赠的对象通常为一些公益机构(如红十字会、孤儿院)，社会弱势群体协会(如残联)，公益性的“社会工程”(如希望工程).以及由于特定不可抗力引起的灾难群体(如洪灾地区群众)，这些捐赠行为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政府的压力。因此，很多国家和地区的法律规定了一系列制度和措施来鼓励公司进行捐赠。
1.确认公司捐赠的合法性、有权性。公司的本质特征是其营利性，而公司捐赠行为并不能直接为公司带来利润，也不能使股东获得股利。因此，首先要从制度上确认公司捐赠行为是否属于超出“登记范围，的越权行为，是否与其营利性的本质相违背，公司经营者是否有权就公司资产做出捐赠决定。
美国是较早对公司捐赠进行法律调整的国家之一。公司捐赠的合法性和有权性在美国也经历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间。早期的司法判例认为公司的目的就在于谋取“最大利益”，因此公司的任何行为(包括公益行为)都不得与之相抵触，否则即为违法。在1919年著名的“道济诉福特汽车公司”(DodgeVFordMotorCo.)案中，福特汽车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HenrvFord在少数股东反对下，运用其权力，保留部分公司股利扩厂增产，以便降低汽车价格，使美国大众得到优惠。法院认为“商事公司是为使股东获利而成立并存续的，董事只能为此目的行使权利，其自由裁量权也只限于选择为达到该目的的方式而已，董事不得改变这一目的。”本案中，"Ford先生之构想固然可敬，但不应慷他人(股东)之慨，因为公司毕竟不是慈善机构。”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这一传统观念在20世纪中叶已经改变。1953年的“史密斯公司诉巴楼，(APSmith11-lanufacturingCo.VBarlow)案中，该公司捐给普林斯敦大学1500美元，公司股东以捐款行为是越权行为而提讼。公司管理人员认为该捐款有利于改善公司环境，提高公司形象，社会大众也对此类“社会性‘’的捐款行为有所期待，因此该捐款行为并非越权行为。法院最终判决支持该公司的捐款行为，认为该捐款行为有助于公司目的的实现，是公司的隐含权限。另外，公司对私人学术机构在合理范围内的捐赠，对于公司所处的“民主制度”及“自由企业经济”的维持，至为重要，因此其捐款行为可认为已被正当化，应不构成越权行为。
现代的美国案例更进一步抛弃前述值接利益.，的测试标准，直接允许商业公司为公共福抵、人道、教育或慈善等目的使用公司资源。其转变的理由，主要认为维持健全的社会制度，当然有助于长期的公司目的的达成。美国法律研究院于1984年通过的‘公司治理之原则:分析与建议”第2.01条规定:“商业公司从事商业行为，应以提升公司利润与股东利得为目标:惟有下述情形之一者，则不问公司利润与股东利得是否因此提升:……(3)得为公共福抵、人道主义、教育与慈善目的，捐献合理数目之公司资源:”另外，《模范商业公司法》第4条第项规定:“每一公司得为公共福抵、慈善、科学或教育之目的而为捐赠……。
我国在《公司法》中没有明文规定公司有捐赠的权利，只在第14条第1款规定:“公司从事经营活动，必须遵守法律，遵守职业道德，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接受政府和社会公众的监督。”这一规定被认为是我国公司法要求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基础性规定。正如有学者提出的，“强调公司以盈利为目的，并不否定公司的社会责任，公司在追求经济目标的同时，也要考虑整体利益，提高社会效益，不能把追求盈利与社会利益对立起来”闭。此外，我国在《公益事业捐赠法》中明确规定了企业享有捐赠的权利，该法第1条阐明立法宗旨是“为了鼓励捐赠、规范捐赠和受赠行为，保护捐赠人、受赠人和受益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公益事业的发展，，;第2条规定的捐赠主体包括“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由此可见，我国是承认公司捐赠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的。这有助于实现公司的社会责任，符合社会对公司制度的期望。
2.给予公司捐赠以优惠措施。由于公司的捐赠行为客观上能帮助国家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因此各国都给予其一些优惠措施，主要是财政税收方面的优惠。如美国有关慈善捐赠的税收优惠措施规定，捐赠者对公益慈善团体的捐赠，在捐赠者毛所得50%以内的部分可予以扣除;对私人非营业性慈善团体的捐赠，在毛所得20%以内的部分可予以扣除。这些优惠措施能够激励公司向慈善团体进行捐赠，从而促进了教育、科研等各项事业的发展。
我国对公司捐赠主要有以下两类优惠机制:(1)财政税收优惠措施。《公益事业捐赠法》第24条规定“公司和其他企业依照本法的规定捐赠财产用于公益事业，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享受企业所得税方面的优惠。”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的规定，企业所得税实行33%的比例税率，纳税人(金融、保险业除外)用于公益性、救济性的捐赠，在年应纳税额3%以内的部分，准予扣除。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社会力量，通过非营利性的社会团体和国家机关向红十字事业、福利性、非营利性的老年服务机构、农村义务教育、公益性青少年活动场所的捐赠，在缴纳企业所得税前准予全额扣除:(2)其他优惠措施。如《公益事业捐赠法》第8条第3款规定:“对公益事业有突出贡献的自然人、法人或其他组织，由人民政府有关部门予以表彰。”该法第14条还规定:“捐赠人对于捐赠的公益事业丁程项目可以留名纪念;捐赠人单独捐赠的工程项目或者主要由捐赠人出资兴建的工程项目，可以由捐赠人提出工程项目的名称，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批准。”
(三)公司捐赠的法律约束
公司作为社会中的一员.承担社会责任有其合理性，但这不能改变公司作为商事主体所具有的营利性本质特征，因此公司捐赠应以不影响其经营发展以及不损害股东和债权人的利益为前提，这就涉及到公司捐赠的法律约束问题，如公司捐赠的法律基础，由谁来决定公司捐赠，捐赠的数额如何确定，以及在捐赠法律关系中公司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等。
1.公司捐赠的法律基础。如前所述，公司捐赠并不与其营利本质相违背，也没有超越其行为能力。相反，通过公司捐赠，可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促进社会进步，改变人们认为公司惟利是图的观念。因此，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法律对公司捐赠都有明确规定，这些法律规定钩成了公司捐赠行为的法律依据和法矛耘基础
2，公司捐赠的决策主体。公司作为一种社团.是以股东为其成立基础的从理论上讲.股东对其投人公司的资本额享有所有者的资产受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公司捐赠直接关系到股东的资产受益权能否实现的问题.因此应当由股东来决定捐但同时，随着公司发展规模不断扩大，股东人数众多，股权分散，而且在现代公司制度下，股东的所有权与经F7权相分离，在这种情况下，由股东来决定捐赠，成本太高，而且不太现实:有鉴于此，对于由谁来决定捐赠的问题，通常认为，应视公司类型的不司而有所不同;对于有限责任公司，由于其股东人数较少，因此可由股东决定而对于股份有限公司，则应当授权董事决定同时，为防止公司的董事借捐赠之名而谋自己的私利.或借捐赠损害其他股东权利，一般都规定董事在决定捐赠时负有注意义务和忠实义务二董事的注意义务是指董事在决定捐赠时应当合理考虑公司的长期利益和相关的制度激励因素。董事的忠实义务是指公司捐赠不能有董事个人利益的体现，董事不能通过公司捐赠为自身谋利一为保护股东利益.规定股东在特别情况下享有代位诉讼的权利，付董事违反法律和章程进行捐赠的行为予以救济。
3.公司捐赠的对象与数额根据公司捐赠对象的不同，公司捐赠又包括公益捐赠、政治捐赠(也称“政治献金‘)、对宗教团体的捐赠以及对其他人(如明星)的捐赠由于公司捐赠的目的是提升社会福利，因此各国一般都只允许公益捐赠。对于政治献金，为防范钱权交易.一般都加以禁止，因为若“允许公司得为政治日的.将使公司成为一可怕的政治幽灵”而捐赠给宗教团体.大多认为股东之间信仰可;一定一致.为了避免股东间的纠纷，故不宜为之:而公司捐赠给诸如明星等名人，则会导致社会分配不公，形成不良社会风气，因此也不予提倡。我国也采取这一观点，认为捐赠的目的应当是公益性的，《公益事业捐赠法》第3条具体列举了以下公益事业:救助灾害、救济贫困、扶助残疾人等困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的活动;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事业、环境保护、社会公共设施建设;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其他社会公共和福利事业
关于公司捐赠的数额，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但公司是以盈利为目的，因此不应该无限制地进行捐赠，以至影响公司的存续和发展:一般认为公司捐赠数额应当“合理”，与公司的盈利相符:还有人主张对公司捐献额度应当在公司章程中做出限制性规定(包括定额上限和比例上限)，以防董事滥用权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