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01 04:3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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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政府消费支出;PPS抽样;简单随机抽样
一、引言
国民经济核算中，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支出和免费或以较低价格向用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支出。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一起构成总消费，是一国最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增加政府消费支出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手段。中国经济发展存在严重的内需不足问题，必须把立足点放到依靠内需上来。政府首先应加大自身消费支出。政府加大对“三农”的支持力度、增加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增加公共教育投入;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其消费能力;培育成熟的消费环境等，这不仅是满足政府支出的需要，也是对于现实经济运行格局的一种强烈的支持保证。当社会个人与家庭的消费相对不足而没有集中起足够消费力量的格局下，关注政府消费支出，由政府等宏观管理部门主动地、适度地放松对消费支出的限制，是必需的政策选择。
在我国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涉及政府消费核算的主要有三处:一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核算;二是资金流量表实物交易部分;三是收入分配及支出账户。对我国政府消费支出的估计方法进行研究，可以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选择提供一些参考。本文通过对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不等概率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分别抽取15个、10个省市作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分析，同时对两种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二、PPS抽样表述
(一)PPS抽样的基本内涵。不等概率抽样是指在抽取样本前给总体的每一个单元赋予一定的被抽中概率。不等概率抽样分为有放回与不放回两种情况。在有放回的不等概率抽样中，最常用的是按总体单元的规模大小来确定抽选的概率。设总体中第i个单元的规模度量为Mi，总体的总规模度量为M=M，则该单元的抽选概率为Z=，这种不等概率抽样称作按与规模大小成比例的抽样，简称PPS抽样。
(二)PPS抽样实施方法。PPS抽样方法有:累积总和法、拉希里方法、规模累积等距抽选的方法、分裂法等，本文主要采用规模累积等距抽选的方法。
规模累积等距抽选方法的表述:设总体单元数为N，其规模度量分别为M1，M2，…，MN，将规模度量按代码法进行累积，直至M=M。若抽取样本容量为n，则先求等距抽样的间隔K=，然后在1～K之间随机等概率抽取一个数，假设为r，则r所在的单元代码区间相应的单元即为被抽中的单元。以后每隔K个度量值，即r+K，r+2K，r+3K，…，r+(n-1)K等数字所在的单元代码区间的相应单元，即为被抽中的单元。
三、PPS抽样实证分析
选取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直辖市2007年政府消费支出额数据。
(一)总体总量的估计
1、以2007年政府消费支出额作为规模Mi，并进行累计，得表1。(表1)
将M0=M=3824111除以样本量n=15，得抽样间隔K==254940.73。在1～K之间抽一随机数，假设R=175745，处于北京的代码范围，因此北京作为抽中的样本。其余样本代码为:175745+254940.73=430685.73，430685.73+254940.73=685626.46，940567.19，1195507.92，
1450448.65，1705389.38，1960330.11，2215270.84，2470211.57，2725152.3，2980093.03，3235033.76，3489974.49，3744915.22，分别是:河北、辽宁、黑龙江、江苏、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南、广东、海南、贵州、新疆。
2、这15个省市的被抽选概率为Zi=，分别为:北京0.0534，河北0.0514，辽宁0.0303，黑龙江0.0321，江苏0.0912，浙江0.0613，安徽0.0197，江西0.0195，山东0.0967，河南0.0526，湖南0.0359，广东0.0861，海南0.0049，贵州0.0137，新疆0.0240，用这15个样本省市来估计2008年的政府消费支出，采用汉森-赫维茨估计量，得:
==×(++…+)=4505720.155
故，估计推断这31个省市的政府消费支出额为4505720.155百万元。
3、抽样的方差:
()=-
=[(4955307.048-4505720.155)2+
(4268315.491-505720.155)2+…+(4481807.397
-450720.155)2]=5597070249.9182
4、置信度为95%的置信区间为:
±Z，即:
4505720.155±2
=4505720.155±149627.1399
即:4356093.015～4655347.295。2008年这31个省市的实际政府消费支出为4564495百万元，位于置信区间之内。
(二)总体均值的估计
1、==×4505720.155≈145345.8115(百万元)
2、方差的估计式:
()=-=×5597070249.9182≈5824214.6201
所以，总体均值的抽样标准误为:
=2413.3410
3、置信度为95%的置信区间为:
±Z即:
145345.8115±2×2413.3410
即:140519.1295～150172.4935。2008年平均每个省市的实际政府消费支出为147241.7742百万元，位于置信区间之内。
四、简单随机抽样实证分析
简单随机抽样又称纯随机抽样:设有限总体总有N个单元，从中抽取容量为n个单元的样本，使得每一个可能的样本都有相同的概率被抽中。具体应用到本文中的政府消费支出，把这31个省市按1～31排列，在EXCEL中生成一组n=10的随机数:15、30、4、10、8、27、16、9、12、21。即被抽选的省市为:山东、宁夏、山西、江苏、黑龙江、陕西、河南、上海、安徽、海南。
(一)总体均值的估计
1、==y=×(448602+19400+…+22631)=174053.9
即2008年平均每个省市的政府消费支出为174053.9百万元。
2、抽样方差
()=s=(1-)(y-)=×(1-)××217461902374.9=1636810017.88
抽样标准误:=40457.5088
(二)总体总量的估计
=N=31×174053.9=5395670.9
()=N(y)
=31×163680017.88
=1572974427178.44
=
=1254182.7726
五、结论
通过对全国各地区政府消费支出的PPS抽样估计，2008年全国各地区政府消费支出位于置信区间之内，并且通过PPS抽样和简单随机抽样的实证分析对比，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出，不论是总量估计还是均值估计，PPS抽样的方差都要小于简单随机抽样的方差，PPS抽样要明显优于简单随机抽样。由此可见，不等概率抽样虽然在实施方面较简单随机抽样复杂，但是对差异总体较大的总体单元进行抽样估计会更为精确有效。
主要参考文献:
[1]倪佳勋.抽样调查[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金勇进，蒋妍，李序颖.抽样技术[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3]陈彩虹.政府消费支出与扩大内需[J].财政研究，1999.8.
[4]顾莉洁.不等概率抽样中若干方法的比较[D].苏州大学，2003.
摘 要 国内外对于农民消费支出问题研究有很多，本文主要基于需求层次理论视角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分析研究。许多学者认为影响农村居民消费支出的主要因素是收入，他们研究成果的理论借鉴为农民消费支出问题研究提供了有利的支撑。本文通过对辽宁地区农民收入调查结果，基于需求层次理论视角下对农民消费支出问题做一个探讨，把不同收入类型的农民对应不同的需求层次。
关键词 农民 消费支出 需求层次
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也称作“基本需求层次理论”，由亚伯拉罕•马斯洛于1943年在《人类激励理论》论文中所提出，他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排列。
本研究为了更全面的了解农村居民不同收入层次，对辽宁省部分农民的收入消费支出情况做了入户调查，并设计了入户调查问卷。在问卷设计中，在农户抽样上考虑尽可能覆盖全面不同收入的农户。本研究在辽宁省共调查300个农户，共发放调查问卷300份，有效问卷290份，问卷有效率为96.7%。通过对300户农户的调查中把家庭收入分为3万元以下、3-5万元、5-10万元、10万元以上四个部分，不同收入的农户对消费支出的理解不同，需求层次也表现出很大的不同。
生理需求是人类维持自身生存的最基本要求，包括对以下事物的需求：呼吸，水，食物等，生理需要是推动人们行动最首要的动力。安全需求是人类要求对以下事物的需求：人身安全，健康保障，资源所有性，财产所有性等。马斯洛认为，只有这些最基本的需要满足到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程度后，其他的需要才能成为新的激励因素。现在社会中大多数农民在这两个层次的需求都得到满足，吃的饱穿得暖，生活和谐是人们最基础的生存条件。在调查过程中，不同收入的农民对这两个层次的需求差异表现不明显。社交需求包括友情、交情等，人人都希望得到相互的关系和照顾，在调查中发现家庭收入四个部分对这个层次需求程度不同，家庭收入10万元以上的农户社交活动相对频繁，而家庭收入3万元以下的农户相对社交活动较少，这些社交活动中涉及的消费支出包括休闲娱乐、人情往来等。总体而言，不同家庭收入农户在这三个层次的需求中表现出的消费支出差异不是很明显，因为现阶段农村居民的消费领域仍较为狭窄，这三个层次的消费需求都是生活最基本的消费支出方面，所以为了做进一步研究，我们要继续分析其它两个需求层次。
尊重需求包括有能力、有信心的个人尊重，也包括有地位，有自信，收到别人的尊重。在调查结果中显示。家庭收入越多的农户在尊重需求方面表现的越明显，收入10万元以上的农户在分配消费支出时帮助其他农户一起致富，或者购买私家车，修建更好的房屋，担任领导干部等，这类农户希望自己有稳定的社会地位，要求个人的能力和成就得到社会的承认。当然，收入相对较少的其它三类农户更多的消费支出表现在购买食品，家庭设备，储蓄等，其中家庭收入在5-10万元的农户倾向于追求更多的尊重，提高生活质量，达到更高层次的需求。
在四个部分不同家庭收入的农户中，表现差异最明显的就是自我实现的需求，这是最高层次的需要，它是指实现个人理想、抱负，发挥个人的能力到最大程度，达到自我实现境界的人，接受自己也接受他人，解决问题能力增强，自觉性提高，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的需要。例如收入多的农户会创办自己的企业，带动其它三个部分农户共同发展，各自追求更高层次的需求。马斯洛认为，一个国家多数人的需要层次结构，是同这个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发展水平、文化和人民受教育的程度直接相关的，在农村居民中这个观点同样适用。
不同家庭收入的农村居民在消费支出过程中存在不同的层次需求，为了引导农村居民不断提高生活质量，追求更高的需求层次，我们应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来加强农村居民对层次需求的理解。
首先，通过政府公益性培训，引导农村居民更新消费观念，加深农村居民对需求层次的理解，让农村居民不但得到尊重需求，更要达到自我实现。
其次，企业研发适合农村市场的产品，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让农村居民获得更多可以支配的现金收入，在消费支出过程中慢慢的从低层次的需求向高层次的需求迈进。
关键词：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规范；货币化改革
Abstract：Post-relatedconsumptionisthecostforthegovernment’snormaloperation.Likeadouble-edgedsword，theconsumptionisgoodforthesoundrunningofthesocietyifproperlymanaged.Ifnot，itmayleadtothegreatlossoffinancialfund.Thus，thereformationofthepost-relatedconsumptionsystemwaitsnotime.Toeffectivelyconstraintheconsumptionofpublicservants，sothattheadministrativecostcanbeloweredwhileefficiencyimproved，thereformationneedssystemization，monetizationandstandardization.
Keywords：publicservants；post-relatedconsumption；reformation；monetarizationreform
职务消费是指公务人员为履行公务所必需的、适度的消费，包括招待费、差旅费、交通费、通讯费等，它构成政府运行成本的主要部分，是维持政府机构正常运转所必需的费用支出。但是，职务消费与权力紧密相关，对职务消费的范围及标准既无允许的规范，又无约束的规定，往往会导致行为主体的“自由裁量权”过大，使得必要的消费供给不足、腐败现象普遍存在。要保证财政资源的使用不偏离公共利益，就必须将职务消费纳入制度化、货币化、规范化的轨道。
一、当前公务员职务消费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
1.职务消费不透明、不规范，滋生腐败
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是腐败最集中、最常见的表现。由于对职务消费的范围、标准等基本问题缺乏明确的规定，使得实际工作中缺乏合理、规范的制度性约束，形成了“职务消费是一个筐，什么都往里装”的局面。制度刚性的缺失和消费的不透明又使得假公济私的个人消费、过度的职务消费以及故意的奢侈浪费层出不穷。与贪污、受贿等其他的腐败行为相比，职务消费中的腐败有其自身的特点，它几乎天天在人民大众面前发生，很容易导致民心的流失。
2.职务消费管理口径不一，随意性大，并呈扩大化趋势，加重了政府财政负担
职务消费的主要资金来源是预算外资金，由于我国对职务消费的管理口径不一，存在很大的地域、部门差异，随意性较大，因此，在一些地方、一些部门，职务消费项目越来越多。另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使得公务员只要有合法的票据，就可以由政府为其“埋单”，这些行为必然会加重政府负担，导致行政经费的过快增长和财政资金的严重浪费。
3.供给制和实物分配制广泛存在，导致了高行政成本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公务员职务消费及福利待遇由政府大包大揽：其住房、用车、通讯工具等实行实物配给，差旅费、招待费等采取“实报实销”的财务报销制度。当前的职务消费制度虽然进行了试点改革，却依然没有实现全面货币化分配，大部分地区继续实行实物供应，并且对供应对象也缺乏严格的控制。1995年，全国行政事业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为11%，如今已经达19%～20%了。2006年，31个省市自治区的行政事业支出超出财政支出部分，高达5780多亿元[1]。
4.监督主体不合理，有效监督少
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政策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政策执行者，并且是最后的受益者[2]。行为主体的一致性使得监督过程中暴露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由于上级“鞭长莫及”难以监督、同级“怕惹非议”不愿监督、下级“怕穿小鞋”不敢监督，最终导致内部监督失灵；另一方面，由于公务员职务消费在制度上缺乏透明性，使得公众和舆论等外部监督获得信息的渠道不畅通，获得的信息量也不对称而难以实行监督。政府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职务消费制度难以达到节约资金、防治腐败的目的。
二、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中存在问题的成因分析
1.缺乏完善的公务员薪酬制度
目前职务消费的诸多问题与薪酬制度的不合理有着直接联系。长期以来，我国实行的是低工资的薪酬制度，虽然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家给公务员加过几次薪，但由于幅度不大，公务员工资偏低的状况并没能得到根本的改观，与其社会地位、工作需要和工作强度难以匹配。在这种情况下，职务消费就变相成为公务员工资的补充。由于我国缺乏公务员工资加福利的薪酬体系，各种津贴和补助游离于工资之外，公务员的福利待遇也缺乏统一的标准，较低的工资以及不规范、不透明的各种补贴又加大了公务员的实际收入差距，刺激了部分官员的腐败行为。可以说，低工资是造成当前职务消费混乱、公私不分的根本原因。
2.制度建设方面的缺失
①预算约束的缺失。硬性的预算约束的缺失，是导致职务消费异化最根本的原因。我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预算制度，预算没有细化，执行标准不一，只重投入、不重产出，必然导致不计行政成本，不讲行政效率。近年来，我国对预算制度进行了多次改革，但是实际执行中随意性大的问题依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预算难以从经济根源上规约职务消费。目前，我国的预算制度还未完善，还存在大量的预算外资金，预算的法律效应也不强，没有任何约束力。
②职务消费范围界定模糊。由于职务消费与公务员所拥有的权力有直接关系，有人据此把职务消费同权力消费等同起来，认为只要与手中权力沾边的消费，都可以找公家报销。有一些消费虽然与权力沾边，却介于职务消费和非职务消费之间，这种消费既不违反职务消费的规定，却又超出职务消费的范围。比如，一些无明确目的的会议被安排在高档宾馆甚至是旅游度假区，有些领导为了彰显自己的权力空间，提高接待的档次并且扩大邀请的范围。正是由于职务消费的范围规定不明晰，导致职务消费恶性膨胀。
③职务消费制度在执行中大打折扣。我国现行的职务消费制度在设计的时候就不合理，缺乏系统、全面的研究，执行起来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有些制度规定脱离实际，缺乏可行性，造成职务消费在制度和执行上严重脱节，比如差旅费制度；其二，公务员既是职务消费制度的制定者，又是职务消费的直接受益者，很难排除自身利益的干扰，执行起来难以真正到位。
④对职务消费违规行为处罚不力。由于目前对大吃大喝、公车私用、公款旅游等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难以量化，对职务消费违法违纪行为尚无明确的规定，鲜有人因为职务消费而受到制裁。低风险及消费“攀比”效应的广泛存在，很容易促使一些公务人员不必担心后果地过着奢侈的生活。
3.政府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
目前，我国依然沿用计划经济体制下制定的机构设置框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其弊端已经越来越明显，主要表现为：机构臃肿、人员严重超编，特别是直接为领导干部服务的人员日益增多。2005年8月10日，安徽省出台《关于加强对领导干部身边工作人员管理监督的暂行规定》，取消了省辖市、县(市、区)领导干部的专职秘书配备。两年前，四川省也做出了类似的规定，但是改革的阻力很大。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还没有进行此项改革，不仅市县级领导有专职秘书，就连一些乡镇干部也普遍有秘书跟班。自1982年以来，国家虽然先后对政府行政体制进行了五次较大的调整，但政府机构人员膨胀问题依然十分严重。人越多，官越多；官越多，事越多；事越多，又刺激人更多，如此，陷入帕金森定式。官多，必然导致与此相关的职务消费过度膨胀[3]。
三、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思路
要彻底清除公务员职务消费中出现的问题，就必须进行改革，将其纳入制度化、规范化、货币化轨道，用制度来规范、约束职务消费行为；同时，根据职务消费项目的具体特点，将部分职务消费货币化，从制度根源、经济根源上规约职务消费。
1.加强思想建设，强化职业自律
推行公务员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首先要解决公务员思想认识上的种种问题，引导其破除利己思想，树立行政成本意识，强化职业自律；同时，加强公务员对腐败的认识，提高其思想觉悟，从而实现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2.加强制度建设，规范职务消费行为
①实现公务员职务消费制度化。这就要求按照政府运行规律和市场经济规律，逐步建立起一套机制完善、运作规范、措施得力的管理制度，彻底清除职务消费“灰箱”，降低公务成本，提高行政经费利用率。为此，要做好以下四个方面的工作：
首先，压缩职务消费的范围，严格区分个人消费与公务消费。职务消费应该主要限于在职人员的公务消费，要坚决杜绝私人消费由政府“埋单”的现象。
其次，分类制定职务消费标准。职务消费标准既不能搞一刀切，也不能一成不变，要充分考虑各地经济发展的不同水平和不同部门的工作需要，承认不同地区同级别职务消费差异的合理性，分级、分类核定地方政府职务消费标准，从而达到既能满足公务员的正常公务消费，又能降低公务成本、提高政府行政经费利用率的目的。同时，为了保证标准的有效执行，制定消费标准的单位必须是独立于执行标准单位、个人之外的“第三方”[4]。
再次，改革公务员的薪酬制度。职务消费恶性膨胀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我国公务员的法定工资较低。借鉴西方公务员薪酬制度的经验，公务员工资应该包括满足其生活方面的支出以及履行公务的必要支出。在财力支持的条件下，应给有消费需求的职位设立一定的金额，并将其纳入公务员薪酬之内，其职务消费部分结余归己超支自付。同时，要根据各地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不同的工资标准，允许合理的工资差距。通过逐步提高公务员的工资，使其工资水平略高于社会平均收入水平。
最后，充分利用市场的调节机制。配合建设有限政府和节约型政府的要求，政府要将市场能做的还给市场去做，政府只做市场不想做或者做不好的事。政府机关的一些行政服务能推向市场的应当交由市场去做，例如：公车可以通过成立汽车租赁公司来提供服务，取消专职司机队伍；机关后勤服务也可以进行社会招标。政府管的事情少了，职务消费的范围和耗费自然就会有所下降。
②实行部分职务消费货币化。职务消费的货币化改革，主要是对职务消费中票据报销部分进行的改革，在管理方式上实行核定标准，包干到人；在支付方式上，实行货币化[5]。
将职务消费全部货币化是不现实的，很多指标难以量化衡量，要避免出现“泛货币化”的倾向。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可将易量化的职务消费(如交通费、通讯费等)以货币的形式直接发放给公务员，超支自付、节余归己，以强化其成本和效率意识。有的用货币化的方法就不合适，比如差旅费，对此只能依靠建立严密的职务消费报批制度。
③硬化预算约束。职务消费主要来自于预算外资金，职务消费问题存在的主要根源在于预算的软约束，因此，抑制职务消费问题最根本的措施是预算制度的有力约束。具体来说，在预算的编制层面上，要做到全面、及时、合理，加大预算外资金的清理力度，所有的职务消费都要用预算内资金支出；在预算的执行层面上，要使广大公务员认识到预算的本质就是法律，一旦被批准，就不能随意更改，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违反预算即是违法。
3.加大监督处罚力度，维护制度的权威性
职务消费中出现的腐败问题，与监督处罚不力、政务透明度不高有直接的关系。进行职务消费制度改革，就必须将政府的公务活动置于“阳光”下，接受外部的监督。
①实行政务公开，提高公众的参与度。由于政府政务不透明、公开程度不高，公众对公务员职务消费最基本的知情权都得不到满足，更谈不上监督。而且我国现行的制度安排缺乏必要的保障机制，公众揭发官员腐败的行为得不到应有的激励和保护，公众参与度比较低。建立职务消费公示制度，定期公布政府行政经费使用信息，有利于职务消费透明化、公开化，把领导干部职务消费行为置于公众的监督之下，降低职务消费腐败的发生率。
②以外部监督为主，严惩违法违纪。由“内部人”制定改革规则容易导致职务消费货币化程度过高，从而引发“变相腐败”：一方面享受职务消费补贴，另一方面又暗中报销费用，因此，必须加强对改革过程的监督检查。内部监督的失灵启示我们将监督的重心转移到依靠外部监督上来，形成以纪检、监察、司法、舆论、公众等组成的外部监督合力。对于官员的违法违纪行为，要畅通渠道，鼓励群众举报、媒体曝光；纪检监察机关要通过开展专项检查，及时查处违纪人员；司法机关要对职务消费中的违法违纪行为加大惩治力度，切实维护制度的严肃性。
4.加快各项配套改革，提高政府行政效率
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多方面的配合。职务消费制度改革的顺利实施，需要精简机构、预防转嫁消费、完善考评机制等相关措施保驾护航。
①进一步推进机构改革。臃肿的机构、超编的人员必然导致政府财政不堪重负。为了切实降低行政成本、提高政府行政效能，公务员职务消费改革必须配合机构改革才能有效进行。合理规定职务消费适用人群的范围及额度，遏止“公共地悲剧”。在保证行政作为的前提下，改革最终要达到减人、减事、优化职务消费结构的目的。
②建立转嫁消费的预防机制。当前进行的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并没有全面铺开，只是在少数地区的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搞试点，改革还没有深入到垂直部门和企业，这就为部分官员利用职权转嫁改革的成本提供了机会。由于目前尚未对此有明确的惩罚措施，出现问题处理起来很棘手，因此，必须针对这种行为竖立起“警戒线”。
③完善公务员绩效考评机制。职务消费货币化改革必须与完善公务员绩效考评机制相结合，防止因职务消费紧缩导致公务员行政不作为，影响政府行政效率。要将是否利用职务消费搞腐败、是否在职务消费中奢侈浪费作为考核公务员廉洁自律情况的重要内容和晋升的重要依据。对于那些拿了补贴不好好履行职责的，要有专门的惩罚办法，将异化的公共权力重新引导到“公共”的大道上来。
参考文献：
[1]王鹏.去年公车出行耗资3000亿[N].现代快报，2007-01-18(A16).
[2]张永刚，邸平玲.从公务员职务消费看当前腐败[J].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6(6)：126-128.
[3]焦建国.规范职务消费：辨析、探源与改革建议[J].地方财政研究，2005(9)：4-8.
非会计专业会计类课程会计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学生的基本财务素质，让他们“懂会计”而不是“做会计”，能看懂会计信息、并使用会计信息。这样他们就需要熟悉国家相关财经税收法规及政策，银行结算方式，会计报表的分析，理财与投资的知识。会计老师要会同各专业老师进行认真研究讨论，确定好符合非会计专业的教学内容，有重点结合专业实际，合理安排教学内容和教学课时，授课老师做到因教学对象不同、专业不同而对授课内容有所增减，进行因材施教，因专业施教，相关学校与相关专业还可以经常搞一些教研与调研活动，主动联系企业，从而达到对非会计专业的基础会计教学目的和要求。
2整合教学内容，重视教材的选择
为满足非会计类专业对“基础会计”课程教学目标的需要，必须调整“基础会计”及相关知识的教学内容。鼓励编写结合各专业特点的校本教材，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减少会计理论教学，增加会计业务知识的教学。具体包括以下三个部分：第一：会计基础知识
1）会计核算原则
此部分介绍会计核算的基本原理，是学习会计的基础，是会计的语言一定要掌握，才能理解和学会使用会计的思维去理解会计。
2）会计基本等式
会计有两个基本等式，由其根据权责发生制引出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的编制原理，区别在收付实现制下的现金流量表的理解。
3）会计核算方法
会计核算方法就是科目、帐户和帐簿。在此不需要介绍很详细如何进行会计核算，只是介绍其基本使用方法就可以了。第二：银行支付结算方法重点介绍同城的支票、银行本票的结算方式。一般介绍异地的银行汇票、托收承付、汇兑的结算方法，以及票据的认知和使用。任何企业在实际工作中都会与银行打交道，通过实训让学生了解各种票据在企业与银行间的流动和使用方法。第三：税收筹划着重介绍三大流转税：增值税、营业税、消费税的筹划与交纳。特别要介绍营改增的内容。一般介绍所得税和其他的常用税种。第四：会计报表分析
1）会计报表结构
介绍资产负债表、利润表和现金流量表三大主要报表的结构和侧重点。强调权责发生制与收付实现制下如何理解这三大报表。
2）会计报表常用分析方法
那就是比较分析方法和主要比率法。从而了解企业的偿债能力、变现能力等指标。
3改进教学方法，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
如果教师对会计知识与非会计专业的内在联系认识不清，不同的专业采用同一个教案，放一放同一个PPT,对教学对象所学专业内容，如国际贸易、电子商务、物流管理、市场营销、商务英语、等不同专业缺乏必要的了解，就难以把握会计对于各种专业的作用，只能就会计论会计，直接损害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与创新性。除了必要的课堂讲授外，建立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方法灵活多样、教学手段与时俱进、培养途径开放的全新的教学模式，理论联系实际，强化实践性教学。本文以银行支付结算方法为例，谈谈这个章节的教学过程。
1）教学目标
了解银行七种支付方法的使用和异同
2）同城使用的支付方法
支票、银行本票异地使用的支付方法：银行汇票、托收承付、汇兑同城异地均可使用的方法：商业汇票、委托收款通过演示教学方式，借助多媒体教学手段，制作生动活泼，直观的教学课件，讲述银行支付结算方法，注意事项。
3）分组实训
将一个班级的学生分成七个小组，每个小组分发一种银行结算票据，对学习中的问题随时展开讨论，有利于培养学生的团队协作精神，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
4）交流总结
每组成员将每个结算票据的结算方法进行演示和介绍，教师需要点评学生的实训情况，指出各组讨论分析结论中的优缺点，最后总结归纳正确的结论。以组为单位进行评分，由小组成员分享，计入平时考核成绩。
4优化教学评价，全面反映学习效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凯恩斯主义在西方许多国家大行其道。凯恩斯主义流行的结果之一就是政府支出不断攀升和政府规模不断扩大。这促成了学者们对政府支出是否影响和如何影响居民消费问题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开始，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越来越多。我国学者则是自21世纪以来才开始关注这个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上主要形成了三派观点：（1）挤出说。这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或者说，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是一种替代关系。（2）挤入说。与前一种观点相反，这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增加会对居民消费产生挤入效应，或者说，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3）不相关或不确定说。这种观点认为，政府支出变化与居民消费变化之间没有相关性或具有不确定性。所谓不确定性是指，在某些条件下，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是互补的；但是在另一些条件下，居民消费与政府支出则是替代的。
1．国外学者的研究。贝利（M．J．Bailey）在其《国民收入与价格水平》一书中最先研究了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的关系，他通过对三部门国民收入决定模型的经验检验证明二者之间存在一种替代关系，即政府支出会部分挤出居民消费支出。［1］巴罗（R．J．Barro，1981）认为，政府支出增加将通过财富效应和替代效应两条渠道挤出私人消费，并且，暂时性的政府支出比持久性的政府支出产生更大的对私人消费的挤出效应。［2］科孟迪（R．C．Kormendi，1983）根据美国的经验数据估计出政府支出替代私人消费的系数约为0．2。［3］阿乔（AlanAschauer，1985）以霍尔（Ro－Hall，1978）的最优化消费模型和由此推导出的欧拉方程为基础，构造了一个带有辅助方程的消费方程，并用美国的经验数据估计出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替代程度的区间为［0．23，0．42］。［4］埃姆德（S．Ahmed，1986）用跨期替代模型证明英国的政府支出挤出了居民消费。［5］阿玛诺和威简托（R．Amano＆T．Wirjanto，1997）估计了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弹性和期内替代弹性，发现美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替代关系，且期内替代弹性为0．9。［6］霍（T．W．Ho，2001）通过对24个OECD国家1981—1997年的面板数据计量分析发现，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呈现显著的替代关系，替代系数为0．5387。［7］埃斯惕威和桑切斯－劳皮斯（V．Esteve＆J．Sanchis－Llopis，2005）根据持久收入假说和1960—2003年的西班牙统计数据分析发现，西班牙的政府消费性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存在Edgeworth－Pareto意义上的替代关系。［8］但是另一些研究者发现，政府支出与私人消费之间是一种互补关系，政府支出增加不是挤出而是挤入私人消费。卡拉斯（G．Karras，1994）将政府支出函数直接引入了消费者的目标效用函数，应用30个国家1950—1987年的数据对消费的欧拉方程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显示从总体上来说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是一种互补关系，即政府支出可以挤入私人消费，并且这种互补关系与政府规模呈反比关系。［9］奈伊和霍（C．C．Nieh＆T．W．Ho，2006）运用面板协整方法和1981—2000年的数据估计了23个OECD国家和地区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的期内替代弹性和跨期替代弹性，其结论是，从总体上看，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是互补的。布朗和韦尔斯（A．Brown＆G．Wells，2008）将面板协整方法运用于分析澳大利亚6个州的经验数据，其结论是澳大利亚的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呈现互补关系。［11］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使用标准的随机动态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研究者往往得出政府支出①冲击会挤出私人消费的判断，而一些使用向量自回归（VAR）技术的经验研究得出的结论却是，政府支出冲击通常会挤入私人消费。但是，有些学者又认为，政府支出挤入私人消费的结论可能是由于VAR技术本身的原因引起的。还有一些学者发现，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是不确定的或不相关的。阿玛诺和威简托（R．Amano＆T．Wirjanto，1994）沿着霍尔（Rob－ertE．Hall）模型最优化的思路分析了1953—1993年加拿大政府支出对私人消费的影响，但在对欧拉方程进行计量分析时考虑了时间序列数据的协整和非协整两种情况，结果发现，在协整的假设下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是互补的，但是在非协整的假设下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则是替代的。［12］阿玛诺和威简托（R．Amano＆T．Wirjanto，1998）依据持久收入假说构建了一个嵌入了替代弹性不变函数的跨期替代弹性的效用函数，其结论是：当跨期替代弹性（对于跨期替代弹性的效用函数来说）大于、小于、等于期内替代弹性（对于替代弹性不变的效用函数来说）时，私人消费与政府支出呈现Edge－worth－Pareto意义上的互补、替代、不相关的关系。他们还进一步使用1953—1994年美国的季度数据估计出这两个替代弹性系数都约等于1．56，这意味着美国的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在Edgeworth－Pareto意义上是不相关的。［13］克旺（Y．K．Kwan，2006）将协整方法用来分析东亚9个国家和地区的面板数据发现，在印度尼西亚和新加坡，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之间存在互补关系，而其他7个国家或地区的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不过替代程度大小不同。
2．国内学者的研究。我国学者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的研究始于1998年我国第一次大规模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扩大内需以后。国内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结论也是莫衷一是。财政部办公厅课题组（2001）认为，关于私人消费和政府支出，有人认为它们具有某种替代关系，这需要具体分析。从财政支出结构看，某些种类的政府支出例如招待费，的确是私人支出的替代品；但其他一些支出诸如交通设施支出，则是私人消费的互补品；其他许多公共支出可能既是私人消费的替代品又是互补品。［15］胡东书（2002）使用2000年以前中国的时间序列数据所做的回归分析表明，政府支出变动与居民消费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二者之间从整体上看是互补关系而不是替代关系，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的作用是挤入的而不是挤出的。［16］谢建国和陈漓高（2002）通过建立一个居民消费的跨期替代模型，分析了中国的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认为在短期内，中国政府可能通过增加政府支出的方式增加总需求，但在长期均衡时政府支出完全挤占了消费支出。［17］黄颐琳（2005）通过构建实际的经济周期（RBC）模型，利用随机动态一般均衡（DSGE）方法对中国经济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改革开放后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了一定的挤出效应。［18］李广众（2005）在消费者最优选择欧拉方程基础上推导出用以分析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关系的模型，然后对全国、城镇和农村的样本进行估计，结论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之间表现为互补关系。［19］张治觉和吴定玉（2007）利用可变参数模型对我国1978—2004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分析，结果表明，从总体上分析，在大多数年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产生引致效应；从结构上分析，政府投资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从1998年开始，政府消费性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政府转移性支出在大多数年份对农村居民消费和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引致效应。申琳和马丹（2007）对1978—2005年我国政府支出影响居民消费的两个渠道（消费倾斜渠道和资源撤销渠道）进行了经验分析，发现我国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过消费倾斜渠道促使人均居民消费上升，通过资源撤销渠道使得人均居民消费下降；综合来看，人均政府支出增加通过两种渠道最终导致人均居民消费下降，即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存在长期替代关系。楚尔鸣和鲁旭（2008）通过构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跨期替代模型，并利用1990—2005年我国27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的相关数据进行面板协整检验和完全修正普通最小二乘估计，发现中国地方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呈现较弱的互补关系。杨子晖等人（2009）通过面板协整分析发现，中国政府消费支出与私人消费成互补关系。陈创练（2010）所做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我国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但是，他又指出，政府消费与居民消费的互补程度可能受政府支出规模的影响。比如，随着政府支出规模的扩大，政府将减少与居民消费呈互补关系的公共物品（如国防支出）的提供，而增加与居民消费呈替代关系的公共服务（如科学教育卫生事业支出和学校午餐等）的供给。［24］胡蓉等人（2011）利用我国城乡居民1978—2009年的人均消费、政府支出和可支配收入等数据，通过建立协整方程和误差修正模型对政府支出如何影响居民消费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发现，政府支出在短期内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而在长期则具有挤出效应。由上我们看到，我国学者主要是从总量上研究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或把政府支出划分为消费性支出和投资性支出，再分别研究这两类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只有石柱鲜等人（2005）等少数几篇文章尝试从我国的财政支出结构或财政支出分类上分别考察这些政府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在这个专题研究上，研究者大多把居民消费函数看做是线性的，把函数关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确定的。不少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或事实明显相悖，例如，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消费性支出增加会促进居民消费；还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正相关；也有的文章认为，政府支出增加对居民消费没有影响；还有一些研究者把政府（财政）支出等同于政府消费。已有的研究成果提示我们，对中国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需求的关系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可行的研究路径可能是要改变模型方法选择。
二、中国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影响的初步分析
笔者认为，从总量上研究中国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可能过于综合，过于笼统，无法反映政府支出对居民消费的真实效应。因为我国政府支出既包括政府消费支出，也包括政府投资支出，还包括转移支出和民生支出，这些不同性质的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应该是不同的，并且某些支出可能对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影响也是不同的。因此，本文试图从政府支出的不同分类上来考察它们分别对城乡居民消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007年我国国家统计局对财政支出项目分类进行了重大调整，由原来的5类27个项目调整为22个项目，不再按功能性质分类。1978年到2006年，我国政府财政支出按其功能性质划分为5大类：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其他支出。图2显示的是1978—2006年我国政府的5大类支出分别在政府财政支出总额中所占比例的变化。可以看出，从1978年到2006年，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比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比呈现先上升后平稳的趋势；国防费占比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呈现缓慢下降的趋势；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比和其他支出占比都呈现明显的上升趋势。政府支出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映射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的变化：随着我国经济体制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政府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呈现出此消彼长的变化趋势，经济建设的任务越来越多地由企业和个人承担，国家对经济建设的直接干预不断减少，这就导致了经济建设费支出占比大幅度下降。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和社会保障制度建设，社会文教费支出占比不断提高。行政管理费支出占比上升较快反映了我国政府规模扩张较快，公部门控制和消费的资源过多。这5大类财政支出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应当是不同的。经济建设费支出。这类支出是国家用于生产性投资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财政支出，它们主要形成物资资本和公共物品，如铁路、公路、机场、水利、电力、环境保护等。这类支出在短期可能会排挤居民消费，但是在长期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经济建设费支出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国家对企业和个人征收的税收，并且这类支出代表政府配置资源的规模，因此它在短期内可能会排挤居民消费。
在长期，这类支出可能会促进居民消费。例如，交通便捷会促进居民出行和旅游消费，电力供给有了保障会促进居民购买和消费家用电器。从市场经济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来看，政府通过经济建设费支出来配置资源的规模必须适度，不宜过大，否则会挤占市场和居民消费。社会文教事业费支出。这是国家用于科学研究、文化、教育、卫生、出版、广电、抚恤和社会福利救济等方面的事业费支出。这类支出主要是形成人力资本和民生工程，它有助于提高社会及其成员的科学文化素养和受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社会福利水平。这类支出应当会促进居民消费。显而易见，政府投资九年制义务教育，提供教育、文化、体育、医疗卫生设施，必然会促进居民在教育、文化、体育和医疗卫生等方面的消费。国防费。这是国家用于国防建设的各种经费支出。国防是一个国家最大和最重要的公共物品，是防止企业和个人遭受外来侵略和掠夺的保障。因此，国防费支出虽然可能会挤占居民收入和消费，但是一个强大和稳固的国防会大大降低国民生存、发展、生产、消费的风险和不确定性。行政管理费。这是一种社会消费性支出，主要用于国家各级权力机关、行政管理机关和外事机构行使其职能所需要的开支，包括人员经费支出和公用性经费支出。在我国行政管理费支出中，直接用于行政人员开支的费用约占50％上下。近几年受诟病较多的“三公”经费就是行政管理费中的一大部分。在行政管理费支出中，一部分是政府为企业和居民提供公共服务的，这是经济和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但是在我国的行政管理费支出中，相当一部分是政府行政人员的纯粹性消费，这部分支出与公共服务供给的数量和质量没有什么相关性。一个公务员使用公款消费得越多越好，不意味着他提供的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就越高，反而有可能会降低公共服务水平和质量。其他支出。这包括政府财政年初预留的预备费，其他政府性基金支出，地震捐赠支出，彩票发行销售机构业务费安排的支出，等等。这类支出很可能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是中性的或影响不大。
三、基于可加模型的经验研究
笔者在文献综述部分提到过，在政府支出与居民消费的关系问题上，我国一些研究者得出的结论与直觉或事实明显不符，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研究者把居民消费函数看做是线性的，把函数关系看做是已知的或确定的。本文尝试改变这种经验研究方法，使用可加模型来进行研究。1．可加模型简介。可加模型（additivemodels）是非参数统计分析中很重要的模型之一，它是线性模型的推广。与线性模型相比，可加模型具有以下特点：（1）假设自变量和因变量之间的函数关系未知；函数关系根据数据本身而得到。相比线性模型这更符合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要求。（2）对于因变量的分布没有限制，估计的结果具有稳健性。与线性模型要求因变量服从某个分布相比，可加模型更为合理。因为因变量是否服从某种分布实际上很难验证。虽然计量经济学给我们提供了很多检验服从分布的方法，但是严格来说，它们往往是检验其不服从某种分布，很难检验出服从某种分布。因为它们的原假设是服从某种分布。不拒绝原假设不等于接受原假设，这是两个概念。分析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可加模型具有先天优势。政府支出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是一个静态过程，应该是一个动态过程；也可以说随着政府支出的变化，它们对居民消费的边际效应也是变化的，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另外，计量经济学分析中通常假定模型中变量之间的关系是线性关系，但是这些线性关系是在很强的假设下得到的，而实际经济活动中的变量之间关系呈线性关系的极少，绝大多数都是非线性的。因为影响变量的因素很多，在实际研究中，由于研究者受到主观和客观原因的制约，或为了研究的简化和方便，不可能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所以很强的假设易于构建模型和得出结论，但是很难符合实际和刻画变量之间的实际关系。2．可加模型应用。（1）数据来源与选取。
由于国家统计局在2007年对政府财政支出统计口径进行了重大调整，使得2007年前后的数据不可比，所以本文选取的是1978—2006年的政府支出数据，这些数据均来自1979—2007年《中国统计年鉴》。1978—2006年按照功能和性质我国政府财政支出划分为五大类：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国防费支出、行政管理费支出和其他支出。下面我们将分析1978—2006年政府支出结构对城乡居民消费的影响①。为了消除数量级的影响，将数据进行自然对数变换。另外，为了方便，我们作如下记号：x1为经济建设费，x2为社会文教费，x3为国防费，x4为行政管理费，y1为农村居民消费，y2为城镇居民消费。（2）政府支出结构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影响分析。根据（1．1），政府支出结构与农村消费需求的可加模型为。从图3可以看出：（1）政府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当经济建设费支出超过该范围便会出现阻碍作用。（2）社会文教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的增加。下图②显示，随着社会文教费支出的增加，农村居民消费支出也在增加。（3）国防费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对农村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出效应，即这两类支出挤占了一部分农村居民的消费支出。下图③和图④显示这两类支出增加导致了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减少。从图4可以看出：（1）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对城镇居民的消费需求在一定范围内是有促进作用的，但当经济建设费支出超过该范围便会出现阻碍作用。（2）社会文教费支出对城镇居民消费产生了“挤入效应”，促进了城镇居民消费的增加。下图②显示，随着社会文教费支出的增加，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也在增加。（3）国防费支出在一定范围内对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具有促进作用，但超出这一范围其影响变小。（4）行政管理费支出降低了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下图④显示这类支出增加导致了城镇居民消费支出的减少。（4）比较政府支出结构对农村、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综合起来看，政府财政支出中的经济建设费支出、社会文教费支出和行政管理费支出对农村居民和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几乎是一样的。但国防费支出的影响不同。国防费支出对农村居民的消费有一定的阻碍作用，而对城镇居民在一定范围内有促进作用。我们认为，这个结果符合实际，许多军用设施和军民两用设施位于城镇，农村则很少，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促进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增加。当然，这个差异也可能是由于城乡居民对国防保障带来的安全性的认知程度不同，这种认知程度不同可能导致城乡居民消费函数中的不确定性的大小不同。（5）模型效果评价。为了评价模型，我们引入MSE（均方误差）、MAE（平均绝对误差）和MAPE（平均绝对百分误差）指标。从表1可以看出这三个误差指标都比较小。在应用可加模型时，如果MAPE＜10，模型预测的精确度就较高，而我们现在得到的MAPE小于0．5，可见我们使用的可加模型的效果非常好。［32］模型的拟合结果如图5和图6所示。从两个拟合图看，模型的效果也很好。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一)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财政民生支出，即财政支出用于民生领域的开支。虽然对于民生支出没有统一的界定，但是根据基本公共服务的界定，财政民生支出的内容主要包括: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就业、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公共安全等方面的支出。从理论上说，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机制可以描述为:政府财政民生支出和居民消费之间是互补关系，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具有“挤入效应”，即政府财政民生支出的增加会引起居民消费的同方向增加，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消费的提振作用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在增加收入方面，教育、医疗卫生等民生支出通过提高居民的人力资本水平，提高个人获得持久收入的能力，从而增加居民的消费能力。而社会保障支出类民生支出则可以通过收入再分配，增加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使其减少消费预算约束，增加当期消费;其次，在减少支出方面，政府民生支出可以增加教育、医疗卫生、社保等民生类公共服务的供给，减少居民未来大额刚性支出的预期，改善居民消费环境，从而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
(二)近年来湖南省财政民生支出情况由于财政支出的统计口径在06－07年前后的变化较大，因此选取了2007－2012年湖南省分项财政民生支出的数据。在湖南省五项财政民生支出中，占比最高的是教育支出，其次是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医疗卫生支出、公共安全支出、环境保护支出。总体上来看，五项支出的比例比较稳定，近年来没有特别大的波动，民生投入增加比较明显的是医疗卫生支出，由2007年的4．36%显著提高到了2011年的7．29%。
(三)近十年来湖南省城乡居民消费情况1．居民消费水平逐步提高，但速度较慢2012年全省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14609元和5870元，比1992年增加12503元和5144元。但湖南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和人均消费的年均增长都低于人均GDP年均增速。2．居民消费率和消费贡献率双双持续走低最终消费是由居民消费和政府消费组成1992年湖南居民消费占到最终消费的90%，2000年下降到78%，之后下降趋势不变，2012年居民消费占76．4%。居民消费占比逐年下降。同期政府消费占比逐年提高。湖南省的经济增长模式基本属于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双驱动型。2000年以前湖南经济发展主要依赖消费，平均消费率达到70%以上。2000年以后随着工业化进程加快，基础设施和扩大再生产的需求不断加大，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地位显现。2000－2012年湖南投资率连续13年攀升，从2000年29．5%的提高到2012年的56．4%，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也从2000年23．1%上升到2012年62．7%;消费率则从2000年69．6%下降为2012年的45．9%，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0年68．7%下降为2012年39．8%。
二、湖南省财政民生支出与城乡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1．指标选取(1)因变量(Y):Y1表示城镇居民人均消费;Y2表示农村居民人均消费(2)自变量(G)为人均财政民生支出。由于财政民生支出的项目较多，选取湖南省财政民生支出占比排在前三位的项目进行分析，包括:人均教育支出(G1);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G2);人均医疗卫生支出(G3)(3)控制变量(I):I1表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I2表示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2．数据来源选用的变量:城乡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数据、财政民生支出(含人均教育、人均社会保障和就业、人均医疗卫生支出)数据、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及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数据均来源于《湖南统计年鉴》(1992－2012年度)。
(二)模型构建与计量分析1．平稳性检验本文将所有变量取自然对数，然后本文采用ADF检验方法检验被分析序列的平稳性，即是否存在单位根及其个数。对滞后阶数的确定主要依据AIC、SC准则，由Eviews软件自动选择。ADF单位根检验的具体结果见表2，由表2可知，各序列的一阶差分均为单整，符合协整条件。2．协整检验对于同阶单整的时间序列，只有存在协整关系时，变量之间才会有稳定对应的函数关系。常用的协整检验方法有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法(AGE检验)和Johansen协整检验。采用Johansen协整检验。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logy1)与人均财政民生支出(logg1、logg2、logg3)以及(3)控制变量(lo-gi1、logi2)之间的协整检验关系见表3，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logy1)与人均财政民生支出(logg1、logg2、logg3)以及(3)控制变量(logi1、logi2)之间的协整检验关系见表4。由表3、表4可知，logy1、logy2分别与logg1、logg2、logg3以及logi1、logi2在5%显著水平上存在4个协整关系。3．回归结果运用OLS方法对城市居民的人均消费、农村居民的人均消费分别与人均财政民生支出与控制变量的关系，进行回归，得到表5、表6。
三、结论与建议
以上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湖南省财政民生支出对居民的消费的影响效果在城镇和农村之间存在较大的差异。针对城镇地区:第一，财政社会保障和医疗投入对促进消费均有积极的效果，这表明，城镇地区财政对社会保障和医疗的投入，让居民省下了用于养老、就业、医疗等的开支，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让居民减少了后顾之忧，增加了消费;第二，财政教育投入没有提振城镇居民消费，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针对农村地区:第一，财政社会保障投入对居民消费提振有较为积极的效果，这表明，农村社会保障的投入，如社会福利、社会救助支出的增加，解决了农村居民的后顾之忧，节省了用于这些项目的开支，切实提高了居民的福利水平;第二，财政医疗卫生投入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不显著，未能提振居民消费。原因可能是城镇居民对疾病认识程度更高，即便是小的发烧感冒也会去寻求医疗服务，减少健康损失，而在农村地区情况则完全不同，医疗支出费用占据了农民可支配收入的较大比例，农民内心抵触患病就医，无论如何都尽可能降低医疗费用支出，因此，即使政府加大对医疗卫生的投入，农民也不会认为他们省下了医疗的开支，从而增加消费;第三，与城镇一样，财政教育投入在农村依然没有提振城镇居民消费，对居民消费有一定的“挤出效应”。
长期以来，研究我国政府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相关文献基本上都参考Tsung-WuHo（2001）［4］和谢建国等（2002）［17］等人的方法。即假设消费者的个人消费函数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私人消费，一部分是政府支出。本文采用消费者最优选择理论［17］研究政府财政支出结构、规模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
二、实证分析
（一）数据说明本文采用的数据主要来自相关年份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经网，其中rjxf为以人均实际居民消费度量的居民消费支出，rjsr为人均实际收入，ybgg为各省人均一般财政服务支出，ggaq为各省人均财政安全支出，wj为各省人均文教支出，shbz为各省人均社会保障的支出，ylws为各省人均医疗卫生支出，hjbh为各省人均环境保护支出，cxsq为各省人均城乡事务支出，nlsw为各省人均农林水务支出，qtzc为各省人均其他支出。
（二）模型估计首先选择模型种类，分为混合数据模型，采用POLS估计；固定效应模型，采用固定效应（组内）估计量；随机效应模型，采用混合效应（GLS）估计量。第一步是Ftest（表1），检验固定效应和混合数据模型，零假设为混合模型。一般来说，p值小于0.05，我们拒绝零假设，p值大于0.1，则接受零假设。如果p值在0.05到0.1之间，则需要进一步斟酌。p值为0.0000<0.05，表示拒绝零假设，也就是拒绝混合模型，应该使用固定效应模型。第二步是BP检验，在随机效应和混合数据模型之间。零假设为混合模型，根据p值来判断。如上，p值为0.0000<0.05，拒绝零假设，接受随机效应。很显然，p值为0.0000<0.05，拒绝零假设，也就是我们应该采用固定效应。第三步，检查是否存在序列相关性和异方差性和截面相关性（表4）。结果显示，三种都存在。为了得出更稳定的结果，可以用FGLS修正。
（三）结果说明由表可以看出，在5%的显著性水平下，四项通过显著性检验，分别是人均收入（边际消费弹性为1.277）、文教支出（边际消费弹性为0.111）、社会保障支出（边际消费弹性为0.157）、城乡社区支出（边际消费弹性为-0.058）、农林水务支出（边际消费弹性为0.216）。可以看出人均收入对居民消费起挤入作用，文教、城乡水务和医疗卫生支出也对居民消费起挤入作用，而农林水务支出则是挤出了居民消费。第一，人均收入挤入了居民消费，在1%的水平显著。人均收入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将上升1.277个百分点。这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消费的最主要来源就是收入，一旦居民收入增加，那么可供支出的钱就增加了，自然会刺激居民增加开支来提高生活水平，从而提升了消费支出。第二，文教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在5%的水平显著。文教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将上升0.111个百分点。随着政府越来越重视教育，加大教育的支出力度，其实也引导居民加大重视，增加教育投入，比如政府多建学校，扩大招生规模，让更多的学生上大学，这就加大了开支，教育支出也是属于居民消费的一部分。第三，社会保障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在1%的水平显著。社保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将上升0.157个百分点。随着医疗技术提升，看病成本提高，国家增加社保的支出，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居民身上的负担，自然会留出有一部分钱可以用于消费。第四，城乡社区支出挤入了居民消费，城乡社区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将上升0.058个百分点。这方面可以理解为政府在社区方面增大了支出，相当于给予了居民补贴，完善社区基础配置等，生活环境变好了，正如广场舞，就是因为有一个好的大的广场，居民在锻炼器具、服饰等方面的支出就会增加。第五，农林水务支出挤出了居民消费，在1%的水平显著。农林水务支出每增加1个百分点，居民消费将下降0.216个百分点。国家增加农林水务方面的支出，使得农林水方面的投资效益被看好，居民增加了对农林方面的投资，因此较少了消费支出。
三、相关政策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