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02 01:1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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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域性是因为不同地域、不同行业的犯罪情况不一样，刑事政策也应该随之变化，所以领域性包括地域性和行业性。刑罚惩罚性以上三个特点是政策的共同特点。刑事政策除了具有政策的共同特点之外，刑罚惩罚性是其区别于其他政策的特点。刑事政策旨在控制犯罪，“当法律旨在减少或禁止越轨行为时，情况又会不同。在这一情形下，法律并不会提供奖赏或者激励来劝阻个体从事此类行为——只会显示越轨行为被发现和惩罚的可能性”⑤。这里虽然讲的是法律，而不是刑事政策，但“法律自身只是政策工具箱中的一种而已，而且通常不能自动发挥作用”⑥，即法律是政策的工具之一。贝卡里亚也说：“需要有些易感触的力量（motivisensibili）来阻止个人专横的心灵把社会的法律重新沦入古时的混乱之中。这种易感触的力量就是对触犯法律者所规定的刑罚”。⑦所以，控制越轨行为的犯罪的基本手段是刑罚惩罚，这个基本手段怎么用就是“策略”了。刑事政策区别于其他政策的关键是刑罚惩罚性。
刑法的独立性
刑法的独立性表现在以下方面：1．独立的规范体系和机能作为法律体系中的基本的部门法，刑法具有内容丰富、结构完整的规范体系。刑法的内容涵盖犯罪、刑事责任和刑罚，涉及几乎所有其他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还具有一整套的指导思想和原则统摄全部规范，可谓内容丰富。刑法在文本上有一部包括基本的总则、分则在内的统一的刑法典，还有部分单行刑法、附属刑法作补充，基本上能规范所有的现有犯罪行为，可谓结构完整。刑法已经是自成一体的实体法。刑法自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打击犯罪、保卫社会的职责，现代刑法除了具有一般法律所有的行为规制机能外，还具有特有的法益保护机能和人权保障机能。①刑法因此有了更加丰富的独立的存在价值。2．有专门配套的运行程序为了保障刑法的有效实施，国家还专门制定了《刑事诉讼法》以规范刑事案件的侦查、、审理和执行，从而使刑法具有了专门的运行程序。3．有相对于刑事政策和其他法律的自身的特点与品格刑法是法律体系中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具有法律的规范性和稳定性特点，还具有其他法律不具有的特点：保护的社会关系的广泛性，手段的严厉性，立法主体的一元性。现代刑法更具有科学性和文明性。现代刑法作为人类文明成果之一，反映了人类社会与犯罪行为作斗争的规律性需要，形成了内容丰富、结构严密的规范体系，具有科学性。同时，现代刑法秉持民主、人道、人权的价值观，发挥保卫社会和保障人权的双重功能，不再一味威慑、惩罚，不再是野蛮、残酷的代表或象征，具有文明性。这些特点铸就了刑法“独特的品格，即刑法是在法律规范体系中，以国家的刑罚权最终确保人类社会的共同生活秩序和整体的法律秩序的不可破坏性的法律”②，是刑法独立性的重要表现。4．刑法对法律体系的保障、促进作用刑法不同于其他部门法，它以特殊的手段调整所有其他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是除自身之外所有法律的后盾法，是法律体系的保障法。当其他法律调整手段失效、有关法律关系失衡、有关法律秩序混乱的时候，刑法就要站出来运用刑罚手段强行矫正有关法律关系、恢复有关法律秩序，从而保障和促进整个法律体系的正常运行。5．刑法对社会治理的促进作用刑法是社会法律治理的最后手段法，具有独特的功能、手段。当社会治理整体或局部失序，道德、经济、行政手段和其他法律不能有效恢复社会秩序的时候，犯罪在整体上或局部领域会呈现增加势头，运用刑法治理犯罪促进秩序的恢复无疑是法治社会的最佳选择。6．刑法具有独立的历史传统刑法是随着阶级社会和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甚至一开始的法都称作“刑”，如中国夏朝的“禹刑”就是当时所有法律的称谓。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其他的部门法才逐渐从“刑”法中分离出去。但是，刑法一直保持延续和发展，并且始终是主要法律部门。直到现代社会，刑法一直都是基本的部门法。刑法具有其他法律不具有的独立的历史传统，这一点被称为母法的宪法无法比拟。刑法的产生、发展无需包括宪法在内的其他法律的陪伴或支持，刑法是阶级社会的伴生物，与阶级社会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并具有自身独立的发展规律、轨迹和历史传统。可见，刑法具有独立性。而且这个独立性远远超越了独立的部门法的独立性意义，具有独立的社会治理工具属性。
刑法与刑事政策
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具有法与政策的关系的共同样态，即政策是法的指导，法是政策的固定形式等。“没有刑法的刑事政策，必将沦为常识的刑事政策，让人不切实际。同样地，没有刑事政策的刑法学，必将只看到刑事法学的形式规定，而无法找寻其真正的灵魂”，①刑事政策与刑事法律，就如“魂”与“体”。但是，因为刑法的特点和独立性，刑法与刑事政策的关系呈现特有的样态。1．刑事政策指导刑法并推动刑法的革新刑法作为刑事政策的工具，应当在刑事政策的指导下立法、运行，否则就不是“工具”了。也正是从这一点上讲，刑法是刑事政策的“体”。由于刑事政策是针对犯罪形势制定的，是对社会形势变化的反应，所以刑事政策会推动保守的刑法跟随形势变化而变化，使刑法革新。2．刑事政策指导和进入刑法受到刑法科学性和文明性的制约刑事政策具有功利性特点，它追求刑罚对犯罪的控制效果，所以刑事政策有扩张刑罚权的本能冲动。“刑事政策由于其灵活性而具有自我扩张、膨胀的本能，这种本能实质上也就是权力的本能”。②为了控制犯罪，刑事政策会趋向于扩大刑罚的打击范围或打击力度，从而使刑法既“严”又“厉”。虽然，刑事政策也讲科学化和人道化③，但刑事政策这一冲动的本能属性没有改变。这种冲动很容易使打击犯罪过程中应有的人权、人道观念被忽视，从而削弱甚至破坏刑法的科学性和文明性，历史上希特勒对魏玛刑法的修改和墨索里尼对原意大利刑法的修改就是惨痛的教训和证明。但是，“法律与裸的权力所具有的那些侵略性、扩张性趋势大相径庭，因为它所寻求的乃是政治和社会领域中的妥协、和平与一致”④。现代刑法的科学性和文明性特点已经借助刑法的独立性地位成为现代法治文明的重要成果和标志，代表这两个特点的基本原则已经成为一些国家宪法和有关国际公约的明确、基本要求。刑事政策要想借助刑法施行于社会“附魂于刑法”，就必须不违背刑法的这些科学性、文明性原则。如，罪刑法定原则在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1条和1966年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5条均做了规定，我国也已经加入了《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我国刑法也明确规定了这一原则。而罪刑法定原则的核心思想是保障人权，并因此派生了一些重要的原则，罪刑法定原则及其派生原则显然对刑事政策刑罚权扩张的冲动具有抑制作用。因为在当今社会，罪刑法定原则已经不是什么刑事政策可以突破的了，刑事政策要想通过刑法发挥作用就不能违背罪刑法定原则。
一、2004年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明显加快
1、适应中国加入世贸之后金融业对外开放的挑战
到2006年，中国将按照加入世贸的承诺，全面放松对于外资银行进入银行市场的限制，中国的银行业如果不能抓住剩余的2年的过渡期的机会，对国有银行进行大规模的重组改革，中国占据主导地位的国有银行难以有足够的市场竞争力。
2、中国经济下一阶段的持续增长：需要一个高效率的金融体系的支持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经济增长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平均增长率达到9%以上，但是，由于中国的银行体系承担了中国经济转轨中的巨大成本，同时也由于银行体系的低效率，使得中国的银行体系在转轨过程中积累了较大的不良资产，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障碍之一。下一阶段中国的经济增长对于金融服务的需求更为强劲，如果不对银行体系进行全面的市场化改革，就有可能为中国下一步的改革累计新的不良资产包袱。
3、提高中国金融结构的稳定性
中国经济的增长十分强劲，中国金融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组成部分，其风险状况对于整个经济的影响十分显著，目前中国的金融业总资产20多万亿，17万亿贷款余额，如此大的金融总量对经济运行来说举足轻重；如果银行体制中积累的不良贷款如果规模过大，对于中国的金融体系的稳定也会形成潜在的威胁。
4、中国把国有银行改革作为金融改革的重点
从目前的银行改革趋势看，2006年全面开放银行业之前是迅速改革国内银行体系的最后机会。较之1998年的资产剥离，这一次的注资是实质性的资金注入，而不仅仅是名义上的剥离，这是一个相当大的进步，显示了中国政府对于在2006年之前全面改革银行体系的决心。反观一些国家，长期以来因为对银行体系累计的高额不良资产等问题犹豫不决，导致经济一直缺乏活力，而到近年来，一些国家的政府也开始痛下非常之举和多次的增资扩股，使得一些国家的银行体系有了很大的改观，基本上已经恢复了它的活力和生机，这给予中国的银行改革同时以正面和反面的参考和借鉴。长期以来，金融改革在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相对来说较为滞后，而金融改革中又以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最为滞后。如果说中国在改革的早期尝试新设一些市场化的股份制商业银行——通过增量的改革来触动国有银行的改革、施加“外部压力”的话，那么，现在看来，这种改革思路尽管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事实证明并不能真正有力地推动国有银行转向商业银行。因之，此次中国决定注资450亿美元外汇储备资金对两大国有银行进行改造，主要是具体考虑到了国有商业银行在中国银行体系中一直仍占有支配性、主导的地位，所以必须还要从内部、从治理结构上加大力度全面改革和完善。
二、当前中国的国有银行改革的主要内容
1、全面的资产重组和财务重组：主要是注入资源进行不良资产的清理
根据中国银行2002年年报，到2002年底，按五级分类法统计，其不良贷款总额为4085亿元，最后损失类贷款高达1874亿元。建行至2002年底不良贷款总额为2680亿元，其中损失类为569亿元，但可疑类亦有1289亿元之多。两家银行的损失类贷款超过2000亿美元，这应该算是其不良资产的底线。用于核销不良资产的资金主要包括准备金、拨备前利润和资本金。目前中行的准备金覆盖率为22.09%，即有近900亿元的准备金。建行的准备金覆盖率为13.4%，即有350亿元的准备金。但是，这部门准备金尚不足以弥补损失类贷款，因此需要动用近两年的银行利润来核销不良资产。在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推动下，2002、2003年中国的两家国有商业银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经营性利润均达到500亿元人民币左右。在此基础上，按照财政部的最新规定，国有商业银行将财政部原来持有的所有资本金全部用来核销不良资产。经过初步的框算，经过准备金、新增利润和资本金以及其他形式的举措，基本上可以核销历史上的不良资产。
2、注资
经过大规模的不良资产清理之后的国有银行在不良资产比率方面看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银行，但是也是一个没有资本金的银行，此时以外汇储备注入资本金，则起到了在新的银行框架下补充银行资本金的作用。
2003年，受到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影响，中国的外汇储备急剧增长了1600亿美元，因此即使去掉450亿美元，到2003年年底还有4032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仍然高出按照国际标准计算的最优规模。实际上，从1994年中国出现汇率并轨以来，外汇储备就呈现稳定上升的趋势。从央行的角度来说，尽管减少了外汇储备，但是投资科目增加了，过去用外汇储备购买美国国债，所得到的收益率不过2%，现在将外汇储备投资于国内的商业银行，可以更好地分享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收益。经中国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将专门负责向试点银行注资、并监督注入资金的运营。中国国家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派员组成了公司董事会和监事会。中国中央汇金公司今后将以中行和建行的最大股东的身份，督促银行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力争股权资产获得丰厚的投资回报。
3、产权结构的重组
主要是强调引入具有国际水准的战略投资者，通过技术转移、改善公司的股权结构等，促进银行的治理效率的提高。
4、上市
这主要是指通过促进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在证券市场上市，改进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引进市场的约束，促使国有银行改进经营管理水平。
5、改革的重点在于促进国有银行治理机制的转换
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的改革，此次注入的各种公共资源有8000多亿元人民币，为了促使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不再制造新的高额不良资产，此次改革的重点在于转换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也就是所谓“花钱买机制”。从制度变革的角度看，这属于强制性的制度创新。
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在这两家银行的内部治理方面提出了10个方面的具体要求：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高级管理层制度；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改变单一的股权结构，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制定清晰明确的发展战略，实现利润最大化；建立科学的决策体系、健全的内部控制机制和完善的风险管理体制；整合业务和管理流程，实现机构扁平化和业务管理垂直化；建立市场化和规范化的人力资源管理体制和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实施审慎的会计原则，加强财务管理，严格信息披露制度；加强信息科技建设，全面提升综合服务功能；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化优势，积极推进重组上市进程；加强人员培训和公共关系宣传，做好综合改革的相关工作。
同时，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还参照全球经营管理水平较好的商业银行的主要财务指标，对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制定了包括资本充足率、不良资产比率、资产回报率等在内的7项财务考核指标，督促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在经营绩效方面达到国际银行业的先进水平。
三、客观看待中国的银行体系积累的不良资产及其发展趋势
此次中国政府对中行和建行的注资，动用了较大规模的公共资源，显示中国政府支付了中国的国有银行因为承担转轨成本形成的不良资产。
长期以来，国有银行实际上支付了经济转轨的成本，如何处置这个成本，直接影响到银行未来的改革方向。如果通过全面的不良资产清理和注资，就可以切断历史包袱对两大商业银行改革的制约，在银行市场形成新的竞争格局。实际上中国政府以前曾经尝试也期望国有银行靠自己内部管理完善，靠内部的经营能力慢慢消化历史形成的包袱，但事实上庞大的不良资产包袱不但拖累四大银行，还使得难以在客观上对国有银行的经营状况进行一个客观的评价考核。通过注资和一系列的改造，可以使中行和建行先行一步，同时在中行和建行的改革改组中证明行之有效的举措，也完全可能在其他国有商业银行中借鉴实施，从而对整个国有银行的改革发挥积极的示范作用。
1、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历史形成分析
根据初步的统计，在国有银行的不良贷款中，30%不良贷款的形成来自于各级政府干预，包括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干预；30%的不良贷款来自于对国有企业的信贷支持。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03年的调查统计显示，目前国有银行超过50%的贷款是向非国有企业（包括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以及个人住房抵押贷款、个人助学贷款和个人汽车信贷）发放的。1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内部分地区法律环境较差、法制观念薄弱所导致的。15%来自对部分行业如军工生产的转型所导致。
因此，总的来看，仅有20%的不良贷款是由于国有银行自身管理经营不善所造成的。因此，虽然不良贷款总体规模较大，但是比较而言，国有银行自身原因形成的不良贷款比重并不高。
2、中国当前具备了解决银行体系不良资产的有利条件
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提高了社会各界对于银行体系稳健经营重要性和金融体系脆弱性所可能带来的巨大的金融风险的认识，推动了中国的决策层下定决心改革国有银行体系。
在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中国政府已经基本放弃了对国有银行的行政干预。
中国的政府部门已经从法律角度明确了商业银行决定贷款的自主性。
中国的政府已经逐步放弃了对国有企业的贷款义务。
中国90年代中后期开始的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为改革创造了条件。经济的持续增长使得利用现有资源改革国有商业银行成为可能。
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一些国有大型企业上市步伐的加快，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改善也为商业银行解决不良资产比例过高的问题带来了可能。
亚洲金融危机使得监管机构和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关注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的问题，到目前为止，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资产比重比危机之前下降了近50%.
值得注意的是，有关法律法规，包括《破产法》、《证券法》和《公司法》等均在进一步的完善修订之中。
新增贷款质量相对优异，近几年的新增贷款的不良资产比率在2%以下，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准。
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带动的贷款资金需求，为商业银行化解不良资产创造了积极条件。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于：快速推进的城市化效应；国际投资向中国转移的世界工厂效应；以汽车和住房为代表的新兴消费品升级效应；民营经济主导效应；以及重化工业化带动效应。
另外，中国的监管机构制定了相当严格的不良资产考核办法。以2004年颁发的“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监测和考核暂行办法”为例，该办法一是强调“对银行风险进行全面监控”。商业银行不良资产的监测和考核包括对不良贷款、非信贷资产和表外业务风险的全面监测和考核。二是加强“对不良资产余额和比例的双重考核”。三是体现非现场和现场监管的有机结合。中国的银行监管部门分别在四家国有商业银行总行设立“派驻监管小组”，收集、分析四家银行总行经营管理和综合改革情况，掌握第一手材料。
四、中国政府对中行和建行的率先改革会产生多方面的积极影响
初步归纳起来，此次中行和建行率先启动改革，可能产生以下5方面的积极影响：
一是可以切断历史包袱对两大商业银行改革的制约，在银行市场形成新的竞争格局。
二是可以促使中国的国有银行更有效地、自主地配置金融资源，发挥其对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通常来说，不良资产的下降会带来银行贷款投放能力的上升。这次通过大规模注入资金，再配套相应清理不良资产的措施，对于增大国有银行对经济增长的支持力度是非常有利的。这也正是国有银行积极调整资产结构的机会。
三是意味着探索出一条多元化、高效率地利用外汇储备的新的途径。
四是随着这样注资改造国有银行，与其说政府是花钱为这些不良资产“买单”，不如说是花钱给国有银行买了一个新的机制。
一、积极财政政策的局限性
实施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以社会上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闲置资源为前提。也就是说，这部分闲置资源依靠市场力量不可能得到有效的利用，必须依靠国家的力量，运用国债的形式，才能得以有效的利用。但是经济资源的总量毕竟是有限的，伴随着经济不断扩张，资源的瓶颈约束迟早是会到来的。如果累计的财政赤字和累积的发债规模已经很大，而扩张性财政政策受惯性影响又收缩不下来，财政从金融市场筹集过量资金，就有可能导致经济过热，引发通货膨胀。因此，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了积极财政政策不可能长期实行下去，换句话说，从长期看，我们仍然必须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况且，从理论上说，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积极财政政策本来的定位是对国民经济运行过程中短期性的总量失衡进行反周期调节，调控的对象主要是总供给与总需求之间的关系。但从1998年以来，我国已经连续5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短时间内仍无法淡出，这个时间跨度显然已经超出“短期”的范围。
连续5年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其实施的目标主要放在刺激投资需求上，也可以这样说，即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所筹集来的国债资金，其政策导向是积极地扩大固定资产投资，来拉动国民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由于我国投资增长主要依赖于政府增发国债和由国债投资而带动的贷款所拉动，社会投资增长则相对缓慢。这种性质的投资，主要是靠政府政策性投资行为的推动，市场机制的内在驱动因素较少。它一方面说明政府主导型的投资增长格局仍未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反映经济增长对政府政策性投资的依赖过大，社会投资明显不足。由于政府投资在一定程度上会对民间投资产生“挤出效应”，这将部分抵消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乘数效应”。与此同时，财政投资主要是面向基建投资，技改投资明显减少，且银行配套资金的贷款部分，也是以中长期贷款为主，因而造成流动资金的明显不足，即长期资金“挤出”短期资金。同时由于国内大多数企业面临“相对过剩”的市场环境，且它们的创新能力较低，在“低物价、高成本”的双重约束下，绝大部分行业的利润很低。这是当前难以启动民间投资的一个重要原因。无论从防范财政风险，还是提高投资效率来说，我们都不能再走政府主导型的投资路子，而是应当在稳定市场的同时，促进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有机结合，大力发展资本市场，使企业可以在市场竞争中实现有生命力项目的融资投资。所以，持续扩大投资需求的根本途径，是以增加政府投资来带动和扩大信贷投资，以增加基础产业投资来带动和扩大其他方面投资，最终形成全社会“投资乘数效应”。
伴随固定资产投资的快速增长已经成为扩大内需的主要因素，使得连续多年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中，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速度明显超过GDP的增长速度，使得投资占GDP的比重已经达到近40%的水平。与此相对称，消费占GDP比重呈现逐步下降的趋势。连续多年我国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速度明显低于GDP的增长速度，这也是国民收入分配中存在的一个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从投资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特点看，投资需求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是很明显的。但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的真正的持久的拉动力量。消费启动是以家庭为支柱的消费性需求，投资启动则是以扩大企业投资为支柱的生产性需求。虽然在全部投资中会有一定份额形成居民收入，但这并不会改变投资启动的基本属性，即投资启动主要是着眼于扩大生产性需求。消费需求既是社会再生产的终点，又是社会再生产的起点，投资需求归根到底是由消费需求派生出来的，在消费需求没有明显回升的情况下，投资需求的大幅度回升，只能是行政力量的推动。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与经济回升是不会持久的。
2002年1月至4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比2001年同期增幅回落4.4、0.1、1.2和1.5个百分点。从市场发展趋势看，国内消费增幅确实出现令人不安的下滑迹象，必须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2002年4月，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8.7%，增速同比提高10.1个百分点。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增长8.2%，投入和供给资源的增长明显大于国内消费的增长。2002年4月末，城乡居民储蓄额高达近8万亿元，同比增长15%，其增速远远超出城乡居民收入的增长，反映出城乡居民投资和消费倾向降低。2002年4月，全国消费品价格水平同比下降1.3%，是自2001年11月份以来连续5个月同比出现下降。2002年4月商品零售价格总水平继续下降，同比下降2.1%，是自2001年6月份开始连续11个月出现同比下降。流通环节的生产资料价格下降4.4%，是自2001年5月份以来连续12个月出现下降。工业品出厂价格下降3.8%，原材料、燃料和动力的购进价格下降4.5%，降价幅度继续扩大。所有这些都反映近两年我国宏观经济运行中，通货紧缩的趋势不仅没有得到缓解，而且还进一步加深。
实施积极财政政策5年来，宏观经济运行所面临的突出问题，就是城乡居民消费需求增长的市场驱动力明显不足，使得投资增长缺乏市场机制的内在推动力。怎样才能使投资需求旺盛起来呢？关键在于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如果没有消费需求的支持，不能将行政启动转变为市场启动，这种投资增长和经济回升都是不会持久的。从中长期看，只有把投资建立在消费的有效需求上，共同拉动经济增长，才能有效扩大内需。消费的拉动历来在我国GDP增长中占居主导地位，消费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可拉动GDP增长0.6个百分点。
二、积极财政政策的调整与淡出
自1998年起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主要是通过增加财政支出及调整税收政策，更直接、更有效地刺激经济增长，促进社会稳定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它是针对国际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而采取的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措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多久，不能以具体时间界限来确定，只能根据国际国内经济发展形势和国民经济的运行状态来确定。由于积极财政政策是一种以需求管理为主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它是以国民经济中存在闲置资源为前提，以扩大政府财政赤字和增加债务为代价，不仅受到社会闲置资源有限性的制约，还受到财政承受能力的制约。因而不可能一直实行下去。
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积极财政政策的淡出，必须具备如下几方面的条件：
（一）通货紧缩趋势得到扭转，物价实现一定幅度的正增长，并保持一定的稳定性。2002年以来，我国居民消费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双双走低。到6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已连续7个月出现同比下降，商品零售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生产资料价格连续13个月同比下降，这种现象值得人们高度关注。
（二）国内经济发展的内在动力增强，民间投资和居民消费稳定增长，并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对政府财政投资依赖减弱。统计数据显示，1996年以前我国民间投资一直保持较快增速，1991-1996年年平均增速在20%以上，增速明显放慢是从1997年开始的，当年仅8.4%，增速比1996年的16%减缓近一半，此后的几年间也基本上在10%左右的低位徘徊。1998年以来我国经济发展速度较快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投资增长比较快，而投资增长主要又是靠发行国债，增加基础设施的投资。但是，连续搞了5年，很多人都提出，这种积极财政政策应该淡出，财政部长项怀诚也在2002年4月份的国务院新闻会上表示，中国的积极财政政策要淡出。但淡出后如没有其他投资来顶上，经济增长速度肯定会掉下来。谁来顶上呢？最关键是靠民营经济。虽然我国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但经济效益差，所有制结构不合理。仅仅依靠国有经济的效益来支撑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能的。
关键词:公共政策 问题 对策
政策是国家机关、政党及其他政治团体在特定时期为实现或服务于一定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目标所采取的政治行为或规定的行为准则,它是一系列谋略、法令、措施、方法、条例的总称,其本质是一种权威性的社会价值分配方案。作为政府对社会经济发展实施宏观调控的重要杠杆,政策能否有效发挥作用。但是我国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还存在很多问题。
一、政策执行者阻滞政策执行的原因分析
(一)政策执行过程存在利益冲突,执行者缺乏原则性现代西方公共选择理论的研究认为,在政治环境中犹如在市场活动中一样,个人也会最大限度地追求某种个人利益。“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现象就表明,政策执行者的行为从根本上来说是受一定利益驱动的。同时也反映了有些政策执行者本身的道德水平不高,原则性不强,过于重视局部利益、个人利益,从而导致公共政策的失真、失效。公共政策是宏观的,在执行过程中执行者需要将其具体化从而便于执行。有的执行者正是抓住了宏观变具体这之间的弹性,充分利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或部门谋取利益。政策制定主体的上级政府与作为政策执行主体的下级政府之间存在的利益矛盾和冲突是导致政策执行阻滞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
(二)政策执行者业务能力不高,执行缺乏灵活性公共政策执行的效果与政策执行者的水平密切相关。政策水平主要体现为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上,由于政策执行不是简单的照章办事过程,而是要根据不同时间、地点、事件等权衡轻重、斟酌缓急做出各种不同的调适,因此执行者对于政策的认知理解就显得尤为重要。现实生活中,许多政策出现变异现象,就是由于执行者不能准确认知和把握政策造成的。现实政策执行过程中执行者往往由于知识水平或执行能力有限,不能正确地理解具有战略性和抽象性的宏观政策,不能认清公共政策的精神实质,即最高目标和最低目标、长远目标和近期目标的区别与联系等等原因造成公共政策执行偏差和政治资源的大量流失。
二、监督乏力致使政策执行低效、无效或负效
目前,我国的专门监督机构设置缺乏应有的独立性和权威。在我国执政党的纪检和政府监察等专门机构实质上均属于同级党委和政府的组成部分,是其直属机构,监督机构的主要负责人一般也由同级党政领导成员兼任或由同级党委和政府委任,人事编制、工资福利、财政等也掌握在同级党政领导手中,导致监督乏力。尤其对县、乡(镇)基层政府而言,这一缺陷表现更加严重。另一方面社会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也基本不起作用,群众监督由于受到信息封锁,甚至害怕打击报复而忍气吞声;新闻舆论监督又由于县、乡(镇)地处偏远,政策对象缺乏监督意识,甚至不知道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可以向什么机构反映。
三、避免政策执行者阻滞政策执行的措施
(一)提高政策执行者素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政策执行的原则性和灵活性是统一的。能否使政策精神贯彻始终,执行到位,结果成功,政策执行者的责任感、敬业精神和工作能力是十分关键的。只有具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和全局观念,才能更好的防止和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和部门保护主义,自觉抵制弄虚作假和保护主义等行为。所以,必须首先对政府官员的政治思想和道德作风素质树立高标准,从严要求。强化职业道德,提高自律精神;树立整体观念、纪律观念和法治观念;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从而自觉主动地执行公共政策,自觉唾斥各种不良动机和落后思想,坚决抵制各种腐败行为和错误思潮。政策执行者的认识水平、业务能力直接决定着政策的目标选择以及执行质量。所以在选用人才时就要把好关,建立一套科学的公务员录用制度。同时通过对政策执行者的实践培训,提高其理论水平、专业水平以及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和明辨是非的能力,为有效的政策执行奠定基础。只有这样,才能使政策执行者把提升自身素质和有效政策执行结合起来,减少、避免和及时纠正政策执行中的种种偏差行为,提高公共政策执行的效率与质量。政策执行者的素质普遍提高了,政策执行中存在的曲解政策、截留政策等问题,就会得到切实有效的解决。
(二)加强规范监督
1.完善法律、法规
实现依法治国,坚持依法行政必须加快立法步伐,改变某些领域无法可依或有法难依的状况。要对那些过时的、相互间存在相冲突、相抵触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和清理。改变实施细则滞后、法规不配套现象,尽可能使法律法规及规章同步出台,并加强立法解释工作,使法律规范更加适应实际,操作性更强,以解决有法难依问题。在行政程序方面,规范行政为达到行政目的而必有经历步骤、采用方式、以及实现这些步骤和方式的时间和顺序,制定和完善行政程序法,从而完善行政法律体系,保障行政机关依法行政。
2.建立有效执行机制
行政监督机构对行政权力机关的依附性大大削弱了其本身的职能。所以首先要保证行政监督机构的独立地位,打破行政机关集权利、监督于一身的现行体制,加强对行政机关的监督。要避免阻挠政策执行或违背政策行事的类似情况发生,还必须对执行者的行为实行全程监督,规范其权力行使,约束其行为选择。把政策执行控制在法律秩序的范围内,使违法责任落实到具体人的头上,使政策合法执行。建立健全的责任追究制度,合理划分职权、科学规划职位、明确规范职责,就等于是建立起一套有效的风险预警机制,使政策执行中出现问题后,就能够得到及时的处理和解决。
3.加强社会监督
社会监督是相对于国家性质的监督而言的一种非国家性质的监督,其主体不仅包括各种社会团体和舆论传媒,而且还包括各种群众自治组织以及公民。加强社会监督首先要确保信息沟通的广度、深度和真实度。目前,我国政府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还很不健全,如传播渠道少、传播过程干扰多、信息失真率高等。要完善公共政策的传播机制,就要改革以往高度一元化的信息传播体制,建立并完善多层次、多功能、内外沟通、上下结合的信息控制网络,增加政策执行的透明度,实行政务公开制,公开政策执行内容,公开执行程序。同时还要建立起政府与公众之间的互动机制,使公共政策能真正地深入人心,引导公民了解政策体系,信赖政策体系,支持政策体系。
参考文献:
新形势下,我们要将政商关系理顺，成功转变政府职能，推动管制政府向服务政府转变、全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针对投资备案、审核、审批等制度要组织开展规范改革工作，积极将政府的核准范围缩减，促使审批程序得到简化，从而降低经营性收费及行政事业性收费，推动民营企业收费实现公平化，将非国民待遇现象消除掉。其二，财政相关部门建立起专业化的投资服务机构，加强对民营企业的投资信息指导及产业政策支持。同时要开展民间投资的营销策划、审核报批、投资咨询、管理决策等各方面的综合服务，建立起包括技术信息、政策信息、市场信息在内的投资信息网，综合筛选投资项目，健全民间投资服务体系，致力于为全社会提供充分的、准确的投资信息。其三，加强建设民营企业的权益保护机构，尽力维护民营企业的合法权益，为民间投资营造出良好的市场环境。
二、财政倾斜于民生，保障并改善民生
(一)加大财政资金投入，扶持中小企业发展和灵活就业
虽然每一年我国财政在就业方面的资金投入都有较大的增长，但这并不能满足我国愈加严峻的就业形势。因此，政府应当以公共理财理念为出发点，积极调整财政支出结构，将行政管理费用支出进行大力的整顿和压缩，将公共财政倾斜到民生领域，增加就业的财政资金投入，建立长效的就业财政机制，促使就业工作取得保障性强的、长期的财政支持。新形势下，小群体创业及中小企业等在解决自身就业问题时为社会大众提供了良好的劳动力需求空间。政府部门应当积极扶持它们，在信贷、资金及税收等各个方面为他们提供支持，逐步形成中小企业群体，致力于将社会的不同素质、不同层次的劳动者广泛吸收到这一群体里来，确定灵活就业的行业标准及范围，完善税费减免措施，从而健全财税扶持政策。对于灵活就业范围内的自谋职业人员，政府可以给予重点的财税支持，鼓励人们积极创业，从而有效带动就业。
(二)加快社会保障改革，完善对农民工社会保障的政策支持
在受到金融危机冲击的所有群体里面，农民工遭受的损失最大，一旦他们失业返乡，就无法享受到养老保险、失业保险等，即便他们能够享受家庭保障机制及农村土地保障机制等，但依旧无法将他们的生活影响降低，从而造成农村的消费能力低下，不利于实现刺激消费等宏观的经济调控政策，严重时甚至会冲击社会和谐。因此，政府应当加快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积极培训农民工，鼓励并支持他们自主创业，通过财政拨款加大对农村公用设施的投入力度，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其一，将农民工吸收到工伤保险体制里面，将农民工遭受的职业风险有效分散甚至化解；其二，针对农民工构建医疗保障体系，帮助因病陷入生活窘境的农民工化解风险；其三，构建养老保险政策，为农民工的晚年生活提供财政保障，确保他们能够获得真正的养老待遇。
三、健全消费税政策，加快发展对外贸易
在新形势下，我们要进一步改革并健全消费税政策：适当扩大消费税范围，将裘毛皮制品、高档美术制品、高档实木家具、保健品等纳入到消费税征收范围之内；一些洗涤、洗浴等企业消耗水资源较大，应当对它们征收消费税；公共汽车轮胎、酒精等一部分人民生活、卫生的必需用品应当停止消费税的征收。与此同时，要针对持续完善的消费税制度构建立法程序，将国内税收负担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促进国内制造企业积极生产并进行出口贸易活动，加快发展对外贸易。
四、全力打好节能减排的攻坚战、持久战
首先，我们要以建筑、交通、工业等为主要对象，大力推进节能政策，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推进开展节能产品惠民工程、千家企业节能行动、十大重点节能工程等，致力于在全社会范围内营造出良好的节能风尚。其次，加强对环境的保护力度，积极推动城镇污水垃圾处理、重点区域环境治理、综合整治重金属污染等工作的开展。第三，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产业及循环经济。抓好节水、节材、节地、节能等工作，支持循环经济技术研发及能力建设并积极推广示范，综合利用矿产资源，加大回收利用工业废物，进一步将生活垃圾资源化，等等。最后，针对气候的变化及时制定应对措施，加大低碳技术的开发力度，并将高效节能技术进行推广，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新能源等，同时加强建设智能电网。加快绿化进程，努力构建低碳的消费模式及产业体系，全力打好节能减排的攻坚战、持久战。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许多新的问题与挑战。如何进一步深化财政体制改革，加快建立稳固、规范、高效、健康的财政体系和财政运行机制，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关键。在此将理论界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综述如下。
一、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形势展望
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收支测算应包括“九五”最后一年即2000年，和“十五”规划期间。
有的学者认为，我们对2000年的财政收入预测暂不考虑费税改革的体制因素，对政策因素、征管因素以增减持平处理，经济增长方面按7％考虑，物价方面按3％考虑，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按此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189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绝对额增加1000多亿元。关于2000年财政支出，按照1999年全国财政支出占gdp的比例14.0％测算，2000年全国财政支出将达到13350亿元，比1999年预算增长10.1％，绝对额增加1200多亿元。2000年支出与1999年同比增幅和增量都有所减少。收支相抵，2000年中央财政赤字为1660亿元，比1999年扩大157亿元。
“十五”时期的预算。收入测算应从几个因素来考虑和处理。（1）费改税。尽管“十五”期间费改税将使财政收入大大增加，但解决不了国家可支配财力增加的问题，因为增加的收入大多已有明确的用途，只是管理方式的改变。费改税的意义主要不是直接增加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而是治“乱”，是规范政府分配行为的制度建设，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宏观经济运行环境。（2）宏观调控所需的财政政策取向。由于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等因素导致的国际、国内的经济环境，“九五”末期以至“十五”初期在政策运用上不可能成为增税的时机。（3）财政体制。1994年新财税体制运行几年来，通过不断的磨合与完善，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增长机制已初步形成，机制本身保证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4）经济增长。据当前一些机构的研究报告及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我们按照7％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国家计委物价预测中的3％的价格方案考虑，“十五”的gdp现价增长速度为10％。几项因素中，我们认为直接影响“十五”期间国家可支配财力的数量主要是经济增长，因此收入测算中以经济增长作为主要参数。据此，2005年全国财政收入将达到19150亿元，平均每年增加可支配财力1400多亿元。支出的考虑主要从需要与可能两个方面来分析。“十五”期间是否需要继续扩张支出规模，主要取决于中期经济形势的发展，关键在于国际经济形势的变动趋向和近两年来采取的扩张政策刺激国内需求的效果。从经济周期的调控运行来看，财政政策从扩张到收缩都应有过渡，需要保持相应的连贯性，不可也不应该大起大落。因此不管形势如何发展，财政支出的压力是很大的。主要反映在社会保障补助（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补助、贫困人口生活补助等等）的增加，扩大内需政府增加基础设施投资项目的后续资金压力，以及推进市场化改革的各种社会成本等，都需要财政增加支出。
另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我国财政将面临以下几个影响因素。
1.“九五”时期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持续提高，2000年估计能够继续保持在12％左右的水平上。但“九五”时期财政收入的增长很重要的在于一些临时性、政策性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在“十五”时期将很难继续发挥作用。“十五”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将主要依赖税收与经济的协调增长。
2.当前我国财政收入与经济协调增长的机制还没有真正建立，长期以来影响我国财政收入提高的因素依然存在。
3.从预算内财政收入支出的角度看，经济的宏观税负（预算内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很低，1998年也只有12.4％。而从整个政府分配活动看，把预算外、制度外等政府活动赖以维持的资金来源考虑在内，经济维持整个政府运转的负担估计占gdp的比重在25％以上。所以，从全口径的政府收入角度看，经济的税负并不算低。“十五”面临的困境是：如果在不能减少经济中不规范的政府分配活动的同时，采取措施增加财政收入，必然将加重整个经济的负担水平；如果仅仅把预算外、制度外转化为预算内进行管理，又不得不维持这部分资金原有的支出格局，并不能增加财政可直接支配的财力，从而也就不能有效缓解财政当前的收入困难。
4.1998年和1999年，我国已经连续两年实行增加国债发行、扩张政府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从目前看，在“九五”末期和“十五”初期，继续实行相对扩张的财政政策仍然难以避免。普遍的看法认为，我国经济需要比较长的结构调整时间。根据世界银行有关专家的分析，在这个期间里，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措施，经济增长速度可能下降到4.5％左右，这个速度显然是我国社会现状所难以接受的。因此，财政政策面临着技术扩张的压力。
5.造成财政政策自我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是财政基础薄弱，财政可调控财力严重短缺。初步测算，考虑物价因素，如保证法定支出增长与经济增长同步，“十五”时期仅支农、科教文卫支出、价格补偿等因素即可占去财政每年新增财力的50％左右。如果考虑到近年来大量下岗职工的生活保障问题、粮食收购等资金需要，财政（尤其是中央
财政）的可调控财力极为有限，“十五”时期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作为宏观调控主体的中央财政无疑将要面对更加严峻的考验。
6.在我国财政调控经济手段缺乏的情况下，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最终体现为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增加，但财政赤字的扩大和国债规模的增加，也相应增大了财政的风险。很显然，不论从财政赤字还是国债角度看，联系到我国脆弱的财政基础，财政风险都不是一个让人可以放心的问题。
还有学者认为：对“十五”时期我国国债规模的预测主要基于“九五”时期经济运行情况，特别是与1999年国民经济计划指标紧密相关。“十五”时期各主要指标预测是：gdp计划增长7％，各年分别为106480亿元、117130亿元、128840亿元、141720亿元和155900亿元；中央财政收支保持1999年增幅不变，利率以应到期国债实际利率计算，各年中央财政赤字分别为1810亿元、1990亿元、2190亿元、2410亿元和2650亿元，合计将达11000亿元，超过“九五”时期一倍左右。根据“十五”时期的中央财政赤字和内债、外债的还本付息情况，各年国债发行额将为：4100亿元、3800亿元、3800亿元、3500亿元和3500亿元，累计近19000亿元，比“九五”时期新增3800亿元。依此计算，“十五”时期的不含利息支出和包括利息支出的中央财政赤字率，以及中央财政债务负担率仍都在国际公认的安全线内。如果依此指标，我国“十五”期间仍存在一定的发债空间。
再有学者认为：21世纪初期尤其是“十五”期间，我国宏观经济的运行和发展将表现出以下若干基本走势。
1.经济增长速度继续受到需求制约。我国需求不足，除了出口大幅度波动的冲击之外，主要原因在于最终消费率下降，以及消费需求不足对投放扩大的影响。从国际比较看，我国近几年的最终消费率远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明显低于储蓄率较高而消费率较低的亚洲国家，原因是我国的居民消费率与其他国家相比差距很大（大概低20个百分点左右）；但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按人口比重计算却不低于其它国家，问题在于农村消费水平太低，影响了整个居民的消费率。从现在到“十五”期间，我国国内需求结构失衡从而需求不足的局面难以从根本上改变。从这个角度看，我国消费需求的扩张基本上依赖于农村居民消费扩张期的到来。
2.经济增长质量将逐步得到改善。“十五”期间，国有经济的制度变革和战略调整将较大幅度推进，这会带动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上升，同时促进非国有经济特别是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较快发展，使竞争机制更趋于合理和有效，市场机制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加强。国有企业改革和所有制结构调整的进程，加上市场需求相对不足的约束，将对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起着较大的推动作用，从而使经济增长质量得到逐步改善。估计“十五”期间增长方式转变和增长质量提高最为明显的领域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
3.产业结构调整将迈出较大步伐。90年代以来我国的结构问题比较突出，一个是三次产业的结构偏差明显加深，另一个是工业结构的升级非常缓慢。这两个方面对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增长质量产生了很大影响。因此在“十五”期间我们不能不花大力气来推进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
4.对外开放将进入一个重要的新时期。加入wto，受到冲击较大的产业将是农业、重制造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产业以及很多第三产业部门，而大多数消费品工业则已经具备了较强的对外竞争能力。即使中国在近期不加入wto，21世纪初期也必然要实行进一步开放的政策，在关税降低和外商投资条件方面都会迈出较大的步伐，国内企业将面临更多的商品进口冲击和国际大跨国公司进入的冲击，面对更大的国际竞争压力，同时也会有更多的国内企业去迎接新的国际挑战，扩大对外出口和对外投资。因此，“十五”期间我国在经济增长与结构调整中既可以进一步利用扩大开放的有利条件，又需要加快增长方式的转变与产业结构的升级，以尽快提高国际竞争能力。
二、21世纪初期的财政政策建议
第一种建议认为，考虑短期政策与中长期政策的协调衔接，近期我国财政政策的取向有以下八个方面：
1.坚定不移地贯彻实施“反周期”宏观调控方针。市场经济的发展已使中国经济运行基于“自然节律”的周期波动趋于明显，因此财政政策作为市场经济下“间接调控”的主要政策手段之一，势必要更加自觉和坚定不移地在目前所处的经济运行低谷阶段，与货币政策相互协调配合，作扩张性的“反周期”调控操作。只要经济景气还未回升到（并相对稳定到）接近中位的水准，市场预期还未普遍由看淡转为看旺，扩张政策调节的取向就不能改变，并要审时度势保持调控措施必要的力度，掌握好各方面具体措施的优化组合。
2.酌情对积极的扩张财政政策在实施重点和操作方面作出微调。根据项目实施情况和优化经济结构的通盘考虑，近期的投资重点，应向兴办基本农田水利、防治环境污染、建设一般民用住宅等方面适当调整并更为收拢。同时，针对现实问题，加大项目建设资金的监管力度，严防挪用，加快资金到位速度，并努力改进工程设计，提高施工质量，以求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3.财政职能应在退出“越位”和填补
“缺位”两个方向上作出积极调整和探索。随政府职能和财政职能的进一步转变和调整，财政应在一般竞争性的生产建设领域“淡出”，其提供公共产品与服务以满足社会公共需要的职能，需要更加强调和重视，摆到更靠前的序位上。
4.“费改税”渐入快车道。以“清费规税”为重点的政府财力整合，代表了现阶段财政政策的一个必然导向。这也意味着对政府行为的规范约束和对“既得利益”的调整，将随之进入更深入、更具体的阶段。
5.改革的深化将引出进一步的机制磨合过程。财政政策是服务于发展和改革的，目前既需要作出不同寻常的短期调节，又需要掌握中长期的总体机制转换、协调与配套。财政体系自身走出困境的“振兴”，也有待经济发展、市场成熟过程中财力状况的改善和政府财力运作的规范化。
6.新调控方式与手段的探索将成为现实生活的迫切要求。财政政策需进入市场经济“间接调控为主”的轨道，因而必须积极探索新时期可行的间接调控新方式。1998年在以财政贴息支持高科技成果产业化方面已经破题，而今后经济生活中的客观需要将推动这种探索向更宽广的政策性投融资领域扩展。
7.管理的科学化、规范化势在必行。现实生活正在呼唤财政收支管理的进一步严密化和与市场经济国际惯例的接轨。从财政政策指导上看，今后必将强化对收入、支出、转移支付的各个环节与相关领域的管理，使之严密和规范。
8.进一步推进统一市场和企业公平竞争环境的营造。实现企业间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既定方向和动态过程。随相关措施的贯彻落实，我国统一市场的规范程度将进一步提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条件也将进一步走向成熟。
第二种建议认为，在我们看到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拉动经济增长积极效应的同时，还要对其下一步发展及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前瞻性分析。
1.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必须适度，并对可能出现的问题及早研究。这是经济资源的有限性决定的。从中长期看，我们必须坚持实行适度从紧的财政政策，严格控制并逐步缩小财政赤字和发债规模。要对国内外经济形势和国内的物价走势、国债资金使用效果及还本付息等进行密切监测，早作应对。俄罗斯等国因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过大而引发债务危机和通货膨胀的教训，我们要很好研究，以兴利除弊，未雨绸缪。
2.要把激活消费作为今后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措施，而不宜简单地再靠政府投资推动。从投资和消费对经济增长作用的特点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短期拉动作用十分明显。但是从社会再生产角度看，只有消费需求才是经济增长真正的和持久的拉动力量。因此，今后要逐步把拉动经济增长的立足点转到引导刺激消费上来，要修改带有计划经济色彩的限制消费的税费等政策，制定鼓励和引导消费的税费政策。有计划地把工作重点放在开拓城乡消费市场和引导形成新的消费热点，进而带动民间投资上。
3.要注意财政政策与其他政策措施的协调与配合。因此必须发挥政策要素的组合效应。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主要手段，首先必须相协调、相配合，要继续适度加大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开展消费信贷和对中小企业信贷的支持力度，以充分发挥两个政策工具的作用和效力。
4.要研究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具体措施。要特别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杠杆和导向作用，更多地采取通过财政贴息和为高新技术贷款提供担保等间接手段，用较小的投入去启动企业和个人的投资和消费。这样做，不仅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推动经济的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而且可以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使中央和地方形成合力，但地方财政必须做到收支平衡。
第三种建议认为，对“十五”财政的测算，要按照坏、中、好的经济大环境做三个方案。具体测算如下：
方案一：整个“十五”时期仍未走出经济低谷，需最大限度运用财政扩张政策。
方案二：“十五”中期走出经济低谷，需维持现行财政规模的扩张过渡政策。
方案三：2001年经济走出低谷，恢复适度从紧财政政策。
方案一、方案二各年的赤字绝对额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三各年与“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从赤字率（赤字占gdp的比重）看，方案一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增加，方案二各年与“九五”末期2000年持平，方案三各年比“九五”末期2000年减少。从支出与收入年均增长比较看，方案一支出高于收入1个百分点，方案二收、支增长同步，方案三支出低于收入1个百分点。
(一)环境治理原则
生态重建主要是针对过度开采自然资源的被破坏的环境进行环境治理与保护,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利用可以促进城市的经济发展,生态环境带来的效益很难用货币来衡量,所以,如果生态遭到破坏很难用有效的措施进行补偿。政府在财政与税收的政策上一定要强调,资源型生态重建过程要对环境进行治理保护,可以通过制定相关环境治理与保护的财政税收的政策防患于未然。
(二)可持续发展原则
大部分资源开采后都不会在短时间内再生,所以这些资源如果过度开采带来的损失是巨大的,所以在对资源进行利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可持续发展的原则,必须保证经济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政府可以通过相关政策的实施,积极落实对生态环境的合理保护,通过相应的政策大力引导生态重建的投资项目。
二、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财政政策体系建设
生态重建也需要很多资金的支持,这是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面临的重点问题,在这方面,城市的财政政策必须发挥积极的作用,对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重建制度必要措施。
(一)加大资源型城市生态市建设的财政投入
首先政府要大力宣传资源保护、生态平衡的重要性,将生态重建的具体项目加入城市发展的项目中,并且要将生态重建需要的资金纳入财政支出的分配中,使生态重建得到必要的资金支持,因为生态重建需要开展众多项目对环境进行治理,比如污水的治理,环境监督局等等机构,生态的重建还需要种植花草、树木等植被,并且需要相关人员对其进行必要的维护,这些都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这时,政府可以通过调整财政的结构,建立引导的资金,政府在投资项目中的收益可以分出一些用于生态重建,或者缩小其他项目投资成本、避免不必要的支出,这样都可以节省出一部分资金用于生态重建的投资计划中,这些生态重建的投资计划也可以为城市的财政带来相对应的收益,因为只有生态环境得到了良好的保护与治理,才能推动社会的整体发展水平,政府积极引导鼓励对生态重建的投资,积极筹集生态重建所需的资金,资源城市的生态重建既需要建立污水治理单位,也需要建立回收、治理垃圾的机制,是需要长期投入的投资项目。所以不论是国内的还是外国的大小企业,也不论是什么体制下的企业,政府都要鼓励它们为环境保护、生态重建做出贡献,大力对这些项目进行投资,为可持续发展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同时也是对自然资源的保护、对造福人类做出的有益贡献。
(二)增列环保支出预算科目
由于生态遭到的破坏的时间不长,一开始政府没有看到过度开采资源带来的生态环境的恶化情况,所以在国家的财政预算中并设立出环保保护的项目资金。在生态遭到破坏后,政府只能把财政预算中多余的资金用作生态重建,这样使得生态重建的项目落实的并不好,很多项目由于资金不足,都暂时搁置了,所以如果不把环保的项目纳入政策预算的话,就不能很好的计算出生态重建项目需要的具体资金,同时也利于对生态重建进行必要的监督,而想要做好资源型城市的生态重建计划,就必须保证它在财政预算的收支中占有一定数目的份额。再有了资金的保障下,生态重建计划就可以建立出很多投资项目,比如预防治理水污染、工业污染等治理项目,增设环境保护设施的项目,绿化土地美化城市的资源项目,这些项目的投资都可以很好的为生态重建做出积极贡献。在资金的控制上,政府财政部门需要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确保这些资金的流向,对资金的使用和涨幅情况做出相应的了解与监督,这样才能使资源型城市在财政政策支持下的生态重建有秩序的开展。
(三)优化支出结构
政府的财政政策支持,主要是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也可以通过发放大量的生态产品为主要手段,生态重建可以带来长期的效益,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生态重建除了可以使我们的环境更加美丽,也可以使我们居住的环境更加健康,是一项长期受益的投资项目,财政的预算由于要考虑到很多方面的支出,所以这种情况下,财政的政策主要是支持对其的投资引导,其次是经济补贴形势的支持,由于下中国是农业大国,环境对农业的影响很大,所以生态重建的重点是大力改善土地资源,使得农业可以更好的发展,促进农业快速稳定的发展,使我国的农业越来越发达。在投资上,我国主要侧重的投资项目是生态产品的治理性修护、生态产品的创造性改善以及生态品的维护与保护等方面。
(四)设立资源型城市经济转型专项资金
对自然资源的开采与开发需要很多的机器与设施,一般都是大型的机械,而这些机械花费的资金也比较多,所以资源型企业一般可用性资金都比较少,所以无法积极的进行企业的经济转型,这时就需要政府部门作出大力的支持,利用财政政策建立专项资金,使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变为资源型城市,并且为生态重建的具体措施提供资金的供给,保障其更好的进行转变。政府在进行财政支持的时候,应优先考虑那些率先建立资源开发补偿、衰退产业援助的机制。政府对于那些资源枯竭型城市要首先设立财力转移支付,这些资金主要用作社会公共设施建设、生态环境治理、投资贷款等项目,在生态重建的过程中,不同的重建程度需要的资金数目不同,并且不同的重建设施、材料金额也不一样,所以具体的拨款数目要根据不同的进度与需要发放。不同的项目需要的资金不同,但在使用的过程中,要进行必要的监管,避免浪费用滥用。
三、资源型城市生态重建的税收政策体系建设
(一)以可持续发展为原则,改革现行资源税
现有资源税的设计理念与可持续发展模式下的经济与社会政策背道而驰。资源税应该在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视野下重新定位,站在生态环境建设的视角下,外部性成本的补偿还应包括后代获得资源能力损失的补偿,真正体现可持续发展观。
(二)开征生态税
严格地讲,我国目前还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生态税。因此,我国实施生态税制的第一步可考虑将现行的一些宜于以税收形式管理的环保收费项目纳入征税范围,根据环境保护的需要逐步设立生态税。
(1)环境污染税。
在资源型城市环保资金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有必要改排污收费为征税。
(2)水污染税。
对直接或间接排放废弃污染物和有毒物质而造成水体污染的活动或行为从量征收。
(3)大气污染税。
主要包括二氧化硫税和碳税。
(三)建立真意义上的环境税
从概念上说,环境税是指对开发、保护和使用环境资源的单位和个人,按其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利用、污染、破坏和保护程度进行征收或减免的一种税。征收环境税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对环境资源的定价,改变市场信号,降低生产和消费过程中的污染排放,同时鼓励有利于环境的生产和消费行为。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