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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特点;审视
作者简介:王舒,鞍山市演艺集团戏曲剧院,辽宁鞍山,114000
中国戏曲表演不同于一般的舞台表演,它融合了我国传统文学、音乐、舞蹈、美术、武术、杂技等内容,对表演者的要求非常高,需要表演者根据不同的人物形象和情景来做出不同的表演,充分展现出戏曲中人物的各种形象,展现戏曲的魅力,把戏曲文化发扬光大。
一、中国戏曲综合性的表演特点与审视
中国戏曲综合唱念打坐舞蹈杂技于一体,演员在实际的表演中要具有非常高的表演功底。比如说演员的形体基本功,在舞台表演的时候如果这些功夫不到家,那么舞台上演员的形体、走路的姿态、舞蹈的形态等都会影响到表演的效果。基本功不扎实,舞台表演时人物的动作就没有办法去模仿和演绎,表演起来则会非常吃力难受,而整个舞蹈的质量将会受到影响。又比如说演员的唱功,戏曲表演要求演员的唱功要非常到位,熟悉曲谱旋律、节奏快慢、音质等。中国戏曲在其长期发展的过程中,已经形成起独特的表演艺术形式,如果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能够有效的将这些表演艺术运用自如,则能够给观众带来美的享受,让观众身临其境产生共鸣。实际中,戏曲表演中的动作是源于生活的,但是又不同于生活,这样演员就必须运用戏曲表演的方式来演绎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将动作、道白、语调、道具、脸谱等充分结合,通过艺术加工,充分的融入到人物的思想感情世界中,赋予人物更多的生命力,让观众能够更多的感受到人物情感的变化,让人物更加鲜活,将戏曲的艺术美展示给观众。因此,中国戏曲综合性的表演特点需要演员具备非常高超的综合表演艺术的能力,才能够有效的将人物活灵活现的表现出来,才能够将戏曲的魅力完美的展现出来。实践中,演员的这些综合性的艺术表演能力并非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的磨练和积累,在表演实践中不断的去琢磨人物的性格和心理特点,并将表演技巧恰当的运用到人物表现中,才能够有效的提高表演的效果。
二、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程式化的特点与审视
中国戏曲表演艺术除了具有综合性的特点外,它的人物表现程式化要求也是非常高的。戏曲表演主要是通过歌舞的形式来表现生活,让生活富有艺术性,体会戏曲表演的特色。如戏曲人常说的:戏不离技,技不离戏,艺中有技,技中有艺。而戏曲本身是中国特色艺术瑰宝,是人们长期生活的总结,扎根于人们生活,具有非常丰富的群众基础。如此看来,程式化后的戏曲形式对演员的要求更高了,只有正确掌握表演技巧并准确发挥的演员,才能够将戏曲的魅力表现出来。戏曲的表演要贴近生活,才能够获得生存和发展的空间,也才能够得到传承。我国的戏曲在实际生活中,因为融入了当地的民族特色,体现当地人民的生活习惯和性格,实践中根据不同的地方特色分为:河南豫剧、河北梆子、秦腔、黄梅戏等等。所以,演员的戏曲表演离不开生活实践,要通过戏曲故事表演来展现生活的各方面,通过程式化的方式,将不同风格的戏曲通过唱念打坐等的技巧表现出来。戏曲表演艺术除了是演员根据曲本进行表演以外,更多的要体现演员的活性。演员在表演的过程中,根据程式化的方式,将戏曲表演艺术施展得淋漓尽致外,还要向观众释放出自身对戏曲艺术的热情,不仅让自己本身融入到戏曲人物中,更需要表演者将自身对戏曲表演的热情充分表现出来,使人物形象更加丰满,贴近生活,最终实现戏曲表演艺术的创新,丰富戏曲的表演方式和戏曲文化,促进戏曲文化的传播。
三、戏曲表演形式与内心情感相结合的特点与审视
任何的舞台表演都需要表演者将动作表演和内心情感相结合,否则艺术将失去生命,这对于中国戏曲表演艺术也不例外。实践中,戏曲表演者如何把握人物的情感,如何向观众传统人物所要表达的感情,这样就要求表演者除了要具有专业的表演技能以为,还要善于体验生活,拥有丰富的内心情感。因为虽然说所有的舞台表演都必须结合表演者的内心情感,但是戏曲表演又不同于一般的舞台表演,戏曲表演中,表演者的每一个动作都具有非常强的目的性,单纯从传达戏曲内容表演讲,这些专业的表演方式已经足够,但是如何有效的将表演者自身的内心情感融入到这些表演方式中,实现动作的表演和内心情感的完美结合,严格控制表演的节奏,使得戏曲表演更具活性。可以说戏曲是有灵魂的,而戏曲表演方式与表演者内心情感相结合,两者融合的境界越高,则戏曲表演的愈完美。同时,表演者通过自己的方式将戏曲人物内心的跌宕起伏表演出来,获得观众的共鸣,能够有效的提高戏曲表演的艺术性。结语中国戏曲是我国劳动人民长期生活实践的总结,其体现了我国不同地区劳动人民的性格和生活习惯。而戏曲表演艺术则是通过不同的表演形式将生活化的故事通过戏曲艺术的形式表现出来,这需要表演者在不断生活工作实践中学习和积累表演技能,不断的丰富自身的思想感情、生活感悟,将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感情与表演技能完美的结合,促进戏曲表演艺术的创新,为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舞台。
【参考文献】
[1]邱少榕.中国戏曲表演艺术的特点探微[J].大众文艺(理论).2009,10.
一、中国古代较少纯粹的雕塑艺术品,这是一般人不重视中国古代雕塑的主要原因。西方雕塑发源于古代希腊,古希腊人重视人体,将神塑造成完美的有血有肉的人。他们崇拜神,也崇拜和神一般完美的英雄——战士与运动家。为他们塑造供人膜拜瞻仰的偶像和纪念像。如此形成传统,在西方世代相传,成为一种纯粹的雕塑艺术。中国古代社会的制度、文化、哲学与宗教,都不同于古代希腊。中国远古时期重礼教,尊鬼神,艺术重心倾向于工艺美术,在礼器、祭器上发挥艺术天才,并且同样也形成传统,影响深远。从陶器、青铜器、玉器及漆器等工艺品发展出以装饰功能为主的实用性雕塑,在历代都占有主流地位。它们分为两大类,一类是纯粹的工艺品,例如象形器皿和供摆设的小型工艺雕刻。一类为建筑(包括陵墓)装饰雕刻,例如一般欣赏教材中都会列举的南朝王陵石刻辟邪和唐代顺陵石狮。实用性除反映在装饰雕刻上以外,还反映在明器艺术与宗教造像上。明器是随葬用品,其中雕塑品占有重要地位,主要是俑和动物雕塑,一般教材都举秦始皇陵陪葬坑兵马俑和唐三彩俑、马为例。俑是人殉的取代物,动物雕塑也用来代替活体陪葬,它们的实用性很强,并非纯粹的雕塑艺术品。宗教造像也是如此,它们是供信徒顶礼膜拜所用的,以佛教造像最有代表性。欣赏教材多以南北朝和唐代的作品为例,因为这些时代的佛教造像艺术水平普遍较高。宋元和明清也有好作品。佛教造像有宗教上特殊的造型要求,它们和古希腊那种以人为范本的真实自然的神象有所区别,在欣赏时需要了解经规仪轨的种种规定,如佛象两耳垂肩,手长过膝等等,否则很容易认为比例不准确,解剖有错误而加以否定。WWW.133229.COM纯粹的雕塑一般以纪念性雕塑为代表。中国古代重视绘画艺术,纪念性人物和事件,通常以绘画来表现而极少使用雕塑,例如汉唐功臣和历代帝王像,都是画在壁画和卷轴画里。纪念性雕刻在帝王上大夫染指绘画之前的西汉时代偶有创作,最著名的例子就是欣赏教材都有介绍的霍去病墓石刻“马踏匈奴”。此外,东汉四川都江堰李冰像和五代前蜀主王建坐像,也是现存的古代纪念性雕刻,实属凤毛麟角。中国有中国的历史和文化特殊性,也有其艺术的特殊性。我们不能因为纯雕塑品少就不承认带实用性的雕塑品,也属于雕塑艺术而拒绝认识它们、理解它们和欣赏它们。
二、出于上述原因,中国古代雕塑的装饰性相当突出。这是它孕育于工艺美术所带来的胎记,无论是人物还是动物,也无论是明器艺术、宗教造像还是建筑装饰雕刻,都普遍反映着传统悠久的装饰趣味。最显著的例子是欣赏教材中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南朝的辟邪和唐代的石狮。佛像的对称式坐姿和图案化的袈裟衣纹处理,使之显出浓厚的装饰性。和写实的西方宗教神像相比,中国佛像因装饰性的虚拟成分,更带有一种非人间性的神秘,但又包含一种蔼人的亲切,因为装饰性既不同于生活真实,却又是中国人在生活中无处不在司空见惯的艺术真实,所以有此效果。同时,装饰性对于增强佛像所要求表现的庄严肃穆气氛,也十分有效。辟邪石狮的整体造形,完全经过装饰化变形,犹如青铜器或玉器上的某个装饰部件。身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经过这样处理过的石兽,往往比写实的雕刻石兽更威风、更勇猛,且更神圣不可侵犯,能更好地发挥它们作为建筑装饰的功能。(辟邪和石狮多为陵墓的仪卫性装饰品,用途在于显示墓主的权威。)
三、中国古代雕塑具有明显的绘画性。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是一对同胞兄弟,都孕育于原始工艺美术。从彩陶时代起,塑绘便互相补充、紧密结合。到二者都成熟之后,仍然“塑形绘质”,在雕塑上加彩(专业术语称作“妆銮”)以提高雕塑的表现能力。现存的历代雕塑,有许多就是妆銮过的泥塑、石刻和木雕。今天的雕塑艺术完全西化了,不再加彩,但民间雕塑仍保持妆銮传统。西方古代雕塑也有加彩,到文艺复兴以后,除宗教神像为求逼真效果,大多继续加彩外,一般雕塑不再加彩。中国塑绘不分家,导致了雕塑与绘画审美要求的一致性。在中国古代,绘画受到比雕塑高得多的重视。雕塑始终由工匠从事,文人士大夫极少参与。早期绘画的作者也只有工匠,但从东汉晚期开始,文人士大夫乃至帝王参与了绘画创作,从此成为中国古代绘画创作队伍的骨干力量。他们是国家、社会及文化的统治者,自然也统治了绘画,使绘画地位高高凌驾在雕塑之上,并以其艺术观念影响雕塑,因而雕塑染上了明显的绘画性。其绘画性表现为不是注意雕塑的体积、空间和块面,而是注意轮廓线与身体衣纹线条的节奏和韵律。这些线条都象绘画线条一样,经过高度推敲概括提练加工而成,和西方古典雕塑以块面和空间的丰富变化来体现轮廓与衣纹的形状完全异趣。后者体积感强,前者只有大的体积关系,局部大多平面性很强。有时在平面上运用阴刻线条来表现肌肤和衣服的皱褶,仍然没有立体感,只有绘画的平面效果。因此,通常雕塑表面光滑,没有西方雕塑那么多明暗起伏的细微变化。这种特点,在教材最常引用的汉唐陶俑、敦煌莫高窟唐塑和麦积山石窟宋塑佛教造像,以及太原晋祠宋塑侍女,大同下华严寺辽塑菩萨、平遥双林寺明塑和昆明筇竹寺清塑罗汉像等等作品上都可见到。中国雕塑从这一特点历代相沿,至今民间匠师仍然大都先勾人物线描草稿,象人物画白描一般,再复制成雕塑。也有人直接在硬质材料上勾线描稿,再雕而刻之。这样创作雕塑,带有绘画性就可以理解了。中国古代雕塑绘画性强,自有一种东方趣味,符合中国古人的欣赏习惯,他们是从绘画艺术的角度去看待雕塑艺术的。今天我们欣赏古代雕塑,也需要借用中国画的审美眼光,才能把握美感要点。如果只用西方古典雕塑的艺术标准来指摘中国古代雕塑缺乏雕塑性,那无异于为适履而削足。
四、中国古代雕塑的另一个特点是意象性。西方雕塑从古希腊时期起,就努力摹仿再现自然,写实性极强。中国雕塑和绘画很迟才脱离工艺美术的母体而独立门户。在漫长的几千年间,它们只是工艺美术品的两种装饰手段,这是塑绘不分的主要原因,也是线刻和平面性浮雕——画刻高度结合的中国式造型方法特别发达与持久的主要原因。装饰不求再现,只追求表现物象,因此发育出中国雕塑与绘画的共同品格——不求肖似(高度写实地再现自然),形成了高
度的意象性特点。中国画无论工笔还是写意,都不象西洋画那样精确地写生刻画对象,而是主要依据观察体验所得印象,再加上想象,经过主观加工美化而成艺术形象,和客观对象保有相当距离。中国画不画光影(这是表现主体感真实感的重要因素),色彩只表现固有色(所以写实性有限),造形与画面效果的平面性很强。背景一般为纸、绢的空白,不求空间深度,而把注意力放在物象的“神韵”表现上。因此,若按西洋画的解剖、比例、透视和色彩等等准确度很高的科学化标准来衡量中国古代绘画,便会觉得一无是处。但若理解中国艺术自成体系、自有追求,便懂得和喜欢品味中国画的美感。中国雕塑也是如此,它和中国画观念是一致的,而且贯穿了整个古代雕塑史。秦始皇陵兵马俑虽然表现出高于其他时代的写实性,但那也仅仅集中在俑的头部刻划上,而且形象也只是分为几种类型,不是每一件都各不相同,身体部分则无一例外是十分写意的。就是比较写实的头部,也不能和西方雕塑同日而语,它只是象中国画有工笔一样,比较深入细微而已,本质上依然属于意象性造型。其他汉唐陶俑、霍去病墓石刻、历代宗教造像无不显示意象性特点。它们和中国画一样,追求神韵,不求肖似。如果用西方古典雕塑的标准来看待它们,就能挑剔出解剖、比例不够准确,质感塑造不够充分等等不足,造成欣赏上的障碍。我们必须换一种眼光,使用我们自己民族的艺术标准和审美习惯,来欣赏中国古代雕塑“以形写神”的艺术效果。这样,当我们从敦煌菩萨,晋祠侍女、筇竹寺罗汉塑像上体会到“栩栩如生”这一句成语的含义时,就不是象欣赏西方古代著名雕刻,如欣赏教材常会介绍的掷铁饼者、拉奥孔群像和奥古斯都像等等那样,是个从形到神都准确得象真人一般的概念,而只是感受到一个艺术品所传达的人的生命力、精神状态和宗教境界等等形而上的东西。
五、中国古代雕塑语言精练,这是意象性衍生的另一艺术特点。中国古代雕塑始终没有发明西方雕塑的造型术(modelling)来精确地塑造物象,而多从感觉和理解出发,象中国画一般运用经济的语言,简练、明快,以少胜多而又耐人寻味,常常给人运行成风、一气呵成、痛快爽利的艺术享受。夸张乃至变形来强调人与动物的神韵,是普遍运用的手法,汉代四川说唱俑和霍去病墓石兽最有代表性。这些作品只是服从作者对物象的感觉和理解,他们所关心的不是准确比例和真实效果,而是说唱者眉飞色舞,手舞足蹈的表演神情以及虎、象、马、牛、野猪等动物的不同习性和旺盛活力。这样必须有所取舍,有所夸张变形甚至抽象,其效果更突出对象的特征,更具有艺术感染力,给人的印象更特殊而深刻。这一点和西方近现代雕塑有相似之处。西方近现代雕塑一反传统的写实为变形,追求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不被客观物象所役,使艺术创造更纯粹。中国古代雕塑实际上也是达到雕塑语言的多变性和雕塑空间的自由性这种艺术境界的。霍去病墓石兽采取“因势象形”的手法,充分利用岩石,自然的令人联想接近某种动物的形状,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艺术加工,使石兽的造形显出空间的自由而不斤斤计较于形似。加工的语言有圆雕、有浮雕、也有线刻,是根据岩石形状与动物形象的双重需要加以多变性运用的。这种圆、浮、线雕并施的语言,在汉唐陶俑、历代石兽以及佛教造像中均可见到。它们使中国雕塑在精练中块面更整体,因而有时更具雕塑感甚至建筑感,例如云岗北魏露天坐佛和龙门奉先寺唐代大佛,就是杰出代表。
六、中国古代雕塑既然是意象性的,注重“以形写神”,必然也象中国绘画一样,注重头部的刻划。中国古人认为“头者精明之主也”。(《黄帝素问》)“头者,神所居,上圆象天。”(《春秋元命苞》)从原始时代起,人面或人头,在工艺装饰中就受到特别重视,这应是中国古代造型艺术发展为特别重视传神的原因之一。这种重视贯穿了几千年,直到今天,在民间雕塑和农民画中,头部仍是艺术家首要表现的部分。头部以外的人体部分,便被看作是从属的,较为次要的。这样,在中国古代雕塑和绘画中,头大身小逐渐变成一种习惯造型,一旦头身关系处理不好,在视觉上便难免造成不舒服的特点,这是不必为古人护短的。然而优秀的作品常常把人们的注意力,从缺点中吸引转移集中到刻划精彩的头部来。这些头部看似没有西方雕塑深入,可是结构十分严谨。搞过雕塑的人都有体会,临摹西方雕塑易,临摹中国古代雕塑的头部却相当困难。它们不如西方雕塑结构准确分明,却另有一种完美性,神完气足,很不易临摹到那种境界。在头部以外,又用充满韵律的身体衣纹线条来发挥美感,使人受感染的不是比例结构的准确本事,而是传神美化的功夫。龙门奉先寺大佛、服侍菩萨与天主力士像都严重头大身小,但依然很美,非常典型地说明了中国古代雕塑的这一特点。
七、中国古代以“温柔敦厚”为诗之旨,这和中华民族的气质、生活条件、地理环境、哲学思想、伦理道德观念及其他文化因素密切相关。另的艺术也如此追求,表现在造型艺术上便是含蓄美、内在美。雕塑亦然,中国古代雕塑给人的感觉不象西方古典雕塑那样一览之下、历历在目,而是神龙露首不露尾、含不尽之意于象外。没有剑拔弩张,向外张扬的火气,而是象中国书画用笔藏锋那样将力量包裹在内部,给人更多品尝的余味。例如严阵以待的秦始皇陵兵马俑、载歌载舞的汉唐女俑、孔武威风的唐代天王力士,乃至雄强猛厉的南北朝辟邪和唐代石狮,都有这种效果。比较一下掷铁饼者力量的紧张迸发和拉奥孔群象情绪的激烈发泄,就能够领会中国古代雕塑含而不发的美感特点。它是与其他中国古代艺术的审美理想相一致的,就象西方雕塑与绘画的审美理想也相一致一样。欣赏中国雕塑时也许会觉得不如西方雕塑痛快顺溜,这就象喝酽茶和喝咖啡不同一样,不能相题并论。喝茶需要品味,如若不谙茶道,便永远进不了茶的境界。
八、中国古代雕塑风格往往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精神。儒家哲学尊天命,受其影响,中国艺术反映为崇高、庄严、壮丽、重穆、典雅等等风格。道家哲学崇自然,在艺术上则表现为飘逸、雄浑、淳厚、古朴、淡泊、天真、稚拙等等风格。中国画和雕塑都具备这两个系统的风格特征,例如佛教造像和陵墓仪卫性雕刻,一般具备前一系统的风格,龙门奉先寺大佛最为典型。它是唐代武则天出资修造的,寓有帝王的精神气度,
风格上必然强调崇高、庄严、重穆和典雅。明器艺术中的俑和动物雕塑多属后一系统的风格,它们和生活关系密切,风格上追求自然,朴拙可爱。两者各异其趣,各有千秋。西方古典雕塑风格比较接近前一系统,却少有后一系统的风格特征。希腊古风时期的古拙是艺术技巧幼稚阶段的自然产物,不是刻意追求的风格。中国画和雕塑却有意返朴归真、退熟回生,追求一种内在美,一种原始美,一种大巧若拙的哲学精神境界。这些追求是难于站在西方艺术角度来理解的,所以一般习惯欣赏写实性雕塑的人,欣赏中国古代雕塑总有障碍。这就需要提高中国传统文化修养,从根本上来认识中国艺术,否则欣赏也好,创作也好,都很难进入堂奥。
【论文摘要】本文从人物画的历史发展谈起,着重研究了中国当写作意人物画的写生技法特点,并指出了写生时的技法要领,供同行参考。
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发展相对比较晚熟,它出现于工笔人物画已经成熟后的两宋时期,由石恪、梁楷将书法行草的笔法入画,以其天才的创造表现的减笔人物画发展而来的。但在其后的七八百年间再没有出现一个成就斐然的写意人物画大家。
“五四”运动以后,随着西方艺术以及素描理论的系统传入和影响,以徐悲鸿为代表的学派指出中国画的出路就在于以西方的素描造型来加以转化。随之素描也成为了写意人物画的基础训练科目。同时,直接以笔墨宣纸放笔直取的意笔人物写生也成为高校国画人物的主修课。重视反映现实生活,表现当下精神世界,更推动了写意人物画的复兴和发展。随着徐悲鸿、蒋兆和、黄胄、卢沉、周思聪、方增先、刘国辉等一批批优秀画家不懈的写生实践,中国写意人物画可算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时期,其风格多样、形式活泼、内容广泛,具备了超越前辈的优势。
1写意人物画写生技法特点
从技法层面上讲,就“小品”和“创作”比较而言,写意人物画之“写生”,具有更为不易超越的难度,因而历史上并未迭起而成峰巅。应该讲,中国写意人物画的写生不仅是为锻炼画家观察能力和造型能力的基础训练,更应该激发出更多的表现手法和超脱巢臼的表述语言,从而自觉地寻找和建立自己的艺术风格。Www.lw881.com一幅好的写生作品,正体现画家在对象与画面之间的再创造,即在画家与模特儿的面对面交流中,不仅是一种情感的真诚表述,还应更加注重艺术语言、精神内涵和审美形式的高度融合。
写意人物画写生很重视兴会、灵感,要有情势所动,讲意在笔先。要意识到写意人物画所表现的不仅仅是停留在眼睛表面的视觉形象,而是经过眼睛传达至内心的胸中意象,不能仅仅把写生对象当作模特儿,而应该想象对象是一位生活中有丰富情感、鲜明个性和某种特定身份的人物,包括神情姿态、个性特征和情感活动等等,还应赋予某种情绪、情调,直至对表现对象有所感受;“心与物化”,情满意足,胸中似乎涌动一股非画不可的激情。作画者还要集中注意表现对象的关键部位,形成一种着力于对象的大体外形,和不具体确定细节的“视觉闪现”,要抓住瞬间的感觉,把一个具体复杂的视觉对象简化为一个蕴藏着张力的、强化了的、夸张了的甚至是某种错觉的基本形,注意外轮廓的大致走向以及外形造成的画面空间关系。
2写意人物画写生要领
造型是一切视觉艺术的根本要素。要认识到写意人物画写生不是对客观对象的机械模拟和复制,而是通过观察、分析,加以提炼、概括、夸张变形,以意为之,从而达到形神兼备的目的。在注重“写生”的同时,又没有完全摈弃“意象造型”的意味,要求创造的艺术形象既是客观存在的自然物象,又是作者主观认识的审美意象。
笔墨情趣有同于书法情趣,是画家情感投入的结果。笔墨讲品味、讲格调,靠功夫和修养得来。只有长期的训练和感悟才可“从心所欲不逾矩”,进入“疱丁解牛”、“郢匠运斤”的境界,心手相应,取象达意,寓偶然于必然。
重造型、讲笔墨,仍然是需要努力坚持的。写意人物画的造型和笔墨有时很难区分,有时形即笔墨,有时笔墨即形。写生中,为表达写意的意趣、风貌和气派,作者不能就形是形,亦不能单纯笔墨,如何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一代又一代画家永恒的课题。徐悲鸿学派由于过分强调素描关系和造型的严谨,大多作品呈现出较重的“写生状态”而削弱了笔墨,但也不乏因自觉向笔墨靠拢而获得成功的画家,如卢沉、周思聪等。新浙派人物画也以素描为造型基础,但对传统的西式素描进行了改造,弱化光影强调结构,并加强了线的表现功能,在笔墨上向已成熟的中国写意山水花鸟画借鉴,取得了造型与笔墨的相对统一。
随着社会的发展,中国写意人物画呈现出千姿百态、蓬勃发展的趋势。各种流派、各种形式、各种风格应运而生。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无论写实、夸张、变形等都离不开基于表现对象的任务和审美作用。“写实人物画是人物画中的主体,要永远作为主要方向去研究”。要画好写意人物画,写生这条艰辛而富于挑战的路我们还得继续走下去。
3小结
时至今日,受当前美术思潮的影响,艺术创作讲求重观念、轻技能,似乎绘画仅凭激情和观念就可以完成。中国画写意人物写生除了在艺术院校近乎尴尬地尚存一席之地外,已基本不被学界所关注,写生一类的作品只能作为习作在院校之间的观摩交流展或画家的个展中展出,除此之外便很难在其他的展事中见到了。而在走访欧洲的各大美术馆展出的西方大师的作品中,并没有将“创作”和“习作”做严格的区隔。如果把有着题材载负的人物画“创作”比喻为千锤百炼“九朽一罢”的电影艺术,“人物小品”是兴之所至、情趣盎然的即兴小品表演,那么有着“习作”意味的写意人物画写生则为情景交融、一气呵成的舞台剧,它同样具有极高的审美价值。
参考文献
[1]陈文国.凝神取形澄怀味象——谈写意人物画的造型观[j].美术大观,2006,(01)
[2]王莹.漫谈中国写意人物画[j].中国美术,2007,(03)
一个伟大的时代,必然要产生属于这个时代的伟大艺术,而这一伟大的艺术也必然要带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和独特的精神烙印呈现于时代的大舞台上。
当一个时期不能包容它的前一个时期,当它对传统既要继承又要反叛的时候,就要产生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果说现代主义时期,文化艺术形态是垂直根状的,传播方向是单一的,科技体征是印刷术和纸张,符号是文字,话语权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那么后现代历史时期,文化艺术形态就是平面的,传播方向不再是单一的而是互动交流的,科技体征不仅是印刷术更是电子媒体,符号不仅是文字更是图像,话语权不仅掌握在知识分子手里而是受众手里。因此,当下文化艺术市场是在买方手里,而不是在卖方手里,这是一个大的变化。随着后现代主义精神的不断扩大,文化艺术领域形成了多元文化的相互融合,各艺术门类相互集结、互相促生。而包括杂技艺术在内的各艺术门类及艺术家们正处在这样一个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交叉时期。
在这个交叉时期,杂技具有强大的兼容性、通化力和最广泛的参与性,这成为推动杂技发展的根本动力。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杂技艺术发展的兴盛时期,受到世界杂技艺术发展的积极影响,
着力推进杂技艺术的理论建设。重视对国内外杂技著作及其他见诸于文字的研究成果的推介、翻译、引进、输出等交流工作,创建被业内普遍接受、取得共识的完整的专门理论话语体系(含翻译)。133229.coM在保持传统杂技术语的生动性、民族化、生活化的基础上,彻底改变专业术语使用上的一义多用和多义一用的无序状态,改变专业术语以口语、土语、俚语及感性经验为主体的芜杂繁复的话语方式,提倡一般性书面语表述方式,进而建立起以科学性、系统性、规范性、学理性为主要特征的,便于与其他人文学科交流的专业话语体系。这需要从我们这一代即开始着手来做,扎扎实实地、科学有效地当做基础来做。目前,有志于杂技研究、翻译以及演出形式以外的杂技文化建设的人士还不多。从工作机制上讲,我国至今还没有一个专门的杂技研究机构,甚至没有一个专业杂技研究人员编制。这种落后现状长时期得不到改变,导致了专业的杂技翻译作品奇缺,极大地制约了当代
英文名称:Musicology in China
主管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部
主办单位:中国艺术研究院
出版周期:季刊
出版地址:北京市
语
种:中文
开
本:大16开
国际刊号:1003-0042
国内刊号:11-1316/J
邮发代号:82-185
发行范围:
创刊时间:1985
期刊收录: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引文数据库(CHSSCD―2004)
核心期刊:
中文核心期刊(2008)
中文核心期刊(2004)
中文核心期刊(2000)
中文核心期刊(1996)
中文核心期刊(19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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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从“道、气、心、舞、悟、和”六个方面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行了思考。这六个方面体现了中国艺术发展的逻辑:“道的精神——气的生命——舞的形态,这就是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整体结构的逻辑”;而“心”“悟”“和”则是对艺术家人格和思维进行研究。从审美角度来看,著者不仅仅是谈意境美、中和美,也谈到道德和中国艺术的形上追求;具体来看,不仅仅谈道家艺术精神,也谈到了儒家的艺术精神;从艺术的形态来看,有形而上的理论研究,也有形而下的技巧探讨;从艺术审美角度来看,有审美主体思辨,也有审美客体的描述。
一、“道”与中国艺术的审美
彭吉象谈中国艺术精神以“道”为核心。宗白华认为‘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生命,‘道’给予艺深度和灵魂”。因此,“道”决定了中国传统艺术的精神特质。但“何为道”却有多种解释。著者对“道”的阐释没有局限于中国古代思想家哪家哪派,而是抓住其最为根本的特点——天人合一进行阐释。这样显示出中国古典艺术精神整体的特点,也能凸显出著者融合各家艺术精神的努力。其中,对禅的理解很值得注意,他认为:“禅宗以心的宗教代替佛陀的崇拜,在主体心智中把佛予以人格化,让人性与佛性在精神升华中合而为一……是与大自然整体合一,因而能够真切地体验到生命情调和生命冲动的审美境界。”这是从人生角度来理解禅,区分出了禅与印度佛教的区别。
不同流派的“道”整合在一起,使彭先生走上了和徐复观不同的艺术理论阐释之路。他由艺和道的关系入手,从“由艺达道”“艺升为道”“艺与道合”三个角度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进行阐释。作为艺术之道,其实是人对自身存在于天地之间的理解,是人的意义。无论“自然而人化”还是“人而自然化”都是人对自身意义的终极理解。这种理解使得文学艺术得到了形而上的品质,使中国传统艺术成为了严肃的精神活动,而不是普通游戏。艺的灵魂是为道,也就是“合天之技”。这突出了中国传统艺术和西方艺术最为根本的区别:艺术既不是表现什么,也不是再现什么,而是宇宙大化的“道”的体现。
彭先生认为中国艺术的审美,主要是“艺求道”的过程。这里有几个层面的问题:“形和神”“意象和意境”等的问题。“形”和“神”作为美学的事实是神”是比“形”更为深层的东西,精神超越外形,外形因精
神而超越自我;神有他神,有我神。这里演变的轨迹是:从传物之神到传我之神,再到传诗外、画外之神;从象中求意,到象外求意;从意象而到意境。而意境是道的精神性的极致。意境中体现出即有即无的朦胧美,有限无限的超越美。“气”为“道”的形而下的表现,是“道”的生命体现。“气为生命之力”,“动为气之核”,具体的艺术表现则是气表现为:意、势、力;“韵为生命之风姿”。“情为韵之本”韵的艺术表现主要是:韵味、趣味。“气”和“韵”虽然一表现阳刚之美,一表现为阴柔之美,但它们之间不是绝对对立的,可以“以气取韵”,也可以“韵中有气”。在彭先生的理解中,“气韵”总体上属于艺术作品的整体特点。
乐(舞)为“道”的动象,在原始社会主要表现为巫师灵魂附体式的神秘。
中国传统艺术中的空间是“灵的空间”。它不同于物理空间,而是虚和实相互作用的,是多层次的空间显现出时空合一的心灵空间,是“道”的具象化。具体表现为“‘远’的时空境界,‘大’的艺术视角,和俯仰上下‘移’的运动视线。”不同于西方艺术“块面”的结构方式,彭先生认为中国古代艺术无论是绘画、书法,还是雕刻、音乐、篆刻、舞蹈’乃至于戏剧和小说都是线性结构,可以化实为虚,虚实一体;化静为动,动静一体。
彭先生谈中国艺术精神的这个逻辑结构有一种拟人化的倾向。这是中国艺术理论的拟人取向造成的。钱钟书谈中国艺术理论时曾经谈道:“余尝作文论中国文评特色,谓其能近取诸身,以文拟人,以文拟人,斯形神一贯,文质相宣矣”因此,这个架构符合中国艺术理论的特点。
二、中国艺术创作主体的精神特征
《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另一个方面是对艺术创作主体特点进行的阐释。对于艺术创作主体的描述,中国的理论和西方艺术“心”和“物”对立不同。中国艺术理论家往往认为“心”和“物”是一元。心乐一元既体现在艺对心志的传达,也体现在情景合一的审美追求。因而所谓“心乐一元”是指艺术和其他人类实践活动相比,它“更直接和敏锐地依赖于人的感觉,更直接和敏锐地依赖于人的情感欲念,更直接和敏锐地依赖于人的精神活动,那么艺术必然依赖于人心的自我活动、自我选择、自我表现,或者艺术干脆就是心的自我活动、自我选择、自我表现”。具体艺术门类的逻辑结构又有细微的差别,文学领域是:心——情——言——辞(文),中国古代画论为:心——道——艺(手),书法领域则是:心——气——笔。
宗白华先生认为“艺术除美之实现外,尚有其他各种美以外的价值;如一个艺术所表现的文化,作家的个性社会与时代的状况,宗教性,倶非美之所能概括”。的确,中国艺术精神不仅指向于美,而且指向于善,和西方艺术相比,更追求尽善尽美。
因为求善,所以中国艺术往往在人性的陶冶上追求以理节情,以情融理,喻教于乐。因为求善,所以中国艺术家往往是唯美人格。一种完全超脱个人功利的功利观,表现为狂放与清逸。因为求善,所以“中和为美”,“至和达道”既是善,也是一种审美境界,叶郎先生认为儒家美学“最高准则就是‘中和’”[7]57;大和至乐有道家逍遥的快乐,也有儒家温柔敦厚的中正和平。
当然中国艺术精神也求真。而这“真”也往往在审美中有形而上的领悟,这就需要对中国艺术审美独特的思维进行思考。其创作思维主要有直觉思维和辩证思维:直觉思维靠的是“悟”;辩正思维讲究的是“和”。
“悟”是审美主体进入审美观照中有一种独特的心态。先是“心静归一”接着“静追于游”,既而“收视反听”终于“心领神会”,进而达到“以美透真”。其结果是审美意象的产生,这是一种“亦心亦物”的“象”。
“和”则有好几个层次,从创作方法来谈,它是艺术中的避免重复,求新求变的思维方式。从审美效果来谈,它是“中庸、不过分”的和谐艺术追求。
三、提问方式
中国传统的艺术理论往往只言片语,不成体系,因此提问方式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从提问的方式来看,《中国传统艺术精神》一书,提出的问题主要是哲学性的问题,艺术何以和普通的东西不同,使中国传统艺术成为艺术的特性是什么?这是该书的根本。因此,该书往往进行中西对比。该书开头引证德西迪厄斯奥班恩对东方艺术的看法,引出中国艺术精神最为根本的问题——道。该书另一种提问的方式,就是对一些传统艺术概念进行升华,使之成为普遍的概念。例如“气”这个概念。作者一方面注意到了“气”与生命的特征,另一方面也注意到了“气”进入到审美领域里的一些特征。
该书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提问,宗白华先生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理解起了很大的作用,是对宗先生艺术问题的系统化。如关于“气”著者也是先写:“宗白华先生说:‘气’是生气远出的生命”据此,提出自己的问题。关于“心”,该书引用的是“中国哲学就是‘生命本身体悟4道’的节奏”以及“成为中国山水花鸟画的老、庄思想及禅宗思想也不外乎静观寂照中,求反于自己身心的心灵节奏,以体合宇宙内部的生命节奏。”关于“舞”该书引用的是“‘舞’是中国一切艺术境界的典型。中国的书法、画法都趋向舞。庄严的建筑也有飞檐表现着舞姿”等,关于“悟”,该书主要引用的是宗先生《中国意境的诞生》《论文艺的空灵和充实》以及《中国诗画中所表现的空间意识》。可以说,很多重要的问题在宗白华先生那里巳经提出,著者所做的主要是深化工作。当然,宗先生的论述往往在魏晋南北朝以后,而该书著者则对此前的艺术也给予了足够的关注。
宗白华先生曾经提到过中国哲学和艺术境界的特点。“中国哲学是就生命本身体悟‘道’的节奏,‘道’具象于生活、礼乐制度。道尤表象于艺。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其实,宗先生的这种对中国艺术问题的认识方式也正是彭吉象先生的提问方式。而具体到艺术学,宗先生所做的很多工作都是哲学中的问题在艺术中的体现。如,艺术中的时空观念,艺术中的生命情调。因此,宗先生的论文一方面具有理论的深度,另一方面又显得诗意盎然。彭先生对中国传统艺术精神的提问主要也是按照这种方式,但在宗先生大的理论范围内,他提出了自己的“道的精神——气的生命——舞的形态”的中国艺术发展逻辑架构,并在这个框架中整合了很多更小的艺术问题,使得我国古代的艺术概念有了一个系统的知识架构,深化了对中国艺术精神的认识。
叶朗先生的美学对该书的影响也是有的,叶朗先生认为中国美学要从老子开始,而老子美学的体系是“‘道’——‘气’——‘象’这三个互相联结的范畴。”这对该书框架的梳理影响也是很大的影响。
四、整合方式
既然是研究中国传统艺术精神,彭先生当然要考虑传统中所有艺术的精神,要注意到所有艺术共同的特点。所以该书在思考中国艺术时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注意:
(1)该书以“道”为中国艺术精神的核心,以此整合中国古典艺术精神,但是“道”本身歧义众多,而且不是从中国艺术经验中提取,而是一个预设。这个预设要合理,一方面是凭借著者对中国古典哲学深刻的认知,另一方面主要是借着宗白华等老一辈对中国古典艺术的研究,如宗白华先生的《中国意境的诞生》所阐释的“道”和“艺”的关系等。当然,该书在此基础上,考虑了艺术精神在不同的时代的不同情况,如“形”“神”“他神”“我神”等问题,考虑到了时代的变迁带来的情况。著者指出把‘与形写神论’与‘以神驭形论’作比较时,仅限于神与形二者在统一体的地位。事实上以形写神发展到以神驭形,一个根本变化是:其中的神巳由客观的转化为主观的、自我的精神表现”[3]321。这里我们看到彭吉象先生把艺术的历史和逻辑做了一个统一性的描述。在对中国艺术史的整体的关注中,找到其发展的脉络。此外,彭先生对宗白华等老一辈学者较少关注的中国古代小说的艺术特点也花了很多笔墨来探讨,并进行了整合。
汤一介先生的“天人合一”的思想也对该书的整合有帮助,汤先生认为:“‘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是中国传统哲学的三个基本命题,这三个命题说明哲学关于真、善、美这三个方面的,而其中‘知行合一’、‘情景合一’又是从‘天人合一’中派生出来的”,正是抓住了这个“天人合一”,该书的著者才把中国艺术理论系统化了。另一方面李泽厚先生的美学也在阐述中也有重要,李先生的自然人化和人的自然化理论对彭先生阐述好天人合一还是有帮助的。
(2) 不同的艺术种类其共同的艺术精神之间的贯通问题。这主要体现在创作思维中。著者注意到中国艺术中“道之动象——舞”,论证时单独抽出“舞——中国传统艺术的音乐智慧”进行认识。当然,宗白华在《中西画法所表现的空间意识》中已经谈到,彭先生在这里进行了更为系统的阐述,尤其是《以飞通神》等能更深入地与其他概念联系起来思考。
1.引言
艺术真实是中西方文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问题。随着时代的发展,艺术真实理论还在不断发展。在人们过多的关注西方文学艺术真实观的同时,笔者认为我们也应关注到中国艺术真实理论的变化发展。笔者对国内艺术真实论的专著、硕博论文及核心期刊这三大类文献进行了简要梳理。硕博论文类文献,以关键词“艺术真实”在知网搜寻硕博论文情况,截止2015年5月,共计279篇论文。由于艺术真实一直是关注的热点,期刊较多,根据本文研究的范围,所以只选取了文学理论核心期刊类具有代表性的文献进行具体分析。其中《文艺研究》有12篇、《文艺理论与批评》有6篇,《文艺报》有5篇,《文学评论》有8篇,《外国文学研究》有4篇,《文艺理论研究》有26篇。
根据专著类书目的介绍及评述,笔者发现国内艺术真实论的专著多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左右。本文主要列举的艺术真实论专著有: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萧殷论文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和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
再者,经过国内文献研究的整理,从古代文论中梳理出艺术真实理论线索的文献不多。笔者发现中国古代文论中的艺术真实理论尚有挖掘的空间。在古代文论中,很难找到有关于艺术真实理论的专论,但是其中关联性的线索是有迹可循的。笔者的问题是,中古国代文论中能否通过这种源头性线索的梳理来建立起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的理论框架。笔者试从古代文论中梳理出相关线索以验证其探寻其可能性。
2.国内艺术真实论研究概况
笔者基于国内艺术真实理论专著、文艺学专业的硕博论文及核心期刊文献的综合分析,将国内艺术真实理论研究的问题及特点概括如下:一是艺术真实论的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二是艺术真实概念模糊不清;三是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四是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
2.1艺术真实论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80年代
围绕艺术真实论进行探讨的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艺术真实论专著主要有: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萧殷论文集《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和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这些著作有着鲜明的时代特色,深受思想及现实主义思潮的影响。这些艺术真实的观点主要围绕生活真实与历史真实的关系,艺术真实与生活的关系等。
陆贵山的《艺术真实论》首先在概述部分梳理了中西方艺术真实理论的历史发展。《论生活、艺术和真实》是萧殷收录的个人论文集子,主要论述了生活、艺术和真实的关系。此外,在文学写作实践方面也给年轻人指出了宝贵的意见。朱立元、王文英《真的感悟》一书首先梳理了西方艺术真实观的演变和中国艺术真实观的演变,并比较了中西方的艺术真实论,建构了艺术真实论的动态模型。张炯《文学真实与作家职责》一书共分为五辑。在本书中,张炯指出“作家的职责在于暴露”,他认为作家应该“全面地辩证地反映生活真实的问题”,弄清楚“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区别问题”,并要“准确地描写人物和关键的关系问题。”
2.2艺术真实概念的模糊不清
艺术真实的概念含混不清首先则体现于用法的混乱。如“艺术的真实”、“文学真实”、“文学的真实性”等。理论家们在运用此术语时则呈现自说自话的局面,也在一定程度上给读者造成了理解上的混乱。其次,艺术真实的概念在文艺界的讨论中众说纷纭。众多理论家关于艺术真实的概念也并没有清晰的界定,反而从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艺术真实与历史真实、艺术真实与生活的关系中间接阐明观点。再者,艺术真实的概念界定也出现了变化,热衷于探讨艺术真实的性质,由以往的二元关系模式(如文学与生活的关系等)走入了多元动态的关系模式(如朱立元提出的艺术真实“创作—作品—鉴赏”的动态模型)。
2.3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
国内艺术真实理论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极强的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当理论发展到一定阶段不能普及性的运用并解决问题时,研究者会开始审视理论的更新与发展。如赵炎秋在《“艺术真实”辨析》一文中通过三类教材艺术真实观的比较,他指出了艺术真实研究的局限。颜翔林在《艺术:“真实”与“真理”的缺席》一文中运用怀疑论美学质疑“艺术真实乃文学之生命”的命题叶茂康在《“真实是艺术的生命”再认识》一文则主张推到“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命题;他将“真实是艺术的生命”这一命题界定于现实主义范围之内。生琳,黄浩在《对现实主义艺术真实论的历史告别—新时期以来艺术真实问题讨论的基本思考与批判》一文中,结合网络文学,武侠,科幻小说以及网络统计数据,质疑已有的艺术真实论命题。
2.4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
中国古代艺术这是论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尤其是在古代文论中梳理出的相关线索的文献较少。在此只列举部分文献,以咨参考。除了陆贵山《艺术真实论》(见本书21-24页)和朱立元《真的感悟》中对于中国古代艺术真实理论的相关梳理外,还有以下文献做出了相应的梳理。如张新艳硕士论文《论艺术真实之维》、朱述超硕士论文《袁枚“性灵”美学思想研究》分析了袁枚的性灵论,指出其情感论与真实论的统一。此外,王汝梅《白居易的文学真实论——谈小说理论的萌芽》一文中论述了白居易的文学艺术真实论并指出“我国古典诗论,从诗的主客、形神、虚实、有无、真魇两方面的对立、融合关系探求艺术真实,大道了极其精妙的程度,表现了特有的民族风采。”蒋述卓在《佛教对艺术真实论的影响一文中,从古代文论“真幻”、“情真”等范畴分析佛教对艺术真实论的影响。
3.小结
综合上述,国内艺术真实论文艺理论研究特点主要有四点,一是艺术真实论的文献专著主要集中于20世纪80年代;二是艺术真实概念模糊不清;三是艺术真实理论研究呈现了极强自省意识及融合力;四是中国古代艺术真实论还有发展的空间。艺术真实理论作为文艺理论的基本问题,依旧还有继续探讨及研究的潜在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