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31 04:39:42
序论：在您撰写当代文学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作为一个特定的中国文学概念,一个表达了当下的、鲜活形态的时间性文学意涵的概念,“当代文学”需要一种“解放”。
十多年前,《文艺争鸣》杂志曾组织开展过一次主题为“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的讨论,就是讨论“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概念的危机。如果说比较文学界常常讨论的“比较文学的危机”,是对跨国、跨文化的“比较”是否可能的一种不自信的学科自我意识危机,那么,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则是一种人为性的,是一种学术社会学博弈的现实结果,是一种表现为现实的学科体制现象,甚至是一种在“当代文学”作为一种学科在兴起建立之初似乎说得过去,但已有权威学者严重质疑,并且随着时间流逝语言命名包袱越来越重、越来越尴尬的社会语言学现象。
什么是当代文学?我的理解很简单,即当代文学是今人的文学,是活着的文学生活、文学参与者创造的不断发展前行的文学。在具体理解上,我们要把当代文学作为一种生命时间现象,体现着生命伦理和生命历史的意味,即如果一个作家还活着,那么他就在当代文学的视野之内,如果他故去了,他就不应在“当代文学”之内了,他成为了“历史”了。我曾在文章《什么是当代文学》中说过,作为一种时间性文学概念,“当代文学永远处于从过去的文学向将来的文学生长的过程当中,它是变动不居的,因此我们没有必要为它设定一个固定不变的起点。当代文学应以研究尚健在的和尚从事创作的作家及其作品为主,或者说当代文学就是批评家的天地。研究过去文学的人,我们称其为文学史家或者学者,而研究当代文坛当代作家当代作品的人,他们直接就是文学批评家。批评家从不满足于成为一个历史学家和学者,他们要成为历史本身,要与文学的历史融为一体,他们本身就是当代文学的一部分”。我觉得,当代文学就应该是这样的一种时间和进化中的动态概念。一方面我们应该恰如其分地理解“当代”的性质和“当代文学”的性质,不应将其固定化地用一个“起点”来将其学院化、学科化;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其变动不居的类似生命生活的发展、成长特质,而忽视它,不将它作为一个研究领域来看待,仿佛一个“历史时间性”意义上的学科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起讫点,那就会不符合实际而形成一种语言和观念的教条和僵化。正如韦勒克和沃伦在其《文学原理》一书中为那种只有“少数坚毅的学者扞卫并研究”的当代文学辩护说:
反对研究现存作家的人只有一个理由,即研究者无法预示现有作家毕生的着作,因为他的创作生涯尚未结束,而且他以后的着作可能为他早期的着作提出解释;可是这一不利因素,只限于尚在发展前进的作家;但是我们能够认识现在作家的环境、时代,有机会与他们结识并讨论,或者至少可以与他们通讯,这些优越性大大压倒那一点不利因素。如果过去许多二流的,甚至十流的作家值得我们研究,那么与我们同时代的一流或二流的作家自然也值得研究。
这段话为当代文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的存在做了非常有力的辩护。但这个辩护却无法成为将当代文学视为我们理解中的“学科”的辩护词。因为我们的“学科”对“当代文学”的理解与韦勒克和沃伦对“当代文学”的理解根本不一样。在韦勒克和沃伦那里,当代文学研究或许有天生的局限,却没有我们的“学科”的研究“危机”。
当代文学研究的“危机”(说危机也许过于严重,它不过是比照“比较文学危机”的一个说法)在于我们给它设定了一个固定的,仿佛不变的起点(1949年)。而这个起点的固化与“当代”这个富有生命动态的词汇发生了名实不符的矛盾。屈指算来,我们困在这种“学科”意义上的“当代”,都近六十年了,那些已可以说是“陈年往事”的越来越远的作家作品,那早已故去不在世的作家作品,还是“当代”吗?现代性是个好东西。但现代性也有画地为牢的技术性樊篱及其狭窄,也有“断裂性”的仿佛永远要确定一个告别过去的“起点”的嗜好。“当代文学”的“学科”尴尬在这里不能不说是由现代性的观念局限所造成的。
当然,对当代文学的这种学科化的理解,其更重要的形成原因也许还是现实的、物质性的“学科体制”层面的因素所使然。我们应该将“学科”视为一个现代性的更靠近物质层面的制度化、体制化的东西,它建立在现代大学教育的学术分工和教育制度之上。技术性的明晰化和稳固化是它带给学者和教师的便利,是将历史和现实事物、将学术对象加以逻辑化知识化的需求结果。是一种非常必要的学术秩序化动机和诉求。作为学术研究人员,我们都不可避免地生存在“学科”之上。尽管我们有时用一个“中国现当代文学”似乎表面掩盖了“当代文学”的学科化,但实际运作中,“当代文学”完全是一个“学科”化的客观而实在的学术存在形态,从学会、教育、专业等区分,“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的界限是极为明确的。当然,我们应该理解现在这种将当代文学学科化的初衷,而且自有“当代文学”“学科”以来,它大大推动了当代文学的研究,培养了持续成长的学术力量,取得不断超越的学术成果。但所有这些积极的努力和成果,都不能解决将“当代文学”作为一种有着固定起点的“学科”,与将“当代文学”视为一种不断发展变化、意指当下文学及其现时生活的“领域”,这两种理解之间的矛盾。就现实状况,从小处说,这只是一个学科的命名问题;从大处说,则是中国文学“学科”如何整合的现实问题。在这个意义上,有关“当代文学”的说法,也许就不仅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学术现实操作的难题。但是,既然为“学术”,为由学术而形成的“学科”,就总要科学和名正言顺吧,这是学术和学科起码的伦理要求。我知道,这并不是我们坐在这里,或写写文章就能解决的。说“解放”,谈何容易!
怎么“解放”?这不是我能够说的。
我只想指出,现在是应该说要将真正的“当代文学”从学科中解放出来的时候了。“解放”是一种更明确的表达和诉求。无论如何,是一个“学科”也好,是一个学术“领域”也好,“当代文学”不能这样地成为一种异化语言概念而存在下去,“当代文学”需要恢复其仅指当下的鲜活的文学的本来含义。当代文学的“历史性”当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但它的“历史性”应建立在“当代”作为一种人的生命生活的现世时间基础之上。
《文艺争鸣》杂志2007年推出了“当代文学版”,我在前面写了一个题为《当代的意义》的发刊词,并无意挑战“当代文学”概念的现有秩序,但实在有将“当代文学版”办成体现当代性、当代精神的切近文学现实、参与当代文学发展的刊物。但一年下来,十二期,反思一下,这方面做得并不很好。还是太学院,太“文学史化”了。对如此丰富的前卫的“当代”,刊物体现得非常不够。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这不能不说是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科化、学院化,以文学史为重的风气有关。我们有些无能为力。这也促使我们下决心今年要推出“新世纪新生代文学写作评论大展”,努力体现真实的当代性,增强现场感,或叫与时俱进。
应该谈一谈有关“当代文学”使用的语言问题。我们实在应该对语言的使用持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和态度。这么多年来,对于“当代文学”研究的学院化、学科化、固定起点化,其实我们从来没有认真对待过,没有认真对待过像唐弢、施蜇存、王瑶这些现代文学、当代文学研究前辈和权威的反对、告诫。唐弢先生甚至说出了“现在出版了许多《当代文学史》,实在是对概念的一种嘲弄”这样的重话。可是我们依然故我。可见世俗中的学术潮流,学科化的现代物质诉求,其势力是多么强大。老一辈学术权威“威”而无“权”,这是对“文学史”学术史进行“文化研究”的绝好案例,是一个社会语言学视角的绝妙案例。这些学术老人之所以能如此逆学术时尚而动,发表了使我们不去正视其实越来越无法不正视的警醒之言,就在于他们的心中怀有对语言对学术概念的可贵的敬畏之心。从社会语言学的认知角度,我们相信一切语言都是约定俗成的,如果我们约定“当代文学”是指称我们任意或一定要指称的对象,那么谁也无可奈何。这固然有理,词典上有多少这样的南辕北辙的“约定”俗“成”的词汇,时势造语言,语言造时势。更有甚者,时下当代文学界的部分学者又似乎有意将“当代文学”仅仅限定在他们用意识形态历史变迁框定的“十七年”文学加上“”文学这样一种更为狭窄的时间概念内含上,用一种置身于我们身后的意识形态化理解的特殊的“当代文学”概念来表明它与所谓“现代文学”的对立,以及与当下的“新时期文学”对立,由此“当下”的“新时期文学”也并不充分具有“当代文学”的合法性。语言被“文化研究”所颠覆、扭曲、颠倒,造成语言奇观,如果此时你说“当代文学”是当下形态的,他们反而会嘲笑你是在“望文生义”了。人们对“真理”的追求,往往表现为语言的诚实。无论你怎样试图“约定俗成”,不幸的是“当代”这个词都并不可以任意随便“约定”,你遇到了一个很麻烦的不肯训服的词汇。它似乎在顽强地表明,一些语言或概念一旦生成,就带有某种神性,你必须真诚地面对它,你必须对它有所敬畏,有所规束,有所遵依,毕竟“当代”一词要比“当代文学”来得更早、更具有意义权威,你用具体“学科”来固化“当代”,甚至集群性地不顾一切地强行占有它,施暴于它,仍然无济于事。在我们写下“当代”二字的时候,你不怕它会像一条泥鳅一样从指缝间溜之大吉吗?你会变得可笑,变得尴尬,变得慌恐,变得不自信。
处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说,还是解放了吧。
陈晓明的“中国立场”说，是对其“前所未有的高度”说［4］的学理性补充，是为这一论断寻找到了更高的正当性依据。陈晓明先生的论说逻辑可以这样概括：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独特的现代性进程中的一部分，加之汉语写作“总有超出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的例外”，是“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的，也就是说，中国当代的历史和文学都异于西方，而以西方的现代性经验和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来评判之，则“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所以，我们应有自己的价值准则，中国臣服于西方的“规训和尺度”够久了，是到了要有中国立场的时候了，要“对由汉语这种极富有民族特性的语言写就的文学，它的历史及重要的作品，做出中国的阐释。这与其说是高调捍卫中国立场，不如说是在最基本的限度上，在差异性的维度上，给出不同于西方现代普遍美学的中国美学的异质性价值”。如果再加以概括就是这样一个三段论述：中国历史和文学具有独特性———西方文学标准和价值尺度不适用（如用，就会造成过低和不合理的评价）———应有中国自己的价值立场和美学尺度（有了自己的尺度就会对中国历史和文学做出合理解释，就会发现当代文学达到了60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细究起来，这看似很有逻辑的论说实际上存在诸多学理上的疑点。中国历史和文学具有独特性，这毫无疑问。但中国近现代历史也是整个世界史的一部分，中国的民族独立、反法西斯战争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和现代化道路，无不处在世界历史的总体格局中，社会前行和变革的思想资源也主要来自西方，从“德先生”、“赛先生”到“”都是如此。身处其中的中国文学也的确有其独特性，最显著的就是，中国文学有更多族群承续、家国存亡的宏大关怀与焦虑，承担起了更多“救亡”的责任和塑造新的社会和国家意识形态的功能，它一度成为宣传抗战的工具，服务于革命及政治意识形态，甚至成了阶级斗争的工具。但中国文学在艰难的历史进程中也还有更多、更高的企望，尤其是从“五四”举步启程的新的白话文学，在众多优秀的世界文学那里寻找到了范例和标准。中国古典文学的那种自足和封闭状态随着中国历史“被现代化”进程的开启，也永远不可逆转地被打破了。强调中国历史和文学的独特性，不能抹煞了更大的、更具普遍性的世界视角和文学尺度。
对于中国文学与政治及国家意识形态的过多纠结，尤其是“社会主义主流革命文学”、“走向共产革命的文学”，陈晓明认为中国现有的文学史写作观念无法阐释其“合理性和正当性”，对这些文学，无论是“左”的赞颂还是“右”的贬抑（在夏志清和顾彬那里成了“中国作家受政治压迫的历史的佐证”），都不适切，应有一种更中性化的“中国的阐释方式”。陈晓明没有具体说，这是一种什么方式。但他是预定了其“合理性和正当性”的，是倾向于要有“对自身历史的认识”，而且是“肯定性的认识”的。不赞美，不贬损，但肯定。陈晓明也许是想走一种相对客观化的道路吧，对历史先要同情地理解，而不是急于进行价值上的评判。他所说的“合理性和正当性”仅是指这种历史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吧，抗战爆发了，民族面临生死与存亡，文学还是一派“花”肯定是不行的，街头剧《放下你的鞭子》才具有唤起民众救亡的力量，才更具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陈晓明在这里过分地强调这种独特情形下历史的“合理性与正当性”，而忽略了正常历史条件下的普遍的常态的文学标准。我们肯定《放下你的鞭子》的历史功绩和作用，这并不妨碍我们也用相对纯文学的标准来看待它。文学史的“实然”（实际如何）并不总是符合文学的“应然”（应当如何）。简单说，历史合理性并不等于文学合理性。就前者而言，黑格尔式的命题是对的，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现实的就是合理的，一个现象出现了，总有它的成因和理由。但从后者看，则“存在的不一定就是合理的”。比如说，文学从其根本性价值来说，不应被主要当成是一种政治宣传的工具，这是文学的应然，但历史的实然是文学有时就被当成了这样的工具。以历史的实然的合理性拒绝普遍的应然，显然是一种价值判断的缺失。夸大中国现代性历史进程和文学的独特性还不要紧，如果认为独特性本身就可以拒绝应然的普遍正当性的裁决，则有害而无益了。政治对文学过多地介入，文学过多地依赖和受制于外在规律，而不是其内在规律，那么，不管如何具有历史的正当性，都不是文学的应然状态和理想状态，更不能作为我们给予其正面价值肯定的依据。浩然就曾以历史的正当性来为自己文学的正当性辩护，尤其是他的《金光大道》，简言之，他认为自己的作品是那个时代的产物，“真实”反映了那个时代，所以他有价值。［5］是啊，有历史价值和文献价值（不管是正面的还是反面的），但有文学价值吗？
陈晓明先生还一再强调汉语及汉语写作的“独异性”，存在着同样的对普遍性文学标准的拒绝与盲视。汉语及汉语文学的确具有其语言上的特殊性，但这种独异性是否发展到了可以弃普世的文学价值尺度于不顾的程度了呢？按陈晓明先生的逻辑，你不能拿西方文学标准来看中国当代文学，也不能拿中国古典文学的标准来看当代白话文学，于是乎只能以当代文学为参照来看当代文学，因为它是独异的现代白话文，它自己就是标准。也难怪，他要强调当代文学达到了60年来“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不又成了“夜郎自大”了吗？陈晓明先生说：“我们为什么只有这一种尺度（指的是西方文学尺度）呢？是否有可能，有意外，汉语言文学的尺度会有一点例外呢？仅就这一点例外，它永远无法为西方文学规训呢？”汉语肯定有其独特性，谁也不会拿十四行诗的标准来要求中国的格律诗，但它们追求的语言的美、诗意的美、情感的美是一样的啊。中国古琴乐曲很美，没有谁会因为西方的钢琴而否定古琴，西洋乐器“规训”不了中国乐器，但讲求节奏、曲调等乐理是相通的吧，追求音乐的美是一样的啊。汉语写作是独特的，但汉语就没有美丑之别吗？讲求语言精美是中国的呢，还是西方的呢？怎么是一个规训另一个呢？读读当代文学中某些粗糙的似粪土一样的语言吧，让人怀疑这是生活于屈原、李白的国度的人写出来的。这就是中国文学的尺度？这就是不受西方文学规训？说“汉语文学”与其他的非汉语文学有差异是对的，但这种差异不能强调到不恰当的地步，毕竟世界各国文学的相通性要远大于这种阻隔性。不能以“汉语”的独特性消泯文学的相通性，文学的相通基于人性的相通、情感的相通、真善美等价值的相通、人类历史命运的相通。惠子的“子非鱼，安知鱼之乐”，是陷在了逻辑主义的深渊中不能自拔了。如果说，所谓的“中国立场”只是为了抵挡和拒绝到目前为止人类文学所达到的高度和标准，只是以貌似中性的态度，以尊重差异为口实，实现精神上的自足和，那么，这显然不过是作茧自缚，是自我麻醉和精神封闭，显现出的是深层潜藏的无数心虚和怯懦，如同走夜路，大喊几声以壮胆一样。
陈晓明先生让我们牢牢记住中国的文学经验，并且认为“依凭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中国的文学永远只是二流货色”，他这里说的“中国的文学”，仅指当代文学而言。为什么永远是二流货色？夏志清如果是按西方标准，也没有把所有现代文学都看做是二流货色，顾彬也很肯定中国当代的诗歌。而且“，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是个包含了太多差异的集合名词，如果是指所有出自西方的理论观点与批评方法，那么，用这些西方的观点和方法来评价中国文学，并不总是发现它们是所谓的“二流货色”，反而更加发现了它们的独特价值。王国维评《红楼梦》用的是叔本华的悲剧理论，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是“悲剧中的悲剧”，放在世界各大悲剧中亦无愧色。国外汉学家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多为肯定性的研究，并没有研究一番，得出“不过二流货色”的结论了事。中国文学的许多特性和价值倒是在西方视野之下才越发清晰起来的。为什么偏偏当代文学一放在“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下，就成了“二流货色”呢？无非有这样几种可能：一，当代文学本来一流，被忽视或扭曲成了二流的，甚或不入流的；二，当代文学本来就是二流的，所以放在中国古典的视野下，或西方理论的视野下，就不可能是一流的；三，当代文学本无所谓一流或二流，它丰富复杂，现有一切标准都难以对其进行衡量和评价，文学的妙与不妙，是不可言传的，只能意会心知，批评就是妄言，如果非要评价，也要拉开极大的时空距离而后可，当代无法评价当代，所以，放在任何尺度下都是对当代文学的侮辱和歪曲。
一些当代文学的创作者或们就持这种看法，他们仇视和排斥文学批评，认为文学批评与真正的文学无关。肖鹰、张柠、孙郁等人显然持第二种看法。而第一种看法显然符合陈晓明先生的逻辑，这种看法包含着一个更深层的问题：“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到底有没有普世性？西方的思想体系，有一些确实带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对异己的文化和价值选择充满了蔑视。我们知道黑格尔等人就对中国传统哲学有很多不公正的否定，一些国家至今并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等。但西方思想中的普世性内容的确又是丰富和广大的，要不然，“五四”一代乃至中国的现代性实践，就不会如此热烈地去拥抱那些诞生于西方的价值、精神和主义。在文学方面同样如此，中国现当代文学受国外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欧洲文学、俄苏文学、西方现代派文学都在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留下了清晰的烙印，这也说明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创作至少是部分地在向异域的文学张望和看齐。如果没有对其价值普遍性的认同，就不会有这样主动的创作上的借鉴和模仿。作家们，如果不是全部，也有很多，已接纳了西方文学的滋养，这就说明“汉语写作”的独异性是有限度的，其体现出来的文学普遍性反而是无限的。“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并不只适用于西方文学，同样也适用于作为普遍文学和世界文学一部分的中国当代文学，因为“西方的文学价值尺度”必然包含着对人类文学高度及人类文学所能达到的高度的理解，这种理解是普世性的。笔者并不赞同所有的“西方文学的价值尺度”就是好的，任何一种尺度可能都有其相对性，但这种相对性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其所包含的普遍性的理由。
即使如此，在当今时代人民大众仍然很少有人能静下心品读文学自身的意蕴，而是选择更为直观化、具体化的图像阅读。人们更愿意简单快捷如快餐式的“读图”而非“读文”。商业化社会中，利润最大化原则也成为了图像革命的有力推手，“眼球经济”应运而生，于是顺应这些消费意识的影视也就成为了主流。难怪会有评论家认为:“影视对文学的居高临下的、遮蔽式的驱遣造成了平等互动的交流的终端，文学的自主性在多重挤压下风雨飘摇。”［4］换而言之，影视的扩张及其对文学的威逼深刻地影响了当下的社会文化。但是仅仅简单地将文学的边缘化归咎于图像的崛起是武断的，但它确实是对文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暂且不论“文学终结论”和“文学已死”的命题是否具有现实依据，一个文学界必须直面和承认的事实是读图时代下当代文学已悄然开始转向。
二、读图时代文学的发展机遇
当代文学应当与图像“联姻”，迎合大众读者的心理需求，在创作时使用类似于影视的表现手法，使文学作品具有图像化的特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读图时代下文学作品的影视化又为当代文学发展提供了机遇。
(一)文学影视化可以促进文学在观念和文体上的自我更新，激生出优秀的文学创作
文学与影视在描绘对象，反映题材，价值立场和精神意蕴等方面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审美关联，因此影视化的发展能为文学发展提供新鲜血液，并为其提供不竭的发展动力。影视的繁荣让作家们突破了传统的文学形式或写作方法。刘震云的作品《手机》就是其中的典例。该作品先是以电影剧本身份亮相，在故事情节被搬上荧幕后才出版小说。文学是众多艺术形式的母体，影视自诞生之日起就需要丰富的文学艺术来滋养。张艺谋的众多优秀作品如《菊豆》、《活着》、《红高粱》等都是改编自当代文学作品。对于文学的影视化改编，张艺谋说的很明白:“我首先要感谢文学家们，感谢他们写出了那么多风格各异、内涵深刻的好作品。我一向认为中国电影离不开中国文学……中国有好电影，首先要感谢作家们的好小说为电影提供了再创造的可能性。如果拿掉这些小说，中国电影的大部分都不会存在。”［5］影视化给文学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而影视对文学的要求也使得文学更加努力地提升自身的品格与质量。
(二)影视凭借其直观，迅速，形象化的优势
给了文学在市场上的重生，拓展了文学的生存空间和传播空间。一是文学影视化使文学形象具体可感，从而引起了人们对文学原著的阅读兴趣，改变了人们对文学名著经典的态度。相比传统的文本阅读，影视以更高的效率使大众接触到文学内容。二是文学与影视的合作，大大提高了文学作品的知名度。随着影视的繁荣，一些作家如刘震云，王朔，余华，池莉，王安忆等或主动或被动地参与到影视改编和创作中来，在一定程度上为文学走出“边缘化”拓展了生存空间和传播空间。三是文学的影视化改编可以创造文化热点和消费热点，刺激文学作品的流通和消费，促进文学乃至文化的繁荣。如对张爱玲作品的影视改编，就掀起了一股全民讨论，全民鉴赏，全民关注的“张爱玲热”。这对文学原著本身起到了很好的宣传作用。
(三)文学影视化使经典走向大众
使精英文学变得大众化。随着传播媒介的多样化，大众文学以其自身的独特艺术魅力构建了新的文化时尚，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和生活模式。在大众文化的强烈冲击下，主流文化和精英文化式微并退居二线，为求生存不得不改变其以往的文化质态。而文学影视化则为文学提供的新的发展思路，使文学作品向大众靠拢。近几年很火的《裸婚时代》、《蜗居》、《小儿难养》、《老无所依》等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影视作品，正是由于广泛反映了人民大众强烈关注的社会问题，才受到热捧。文学影视化将“阳春白雪”与“下里巴人”统一得更好，使文学更好地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审美需求。
三、读图时代文学的影视化生存策略
文学作品给读者提供的是更为直接的心灵对话，从而实现其人文关怀，这是影视作品所无法代替的。阅读文本让我们拥有更多的思考空间，从文学的陌生化角度而言，读者在解读文本的同时，反思自我，从而获得心灵的净化;文学的影视化也可以以影像的方式让文本走向读者。文学在这种转变中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也为自身的发展提供了新的道路，再次获得了重生。在文学影视化的大时代背景下，我们要积极顺应潮流为文学的发展找到出路，使当代文学能够为大众所接收，完成文学的华丽转变。
(一)文学和影视开放对话，图文必须互动
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和影视逐渐形成深度模式与平面狂欢，精神消遣和感官消遣的二元对立。丹尼尔•贝尔在论及“作为大众传播媒介的电影和电视”为代表的“视觉文化”时认为:“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概念。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一个大众社会里，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6］既然无可避免，就要相互利用。仅就文学而言，就是要扬长避短，扬影视之长，利用影视的声音和影像来为文学进行充实和弥补，通过图像文化提升语言艺术，充分发挥文学的美感。但这种图文互动要合理适度，避免使文学成为影视的附庸。这样才能使文学与影视由对立走向共荣，最终形成良性循环。
(二)文学“借力”于大众传媒，弥补远离大众的局限性
文学的发展要学会“借力”，借大众传媒来弥补纯文学远离大众的局限性。既然影视已进入流通、消费的传播领域，并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文学为何不搭上这列直通车以扩大自己的受众范围呢?影视也可以作为文学的“盟友”，给文学以新生的契机。如果一些优秀的作家在“触电”“下海”，参与到影视之中时，能将自己的文学观念和文学灵感与影视结合，替代那些无聊之作所占据的市场，进而走入大众，引导大众，那么文学就能逐渐打造自己的话语权力，找到发展的新的出路。
(三)打造文学自身的文化魅力，作家要坚守人文立场
打造文学自身的文化魅力。文学作品之所以吸引人，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内蕴丰富。而这种内蕴正是从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中得来的。所以文学作品要在内容上精益求精，更“好看”，就要借鉴和传承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在三贴近(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原则下提升文学高度和境界，避免粗鄙化，市场化，从而保持文学的旺盛生命力，使其摆脱“边缘化”危机。在影视化的裹挟下，作家要有自己的文化坚守，要肩负起文学创作者的道义与责任，要有身为文学创作者的原则和立场。爱德华•茂莱认为，如果要使影视化的想象在文学写作中成为一种“正面的力量”，“就必须把他消解在本质上是文学的表现形式中，消解在文学地‘把握’生活的方式中，只有这样文学才能有效地捍卫自己的艺术本性”。［7］因此，无论是作家的创作，还是导演对文学经典的再创造，都要坚守文学的价值和自主性地位，不以牺牲文学的价值来谋求物质利益。但文学并不是拒绝影视化的改编，文学呼吁既尊重时展又遵循艺术规律的再创造。
四、结语
“不及人”的文学史和“不在场”的文学批评
关于现有的当代文学史文本，不少当代文学研究者对它的单调、重复和单薄颇有担忧。陈福民认为，在传统的一些文学史写作中，往往更多地用力于表面的叙述和生发，而扎根于文学史最基础的细节即史料的真实，却显得较少。刘锡诚分析认为，当代文学创作量大，而很多学者不可能读那么多作品，有时不得不借助第二手资料，从别人的评论中认识当代文学，从而缺乏一种整体的观照，也缺乏比较，导致了文学史写作与实际情况有很大的距离。有的文学史著作基本上就是讲作家作品，阅读者却不大明白为什么会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出现这样一个作家，产生这样一部作品，或者说为什么这个作品会在众多作品中被重视，被写入文学史。这样是不能够全景地反映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过程的，也不能说尽我们的文学成就。白烨认为，好的批评、好的研究常常在于把一个问题的复杂性揭示出来，而我们现在的研究往往习惯于用一些简单的概念或判断使事情的复杂性被遮盖。目前当代文学研究的一个突出问题，就是缺乏“在场感”，把很多现实的问题用一个概念命名后加以抽象化，比如所谓“底层叙事”等，变成了纯粹的理论探讨。现在一些文学史只能称作作品题材分类的创作史，概而言之，是“不及人”的。“不及人”的文学史和“不在场”的当代文学评论，是我们面临的两大问题。李建军认为，文学是一个人格的投射，有什么样的人格就会有什么样的作品，人格的影响因素也很多，最重要的就是时代的状况。文学史研究和写作应该是人文互动的，现在我们谈论一个作品往往没有顾及到作家尤其是没有顾及到作家背后影响作家创作的诸多因素，所以我们的研究缺乏完整性。
文学史写作应透过作品看本质
对于目前静止的、孤立的文学史写作状态，研究者认为，文学史写作应该向文学的整体研究发展。程光炜认为，目前的当代文学史分为两种：一是编年史体例的，还有一种就是档案发掘式的。不同的文学史写作方法都有利于丰富我们对于当代文学的认识，只是进入的途径不一样。我们有时候把文学史仅仅当作是作家作品的发生史、创作史、批评史，而没有顾及周边状况，如从作家的精神气质、社会环境等入手写史。贺绍俊认为，现在我们来做文本研究，不能单纯仅仅只研究一个个孤立的文本，文本的产生以及文本背后所指的那种张力都是研究的对象。只有把握了这些，才能够理解当代文学一些作品的特殊性。
当代文学学科所面临的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批评。有些学者人为采用批评的手段是最能彰显出当代文学特征的一种书写的形式，其作用是其他一般研究方法无法比拟的。这种看法存在一定的道理。但是近些年来这种批评也随之产生一定的抱怨声。例如利用批评进行炒作，采用表扬式的批评手法。并没有从文章的角度进行批评，导致批评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其实作为当代文学学科材料和文献积累的重要基础之一，当代批评存在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能够成为当代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起点。但是批评要进行理性的批评，也就是说要对文学作品负责，对文学作品所展现的精神生活和审美生活负责。因此在对当代文学作品进行批评时，要对艺术作品进行谨慎的检验和评价。还有一种批评是来自海外的，例如“鲁迅重评”等。由于该种批评是以一种崭新的理论作为依托，因此能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确实存在一定的分量，但是这种批评的方法存在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对历史文献的漠视，不耐烦进行扎实的基础研究。对于当代这种批评对当代文学的影响程度，使得当代文学错过了学科积累的重要阶段。当前，对批评现状的学习意义进行深刻的反思，它的改善和建议也在一片混乱的历史过程中停顿下来了。
二、当代文学的书写形态方法
除了批评之外，宏观论述也是当代文学广泛采用的书法。当然，我们有理由相信采用宏观论述的方法进行探讨要求论述者具有一种经验性的思想结论，他能够实现对所描述的对象了如指掌，相对于他来说，进行论述是一件相当轻松的事情。之所以对宏观论述持一种保留的态度，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一是因为其过于盲目自信而对研究对象的复杂性产生了忽略。出于一种简单的理解，认为当代文学是受人压制的结果。这就让人联想到宏观论述只注重宏大的命题和结论，而不去关系历史过程的复杂性。宏观论述的另外一个表现就是从我开始。之所以会产生这种效果，其主要的原因是在很多人看来，进行当代文学研究就是在进行一种现状的批评。进行有针对性的批评为认为是一种有效的学术研究方式，但是通过时间的推移，现状并不是一种抽象的所指，随着时间的向前发展，一些观念的素材很有可能成为具有实在意义的材料。另外一些属于文本外的东西并没有随着时间的推移从批评空间蒸发。而当前的事实是大部分的宏观论述都将历史材料进行遗忘，他们所清楚记得的是研究者的主观愿望和预设理论。显然，上述所说明的并不是表明宏观论述完全没有可取的地方。通常情况下有依据、思考严谨深入的宏观论述能够给人以更大的启发，是一种具有方法论的价值，更是一种难得而又朴实的表达方法。
三、当代文学的写作速度
关键字：当代文学教学改革语言文学
一、中国当代文学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
地方区域性普通本科高校的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汉语言文学专业实际及其教学现状以及培养对象的不同要求等因素决定了中国当代文学课程必须进行教学改革。
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是我国一些地方区域性高校在高等教育结构大调整中对教育市场化趋势做出的战略选择。所谓应用性人才，是指适应社会需求、动手能力强、基础宽的多面手。这里包括如下涵义：其一，在专业知识的掌握上以基础为主；其二，在知识结构上要求面比较宽：其三，在综合素质上要求实践能力强：其四，在培养方向上以社会适应性为主要特征。人才培养目标是专业教学的指挥棒.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所要求的实际上是一种高等职业教育，其教学理念、教学模式都是有自己的要求的。如何与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保持一致，是专业课程在教学上必须解决好的问题。中国当代文学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主干课程，无疑迎来了一次教学上的挑战，必须进行改革。
高校设置的专业从性质上分为理论素养型和应用技能二类。汉语言文学专业是高校的一个传统专业，属于理论素养型的。它主要是以培养和提高教育对象的人文素养为目标的，而在实践技能方面的要求则比较低.其专业课程的设置与应用性人才培养目标并不是一致的。应用性的人才培养目标确定了所设置的专业及其课程应该是技能型的。这种疏离现象也造成了专业课程教学的尴尬。目前，由于专业源远流长的惯性影响，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和许多课程一样，在教学上依旧照搬素养型的教学传统。在教学活动中，教师是主体学生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授课方式以教师灌输为主，即使利用多媒体课件的教学，也仅增加了一些内容的直观性，并没有偏离教师讲授这个中心：教学内容依旧按照传统的要求进行安排，知识传播居于主导地位，能力的培养依旧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在考试考查中，依旧偏重基本知识和基本理论，能力的测试没有放在应有的位置上。这就明显地形成了培养目标与课程教学两张皮的现象。要打破这种现象，必须进行教学改革。
培养目标是高校人才教育的普遍性要求，并不是普适性原则。教育的普通适性原则是因材施教。对教育对象来说，其成才要求是多向的，其成才的潜质、潜力也是不一样的。目前，地方性本科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在成才上的要求大致可分为三类：一是思想型，即希望成为更高级的人才，具体表现为对读硕读博的期待，目前只占少数，以后肯定会越来越多；二是现实型，即满足现状，希望学有所用，期望本科学习能增强适应社会的能力，为毕业就业打好基础，这是大多数：三是模糊型，既没有明确的目的要求，更没有理想期待，这是极少数.这种情况对专业课程的教学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传统的教学无疑适应不了，必须进行改革。
二、中国当代文学教学改革措施
1.转变教学观念
长期以来，文学课作为中文专业的重要基础课，大多教师都把专业知识的传授放在第一位。在教学过程中过多地注重文学知识的传授，注重文学史的勾勒，强调文学史规律的掌握以及思潮、论争等等，而忽略了现当代文学课的“文学性”特点。在这种教学思想主导下，丰富的文学个案都塞纳进一个静态的文学史框架中，鲜活的文学作品成为文学史知识学问的填充物，这样，文学便成了枯燥乏味的东西。如果文学课上缺乏活力，缺乏碰撞，那么我们的文学课教育也就有了问题。这种死气沉沉的文学课堂令我们反思，现当代文学课到底应该教给学生什么?是文学史知识还是作家作品的分析能力?是知识的灌输还是审美能力、欣赏力的训练?反思的结果让我们认识到文学课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教给学生文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使学生获得一种文学审美能力和文学想象能力。根据这一认识，我们调整了教学内容，在课堂上减少文学知识的授课时间，突出作家作品，回到文本分析中来。通过精细的文本分析学生可获得对作品的丰富感受，培养起学生对文学作品的感受力、理解力、审美能力和分析能力。教学观念与教学目标的转变，使我们现当代文学课的教学，由专业知识传授的层面上升到人文素质教育的层面。
2.教学新方法的探索——研究性学习
研究性学习，就是改变过去那种单纯的以老师传授、学生接受为主的学习方式，提倡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式学习。为学生构建开放式的学习环境、促使学生将学到的知识综合、贯通、运用，提升出新的成果，从而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应用能力。
由此，我们在教学中要改变教师讲授，学生被动听讲、记笔记的教学模式，采用三种教学方式：
①讲授与讨论结合
在教学过程中，辩证地处理学生自主与教师指导的关系，不仅强调学生要倾听教师的观点。更强调教师要倾听学生的心声，重视探究学生的个人观念、独特感受和体验，并引导学生积极反思。让学生跃出教材的刻板与束缚，系统地、立体地、动态地研究讨论作家作品。
②学生走上讲台主讲。
学生自选作家作品，经过大量阅读、研究，上讲台对作家作品作富有个性的讲评、这样，学生不但积极主动阅读作品、查找资料、确立论题，质疑先贤定论，而且，通过讲评，增强口头表达能力，也使全班学生都拓展了知识面。更重要的是培养了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和公众场合的仪态仪表等综合素质。
③认知实践活动。
尽可能组织学生走出课堂，到作家故乡实地考察，研究特定时代的人文环境和文学底蕴。
3.改革教学内容，体现中国当代文学的“当代性”
中国当代文学即包括已经过去的文学，如“十七年”的文学，“”十年的文学；和刚刚发生不久的文学，并且，随着当代文学的历史延续，中国当代文学还将包括已经产生和正在产生的21世纪的文学。而以往的教材、教学大纲的编写，限于时间的关系，常常把“十七年”的文学做为教学重点。而常常忽略中国当代文学最切近当代人生活节奏和审美情趣的文学现象，这应该由中国当代文学这门课程来关注和研究。所以在兼顾整个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有定论的名家精品的同时，应该把最新产生的文学做为研究的重点，甚至应该专门讨论那些最新发生的、没有定论的、甚至引起争议的文学现象。
4.变革考试模式
考试模式的变革是教学改革的重要环节，是实现培养目标的最终保障。一方面，考试方式要由全闭卷考试改为半开放式的考试。也就是说不只是凭期末一卷定成绩，平时作业、小论文要在成绩中占一定的比例;另一方面，考试内容上要作调整。减少客观题目的内容比例，增加主观发挥题的比重。北京大学温儒敏教授为学生出的考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实例：“你认为《雷雨》的主人公是谁?说说你的理由”。同学们各抒己见，有许多独特的见解。如“或许一个略为合理的答案只能是‘雷雨’了，尽管我承认这有些勉强。但似乎比由于称最喜繁漪，大家便都认定繁漪是主人公要好。”“我认为《雷雨》的主人公是躲在戏剧背后控制一切的、不可知的宇宙间的神秘力量。”“我们可以把《雷雨》的主角，定义为‘最挣扎的人’，我以为周萍无疑是‘最挣扎的人’”。等等。这类考题没有标准答案，测试的是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文学感受能力及分析能力。再如“你怎么看涓生与子君的爱情悲剧?”“我眼中的阿Q”，“我眼中的方鸿渐”等这类题目，都可以做成小论文，发挥学生的水平，考察出中文系学生的文学审美能力和文学评析能力。
参考文献:
[1]王立新.大学生素质教育概论[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中国当代文学是每一所高校汉语言文学专业都必须开设的基础课程。同时，中国当代文学在大陆跨时60余年，也与现实紧密联系，对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港台文学是为了整合中国当代文学开设的拓展型课程。学习港台文学的目的是为了掌握港台文学的流脉，尤其是其文学价值与特色，学习在东西方文化交融下港台文学概貌，发生、发展的历史文化背景，赏析当代文学台文学各个阶段的名作家与名作品，以及探究港台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学的分分合合，为其它有关课程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二、以往当代文学港台文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分析
2.1知识型教学，忽视了文学作品的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对当代文学台文学的教学模式是一种典型的知识型教学，目的是使学生获得应有的文学史知识，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梳理文学史的线索，并在此基础上对港台文学中的重要作品、文学现象和文流进行评析。但这种教学方法，往往容易使文学作品中的美感特征和审美教育被文学史知识和抽象的理论分析所遮盖。在实际学习中，许多学生过度依赖文史材料中的学术定论，对港台文学作品没有自己独特的理解，忽略了个人在文学作品阅读中的感受和理解，未能将自身的情感体验和独特见解融入对文学作品的赏析之中，虽然获得了文史知识，但这种知识不具有创新性和独立性，且并没有促进学生人格培养和文学素质的提高。
2.2以教师为中心的教学模式，教学过程被动，教学效果差整堂文学史课堂本来就枯燥，传统的教学方法以教师为中心，使教师成了教学的主导，这种教学模式一方面有利于知识传授的条理性，但较大程度地压抑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学生的主体作用无法发挥，不利于学生学习能力的培养，使学生在港台文学课程学习中对教师产生依赖性，忽视自我思维和观念的形成。这种教学模式短期看来并没有严重的影响，但长期看，教学过程的被动性直接导致了教学效果较差。
3、对当代文学台文学教学改革分析
3.1改革课程教学内容
改革当代文学台文学教学课程内容，力求提高学生的人文素质和审美多元化的能力。在宏观把握文学发展史脉络的前提下，将教学的重点偏向名作品方向。整个当代文学台文学的教学内容分为具体章节，教学过程中将教学内容分为香港文学和台湾文学两个部分。绪论部分集中介绍了港台文学发生、发展的文化背景，文学的价值确立，以及关于港台文学史若干范畴的厘定等内容。在绪论的教学过程中，重点内容为港台文学史若干范畴的厘定。接下来的章节则分别概述港台早期文学的发展，抗战前后的港台文学以及当代港台文学发展概况。这几个章节中，抗战时期出现的港台文学现象，抗战局势与作家南下对香港文坛的影响以及港台本土作家的成长与创作成就为教学重点，此外还应要求学生对如侣伦的作品《穷巷》，白先勇《游园惊梦》等等经典进行解读。这些章节的重点集中在当代港台文学中出现的文学体裁、主要文学作家及主要作品赏析，同时掌握张爱玲、何达等人的作品。再接下来的章节为港台通俗小说的发展史，此处的重点是了解通俗小说兴起的原因，以及简要了解金庸等人的武侠小说。最后内容则集中在港台当代文学的诗歌讲解上，重点是加大对名作品与名作家的赏析，作品的选择兼顾审美性与文学史两方面，但更应突出审美性这一特点。因为在当代文学史中整合大陆，港台文学作为“史”的形成叙述模式，是有难度的。
3.2多种教学方法与现代化教学手段的尝试
3.2.1以学生为主体教学模式的改变
提高当代文学台文学的教学效果首先应该改变教学模式，以学生为主体，突出对学生能力的培养和启发性教学。比如在教学中，采用“提问式”教学法，提出一些富有启迪性和启发性的问题来激发学生思考，促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有关文学知识。此外，还可以采用“讨论式”教学方法，将教学任务和学习目标提前告知学生，让他们在课下搜集材料，整理思路，准备好发言稿，然后在课堂上围绕话题分小组进行讨论。这样提高学生课堂的参与性，学生的主体性得到充分的发挥。
3.2.2多媒体技术与信息技术的结合在教学中的运用
当代文学台文学教学改革的另一个重要方面体现在教学的现代化，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充分利用多媒体技术与信息技术来辅助教学。实践证明，多媒体课件的直观性，内容的共享性，画面的丰富性受到了师生的广泛好评，弥补了传统教学手段的不足，提高了学习效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