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30 15:53:18
序论：在您撰写人口问题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1.从外观上规划欠缺，布局凌乱，存在各种安全隐患
走进郑州的城中村，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由于城中村土地资源珍贵，加个房租收益可观，村民自己建的到处是握手楼、接吻楼，并且在走访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现过坍塌的事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几条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称不上道路，最多可称为“小巷”，拥堵严重；城中村没有什么配套的设施，环境脏乱，随处可见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没有配备消防栓等应急设备，况且道路狭窄，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
2.城中村流动人口远远超过本村村民
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十三万多人，但本村村民仅一千八百余口，外来租户却有十几万人。这十几万外来人口人绝大多数都是流动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对便宜，但“见风长”现象严重
廉价的租金是流动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们租不起小区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见风长”现象严重。随着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的不断进行，流动人口向没有拆迁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疯长。在沙门村调查中，一位被调查的外来人口说：“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个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现在涨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观，每户每年房租收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些村民大多没有工作，坐等收租，他们的后代也大多没有稳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铺林立，小商贩集中
通过调查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靠城中村摆摊收入维持生计，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导致这部分人大量失业。
二、郑州市城中村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分析
（一）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及作用
1.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
流动人口是指来自非郑州地区的、非郑州户籍的、在郑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员。他们主要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农民工构成，这些人员几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郑州市流动人口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人数多，增长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达340万，且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第二，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压力大。流动人口工资相对较低，他们买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带口，精神和物质上承受较大的压力。并且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而不断搬迁，越来越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动人口对郑州城市发展的作用
流动人口提供了城市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城市建筑方面最为明显，城市建筑行业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用辛勤劳动换来了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流动人口拉动了城市消费，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需求动力。流动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沟通，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城市文化。流动人口中有着许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长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创业或就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城市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活力。
（二）城中村满足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现在，城中村成为郑州市流动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城中村暂时解决了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
以高皇寨为例，我们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13万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来租户十几万，这些租户主要是毕业大学生、农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们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对较低。如柳林村不远的二十一世纪社区居易国际一间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样面积的房子每月房租仅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2.城中村解决了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
城中村的个体户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他们以在城中村摆摊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这些外来人口年收入颇丰。当问及对是否赞同城中村拆迁改造时，他们明显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拆迁就等于失业。
3.城中村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郑漂族”中的多数青年人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主要寻求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一展抱负，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下去，他们很多人选择暂时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为农民提供了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场所，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起着桥梁纽带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中村也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起着“中转站”的作用。四、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中流动人口面临的窘境流动人口本身在住房、医疗、子女教育等方面无法享有和城市同等的待遇。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速，郑州市的城中村与城市发展的矛盾日益凸显，改造城中村就必然涉及在此生活的大量外来流动人口。现实情况是现行的城中村改造政策忽略了在此生活的流动人口的利益，甚至把城中村存在的矛盾全部归结为外来流动人口，简单地采取一律轰走的粗暴方式，这是没有道理的。政府和社会各界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对村民的拆迁补偿安置上，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使生活在城中村的流动人口面临窘境。第一，住房难问题将更加突出，生活成本将大幅度的提高。城中村的改造使在此居住的大量流动人口不得不另找住所，住房难问题将更加突出。一方面，在城市闲置房有限，供给没有增加的情况下，大批流动人口租房带来的需求增加必然会导致房屋租金上涨；另一方面，在流动人口收入水平不变的情况下，投入过高的租金来租小区房，生活成本必然增加，这将导致一部分流动人口将难以在城市立足，不得不“用脚投票”，选择离开。第二，大量流动人口将面临失业。城中村人流量大，在城中村做小生意的流动人口较多，城中村的拆迁改造，使这些商贩无法继续其生意，相当一部分的人口将面临失业的困境。第三，一部分大学毕业生将面临失业的恐慌。城中村中不免有外来的大学生，这些群体工资有限，如果城中村被拆迁，他们难以找到住所，公司如果无法解决其住宿，他们则可能陷入失业的恐慌。第四，社会保障可望而不可即，一部分人可能会流落街头。目前，政府住房保障政策还不能照顾到所有需要的人群。由于流动人口过多，而优惠政策只有一部分人可以享受到，大部分人难以“排上号”。一些以打零工为生的人群可能会流落街头，无家可归。
三、总结
（一）改造历程及分析
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从2003年出台政策至今已走过12年的历程，2005年西关虎屯成功爆破拉开了郑州市城中村改造的序幕。十年间，城中村改造取得了丰硕成果，小李庄、燕庄、西关虎屯，一跃成为郑州商业新地标；十年间，西史赵、燕庄华丽转身为郑州华丽高档小区典范，形成了风靡全国的“郑州模式”；十年间，陈寨、庙李、刘庄构成郑州最大的流动人口集聚地。郑州市城中村改造办公室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目前，郑州城区228个自然村，如今已有170个获批改造。截至目前郑州市三环以内最后一个城中村西韩砦村改造计划已正式公布，郑州三环以内将再无城中村，而针对三环以外的城中村也将陆续启动拆迁改造。但城中村改造过程中但始终存在这样一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即流动人口问题。稍作观察即可发现，随着城中村拆迁改造的步伐，流动人口越来越向还未被拆迁改造的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集中且规模越来越大，在沙门村，和一位年轻小伙交谈中得知，他来郑州两年了，刚到郑州时是关虎屯（郑州市二环以内城中村）的租客，没多久关虎屯就要拆了，现在搬到沙门村（郑州市三环以外城中村）。流动人口越来越集中将使流动人口问题越来越严重，越来越难以解决，这也将是城市城中村后期改造中面临的首要难题，因此，不可能再像城中村改造之初那样忽略居住在城中村的这些流动人口了。在制定政策时必须考虑这以特定群体的安置问题，在城中村改造后期如果处理不好这一问题的话，将造成城市人才外流，城市住房危机，城市不和谐等一系列不利于城市发展的社会问题。
（二）城中村现状分析
1.从外观上规划欠缺
布局凌乱，存在各种安全隐患。走进郑州的城中村，给人一种窒息的感觉，由于城中村土地资源珍贵，加个房租收益可观，村民自己建的到处是握手楼、接吻楼，并且在走访中了解到城中村房屋出现过坍塌的事件，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在道路方面，村中除了几条主干道，其他的根本称不上道路，最多可称为“小巷”，拥堵严重；城中村没有什么配套的设施，环境脏乱，随处可见的垃圾且可用的垃圾桶很少；消防安全方面，城中村房屋居住人口多且缺少逃生通道，每家也没有配备消防栓等应急设备，况且道路狭窄，一旦发生火灾，消防车根本无法进入。
2.城中村流动人口远远超过本村村民
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十三万多人，但本村村民仅一千八百余口，外来租户却有十几万人。这十几万外来人口人绝大多数都是流动人口。
3.城中村租金相对便宜
但“见风长”现象严重。廉价的租金是流动人口集聚城中村的主要原因，他们租不起小区房，只有在城中村居住。但是城中村房租“见风长”现象严重。随着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的不断进行，流动人口向没有拆迁的城中村集中，城中村房租也在疯长。在沙门村调查中，一位被调查的外来人口说：“一间四十多平方米的房子两个月前的租金是350元左右，现在涨到每月600多”，村民的房租收益非常可观，每户每年房租收入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这些村民大多没有工作，坐等收租，他们的后代也大多没有稳定的工作。
4.城中村街道小商铺林立，小商贩集中
通过调查发现，他们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靠城中村摆摊收入维持生计，但城中村改造不可避免的导致这部分人大量失业。
二、郑州市城中村对流动人口的影响分析
（一）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及作用
1.流动人口的构成、特点
流动人口是指来自非郑州地区的、非郑州户籍的、在郑州生活和工作的人员。他们主要由刚毕业的大学生、农民工构成，这些人员几乎都是青年人和中年人。目前，郑州市流动人口具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第一，人数多，增长速度快。截至2013年9月，郑州市区流动人口达340万，且每年以25%的速度递增，城区人口密度仅次于广州，居全国第二位。第二，流动人口集中在城中村，生活压力大。流动人口工资相对较低，他们买不起房，只有在城中村租房居住，很多拖家带口，精神和物质上承受较大的压力。并且随着城中村的拆迁改造而不断搬迁，越来越集中在为数不多的城中村里。
2.流动人口对郑州城市发展的作用
流动人口提供了城市经济和各项事业发展所需的劳动力资源。城市建筑方面最为明显，城市建筑行业绝大多数为外来务工人员，他们用辛勤劳动换来了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流动人口拉动了城市消费，为城市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需求动力。流动人口带来了不同的思想观念，与当地人口相互交流和沟通，丰富了城市的文化内涵，有助于建立开放的城市文化。流动人口中有着许多高技能或一技之长的人才，比如每年都有许多刚毕业的大学生通过创业或就业，实现了自己的价值，为城市的发展不断注入新鲜活力。
（二）城中村满足流动人口生存与发展的需要
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和现在，城中村成为郑州市流动人口的集聚地，城中村为流动人口提供了居住，生存与发展的空间。
1.城中村暂时解决了外来人口的居住问题
以高皇寨为例，我们从高皇寨村委会了解到，本村现居住人口13万多。其中，本村村民1800余口，外来租户十几万，这些租户主要是毕业大学生、农民工等一些低收入人群，他们在此居住的原因主要是城中村租金相对较低。如柳林村不远的二十一世纪社区居易国际一间40多平方米的房子租金每月1800元。而在柳林村同样面积的房子每月房租仅为560元，低廉的房租解决了流动人口的居住问题。
2.城中村解决了一部分流动人口的就业问题
城中村的个体户绝大多数为外来流动人口。他们以在城中村摆摊为生，因城中村人流量大，这些外来人口年收入颇丰。当问及对是否赞同城中村拆迁改造时，他们明显反对，因为对他们来说拆迁就等于失业。
3.城中村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郑漂族”中的多数青年人是毕业不久的大学生，往往具有一定学历或较高的文化素养、知识技能，他们主要寻求在文化产业、高新技术产业等领域一展抱负，为了能在城市生存和发展下去，他们很多人选择暂时在城中村中立足。城中村也为农民提供了逐渐适应城市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的场所，为进城农民融入城市起着桥梁纽带作用。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城中村也为中国城镇化的推进起着“中转站”的作用。
三、郑州市城中村拆迁改造中流动人口面临的窘境
【关键词】人口问题；教育影响；教育约制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来，累计少生4亿多人，节约了9万多亿元抚养费用，有力地支持了经济与教育的发展。
但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研究我国人口问题的状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探讨教育约制人口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对于促进人口、教育、经济，乃至整个社会和谐发展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一、我国人口问题的基本特点。
我国目前正处于经济繁荣、社会稳定、教育快速发展的最佳时期，其中一个关键的原因就在于人口正在实现着两个转变：一是人口再生产类型由“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长”向“低出生、低死亡和低增长”的转变；二是由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根据统计资料，中国当前的出生率、增长率以及综合生育率均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明显低于亚洲水平、发展中国家水平及世界平均水平。这说明，经过30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控制人口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由于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以及与低生育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系统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等原因，人口问题仍旧是我国当前面临的一个严重社会问题。同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当前的人口问题具有下列特点：
1.人口基数大，年出生量仍然偏多。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坚持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8年的12.0‰下降到2007年的5.2‰，年均下降0.2个千分点。年末总人口由1978年的96259万人增加到2007年的132129万人，年均增长1.1%,比改革开放前（1949-1977年）的年均2.0%的增长速度下降了0.9个百分点。①但由于育龄妇女规模较大，现在仍以年净增800万左右的速度继续膨胀。②另有人口学家预测，2020年大陆总人口将达到14.70亿，2050年前后将是16亿左右。令人担忧的是，近年来我国人口出现了较大的反弹优势，部分地区超生比例超过30‰，这是不容忽视的人口增长现象。
2.生育高峰间隔出现，使人口呈现波动式增长。1950年至1958年，共出生1.8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060万人，形成了大陆连续9年的第一个高峰期。1962年至1975年，共出生3.6亿人，平均每年出生2583万人，形成了连续14年的第二次高峰期。1987年以后，第二次人口高峰期出生的人口陆续进入婚龄、育龄期，由此形成第三次高峰期。据预测，2008年前后将迎来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这是因为大陆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独生子女人数累计将近1亿人，其中大部分目前已进入生育旺盛期。同时由于生育政策的调整，即在农村双方都是独生子女的人也可生两胎，这些人也多进入生育年龄。“双峰叠加”的生育小高峰将持续十几年，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高峰大概在2010年左右。由此将给今后稳定低生育水平带来巨大压力
3.人口将进入老龄化时期，社会负担日益加重。人口老龄化指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2001年我国老龄人口为7%,但老龄化的速度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快的国家之一。预计到2017年，大陆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将超过10%,达到10.4%;2025年达到13.59%;2030年达到16.59%;2035年会20.13%。人口加速老龄化会降低生产性人口比例，加大消费性人口比重，增大劳动力成本，降低储蓄率，并进而影响到经济增长和教育发展。③4.流动人口规模庞大，加剧了社会的就业矛盾。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公布的数字，全国流动人口数量从1993年的7000万增加到2003年的1.4亿，10年内翻了一番，超过了全国人口总数的10%;约占农村劳动力的30%。流动人口中年轻人口占绝对大多数，其中15至35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70%以上。④流动人口庞大的后备军是9亿农村人口，而农村的教育还比较落后，在农村劳动人口中，l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教育年龄不足7年，与城市平均水平相差近3年；受过大专以上教育的不足百分之一，比城市低13个百分点。⑤5.性别比持续偏高，影响着未来社会的稳定与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前，我国出生性别比基本上属于正常范围，其出生性别比通常波动在102-107之间。但自80年代以来，出生性别比明显升高，1982年第三次人口普查的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08.5,比例偏高现象初显端倪，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时上升到111.3,而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则已达到116.9,个别地方甚至达到135.6,远远高于国际社会可以容忍的107的最高警戒线。⑥6.人口素质偏低，难以适应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人口素质是指人们在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在思想道德、文化技术、个性心理与身体健康等方面的综合发展的水平。尽管大陆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使人口素质得到不断提高，但人口总体素质仍然较差。据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显示，我国人均受教育年限只有7.8年，尚未达到初中毕业年限；15岁以上人口中的盲率达到11.04%,其中，文盲率最高的达到44.84%,贵州、云南、青海、甘肃4个省的文盲率都在20%以上。⑦在从业人员中，文盲占8%,仅接受过小学教育占33%,而接受过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者只占12.7%,接受高等教育的仅占4.7%。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1年人文发展报告显示，1987—1997年，我国每十万人口中科学家和工程师人数只有454人，而日本为4909人，美国为3676人，俄罗斯为3587人。⑧另据2000年人口普查统计，我国约有6000多万残疾人，占全国总人口的4.9%,受累家庭达到18.1%,每年至少出生缺陷儿80万人。⑨此外，表现在民主参与率、遵纪守法率、社会犯罪率等方面的人口思想道德素质也比较低。
7.职业结构不合理，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比重过大。2001年我国三级产业就业结构比重为50.0∶22.3∶27.7,无论是与发达国家还是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第一、二产业从业人员的比重明显偏高，而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又相对偏低。发达国家或新兴工业化国家，第三产业从业人员比重一般在60%至75%,巴西、埃及、印度等发展中国家也分别达到54.3%、44.1%与39.8%,明显高于中国。这种不合理的职业结构，反映了我国物质部门从业人口的劳动力素质低下，以及科教、卫生、服务等非物质生产部门的落后状况。
8.人口分布不平衡，导致区域经济教育发展极不均衡。从我国人口布局看，东部人口密，西部人口稀。据2000年统计，西部面积占全国总面积的71.54%,而人口仅占总人口的28.13%;东部面积占全国面积的28.46%,而人口却占总人口的71.87%。⑩人口分布的不平衡，使东部地区人均耕地面积日趋紧张，生产效率、经济效益难以提高，而西部地区许多耕地潜力及自然资源未能开发，浪费严重。
二、人口问题对教育造成的压力。
从本质上说，人口问题就是经济社会与教育的发展问题。我国人口的上述特点，直接影响着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从不同方面造成对教育的压力。
1.人口膨胀对教育的压力。这一压力首先反映在影响教育投资比例的扩大。国家确定教育投资的比例，除了考虑发展科技对人才的需求状况、经济发展状况与政治形势三个因素外，还必须考虑人口年龄结构状况。人口增长过快，抚养指数升高，国家和家庭付出的抚养费增大，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影响到国家的资金积累。国家积累资金少，扩大教育投资比例就困难。即使国家能克服困难，不减少或适当扩大教育投资比例，但由于人口增长过快，学龄人口比例增大，教育经费平均到每个学生身上也会相对减少。近年来，我国教育经费总量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却较低。1998年，经济合作组织（OECD）国家的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平均为18,初中平均为23,2001年我国小学生人均经费指数为12.31,初中为16.99,农村小学仅为10.19,农村初中仅为12.83。lv其次是引起校舍、设备全面不敷。由于教育经费增长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致使教育基本建设投资严重不足。据统计，目前我国小学、初中和大学的教学仪器设备的达标率分别只有20%、37%和30%。lw2001年全国普通中小学共有危房面积5267万平方米，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达4.9%和6.7%。其中，农村初中、小学校舍危房率分别为6%和8.1%。由于校舍危房和校舍面积不足，初中超大班额问题十分突出，2001年全国初中66人以上的超大班共有24.5万个，占初中班额总数的21.3%,超大班在读学生约为1619万人，约占初中在校生总数的1/4。lx其三是造成教师队伍量少质低。2000年我国少儿人口（0-14岁）为2.89亿人，2004年高中阶段教育人口为7587万人，2008年高等教育人口为1.25亿人，庞大的就学人口压力和师资建设的相对滞后，成为我国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中小学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大量聘用代课教师。2001年，全国中小学共聘用代课教师70.5万人，占岗位教师总数的6.6%,其中农村中小学代课教师58万人，占农村中小学岗位教师的9.6%。
按照“十五”计划，高中阶段教育要达到60%的毛入学率，即使按照生师比18∶1测算，2005年教师队伍的缺口达到116万人，如考虑到退休的教师，则补充的教师数量可能达到120万人。另外，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为70.7%,职业高中专任教师的学历合格率仅为49.2%。高校教师队伍数量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1999年至2001年期间，与我国普通高校学生规模增长近1倍的发展速度相比，教师总量仅增长31%。一些基础课及高新技术相关专业任课教师严重缺乏，按照普通高校生师比以15∶1计算，高校教师队伍的缺口达11万人。ly此外，学龄人口急剧膨胀，导致教育总体供给能力不足，制约了国民素质的快速提高。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1999年统计，我国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为73%,与高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差20%,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相差13%。三级教育综合毛入学率偏低，影响了我国国民受教育年限的提高。lz2.人口波动给教育造成的困难。人口的变化过程如一列行进的火车，有很大的惯性。我国已经出现的三次人口高峰期给教育造成了一系列连锁反应的困难，首先是幼儿入托、入园难，接着是上小学、中学难，继之出现考大学的激烈竞争与就业难等问题。在学龄人口的高峰期内，中小学生在短期内迅猛增长，教师不足，只得降格以求，以应付紧张局面；校舍不够，只得办大班，或改为二部制、三部制教学。这样，不仅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而且每天有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学生，不是被关在家里，就是游荡在马路上，既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也使家长担心。入学高峰期过去后，学校又会出现人员超编。若要裁员，困难很多，若不裁员，人头费又会挤占教育经费，使办学条件依然难以改善。以北京市为例，2000年城区的小学生人数只有1990年的51%,东城区的小学学生和教师之比更达到6∶1,估计约有50%的小学教师资源过剩。l{问题的严重还在于这种高峰期一旦形成，不是造成一次性的困难，而是呈现波浪起伏的运动状态，使困难重复出现。如1962年开始持续了14年的第二次生育高峰期出生的人口，曾造成1976年开始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批人将相继结婚生育，1987年我国进入新的中小学生入学高峰，这次高峰持续了16年，其间小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3年，中学生入学的峰顶在1999年，中小学合计的入学峰顶在1995年。高峰期最大年招生量与1985年相比，小学（1991年）为2.72倍，中学（1997年）为1.53倍。即将出现且可能持续十几年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平均年新生儿数量将达到1700万—1800万，必将给十年后的教育稳定发展带来新的巨大压力。
3.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人口结构是指人口在年龄、性别、文化、技术、职业、阶级、地域、民族等方而的构成状况。人口结构的每个方面的结构变化都要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教育。人口结构变化对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
年龄结构的变化影响着各级各类教育的发展规模。基础教育是其他各级各类教育的奠基工程，而基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主要取决于基础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伴随着高等教育大众化与民主化的进程，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也必须考虑高等教育适龄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
文化技术结构的状况影响着不同时期的教育任务。当前我国人口文化技术素质普遍偏低的状况已成为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障碍。为了尽快改变这种状况，迫切要求教育在巩固“普九”工程的同时，加速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进一步提高农村地区中等职业教育普及率，大力促进城市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稳步发展高等教育，着力构建国家创新体系，重视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构筑完善的全面终身学习体系，不断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职业结构的变化趋势指示着教育结构的调整方向。职业结构变化有着自身的规律，这就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力必然出现由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的趋势。职业结构的这种转化趋势要求教育对自身的类型结构、专业结构与课程结构等作出相应的调整。否则，职业结构的转移就会困难重重。
4.人口流动对教育的挑战。随着我国现代化、城市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劳动力资源在全国范围内配置，社会流动加速，农业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成为历史的必然。然而流动人口的科技文化素质普遍偏低，使他们选择职业、参与社会生活等方面都面临诸多障碍，由此对农村教育的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流动人口迅速增加的态势，以及仍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体制，决定了流动人口子女的教育问题将会越来越突出。由于居住地不稳定，人户分离，社会地位的不确定等原因，许多流动人口家庭不能像非流动人口家庭那样抚养与教育自己的孩子，导致其子女的教育和健康成长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困难与问题。流动人口子女问题，首先是入学难，近半数适龄儿童不能及时入学，超龄上学现象比较严重；其次是流动儿童失学率较高；其三是不在学儿童，即“童工”问题比较突出；其四是由于环境转换与城乡文化反差导致的流动儿童心理问题加剧。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很好地化解、引导和调适，将会产生更多的“问题少年”。
5.人口分布不均对教育的制约。我国东部人口过密与西北部人口过稀的状况，制约着各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学质量的提高。人口过密的地方，容易造成教育中的拥挤现象，如学额过满、教学资源紧张、大班上课、多部制教学等。据2005年对湖北省部分乡镇中小学的抽样调查显示，许多班级的学生都达到七八十人，最多的超过100人。l|由此引起教学秩序混乱、学生质量下降。人口过密的社区，还容易形成亚文化群体，青少年往往为争夺生活空间而经常发生摩擦，甚至出现越轨乃至犯罪行为。人口过稀，造成教育人口分散。在一些人烟稀少的老、少、边、穷地区，学生上学非常困难。小学生上学往返一次一二十里地，这也是造成这些地方义务教育难普及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由于教育人口分散，必然造成学额不足、小班上课，或不得不采用复式教学、巡回教学等方式。这样，既妨碍了学生的身心发展，也制约着教育质量的提高。
三、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
约制即约束规制，使之不越出应有的范围，引导其按既定方向发展。教育约制就是通过教育的引导和规范，从微观层面上提高社会成员的文化与道德修养水平，使他们能够自觉地约制自己的行为；从宏观层面上促进教育整体的和谐发展，使之能够主动地适应社会变革的要求。教育对人口问题的约制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首先，教育是提高人口素质的必由之路。提高人口素质主要有两条途径：一是推广优生学，提高先天素质。要把优生学纳入教育内容，逐步提高人们对优生优育的认识，懂得优生优育的重要意义，自觉地做到优生优育；通过教育宣传把生殖健康与计划生育的三大工程，即避孕节育优质服务工程、出生缺陷干预工程和生殖道感染干预工程积极推广到农村地区；发挥多学科的优势，共同研究影响我国人口健康素质和卫生服务提供的种种因素，包括人口学因素、流行病学因素、社会和行为因素、生态环境因素及其相互间的作用，在此基础上制定各种有利于促进教育发展、人力资源开发、环境、公共卫生与法律法规建设等方面的政策。二是大力发展教育，加强后天培养。提高各级各类正规教育质量是提高未来人口素质的关键。应从切实抓好普及初等义务教育入手，保证入学率、巩固率、合格率达到规定的要求，为提高人口素质打下良好基础。
初中后教育既是普及教育的延续，又是高等教育的基础，还是社会劳动后备力量的储备所。提高初中后阶段的教育质量是提高整个民族人口素质的重要环节。高等教育承担着培养各级各类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管理人才的重任，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不仅能有效地提高各类专门人才的素质和国际竞争力，而且能极大地推动我国科技文化的迅速发展。成人是人口的主体，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是提高我国现有人口素质的有效途径。成人教育的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对文盲进行扫盲教育；对已经走上工作岗位，或需要转换工作岗位的人员，以及正在谋求就业的待业者进行他们所不具备的履行岗位职责所必需的文化知识、专业技术和实际能力的教育和培训；对已经离开正规学校的人员，根据他们所具有的文化基础和实际需要，继续进行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对已经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进行更新和扩展知识、提高能力的继续教育；开展法律常识、妇幼卫生、老年保健、家庭生活、美术书法、美容美发、烹调营养、花卉栽培等内容丰富多彩的社会文化生活教育。成人教育具有受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办学模式的多样性、教育内容的针对性、教育方法的灵活性、教育效果的速成性等特点，很受成人欢迎。大力发展成人教育，既是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的有效方式，也是培养各种专业技术人才的便捷道路。
其次，教育是控制人口膨胀的重要途径。控制人口膨胀，应从多方面着手，一方面通过加强对计划生育的领导与宣传；综合运用法律、行政与经济等手段；加强科研工作，普及避孕节育知识；建立并逐步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免除独生子女父母的后顾之忧，使控制人口数量的政策能够贯彻落实。但是，这些都是治标的办法。另一方面，通过教育改变人们的生育观念和生育选择，才能达到治本的目的。因为人们的生育行为是受生育观念支配的，而生育观念的形成，既与经济发展水平有关，也与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关。据1982年统计，文盲、小学、初中、高中、大学程度的妇女已生育子女数分别为4.74、3.81、3.08、2.41与1.94。2001年对妇女多胎率的调查也显示出文化程度与生育率的反相关性，大学、高中、初中、小学文化和文盲的妇女多胎比例分别为0.4、3.4、7.0、18.9与36.5。调查还显示，文化程度与早育率也密切相关，当年我国20岁以下不同文化程度已婚妇女的早育率是：大专文化的占0.5%,高中文化的占1.8%,初中文化的占5.4%,小学文化的占7.1%,文盲占8.9%。l}
可见，文化程度越低的妇女，越容易受诸如“早婚早育”“多子多福”、“传宗接代”、“重男轻女”等旧观念影响，她们更多的追求是孩子的数量，而很少考虑孩子的素质，结果往往形成早育、多生、贫困的恶性循环。文化程度越高的妇女，她们往往从事专业性较强的工作，对工作追求相对较高，受传统生育观念影响较小，易于接受和掌握现代科学所提供的避孕节育方法，愿意优生优育。
教育还可以通过实施人口教育，直接影响年轻一代生育观的形成。所谓“人口教育”是指对一定年龄阶段的青年实施关于家庭、社会、国家及世界人口情势的教育，目的在于使他们获得人口学的基本知识，包括受孕、优生、遗传、营养卫生、生育保健、人口政策等；培养他们对家庭的计划生育、国家的人口计划的理智态度与责任感；树立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的生育观。2000年，我国15岁至19岁人口为1.03亿人l~,在十年内，他们都将进入婚育期。这批人口的生育数是左右今后人口大局的主要对象，通过各种形式对这部分人进行新的生育观教育特别重要。他们正处在世界观的形成过程中，通过教育使他们树立新的生育观，必将支配他们今后的生育活动，产生移风易俗的巨大力量。此外，通过教育促进社会合理流动，还能起到使人口分布渐趋合理的作用。
注释：
[]1国家统计局《：改革开放30年：人口素质全面提高就业人员成倍增加》，
[2]胡鞍钢《：聚焦中国人口国情》《，学习月刊》2007年15期。
[3]张车伟：《我国人口问题性质的转变及其新挑战》，《人口与发展》2008年第1期。
[4]朱彬、王义《：13亿人口使我们面临新挑战》，
[5]王惠诗《：农村流动人口集聚化就业》《，当代经济》
2008年第5期。
[6]陈俐《：中国出生婴儿性别比的现状分析和对策》，《人口学刊》2004年第2期。
[7]童玉芬《：从人口大国走向人力资源强国———中国人力资源的现状和形势分析》《，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1期。
[8][9]lxlylz中国教育与人力资源问题报告课题组《：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源强国》，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402241页，第315页，第61、317、318页，第299页。
[10]田雪原、王国强主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北京：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第364页。
[11]沈百福《：我国教育投资的进展与问题》，载《教育科学》2003年第2期。
[12]陈钮芬《：我国居民收入、人口、教育、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与居民消费模型的实证分析》，载《数理统计与管理》2004年第2期。
[13]蔡昉主编《：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124页，第48页。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
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近几年中国人口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如果按照自然趋势发展，中国现在及未来一段时间内会像许多发达国家一样持续处于人口转变的第二个阶段，但是由于70年代开始实行了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人口发生了快速转变，致使中国用了不到30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发达国家上百年才完成的现代人口增长模式转变过程。这就导致了我国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使得21世纪中国面临着人口数量及结构的双重压力。
第三，中国人口转变的经济基础不同于发达国家。中国的人口转型是在经济追求高速发展的时期出现的，与工业化几乎同时发生，而欧洲是在工业化完成后的经济高度发达的背景下才出现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人口老龄化时，人均GDP一般在10000美元左右，而中国仅为1000美元，显然，中国的人口的转变缺乏经济基础。
总体而言，对前面提到的人口问题虽然存在不同的观点，但各种观点的争论使人口问题的研究更加全面。具体而言：
在未来人口战略目标上，学术界把人口目标与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联系起来，并深刻认识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问题，找到了未来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矛盾；研究的视角更加强调学科之间的交叉性：在确定人口的最大容量及适度人口方面将人口学、经济学、资源环境学等结合起来，跨学科的特点突出；在分析人口结构问题时，选取了改进之后递进式生育预测方法，这种预测方法更适合于中国人口发展的规律。在人口生育政策的导向及人口控制的调节机制上，对人口政策的探讨不再仅限于关注人口数量，而是从多角度多层面去审视人口政策实施的条件及可能造成的后果和影响。对于这些方面的探讨，可使未来的人口政策更符合实际，从而能尽可能的缩小负面效应，这是其合理的一面。其不足之处在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城市地区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因此全国的人口的生育率水平更多地取决于农村经济的发展。
对我国未来人口研究及人口政策制定的启示
上述针对人口问题的观点，是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分析我国人口问题而提出的，这些观点对我国未来制定人口政策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可以从中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在不断完善的市场机制下，生育政策应随之做出相应的调整。无论原有的生育政策在过去发挥了多大的作用，但人口政策总是一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产物，它也只有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才能发挥其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确立及完善，无论生育政策的导向如何，对生育的调节手段应该发生转变。
第二，生育政策应分地区区别对待。虽然改革和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十分迅速，但是地区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因此在生育政策的选择与方式上也应有所不同。在上海、广州等地综合生育率低于1.0的地区，特别是佛山（0.55）等超低生育率、经济基础好、思想观念超前的城市，稳定低生育率水平的条件已经完全成熟，应将低生育率稳定机制从政策控制机制向群众自我约束机制转变。在经济基础落后的西部高生育率地区，应深入群众实地调查，确定出与当地实际情况相宜的生育调节方式。超级秘书网
第三，促进人口流动，改变生育观念。在城市总和生育率已经较低且基本稳定的的条件下，控制农村人口成为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关键。而促进人口流动，加快城市化建设不仅是人口向城市的简单的转移，更重要的是人口生活方式、思想意识的转变。发达地区经济条件的引力，与落后地区人口过剩的推力，使得落后地区人口向经济发达地区流动，在流动中改变生育观念，转换生育行为。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关键词：人口问题人口战略目标人口调节机制
三十多年来，中国通过大力推进人口和计划生育政策，使13亿人口日推迟了4年，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唯一一个发展中人口大国在20世纪实现低生育水平的国家。但在人口转变的同时，中国人口问题由过去的以数量为主，向数量、质量、结构相互交织转变，使得中国人口问题的解决更具复杂性和挑战性。人口问题及其给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带来的压力，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广泛关注。围绕着中国人口问题研究，中国近年来涌现了众多不同观点，通过对这些基本观点的述评，对加深人口理论研究，制定合理的人口政策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综述
根据国家计生委的统计调查，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开始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1降到1980年的2.31，首次接近更替水平，2000年第五次普查数据显示，中国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30，达到低生育率水平，人口快速增长的势头得到基本控制。针对在低生育率水平下，我国21世纪人口问题的核心及人口政策的导向，成为近年来学术界关注的焦点问题。
关于未来人口战略目标的不同观点
就未来人口战略目标而言，目前的主要争论集中在：是否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对这一问题的探讨，形成了以下不同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有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等人，他们认为在新的百年里继续有效地减少人口数量依然是我国人口政策必须考虑的主要矛盾和先于一切的大事。理由有三：其一，人均意识与人均资源劣势要求减少人口总量；其二，资本有机构成的潜能，要求减少劳动力供给总量；其三，人均收入水平的加速提高，要求缩减人口总量。最后的结论认为，中国应以减少人口数量为战略目标，在100年后将中国人口降到8-10亿并力争更低，200年后降到3-5亿。与第一种观点截然相反，另外一些学者认为，结构问题已经一跃成为21世纪中国人口问题的核心。宋健（2002）认为人口数量问题成为“笼中之虎”，尽管威猛，却尽在掌握之中，中国人口转变的独特性，造就了中国人口结构问题的独特性，随着人口和社会经济的发展，21世纪人口战略目标应该由数量问题转移到结构问题上。持此观点的学者虽然不是很多，但这至少警示人们人口结构问题的严重性。第三种观点认为，统一人口数量与结构、提高人口素质才应成为长期追求的目标。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们从人口与可持续发展的视角出发，多方位的寻求平衡发展。李建新（2001）驳斥了“一味追求人口数量减少的观点”，认为在追求减少人口数量过程中所引起的加速年龄结构老化则必然会不利于可持续发展，他引用中国人口增长与社会经济发展变迁的历史事实，论证了“人口数量多少并不决定一个国家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速度和人民生活水平”的命题。蒋正华等人（2000）认为根据中国的国情目前追求最优人口数量是不现实的，当前所做的是将总人口控制在人口最大容量内的前提下，实现人口结构、人口地区分布的合理布局，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学术界在人口战略目标上的激烈辩论，说明中国人口未来长远发展目标的确定是一项异常复杂、困难的任务，需要慎之又慎。
关于有无必要进一步降低生育率的不同观点
在人口总量压力与人口结构压力并存的情形下，能否进一步降低生育率，是学者们关注的另一热点问题。对未来人口目标的不同观点，体现在对于生育政策的走向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归纳起来有三种意向:1)进一步降低生育率，将总和生育率降到1.5甚至1.0以下，并长期保持下去，从根本上解决中国人口过多与人均资源长期紧张的问题，这样才可能在生活水平和生存环境上追赶发达国家;2)稳定目前低生育率，这是人口总量未来能否停止增长并转向负增长，最终实现现代人口转变的关键;3)提高生育率，稳定总和生育率在更替水平2.0左右，是实现人口与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最优的稳定状态。这些意向最终体现在对生育胎次政策的主张上:1)主张继续推行一孩化，从而进一步扩大独生子女家庭的比例(;叶文振，2002;李小平，2004);2)维持目前的生育胎次政策或稳定总和生育率于1.5~1.8左右(马瀛通，林富德，2000);3)调整现行的胎次政策，扩大二胎比例或逐渐向二胎政策过度(李建新，2000，2001；于学军2000)，一方面，对生育率水平特别低的地区（如北京等地生育率已降到1.0以下），应采取措施，刺激生育率回升到更替水平；另一方面对生育率较高地区，通过生育政策把生育率控制在2.0左右的水平上，这样既达到控制人口增长，又达到调控人口数量的目标。以上学者们对未来生育与政策调整问题基本上属于理论探讨，目前尚无严密的计算和论证，对这些调整可能带来的后果也无系统的论述。关于人口调控的不同观点
从上述的讨论中可看到，无论从我国目前人口数量问题还是结构问题上看，我国的人口是需要进行调控的。但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并逐步完善，人口控制机制应如何确定，现行的管理体制有无存在的必要或应向什么方向发展，已倍受关注。在人口调控问题的研究中形成了以下观点：第一，只能由政府计划调控，理由有二：其一，由于市场经济对人口调节的时滞性，即使对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而言，政府对人口的宏观调控也是必不可少；其二，人口的生产不同于物质资料的生产，通过对两种生产的调节机制进行比较分析，认为人口生产并不受劳动力市场供求规律调节，因此人口控制不应该也不可能由市场调节，只能计划生育。第二种观点认为，今后的人口调控应主要通过竞争、劳动力市场等市场机制的作用引导家庭的生育行为、控制人口数量，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认为：一方面，随着生育率的下降，社会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边际效应必然出现递减的现象；另一方面，通过对20世纪最后20年来中国妇女生育水平变动的研究，认为近20年来人口发展主要由经济等客观因素所决定，当人口政策符合经济规律的要求时才能起到显著的作用，主张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应该转变职能，把婚姻、生育之类的私权归还于民。
我国人口问题研究观点述评
我国学术界在上述三方面的人口问题研究中既存在不同的立场和视角，也存在差异显著的推断和论证逻辑。总体来看，各观点均有其合理性与局限性，这主要是由于我国人口转变的特殊性及目前我国人口问题的复杂性决定。
一方面，历史上长时期人口快速增长，导致人口基数庞大。人口基数庞大、增加速度快，对中国资源环境能源形成严重的压力。再加上人口运动的惯性和人口再生产自身规律的作用，人口与生态环境的矛盾还会进一步尖锐化，因此人口数量问题是理论界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参考文献：
1.李小平.论中国人口的百年战略与对策[D].战略与管理,2004
2.叶文振.数量控制:21世纪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导向[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3.宋健.结构问题是21世纪中国人口的核心问题[D].市场与人口分析,2002
4.蒋正华.面向21世纪的中国人口与可持续发展[D].中国人口科学,2000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国家在2004年开始实施中部崛起计划以来（中部崛起是指促进中国中部经济区———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和山西6省共同崛起的一项中国中央政策，2004年3月5日首先由总理提出），安徽省的社会经济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为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奠定了基础。但是，安徽省在以后的发展中仍面临着几个重大问题。
1.1人口基数庞大以及增长率过快，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的总人口数（户籍人口）已从2000年的6245万迅速增至现在的6800多万人，十年共增加616.7万人，增长了9.9%，年平均增长达0.95%。人口问题不仅表现在增速迅猛，而且还表现在基数庞大，根据第五、六两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的人口规模都跃居全国前十位，是人口大省。一方面为了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不得不加大对资源的开发和掠夺，同时破坏和污染自然环境，造成人们赖以生存的不可再生资源迅速减少以及水资源、土地资源等一些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从而进一步影响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人口基数的庞大且增速不断加快，致使人均GDP下降，人们用于可支配收入减少，从而消费总量降低，人们消费的减少势必会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2012年安徽省全年地区生产总值为17212.05亿元，位于全国第十四位，但是人均GDP只有28792元，位于全国第二十六位，仅高于广西、、云南等西部地区，而东部一些经济发展较好的省份如江苏省、浙江省，人均GDP已分别达到了68347元和63266元。同时就安徽省的产业结构来看，安徽省的GDP主要来自第二产业，与东部经济较好省份相比第三产业比重不足，其中第二产业中高耗能行业比重偏高，“粗加工、低技术”比重较大。所以就目前安徽省的经济发展状况来看，其形势不容乐观。
1.2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且分布不均安徽省的土地总面积为13.94万平方公里，约占国土总面积的1.45%。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的人口总量（常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4.46%，平均人口密度为495人/平方公里，与全国平均人口密度139人/平方公里相比，安徽省表现出了人口稠密，土地资源短缺等特征。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全省人均主要资源占有量很低，2008年人均耕地为1.40亩，人均淡水资源为1100立方米，人均森林蓄积量为1.7立方米，均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就分布情况来看，耕地面积主要分布在皖北平原地区，而淡水资源多分布在皖南山地、丘陵地带，由于农业灌溉对水资源的需求很大，而水资源的分布不均致使北方平原农业发展遇到了瓶颈。水资源的短缺和分布不均不仅与耕地产生了矛盾，同时与人口的分布也产生了矛盾，如淮北平原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40.8%，地表水资源仅占全省总量的12.5%，皖南山区人口占9.8%，而地表水资源却占40.6%，人均拥有地表水量淮北与皖南山区相差13.5倍。因此，在人均资源占有量少的情况下，人均资源的分布不均导致突显的矛盾更加加剧。
2安徽省发展中面临的主要人口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安徽省的人口规模不断扩大。人口作为一切活动的主体，对资源的合理开发利用，对社会经济发展产生重要推力作用。但是人口作为自身因素也会产生一些列人口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比重不断提高的动态过程。当今国际通用标准用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来表示一个社会的老龄化程度，如果该比重达到7%，就称这个国家或地区的人口类型为老年型人口。2010年安徽省65岁及以上人口占安徽省总人口比重为10.18%，比重已经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8.87%，同时比2000年增长了2.73%，比1990年增长了4.77%，增长速度逐渐加快。由此可见安徽省不仅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而且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了有效的提升，同时加上医学的突飞猛进，人们的寿命不断的延长，人口老龄化是各国必然面临的问题。由于自20世纪80年代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安徽省的人口出生率大减，2010年六普数据显示，安徽省0-14岁少儿人口仅为17.98%，与2000年相比，下降了7.54%，与1990年相比，下降了10.41%。由此可以看出，0-14岁少儿人口比例在不断下降，并且下降速度逐渐加快，大大低于欧美发达国家25%左右的通常比例，出生率的大大降低长时间势必会造成人口老龄化比重加大。同时随着老龄化速度的加快，老年赡养比不断上升，使得安徽省是在经济欠发达的情况下迎来了人口老龄化。目前安徽省的养老保险制度覆盖面比较狭窄，一般多集中在城镇地区，广大的农村地区主要还是依靠家庭养老，而且安徽省又是农业大省，农村的人口比重占到了72.5%（2011年），庞大老年群体养老需求的压力也越来越大，加大社保的投入必然要相应增加，社会养老保险的负担加重。
2.2出生人口性别比例失衡人口出生性别比是一个重要的衡量男女两性人口是否均衡的标志。国际上一般以每出生100个女性人口相对应出生的男性人口的数值来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人口出生性别比值在103-107为正常范围，即每出生100个女婴，则应出生男婴数量要比女婴多3-7个。
2.2.1出生人口性别比持续上升根据1990年、2000年、2010年三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的人口出生性别比不仅随着时间的推移有升高趋势，而且出生人口性别比比值要远远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且增长迅速，尤其在1990年至2000年这十年间增长趋势最为显著，其形势不容乐观。
2.2.2城乡人口出生性别比差异大安徽省的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安徽省出生人口性别比自1982年以来，城镇和农村性别比均高于107，偏离了出生性别比的正常范围，且农村的出生性别比明显高于城市。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城镇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26.24，农村出生人口性别比为136.88，均达到了历年来的峰值，并且，城乡间出生性别比的差距呈逐步扩大的趋势。
2.2.3出生人口性别比随孩次而攀升安徽省的出生性别比存在着明显的孩次差异，一般情况下，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都在正常范围内，但随着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偏高程度就会越严重。如2010年出生人口中，第一孩的出生性别比为113.01，已经偏高；第二孩的出生性别比迅速升高到168.32，严重偏高；第三孩及以上孩次均超过245以上。安徽省出生性别比失衡主要原因有：
（1）受传统文化因素影响。中国自母系氏族社会开始过渡到父系氏族社会时，女性地位出现不断的下降，而男性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所以这些社会中的家族体系导致了强烈的男孩偏好和随之而来对女孩的歧视。时至至今，男性被认为“传宗接代”“祭祖送终”的传统文化思想已经根深蒂固，尤其在很多农村地区形成“养儿防老”、“多子多福”等一些传统观念。
（2）国家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家庭的计划生育计划相矛盾。安徽省受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影响，规定具有城镇户口的夫妻只能生一胎，具有农村户口的夫妻在第一胎生育女孩的情况下允许生二胎。因此，很多育龄妇女在怀孕期间通过B超等科技手段来鉴定婴儿性别，使生育选择性别有了可能性，从而将会导致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尤其在二孩上。
2.3人口素质相对较低且分布不合理人口素质是反映人口总体内在的质的规定性的范畴，一般包括人口的身体素质、思想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现在所说的人口素质大多是通过人口科学文化素质体现出来，而衡量一人的文化素质主要是通过受教育年限以及文化程度来体现。根据安徽省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安徽省人口素质整体提高，总人口中具有大学（指大专及以上）程度的人口为398.5万人，占总人口的6.67%，比2000年提高了4.43%；具有高中程度的人口为641.0万人，比2000年提高了3.08%；具有小学程度人口为1662.9万人，比2000年下降了9.48%。但是在与东部一些发达省份相比，安徽省的人口素质存在普遍偏低。同时，在总人口素质提高的同时，从人口素质分布地域方面看，高素质的人口一般多集中在城市地区，而地域广阔的农村地区人口素质偏低，人才优势多集中在城市地区，人才分布的结构性矛盾越来越突出，这使得广大的农村自然资源得不到有效的开发和合理的利用。同时农村人口素质的低下还表现在对资源掠夺式的经营，导致耕地减少，土壤退化，水土流失等一些环境问题，将严重制约安徽省经济快速发展。
2.4劳动力年龄人口基数大、增长快，就业压力增加，压迫经济发展劳动力年龄人口是指15-64岁年龄段的人口，安徽省劳动力年龄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年龄段人口的增长。从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来看，虽然总人口（户籍人口）一直呈增长趋势，总人口的增加势必会导致劳动年龄人口增加。2010年安徽省15-64岁劳动年龄人口为4275万人，比2000年增加近250万人（2000年为4012万人），年均新增劳动年龄人口24.2万人。劳动力年龄人口的快速增长且基数庞大势必会增加就业的压力，根据资料显示，一方面安徽省城镇人口登记失业率由2000年的3.3%上升到2010年的3.7%，失业率持续攀升，另一方面由于安徽省农村人口比重大，庞大的劳动力年龄人口出现在农村，且劳动力文化素质偏低，随着产业结构的调整，广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转型。如果能使这些剩余劳动力充分就业将会相应的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如果不能就会增加社会负担拖累经济发展并且会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在劳动力年龄人口快速增长且基数庞大的情况下，能否发挥劳动力资源优势，成为振兴安徽经济的关键。
3解决安徽省人口问题的思路
基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安徽省的人口问题是错综复杂的，是困扰安徽省当前以及今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大障碍。解决人口问题，要结合社会的方方面面，它与与经济、政治、资源、环境等方面密切相关。因此，只有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下，采取综合措施、正确引导才能解决人口问题，才能为振兴安徽经济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具体来说，有以下几点：
3.1发展教育，提高人口素质，改善就业问题随着中部崛起计划的实施，安徽省的发展对人口素质的要求会进一步提高，低素质的劳动力已不能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所以必须要不断提高安徽省的人口素质。在提高人口素质的同时，还要注意人口素质分布不合理问题。所以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首先，必须要加大对农村教育经费以及师资力量的投入，尤其是一些贫穷落后偏远山区，改善其教育环境，要让更多的人有学上，能享受到教育资源，同时政府应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广大教育工作者到农村以及一些偏远山区从事教育工作，通过学校的正式教育以及教师正确引导来改变人口素质低下的情况。其次，要大力发展农村的职业教育以及成人教育，要加强对其专业技能的培训，尤其是失业人口的再就业技能培训，确保其具有专业岗位技能。同时要鼓励中小企业的发展，降低中小企业发展的门槛，从而能吸收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改善人口的产业结构分布状况，促进第一产业人口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努力把农村人口的文化素质提高到能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轨道上来。对于解决高素质人才（尤其大学生）就业问题，要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自主创业，创造新的就业领域，同时对于高校毕业生要摆正心态，鼓励其到西部、农村等基层去工作，丰富基层领域，解决基层所需。再次，要注重人才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防止人才流失。只有这样，安徽省的发展才具有可持续性，才能形成永久效益。
3.2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安徽省人口老龄化的到来且发展迅速是在经济发展水平并不高的基础上，即所谓“未富先老”。因此，首先努力扩大社会保障制度的覆盖面，尽量减小城乡差距。建立覆盖全省的、包括广大农村老年人口在内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同时在完善社会保障制度时，保障的公平、平等不仅要在社会保障项目中的社会福利、社会救助中体现，也要在社会保障的其他项目中，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保障项目中体现；其次，要发挥政府在养老保险基金的运营、管理、监督等环节的基础性作用，政府要将社会保障作为一项长久的制度安排，并且财政就要由现在的半到位发展为真正全面到位，确保养老保险制度落到实处，从而使养老保险资源得到优化配置；再次，要从现有的现收现付制度下逐步过度到基金积累制的体制下（养老保险的市场化），要借助市场机制，有效发挥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如进一步发展企业年金计划以及奖励个人养老储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