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0-08 17:45:29
序论：在您撰写日本历史与文化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 耻感与罪感文化
本尼迪克(Ruth Benedict1887-1978)被看作是文化人类学中文化模式论学派的创始人，但她对日本文化的名作“与刀”却表现了她对文化研究中人格与心理的独特层次的视角，这首先是因为她自己作为一个的西方文化中的学者在对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研究中感受到的强烈的文化感情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是主要地表现在日本的社会、结构中，而是广泛表现在日本社会和日本人的行为背后的强烈的心理感受和内在的冲突性，日本人的行为的特别性在于具有一种自反的对立性，如尚礼而又黩武，祥和而激烈，驯服而倔强，忠贞而叛逆，创新而固执等等，这种对立性主要和直接地由情感因素和感受性支配的，只有人类的情感方式才具有这种自反的转化性，本尼迪克把这种由情感因素所表现的动力性的文化形态。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与西方罪感文化相对应．
耻感与罪感的差异性如果仅仅只是情感性或道德意义上的，并不能完全表现日本文化的动力性特质，这种特质在于日本的耻感文化由一种心理情结所强迫，而且这已成为一种普遍的下意识，日本文化中的耻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感受性和舆论的外部强迫性通过个人心理情感实现的社会心理的下意识，因此日本人从一种行为转向另一种对立的行为不会特别感到心理上的障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才能称之为耻感文化而不只是社会心，实际上西方文化并没有与此相应的文化形态性，本尼迪克所说的西方的“罪感文化”只是指西方宗教文化上的对应性，只有在西方的宗教意识中才有这种对应的罪感，但它们也大不相同。
本尼迪克以她敏锐的揭示了日本文化有的 “恩”与“报恩”、“人情”等社会现象与心理情结之间的文化关系，本尼迪克大体上区分了恩与情义两个层次，前者具有历史性因素和，本尼迪克没有对此进行深入研究，她只是指出，负恩感是日本社会和日本人普遍存在的具有历史和社会性意义的感情，但这与西方文化中的历史、社会观念有本质的区别，负恩和报恩与历史和社会本身无关，也不是关于它们的理性知识或宗教，而主要是历史和社会过程所形成的习惯化、风尚化的心理态度，在日本人的日常行为体现，成为社会生活中广泛存在的情义、人情等特殊的日本道德感和行为准则。
本尼迪克以她文化人类学家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了日本文化独有的范畴，她说如果不了解“情义”就不可能了解日本人的行为方式，但是日本人的情义又很难准确地描述，日本人自己也不想向西方人解释“情义”的含义，就连他们自己的辞书也很难对这个词下定义，本尼迪克引用一本日语辞典的释义，情义是“正道；人应遵循之道；为免遭世人非议做不愿意做的事。”(第七章 情义最难接受，商务版)这种解释本身就令人难以理解，如果说正道是由社会舆论强迫的义务，这可以理解为正道被社会道德化了，但这如何成为普遍性的不愿做的心理情结，但这却正是日本文化特质的秘密之源。
本尼迪克从她自身的西方文化体会出发，把恩和负恩、接受和报答情义与经济行为中的契约关系相比较，本尼迪克说日本人对“情义”的观念与借债还账相似，等量对待，毫厘不爽，逾期未报，利息增长。但是契约是人与人之间的直接经济关系，人有选择的自由，而恩与人情是无所不在的社会存在，这就成为了一种无所逃离的强迫性，在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具有绝对性的道德意义，并具体化为强迫性的道德风尚、习惯和行为规范，不允许有不愿意、不情愿的因素，这种不允许有不愿意的强迫性却正是心理上的道德自悖，这正是日本文化中难以为外人所理解的特质性之源。
2. “中魂和心”
作为一个文化人类学的学者，本尼迪克自然想从更深刻的背景上理解这些纷杂的现象背后的原因，但作为一个西方的文化人类学家，她并不完全理解日本文化的历史渊源所具有的深刻性，她不理解源于中国的大文化意识与日本本土文化整合的不相容才是日本文化中自身对立性的一个根本性原因，正是它造成了日本社会形态中的种种令外人难以理解的对立性，特别是这种对立性的自身突然转化性。
我们知道，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在生存基础环境上没有多少选择，民族和语言都是比较单一，因此在文化上缺泛自身的更多的创造性条件，这种环境使人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和优先权意义上的人际关系，因此日本人重视本土自然环境并能形成密切的等级化社会，但这些先天因素没有得到历史自身的表达形式，而是由原始的自然崇拜意识直接沉积为一种社会性的心理情感：“对过去的一切欠有巨大的恩情。不仅如此，他们欠的恩情不仅是对过去，而且在当前，在每天与别人的接触中增加他们所欠的恩情，他们的日常意志和行为都发自这种报恩感，这是基本出发点。” (第五章，历史和社会的负恩者) 这种原始的生存自觉意识在历史中不断地以具体化、形式化的方式被强化在社会生活中，日本文化中恩和情义就是在社会形态和个人行为中被具体化了的无形的规范和准则，但是真正的在于，这种心理文化形态是由一种来自中原大文化所整合完成的，具有心理和社会上的自反的内在矛盾。
日本历史上由大量小国组成，政治上的统一进程是缓慢的，中国文化的输入带来了文化上的统一意识，但由于日本文化本土起源的不一致性，中国文化的抽象精神素质并没有为日本人所真正消化，因此日本在输入中国文化时失去了中国文化真正的自身历史性和基于这种历史性的文化精神，比如大化革新(645年)后日本建立了以天皇为绝对君主的中央集权国家，但日本的封建政治体制与真正的中原王气的帝制官僚体系本质上不同，奉天承运的天子与被视为神的后裔的天皇具有重要的文化意义上区别，前者由文化上的大统一意识支持，因此一个皇帝好坏或朝代的更替并不会影响到超家族、超民族的文化大统一，这种整合性的统一性是文化的灵魂，而万世一系的天皇是一种基于自然历史性的统一性，与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具有同一性的自然起源意义，明治维新（1868）前日本的本土宗教神道教只是一种民间信仰，但明治维将神道教尊为国教与天皇神裔论却能并行不悖，这种统一就是源于他们自然性的同一，这种同一性与文化整合性并不相同，明治椎新前双重统治的幕府政治能够长期有效存在也说明在日本政治结构后面没有一种政治后面的中心价值理念，相比之下，中国历史上虽然有多次政治上的分裂，但文化的统一意识和文化的同化性总是克服分裂而趋向统一的中心价值和动力。一些日本人内心常隐藏着一种自己的文化的傲慢与优越感，但他们不懂得这种大文化意识却是来自中原文化，“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不会从岛国的土壤中出生，后者具有强烈的自身生存意识，只会有海盗式的掠夺性而不会有儒家仁的宽容自守和政治上的怀柔理性。中国历史上的华夷之辨的本质是文化意义上的进步性分别，而不是政治上的疆界或歧视，比如，“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论语·八佾)就是强调人类社会中礼仪文化高于其政治体制结构的观念，“子欲居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论语·子罕)“子曰：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论语·子路)等都是以指进步文化的坚持和传播，而不是政治上的武力侵略和占领或者是歧视，中国历代王朝基本上是以这种文化理念处理与周边国家的文化、经济关系，即便在国力非常强大的汉、唐、宋也没有产生主动地以武力吞并东、南、中亚诸国的思想，以文化方式通夷和番是主要国策，德化天下，传播文明一直是中国传统文化自觉的使命。中国大文化的理想与日本本土文化的结合促进了日本文化的历史进步，但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不能为日本文化所接受，造成了一种狭隘的扩张的野心，它导致了日本近代史上对外侵略的结果。
3. 心理文化的自反对立性
很多人在论文的写作过程当中只在意文中的内容是不是新颖，忽略了论文的参考文献，对它也不重视，觉得写不写参考文献都不要紧，只要论文内容写的好就够了，其实读者在阅读论文时都是通过参考文献来评估这篇论文是不是有质量水平的。下面是学术参考网的小编整理的关于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欢迎大家在写作当中阅读借鉴。
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
[1]国家教育文员会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以实践为导向的教学方法[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8.
[2]林瑞萱.日本茶道源流：南方録讲义[M].台北：陆羽茶艺股份有限公司，1991.
[3]林瑞萱.中日韩英四国茶道[M].北京：中华书局，1991.
[4]滕军.日本茶道文化概论[M].北京：东方出版社，1992.
[5]鲁丝·本尼迪克特（美），昌万和，熊达云，王智新（译）.菊与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
[6]冈仓天心.茶之书[M].社会思想社，1995.
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
[1] 村井康彦.茶道思想[J].日本研究，1990（1）：79.
[2] 千宗室.茶道文化的特点及其在日本的发展[J].日本学，1995（5）：273.
[3] 千宗室.〈茶经〉与日本茶道的历史意义[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2：25-26.
[4] 钱朴.茶道渊源初探[J].农业考古，1995（38）：51.
[5] 铃木大掘.禅与日本文化[M].北京：三联出版，1989.
[6] 铃木大拙.禅与艺术[M].哈尔滨：北方文艺出版社，1988.
[7] 吴平.禅趣人生[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8] 赵天相.〈茶禅一味〉寻踪有感[J].农业考古，2000（58）：126.
[9] 东军.日本茶到的神髓[J].农业考古，1994（36）：243.
[10]滕军.茶道与禅[J].农业考古，1995（38）：76.
日本茶道论文参考文献：
[1]江静，吴玲：《茶道》，杭州出版社，2003
[2]滕军：《中日茶文化交流史》，人民出版社，2004
[3]王伯敏：《中国绘画通史》上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
[4]王雅茹：浅析牧溪《六柿图》的创作意境表现，《大众文艺》，2011
[5]王雁玲：牧溪《潇湘八景图》中的消解性特征，上海大学，2007
[6]胡建明：东传日本的宋代禅宗高僧墨迹研究，南京艺术学院，2006
[7]韩天雍：中日禅宗墨迹研究—及其相关文化之考察，首都师范大学，2007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今天，当我们聚集在一起举行中日音乐国际比较会议之际，我们很自然地就会以崇敬的心情怀念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泷辽一、王光祈、杨荫浏、常书鸿、黄翔鹏等中日音乐学界的前辈，是他们以远大的学术眼光、科学的研究方法、辛勤的学术劳动，开辟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这一方沃土，为我们提供了广阔的学术领域，创造了丰硕的学术成果，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推向了一个，在此，我们谨对他们的学术贡献和学术恩惠致以崇高的敬意！
对于前辈们的学术贡献，我曾经在拙文《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历史、现状及其展望》中做过初步论述，在此从略。下面我就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新发展》为题，对现状作一初步分析。
自1995年10月，在中国福州举办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以来，已历时18年，每两年一次的盛会识新朋会旧友，话学术叙友情，如今已迎来第十次聚会。作为18年历史的见证者，我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人才成长、学术发展而感到由衷的欣慰。
一、研究者——从事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者人数逐年增多。学术研究水平不断提高，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的发展提供了结构较为合理的学术梯队。
学术研究事业的发展，首先靠的是研究者，只有培养了大量高素质的研究人才才能促进学术研究水平的不断提高。记得当第一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福建师范大学召开的时候，参会者近三十人左右，其中中方代表二十人左右，日方代表不足十人；到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中国武汉音乐学院召开时，出席会议者达78人，其中中方学者52人，日方学者26人。如果说研究者人数的大幅增加，只是从“量”的方面体现了研究队伍壮大的话，那么，从老中青研究者学术论文研究议题的扩展、内容的丰富、水平的提高，就更体现了研究成果“质”方面的超越。由此，我们就可以增强信心，倍受鼓舞了。
18年前的中年学者，蒲生乡昭、蒲生美津子、樋口昭、张前、陈应时、俞人豪、孙玄龄、增山贤治等人如今都已成为研究成果丰硕、学术造诣深厚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优秀学者。例如：蒲生乡昭《日本古典音乐探究》、张前《中日音乐交流史》、陈应时《中国乐律学研究》、王耀华《三弦艺术论》、《琉球御座乐与中国音乐》等，都已经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颇具影响的著作。
像金城厚、塚原康子、山本宏子、寺田直子、大塚拜子、吕锤宽、赵维平、周耘、马达等，当年的青年学者，经过18年的研究实践，积累了丰富的学术研究经验，创造了优秀的学术成果，已经成长为成熟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者。他们中出现了众多的优秀论著。
这18年来，出席历届会议的许多研究生导师，都将自己的博士生、硕士生带来参会，使这些学生在学术交流和实地音乐考察中成长，甚至于在中日音乐比较研究领域里寻找学位论文的题目，由此出现了周耘、刘富琳、裴雅勤、王州、徐元勇、孙宁宁、刘银贞、许志斌、王翠、毛丫、长岭亮子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或较为优秀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学术成果，得到学术界的肯定，有些已经成长为该研究领域的中坚力量。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这后两类的中青年学者绝大部分都具有博士学位，接受过比较严格的学术训练，掌握了科学的研究方法，具备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宽厚的基本知识，专业起点比较高，我们相信，经过不断的持续努力，他们一定能够取得学术质量更高的研究成果。
二、研究内容——传统研究领域进一步深化，新的研究领域屡有开拓。学术成果丰硕，研究水准不断提升。
纵观18年来的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所发表的论文，我们可以看到，音乐史学、乐谱学、乐器学等传统学术研究领域，不仅得到了继承，并且不断深化。
对中日音乐交流史的研究，原本是田边尚雄、岸边成雄和泷辽一等先生在上世纪前半叶开创、后半叶得以发展的学术领域。自1995年以来，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各种刊物中，都有为数众多的有关本领域的文章。例如，赵维平、贺星、张前、袁静芳、蒲生美津子、平间充子、蒲生乡昭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古代在宫廷音乐、催马乐、雅乐与唐代大曲、雅乐与燕乐、乐曲《放鹰乐》、《兰陵王》等方面的交流，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
与此同时，还出现了杨民康、管建华、塚原康子、葛西周、过本香子、新掘欢乃等人的诸多论文，将研究视域从古代转向近现代、当代中日音乐交流史和交流现状。其中，周耘、杨长安的某些论文直接将视域投向当今音乐生活，起着以研究来参与和干预现实音乐生活的作用。
日本著名学者林谦三先生是对遗存于日本的中国古代乐谱进行解读研究的先行者，他的《琵琶古谱的研究》、《琵琶谱新考》等众多论文为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历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和这18年来的各种刊物上，也有许多学者发表了关于该领域的研究论文。如：陈应时、应有勤、澳大利亚学者Steven C，Nelson等分别发表文章，或者提出“掣拍说”为新的节奏翻译方法，或者对“掣拍说”进行论证和争议，这都有利于将古谱的解译研究引向深入。
对于中日两国乐器的历史、形制和演奏方法的研究，林谦三曾有《东亚乐器考》等、三谷阳子有《东亚琴筝的研究》等、东洋音乐学会曾出版《琵琶音乐研究》等，成为成果颇为丰硕的传统研究领域。近十八年来，与琴、筝、琵琶相关的研究领域也有了新的进展，新出现了俞人豪、阎林红、符丽琴、林月里、杨宝元、余明、朱佳、何丽丽、余丹红、郑瑞贞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传统筝音乐的历史与形态、筝人、筝曲演奏技巧、传统筝的乐律体系、筝曲结构与艺术特点，琵琶的乐器学问题、清代琵琶和清代刊行的琵琶谱、中日琵琶音位发展、日本琵琶本土化保存发展的文化因素、日本琵琶流派与中国琵琶的流派等进行了研究。在尺八研究方面，除了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会议不断有新的论文出现之外，中国浙江省文化艺术研究院举办的尺八专题研讨会和近年来出现的新论文，都正在将该领域的研究不断引向深入。应有勤、王建欣、郑荣达、赵维平、刘正国等人的论文，对中日尺八的历史及形制异同、正仓院藏乐器尺八、贾湖遗址出土的“骨龠”与日本尺八源流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探讨，虽然见解颇有歧义，但是都在认真探索，将中日尺八关系的研究逐渐引向深入。
还有学者以乐器壁画为基础在从事音乐图像学的研究，如：樋口昭教授曾多次前往新疆地区考察壁画中的音乐绘制情况，有多篇除了以上中日音乐关系的传统研究领域之外，近十八年来，在音乐形态、乐种比较、宗教音乐、音乐教育等方面的研究，都有比较大的进展。
在音乐形态研究方面，陈应时、郑荣达、吴国伟、胡企平、刘富琳、裴雅琴、金城厚、庄永平、马塞达、吕洪静、修海林等人的论文，分别对中日音乐的乐律、宫调、旋律特点、音乐结构等作了论述。
许多论文对明清乐、琉球音乐等做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如：在明清乐研究方面，出现了郑锦扬、徐元勇、樋口昭、钱国祯、杨桂香等人撰写的有关明清乐源流、曲目、乐器、乐谱等的研究论文。在琉球音乐研究方面，王耀华、吕锤宽、刘富琳等人的论文，分别对琉球御座乐的复原研究、《福寿歌》、《闹元宵》、《四大景》、《一年才过》、《天初晓》、《清江引》、《急三枪》、《纱窗外》、《相思病》等曲目源流的考证、日本琉球音乐对中国曲调的受容、变易及其规律性、琉球音乐对中国传统音乐受容变易的三种类型、台湾北管乐与琉球御座乐之比较、组舞·能·中国戏曲之比较等进行了研究。
在中日佛教音乐关系研究方面，近十八年的成果尤其丰富，研究渐趋深入。出现了周耘、岩田郁子有关黄檗宗声明诸多方面研究。杨民康嘉雍群培关于中国傣族藏族和日本佛教音乐比较研究、新掘欢乃对严密流咏歌、日本声明进行研究等的许多论文。
中日音乐教育的比较研究也是近十八年来引起较多学者关注的一个研究领域。既有上世纪初日本音乐教育对中国音乐教育的影响研究，也有对中日音乐教育现状及其相关问题的研究和比较研究，涉及中日音乐教育历史、大中小学各个层次的音乐教育、课程标准、教材教法等方面的比较研究。出现了张前、汪毓和、王安国、马达、冯芸、尾高晓子、孙玄龄、伊野义博、赵琴等人撰写的相关论文。
三、研究方法——经历了以文献学为特色、比较音乐学方法的运用.到重视实地调查、“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再到电子计算机的开发利用、多视野多学科多方法结合的变迁，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探究创新。
回顾历史，我们可以发现，上个世纪的前半和中叶，田边尚雄、林谦三、岸边成雄等老一辈研究家，有着扎实而深厚的文献学功底，因此，在他们的研究中，文献资料的搜集、整理、校勘、分析和使用，成为他们得心应手的重要基础。尤其是岸边成雄先生，他的唐代音乐史的研究过程，实际上就是音乐史料学学科建设的过程，用东方所特有的丰富的典藏文献来为当时的比较音乐学研究做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同时，他们也以开放的心态运用历史意识、实证方法，用世界音乐的视野来研究日本音乐。
到上世纪80年代初，沐浴着改革开放春风的一批中国音乐研究者得到了日本等国的国际友人的支持，能够走出国门，到国外去进行实地考察，因此，从这一时期开始，深入现地调查，不仅研究音乐的特点，而且追寻产生该音乐特点的文化缘由，也就是“文化脉络中的音乐研究”成为中日音乐比较研究的主要方法。并且提倡“局内人”“局外人”双视角相结合的方法、多学科多视域相结合的“多重证据法”等，推动了中曰音乐比较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以上研究方法又有了新的开拓。例如：在运用文献研究法时，不仅运用一种语言的文献，而且同时对两种或者三种以上语言的相关文献进行考查，使资料更为全面，论证更为充分，得出的结论更有说服力，更为可靠。如蒲生乡昭《外国人对早期三味线的记录》，除了运用日语文献之外，还运用了中文、葡萄牙语、英语等多语种文献资料，以探寻早期三味线的踪迹。
又如：实地考察，不满足于对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考察，而是像《亚洲太鼓的“口唱歌”》的作者山本宏子那样，以多年在印度尼西亚、中国、日本的实地调查为基础，对用状声字来记录打击乐的口唱歌、锣鼓经这种记谱形式进行综合比较研究。
金城厚、矢向正人等又将视野投向音乐研究中对电子计算机的运用。金城厚在《民歌旋律类似性的计算机处理》一文中，介绍了他与坪井邦明、松岛俊明、野田千香等人，共同开发的处理旋律类似性的“歌词音列法”计算机软件及其运用。矢向正人在《计算机对长呗谱的认识》一文中，报告了他所研究的利用计算机记录长呗谱的实验结果，他开发了名为GIDA-U（Generally
Integrated Data
formatnagn fomaga Utanotation）的电子计算机软件，该软件既能记录长呗谱，也能记录其它传统音乐的乐谱，而且还有开拓国际标准的传统音乐记谱法的广阔前景。
综上所述，18年来，以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为代表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在蓬勃发展。人才辈出，正在形成年龄结构、知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研究领域不断拓展和深化，研究水准不断提高；研究方法不断创新。
在2007年9月的第七届中日音乐比较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曾经有人提出：我们如何超越音乐学大师，如何突破“后岸边成雄时代”、“后杨荫浏黄翔鹏时代”。我认为，这一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有危机感和积极向上精神的体现。但是，由于音乐学作为人文学科的一个组成部分，它的学术研究成果具有传承性和积累性，后一代的成果往往是对前一代成果的补充和丰富，我们的职责是，继承优良传统，争取更大奉献。只要我们齐心协力，一步一个脚印地稳步前进，是一定能够把前人开创的中日音乐比较研究事业不断推向新的境地，迎来一个又一个新的学术研究。到了那个时候，卓越研究成果的问世，杰出研究人才的出现，就成为水到渠成、顺理成章的事了。我们期待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
论文关键词：“茶饮”史话
茶与可可、咖啡并称为世界三大饮料。在这三大饮料中，只有茶的故乡在中国。种茶、制茶和饮茶都起源于中国。但茶叶在中国成为一种普遍的饮料，并进而走向世界却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历史岁月。
中国对茶的饮用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神农氏时代。相传在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先祖神农氏创立了医学。为了帮助人们战胜疾病，他通过遍尝百草来识别和了解药性，寻找治病的药草。有的草会含有毒性。据说有一日他尝了72种毒草，中毒72次。但是他都通过饮用一种神奇的药草而化险为夷。这种神草名叫“荼”。“荼”就是后来的茶。茶在古代还被称为“茗”，“皋芦木”。从这个传说看，中国人开始认识茶树及其药用功能已经有5000余年的历史了。
从文字记载的历史来看，我国先民发现茶也有二、三千年的历史了。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
中就有了“采荼薪樗”的诗句了。意思是说农夫们采摘茶叶，砍柴为薪。世界上饮茶，种茶起源于中国，那么中国的茶树栽培和饮用又起源于那里呢？研究表明，它起源于巴蜀地区人文历史论文，即今天的四川一带。明末清初的大学者顾炎武认为：“自秦人取蜀，而后始有茗饮之事。”东晋《华阳国志·巴志》上记载：“就丹、漆、荼、蜜……皆纳贡之。”意思是说古代四川向中原地区交纳，丹药，油漆、茶叶、蜂蜜等当地特产。从地名学来看，蜀国在古代又称为葭萌郡。葭萌是古蜀人对茶叶的一种称谓。因此葭萌郡的意思是茶郡之意，即生产茶的地方论文服务。历史记载，西汉时巴蜀一带便已经饮茶成风。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茶具出售。茶具的市场化正是茶饮普及化的表现，也是茶饮民间化、群众化的结果。
三国两晋时期，饮茶之风在中国的范围日渐扩大。特别是当时的文人更是把以茶待客作为交往的一种重要方式。正是由于文人们的参与，中国的茶饮很快发展演变成茶艺，并进而形成独特的中国茶文化。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佛教的盛行，和尚坐禅破睡，饮茶发挥了独特的功效。因此各地的寺院开始大量种茶和饮茶。饮茶之风也就随之盛行开来，当时的人们称“茶佛一味”。唐朝时中国封建社会发展到顶峰，社会经济的空前繁荣也推动了茶饮之风在世界范围的流行和传播。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并且也是最重要的一部有关茶饮的学术专著，陆羽的《茶经》就在这一时期问世。为了纪念陆羽在推动中国茶文化方面的独特贡献，人们把“茶神”的桂冠送给了他，并将他供奉在官府的茶叶库和民间的茶肆之中。自唐以后，茶饮之风不但在中国大行其道，并成了人们一种流行的生活方式，而且随着各国商人，使者纷纷前来唐朝进行商贸和文化交流，而将茶饮之风也带到了世界各地。中国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确切讲来应该称为“丝茶之路”，因为茶叶也是当时商贸交流的重要商品。中国的近邻日本茶道之风更是盛行。据说唐朝时日本高僧最澄来中国求佛，回国时将中国的茶籽带回日本，进行种植并获得成功人文历史论文，从此日本人也开始有了饮茶的习惯，并将中国的茶艺技术发扬光大，形成了在今天仍然风靡全日本的具有大和民族特点的日本茶道文化。
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现在中国人饮茶已不但是为了解渴、保健和提神，而是将茶饮当作一项高雅而又精致的艺术生活来看待。茶除了它的实用功效外同时也富有欣赏情趣，可以陶冶一个人的情操。中国人饮茶注重一个“品”字。品茶不但能鉴别茶的优劣，更带有神思遐想和通过茶因所产生的情趣。在百忙之中泡上一壶或浓或淡的茶，择雅静之处自斟自饮，或与朋友对饮，不但能消除疲劳涤烦益思，振奋精神，还可以在细啜慢饮之中，得到美的享受，使精神境界提升到一种高雅艺术境界之中。正因为茶饮的这种功效它特别受到历代文人墨客们的青睐和追捧。也正是他们的参与，使茶饮已变成了国人的一种文化行为。品茶待客成了我们生活中一项高雅的娱乐和社交活动。
而古代日本人又极其推崇汉字，所以日本人根据日语表达的需要，利用汉字的造字法，创造出了具有日本民族特色的国字。国字从奈良时期就开始使用，在平安初期《新撰字镜》中，就已经收录了400多个国字。另外，《古事记》中被发现有至今仍在使用的日本国字。因此，可以说日本的国字产生于7世纪。
日语的外来语原本应该用片假名来书写，汉语词汇对于日本人来说也是外来语，但是至今仍然使用汉字来书写，这样的情况在任何其他语言中都是不可想象的。此外，日本人还利用汉字的结构特点创造了假名及“和制汉字”。>>>>汉字在日本的曲折发展如何成就日本国字
汉字就是日本文字的基础。回顾日本的文化史，所有历史文献、文学作品等，都是用汉字或者汉字与假名共同记载的。我们可以说，汉字就是日本文化的核心，并已经深深的深入到每个日本人的血液之中。
关键词：汉字 东亚文化圈 日本 韩国
本文围绕着东亚文化圈与汉字这一论题，再次强调汉字在东亚文化圈中的作用。
汉字虽然是语言学领域的概念，但它将渗透到历史﹑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其它各个广泛领域里。汉字作为传递文化信息的主要载体，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传播到朝鲜﹑日本﹑越南等边缘国家，形成了所谓的东亚文化圈，又在这些国家的文字系统中以多样而复杂的语言形式发展下去。
一、东亚文化圈
（一）东亚文化圈的概念
文化圈理论是德国的格雷布（1887年～1934年）与奥地利学者施密特（1868年～1954年）提出来的。根据他们的叙述，文化圈大概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2]：
①世界上存在若干个文化圈，每个文化圈都包含一定的物质以及精神文化的共有成分在内；
②文化圈由核心（文化源地）和边缘（文化收容区）这两个要素构成；
③核心影响边缘，边缘反过来作用于核心，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和诸多要素的影响，核心与边缘的位置有可能会置换；
中国复旦大学姜义华教授[3]称文化圈是一种‘文明系统’，系统中的诸多国家享有基本共同的传统文化属性﹑文化特征﹑但它并不排斥现代性之下的普世性和多元性，所以在强调同质性的同时，也不能完全否认它的异质性。
东亚文化圈即属于地域概念，也属于语言概念和文化概念。它包括曾受汉字文化和传统儒教文化影响的亚洲东部一些国家。东亚文化圈的地理范畴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中心，其边缘地区包括越南﹑日本﹑韩国、朝鲜等地区。东亚文化圈不是由单纯的政治或者军事力量而形成，而是以地理环境为优先条件，在诸多因素的作用下，接受相关文化的过程中形成的产物。
（二）东亚文化圈的形成与发展
东亚文化圈是世界文化圈中历史最悠久的一种，大概有着五千年的历史，经历了起源﹑形成﹑发展﹑中衰以及裂变、兴起等阶段。它的形成与发展以及演变过程也是以深厚的历史﹑政治﹑文化等背景为基础。
东亚文化圈起源于中国的华夏文化，后来渐渐扩展到周边国家，并与其他文化交融到一起。它的核心文化是中国文化，边缘文化是越南﹑日本﹑韩国、北朝鲜等地区的文化。东亚文化圈的发展过程既是中国文化不断向周边扩展和被接受的过程，也是其他地区的文化影响中国文化，并不断深化和丰富整个东亚文化圈的过程。
19世纪中期，西方文明给东亚文化圈带来剧烈的冲击，作为核心地区的中国以及边缘地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日本迅速地摆脱了边缘地区的位置，通过吸取西方文明主义的道路以和实施野蛮的军事手段，慢慢站到了核心地位。华强教授[1]指出，东亚文化圈在近生的两次裂变均是由日本的侵略行为所造成的。第一次裂变是日本侵占琉球﹑台湾和吞并朝鲜半岛而导致的，第二次裂变是日本发动全面的和太平洋战争而引起的。持续了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给东亚文化带来了莫大的物质以及精神损失。在战争结束后的和平年代里，经过两次重大裂变之后的东亚文化圈发生巨大变化，它需要建立一个崭新的东亚共同体。
二、东亚文化圈与汉字
谈到东亚文化圈，不得不提起汉字。因为尽管东亚文化圈里有汉字﹑儒教﹑佛教﹑律令等诸多共同要素，但汉字始终作为文化积淀﹑传承和交流的主要载体，承担着不可欠缺的历史任务。它在东亚地区所担当的主要功能大致可以总结为以下几点：
第一﹑从古代中国的儒教与佛教传播到边缘地区，到人们解读和精通这些儒教和佛教书籍，都是要靠汉字作为载体；
第二﹑边缘地区为了建立自己的语言文字体系，借用大量汉字来标记本土语言，并把它融入到自己的文字系统里；
第三﹑日本和韩国等地区在接受西方文明的过程中，也是借用大量汉字来翻译或创造一些新文化用语；
第四﹑在现代社会里，汉字仍然在东西方以及东亚各地区之间的交流中起着非常重要的媒介功能。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的产业链交流，首先就需要进行大量专业用语的翻译工作。
第五﹑另外，从提高人们的知识度，完善教育制度的角度来讲，仍有必要在东亚各地区坚持汉字教育。
汉字在东亚地区的文化交流中起着如此非凡的作用，与它自身的特点是分不开的。如上所述，汉字属于自源文字，夏商之际（大约在公元前17世纪前后）就已经形成了完整的文字系统，源头是河南安阳古代殷都的甲骨文。特有的方块字形是汉字最突出的个性之一，它的每一个音节都具有独立的意义，使人们很快就能记住并适应汉字。而且汉字的形﹑声﹑义三者在方块字中形成一种完美的结合，造字方法非常独特。汉字除了这些构形方面的优点，还具有超越空间和时间限制的特点。这些都为汉字负载丰富的文化信息，铺垫了良好的基础。每一个汉字都是广义文化意义的全息码，它积淀着无文字时代的文明信息，又蕴含着有文字时期文明进化的韵律，体现了多维的价值。东亚文化圈的复兴之路也是实现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的道路。这条路虽然比较坎坷，但有了汉字这一强有力的武器，就见到了一线灿烂的光明一样，它的前途也是无量的。
每个文化都有它自己的历史阶段和发展过程，‘东亚文化圈’也应遵循这个原理。‘东亚文化圈’一度崛起﹑发展，又由于各种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出现过裂变时期。随着“东亚文化圈”的发展和变迁，汉字也在东亚各地区有了不同的发展和演变过程。东亚文化圈与汉字是两个密不可分的存在。
本文主要以韩日两国为对比研究对象，考察汉字在这两个国家的传播、接受以及应用与发展情况。笔者从宏观的角度出发，对韩日两国的汉字传播阶段、接受形式以及相关文字政策等进行了详细的分析。
三、汉字在东亚地区的传播与接受
汉字作为记录汉语语素音节表意性的书写体符号，给东亚各地区文字系统的形成与发展做出了不菲的贡献。在韩国和日本等地区处于无文字时期的时候，汉字作为东亚地区的通用文字长期借用下去，并充当着标记各民族语言的作用。权强在自己的研究论著中阐述古代东亚世界的定义时，特别强调了汉字的作用。他称“古代东亚世界是指以中国的汉字作为媒介，接受儒教、佛教和律令等几个要素的东亚地区，其中包括韩国和日本[1]。”汉字传播时期，东亚各地区的书面语和口头语还处于互相分离的状态，只有皇族、贵族以及官僚等少数阶层才能获得接触和学习汉字的机会。由于崇拜先进、发达的中国文化，汉字很快就成了文化传播的媒介，之后又成为了东亚各地区的通用文字。
汉字的传播不仅体现了文化的优越性和文字的可普及性，还体现了当时的政治权力关系。围绕着中国王朝的权威以及以古代中国的册封关系为中心的东亚世界里，中国往往是东亚各地区争先想靠近的对象。有关东亚地区汉字传播的研究中，除了汉字作为文字记录语言的功能和它的文化传播功能以外，还要注意到历史、政治以及外交等诸多因素对汉字传播的影响。汉字的传播与其说是为了实现它的语言记录功能，不如说最初是为了实现它的文化传播以及政治外交功能。
东亚地区的汉字接受形式大致分为汉字的借用与仿造。借用是指通过借音、借义以及音义兼借等方式，用汉字标记本土语言的方法，主要有音义兼借、音读现象以及训读现象等。仿造是指根据汉字的形态以及制造方法创造出汉字式文字，主要有孳乳仿造和变异仿造等。孳乳仿造是指通过根据原有汉字的形态或者偏旁部首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补充旧汉字的新旧混用方式。变异仿造是指通过重新创造出新汉字的方法，来区分新旧汉字的方式。
梁重海指出，汉字的接受过程主要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不改变汉字的形态，按部就班地使用原有汉字。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出新的汉字。第三个阶段是改变汉字的形态或减少汉字的结构，创造出崭新的音节文字。第四个阶段是创造出完全不同的文字系统[2]。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象征，有着数千年的历史。汉字与东亚各地区之间的接触是在悠久的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分析东亚各地区的汉字传播与使用问题，如语音变化、词汇与语法、应用等现象是考察东亚各国国语史和发展过程的重要线索。汉字虽然属于语言学领域的概念，可它广泛地渗透在历史、经济、政治以及社会与文化等诸多领域里。数千年来，汉字作为传播文化信息的重要媒介，以古代中国的中原地区为核心，逐渐传播到朝鲜半岛、日本列岛以及越南等周边地区，并形成所谓的东亚文化圈，之后又在东亚各地区的文字系统里不断地发展成新的文字形态。汉字在东亚各国的应用与发展并不是很顺坦，越南和北朝鲜现在已经彻底废除了汉字的使用，创造了一种新的文字系统，而韩国和日本也正在有意识地限制汉字的使用。韩日两国都具有符合本国实情的汉字标记法和使用方法，这些地区仍然在使用着汉字。韩国虽然在日常生活和官方正式场合中彻底废除了汉字标记，但在人名和道路标识等领域里还保留着汉字标记法。日本是受中国文化和汉字影响最深的一个国家，它通过颁布当用汉字表和常用汉字表等一系列汉字相关政策，使日本人至今还在日常生活中广泛地应用着汉字。
至今为止，东亚各地区各自实施了截然不同的汉字相关政策，其过程中也陆陆续续出现过汉字废除论、汉字限制论、汉字简化论等不同的论点，汉字在一些国家也渐渐失去了踪影。如果我们不顾一切，极端地废除或扼杀汉字的适当应用，东亚各地区之间的相互交流就会出现‘断层现象’。为了维护共同文化圈的持续发展，也为了实现经济一体化，各地区应该客观地接受汉字的实用性和功能，为汉字今后更好的发展未来而做出最大的努力。
健全而强有力的经济发展，需要规范化的汉字应用和正确的汉字相关政策，同时还要具备有能效应用汉字编码的环境。为了阐明怎样有效应用汉字，并促进国际化交流的研究课题，我们不仅要探讨汉字编码以及汉字字体的统一等一系列新的问题，而且还要在充分掌握东亚各地区汉字应用的共性与个性的基础之下，吸取相互的经验教训，摸索符合时展的正确方向。
我们不仅要从历史的角度去考察东亚各国的汉字传播与使用情况，发掘它们的共性和个性，还应考虑到东亚地区的繁荣昌盛，彻底研究和分析汉字在各国的政治、经济、历史以及文化等领域中要起的作用和责任，并确立出崭新的课题和解决方向。汉字是中华民族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当中所创造出来的的宝贵文化，它可以客观而正确地记录人类历史与文化，同时也肩负着继承和发展灿烂文化的重要责任。汉字的应用，必须要完全符合新文化、新语言的发展规律，只有这样汉字的存在价值和地位才会更加巩固和完善。
特别注释：本论文为中国2010年国家建设高水平大学公派研究生项目的研究成果，是得到国家留学基金资助而完成的。
注释：
[1]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50页
[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0页
[3]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国际观察》 第2期 77页
[4]権強（2004）.古代日本·朝鮮における文字世界の形成.東京大学博士論文1页
[5]（1987）.韓日兩民族？ 漢字漢文？ 受容？ 發展？ ？？ 比較硏究[Ⅱ].《CHEJU UNIVERSITY JOURNAL》，Vol.25 No.1 14-15页
参考文献：
[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云南大学出版社，1998年
[2]汪大昌.《语言与文化》[M].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赵峰.《汉字学概论》[M].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9年
[4]何九盈、胡双宝、张猛.《汉字文化大观》[M].人民教育出版社，2009年
[5]凌加杰.《汉字现代化之路》[M].四川大学出版社，2012年
[6]马曼曼（2008）.中西文字文化传承功能之比较研究[C].湖北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7]刘伟（2009）.汉字和汉语的关系[C].南开大学 汉语言文字学专业 硕士学位论文
[8]宋之贤（2003）.论汉﹑韩﹑日语言循环影响与规律[C].北京大学 外国语学院东语系亚非语言文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9]陈辉（2006）.论早期东亚与欧洲的语言接触[C].浙江大学人文学院 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0]尹铁超（2010）.论文字在文明演进中的地位和作用[C].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史专业 博士学位论文
[11]俞新天（1996）.东亚文化研究的意义[J].社会科学，第10期
[12]周有光（2000）.中国和汉字文化圈[J].群言，第1期
[13]周有光（2000）.朝鲜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2期
[14]周有光（2000）.日本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3期
[15]周有光（2000）.越南文化的历史演变[J].群言，第4期
[16]许征（2000）.汉字的产生、演变与发展[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7]周有光（2000）.汉字文化向邻国的传播[J].教师博览，第5期
[18]史继忠（2001）.论汉字文化圈[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2期
[19]李虎（2002）.论汉字在东亚文化圈形成中的作用及影响[J].东疆学刊，第4期
[20]冯天瑜（2003）.汉字文化圈论略[J].中华文化论坛，第2期
[21]孔刃非（2004）.汉字起源观念的文化审思[J].乌鲁木齐职业大学学报，3月
[22]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3]许孝梅（2004）.“汉字文化圈”浅析[J].胜利油田党校学报，第4期
[24]胡礼忠、汪伟民（2004）.东亚文化圈：传承，裂变与重构[J].国际观察，第2期
[25]林龙飞（2006）.东亚汉字文化圈及其形成论析[J].东南亚纵横，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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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语文学论文范文欣赏：
《浅析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作用章明》
[摘要]文学与语言是不可分割的，正如日本语言学家森田良行先生在《日本语的视点》一书中指出的，“语言正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离开文化的视点考虑语言就无法看到真正的语言”，而文学正是社会文化的集中体现，每一阶段的社会文化都会衍生出不同风格的文学作品，因而对于文学的学习，在高年级的日语教学中就格外的重要。对于有一定日语基础的高年级学生，为了更好的进一步提高日语学习的水平，不仅仅需要加强文法知识的学习，同时还需要加强对日本文学的学习与理解。
[关键词]日本文学；日本文化；语言学；思维方式
当前，在高校日语本科教育阶段高年级，大部分学校都开设了日本文学这一课程。教学内容多为日本文学史简介和日本文学作品的选读。然而在实际的教学调研中，却发现不少学生对这类课程的兴趣不高，认为文学史和文学作品的学习对于日语的学习没有太大的帮助，因而忽视了这门课的学习。以下通过对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作用的研究，希望能对今后的日语学习者起到一定的指导意义。
众所周知，语言是社会文化的产物，离开文化的视点考虑语言就无法看到真正的语言。正如瑞士的语言学家索旭尔所说，语言是人们所进行的普遍的言语活动，其中又可以分为社会的侧面ラング和个人的侧面パロール。然而世界上的所有国家的语言却不尽相同，其中最大的原因便是每个国家的社会的侧面，即所谓的“ラング”是不同的。具体到日语来说，如同桥本进吉博士说的那样，“日本民族使用的语言是日语，作为日本民族自身的语言来说，只能是日语。正因为如此，日语可以理解为日本民族的语言”。上田万年也曾说“国语是帝国的藩屏”。那么日语作为国家的语言，自然就伴随着日本人的主观感情，带有排外的情绪。可见，日语语言的学习离不开对日本民族，日本社会的了解。而文学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它民族性。日本文学反映的只能是日本民族的社会生活特点和民族的文化传统等，因而日语的学习离不开文化的学习，而文学就恰是架在语言和文化间的桥梁。
首先来了解日本文学和文化间的关系。日本社会从有文字记载以来，经历了奈良，平安，镰仓，室町，安土桃山，江户，一直到发展到近现代。每个时代都有不同特色的文化，这一点通过文学史方面可以清楚的得知。经历了不同时代的日本，每个时代的文化烙印都在日本文学上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从朴素的上代文学，到纤细优美的中古王朝文学，再到中世的武家文学，近世的町人平民文学，进而到受西方文学影响深远的百家争鸣的近现代日本文坛。换言之，日本文学史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一部浓缩的日本历史和日本文化史，日本文学以其特有的各种方式记载了这一文化变迁与发展。在今天的日语学习中，大家都不难发现日语中有大量的汉字繁体字和变体字的存在，当然这些字中有同形同义的，也有同形异义的，甚至还出现了一类特有“和制汉字”。然而日语中的汉字的用法和意义和汉语不尽相同，要学好这些词单靠机械的记忆肯定是不行的。学习的过程中，大家如果结合日本文学来学习，就会变得简单很多。
日本上代文学的产生就始于奈良时代汉文的传入，日本社会才从口承文学走向记载文学，也才有日本历史上的第一部著作《古事记》最初日本没有自己的文字，对汉字的使用只是照搬式的借用。随着朴素的《万叶集》的问世，出现了日本今天假名的雏形——万叶假名。日本人对汉字的使用开始了初探。然而随着文学的进一步发展，日语也开始了漫长的发展过程。从最初的和歌到中古的物语，日记，到中世的随笔，近世的俳谐，近现代的小说等形式多样的文学发展，日语也经历从汉文，到万叶假名，和汉混淆文，再到假名，和制汉字等，在文学中都可以找到它们的发展踪迹。由此可见，日本文学的学习有利于加强对日本文化的认识和理解，才能更好的学习日语。
此外，从日文文学中也可以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要想学习好日语，必须要了解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心理，否则很容易将文法用错场合，或听不懂日本人隐藏在言语中的真实意图。在这举出一个教学中的例子，“土を踏む”一文，描写两位从山口县来到东京的学生在东京生活了2—3天后的感觉，即没有脚踏土地的感觉。很多学生学习这篇文章后觉得内容很可笑，纷纷会有这样的疑惑，“没有脚踏土地，难道天天是飘在空中的么”，“难道天天不用走路么？”等等。有这样的疑惑的产生，是对日本人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的一种误解。其实没有脚踏土地的实感，只是日本人对于处于喧闹繁杂的大都市的一种压抑的感情的表达。然而，日本人为什么会有如此强烈的压抑感呢？这与日本人的亲植物性的心理和纤细敏感的思维习惯是分不开的。
早在《古今和歌集》里，就有很多通过对植物的描写来表达人物感情的和歌。因而不少的枕词和季语都是源自大自然的植物，有表示春天季语的“馬酔木の花、タンポポ、菫、”，表示夏天的“青嵐、紫陽花、”表示秋天的“無花果、蘭、”和冬天的“梅”等。可见日本人的对植物和自然的亲近与喜好。日本名著《源氏物语》中的很多章节，紫式部也用了植物的名称来命名，比如桐壶，帚木，夕颜等。芳贺失一先生曾这样说过：“将
人事和自然比较的话，从人生很容易联想到自然，而自然也能更直接的表达对人生的思念。”正因为日本人自古以来就有这样强烈的亲自然性和亲植物性，才会有今天的“不能脚踏土地”的苦闷，在东京这样高楼林立的大都市中，接触自然接触植物的机会少之又少，满眼望去的都是现代化都市的建筑，没有了自然的实感的一种苦闷心情的表达。毫不夸张的说，日本文学是日本人思维习惯与思维方式的一部活的辞书。
再次，日本文学的学习与日语语言学的学习和研究同样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语言学的学习研究简要说来，大致可以概括为两类：一是词汇的变化发展，而是文法的变化与发展。今天当我们要对日语词汇或者文法本身的用法意义进行研究的时候，就需要大量真实有效的材料，一般可以从朝日新闻或青空文库等地方搜集资料。所谓的青空文库，便是集合了文坛大家的从古至今的文学作品文库。能被人广泛的传诵阅读的文学作品，无论思想上还是语言的运用上都是经过了无数次修改提炼后考究的语言，因而，无论是作为日语学习者的示例，或是作为日语研究者的语料，都是相当具有价值的。例如，对格助词“が”的学习中，对于在现代文中既可以来提示主格，又可以提示所有格的助词，很多日语学习者对这个很难理解，因为在中文中的所有格“的”和主格助词“是”之间是不能互用。然而日语的主格助词“が”在一些场合可以和所属格助词“の”通用。比如，“わが校”就等于“私の学校”，“私の好きなもの”等于“私が好きなもの”，而“私の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则可以用“私がやったことは正しい”来代替。对于这样特殊的情况，很多日语学习者颇感疑惑，但如果有学过日本文学的学生，应该就可以知道，在日本最早的上代文学中，《万叶集》里的很多和歌里的“が”并不是作为主格助词出现的，而是作为所有格助词出现的。紧接的平安文学的早期，日本文学中第一部物语《竹取物语》和日本文学第一部日记《土佐日记》中，“が”的用法基本都是所有格助词，直到平安的中后期，在《源氏物语》等作品中“が”才有了作为主格助词的用法，至此慢慢发展演变为今天的主格助词，但也还保留了其作为所有格助词的一些用法。
综上所述，大家不难看出日本文学在日语学习中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学生更加形象生动的理解日本社会和日本文化，而且对于了解日语本身用法和意义的演变发展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一言以蔽之，为了要提高日语学习的精准度，就必须要对日本文学有一定的了解和认识。
参考文献：
[1]日本文学选集，赵晓玻，应杰，陶振孝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年
[2]新総合国語便覧，三好行雄，稲賀敬二，小尾郊一编著，第一学習社，1998年.
[3]20世纪日本文学史——以小说为中心，谢志宇著，浙江大学出版社，2005年.
[4]平安日本，茂吕美耶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