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8 22:35:17
序论：在您撰写教育法律法规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地位和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关系总的可以分为教育民事关系和教育行政关系，现实中出现的许多涉及教育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地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的解决和政府在教育领域内的角色转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根据发展心理学的研究证明，儿童在不同的年龄段有不同的发展需求，这种发展规律具有普遍性和不可逾越性。尤其近年来随着教育理论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教育专家提倡要尊重孩子的天性，让孩子在自由的成长环境按照天性自然发展。据心理学的相关研究证明，4～6岁左右的儿童智力发展尚处于感性阶段，是以眼看、手触、耳听为基础的具象思维为主，注意力的发展主要以无意注意为主，且保持的实践比较短；天性活泼、好动，主要通过游戏的方式获得锻炼和发展。然而，幼儿教育的小学化反而剥夺了幼儿游戏的时间与机会，把幼儿局限在狭小的教室内接受深奥知识的灌输，严重限制了幼儿身体机能的锻炼、思维创造及认知能力的发展。此外，学校教育要求学生长时间规规矩矩地坐在教室内接受知识课程的学习，在一定程度上不利于儿童身体机能的健康发展，极易导致幼儿疲劳和厌烦；而且由于幼儿的自控力比较差，常常坐姿不够端正，导致驼背，甚至因为长时间的学习会影响儿童视力、骨骼的正常发展。幼儿园是儿童走出家庭、走向社会的过渡，幼儿在这里接触到的第一个社会性群体，开始学习和小伙伴、老师等家庭外群体的交往，因此幼儿阶段的游戏应更多的是社会性的学习及锻炼，幼儿在参与游戏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交往能力，锻炼身体各项机能。然而幼儿教育小学化的趋势，使本来生性活泼好动的幼儿在局限的教室里无法获得正常的交流与发展需求，从而日渐孤僻、木讷。儿童在日复一日的学习重压下，会逐渐丧失对外界环境的兴趣与好奇心，失去探索和思考的兴趣，从而限制了创造性思维与思考能力的发展。
二、有效解决幼儿教育小学化问题的策略
1．加强幼儿园的管理与监督，全面提高幼师的素质地方政府部门与教育部门加强对幼儿园的监督与管理，防止一些幼儿园为迎合家长和应试教育潮流而不顾幼儿发展规律开设小学课程的现象，同时加强对幼师质量的审核与把关，杜绝没有教师资格证的不合格人员上岗的现象。此外，要从根本上帮助家长和幼儿园认识到：
（1）幼儿园是以孩子天性为基础、促进孩子自由成长和发展的教育环境，幼儿园教育应实施以游戏为主要教育与活动方式、以身心健康发展与良好社会习得为目的的教育，帮助培养对幼儿一生发展都产生长远影响的良好行为习惯、健全的人格与心理以及其他非智力因素等。
（2）幼儿的学习是以具象思维为主、建立在自身生活经验之上的学习，因此幼儿园教育应以学生亲身参与取代教师教授，用亲自观察、触摸与体验取代抽象的思考，幼儿的成长不是教师教出来的，而是学生在参与中发展出来的。
2．培养家长正确的望子成龙、望女成凤心理俗话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家长的态度与观念对孩子潜移默化中发挥着重要影响，很多家长由于自身学历与专业知识的局限，对孩子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比较落后。比如他们认为孩子活泼好动是调皮，是不够乖、不听话的表现；认为孩子玩游戏是不优秀的表现，期望孩子能安静地坐在房间内学习，获得比较高的分数。这些错误的教育理念会影响家长在为孩子选择幼儿园时反而倾向于一些过早开设小学课程的学校，从而助长了幼儿园教育小学化的趋势，违反了孩子正常的发展规律与需求。
一、非谓语动词
“非谓语动词”可分为动词不定式、动名词和分词。它在句子中的作用很多：除了不作谓语外，它可以充当主语、宾语、表语、定语、状语与复合宾语(主语补语或宾语补语)。有些及物动词后面接不带to的不定式作复合宾语。这些动词归纳如下：一感(feel)．二听(hear，listen to)，三让(have，1et， make)，四看(see，watCh，notice，observe)。再加上help somebody(to)do something和美国英语look at somebody do somthing。还有“二让”属特殊：get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与keep somebody doing。而有些及物动词后面接动名词(the -ing form)作宾语。这些动词归纳为一句话：Papa C makes friends。这是由如下动词的开头字母组成：permit，advise， practise，avoid,consider,mind, allow,keep,enjoy,suggest, finish，risk，imagine,escape,need，delay，stand(忍受)。 为了容易记住，也可以编成顺口溜：“允许完成练习，建议避免冒险，考虑延期逃跑，喜欢保持想象，需要反对忍受”。其相对应的动词依次是：permit/allow,finish,practise；
advise／suggest， avoid，risk： consider， delay， escape／miss； enjoy／appreciate， keep， imagine； need/want／require,mind． can’t help／can’t stand。
二、复合句
1、学生最容易混淆的是定语从句与同位语从句的区别。
例如：A、The news that our team has won the match is true． (同位语从句)
B、The news that he told us surprised everybody here． (定语从句)
关键的区别在于连接或关系代词that：有意义的是定语， 无意义的是同位。因为引导定语从句的that在从句中作主语或 宾语，而引导同位语从句的that只起到连接词的作用。
2、接着容易混淆的是引导定语从句的关系代词that与 which：that之前是不定(代词)、序数(词)、(形容词)最高级：which之前是介词短语与逗号(非限制性)。
例如：A、All that we have to do is to practise every day．
B、The first lesson that I learned will never be forgotten．
C、I have lost my pen，which I like very much.
D、The house in front of which there is a garden is my home．
三、It的用法
1、It除了代替人和物以外，还可以作形式主语。而真正的主语(不定式、动名词或从句)则放于谓语或表语之后。
例如：It is nor easy to finish the work in two days.
然而有少数表语之后接动名词作真正的主语。这些表语是：无助(no help)、无用(no use)、没好处(no good)；工作(hard work)、费时(a waste of time)、又危险(a danger)。
例如：A、It is no use crying over spilt milk.
B、It is a waste of time waiting for him．
2、It还可以作形式宾语。通常下列动词后面可接it作形式宾语：2f2tcjm(find，feel,think,take,consider，judge, make)。
论文摘要：以学生权利为本，依法治教，是促使高校管理走向民主化、法制化、科学化、人性化的源泉和动力。在高等教育的管理实践中，实现依法治教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现代法治精神要求高校管理要尊重和注意保护学生权利，为此要求对高校管理行为进行必要的限制。高校应转变观念。树立法治精神，做到依法治教，以学生权利为本，确保学生权利落到实处。
论文关键词：学生权利；高校管理
以学生权利为本，依法治教，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从高等教育的目的来说，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高校行使教育管理权对学生实施管理，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最大多数学生的权利。但现实中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现象并不鲜见树立以学生权利为本位的高校教育管理新理念迫在眉睫。
一、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冲突的原因
在高校管理中，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主要表现在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人身权、财产权、知情权、参与权、公正评价权以及程序性权利等方面。造成冲突的原因主要有：
(一)保护学生权利的法律法规滞后和缺失
近十几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和高等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新形势，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而我国现行的教育法律法规中《教育法》是1995年施行，《高等教育法》是1999年施行，《学位条例》则制定于1981年。法律法规规定明显滞后于现实，法律规定的疏漏不断显现。对已有的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修订不及时，明显的法律缺陷和漏洞未得到及时弥补，法律法规无法指导现实工作，造成了高校管理的法律盲区。一些法律法规是在特定背景下由政府推进立法的产物，偏重于管理，立法的总体价值导向着眼于有效地实现社会公共利益，忽视大学生个人合法权益的保障。保障大学生具体权利的法律缺位，导致学生权利被侵蚀。虽然《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了学生享有众多权利，然而，除了《学位条例》以法律形式规范学位授予问题外，保障学生具体权利的法律法规缺位，学生权利更多地还停留在书面权利的状态，无法转化为现实的权利。
(二)保护学生权利的法律程序缺失，救济途径模糊不畅
目前高校管理普遍存在着“重实体、轻程序”的倾向，有关学生权利保护的法律程序缺失。《教育法》第42条规定受教育者享有的权利中，没有规定程序权利。《高等教育法》第53条第2款对学生的权益保障仅作了原则性规定：“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障。”在高校管理的现实中，还有相当多数的高校在做出不利于当事人的决定之前，几乎都没有向当事人说明原因和理由，也很少给予当事人陈述和申辩的机会。在做出处理决定之后，也未及时送达当事人及利害关系人，并告知其享有的权利。往往是在处理决定公布后，被处理人才知道惩处的结果、内容，被处理人不知道是否可以申诉、向何处申诉。程序缺失导致学生权利未能真正得到保障，学生的知情权、申辩权与诉讼权等未得到充分尊重。
《教育法》第42条第4款规定：受教育者“享有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依法提起诉讼的权利”。这是学生权利的一个重要的救济渠道。该规定把学校处分和对学生人身权、财产权的侵犯加以区分，对学校给予学生的处分赋予了行政系统内部的救济机制——申诉权。遗憾的是，虽然该条款在形式上赋予了大学生申诉权，但是法律和其他法规都没有对大学生如何行使申诉权作进一步的说明。事实上，目前也很少有高校设置专门负责受理学生申诉的机构和人员，学生申诉权仍然形如虚设，学生的权益实质上仍未得到有效救济。
(三)高校内部管理秩序失范，学生权利保护意识淡薄
当前，我国绝大多数高校仍然沿袭着行政机构规则行事的运行机制，依法治教、依法治校的观念和行为规范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高校自身对教育法的了解和贯彻也非常不够。高校在行使教育管理权时，其内部管理的秩序以及监督机制尚未完全纳入规范化、制度化建设的轨道，没有形成真正有权威的、客观有效的监督，高校教育管理存在着权力滥用的可能和致害的风险。
许多高校在“从严治校”理念指导下，出台了诸多加强学籍管理、严肃纪律等校规校纪。不容否认的是，校规校纪从维护高校管理的角度出发，普遍存在着重视学校管理权利而轻视学生权利的现象。甚至有些校规校纪的规定与法律法规和规章相抵触，校规碰撞法律。一些高校超越职权、滥用职权，无法律依据擅自增加学生义务，限制甚至剥夺学生合法权利，学生权利性规范与义务性规范严重失衡。管理者法律意识淡薄，缺乏对学生权利的尊重，没有真正树立以学生为本的管理理念。
二、以学生为本。树立高校管理新理念
在高校管理中，尊重和保护学生权利是高校管理工作不断趋于法治化的重要体现，必须尽快建立和完善相关机制，突出学生权利本位，促进高校管理的制度化、程序化和民主化。
(一)完善教育法律体系，明确大学生权利
近几年来，我国教育立法已有明显进展，在明确高校的法律地位，调整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以及建立和维护高校体制与管理秩序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从整体上来看，还有诸多亟待加强的薄弱环节。近年来学生与高校纠纷不断，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条文作参考，以致当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冲突时，校方与学生各执一词。应进一步完善现行教育法律体系，特别是完善《高教法》内容，将学生权利明确写入法律。针对学生权利被侵害的现状，有必要把《宪法》、《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中关于“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的内涵和外延具体化、细化，以法律法规的形式明确高校学生权利，确定高校对学生奖励或处分的权限，对于确需剥夺或限制受教育权的条件、情节、程序要明确作出规定，使高校管理的每一项活动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二)监督规范高校管理，依法治教
高校教育管理存在着根本性的张力，在制度上一直没有解决由谁来监督或如何监督高校依法办学、自主办学的问题。必须加强对高校教育管理的监督，在赋予高校充分行使自主权的同时，也要将高校纳入被监督之列。
当前，我国教育立法对高校权力的授予、运行、制约及责任承担等问题，都缺少法律规定。这是造成高校滥用权力，侵犯学生权利的主要原因之一。高校可以不需法律依据而关于管理、教育学生的命令规则，学生必须服从。高校可以对学生作出各种处分决定，学生如有不服，只能提起申诉而无法寻求司法救济。高校这种不受法律限制的权力对学生合法权利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与依法治国原则相背。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理应抛弃这种与法治不符的观念和做法，在法律、法规、规章没有先行规定的情况下，高校不能自行规定剥夺或限制受教育权的条件、范围、种类。
正确理解和合法行使高校教育管理权，高校必须遵守法律，依法治教，依法管理教育学生，行使管理权力的职能范围必须由法律授权。高校在行使权力时必须受到法律的限制、制约，进行教育管理活动的权力来源应当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权力的行使必须合法。在实现依法治教的进程中，既要确保高校管理权的实现，同时也必须对高校管理权的行使给予必要的约束和限制。高校管理必须建立在合法设定高校自主管理权的基础上，并应在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内进行，合理合法。
依法完善高校管理规章制度。高校必须依法行使管理权，高校规章制度必须与国家教育法律法规相协调，而不能相抵触。高校应通过对现有法律法规的分析研究，从学校的实际出发，充分保护学生合法权益，废除与法律法规相抵触的校内规章制度，出台一些新的保护学生个体权益的规范性文件，真正实现依法治教、依法治校。在实际管理中高校应将有关学生管理的规定及时向学生公告。并向教育主管部门备案，接受上级教育行政部门的依法指导、检查和督促。
(三)建立多元化的学生权利救济机制
关键词：日本；职业技术教育；借鉴
一、日本的职业教育背景
日本从19世纪中叶革新以来，一直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积极学习欧美先进经验，提出“殖产兴业”等政策的同时，就把兴办教育视为“立国之本”，并作为基本国策确立下来。在20世纪60年代初，日本经济开始快速发展，技术劳动者需求增加，民众接受教育的意愿增强，开始了教育大众化的进程，于是职业教育朝着多样化的方向发展，广泛适应社会的多种需要，走出了日本职业教育的“个性化”道路。进入新世纪后，日本文部省制定了《二十一世纪教育新生计划》，指出要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的多样化与个性化，《计划》对日本21世纪的职业教育走向有着战略性的影响。
二、二战后日本职教法规及实施情况
日本国会在1947年以《日本国宪法》为依据颁布了《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教育基本法》被称作教育的宪法，《学校教育法》是学校体系改革的重要支柱。在《学校教育法》下，日本颁布了一系列与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涉及到职业训练、职教师资、职教经费、学校设置等多个领域。
在有关职业学校设置方面，日本国会在1964年通过了《部分修改学校教育法的法律案》，使短期大学取得了合法地位。1975年又了《短期大学设置标准》，1982年又做了修订，使短期大学的设置更加规范化。1961年颁布1976年修订的《高等专科学校设置标准》，对这类学校的招生、学习年限、学科种类等做了相关规定。1991年颁布《关于短期大学教育的改善》《关于高等专门学校教育的改善》，有关学校设置了相应的职业教育法规，使日本职业教育的机构设置更加规范、制度和法制化。
在学校职业教育制度建立的同时，社会职业训练也开始恢复，1947年4月的《劳动基准法》，1947年11月颁布的《职业安定法》，1958年的《职业训练法》，1969的《新职业训练法》，1978的《部分修改职业训练法的法律》等法律对职业训练的相关问题做出了规定。1985年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使日本的职业训练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1985年9月公布了《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实施细则》，同年10月1日开始实施，该法致力于更广泛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工作。1999年日本颁布了《雇佣一能力开发机构法》，以改善雇佣环境并促进职业能力的开发。
在有关职业教育经费的方面，《国立学校设置法》《国立学校专项会计法》《学校教育法》对国立和公立的职业学校经费来源做了规定。日本还制定了新的《私立学校法》《关于给予私立大学研究设置国家补助的法律》《私立学校振兴助成法》《日本私学振兴财团法》，其目的是立足于教育机会均等，缩小私立与国立和公立学校在教育条件上的差距。1951年日本国会颁布了《产业教育振兴法》，对职教实行国库补助，为二战后初期陷于停滞状态的日本职教带来生机。
在培养教师队伍的方面，日本政府非常重视职教师资队伍建设，1949年日本颁布《教育职员许可法》，确立教师审定制度。1961年《设立国产工科教员养成临时措施法》，在9所大学设立临时“工科教员养成所”培养教师。1976年颁布《专修学校设置基准》，对教师资格做了明确的规定。1988年修订《职业教员许可法》，设置了特别兼职教员和教员特别许可证制度，以拓宽师资来源渠道，沟通企业与学校之间的相互交流。
在产学合作方面，二战后日本围绕产学合作、深化职业教育改革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主要体现在1951年的《产业教育振兴法》，1958年的《职业教育法》以及《社会教育法》《学校教育法》《职业训练法》等法律之中，通过法律法规促进产学合作，明确学校和企业的职权和责任，引导职教发展。1958年日本设置了“产学合作委员会”，1960年在《国民经济倍增计划》中，正式提出要加强合作体制，强化学校教育与职业训练间的联系。1993年修订《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确立事业机构实施教育训练和在职训练制度的地位。2006年日本又创立“实习并用职业训练制度”，并写进了新修订的《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确立了企业或用人单位为实施主体的新型培养模式。日本政府颁布的一系列的立法有力地促进了合作教育的发展。
三、日本职教法规的特点
（一）立法先行，规范职业教育的发展
日本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立法工作，用立法把职业教育纳入法制轨道，通过法律手段保障职业教育统一管理，其立法内容广泛、层次完整、条款简明、内容重点突出、程序科学，并能根据社会的需要适时加以修订完善。
（二）从“泊来”到创新，成功实现了法治的本土化
二战后，日本根据自己的国情发展完善职业教育，发挥国情的优势与长处，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具有日本特色的职业教育体系，为社会培养了大批的职业技术人才。日本重视依据本土需求，借鉴国外有价值的经验，走出了独树一帜的个性化发展的道路，被各国所称道和效仿。
（三）严格执法，对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进行有效监督
日本在职业教育的相关法律中都明确了的法律责任，教育执法的监督主体明确、执法监督程序规范。在《学校教育法》中规定了监督部门的设置，并在“罚则”一章中专门论述监督和惩罚，《职业训练法》的第九章、《产业教育振兴法》第十七条都阐述了违法处罚办法。明确的责罚、详实的条款，使日本的职业教育可以做到违法必究。
（四）以经济为导向，不断调整职业教育法规
日本把职业教育的发展计划与国家经济发展的计划紧密联系起来，通过不断调整、修订职业教育法律法规，进行职业教育改革。日本的“十年复兴计划”“经济自立五年计划”“所得倍增计划”“新长期经济计划”等一系列经济发展规划中，其显著的特点是政府将国民素质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等相关的教育计划列入其中，成为国家经济发展规划中的组成部分。这些经济计划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了职业教育相关法律的制订与修改。
（五）设置职教管理机构，依法加强职业教育的管理
1880年日本颁布《改正教育令》，明确了文部省对职业教育的领导权，1894年成立实业事务局，监督职业教育法令具体实施，1935年设置实业教育振兴委员会，1945年成立了职业教育和职业教育指导审议会，日本政府依法不断完善职业教育管理机构。1985年6月，日本政府正式颁布了《职业能力开发促进法》，规定劳动省主管全日本的职业训练事务，劳动省以下设有中央职业训练审议会、职业训练局、雇用促进事业团、中央技能检定协会，分别用来办理职业训练与技能检定等相关事务。日本职业教育管理机构的设立，为职业教育工作顺利进行奠定了基础。
四、思考与借鉴
（一）加快职教立法步伐，完善职教立法体系
日本以法律法规体系保障职业教育作为国家战略发展的重点，保障了对劳动者的职业技术培训以及其劳动能力的提高。职业教育立法的规范化、完整化使日本形成了一套完善的终身职业能力开发体系，日本的经验告诉我们，依法治教是职业教育发展的必经之路。
（二）依法设置职业教育管理机构
教育权力执行主体能各司其职是实现教育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日本在发展职业教育时制定有关法规，设置相应的机构，依法规范各职业教育执行主体的权利和责任，一方面对教育行政权力进行制约和监督，另一方面充分调动和发挥教育行政权力积极参与对教育的管理、协调和服务工作。
（三）细化投资体系立法
经费投入一直是困扰我国职业教育发展的瓶颈之一，严重影响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其根本原因是我们国家缺少必要的法律保障机制。《职业教育法》对职业教育办学经费的来源有规定，但在经费责任和义务方面缺乏详细的实施细则，对非政府性投资缺乏激励措施。因此，我国应该在相关的法律法规中对职业教育的投资主体、投资规模、投资体系、投资责权利等方面进行详细规定，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
（四）完善职业教育监督体系
《职业教育法》中有关违法处罚的问题，轻描淡写，使职业教育法规在实施过程中的乏力。如果不能很好地解决各项法律的实施问题，就会形成原则归原则、实际归实际，原则与实际的分离，从而削弱了法律的权威性和严肃性。因此，我国在加强职业教育立法的同时，更要重视法律法规的有效实施，建立起一系列完善的监督体系，有效地保证职业教育法律法规的实施。
（五）以立法切实推动职业教育的特色发展
我国职业教育在突出实践特色方面还很薄弱，国家在政策倾斜和经费投资等方面必须统筹管理之外，还应该以立法的形式明确政府、企业和学校在产学合作上的义务及职责，拓宽高等职业教育的供给渠道，落实产学合作的办学特色。
参考文献：
1.谷峪.日本社会转型期的职业技术教育[D].博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4）.
2.冯志军.日本教育法规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苏州大学，2004（4）.
[论文摘要]本文通过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并对相关的问题进行反思，对教育法律法规的地位和适用问题进行了研究，认为教育关系总的可以分为教育民事关系和教育行政关系，现实中出现的许多涉及教育的矛盾和纠纷可以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找到合适地解决方案，但是最终的解决和政府在教育领域内的角色转化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一、问题的提出
《教育法》中明确规定：“教育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础，国家保障教育事业优先发展。”教育是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基石和先导，是塑造未来的事业，所以教育领域的法制化和法治化是非常重要的话题。
我国现已有大量的调整教育活动的法律法规出台，而且关于教育的立法活动还在不断进行。但是现实情况是近年来涉及教育权，教育活动的纠纷频仍，诸如涉及侵犯受教育权、残疾儿童的入学权、教师的惩戒权等等问题的案件不断出现，但是从诉讼立案到判决都遇到了难题，从程序到实体都遇到了适用法律上的障碍。有的案件如齐玉苓告陈晓琪侵犯其受教育权案最终按侵犯姓名权进行判决；有的援引了行政法的法律规定；有的是作为民事关系进行了解决，各地方法院在处理同类问题时依然存在大量观点上的不统一，这些法律适用活动仍然没有被最终明确。究其原因是当前社会处于迅速发展和剧烈变革中，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对教育领域不断渗透，教育主体多元，教育关系错综复杂，来自于社会的各种矛盾与教育领域内部的固有矛盾交织在一起，使得矛盾与纠纷丛生。
另外，从法律的价值上讲，教育的法律控制的实现，不单是在于在立法上制定了多少倡导和维护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秩序的教育法律、法规，关键在于使这些教育法律关系和教育管理秩序在教育管理中得到全面的实现。教育法律适用过程是实现教育法律价值的过程，法律适用的概率越高，表明法律价值的实现程度越高，即法律价值化程度越高。
所以，通过对教育法律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从而准确、及时、正确地实现教育法律法规的适用，实现教育领域的法治的要求已经非常紧迫，这种要求已经深刻触及了制度和法律的层面。
二、不同的观点
2O世纪60年代，日本法学界对教育法的地位提出两种对立的观点，即“教育行政法规学”和“教育制度独立自法说。”这一理论启发了我国教育法学研究者对我国教育法地位的讨论，探索，引发了1993年至今仍未衰退的学术争鸣，概括起来大致有以下观点：
(一)完全独立说
主张是以特有的教育关系作为调整对象，有特有的法律关系主体和法律基本原则并有相应的处理方式。
(二)隶属说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认为教育法隶属于行政法，是行政法律部门的一个分支，不是独立的法律部门，不具备构成部门法的条件。因为“教育法体现了国家对教育的干预和管理，或者统称为国家调控教育的原则，这种调控在我国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通过行政行为实现的，因此，教育法就其基本性质而言，可以界说为调整教育行政关系的法规的总称。”
(三)相对独立说
认为教育法应脱离行政法，与文化法、科学技术法、体育法、文物保护法、卫生法等共同组成文教科技法，教育法是其中一个分支。从尊重人才，重视文教科技等因素来考虑，亟须加强这方面的法律，这一部门法中包括：教育法、科学法、版权法、专利法、发明奖励法、新闻法、出版法、文艺法、广播电视法、文物保护法。
(四)发展说
认为目前教育法的调整对象仍以行政法律关系为主，调整方法也属于行政法范围，但教育法同时调节着具有纵向隶属特征的行政法律关系和具有横向平等性质的教育民事法律关系。随着教育法的继续深入发展，调整对象、调整方法的继续完善、教育法应当独立。由于教育社会关系与其他社会关系有明显的独立性，这就为教育法归成为一个独立法律部门打下基础。
以上的不同学说是在不同的基础上，从不同的角度上提出的。笔者认为，要明确教育法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的位置，明确教育法律关系的性质，从而使教育法律法规得到切实有效的适用，必须分析在教育活动中形成的各种关系的性质，只有这样，才能从理论和现实上解决问题。
三、解析教育领域内的社会关系
“教育关系”属于行政关系，民事关系，还是其他性质的社会关系呢?调整这些关系的教育法律法规的性质如何界定?在司法实践中适用何种程序法呢?只有对这些与教育相关的社会关系进行科学地考察，才能明确“教育法”处于我国法律体系中的哪个部分。这是教育法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它不仅与教育法学的研究对象、教育法的分类、体系构成等直接相关，而且对教育立法活动和司法实践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学校作为法人组织(有的学者认为高等学校具有法人地位，中小学不具有法人地位)，在社会生活中和方方面面发生着联系，形成了不同的社会关系，下面对一些主要社会关系进行解析。
(一)我国教育与政府的关系
在我国政府《教育法》第十四条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根据分级管理、分工负责的原则，领导和管理教育工作，中等及中等以下教育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方人民政府管理。”这说明政府对各级各类学校进行行政管理、行政干预和施加行政影响，学校处于行政相对人的地位，两者之间是行政关系。
随着大量社会力量介入教育领域，大量的私立学校纷纷建立，而私立学校的办学自主权的来源不是国家权力，而是民事权利，权利的特点是“法不禁止便自由。”但是这种权利的运用方向是教育，而教育是一个利益冲突集中的领域，不同的人对教育有不同的利益追求，试图通过教育实现不同的目的，因此决定了这部分领域而不能完全交给市场，完全按照市场规律运作，如果出现“市场失灵”，将带来极大的影响，因为教育是有时效性的，但是也不能完全由政府来掌控，因为政府既不是投资者，也不是办学者，所以政府必须有限介入，进行宏观调控，对民间办学权利明确界限但同时给予保护，《社会力量办学条例》的颁行，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政府的有限调控，在这个范围内形成的就是行政关系，在此范围之外形成的社会关系，应该定位为民事关系。
但是，政府在对学校的管理中关于学校的自主办学权的内容必须要研究，因为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教育的民主化的不断演进，学校需要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实现政府的角色定位和权力的分化是必然的要求。
(二)学校与学生、教师的关系
教育法律法规的功能简言之就是能够实现“依法管理”和“依法维权”。
《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行使以下权力：“……2．招收学生或其他受教育者；3．对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4．对受教育者颁发相应的学业证书；5．对教师及其他职工，实施奖励或者处分……”
所以，从教育法的规定可以看出，学校是经《教育法》授权，行使国家权力，学校在行使这些权力时，与学生和教师之间形成的是行政关系，学校是行政主体，学生和教师是行政相对人。作为学生，在校期间要接受学校的管理，虽然在学理上有从不同角度形成的不同的认识，如公法上的特别权力关系论，教育法上的教育契约关系等等。但是学校出于教育目的，在法律规定的范畴内设立校规，对学生进行管理，甚至惩戒，尤其是在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在总体上应该被认为是行政行为；而涉及到学生在校内所使用的硬件设备，包括教学设施、伙食、住宿等完全可以根据合同进行约定，如果发生纠纷，作为民事案件就可以解决。但是私立学校还是有其特殊性，学生入校时需要和学生的监护人签定相关的合同，不仅对学校的教学设施和服务标准进行约定，同时对管理的内容也进行约定，所以体现出了特殊性，公权力和私权利发生了一定的交叉，如果出现了纠纷，根据法学理论，我国一般是公权优先，可以按照行政关系界定，但大部分关系是作为民事关系界定的。随着社会力量办学规模的逐步壮大，对这部分领域进一步研究并作出相关规定是非常迫切的。
在学校内部，学校和教师之间的关系是一种由权责分配和学校工作的特陛所决定的管理关系。
《教师法》、《高等教育法》等都规定了教师聘任制，双方作为平等主体签定聘任合同，但是基于我国教师制度的历史和现实中教师聘任制度和教师的资格制度、职务制度密切相关，而高等学校接受教育行政部门的委托，对本校教师以及拟聘本校的教师实施资格认定，代替履行教育行政部门的职责；在教师职务评审中，高等学校作为法律、法规的授权组织，具有行政主体资格。因此，无论是在教师资格认证还是教师职务评审过程中，高等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教育行政关系，中小学教师也面临这个问题，所以学校和教师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关系，一方面作为管理者，与教师形成了不对等的管理和被管理的法律关系；而作为聘任人，学校和受聘教师问形成的是平等主体问的法律关系，在这双重身份下，学校很难主动放弃行政职权；而且长期以来，教师和学校形成的复杂的人身依附关系、如人事关系、住房、子女就学等等，使教师在聘任过程中更加处于被动地位。所以公办学校和教师的关系主要还是行政关系，是内部行政关系。但在私立学校和教师的关系是合同关系。
(三)学校与社会其他组织的关系
学校作为一种社会组织，与它所处的内外环境构成了一系列的社会关系。学校和企业单位、集体经济组织、团体、个人之间，既有互相协作、又存在着复杂的财产所有和流转关系。在这些关系中，学校是以独立的民事主体的资格参与其中的。最突出地反映在所有权关系、邻里权关系和合同关系上。这些都是明确的民事关系，完全可以按照《民法通则》、《合同法》的规定进行活动，不过由于我国还大量存在机关办学的情况，所以学校在产权的界定、变更等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障碍，尤其是学校合并的过程中，出现了大量政府机关的财产权和学校的财产权无法区分，无法实现产权明晰。所以，进一步明确学校的独立法人地位、实现政府的角色转化和权力分化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四、结论
综前所述，教育法律关系总的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纵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教育行政法律关系；另一类是横向性的法律关系，一般称民事法律关系，那么根据法律关系的不同，自然可以由行政法和民事法律进行调整，而不是单纯的讨论教育法，所以，本文作者认为，不应当把“教育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教育法”的外延应当包括“教育行政法律”和“教育民事法律”两部分。由相关的教育法律法规调整的社会关系的性质和调整方法不具有独特性，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就可以解决，如果按持“完全独立”说的学者所论，“教育法”作为一个单独法律部门，就会出现法律部门间的交叉，给立法和执法都带来不必要的麻烦，会和我们划分法律部门的初衷相违背。而随着教育领域的不断发展，我们面临的问题不是创新法律部门，而是实现公权利和私权利的边界的界定，明确政府、市场主体、办学者和参与学习者在教育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并提供权利的有效救济途径和权力的恰当的实施方式。
同时对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思考和研究。
(一)《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认定需要进一步研究
本文的以上观点是基于为了解决现实问题而提出的相对有可行性的方案。如果从理论上仔细分析，还是有缺陷的，比如《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等法律的性质是不是行政法，如果是，学校当然是行政被授权主体，反之就面临立论被全面推翻的危险。
(二)政府在教育领域中的定位需要进一步确认
作为行政管理者必须和办学者、出资者的身份有一定的区别，尤其是高等教育建设中，减少直接以行政手段干预学校工作，而可以采取规划、审批新建高等学校、制定标准、评估和监督等手段对学校建设进行调控。从未来发展来看，教育领域的法治化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有密切的联系。
(三)确认学校的法人地位，保护学校的法权利
虽然对学校的法律地位有种种不同的看法，但是学校作为法人不管是从《民法通则》，还是《教育法》的规定上看都是不容质疑的，但是现实中学校的财产权、人格权受侵犯的现象依然存在，尤其是行政办学的情况下，行政权力和学校的法人权利间的冲突是经常存在的。
(四)继续深化教师资格认定及相关职称等认定的社会化
因为教师作为专业技术工作者在管理上应当体现更多的自由，使教师和学校能够真正处于平等地位上进行对话，从而不断提高教师的整体素质，使之能具有更大的创造性。
[关键词]高等职业教育 校企合作 体制机制 高职院校
[作者简介]龚少军（1969- ），男，湖南宁远人，南通航运职业技术学院，教授，硕士，研究方向为教育管理。（江苏 南通 226010）
[中图分类号]G7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85（2013）20-0023-02
放眼世界上发达国家高职教育的成功经验，无论是德国、美国，还是日本、澳大利亚，不管他们具体采取什么样的办学模式，但基本方法和路径都是一致的，即走校企合作的办学之路，建立与行业企业紧密联系的体制机制。尽管我国职业教育越来越受到国家和社会的关注，越来越重视校企合作的开展和创新，并积极探索与实践校企合作育人模式，积极调动和发挥行业、企业在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实现了学校与企业的双赢，产学脱节的现象得到显著改善，但总体而言，我国高职院校面向市场办学、与行业企业紧密联系的体制机制尚未形成，校企合作紧密度不够，仍存在许多问题和困难，制约着高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一、我国高职院校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制的现状
1.管理体制不健全。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历史不长，校企合作教育还处在探索过程中，校企合作管理体制尚不健全。职业教育发达国家制定了校企合作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来支持职业教育的发展，如德国的《职业教育法》《职业教育促进法》等，其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和地方还有配套的实施办法，为德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发展和顺利开展提供了法律保障。而在我国，目前有关职业教育校企合作方面的法律法规基本上还处在真空状态，更没有配套的政策措施，校企合作还处于一种自发和应付的状态，缺乏具体的法律法规的指引和约束，尽管有《劳动法》《职业教育法》等，但并没有明确企业参与职业教育的法律责任，校企合作怎么管理、谁来管理也没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校企合作所涉及的学校、企业、行业组织、政府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还没有理顺，目前校企合作主要是学校和企业互动，行业组织、政府基本不参与校企合作，这样的校企合作是一时的、不可能深入的。而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如德国，其法律法规明确规定，联邦政府科技教育部、州政府、劳工局、行业协会领导与管理职业教育的政府、行业、企业及学校之间保持顺畅关系，政府通过法律、行政手段对校企合作进行宏观管理，行业参与学校管理，制定办学规范，负责教学质量评估，责任和义务非常明确，这保证了德国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的成功开展。
2.运行机制不顺畅。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校企合作管理体制尚不健全，校企合作所涉及的学校、企业、行业组织、政府等多个方面的责任与义务不明确，校企合作运行起来就不可能顺畅。现阶段仅仅是在学校和企业之间进行，更多的只是学校一方由于就业压力而不得不为之，所以现在的校企合作是“学校热、企业冷”，校企合作的教学安排、资金保障、评价方式、监督机制等均未能较好地建立起来。现阶段许多高职院校是借助于院校的人脉关系与企业临时需求达成合作关系，校企合作形式偏向单一，仅限于专业论证、顶岗实习和订单培养，且校企合作双方的角色又大多数是学校的教学部门和企业的生产部门合作。这样的合作，校企各自的职能服务跟不上，是短期行为，一两年后合作往往就因为人动或企业需求消失而停止，无法保障校企合作的进一步开展。而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如德国，其职业教育总花费的85%为企业负担，15%由州政府支付，学校的专业建设工作都是由企业和学校共同完成，学校的课程设置、实验安排、实训实习次数及时间的确定、考试的组织和毕业论文（设计）的要求等都是学校和企业共同研究决定的，对于学生的实习，企业给学生每月1000～2000马克的培训津贴，企业兼职教师承担实践类课程的教学任务，企业负责学生实习期间的成绩考核与评定，对考试的内容、形式和时间安排均由企业指导教师负责确定，行业协会负责对学生某方面技术水平和技术等级的鉴定。学校、企业、行业、政府在职能上既分工又合作，资源充分共享，使得德国“双元制”职业教育闻名于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