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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夏商周；礼乐文化；中国美学；先秦两汉美学
中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礼乐文化构成了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唐代孔颖达指出：“中国有礼义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一也。”夏商周三代又是礼乐文化形成并且走向成熟的时期，礼乐文化于殷商特别是周代之盛行可谓广，影响可谓深。礼乐文化作为先秦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所遵循的一种文化，必影响其所处时代的审美风尚。
一、礼乐文化释义及礼乐文化的渊源
礼乐文化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包括礼仪、礼乐和礼器。礼仪包括礼义和礼制，礼义即“礼”之本体，周代以“德”为礼之本体，后世有“变礼”之说，就是对礼的本体进行重新阐释；礼制就是“礼”的规范制度，这里的规范制度指的是“礼”的践行方面的内容。
礼乐文化深深根植于中国古代文明的文化土壤中，它形成于中国古代夏商周三代，主要分为礼和乐。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上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早在原始社会，初民生活中已有礼的萌芽；礼乐并不是三代才开始有的，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
二、夏商周礼乐文化的嬗变历程
礼乐文化形成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分为礼和乐。礼作为古代政府统治的手段，主要通过音乐的节拍、韵律，舞蹈来约束人的行为规范，乐主要通过文化思想控制、引导人的内心，使政府的统治能够稳定。作为有文字可考的华夏文明的源头，史学家们深入研究夏、商、周三代，试图还原当时真实的历史场景和人们生活的基本方式。在孔子看来，夏、商、周三代之礼一脉相承，而《周礼》则是集其大成者。孔子认为“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通过周公的制礼作乐，中国古代的礼乐文化传统最终得以定型和成熟。
中国古代的礼乐文明是在周代形成和完备起来的，因为这时不仅形成了系统的礼乐制度，而且赋予礼乐以丰富的人文内涵。周代形成的冠、婚、丧、祭、朝、聘、乡、射以及职官制度等礼仪、礼制和礼义，主要保存于流传至今的儒家经典《仪礼》、《周礼》、《礼记》等三礼之中。周代盛行的“六代之乐”及乐德、乐语、乐舞等内容本记于《乐经》，然《乐经》“失于秦火”；好在“礼乐相须以为用”，不少乐制的内容可以在“三礼”中的礼仪制度中看到，而专述乐义的《乐记》也保存在《礼记》之中。
三、夏商周礼乐文化的特性和功能
三代礼乐文化中，一个重要的审美维度就是在礼节仪式中个体所表现出来的仪表和风范。儒家所仪表又可分为仪态和仪容，仪态包括人在推崇的坐仪、立仪、行仪、跪揖之仪以及授受之仪等；仪容中分为容貌、服饰和神态。这些外在的形式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讲究符合“中”，《礼记》中定下了许多标准来规定如何持中，符合“中”的行为就是君子之行，被认为是好的、文雅的，更被推崇为美。这里的“中”的含义即是我们所讲“宜”的一种审美内涵。
“乐”是夏商周礼仪文化的两个核心之一，先秦社会在对音乐的选择上受到了礼乐文化的影响，形成了有节制、庄重典雅，追求中和的“乐”。由野蛮社会直接表露情感的“音”到礼乐制度下的“乐”，经过形式上的加工和圣贤先王的筛选，最终得到符合礼制的“乐”，使之成为“通伦理”之音。指出好的“乐”不是追求 “极音”，不是音乐性和旋律感，也不是传情达意的到位和张扬，而是达到一种精神上的净化和情感上的延续，从而使人心趋于平和宁静，社会趋于和谐友善，政治
于和平安定。“文”与“质”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中两个最基本的概念，它往往包含着一个时代的整体面貌和特征。古人喜欢用“文”、“质”来概括一个朝代的时代风尚，从“夏尚忠，殷尚鬼”到“周尚文”，“文”与“质”两个概念之包罗万象，所以三代礼乐文化又可以归结为“重文尚质”的审美取向。
四、三代礼乐文化对先秦、两汉美学思想的影响
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的特色是突出的，这种特色既反映了三代社会刚从原始社会脱胎出来，身上还不可避免地带有原始文化和原始习俗的某些影响，又体现了华夏民族进入文明以后所具有的文化心理素质。这种素质表现在当时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观点、理想追求和生活习俗等各个方面，也表现在各个具体的文化领域中。由于这些特色及表现这些特色的文化领域的建立，我们认为，作为一个民族的审美文化体系算是基本形成了。虽然它还有待于发展，但总算给以后整个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发展打下了基础，也为其规定了基本的调门。
三代代礼乐文化所产生的“宜”“和”“重文尚质”的美学思想对先秦、两汉影响极深，从时间上讲，对春秋战国、秦汉等大一统的时代都具有深远的影响；从艺术上，对后世诗歌、绘画、书法、建筑、音乐都有影响；从道德上讲，对后世的君子品格、风骨、文人士大夫品格都具有一定的影响；从社会伦理上讲，对后世的中庸思想、“和”的思想、“仁”的思想影响深远。可以说中华文明的起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中国古典美学也发源于三代礼乐文化的审美思想。研究中国礼乐文化的审美蕴涵，可以夏商周三代为基点，更好的理解儒家文化的渊源，将中国古代美学史向前推延，明确中国文化的聚变时期在于夏商周之际，中国审美的聚变时期也在于夏商周时期。可以说，中国美学史要以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所派生出的审美思想为起点抒写，中国古代美学诞生的文化土壤肇始于夏商周三代礼乐文化并且得以滥觞。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尚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2]李学勤.十三经注疏·礼记[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3]李学勤.十三经注疏·仪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4]李学勤.十三经注疏·周礼[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5]李学勤.十三经注疏·论语[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6]司马迁.史记[m].北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
梨园弟子奠小看
大家都知道，戏曲演员基本上都是十二三岁学艺的，这时筋骨软，好练功，可塑性强。可是年龄小了文化程度就自然低，一般都不过小学水平，进了剧团后也就难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这当然是行业的局限。然而事情也并非绝对的。一期同学里偏偏就会冒出几个演员才子，让外界的人不敢小瞧梨园行，也不敢说演戏的人没文化了。像易俗社、戏曲研究院、三意社、尚友社等剧团，都是藏龙卧虎的地方，其中出了不少能编会导的大才子，老一辈的如王蔼民、王小民、贺孝民、、王保易、刘养民、王君秋、李继祖、冀福记、杨通民、贺林等，年轻一代的如陈彦、李小锋等，可以说多不胜举，这当然是我们梨园行的骄傲了。
张晓斌先生就是其中一位有学养的演员才子，他凭着长期的勤学苦练、广闻博记、深入钻研、吸纳众长，提高了自身的文化水平和艺术修养，无论在表演、导演、编剧、评论方面，还是在组织管理与主持演出活动等方面，均颇为出色。成为陕西秦腔界为数不多的大家之一。从张晓斌的书里，可以看出他的知识非常广博，关于戏剧方面尤其秦腔方面的内容，他好像没有不知道的，而且论述相当充分，有理有据且不失严谨。像他评《打金枝》“背舌”一折戏，就把这个戏各剧种的不同叫法、剧情概况、剧本立意、时代背景、主人公郭子仪等人的身世，以及秦腔演此戏的风格、秦腔名家演此戏的表演特点等，都讲得一清二楚，使不了解这出戏的人，一看文章就能对该剧的来龙去脉有个清晰的了解!从张晓斌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启示：从事演艺的人，即使你先前文化基础较差(张晓斌学艺时不过小学文化程度)，但只要热爱事业，心怀理想，勤奋好学，不断积累，一样能成为专家学者。
著书三卷载剧坛
张晓斌学艺的地方是陕西省戏曲研究院，这对他来说真是万幸。这里是久负盛名的“西北戏曲学府”，有着革命的传统、战斗的传统、艺术的传统和学习的传统，有着马健翎、黄俊耀、史雷、王依群、王小民、李正敏、任哲中、李瑞芳等一大批学识渊博、才华出众、德艺双馨的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方面的大师级艺术家，你若进到这里稍加用心，就会受益匪浅。张晓斌是有心人，更是用功之人，所以在这个学府里就自然成长起来。通过几十年的刻苦学习和不断积累，他也将自己锻炼成一位无愧于“西北戏曲学府”的艺术大家，不仅为养育他的学府奉献了华章，也为秦腔观众留下了集知识、学术、史料，更兼文学价值于一体的百万文字。
该书的史料价值体现在记述了秦腔在现展演进的历史。例如：在第一部“追溯篇”中，所写的倡导新秦腔，关爱陕西戏。戏剧家来陕西调研，程砚秋来西北考察，马健翎编创新剧目等，既缅怀了老一辈革命家关爱边区文艺和秦腔事业的往事，追述了戏剧大家、表演大师与陕西戏剧界的交往，同时也回顾了为秦腔艺术作出卓越贡献的大师们的艺术人生，为陕西戏剧在现代的发展理清了脉络，使读者对陕西戏剧特别是秦腔在现代史上的影响和举足轻重的地位有了深入的了解。在“志要篇”中，记叙了三秦戏曲界发生的重要事件和出现的重要人物，记叙了社会各界名人与陕西戏曲界的交往关系，同时以亲身的经历记叙了剧团上山下乡和去部队、厂矿演出的轶事及所从事的社会艺术活动。将戏曲与社会、与大众、与生活的关系作了生动的阐释，验证了艺术根植于社会生活的本质。在“评述篇”中，以独到的学术见解对名家的表演特色、各剧团的艺术实践、剧目创新、艺术活动等进行了评述。上述这些。都为以秦腔为主体的陕西戏剧补充了大量翔实而珍贵的资料。
该书的学术价值体现在书中对我省演艺界100多位著名编剧、导演、演员、音乐、舞美艺术家，也包括优秀剧目进行了中肯的评价，提出了自己独到的学术观点。例如：写李瑞芳的《心有真・情声自美》，写康正绪、何振中、傅凤琴的《皇家戏唱出了人情味》，写段林菊的《观众心里有杆秤》等篇章，都表露了他的艺术思想。还有他写的《精品剧目与群众观点》，以省戏曲研究院多年的创作实践为例，阐述了精品剧目与群众观点的辩证关系，表露了自己的思想，即“精品剧目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常青之树，群众观点是文艺工作者从事精神产品的思想根基，惟其如此，方有艺海之广阔，文坛之秀美，梨园之芬芳”。文中谈道：为人民群众特别是为农村群众服务，是戏曲工作者的主要对象，要使精品剧目打得响，拉得出，下得去，绝不能一味追求大投入、大制作的所谓“包装”手段。对有些重点剧目要采取“一戏两制”的做法，即在大城市有条件的舞台，按照原有演出规模进行；下基层到农村时，则将大乐队改为民乐队，大布景、大道具亦可因陋就简，灵活变通，以适应当地舞台条件、减轻当地接待负担。这些观点，对城市剧团的演出实践都颇有指导意义。
该书的知识价值体现在对戏曲艺术方面的诸多知识进行了趣味化的记叙。例如第三部所写的“戏缘情缘”、“观景论戏”、“戏话史话”、“梨园古今”、“年节戏苑”、“台前幕后”、“文脉戏理”等栏目，从三秦文化的视角着眼，采用讲述的方式，对秦文化所承载的秦腔、眉户、碗碗腔等剧种，以及这些剧种的优秀剧目和舞台人物、演员表演、音乐、服饰、道具、化妆、音响、效果、台上台下、戏里戏外等进行了评析，内容涉及三秦文化的地理、历史、人文、民风、民俗等各个方面，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内涵丰富、多彩多姿的秦文化图卷。体现了作者的博学多才和对三秦文化的热爱之情。同时也使读者能从中获得丰富的秦文化包括戏曲文化的知识。如他写的《秦腔(下河东・祭灵>三十六哭浅析》，对剧中角色三十六哭所涉及的人物与故事认真做了分析表述，使读者了解了历史，也增长了知识。
天赋灵气才艺广
张晓斌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他既会演 戏，又能编剧导演，还能做学问。他曾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在省戏曲研究院工作的半个世纪中，曾在20多本戏里担任不同行当的主角，有现代戏《粱秋燕》中的董学民、《中国魂》中的周小强、《江姐》中的华为、《芦荡火种》中的沙四龙等，有传统戏《藏舟》中的田玉川、《张古董借妻》中的张古董、《清风寨》中的燕青、《起解》中的崇公道等。他还是一位出色的编导，所编导的剧目《臂塔圆舞曲》，荣获1993年全国“五个一工程”奖，创作(合作)的眉户现代戏《陕北婆姨》荣获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改编的《张古董借妻》连演百场，改编的《狸猫换太子》(前后本)，其中《抱盒》、《拷寇》在陕西“易发杯”大赛中获剧本改编优秀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戏剧评论家。60余篇，为陕西文艺广播电台及卫星广播撰写稿件《梨园趣话》140余篇，《戏曲名段点评》50余篇，在《陕西广播电视报》发表《戏苑趣话》专栏文章30余篇，总计百余万字，其中《浅析秦腔(赵氏孤儿)的改编》，荣获陕西省文艺科研优秀论文奖。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剧团管理者，在任眉碗团团长期间，他和演职人员同心同德，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上山下乡演出，为剧团扩大了影响，创造了效益；他爱惜人才，重视剧目创作，为剧团引进和培养了一批台柱子和尖子演员，推出了《臂塔圆舞曲》、《留下真情》、《好年好月》、《陕北婆姨》等一批优秀剧目，深受观众的欢迎。
他还是一位在观众中有影响的优秀节目主持人。他天赋过人，更有着广博的文化知识作基础，所以腹有诗书气自华。他不仅应邀担任陕西文艺广播电台及卫星广播《梨园趣话》节目主持，每周不间断地向广大听众广播节目，而且还经常担任晚会的节目主持人，多年来曾主持过大大小小千余场文艺演出，成为秦腔观众十分喜爱的节目主持人。他主持节目的风格雅俗共赏，往往以韵句俚语进行表述，见人说人，对景言景，灵活机智，风趣幽默，几句话就将节目或演员介绍到位，并且随带表演，绘声绘色。因而深受广大听众和观众的好评。
大家风范口碑传
所谓大家，就是不仅在所从事的专业上有特殊的贡献，在学术上有一定的造诣，而且在文化修养和思想境界上都超乎常人。张晓斌就是这样一位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颇有影响的艺术家。他是一位置全身心于艺术事业的有心人，一生孜孜不倦地学习，勤奋努力地工作，不断开拓新的艺术领域，在文化修养、思想素质和艺术造诣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如今，他的名字和事迹已经载人《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世界名人录》、《中国专家大辞典》、《中国专家人才库》、《中国戏剧家大辞典》、《中华人物家教大典》等多部权威书典。屈指算来，像他这样的全才全能演员，在陕西乃至全国文艺界都是为数不多的。
张晓斌也是一位很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凡遇社会上的公益演出、救灾义演等活动。他都义不容辞，如：为唐山抗震义演、渭北抽黄灌区慰问演出、安康水库移民慰问演出，以及抗洪救灾义演等，他作为团长和节目主持人。都积极参加，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而且还经常自编自演节目，表现了一个文艺工作者和文化人的社会责任感，为此。他受到剧团职工的好评，也赢得了广大观众的厚爱。
张晓斌为人热情豁达、待人谦逊、乐于助人，在文艺界有着很好的口碑。他是平民出身，从小生长在艰苦的环境里，成年后尤其是成名后，仍然保持着平民的质朴风格和吃苦耐劳的作风。近些年来，由于他主持的节目影响甚广，文艺界许多后生都拜他为师，像薛广民、李洪刚、李卫平、张武宏等。都是在他的认真指导下成长起来的优秀节目主持人。他还特别乐于助人，不论是文艺界还是社会上的朋友有事求他，他都热情相帮，如：为年轻演员排戏、为演员策划并主持演出专场、为后学者审看剧本，等等，尽管一天忙忙碌碌，但却活得充实而快乐。正由于他处处表现出大家的风度，所以
【摘 要】河北地区所见的10件战国时期秦国有铭兵器，对于研究秦国的武库制度、少府制度和寺工制度以及对上郡、栎阳、衙、德、高望、氏和蓝田等古地名的考证提供了文字和实物材料。
河北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有铭兵器多发现于易县燕下都，它地如正定也有零星发现，此外亦有拣选、征集得来，其主要来源当是战国后期秦燕、秦赵之战事与之后驻屯军所遗留，所见诸器的铭文，对于战国后期秦国兵器铸造和使用制度以及一些相关问题都有所涉及。目前我们对战国时期秦国兵器的相关研究，特别是对其铸造、贮藏、发放和管理办法的认识几近成熟[1]，本文立足河北地区所出，陈列诸器加以整理论述，以期对前贤成果有所校补。
1、十八年上郡武库戈
1957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百福村南出土，战国时期器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本器已残，残长18.9厘米，直援上扬，援的两面开刃，长胡，阑侧三穿，内后部三边开刃，内上有一横穿（图一）[2]。内两面均刻铭：正面为“十八年，漆工朐，丞巨造，工正”，背面为“上郡武库”（图二）。《集成》编号为17.11378，相关著录见于《选集》第78页图版145等。
2、上郡武库戈
河北易县燕下都练台庄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内通长26.4厘米，援扁平，前端较宽，后端较窄，援上昂，长胡有阑，内上一梯形穿，阑内有三个长方形穿。内一面竖刻“上郡武库”四字，“库”字右侧下錾刻字；另一面錾刻有铭，“工二字较清晰，其他字迹锈蚀。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第830页，标本号78YBLT∶08。
3、二年少府戈
1970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北沈村出土，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本器通长23.6厘米，阑侧三穿，内部一穿，胡相对较长。内上倒刻“少府，二年作”。相关著录见于《选集》第79页图版146等。
4、少府矛
1966年河北易县燕下都遗址西沈村出土，战国时期器物，现藏河北省博物馆。本器通长14.7厘米，脊与刃缘突起，上一穿。两面刻铭：正面为“少府”，背面为“武库受（授）属邦”（图三）。《集成》编号为18.11532，相关著录见于《选集》第80页图版147等。
5、少府矛
河北易县燕下都武阳台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通长14.7厘米，銎作圆筒形，脊隆起，有凸棱，脊两侧有血槽。正面銎部刻铭“少府”，背面左侧血槽内至銎部刻有“武库受属邦”六字。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第832页图479，图版178.1，标本号66W∶0735。
李学勤先生曾论“十八年上郡武库戈”作“十八年上郡戈”，隶定铭文为“十八年，漆工朐，丞巨造，工正”；“二年少府戈”铭文为“少府，二年乍（作）”；“少府矛”铭文为“少府；武库受（授）属邦”[3]。
从上述兵器铭刻我们可以看出，秦国兵器是由国家统一管理铸造、贮藏和使用的，分为中央督造和地方督造两大系统，所造器物需由武库登记造册，标识记号，妥善管理。其铸造应是借鉴了三晋的兵器铸造方法，分为督造、主造、造者三级，由丞相代表中央政府督造，少府工室是中央主管兵器铸造的官署机构，为主造[4]，秦始皇时期又有寺工这一官署机构作为主造[5]。工师即是造者，且造者的内部组织中还有工师、丞、工三级，丞应是工师的副手，实行“物勒工名”。故可知“十八年上郡武库戈”铭文中的“朐”、“巨”、“正”和“上郡武库戈”铭文中的亦是各级官吏、监造、工匠之私名。
“武库”即武器库，就是贮藏兵器的仓库。《说文》：“库，兵车藏也。”[6]《礼记·曲礼》郑玄注曰：“库，谓车马兵甲之处也。”[7]秦国的武库初仅设于秦都咸阳，后复设于上郡[8]，此即“上郡武库”之由来。由“少府矛”铭文我们可以看出，兵器在铸成后先由武库保存，然后授予各属邦即各地驻军使用。
秦国地方一级的兵器铸造管理主要设在少部分新得的边远郡县[9]，最早是上郡，还有蜀郡、河东郡、陇西郡及汉中郡等。郡守相当于中央一级铸造兵器的相邦、丞相，为督造者。上郡北接匈奴，地理位置重要，秦在此地驻有重兵，定然需要大量兵器，故郡属各县均可制造兵器。“十八年上郡武库戈”中的铭文“漆”，当是上郡属县漆垣之省称，《汉书·地理志下》、《后汉书·郡国志》均作漆垣属上郡，秦置[10]。“工朐”为主造者，“丞巨”是工朐的副手，“工正”是造者。督造者在中央为丞相，地方则为郡守，且“物勒工名，以考其诚”，可见秦国兵器冶铸监造制度之严格及其强兵政治路线之一斑。
“十八年上郡武库戈”工名为“正”，却不避秦始皇嬴政讳，可知其器当造于昭襄王十八年（前289年）。少府原为三晋官名，秦庄襄王时亦设少府一职，其下设工室铸造兵器及其它青铜器物；又秦戈形制以庄襄或始皇为界，前作中长胡三穿式，后作长胡四穿式[11]。从“少府戈”形制看，胡特长而三穿，虽开秦始皇时期长胡戈之先河，但三穿仍有秦昭襄王时兵器的特点，故此戈年代当于秦庄襄王时，二年即庄襄王二年（前248年）。“上郡武库戈”形制作中长胡三穿，年代当为秦昭襄王以前，最晚应不晚于庄襄王四年（前246年）。三件少府矛之时代，据李学勤先生推定亦约当秦始皇时期[12]。
6、栎阳戈
河北易县燕下都西沈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内通长25.5厘米，援刃前端较宽，后端较窄，援上昂脊凸起，有棱；长胡，胡的末端作圆角，有刃；直内，三面有刃，内刃缘斜收作弧状，下角为圆角；内上有一长方形穿，阑内有三个长方形穿。内上一面錾刻“吾”字，另一面穿后原竖刻二字，已不清，内上近末端錾刻铭“栎阳”二字。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831页图478.7等，标本号66XSH∶025。
7、栎阳戈
河北易县燕下都西沈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援内通长21.85厘米，形制与上件大致相同，惟援上刃较直，胡末端作直角，无刃；凡刃部均有开刃的锉口痕迹。戈内一面錾刻铭“栎阳”二字，胡部錾刻铭二字；另一面錾刻铭“何”二字，胡部錾刻铭“田”二字（图四）。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831页图478.8-9等，标本号72XSH∶06。
按上文所述，秦国亦类似三晋设库来管理兵器铸造，但不同于三晋的“多设且地点极为分散”，秦国除首都咸阳外，只有旧都雍、栎阳设库，故“栎阳戈”当为栎阳库所作。直至战国晚期才有例外，如[13]，这当是利用新得三晋之县的现成制度和设备以补充兼并战事对武器所需的缘故。两件“栎阳戈”形制均作中长胡三穿，类于“上郡武库戈”，年代当为秦昭襄王以前，最晚应不晚于庄襄王四年。
栎阳，地名，在渭河北岸，其遗址发现于今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东武屯乡官庄、御宝屯一带[14] 。自秦献公二年（前383年）至孝公十二年（前350年），栎阳为秦都，凡34年。《史记·秦本纪》云：“献公二年……城栎阳”；“（孝公）十二年，作为咸阳，筑冀阙，秦徙都之。”[15]栎阳对于秦后世发展有着重大意义。因栎阳靠近秦魏战争前线，为了解决秦国对魏战争上的弱势，故而从关中西部的雍迁都栎阳，可以更好地与魏争夺“河西之地”[16]。此外，著名的商鞅变法即发生于此时此地。后虽徙都咸阳，但栎阳作为都城的主要门户，既是交通要冲、军事重镇，又是商贾云集的经济中心之一，楚汉相争时又一度作为汉之临时都城[17]，《括地志》记云：“汉七年，分栎阳城内为万年县，隋改为大兴县，唐复万年。”[18]
“吾”，应读为“衙”，地名，黄盛璋先生对此有精确考证[19]。《汉书·地理志上》：“左冯翊有衙县，在今陕西白水东北。”德，地名，《汉书·地理志上》：“左冯翊有[21]《水经·渭水注》有“渭水之阳即德县界也，城在渭水之北，沙苑之南”，其故城在今大荔县朝邑镇西南21.5公里[22]。一般秦戈在内的一面多刻铸地，另一面所刻地名多为使用地[23] ，故可知标本号66XSH∶025的“栎阳戈”当为旧都栎阳库所造，吾（衙）地所用；标本号72XSH∶06的“栎阳戈”亦为旧都栎阳库所造，使用者为德地方驻军，亦可知德之名至迟在战国晚期已经出现。
8、高望戈
1981年3月从正定县牛家庄村征集，战国后期器物，现藏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本器已残缺，残长23.5厘米，内长8.8厘米，阑长14.4厘米。援较宽扁上翘，脊棱不明显，锋尖残，胡稍长，三穿近半圆形。内微上翘，其上一长方形横穿。内如刀形，上下有刃。近穿处竖刻铭文二字“高望”。《集录》编号为1103，《汇编》编号为1704，相关著录见于《文物》1999年第4期87页图2，88页图4等[24]。
9、氏戈
1981年3月从正定县牛家庄村征集，战国后期器物，现藏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本器通长22.2厘米，内长8.5厘米，阑长12.5厘米。狭援微弧上翘，脊棱明显，锋稍圆钝，长胡三穿，穿近梯形。内作刀形，上下有刃，刃较锋利，其上一长方形横穿（图五）。内上刻铭文4字“氏，师廿”（图六）。《集录》编号为1136，《汇编》编号为1705，相关著录见于《文物》1999年第4期87页图1，88页图3等[25]。
以上二戈同时发现，从其铭文字体及形制来看，可认定其属秦物，且为战国后期器物。“氏戈”铭文“师廿”，为兵器编号。“高望”、“氏”均为地名，据《汉书·地理志上》，高望在上郡[26]，氏在上党郡[27] ；《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卷》则称高望在今内蒙古乌审旗北，氏在今山西安泽县东南。《水经·涑水注》：“《春秋》文公七年，晋败秦于令狐，至于刳首，先蔑奔秦，士会从之。阚曰：‘令狐即猗氏也。’”[28]又有战国时期魏国的“九年淄丘戈”，其胡部亦有刻铭“高望”二字，黄盛璋先生以为秦时增刻[29]，可能是俘获的原魏国兵器而发放给高望驻军使用的。此“高望戈”可能最早也是属于高望驻军使用，“氏戈”也应类此，为氏驻军使用，或许是随着秦兼并六国的战事而辗转流传到了河北正定地区。这两件器物的出土，说明高望、氏作为地名至迟在战国末期已经出现。
10、蓝田矛
河北易县燕下都北沈村采集，战国晚期器物，现藏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本器通长15.3厘米，銎径17×2.6厘米。銎扁圆筒形，銎直达刺端，两面中部各有一圆穿，、刺有明显分界；刺中部有凸棱，棱脊两侧有血槽。上錾刻铭“蓝田”二字。相关著录见于《燕下都》834页图480.4，图版178.4等，标本号72B∶08。
蓝田，地名，《读史方舆纪要》云：“玉之次美者曰蓝，县之山出玉，故名。”[30]其地处关中东部，在今陕西省蓝田县。秦献公六年（前379年），蓝田、蒲、善明氏改为县：“献公六年，初县蒲、蓝田、善明氏。”[31]此举为秦在全国范围内设置县制做了准备，可谓后世郡县制度之张本。秦惠文王更元十三年（前312年），秦楚曾战于此，楚师大败[32] 。
在对河北地区出土的战国时期秦国有铭兵器作简单梳理后，我们不难发现，战国晚期战事频繁激烈，仅以燕、赵之一隅所出，既可窥见战国时期秦中央、地方所监造兵器样本之全貌，又可对战国秦之兵器使用和军队调度加深了解，从而更可知战国之所以为“战国”了。
本文写作曾蒙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沈长云师的指导，惟文责笔者自负。
[1]择其要者：a.李学勤：《论河北近年出土的战国有铭青铜器》，载《新出青铜器研究》，文物出版社，1990年，第217-226页；b.陈平：《试论秦国兵器的年代及有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硕士学位论文，1982年；c.黄盛璋：《秦兵器分国、断代与有关制度研究》，载《古文字研究》第21辑，中华书局，2001年；等等。
[2]本文所采用器物形制及铭文说明、图片的来源，除首取原始发现或发掘报告外，其次征引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殷周金文集成》，中华书局，2007年（文中简称《集成》）；刘雨，卢岩：《近出殷周金文集录》，中华书局，2002年（文中简称《集录》）；钟柏生，陈昭容等：《新收殷周青铜器铭文暨器影汇编》，台北艺文印书馆，2006年（文中简称《汇编》）；河北省博物馆、文管处：《河北省出土文物选集》，文物出版社，1980年（文中简称《选集》）及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燕下都》，文物出版社，1996年等相关著录，以补不足，在此谨致谢忱！
[3] [12]同[1]a。
[4]黄盛璋：《秦兵器制度及其发展、变迁新考（提要）》，载《秦文化论丛（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428页。
[5]a.陈平：《〈“寺工”小考〉补议》，《人文杂志》1983年2期；b.黄盛璋：《寺工新考》，《考古》1983年9期。
[6]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第192页。
[7]孔颖达：《礼记正义》，中华书局（十三经注疏本），1980年，第1258页。
[8][9][13]同[4]，第427页。
[10]a.班固：《汉书》卷28《地理志》，中华书局，1962年，第1617页；b.范晔：《后汉书》卷23《郡国志》，中华书局，
1965年，第3524页。
[11]a.陈平：《试论战国型秦兵的年代及有关问题》，载《中国考古学研究论集》，三秦出版社，1987年，第321页；b.王辉：《秦铜器铭文编年集释》，三秦出版社，1990年，第51页。
[14]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栎阳发掘队：《秦汉栎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年3期。
[15]司马迁：《史记》卷5《秦本纪》，中华书局，1959年，第203页。
[16]a.杨希义：《西安的军事与战争》，西安出版社，2002年，第14页；b.朱士光：《西安的历史变迁与发展》，西安出版社，2003年，第132页。
[17]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汉研究室：《秦物质文化史》，三秦出版社， 1994年，第92页。
[18]李泰撰，贺次君辑校：《括地志辑校》卷1《栎阳县》，中华书局，1980年，第23页。
[19][29]同[1]c，第227-285页。
[20][21]同[10]a，第1545页。
[22]张自修：《中华秦文化辞典》，西北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170页。
[23]后晓荣，田小娟：《秦上郡置县考》，载《早期秦文化研究》，三秦出版社，2006年，第323页。
[24] [25]樊瑞平，王巧莲：《正定县文物保管所收藏的两件战国有铭铜戈》，《文物》1999年4期。
[26]同[10]a。
[27]同[10]a，第1553页。
[28]郦道元著，陈桥驿校证：《水经注校证》，中华书局，2007年，第170页。
[30]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卷53《西安府上》，中华书局，2005年，第2559页。
论文摘要：鉴于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不显于世，从文化传统的整体性上对长安文化的定义进行了研究，并对其文化形态的发展阶段、主观基础、客观奈件进行了梳理，归纳出长安文化5个方面的特征。分析认为，长安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陆地文明的代表，其内在的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值得继承和发扬。
在历史上，长安地区的文化深深地影响了周边地区和邻邦，也曾深深地打动了世界其他文明体系的心灵。中外文化在长安地区交流互动，使得世界越来越深人地了解了中国，中国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流派中，长安文化虽厚重却不显于世。其中有多个方面的原因。笔者以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长安文化的内涵和外延比较模糊，与其他概念相交叉、重叠，其主体性特征和全国其他地区的文化相比较也显得不容易归纳。这种比较大多是从中国文化特色的传统性、独立性以及完整性来考量的。如果以现代意义为价值取向来追溯，古代的长安文化虽然复杂多变，但也包含了一些其他地区所不具备的特点，而且，作为陆地文明史上的一颗璀璨明珠，长安文化的内在普适性价值值得进一步研究。
一、长安文化的基本定义与发展阶段
这里所说的文化，根据其发生和影响的范围，从基本形态上来划分有地区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国家文化以及世界文化等5种类型。最基本的观察和分析的出发点不外乎“大中见小”和“小中见大”，实质上就是研究和比对文化的一元性与多元性的相互关系。文化上的一元和多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事实上也没有绝对的一元文化或多元文化，总是一元中有多元，多元中有一元。文化的一元性必然以多元为基础，而多元文化也必然有一元性的共同价值观与追求。一元与多元之间的和谐性与社会的和谐性成正比例关系，而文化与社会的和谐度也构成了该文化范围文明程度的标志。
长安文化属于地区性文化。其名称有二义:第一，顾名思义，就是这一地区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第二，以称名“长安”时期的文化为这一地区传统文化的概括与代表，因而自然包括称名“长安”之前的萌发和之后的延伸。从时空概念上分析，具体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
第一，长安文化是称名为“长安”时期的文化。称名“长安”的时期，即从汉代到唐代(当然也可以延续到现代，一方面是有“长安地区”的存在;另一方面是长安文化陆地文明的一些传统特色仍然有遗存。这需要联系现代与古代来研究，特别要调查古代长安文化的现代遗存，所以暂不在本文探讨范围之内)。尽管有汉长安和隋大兴、唐长安的区别，但从地理范围和文化特质的传承来讲，本质上没有大的区别。“长安”虽然是城市的名称，是因为称名“长安”的时期是这一地区文化发展史的鼎盛阶段，具有比较强的典型性和代表性。
第二，长安文化是“长安”地区的文化。这里指的是长安地区，不仅仅是城市地区。其具体的地域范围可以分为核心地区和辐射地区。核心地区又有两个部分，即长安城区和关中地区。长安城区包括了津、镐、咸阳、大兴和长安。关中地区，也就是地理学上所划分的渭河平原，古称八百里秦川，南至终南山北麓，北至渭河以北的黄土台源地带。其辐射地区，是直接受长安文化影响以及与其他地区文化交流渗透的地区，即东至洛阳，南至秦巴山区，西至河西走廊的东部，北至渭北高原。
第三，长安文化是“活着的”文化，是“存在的”文化。“礼失求诸野”，文化的传承是一种自觉的本能。尽管沧海桑田，长安屡经劫难，但是长安文化并未因此而衰亡。这主要缘于长安文化的“草根”性，既有历史意义，也有现实意义;还应该重视文化的精神和物质2个层面。在陕西现存的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不少文化遗产深浅不等地打着长安文化的印记，如兵马俑的制造、法门寺佛指舍利的信仰、鼓乐、老腔、还有民间的丧葬制度等等。也就是说，长安文化不仅是一种历史的文化，而且衰而不亡，也是一种现实的文化，其生命力和影响力依然存在，是“活着的”文化。
第四，长安文化的形成和发展有内在的必然性和由此而呈现出的阶段性。地区文化的生成和发展是长期的过程，有其自身的演变规律。长安文化从汉代到唐代为核心时期，也是鼎盛时期，自然也有此前的积累和之后的延伸。
从文化的发生学意义来讲，长安文化从形成、发展到衰落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然后绵延至现代。其中，长安文化的孕育阶段，是从渭河文明到先秦;长安文化的形成阶段，是从先秦到秦汉;长安文化的鼎盛阶段，是从秦汉到隋唐;长安文化的衰落阶段，是从五代到现代。
二、长安文化概念上的重叠与交叉
从不同的时代和角度来概括，习惯上把这一地区的文化归纳为各种不同的名称，如周秦文化、三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盛唐文化等，都各有其着眼点，有具体的针对性和各具特色的局限性。这些都与长安文化有重叠和交叉的地方。笔者认为，这些命名和长安文化虽有重叠和交叉之处，形式上以及时空上有重合之处，但本质上应该区别开来。从这些文化体系中可以抽象出长安文化的内容，但是这属于一元与多元或根与枝叶的关系，并不影响长安文化的独立性。这里存在2个问题需要辨析。
第一，长安文化与国家文化的关系。周秦文化、汉唐文化、隋唐文化以及盛唐文化，从性质上来说都是国家文化，是中国国家文化的历史形态。而三秦文化虽有较强的地域性，但其文化属性的时代特征比较狭窄，文化内涵也比较庞杂，而且不能不涉及到北面的草原文化和南面的巴蜀文化，这就影响到对三秦文化深刻性方面的界定。
所谓国家文化，是各个优秀的、先进的地域文化的总和与代表，而地区文化是独特的地方性文化，是国家文化的基础，也就是前文所说的一元与多元的关系。在多元的地区文化的基础上，才能抽象出一元的国家文化。相对于国家文化，长安文化属于后者。有的时候，某些地域文化的优势和先进性会因为客观环境的便利而上升，与国家文化的主流相汇合，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高度和谐。这是完全正常的，如当年的长安文化。但长安文化的根基扎在陆地文明的土壤中，地域范围上毕竟受内陆型文化的限制，所以即使是在最辉煌的时期，如盛唐时代，长安文化也不能完全代表国家文化。另外，在有的范畴上，如典章制度，其性质也属于国家文化，不能划归人长安文化。
我们也需要对同属国家文化的周秦文化和汉唐文化作分析、对比。在周秦文化中，受时代和文明发展程度的限制，地域性相对更强一些，而汉唐文化不仅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化，在世界性的范围内影响也更为广泛。在这些时期，长安文化也同样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二，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的关系。长安是十三朝建都之地，自古就有西罗马、东长安之说，长安是世界历史文化名城，曾有过非常发达的“京城文化”。长安文化与“京城文化”之关系非常密切，有些方面可以重叠，但仍有本质上的区别，长安文化不能等同于“京城文化”。尽管长安文化在一定的时期内很容易与“京城文化”融为一体，甚至被“京城文化”的光芒所掩盖，因为“十三朝古都”的语境很容易导致二者的混同。
“京城文化”的概念比较清晰，地域小，更绚丽时尚，领风气之先，但根基浅，往往短暂而变化多端(当然，这里也需要把“京城文化”从“国家文化”中剥离出来)。在同样的时空环境下，长安文化为“京城文化”作出了基础性的贡献。这一方面说明了长安文化的张力和所能上升的高度，另一方面反映了长安文化形态的丰富多彩，但这些毕竟与长安文化自身的体系结构是两个概念。
从文化的整体性分析，以上文化名称上的“国家”、“京城”等，只是一些相对区别的概念，其定义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而“地域”的文化内涵则显得更清晰、准确，历史的延续性更为持久，也更为“草根”性。这也是长安文化作为基础性地区文化的基本属性之一。
三、长安文化形成的客观条件
文化的形成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因此长安文化不是刻意“打造”出来的。受客观条件和主观因素的制约，文化的形成有其自身非常复杂的规律，是长期的发生、积淀与发展的过程。为什么长安文化有如此悠久的历史和连绵不断的持续性?这需要结合当时的历史环境从人们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生产方式以及生活环境中去寻找原因，需要和其他文化区的客观环境作比较。归纳起来，长安文化形成的最基本的客观条件有3个方面。
第一，土地问题。长安文化植根于内陆型农耕文化的土壤中，黄土文化的生存条件是规定长安文化的根本要素。这一地区有非常良好的农业耕作条件，位居渭河冲积平原，土地肥沃。国内类似的地方也有，但不是很多，持续性的开发时间也有区别。汉代司马迁记载道:“关中自汗、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自禹夏之贡以为上田。而公刘适那，大王、王季在岐，文王作丰，武王治镐，故其民犹有先王之遗风，好稼墙，殖五谷，地重，重为邪。”“故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川。附近的山区还有丰富的资源可资利用，如终南山:“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樟、檀、拓，异类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仰足也”。而且河网密布，可资利用的水资源非常丰富，满足了当时人们的生活日用和农业灌溉的需要。
第二，保证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在古代，中国以农业大国闻名，统一与战乱时相交替，保障农业耕作秩序的安全和稳定极为重要，同时也关系到民众的生存以及生存的质量。这一地区不仅土地肥沃，浇灌方便，而且四面环山，有许多台源，为四塞之地，军事上易守难攻，和其他地区相比较有天然的优势。这一地区又名“关中”，自古以来关中四周修建有许多关隘，扼守要冲。东面中条山、蜻山、熊耳山，有函谷关、潼关、武关、临晋关、龙门关，西面六盘山有尧关、旬关、子午关、饶凤关、骆谷关、斜谷关、阳平关，北面黄龙山、子午岭有金锁关、石门关、冉店关、阳峪关，等等，都是历史上有名的关隘。另外，在交通水运方面，附近河流众多，设有许多渡口。如黄河上的蒲津渡、风陵渡，渭水上的渭水渡、渭南渡、东渭渡、西渭渡、宝鸡渡，南面还有汉水上的汉中渡、安康渡等，都控制着拱卫关中的水路要冲。以上这些关隘和渡口从陆上和水上全面保证了关中的安全，维护了农耕经济的社会稳定。
第三，地理位置与发达的交通状况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流。文化依靠获取不断的信息创新、获取发展的动力，形成不断的生长点，而创新就必须借鉴其他文化，与其他文化交流。在文化信息的交流上，交通问题是制约古代文化交流的关键因素。中国是一个内陆型国家，而关中本身也是一个封闭型的地区，但关中所处地理位置的大环境经常是开放的。
秦和隋的两次大统一促进了长安地区与其他地区的交通发展。秦、汉的驰道、栈道连通了全国各地。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交通路线一直延伸到南亚、中亚。隋唐时代，潜渠连接渭河、黄河，自成体系。隋朝时:“诸州调物，每岁河南自憧关，河北自蒲坂，达于京师，相属于路，昼夜不绝者数月。唐代交通更为发达，如:“东至宋汁，西至岐，夹路列店肆，待客酒撰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骚驴。南至荆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显然，依靠这些便利的交通条件，长安地区获取了比其他地区更多的文化信息。
四、长安文化形成的主观基础
在有利的环境条件下，长安文化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动态积淀过程。这个过程与齐鲁、荆楚、巴蜀、岭南等地的文化形成过程迥然有别。
远古时代，关中就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仅从考古发现来看，100万年前，“蓝田人”在这里生活，20万年前，渭河北岸又生活着“大荔人”，2万年前氏族公社时期的新石器文化遗存已有大量发现，特别是洛、径、溺、沪、橘、沫、皂、漆等河流的两岸。之后，仰韶文化的代表有著名的溺桥半坡遗址和骊山姜寨遗址，龙山文化则有洋西客省庄遗址和西安东郊的米家崖遗址。5 000年前，渭河文明有了新的发展，炎黄部落崛起，把渭河文化传向东方。从西周至唐的约1 100年间，这一地区连续成为西周、秦、西汉、新莽、东汉、西晋、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隋、唐等王朝的建都之地。频繁的政治活动和中外商贸活动促进了文化往来，使得这一地区的文化长时间地保持着激扬多彩的活力。
国内外各民族文化的融合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和丰富性。进人封建社会之后，亚洲腹地的社会经济有了迅速的发展，社会分工和生产方式都有了各自的进步，长安地区成为中原农耕文化圈在西北的门户，也是西北草原文化东进和南下的人口，这一政治、经济之要地的战略地位，使得各民族争相在这里活动，从而带来了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汉通西域之后，这里成为丝绸之路的起点，更承担起了将东方文化输往西方并首先审视和接受西方文化的重任。西晋末的“永嘉南渡”，使得鲜卑、匈奴、揭、氏、羌“五胡”南下，又长期处于民族大迁徙、文化大交融的格局中。斑斓多彩的各民族文化在这里激荡、展示，大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包容性，也赋予了长安文化开放性的品格。
国际文化的长期交流形成了长安文化博大雄浑的气魄，形成了不同于国内其他地区文化的胸襟与眼界。由于丝绸之路的开辟和长期处于中国政治中心的有利因素，长安地区成为当时中国对外交往的“窗口”，也是中国最先吸纳、消化和再创造域外文化的地方。例如佛教作为一种外来文化，为长安地区最先接受，在这里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审视，在这里完成了“中国化”和“化中国”的进程。一方面，长安地区中外高僧云集，寺塔林立，担任了北传佛教译传中心的重任，被称为佛教的“第二故乡”;另一方面，“三武一宗禁佛”的3次激烈冲突都发生在这里，同时说明了域外文化被中国文化改造的曲折经历，也说明了长安文化具有刚性的一面。
五、长安文化的特征
综上所述，和国内其他地域文化相比较，长安文化具有非常鲜明的个性特征，这些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如下5个方面。
第一，原生文化历史悠久，积淀深厚，连绵不断，通常表现出先进性。以这种先进性为基础，成为千余年中华民族文化的重要支撑点之一，在历史的长河中以一波又一波强烈的冲动为中华文化的繁荣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第二，东方文化基础上的农耕民族文化与草原民族文化汇合状态下的多元结构，是多民族文化的共同体。多种成分并存，有比较强的包容性，既活跃又丰富多彩。
第三，文化的主体性不鲜明。在所谓的中原文化圈里，这里也不处于中心地带，但却带有世界性文化的色彩。这与其他以本地域传统为核心而凝结和升华的齐鲁文化、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岭南文化等有明显的区别，很难在文化上归纳出一个完全有中国传统特色的主体体系，而是保持着一种百花齐放、此起彼伏的态势。
第四，文化外形多变。虽然是地方文化，但是在不同的时期又与国家文化相和谐，有时又以民族文化为特点，有时又流露出京城文化的个性特征，有时又显示出国际文化的色彩。
第五，文化性格开放、活跃，文化态度宽松、宽容，文化形象大气而粗豪，刚毅而散漫。排他性较少，创新性强，富于进取和开拓精神，也显示出较强的凝聚力与反馈性。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在五代之前，以长安地区为代表的西部文化是开放的、活跃的，保守的、故步自封的因素较少，有世界性的眼光和胸怀。特别体现在对异地文化信息的吸收、兼容、改造以及将新的文化信息向外传播上。向外传播的文化信息增强了适应性和融合性，增强了长安文化的吸引力和影响力。吸收的文化信息越多，传出的文化信息也越多，形成了良性循环。
中国古都学。古都是历史城市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已故著名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古都学创始人之一的史念海先生在其著作《中国古都和文化》中提出，该学科“研究我国历史上所有的都城的形成、发展、萧条以至于破坏的演变过程”，探明其中的规律。该著作同时指出，中国古都学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论证古都兴起发展的自然地理因素，指出古都发展的经济基础，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论证古都演变之规律，服务于当前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其中，“论述古都的上层建筑”这项研究内容中涉及了古都文化问题。史念海先生这本著作中还有《中国古都文化与当代文化的融通》、《中国古都和文化》等论文，可见先生非常重视古都文化研究。城市科学。其有很多分支学科：城市建筑工程学（包括建筑工程技术和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经济学、城市管理学、城市生态学等，是以现代城市为研究对象的学科群。城市建筑设计、城市社会学、城市规划学、城市管理学的研究中应该包括城市文化，甚至要关注城市历史文化状况及演变。城市地理学。是一门研究城市空间组织规律性的学科，也是研究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社会等人文要素与一些自然要素在一定的地域内的空间组合及其规律性的学科。城市地理学是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之一，主要关注当今城市。该学科的研究内容中虽也涉及文化要素，但却只是诸多要素之一，并不是主要之要素。
在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等学科之外，还有一个关于城市研究的学科体系———城市学。该学科是在钱学森教授于1985年的倡议下建立的，不过只是作为城市规划的理论基础层次上的学科。他后来又提出“山水城市”这一概念，倡议把中国传统的山水诗、山水词、山水画和中国古典园林结合起来。这样，历史文化的内容便包涵于城市学理论之中。近年来，我国还出现了以大城市作为研究对象的城市学，例如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这主要是受国外城市研究学术思潮的影响。其中北京学的研究内容主要是“研究北京城市及其环境共同组成的城市综合体的形成、演化、发展的基础、规律和特点”，研究目的则是“为北京城市发展战略和管理决策提供应用理论基础和实证研究”。学者们还指出，北京学不应仅泛泛论述北京现有市域范围内有史以来客观存在的各种事实和现象，同时应“深刻地揭示这些现象和事实形成的原因、发展变化的机制、相互之间的关系、所反映的问题实质，以及对北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所产生的影响等”。据此可见，北京学、上海学、香港学、西安学等也包括历史文化的内容。前所提及的城市考古学、城市史学、历史城市地理学、城市学等学科的研究内容基本都包含文化要素。然而由于这些学科是与其他相关要素相结合对文化要素进行研究的，所以缺乏对文化要素尤其是历史文化研究意义和研究目的的具体阐释。很明显，这对该领域的深入研究非常不利。为促进对此问题的进一步讨论和思考，笔者特对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目的和意义进行总结，主要包括：1.探明城市历史文脉，揭示城市文化禀性与精神风貌；2.彰显城市文化特征，为城市规划、城市建设和城市管理工作提供借鉴；3.挖掘城市历史文化遗产，推进城市经济建设、文化产业与旅游业发展。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成果不但能够深化对城市以往发展规律和当前城市特征的认识，同时对于城市的和谐与持续发展有所裨益，由此可见，其究任务的繁重和作用的重大。
二、有关“历史城市”之界定
城市历史文化的研究对象是以“城市”为依托的，此“城市”不是乡村聚落，必须是历史时期形成，具有一定的发展史。这是以往常常使人困惑的难题，也是在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必须首要明确的问题，学术界对于必须是“历史时期”这一问题已经基本意见一致，不过对于我国城市起源的时间，学者们看法尚存在分歧。有原始社会晚期说，此观点提出，中国城市的雏形是新石器时代后期龙山文化时期出现的古城[9]。但那时的“城”尚不具备城市的功能，原始先民筑城“所以自守也”，仅是防御性设施。《世本•作篇》记载颛顼时“祝融作市”，颜师古注曰“古未有市，若朝聚井汲，便将货物于井边货卖，曰市井”。可见“市”在我国历史上也很早就已经出现了，只不过那时的“市”并非稳定的商贸市场，仅是以物易物的场所而已。《六韬》曰：“殷君善治宫室，大者百里，中有九市。”不过其中提到的“市”位置是在宫中，显而易见并不是一般而言的商贸场所，考古学者在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发掘中亦没有取得城中有“市”的资料和证据。《周礼•考工记》记述了西周都城丰镐的规制，其中明确提到“前朝后市”。另外，依据《周礼•司市》，周代已有专门管理市场的机构，其职能主要是“去盗”、“止讼”、“除诈”、“均市”、“平市”等。“市”有“大市”、“朝市”和“夕市”之分：“大市日昃而市，百族为主；朝市朝时而市，商贾为主；夕市夕时而市，贩夫贩妇为主。”揆诸史实，“城市”最早出现于西周。那时，“市”已经是“城”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城市这一地理实体能够容纳不同阶层人群聚居，是一个地区的核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功能。由于“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者曰都”，所以中国古代的都城比城市出现早。夏朝初年夏禹所建都城阳城是中国古都学界专家论定的最早古都，遗址位于今天河南登封王城岗，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组所公布的研究结果，其年代为公元前2070年。据前述还可概知，在西周初年我国最早的城市—丰镐出现之前，还存在一个新石器时代氏族公社时期先民们修筑城址（或称城堡）与夏商奴隶制社会时期建成都邑之漫长发展时期。
以上所述是总体来讲我国城市的起源时间，而每座城市的产生年代是各不相同的，需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学术界一般将清朝覄亡的1911年作为历史城市研究的时间下限，对于大陆城市而言，也可以定在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夕。为与当下有关问题直接相衔接，有一些学者把时间下限定在当今亦无不可，这可以根据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具体问题而定。此外，在“历史城市”的判别标准即“历史城市”的定义这一问题上，可以借鉴现代城市科学的一些内容。城市科学、城市地理学都明确论述了现代城市的定义和现代城乡界限的划分问题。城市科学关于“城市”的主要观点如下：城市可容纳一定数量的人口；城市是区别于乡村的社会组织形式，以非农业活动为主；城市是一定地域中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具有不同范围中心的职能；城市相对聚集，以满足居民生产、生活需要；城市要提供必要的物质设施以及力求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城市是根据共同的社会目标和各方面的需要而进行协调运转的社会实体；城市具有继承传统文化，并加以绵延发展的使命。而城市地理学则将“城市”定义为：城市是有一定的人口规模，并以非农业人口为主的居民集居地，是聚落的一种特殊形态。城市科学和城市地理学都认为现代城市须聚集一定数量的人口，主要从事非农业生产，具备多种功能。
反观城市史学界对“历史城市”的定位，这样的具体内容在其论述中比较缺乏。有的学者描述“城市是人类文明的产物”；还有的学者指出：“城市是人类聚落的高级形式，也是区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中国的历史城市学者常运用一种看似无奈的历史城市标准：凡历史上曾作为县一级政府驻地的聚落，即为历史城市。著名历史地理学家陈桥驿先生曾对这一标准提出批评，陈先生指出，“历史城市”的确定采用这种行政标准明显有问题。20世纪40年代初，陈先生曾在江西东北的一些地方居住过，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例进行说明。有一座非常小的横峰县城，当地有民谚：“小小横峰县，两家豆腐店，堂上打屁股，四门都听见。”然而因为是县治所在地，横峰被列为“历史城市”。可是距离横峰不远的景德镇，只因不是县政府驻地则被称为“历史集镇”，即便其是“四大名镇”之一。汉口作为明清时期武汉三镇之一，虽然在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才成为县一级的夏口厅，从汉阳县管辖下脱离出来，但是马正林教授在其著作《中国城市历史地理》中却将汉口与汉阳、武昌并列为历史上著名的地方城市进行论述，陈先生充分肯定了这一做法。不过，马正林教授此举依然是按照行政等级确定“历史城市”，因为到清代末年汉口毕竟升为县级行政建置，马教授在书中也并未确立一个既具学理性又切合实际的历史城市判定标准。
根据以上所述，本文参照现代城市科学的现代城市定义，结合我国历史上城堡（城址）、都邑（都城）、城市发展演变史实，来界定我国的“历史城市”，具体为：我国的历史城市，是从西周建立以来由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五类功能性设施组合形成的拥有较多官民集居之大型地理实体。城市作为一定区域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具有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功能。上述界定虽然没有要求“历史城市”具备县级以上治所或分封时代王国以上都邑的条件，不过却要有军政衙署，也就是具备行使统治管理职能的机构；对容纳的人口数量和聚落规模没有定量规定，却有定性要求；虽然没有强调必须有城墙，但是指出必须有军政衙署、商肆集市、官邸民宅、手工业作坊、坛庙庠塾等设施，也就是说不管城市级别高低、规模大小，为发挥城市的作用，必须“五脏俱全”。
三、关于城头山古城址并非中国最早的城市问题
前曾述及我国学术界由于对“历史城市”的判定标准认识角度存在差异，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出现了很多不同见解。有的观点指出“中国城市是与西方城市平行发展起来的，已有五千多年历史”；还有学者认为我国最早的城市是距今约6000年前的湖南城头山古城址，2010年上海世界博览会中国馆将这一见解展示出来，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较大的反响。然而，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最早的城市，尚需探究。笔者坚信此说不确，特就此问题进行论证。
（一）湖南城头山古城址是否为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尚需深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论证1991年12月，我国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位于湖南北部澧县车溪乡南岳村的城头山古城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根据当时的测定其年代距今约4600-4700年。早于河南安阳后岗古城址、登封告城镇王城岗古城址和山东章丘龙山镇城子崖古城址等，因而曾被学者论定是我国最早的古城址，而且被评为1992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然而，1995年河南郑州西山发现了一座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晚的古城遗址，约距今4800-5300年，还有文章指出其年代据C14测定为距今5450-4970±70年间，其筑城年代比城头山古城址早，为已知年代最早的一处版筑夯土城址。可是，湖南的考古专家后来又对城头山古城址进行了几次发掘，提出其城墙修筑过四次，而第一期城墙的建成时间距今约6000年。这样，我国最早的古城址就被论定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不过，我国史前古城址的考古发掘工作还有很大的开展空间，尤其是在中原发现为时更早的古城址的可能性很大，因而我国历史上最早的古城遗址是否为湖南城头山古城址尚需进一步的考古发掘和更深入的研究论证。
（二）新石器时代古城址并非城市按照当今城市科学权威的意见：城市是聚集了一定数量的人口，以非农业活动为主，承担一定地域范围内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职能的地理实体。这是城市的基本性质和特征，那么历史时期的城市同样应该具备。但是，“城”虽在原始社会后期就已经产生，但是那时建城主要是出于安全的考虑和防御的目的。同时这类古城址规模都不大，例如前述城头山城址，其平面略呈直径310余米的圆形，面积约7.6万平方米。并且这些古城址都以窖穴、房屋为多，还有墓葬、陶窑等，功能性设施很单一。一系列考古研究成果表明，这类新石器时代晚期的城址还只是原始先民居住的具有防御功能的聚落，而并非城市。西周的都城丰镐当是我国最早的城市。
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主要内容
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包含的内容很广，涉及的时段也很长。一座城市产生以来，在该城市及其附近地区发生并与之相关联的文化事件和现象以及遗留的文物遗迹均在其研究范畴之内。笔者提出几点原则性意见，以促进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领域的发展。
（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基础城市历史文化研究要充分关注城市兴起和发展所依存的地理环境与伴随城市兴衰演变所产的环境变化；另外须紧密结合城市考古学和城市史学的研究成果以及城市科学有关当今城市发展动态与未来发展的新理念、新动向。唯有如此，方可使城市历史文化研究具有深厚而广泛的根基和前瞻性动力，从而使这一领域的研究成果既处于学术前沿，具有创新性，又符合时展需要，有用于世。
（二）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进行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第一层次，属基础性的，也就是探讨城市所在地区的地域文化。我国历史绵延数千年，国土面积广阔，由于历史进程的差异和自然环境的不同，地域文化十分丰富。就其大者而言便有齐鲁文化、巴蜀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三秦文化、吴越文化、三晋文化、滇黔文化、荆楚文化、闽台文化、岭南文化、陇右文化、新疆西域文化、青藏高原文化、关东文化、蒙古草原文化等地域文化区。尽管这些文化区都是华夏文化体系的组成部分，可各有区别于其他的鲜明特色。所以城市历史文化研究须注意：城市形成于不同的地域文化区，其历史文化便都一定程度带有该地域文化之烙印。另外还要明确，在不同地域文化区内，其文化状况又有更下一级的分异。以三秦文化区为例，陕南、陕北和关中三个不同区域的文化就明显有差异。属于长江水系的陕南秦巴山区，巴蜀文化和荆楚文化对其影响更多一些；晋北文化和蒙古草原文化对陕北黄土高原地区的文化影响更大一些；而关中地区则为长安文化涵盖的地域范围。所以，在西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便应当注重研究三秦文化尤其是长安文化及其对西安城市文化的影响。而武汉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便要结合荆楚文化尤其是江汉平原之地域文化。在三门峡地区，因属中原文化大区内之河洛文化亚区，还属河洛文化亚区之虢文化区，所以应把中原文化、河洛文化和虢文化结合起来分层次进行研究。第二层次，属主体性的，也就是探索城市区域内与城市发展相关的各种文化现象及其嬗变。不仅包括现存的，而且包括历史上出现但现在只有遗迹和余韵的；既包括物质文化，也包括非物质文化。就其大者而言有宗教文化、民俗文化、建筑文化（包括建筑设计与施工技术、城市规划等）、服饰饮食文化、礼仪文化（包括伦理道德和祭祀活动等）、歌舞竞技等。第三层次，属升华理念性的，也就是研究制度文化和理论观念等。即以第一、第二层次研究为基础，把城市所属地域文化和城市主体文化相结合，进行理念层面的总结和提炼，从而取得更深入的认识，获得理论性成果。以城市规划为例，既要厘清陈明历史上的规划内容和实施情况，也应揭示阐明古人制定该规划的指导原则和思想观念。应当加强探讨城市历史文化的理论问题。这一理论研究工作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第三层次是两个范畴。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主体部分相关问题进行升华性研究，仅是研究具体历史文化现象和事件。此处则是倡导对城市历史文化这一学术领域整体研究工作进行理论探索，其目的是促进这项当前非常重要的学术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以期该领域理论性的探索取得突破性进展。
五、关于城市历史文化研究的理论问题
20世纪50年代之初，我国历史地理学奠基人之一侯仁之先生在论文《“中国沿革地理”课程商榷》中，指出历史城市地理研究要以复原、总结历史时期城市所在地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为切入点，方可探明城市起源、城市性质和其发展演变等一系列问题，这奠定了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基础。陕西师范大学史念海先生与浙江大学陈桥驿先生等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进行中国古都学和历史城市地理研究时，不仅注重研究地理环境及其变迁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还注重研究历史文化对城市形成、发展的影响，这为历史城市地理学的理论增加了新内容。笔者近年来以这几位前辈学者在历史城市地理学理论探讨方面所获创见为基础，提炼概况出“环境—文化理论”，这一理论思想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界在约50年的历史城市地理研究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总体而言，“环境—文化理论”仍在进一步建设中，不过该理论体系内涵的一些要点已逐渐明确。主要有：———影响历史上都邑城市兴衰发展及其功能、形态形成与变化的两大主要因素是地理环境特点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特色及其嬗变。———关于地理环境，不仅包括地貌、气候、植被、海岸线、河湖等自然地理环境，还包括政治、经济、民族、人口、交通等人文地理环境；不仅注重其微地理特征，还注重其宏观地理形势；不仅关注它们的渐变，更关注它们的突变。———关于区域文化，主要有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制度文化、建筑文化等，且具层次性。民族文化、地域文化处于基础层次；建筑文化处于中间层次，体现城镇景观特色；精神文化和制度文化处于最高层次。———探寻历史时期都邑城市兴废演变与发展历程及其规律，必须通过将地理环境及其变迁与区域文化及其嬗变结合起来，进行时空交织、人地关联的综合研究。
关键词： 高校学报；特色栏目；地域优势；唐都学刊
中图分类号：G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2）07-0304-01
据统计，全国目前有高校学报2000余家，在如此激烈的竞争中，各高校学报之间的竞争已经由最初的质量竞争、发行量竞争升级为特色竞争。如何在千刊一面的学报市场中占有一席之地，学报自身的特点在哪里，如何将学报的优势展现出来，就成为当前一个时期内，学报界探讨和关心的主要议题。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2002年就提出：“办学报不能只是一个模式，要有自己的特色，要反映本校的优势、本地的优势，不要求大而全。要树立一个特色化的发展理念，相当一部分刊物要走特色化的发展道路。”并希望学报根据自己的地方特色、学报特色和科研优势设立专题栏目[1]。
北京大学学报主编、教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学会会长龙协涛对全国千余所高校学报进行了分析，他认为某些高校虽然是普通高校，学报虽然是普通学报，但他们的某个栏目却办的极不普通，形成了鲜明的文化个性和特色，这些栏目有三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地域特色；二是历史传统；三是学科优势。[2]
《唐都学刊》创刊于1985年，是由西安市人民政府主管，西安文理学院主办的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期刊。主要刊载文学、历史、哲学、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学术论文，现为双月刊。
《唐都学刊》常设“汉唐研究”、“西部作家作品研究”、“历史文化研究”、“博士论坛”、“西部社会与可持续发展研究”、“伦理学研究”、“文学艺术研究”、“东亚汉学研究”等栏目，2011年，又新推出“实与白鹿原研究”新栏目。
《唐都学刊》从一开始就把立足古都西安，扎根三秦大地，汲取传统文化精华，突出古都历史文化研究作为自己的学术追求和个性特色，尤以周秦汉唐古都文化研究和陕西作家作品研究为特色。
自创刊以来就设立的“汉唐研究”栏目是《唐都学刊》的特色栏目。“汉唐研究”栏目2006年被全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研究会评为“优秀栏目”。2007年、2010年“汉唐研究”又连续两届获得全国地方高校学报“优秀栏目”。
《唐都学刊》用如此生动、形象、贴切、大气的“唐都”二字来命名刊物，为《唐都学刊》开拓了学术研究的广阔天空，同时创办的“汉唐研究”栏目更是成为中外名家畅谈汉唐历史的平台。
人们常说，看中国五千年到陕西，陕西的土地承载着最为厚重的中国历史文化，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周、秦、汉、唐四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全部在陕西，以致使人们认为，中华文明的DNA发端于陕西。陕西是中华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国对外文化交流最早和最繁盛的地区之一，汉代的张骞开通了以古长安为起点，闻名全世界的“丝绸之路”；唐与西域各国、与日本、朝鲜等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的交流，在广度和深度上都空前绝后，达到古代社会的全盛时期。
在中国古代史的研究中，汉唐历史的研究一直是历史文化学者研究的热门，陕西的历史学研究者则更为关注与热爱。这固然是因为汉唐两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是中国人扬眉吐气的两个历史时期，也因为汉唐帝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就在西安，西安人具有更多的汉唐情结也就不难理解了。[3]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取得了巨大发展，经济领域百花齐放，文化事业空前繁荣；西安作为历史古都，本身文化积淀深厚，近年经济发展呈提速态势，从而为地方期刊依托本地资源办好特色栏目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作为地方学院学报，特色栏目一定要突出地方特色。很多学报的特色栏目都是与地方文化相关的。例如，邯郸是曾是赵国的都城，因此，《邯郸学院学报》就突出“赵文化研究”；《黄山学院学报》的“徽州文化研究”；《宝鸡师院学报》的“姜炎文化研究”和“周秦文化研究”；《天水师范学院学报》的“陇右文化研究”栏目；《运城高专学报》的“河东文化研究”栏目；《绍兴文理学院学报》的“越文化研究”；《常熟高专学报》的“吴文化研究”；《济宁师专学报》的“运河文化”、《汉中师范学院学报》的“汉水流域文化研究”；《浙江海洋学院学报》的“海洋文化研究”；《商丘师院学报》的“春秋战国文化研究”；《嘉应学院学报》的“客家学”研究[4]；等等，都与地方特色相关。如何让地方文化真正走向世界，使学报特色栏目的建设能够更加深入，更加凸现地方特色；如何使特色栏目更好的为校园文化建设服务；特色栏目如何能够和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怎样能够更好地为地方政治、经济、文化服务，都是地方学报应该深思的问题。
陕西是文学大省，先后有多位作家获得茅盾文学奖（路遥、实、贾平凹）。《唐都学刊》编辑部地处古都西安，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和研究条件，学报编辑部可以与这些专家学者保持交流联系，并且经常与研究这些作家及其作品的相关研究学者进行沟通学习，向其约稿，这样就保证了一大批优质的学术稿件，使得“西部作者作品研究”等栏目能够不断进步与创新。2011年《唐都学刊》新开辟的“实与白鹿原研究”栏目，就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又一项改革与创新。
特色是期刊的命脉。特色栏目更是期刊的灵魂。地方高校学报要设立自己的特色栏目，突出地方特色和学科优势，尤其要发挥地方区域优势，这样才能吸引大批的优质稿件，提升刊物的办刊质量和品味，吸引更多的读者。同时，可以把地方特色和文化更好的展示给世界，从而为地方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建设服务。
参考文献：
[1]钱蓉.特色栏目：学术期刊品牌构建的点睛之笔[J].南都学坛.2008，4：12-13.
[2]龙协涛.学报的核心期刊与特色栏目[J].云梦学刊，2004，25（2）.
1985年1月在陕西省作家协会和中国小说学会的主办下,《小说评论》在西安创刊,它是全国唯一的专事小说研究的杂志。随着刊物的顺利发行,《小说评论》周围很快荟萃了一大批致力于小说批评及文学研究的省内外学者:胡采、阎纲、张韧、缪俊杰、蒙万夫、吴亮、白烨、肖云儒、陈孝英、曾镇南、何镇邦、费秉勋、刘再复、乐黛云、肖云儒、刘建军、王愚、雷达、何西来、季红真、蔡葵、刑小利、贺绍俊、周政保、吴秀明、畅广元、李健民、邰尚贤、李星、徐岱、孙豹隐、管卫中、李运抟、赵俊贤、王仲生、李国平、朱寨、秦兆阳、宋遂良、南帆、李昺、李洁非、周海波、丁帆、仵埂、郜元宝、韩鲁华、孟繁华、鲁枢元、温儒敏、王彬彬、孙绍振等等,他们及时评述当代小说创作、发表小说理论研究成果,很快《小说评论》杂志成为陕西小说批评研究的重要阵地。90年代,陕西文学的批评队伍由两部分人员构成,一是活跃在80年代文坛上的笔耕文学组成员,二是来自学院的一批中青年学者,他们以饱满的热情与良好的知识结构为文坛注入新鲜的血液,这批老中青三代批评者依托《小说评论》、《延河》文学月刊,从批评的理论基点、方法、风格等多方面展开多维的探索。陕西文学批评格局性的变动在90年代。长篇小说《白鹿原》、《废都》的面世,在当代陕西文学史上是界碑性的事件。实、贾平凹等作家对传统经典现实主义文学创作手法的超越,引发了文学批评界对传统批评模式的深层反思与话语策反。90年代文学批评阵地《小说评论》的成长以及陕西文学批评队伍的壮大,表明文学批评多元化发展条件已经具备。
在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结构中,除了传统的社会历史学批评外,还有深受社会历史批评学影响又独具理论视角和批评方法的其他批评模式,如印象主义批评、心理分析批评、历史美学批评、地域文学批评、神话原型批评、文化诗学批评等,形成了陕西文学批评多种模式并存、风格纷呈的局面。这种多元化的文学批评模式,根本改变了陕西文学批评单调的文学地图,文学批评逐渐走向多维发展的空间。印象主义批评模式最初来自法国,批评者重视对批评对象的主观感受以及由此生发的对作品意旨的理解和发挥。笔耕文学研究组不少人驾轻就熟印象主义批评模式,他们的文章标题就以“有感”、“印象”、“漫谈”命名,行文不断出现“感到”、“似乎”、“恐怕”、“使你”等字眼,如肖云儒的《贺抒玉小说印象》、王愚的《贾平凹创作漫谈》。文本中批评者的阅读感受与印象随处可见,王愚这样评价贾平凹:“读贾平凹的作品,会使你情不自禁地去这丛山环绕、流水淙淙的山区,热爱山区生活中正在成长中的新一代,而这种热爱常常会激发你对我们整个生活、整个人民的深挚而又亲切的感情,这也就是贾平凹的贡献。”
王愚将个人的感受和情感浇注于批评对象,其批评散发出生命的激情和才情。笔耕文学研究组成员经历了当代革命史上的曲折动荡,对历史与革命、文艺与人生有着独特的体悟,这使得他们的见解富有深度、直抵事物本源。心理分析批评随着现代心理学的发展而形成的文学批评模式,它在当代中国文学批评中能被广泛运用,在于东方文化重直觉、重体验、重灵性的精神活动与西方心理分析因素的契合。1993年畅广元等着的《神秘黑箱的窥视》是心理分析批评模式的重要成果,该书以贾平凹、路遥、实、邹志安、李天芳五作家为研究对象探微创作的神秘黑箱,论文有: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探析》、费秉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分析》、李继凯的《矛盾交叉:路遥文化心理的复杂构成》、肖云儒的《路遥的意识世界》、李凌泽的《乡土之爱与现实忧患的变奏———实小说创作论》、孙豹隐的《谋理性与感性的统一》、陈瑞琳的《野火?荒原———对邹志安创造的“爱情世界”的思考》、陈孝英的《邹志安,一个又不安分的灵魂———与邹志安陈瑞琳对话》、屈雅君的《回首向来萧瑟处———李天芳论》、李星的《道德、理性、文化和人》。另外,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韩鲁华的《贾平凹、路遥创作心态比较》、畅广元的《〈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李继凯、李春燕的《新时期30年西安小说作家创作心态管窥》等论文也是心理分析的收获;专着有费斌勋的《贾平凹论》、李继凯的《新文学的心理分析》和阎庆生的《鲁迅创作心理论》;屈雅君、李继凯编的理论研究专着《新时期文学批评模式研究》是90年代陕西文学批评重要的理论收获,此书系统分析了影响新时期文学的八类批评模式,开篇首章对心理批评进行研究,对陕西及全国的文学批评理论与实践具有一定的意义。美学历史批评②作为文学批评方法,要求将美学方法和历史方法结合起来,在艺术与历史分析的相互渗透中剖析文学作品。“美学和历史的观点”是文艺理论的文学价值标准和批评原则。当代陕西文学批评基本上是在美学历史批评的方法体系中进行,50、60年代强调文学与社会、时代环境的关系,80年代兼及文学与美学的关系,90年代美学历史批评将社会学、文化学、心理学、哲学、人类学诸多学科的新成果融入其批评体系中,实现美学与历史的双向渗透,使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这方面王仲生的实研究成果喜人:《从与农民共反思走向与民族共反思———评实80年代后期创作》、《白鹿原:民族秘史的叩询和构筑》、《白嘉轩:文学史空缺的成功填补》、《人与历史历史与人———再评实的〈白鹿原〉》。王仲生“历史的观点”突破对历史的静态认识,关注到历史纠结处的关联性,把人与社会、环境、文化焊接一体,置于社会结构演变的流程中。他这样评述实的历史观:“人,人的命运,始终居于白鹿原的中心位置,他们不再是历史事件中的工具性存在,历史结论的形象性注释,他们是活生生的历史存在和血肉生命。这反映了实历史意识的现代性。”王仲生在研读文艺理论的基础上,有机汲取了新历史主义理论的成果,承认历史与人的平等关系和对话原则:“真正的历史对象,并不是一个纯粹的客体,也不是任主观意识摆布的玩偶,它是自身和他者的统一,是一种关系,一种对话。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真实和历史理解的真实。”
此外,李星的《在历史与现实之交———读实中篇小说〈四妹子〉》、《走向〈白鹿原〉》、李震的《20世纪中国乡村小说的基本传统》、周燕芬的《贾平凹与30年中国文学的构成》等文,也是美学历史批评结出的硕果。神话原型批评是新时期文学批评中出现较晚的批评形式,早在1962年就有一组原型批评文章载于《现代英美资产阶级文艺理论文选》,1982年荣格的《心理学与文学》也有译介,但当时并未引起重视。直到1987年叶舒宪选编的《神话一原型批评》一书由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神话原型批评才激发起人们自觉运用的热情。其实,叶舒宪1986年在《民间文学论坛》第1期发表《英雄与太阳:〈吉尔伽美什〉史诗的原型结构与象征思维》,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此后推出了运用原型批评的系列成果,专着有《探索非理性的世界》、《英雄与太阳?中国上古史诗的原型重构》、《太阳女神的沉浮———日本文学中的女性原型》(与李继凯合着)、《诗经的文化阐释》、《高唐神女与维纳斯》等。叶舒宪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神话原型批评的学术空白,季红真给以充分肯定,认为原型批评对于人类精神之谜的解密极有意义:叶舒宪把原始思维即非理性的象征思维纳入原型批评的理论框架中,揭示集体无意识层面上文学原型的置换变形,拿到一把打开现代人和前人心灵沟通的钥匙。
叶舒宪的批评研究集中在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范畴,对陕西文学尚未涉猎,但对整体慢半拍的陕西文学研究而言,陕西神话原型批评由于叶舒宪等陕西师范大学学人③的践行,在全国文学批评中一时独领。文化诗学批评段建军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将陕西文化诗学批评研究水平提升到一定的高度,专着《白鹿原的文化阐释》是这方面的力作。段建军多年从事文艺美学研究,对西方哲学美学烂熟于心,萨特、尼采、海德格尔、杜夫海纳、福柯、巴赫金的思想影响着其学术的建构。在中国传统美学思想与西方文论的交汇中,他提炼出“肉身化存在”的文化命题:“长期受封建主义和理性主义压抑贬损的人类肉身是一种非常高贵的存在。它通过自己独特的肉身化思维,把整个世界人化。于是,世界具有了人的形体结构、情感愿望、生命追求。这个人化的世界实际是人肉身的诗意创造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