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2-06 10:5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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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本文概括了德国、美国和中国技术哲学的历史发展，揭示了当代技术哲学研究的自觉意识，并进而提出，现阶段技术哲学研究的关键任务有两项：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一、技术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技术哲学”研究起源于德国。1877年，德国哲学家卡普(E．Kapp)发表《技术哲学纲要》一书，这是德国系统地进行技术哲学研究的开端。在这之后，基默扼(E．Zschimmer!和德韶尔(F．Dessauer)分别在1913年和1927出版了各自的《技术哲学》专著。从20世纪20年代到60年代，哲学家胡塞尔(E．Husser1)、舍勒(M．Scheler)和海德格尔(M．Heidegger)从现象学和存在论角度对技术作了大量研究。近30年，德国的技术哲学研究又经历了持续的、系统的增长，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成果是德国工程师协会人文与技术委员会的研究。该委员会成立于1956年，会员中有德国当代最杰出的技术哲学家胡宁(A．Huning)、伦克(H．Lenk)、莫瑟(S．Moser)、拉普(F．Rapp)、罗波尔(G．Ropoh1)、萨克塞(H．Sachsse)、塔克尔(K．Tuche1)、兹默理(w．C．Zimmerli)。迄今，该委员会的技术哲学家们取得的主要成果包括：伦克的《技术时代的哲学》(1971)、《论技术的社会哲学》(1982)；罗波尔_的《系统技术：基础和应用》(1975)、《有缺点的技术》(1985)、《技术启蒙》(1991)；拉普的《分析的技术哲学》(1978)、《现代世界的动力学》(1994)；胡宁的《工程师的创造力》(1974)；萨克塞的《技术人类学》(1978)等等。
从整体上看，经过百余年发展的德国技术哲学，虽在学术界逐渐获得了承认，但仍属于哲学的边缘领域。德国技术哲学研究呈现以下特点：…其一，该领域的智力结构是多种多样的，而不是单一的和标准化的。大致有经验主义、存在主义、实用主义、人类学等不同的研究视角。其二，与技术社会学、技术经济学和技术政治学等相关的研究联系密切，彼此的界限不甚分明。其三，技术的伦理、生态和资源问题越来越受到研究者的关注，有突出的现实主义转向。技术哲学研究由过去的玄思转向现在的实践导向。
就世界范围看，德国技术哲学首先在法国、荷兰和西班牙等欧洲国家和日本有所呼应。20世纪60—70年代始在美国兴起。1975—1977年，美国哲学与技术学会(sf，r)成立。1978年开始出版技术哲学年鉴，1981年开始了每两年举办一次的SPT国际研讨会，1995年创办学会期刊(Techne)。近30年，美国技术哲学研究发展迅速，出现了一批知名的技术哲学家及其优秀的学术专著。如：米切姆(c．Mitcham)的《技术的思考：工程和哲学之间的道路》(1994)；伊德(D．Ihde)的《技术与生活世界》(1990)；费雷(F．Ferre)的《存在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形而上学》(1996)和《认识与价值：面向建设性后现代认识论》(1998)；勃格曼(A．Borgmann)的《技术与当代生活特征》(1984)、《坚持实在》(1999)；温纳(L．Winner)的《自治的技术》(1977)；费恩伯格(A．Feen—berg)的《追问技术》(1999)和《改造技术》(2002)；杜尔宾(P．Durbin)的《科学、技术和医学中的社会责任》(1992)等。
从整体上看，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特点是：其一，美国技术哲学研究有了迅速的乃至可说是突飞猛进的发展。近30年中，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发展，与相关的科学哲学和技术社会学研究的发展相比，毫不逊色。l2J这一点主要表现为高水平文献的增长，而研究队伍并没有扩大。SPT的规模始终保持在成立之初的水平，成员不足300人。其二，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的范式是多元的。在SPT内部有杜威主义者、埃吕尔主义者、者和海德格尔主义者。其三，美国技术哲学研究中技术批判研究占有突出的比重。在哲学领域中，技术哲学仍处于边缘。由于许多SPT成员对技术持批判态度，SPT前会长皮特(J．Pit)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负荷着意识形态框架，其核心是敌视技术。由于不能全面、公正的对待技术的所有方面，皮特认为，美国技术哲学研究，特别是SPT的研究，存在着“智力诚信危机”的问题。
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初，经过20多年的发展，目前在学科建制上已成立了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技术哲学委员会，已有几个以技术哲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的科学技术哲学博士点和硕士点。从研究成果上看，1999年陈昌曙先生出版《技术哲学引论》，这是我国第一部标有“技术哲学”书名的学术著作。从总的看，我国技术哲学研究还少有人系统地进行，在哲学大家族中也处于边缘地位。
二、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综上所述，技术哲学研究虽然经历了30年左右的系统努力，但仍处于无统一范式、无哲学地位的困境中。与此同时，人类社会更急剧地步入技术社会，而技术，特别是当代高技术，更尖锐地激起一系列亟待研究的哲学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如何认识和进行技术哲学研究，便成为当代技术哲学家们思考的主题，从而产生了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的性质。技术哲学是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研究者们曾进行过争论。拉普认为，技术哲学既不是工程科学的元理论；也不是社会学或历史学等独立学科的一部分；更不能归结为某一个哲学分支。它与认识论、社会哲学、哲学人类学、历史哲学和形而上学有密切的联系，但并不从属于它们。鉴于技术的认识论、伦理学、文化、社会和形而上学问题之间的联系如此密切，拉普认为有必要发展一个新的哲学分支——技术哲学统一地加以研究。拉普的这个观点基本上得到了学界的认同：技术哲学是一个新的独立的哲学分支。作为一个独立的哲学分支，米切姆指出，技术哲学就是关于人工制品的制作和使用的哲学反思。陈昌曙认为，技术哲学大致上可视为自然改造论，主要是对改变自然的穷根究底的反思。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内容。通常认为，技术哲学要研究技术本体论、技术认识论、技术价值论、技术社会批判论等等问题。而其中哪一类问题是当今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哲学家有不同的理解。在我国，张华夏和张志林等先生认为，技术的认识论和逻辑结构问题是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他们呼吁“技术哲学要转向技术知识论和技术逻辑的研究”。陈昌曙和远德玉先生则认为，技术与科学相比，具有更直接、更鲜明、更强烈的价值性，鉴于此，应当把技术的价值论作为技术哲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在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技术哲学主要是对技术进行伦理的、政治的分析；而皮特坚持认为，“技术哲学的首要问题是认识论”。他说只有从认识论问题着手研究，技术哲学才可能容身于主流哲学讨论之中。应该强调，在讨论技术认识论和技术价值论研究孰重孰轻时，不要忽视了两者的密切关系，特别不要把两者对立起来，两者都是构成一个完整的技术哲学所不可或缺的。或许，洞察在特定情景下技术哲学应研究的特定问题更有实际意义。拉普认为，今日技术哲学研究的当务之急是研究技术变革的动力学，关键是要明确在“技术决定论”中人们可能的作为。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方法。由于没有特定的强大的历史传统，技术哲学研究缺少公认的理论基础和方法论手段。从实际来看，米切姆辨别了两种不同的研究方法或传统，一种是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自己创立的工程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技术的内在结构；另一种是人文学者创立的人文技术哲学，这种哲学着重研究和阐释技术的意义，对技术发展给人类社会带来的种种后果进行反思。工程技术哲学倾向于分析的和赞成技术的，而人文技术哲学则更倾向于解释的和批判技术的。从理论上说，技术现象是一种复杂的现象，仅局限于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或仅局限于从思辨的、“纯形而上学的”角度研究技术都是不够的，而应当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性研究。如伦克和罗波尔所说：“跨越陈旧的系科和学术边界，尤其是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社会科学与技术科学之间的边界，进行富有成效的和现实主义的合作，在今天技术哲学研究中比任何时候都更为重要。”
在技术哲学研究中，处理好理论思辨和经验研究的关系极为重要，“唯理论”或“经验论”的方法都不可取。针对“唯理论”，拉普指出：“不能无视具体的经验证据，只根据对技术的逻辑的、不变的本质的思考，演绎出技术的现实特点。为了防止任意的和不可信的思辨，哲学分析和思考必须以有条件的事实为依据。从这一点出发，才能进行概括。”而针对“经验论”，拉普则指出：“技术哲学解释必须利用并努力整合于哲学传统之中。形象地说，哲学传统是任何哲学解释得以生长的土壤，不利用这个基础，为技术哲学研究重新发明‘轮子’是愚蠢的。”应该说，拉普的这个意见是非常中肯的。
关于技术哲学的研究方法，费雷基于几十年的教学、研究和思考，形成了自己的四个信条：其一，技术哲学应联合西方主流的哲学传统思考技术；其二，应用认识论、形而上学、伦理学、美学、宗教哲学、科学哲学、社会哲学等学科的范畴，能够阐明技术现象；其三，技术哲学在理解何为合法的哲学方法时应该采取多元化的策略；其四，一种全面的、批判的、多元的技术哲学研究方法对认识技术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政策是有益的。
关于技术哲学研究的未来走向。从技术的文化环境看，随着冷战的结束，20世纪90年代以来，技术的文化环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如果说过去人们蜷缩在防空洞中，那么现在人们畅游在网络中。伊德认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应对这种文化环境的变化，反思当代技术世界的新问题，而不能仅是继续研究与埃吕尔、海德格尔和马尔库塞相同的主题。从技术自身看，随着全球电子媒介基础设施及其文化的发展，米切姆认为，现代技术(与背景分离化)正在被一种新的“元技术”(meta—technology)取代。元技术正以虚拟的形式重新使分离的世界连接成一个整体。在这样的情况下，米切姆指出，“过去二十年，技术哲学努力思考我们做的技术，下一个二十年必须努力思考我们作为其中一部分的元技术。”从认识与实践的关系角度，杜尔宾则呼唤行动主义。杜尔宾说，虽然需要理论的进步，但更需要的是在解决技术社会的现实问题上取得进步；虽然理解技术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围绕它们的有关的社会问题做些什么。为此，他呼吁学院的技术哲学家们走进行动主义的领域，加入到解决实际问题韵行列中来。从根本精神看，无论技术哲学研究将怎样发展，陈昌曙先生提出，技术哲学研究必须要有自己的学科特色、基础研究和应用。他讲，技术哲学研究“没有特色(学科特色)就没有地位，没有基础(基础研究)就没有水平，没有应用(现实价值)就没有前途。”
三、技术哲学研究之关键：技术创新研究与技术启蒙
基于上述的技术哲学研究的“自我意识”的考察，本文以为，技术哲学研究在走向繁荣之途中至少有两项的关键任务：其一，面向技术，进行技术创新研究；其二，面向社会，进行技术启蒙。
进行技术创新研究的理由至少有以下三点：其一，从历史实践来看，技术创新始终是人类社会的轴心，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社会轴心，才能向社会“敞开”，与社会现实相切近。在古代，这个社会轴心是隐含着的，这可以从史前各种传说中窥其踪迹，如《易·系辞》讲中国先王伏羲作八卦、网罟，神农作耜耒，黄帝尧舜作舟楫、杵臼、弧矢等；在现代，这个社会轴心是显在的。种种事实显示，技术创新是现代企业和社会的活力之源，是经济发展、生产率增长和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基本驱动力。可以说，技术创新正作为第一生产力、第一竞争力、第一战斗力，成为世界各国企业家、政治家、军事家头等关切的主题。所以，研究技术创新，密切技术哲学研究与社会实际的联系，从而促进技术哲学的发展和实际社会问题的解决。
其二，从理论逻辑来看，技术创新是技术成为技术的过程，技术哲学研究只有牢牢抓住这一技术形成的过程，才能向技术“敞开”，与技术现实相切近。通常认为，技术归根到底是一种实践活动，而技术创新又是一种最基本的技术实践活动，因而，技术哲学研究若要反思技术就必然要首先研究技术创新。技术从构思到社会的实际应用，是一个复杂的创造性的技术一社会过程，其中，技术的、经济的、政治的、社会文化的和自然地理的诸多因素相互作用，最终产生与社会相适应的技术。这个技术产生的过程，这个技术成其所是的过程，被称之为技术创新。所以，技术哲学也只有研究技术创新，才可能切实知晓技术是什么，它何以可能、何以产生、如何产生、产生什么。超级秘书网
其三，从技术哲学自身发展看，技术哲学研究之所以分裂为工程的和人文的两个对立的流派，主要是因为各自偏执于一端：工程的技术哲学，如德绍尔等以技术发明为研究对象，只关心纯粹技术是如何可能的，而忽视了技术与整个社会的复杂关系；人文的技术哲学，如埃吕尔等以技术的社会影响为研究对象，只关心从人文社会的角度评价技术，往往对技术持敌对态度，而忽视了对技术自身的全面认识。由前所述，技术创新是技术成其所是的技术一社会过程，技术哲学研究技术创新，既能向技术“敞开”，又能向社会“敞开”，因此，研究技术创新可以在工程的技术哲学与人文的技术哲学之间架起桥梁，实现两者的融通，从而为建立一种健全的、连贯的、一致的技术哲学奠定基础。
技术创新哲学研究至少要包括技术创新实践论、本体论、认识论和价值论等内容。技术创新实践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活动的本质、特性、类型、结构和形态。技术创新本体论，是研究技术创新实践的“本原”或“本体”，是寻求技术创新成其所是的“最高原因”。技术创新认识论，是研究技术创新认识的发生、发展及其规律。技术创新价值论，是研究技术创新的价值标准、价值判断和价值取向等问题。显然，这几方面的研究内容是相互依赖、融会贯通的，比较而言，技术创新实践论是其它研究的基础，由它们共同组成的技术创新哲学研究，实质上可以被视为广义的技术创新实践论。
①可持续性研究动向
1.1密集与交通可持续性的研究
（1）密集对城市交通量的影响。这里主要介绍英国学者DavidSimmonds和DenvilCoombe对英国港口城市布里斯托尔地区研究[1].此项研究主要是比较布里斯托尔地区在1990年之后的25年里，按密集型城市策略发展或者按目前趋势发展对城市交通量带来的不同影响。研究是以一个由地方议会组织建设的布里斯托尔地区的交通模型为对象。这一模型提供了一种完整的交通变化反应，包括交通路线、方式、目的地的选择、出行的时间以及出行的频率等。研究通过对各种发展策略下，模型预测的交通量数据比较发现：简单的密集策略只能使城市交通量减少，而且各种鼓励步行或自行车的交通策略并不能取得显著的效果；几种特定的密集策略虽然能够使城市交通量相对较大的减少，但仍会在特定区域产生更为严重的交通拥挤（比如A2的中心区）。总之，就城市总体交通量和小汽车交通量而言，很难通过土地利用的改变获得较大的改变。
（2）密集对居民交通方式选择的影响。城市交通量的改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居民对交通方式的选择，因而此方面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它将为交通量的预测提供可靠的基础。英国学者Masnavi的研究获得了一些有益的发现，他比较了根据城市密度和土地利用为基础选择出来的四种不同的城市形态在交通方式选择上的不同特点[2].四个不同的城市形态的实例分别是：Garnethill，格拉斯哥（高密度功能混合）；Hyndland，格拉斯哥（高密度功能单一）；EastMains，东克尔布莱德新城（低密度功能混合）；Stewartfield，东克尔布莱德新城（低密度功能单一）。研究基本是靠分发调查问卷以及与当地居民的谈话。通过对调查问卷的统计，Masnavi发现：
①在城市公共设施的可达性方面：Garnethill步行的比率远高于Stewartfield，步行程度的差异主要显示在娱乐活动、日常购物和与教育设施的联系上，功能混和地区步行的比例都比功能单一地区要高；公共交通的使用Hyndland最高，可能是因为Garnethill步行较多的缘故，Stewartfield则最低，使用公共交通的主要目的在于到达城市的中心和教育设施，而非日常和每周的购物；小汽车的使用率低密度地区明显较高，各地区的居民不论土地使用情况如何，均习惯于用小汽车上班、进行每周的购物和拜访朋友。
②在交通行为特征方面：每星期小汽车交通距离基本为高密度地区低于低密度地区，功能混和地区低于功能单一地区，无工作目的的交通距离所占比例（Garnethill）明显低于其它地区。这表明低密度地区对小汽车的依赖性明显较高。
（3）相关方面的其它重要研究及结论。
①在对城市交通量的影响方面，英国学者Headicar认为，集中本质上是无效的，重要的是与就业相联系的开发安置。他认为如果想要从总体上控制交通量的话，应该将城市间的相互交通与城镇或城市内部的交通一并考虑[3].
②在对居民交通方式选择的影响方面，Simmonds和Coombes发现人们对于交通方式的选择很可能与他们所要访问地点的接近性无关或关系不大，这是因为已经养成的交通习惯将会对居民的交通方式选择产生较大影响，这可能是决定密集型城市交通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1].
③另外，部分学者的研究发现与社会经济特点相比，土地利用更能解释交通量与交通方式的区别。重要的社会经济特点包括就业率、小汽车私有化情况、家庭收入、交通费用等，它也将对密集的交通可持续性产生较大影响[4].
1.2密集与环境可持续性的研究
1.2.1密集对城市整体环境效益的影响
对城市的整体环境效益方面的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澳大利亚学者PeterNewton，他对墨尔本地区做了相关研究并得出了结论[5].Newton运用一体化的土地-交通-环境模型探讨城市形态与一些重要的环境指数之间的关系，包括：交通能量消耗、污染物排放、温室气体排放和空气质量（新鲜空气和微粒）。研究比较了墨尔本地区在不同的发展策略下的环境表现，这些发展策略包括：
①按目前发展的策略（Businessasusual）：整个城市按目前趋势成比例的密度增长；
②密集城市的发展策略（Compactcity）：在内城的集中增长，辅之以良好的公交系统；
③边界城市的发展策略（Edgecity）：在城市边缘选定的地点放置新的活动以形成副中心；
④走廊城市的发展策略（Corridorcity）：与边界城市相似，但却是沿着线性的走廊加以集中发展；
⑤附加城市的发展策略（Ultracity）：70％的增长在城市的区域中心；
⑥边缘城市的发展策略（Fingecity）：30％的增长沿着城市的边缘进行，每个区域内居住和就业平衡安置。
通过模型预测的数据可以发现：在交通能量消耗、污染物质排放、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几种特定的发展策略均比目前的情况要好，其中密集城市在这几方面都有最佳的环境表现，而边界城市、走廊城市等也具有不错的环境表现；在空气质量方面，由于密集城市对空气中微粒的分布改变不大，而聚集了更多的人口，因而在内城将使得更多的人暴露在微粒污染之下，不过其它形式的密集策略则对空气质量的影响不大。总之，一种趋向更为集中的城市形态（也就是更为广义的密集型城市策略的理解，如密集城市、边界城市、走廊城市等）的策略，不论如何定义，都将使城市环境的整体效益得到改善。
1.2.2密集对城市局部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
多数学者认为密集的策略将对环境质量产生以下三方面的影响：首先，较高的密度将使城市中绿色空间越来越少；其次，在功能混合的城镇中心密集策略更易获得积极的效果，而在居住区中的密集策略将会对环境质量产生负面影响；最后，较高的密度将使城市的街道等公共环境的质量遭到破坏。但学者们也相信通过良好的管理手段将使这一负面影响得到控制[6].另外，在Masnavi的研究中通过问卷也反映出了密集对环境质量的影响。问卷显示，在功能单一的地区，邻居家被看成是环境中最好的场所；在功能混合的地区，自己家才是最喜欢呆的地方；在低密度地区，人们对宅间道路等更有好感[2].
1.2.3密集对城市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城市环境的重要组成部分，Alberty认为在城市建设的进程中，城市的自然生态逐步被破坏，在密集型城市的建设中，应该尽力保持城市中小块自然土地之间的有机联系以维护城市的生态系统[7].
1.3密集与社会经济可持续性的研究
1.3.1密集对社会公正的影响
密集将会促进社会公正的发展一直为密集策略的拥护者所坚信。英国学者ElizabethBurton对其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通过对25个城市进行的大量调研探讨了城市密集与社会公正之间内在的关系[8].Burton对密集型城市的各种表现、社会公正的各种表现以及对各种介入变量进行了详细的归纳总结，并通过对大量调研材料的分析发现，过去的假设有些过于简单了，密集的各种策略并不能对所有的社会公正因素都产生正面影响，并且还有很多其它变量对社会公正产生着影响。
2、启示
2.1研究方法的启示
可以发现，国外目前对城市问题的研究已逐步走向通过计算机模型模拟城市发展来进行定量的数据分析与比较研究，从而可以避免在决策过程中的主观与任意[9].
2.2研究结论的启示
（1）居民已经养成的交通习惯将会对其交通方式的选择产生重大影响，而与访问地点的接近性关系不大，这正是影响密集的交通可持续性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已将汽车工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因此，在小汽车普及使用并形成习惯之前，设法优化城市交通方式结构，从而使得公共交通在城市居民交通方式选择中占据主导地位，就显得十分迫切和重要。
（2）与社会经济特点相比，土地利用有时更能解释交通量与交通方式的区别，而交通能量的消耗是衡量城市整体环境效益的重要因素。因而城市建设中要不断加深和提高对市场力量和政府作用的理解和判断，通过各种社会经济政策与土地利用政策的相互配合，对城市的可持续发展产生更大的积极作用。
盖西方人思维有个误区，他们认为除了不关涉到人的冷冰冰的科学真理外，就没有真理，涉及到人的只是浪漫的情感，康德叫做感性情感（sensiblefeeling）。可是孔子所讲的仁，虽是满足我们的情感，但这个情感并不是感性的，它里面涵有着理性。也即含有着客观普遍的真理性，只是说这种真理表现的是人生的真实。以文学作例子，《红楼梦》不是历史的事实，可是为什么我们爱看呢，因为在它里面深刻地表现着人生的真实，它可以引发你的真实感，引起你的共鸣，这就说明它的普遍性，否则也就不会广为流传，这种真实性就是内容的普遍性。
从语言角度来看，表达真理必须使用语言，逻辑实证论者由于把真理只看成一种，他们就把语言二分，科学语言和情感语言，除了科学语言就是情感语言，形而上学不是科学，故讲形上学的那些话没有真理的意义，只是满足我们主观上超越的情感需求。显然这个二分法是不行的。唐君毅先生鉴于此，提出了语言的三分法：科学语言、文学的情感语言和启发语言。⑩因为儒释道所讲的是“道”，道不是情感，还是理性，但表达这种理性的语言既非科学语言，亦非情感语言，故名之曰启发式的语言。这种语言是让你透过语言的指示去体会那语言背后的不可言说的所在。
牟先生又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明两种真理的不同，他把extensionaltruth又译作广度的真理，intentionaltruth译作强度的真理。盖内容和外延是直接从逻辑上借用来的名词，广度和强度更能够表达真义。广度的真理是属于数学量、物理量的，而强度真理就不是科学里的那种量，它是属于生命方面的，只有生命才可以说强度。“强度属于生命，系属于主体，生命主体才能表现强度，它不能离开主体。”11所以这个主体不能把它当做对象来做所谓客观的研究，把人纯粹当作对象来研究，人就成了物，主体就成了客体，主体的意思就消失了。那个主体是永远不能对象化的，它永远要向上转，恢复它自身的主体地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明明德”，我们的生命才能从无明变成“明”，明朗起来。这个主体也即阳明所说的良知，这才是真正从主体中所发的明。你一旦把它推出去客体化当成个对象看，那你是看不到良知的，良知只有在你不把你自己当成对象，而存在地归到你自己身上来，主体恢复为主体，人恢复为人时，才会呈现出来。这良知也即康德所说的把人当目的，而非工具的实践理性。把人当目的也就是恢复人的主体性，实践理性也就是内容的真理、强度的真理，这即主体的真理，生命的真理。中国哲学传统的儒释道三家的学问也就是要表达这种真理的学问，这套学问也就是生命的学问。
就为真理而言，无论外延的真理还是内容的真理都具有普遍性，但二者的普遍性却又不同。外延真理的普遍性是抽象的普遍性，内容真理的普遍性则是具体的普遍性。一般当我们说到普遍性，就自然地和抽象性连在一起，一说到普遍的就是抽象的，一说到具体的就是指特殊的东西。其实这里是把普遍性等同于概念的普遍性了。西方自亚里士多德开始，重点集中到概念上讲普遍，把柏拉图讲的理念都讲成了概念，概念的普遍性都是抽象的，这样一讲普遍就只有抽象的普遍，没有具体的普遍。这样就把柏拉图所讲的idea的意思失掉了，就成了亚氏所讲的范畴，范畴是为了成就知识，那么，亚氏的哲学还是在外延真理范围内的思想。在这个范围内表现的思想，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表象的思想”，思考的是一个对象的各个方面的普遍特征。“照海德格尔讲，这种思想是不能进入存有论的堂奥的。西方哲学自亚里士多德以来，一直是在这个表象的思想范围里面打转，转来转去结果逻辑实证论就跑出来了”12，彻底打倒形而上学，只承认科学真理的标准。故而海德格尔要从这个表象的思想向后返，讲根源的思想，返到主体这个根源上来，把握那个明。这样就不属于外延真理而开启了内容真理的范围。在此范围内，讲普遍性就是具体的普遍性。
具体而言，比如说孔子讲的仁，仁是个普遍的原则，但却不是个抽象的概念，是不能与科学、数学、逻辑里的抽象概念相提并论的，仁是可以在我们当下真实的生命里面具体呈现的。所以孔子从当下的生活中去指点仁，而不是去抽象地单讲仁这个原理，仁的表现是无穷无尽的，它一定要就着不同的境况，比如对父母、对兄弟、对朋友……等等不同的境况而做出动态的弹性状态的呈现。“它不是一现永现，一成永成。所以它是具体的，而非抽象的。”13内容的真理也就是在这种弹性的过程中呈现的真理，它不能象科学真理那样静止下来，从概念范畴上定死它是什么。这种内容真理的具体的普遍性也就是内容真理的独特性，而不是特殊性。
在《现象与物自身》、《圆善论》中，牟先生又从存有论的角度，提出了执的存有论与无执的存有论之两层存有论，来分判中西哲学。西方的存有论大体是从“是”或“在”字入手，环绕该词讲出一套道理来即名曰存有论。此种存有论为“内在的存有论”，即内在于一物之存在而分析其存有性，亚里士多德名之曰范畴，康德把它转为知性之分解。因此，这内在的存有论便只是从存在着的“物”上讲，只限于现象，即就现象之存在而言其可能性之条件，依佛家词语亦可名之曰“执的存有论”，也即关于感触界的存有论。
但依中国的传统，兴趣则单在就一物之存在而明其如何有其存在，不在就存在的物而明其如何构造成。“中文说一物之存在不以‘是’字来表示，而是以‘生’字来表示。‘生’就是一物之存在。”从“是”字入手，是静态的，故易着于物而明其如何构造成；而从“生”字入手则是动态的，故易就生向后返以明其所以生。“至于生了以后它有些什么样相，这不在追求之内，因为这本是知识问题，中国先哲不曾在此着力。故中国无静态的内在的存有论，而有动态的超越的存有论。此种存有论必须见本源，如儒家的存有论（纵贯纵讲者）及道家式与佛教式的存有论（纵贯横讲者）即是这种存有论。”14此为“无执的存在论”，因为这必须依智不依识故，这是关于智思界的存有论。这种存有论即在说明天地万物之存在，不在说明万物之构造。此种存有论就函有着宇宙生生不息之动源的宇宙论。
比较分判中西哲学，是为了会通中西哲学。牟先生认为，谈中西哲学的会通，首先得从理论上有个会通的整体架构，即感触界（phenomena）与智思界（noumena），或曰现象界与本体界的两界的划分，这是古今中外的哲学所共同的，概莫能外的。在此共同的哲学架构下才可谈会通。而佛教天台宗之“一心开二门”的思想，正可用来表示这一架构。《大乘起信论》言：“依一心法有二种门，云何为二？一者心真如门，二者心生灭门，是二种门皆各总摄一切法。”真如门就相当于康德所说的智思界，生灭门就相当于其所说的感触界。中西哲学虽然都开二门，但二门孰轻孰重，是否充分开除来，就有所不同。中国哲学对于智思界方面是积极的，可以说中国几千年来的智慧心灵都在这个地方用功，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对感触界的态度是消极的。西方哲学恰恰相反，在感触界方面是积极的，开出了思辨的形而上学、认识论，及引导出了经验科学，而对智思界却了解的不透。15从存有论的角度说，“一心开二门”之“生灭门”即是言“执的存有论”，而“真如门”即是言“无执的存有论”。他在《佛性与般若》中说：“一心开二门，二门各总摄一切法即是存有论的具足也。依心生灭门，言执的存有论；依心真如门，言无执的存有论。是则由实相般若进而言心真如之真常心，此乃由问题之转进所必至者。”
那么，在此共同的哲学框架下就可言中西哲学的会通，也即在现象界方面，中国哲学应该向西方哲学学习，开出知识论；而在智思界领域，西方哲学则要向中国哲学学习，开出以智的直觉之呈现来通透二界的隔阂的无执的存有论。具体而言中西哲学的会通，则要从康德哲学入手。牟先生认为康德哲学是一个会通中西哲学的必由之路，为什么要选择康德哲学呢？因为西方哲学的重客体的思维传统发展到康德那里才意识到主体性的重要，康德面临着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严重的冲突，意识到面对智思界理性常常依其思辨的超验使用而闹出种种自相冲突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对人类的理性做出一种衡量批判，厘定清楚。康德费尽毕生精力，整理出一条道路来，意识到对智思界的把握原属于实践的智慧学，它不是思辨理性（理性之思辨使用）所能承担者。他费了极大的厘清功夫，指出我们必须从理性之思辨使用转到理性之实践使用始能证成这门学问。也即要从“观解的形而上学”转到“实践的形而上学”上来方可。
然而康德也只是原则上，理论上如此讲，而并未从心性上，经由功夫实践以全副呈露、印证或实现此真实。16这样在他那里，意志自由就只是个道德可能的逻辑上必须的理论预设，而不是一个真实的呈现。康德之论证纯则纯矣，但说到底还是西方哲学传统的概念推衍的思维方式，缺少那“原始而通透的直悟”，没有真实的内容。这就表示西方哲学没有觉悟到功夫实践上的心性之学，没有以实践功夫体现性体、心体义，没有把自价值世界下贯下来、呈现而来的真实的道德情感视为道德哲学的应有内涵，不能正视呈现，从而也就不能给人以溥博渊泉的力量，故最终只是一套空理论，是“道德底形而上学”，而非“道德的形而上学”。于是康德为了打通两层存有，就引入了审美的判断力，以来沟通二界。认为在美的判断中可感受到自然界中具体事物的美的合目的性，也即审美判断在纯净的欣趣中打通了智思界和感触界的隔阂。但正如牟先生所说，这只是“工巧的凑泊”，并不能实际解决问题。美毕竟不是善，意志之目的性与美的事物所呈现的目的性并非一回事，二者只有貌似的共通性。儒家讲“成于乐”的境界实为良知彻底呈现后达到之纯熟的化境，“是真善美之真实的合一，而美则只是由这化的境界所显出，而不是一独立的机能。”17不可以独立的审美判断去沟通二界。
所以说，康德哲学虽然做出现象与物自体的区分，且意识到主体的重要性，理论上提出实践理性必须得纯粹，但究其实，康德哲学只是“一心开一门”，只开出了感触界的生灭门，成就的是执的存有论，而没有做到一心开二门。因为康德虽然有所觉悟，但他囿于西方哲学传统的大背景，得出的结论是人类没有智的直觉，达不到对本体界的认识。而在中国传统哲学里，认为人通过实践的修行功夫而达到智的直觉，简直就是家常便饭，西方人却觉得不可思议。18因为西方把此智的直觉归到上帝那里，只有上帝才是无限智心，存有论上讲，即把万物生化的动源归为上帝。但在西方，这不以存有论名之，而叫做神学，以其所肯定的那个“能创造万物”的存有是一个无限性的个体存有——上帝。19
而在中国哲学那里，此无限智心不被对象化、个体化为人格神，而为一超越的、普遍的道德本体（赅天地万物而言者），而可由人或一切理性存有来体现者，此无限智心不同于只超越不内在之人格神，而为既超越又内在之智的直觉。
1.1 组织绩效水平与高管继任
Dalton对“高管继任”和“企业绩效”之间关联性进行论证，结果发现：在绩效水平较低的企业中，高管变更发生的概率较大，此结果也说明了企业绩效对企业高管变更决策有重要影响。此外，Laker从委托-理论视角出发，认为企业与高管之间是委托关系，但是由于两者之间信息不对称，人（高管）的经营行为具有“不透明”性，所以委托人（企业）需要投入监督成本来防止高管的“偷懒”行为，或者将高管的利益与企业利益挂钩来规避高管的负向产出行为。如企业一般以企业经营绩效的水平来衡量高管的努力程度，即将高管利益与企业绩效之间挂钩。
1.2 公司治理结构与高管继任
1.2.1 股权结构与高管继任
Brunnello以意大利的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企业股权结构中大股东持股比例与高管继任之间关系并不是显著，而笔者认为这种关系的不显著主要与样本量相关。当高管占有企业大部分股权时，高管变更或继任的概率较低。此后，Volpin和Denis两位学者都以不同国家的数据为基础进行了相关研究，结果也表明了“高管继任的概率，与其对业绩敏感性，以及与高管的持股比重之间存在一种负相关关系”①。
1.2.2 董事会结构与高管继任
Jensen认为董事会规模越大，董事会中董事发生“道德风险”的概率增大，也就是“委托-”的问题也会增多，例如董事会决策的“搭便车”问题，决策效率自然降低。一旦高管成为大股东，董事会决策也可能会成为高管自身决策，董事会的权限会由高管掌握，并且成为一种“象征”性的摆设，也就不可能有效监督高管的行为。对此，Fama认为企业决策效率还跟董事会中外部董事比重有关，外部董事由于不会与企业内部经理人之间存在“合谋”的可能性，在决策方面更具有效率，他们更加关注企业高管在经理人市场中声誉，更加关注高管对企业股票价格上升的贡献。
1.2.3 市场环境、控制权市场与高管继任
Defond使用了美国上市公司数据，研究发现不同企业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差异导致高管继任频率和模式的差异，越是在竞争程度的高企业中，高管继任发生频率越高，因为企业关注并不仅仅是关注企业绩效提升，也关注与其他企业绩效之间差距，一旦这种差距超出了预期，企业可能就会选择能力更强的高管来替代现任高管（与“替罪羊”假说观点一致）。Manne认为通过这种方式，企业获得的“公司控制权”可以带来意外的收益，可以为新企业注入优质管理队伍而获得收益，也可以为股东分配新的股权，并可以为母企的管理效率带来提升。Conyan认为高管的年龄与企业的高管继任决策之间存在关联性，年龄越长，高管越有权力影响董事会决策，则强制继任的概率较大，反之相反。
2 高管继任模式的相关研究
2.1 高管继任模式
高管继任来源是指当企业需要解聘现任高管时考虑的替代者是来自企业内部，还是选择外部（或者同一个产业领域，还是不同产业领域）等。Shen（2002）②认为企业选择高管继任者有三种渠道：一是企业内部类似岗位继任者；二是企业内部岗位下属岗位；三是外部继任者。而Rajagopalan（2003）③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模式主要有：既定高管继任、非既定高管继任和外部继任三种。
2.2 高管继任来源影响因素
2.2.1 经营业绩
企业什么情况下最容易发生高管变更呢？很多学者的研究证实了当企业经营绩效处于困境时，他们极易实施高管继任决策。当处于绩效困境的企业现任高管来自企业内部时，董事会则更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者，因为可以带来企业战略的变化，带来更多的创新之举④。当企业经营业绩达不到董事会预期时（如董事会对未来绩效提升有更高的预期），董事会考虑实施高管继任政策。由于内部继任者往往与现任高管之间存在着种种显性或隐形联系，内部继任之后的绩效提升空间也较小。所以选择外部高管成为董事会的最优选择，外部继任者可以带来变革，企业绩效改善的可能性也因此增大。不仅如此，股东们的收益都是来源于企业的经营绩效，一旦绩效水平下降，他们会怀疑现任高管的能力，也会对高管所带领的团队有所怀疑⑤，并且认为内部继任者也无法改变这一现状（因为内部继任者往往来自现任高管团队），这些都表示了企业选择外部候选人来继任高管的概率较大⑥。
2.2.2 企业规模
Furtado就认为企业在内部培养一个高管继任者需要一定的成本，且需要产品市场规模的支持。当企业经营规模或人员规模下降时，企业负担各种形式的成本压力会增大，此时从外部招聘高管的成本低于内部培养，继而使得企业倾向于选择外部继任。Dalton对此也表示赞同，他认为与规模较大的企业相比，规模较小的企业一般都是选择外部人来继任现任高管的，因为这种继任成本远远低于内部培养继任。
2.2.3 董事会工作经历
对此，Helmich认为石油企业中董事会成员数量与企业高管继任模式相关，且与外部继任高管数量及其在总数中比例有直接关联⑦。Borkhovich则将董事会中董事分为内部董事和外部董事两种，认为外部董事占的比重越高，企业的外部高管继任概率越大，并且概率随着比重增加而提高⑧。
3 高管继任的结果产出研究
3.1 结果之一：战略调整或变革
战略是现代企业持续生存的关键，经营管理者（包括高管）的职责主要是制定和执行与企业特征相匹配的战略，让企业在竞争中受益。一旦企业陷入困境，董事们会寄希望于下一任高管的管理和经营，期望他们能够调整或变革现有的发展战略来以提升企业绩效。一般情况下，高管继任后企业的经营战略会发生调整或变革，或为销售战略、财务战略和生产战略等，此类调整或变革会直接带来组织架构调整，让企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模式⑨。Miller对内部继任和外部继任两种模式进行研究，发现外部继任更能够给企业带来变化，尤其是战略的变化更为明显。
3.2 结果之二：高管团队晋格
高管的能力不能够通过他一人体现，一般情况下，他的各种经营和管理是由他所带领的团队共同来实现的。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往往伴随着大量的高管队伍的升级或被替代。这种替代在外部继任事件上更为明显，因为内部继任往往是高管一人的替换。一旦企业选择外部继任高管，原有的高管团队可能会发生三种形式的变化：一是解除前任高管团队中对新战略有“反对之意”的个体或群体，组建凝聚力高的新团队；二是用新的战略来俘获原有高管团队的成员，让他们尽心投入到新战略的执行过程中；三是从外部引入新成员组建新的高管团队⑩。
3.3 结果之三：绩效改进
学术界关于继任高管对企业绩效是否有改进之处观点也存在差异，不同学者形成了不同的流派。总体来说有三种：“改进论”、“消极论”和“平行论”。Helimich支持第一种观点，他认为“企业的高管继任事件是对原绩效一种改进，继任之后的企业股票市场表现较好，经营绩效得到明显改善”。所以，当企业绩效处于较低状态时，通过高管变更来提升绩效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手段，且可以被大多数企业采用。与第一种观点相比，“消极论”则认为企业进行高管继任是对企业现有运作体制一种打击，每一次的继任可能会导致企业绩效的下降，例如组织架构和人员的调整等都会带来企业经营市场上低状态表现。
注释：
①Hambrick，D.C.，和 Mason，P.A.Upper Echelons：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9（2）.
②Shen， W.，和 Cannella，J. A. A. Power dynamics within top management and their impacts on CEO dismissal followed by inside succession.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2， 45（2）.
③Greiner， L.，Cummings，T.，Bhambri，A.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4-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 Organization Dynamics （winter）， 2002.
④Hambrick， D.C.，和Mason， P. A. Upper Echelons： The Organization as a Reflection of Its Top Managers [J].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4， 9（2）.
⑤Boeker，W.，Goodstein，J.Performance and Successor Choic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Governance and Ownership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3（36）
⑥Zajac，E.J.CEO selection， succession， compensation and firm performance： A theoretical integration and empirical analysis [J].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0，11（3）.
⑦Greiner， L.， Cummings， T.， 和 Bhambri， A. When new CEOs succeed and fail： 4- D theory of strategic transformation [J].Organization Dynamics（Winter），2002.
⑧Hannan， M. T.， 和 Freeman，J.Structural Inertial and Organizational Changes[J].American Sociology Review，198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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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1989年上大学，当时大学生还比较值钱，算赶上了“大学生是天之骄子”的尾巴。1993年毕业时，学校第一次实行 “双向选择”，也就是毕业生可以自己找工作，如果找不到，学校帮你找工作。从前大学生是学校包分配，毕业生没多少选择自由。20世纪90年代后期，全国兴起的大学教育产业化运动，各大学急剧扩招，上大学的人数急剧膨胀，然后学校把毕业学生推向市场，给学生强加上自由，不再负责。教育产业化的好处是基本普及了大学教育，给想学习的人更多的机会，坏处则是大学生的教育水平严重缩水，越来越和市场需求脱节，而且学费越来越贵。现在的研究生平均水平，我觉得还不如我上大学时的本科生。我上大学的时候，经常是教授和副教授给我们授课，现在硕士、博士都难得见到自己的导师一面，经常是硕士教本科，博士教硕士，讲师教博士，教授教“大款”。学生的研究水平就别提了，北京大学哲学系的一位教授曾和我说，他在看博士论文的时候，如果发现某一段落行文比较流畅，那极有可能是抄来的。我导师也曾和我说，现在很多硕士论文，连基本的内在逻辑结构都是混乱的，怎么就毕业了呢？如此差的教育质量，收费却是火箭一般地攀升。现在读个四年的本科得十几万人民币吧？学不到什么知识，毕业还找不到工作。与其这样，还不如把孩子送到外国去，青春不能白白浪费啊，起码能学门外语吧。
被入学考试逼的？
尽管高校扩招，名校的门槛和学费却越来越高，现在进外国名牌大学读书，好像比进中国名牌大学还容易一些。我身边不少朋友，在国内考不上名牌大学，“只能”去外国读名牌大学。我的一位远方亲戚，没考上清华大学，于是去了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我两次考清华大学的研究生，均铩羽而归。现在英国华威大学读硕士，华威大学在英国排名前5，在全球怎么也是100名之内吧，据说要进前50。而清华大学的全球的排名，可能是200左右。中国进大学要考好几门课程，外国大学一般就要个外语考试，然后是写申请材料，整体感觉外国大学更容易进。中国的学生，从中学考试就考政治，本科考，硕士和博士也考。中国的入学考试制度，尤其是文科和社会科学，容易把真正有研究能力或者思维活跃的学生挡在门外。另外英语考试也很奇怪。听说留洋回国的学生，参加北京大学博士入学考试，英语通常不及格，实在是匪夷所思。我认识北京大学一位研究中国哲学的研究生，在博士英语考试上折了好几次。他的研究素材，基本上都是繁体中文，当然，学术论文偶尔有洋文，那也是讨论中国哲学的。中国哲学大师中，精通多门语言的很多，比如冯友兰，汤用彤等。但是以英文水平为强制标准来要求所有学科的学生，毕竟太生硬了一些。况且英语试题组的出题老师还曾私下说，入学考试的英文题，就是让别人不会做。别的专家出的题，我只能得70分，那么我出的题，别的专家也只能得70分，否则怎么显示出我的水平高？相反，外国的语言考试，非常规范，以实用为第一要务，强调最重要的语言使用能力，听读写说一起来，这样才能在日常学习中真正用上英语。如果要在美国读研究生，一律要考GRE，少数学科要考GMAT或者LAST，这些考试不是语言考试，而是智商考试、逻辑、数学、类比、反义，统统是考察学生的逻辑思维，而非单纯的语言能力。我参加GRE考试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了一些逻辑思维能力。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中，大家都遵循一个思维习惯，学术交流就方便多了。
就业给逼的？
现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只能去接着读硕士，读博士。国人也容易崇洋，把留学回国的人叫“海归”，谐音为“海龟”，相对就把国内的毕业生叫“土鳖”。想在中国进外企，没个海外学位还真不容易。想在名牌大学当老师，一定需要外国名牌大学的博士学位。评职称就是考英语。崇洋也有道理，谁让你把中国学生的素质弄这么低？英语考试这么难，也没见几个能熟练使用英语的，让用人单位对国内的毕业生没信心。
被身边的人给逼的？
致谢一：
如同潺潺的流水，时间虽无声无形，却同样遵循自己的轨迹，以无可阻挡的趋势奔驰而去。再回首，距离刚刚进入西北民族大学信息院学习的自己已是三年的时光了。从刚入学时的欣喜与期盼到毕业前的不舍与感恩，我无比珍惜的日子带给我的是满满的收获与成长。这篇小小的毕业论文，承载的不仅是三年的学习时光，更是各位老师、师兄师姐、同窗好友、师弟师妹的指导、帮助、关怀与奉献!
首先，我要向我的老师于洪志教授致以最诚挚的谢意。她不仅有远见卓识的学术视野，而且能通过深入而浅薄的解释使我了解深刻语言学的魅力，这才刚刚步入认知语言学的神圣殿堂。她给了我无数次在高等学校学习的机会。当一位世界著名的语言学家向我解释他的知识并仔细回答我的问题时，我有一个梦想，我真的感觉不到真实。在生活中，老师的热情和善良让我多次感受到，每个人真的是多么的亲切！没有你的帮助和关怀，今天就没有学生了，我很荣幸成为你的学生，我会努力朝着你的目标前进！同时，我要感谢李永红教授的认真教学，感谢您的才华和学习。我钦佩你的简单和善良。如果没有你不厌其烦的知识传播，没有你良好的指导，没有你小小的提醒和鼓励，我今天就不会取得进展。
我要感谢我的弟弟胡阿旭博士，他一直指导英语系，没有任何语言和心理技能，从一点的知识，耐心和负责任地指导我的设计和实验从零开始，我非常感谢他的教学和帮助！我要感谢我的妹妹孙婷，刘思，陈桂平，我的弟弟陆士良，我的同学谢林清，刘文敏，张东旭，刘博，段艳华，我的校长马宁，梅拉小姐和所有的老师和学生的信息学院。谢谢你无私的帮助我的学习和生活。以及我的家人、朋友和所有在困难时期帮助我的人，我希望你们会幸福快乐！
毕业之际，无比感慨，难免会词不达意，但请相信我的感激之心是真挚而诚恳的，希望我的感恩之心伴随着我，还有那些快乐的回忆一起，迎接明天的到来。
致谢二：
在201X Golden Cinnamon香水的时候，我很幸运地回到了湖南师范大学岳麓山的母校，并在蒋建松博士的攻读下攻读博士学位。三年的学习时间是短暂的。当我完成博士论文时，我不禁感到我能成功完成这项工作的原因与许多人的关心，支持，指导和指导是分不开的。在这里，我想对他们表示深深的谢意！
首先，我要特别感谢的是蒋坚松先生。蒋先生不仅是我攻读博士学位的导师，也是我攻读硕士学位的导师。我学术上的每一点进步都浸润着他的心血。蒋先生德艺双馨，不仅在学识上为我树立了终生学习的榜样，而且也在为人处事上为我树立了楷模。求学期间，贤良的师母也不断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让我身处异乡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我要借此表达对他们的崇高敬意和诚挚感谢!
其次，我要感谢湖南外国语学院蒋洪新教授，郑艳红教授，黄振定教授，邓英玲教授，张旭教授，曹波教授，蔡平博士和关广光博士。师范大学因其渊博的知识和深刻的见解。无私的爱总是激励着我，使我感到温暖。
再次，我要感谢湖南大学岳麓学院张松辉教授、河南社会科学院丁伟教授、解放军外语学院严晨松教授、中南大学辛红娟教授、湖南大学朱建平教授。湖南商学院潘健教授和诗人吴晓妮在我的医生的写作过程中学习，他们提供无私的帮助和宝贵的支持。我还要感谢唐明教授、张龙喜院士、罗多比教授、叶阳教授、张培耀教授、谭再喜教授、孙一峰教授、王洪志教授、沈丹教授、罗正光教授、王荣培教授、王洪银教授、P。林武孙教授等。我们精彩的学术讲座是我进步的阶梯。
此外，我还要感谢、王香玲、罗贤峰、陈慧等兄弟姐妹、唐静安、李明希、曾俊山、同学和其他同学和朋友，感谢他们的鼓励和帮助，他们深厚的友谊是我永恒的慰藉。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和亲戚，他们的坚定支持加强了我对学术信仰的追求，减轻了我生活中的压力和悲伤。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在我的论文写作中，她努力工作，除了紧张的工作，学习，还承担了大部分的家务，抚养一对双胞胎孩子，非常努力。我要发自内心地感谢和祝福他们！
致谢三：
经过四年的努力，我终于完成了这篇博士论文的写作，其中包括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教师的辛勤工作和教学，当然还有我自己的不懈努力。
我要感谢我的导师杨金才教授。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和一个人，他是我们学习的典范。他带领我们一步地走进学术殿堂，开阔我们的视野，规范我们的习惯，不断地教导我们，期待着我们的希望。我要感谢刘海平先生，他对我们严格要求，但始终关心我们的成长。我要感谢朱刚先生指导我们研究各种文学理论流派，用辩证思维研究文学理论和文学文本，使我们能够从这些理论和文本中读出新的思想。我要感谢王守仁先生，他使我们重温了英国文学的经典，并从不同的角度对它们进行了解释。我还要感谢外国研究所的所有教师为我们树立了榜样，他们严谨的学习方式和良好的学术素养。他们的学术报告拓宽了我们的学术视野，他们的沉默关怀和帮助逐渐使我们有了学者所需要的基本条件。
我还要感谢我亲爱的同学们，是他们与我共同学习，交流，与我分享学习的愉悦，分担困惑与烦忧。他们让我感受到了可贵的同窗之情，为我完成博士学业提供了有力的精神支撑，每当我遭遇困惑，抑郁徘徊之时，他们总能群策群力，提供建议，帮我想办法解决难题。他们是麻晓蓉、陈琳、但汉松、胡碧媛、孙希佳、王莉、胡静、罗媛、姜礼福、樊淑英、张宇、赵凌霞等。我还要感谢我的爱人周隽，我的父母及岳父母，是他们支持我走上这条学术之路，并给我不断鼓励，让我坚持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与别的同学不同，我从事的是外事行政工作，平时上班要花大量时间处理一些琐碎繁杂的事务，能争取业余有限的时间读书、学习、写作实属不易。由于平时工作、学习压力都很大，自己曾经一度徘徊，甚至犹豫是否还要坚持下去，是我的老师、同学及家人支持我坚持完成了博士论文的写作。虽然经历了波折与辛苦，但我从中获益良多，不仅经历了精神磨砺，更进行了思维的锻炼，让我能以更为客观、理性和辩证的角度思考和阅读。
转眼间，我想和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说再见。我希望在未来，我能继续和我亲爱的老师和同学们交谈，一起进步，一起分享生活的快乐和幸福。
致谢
四：
这个解释项目和论文是在我的导师柴建英教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的。她严谨的科学态度，严谨的学术精神，优秀的工作作风，深深地感染和激励着我。从选题、开篇报告的完成到大纲的修改、期末论文的完成，导师从头到尾都给予了认真的指导和不懈的支持。我谨向我的导师表示诚挚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当论文即将完成时，我的心情非常令人兴奋。从准备口译项目到成功完成论文，许多学生和朋友给了我无声的帮助，特别是戴军，无论框架的大纲或措辞如何。我耐心地就条款向我提出建议。请接受我的诚挚谢意！最后，我要感谢我的父母，他们为我们的辛勤工作培养了我。没有你的支持，我无法顺利完成研究生学习。谢谢！
附送：
范文基博士论文
范文基博士论文
论文致谢一：
由于Internet技术的发展，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充分利用了Web文档和云存储技术。在线编辑文档技术可以让我轻松地在办公室，家中或商务旅行中编辑文件，而云存储技术可以让人们从移动硬盘和USB闪存驱动器中解脱出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使我们生活很多。各方面都有变化。
论文从界定主题、收集信息、写作修改到定稿的全过程充满了疑问、压力和乐趣。首先，我们要感谢我们尊敬的导师李光教授。李老师正直的性格、博学的知识和严谨的学术精神使我受益匪浅。在李先生的鼓励和支持下，我有信心坚持这个几乎是新的研究领域。在李先生的关心和指导下，我顺利完成了博士论文。在这里，我要向老师表示深深的感谢。另外，我还要特别感谢我的妻子吴贤静。她的鼓励和支持使我能享受这段艰难的时光。
在我的博士学位论文中，我深刻地认识到了我的知识结构的局限性和缺点，博士论文的完成只是个起点，面对信息时代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学习的漫长旅程才刚刚开始。
论文致谢二：
记得201X年入学读博不久，导师便把我们几个弟子召集起来座谈如何学习和研究哲学，其实这也是给我们上的第一节课。在这次座谈会上，导师的一番话使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学习，首先要树立正确的学风，实事求是。哲学研究不能是空洞的。在哲学领域，分析一个问题并推动理论前进，需要大量的脚踏实地的精神和大量的努力，即使这只是向前迈出的一小步。许多伟大的哲学家一生只回答了几个哲学问题。谈论空话很容易。不要混淆问题的症结，尽快形成一个制度。事实上，导师倡导的实事求是、严谨的学风，不仅是对我们的要求，也是他半个多世纪来在哲学教学研究中的学术风格。当我读到导师的作品时，我对此有了深刻的了解。
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他的哲学教科书和发表的论文都体现了这种风格。改革开放后，导师在大量学术研究中进一步提升了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
在过去的三年里，通过导师的言行和对导师论文的不懈研究，我深深体会到绅士所倡导的研究哲学不仅仅是哲学研究中必须学习的学术品质和学术。风格，也是科学的学习和探索哲学的方法。与此同时，我也深深地明白，导师已经走上了正确的学术道路，他应该始终遵循这条正确的学术道路。
事实上，导师所倡导的学术精神和学术风格已经并将继续影响哲学的产生。
论文致谢三：
然后可以学习怀疑，然后可以解决辩论。我对开始接触科学知识社会学感兴趣。然而，它不是一种兴趣，而是一种复杂的情感。这种情感既有库恩那种能够写出这类事物的有意识的人的怀疑，也试图对科学知识社会有更深刻的理解。学习的冲动。有了这样的感觉，我读了很多关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中英文学，我对科学知识社会学的兴趣也越来越强烈。我发现科学知识的社会学并不像原先想象的那么简单，但包含了很多钱，所以在博士论文的主题上，我决定用爱丁堡学派的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我自己的话题。 。我试图将这个想法放在向导上。幸运的是，这是由导师鼓励的。支持。>>>更多博士毕业论文范文
完成论文需要付出很多努力，只有经历过论文的人才能理解。从炎热的夏天到寒冷的冬天，再到寒冷的冬天即将来临，经过近四季的轮回，我终于把文章推到了尽头。在感到更放松的同时，我意识到一些恐惧逐渐浮现在我心中。由于时间紧迫，而且由于我自己的沉闷，我觉得这篇论文远非完美，我总是想不时地思考和修改它。但是，学术成就不是白天和黑夜的优点的想法，不禁让人松了一口气。毕竟，经过这些日子的磨练和积累，我未来的学术道路不仅有一个相当好的开端，而且是一个相对良好的开端。明确的方向。我是否能够在未来进入下一个级别，我将永远愿意为此付出生命。
我的老师高文武对论文的总体思路给予了认真的指导，高老师从头到尾都非常关注我的论文写作过程。没有胡先生的启迪和关心，我想我很难按时完成这篇论文。在此，我向老师表示衷心的感谢。十年前，当我在胡先生那里攻读硕士学位时，是胡先生把我带到了哲学殿堂，使我了解了哲学的本质和美。这对我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都有很大帮助。谢谢你，王贵友教授、李光教授、童英教授、张张张然教授、程连先生、李洪芳教授、周朱红教授也值得感谢。感谢你的布道、教诲和困惑。谢谢你在论文开头的指导。谢谢，生活只是一个过程。在我的生活中，能得到你们老师的教导是很幸运的。我认为过去几年老师对我的教诲将使我终生受益。老师，三年的辛勤工作，虽然短暂，但留下的记忆却是永恒的。在风景如画的无道大学校园里，我的姐姐和老师关锦秀、李荣、郭敏、哥哥舒少泽、哥哥陈友堂和吴凯和我一起度过了紧张而快乐的学习生活。我们互相鼓励、交流和监督。短短三年，我们与同学们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值得我珍惜。隐藏你的心。在我们离开的时候，我祝愿我的妹妹、弟弟和学生们旅途愉快。我妻子孔德莲女士为我多年的学习付出了太多。我不知道如何报答她为我所做的一切。在我上学的这几年里，她不仅要工作，还要担负起抚养和教育儿子的责任。很难想象，但她没有抱怨，静静地承担着所有重要的任务。也谢谢你，亲爱的。
论文致谢
四：
站在毕业典礼的尾部，回头看，在博客阅读过程中经历了起伏，但内心充满了感激之情。
谢谢郑晓东教授。在郑先生的精心设计和指导下，我完成了这个博士项目。郑先生学识渊博，严谨勤奋。他对科学研究有独特的见解和见解。教育和教育人们。郑老师不仅在课堂上传授知识，而且注重在实验室培养学生的科研能力。他还关心学生的生活需求，关注学生的个人发展。感谢郑老师在我学习期间对我母亲的帮助、支持和鼓励。虽然博士事业即将结束，但师生之间的友谊却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
我要感谢副教授余挺在这个问题上的帮助和指导。我要感谢周文文副教授和陈伟副教授在我的实验过程中提出的宝贵建议。我要感谢博士指导小组成员何国庆教授和冯凤琴教授对我们项目的设计提出的建议。感谢王一飞、王晖、任雪岩、鲁黄、刘燕、王晖、吕来峰、拉米拉、胡浩、宋海照、倪庚、萨沙、沈锦儿、冯金松、齐雪明、陈乾如、高自春、于晨、白杨、唐琼、余柱平、曾丽珍、颜晓杰、赵灵生等人在我阅读过程中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感谢Petr Karlovsk教授在项目设计和实验方面提供的帮助和指导。感谢Kuang Yi，Rihard Splivallo，Ruth Pilot，Daniel Rretzshmar和其他实验室同事在德国学习期间对生命研究和护理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