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6 10:26: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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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参与率是指一国（或地区）全体就业人员和失业人员的总数占该国（或地区）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是测度人口参与社会劳动程度的指标，反映了一个地区劳动力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的程度，同时也反映经济的活跃程度和发展状况。由于劳动参与率的高低与社会经济发展内在的联系，激发经济学家探究影响劳动参与率高低的各种因素，并由此形成了各种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关于劳动供给与工资变动的解释
对于影响劳动供给变动因素的研究，最早可追溯到亚当·斯密的论述。斯密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提出了自己的工资理论。他认为随着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工资就会超过维持家庭最低生活水平以上；然而工资的增加也会鼓励工人生儿育女，造成劳动力供给增多；而随着劳动力供给增多，工资又会下降到它的最低水平。斯密将劳动者看作财富的创造者。提高劳动者工资，会刺激劳动者生产积极性，有利于生产发展。
在工资与劳动供给变动关系方面，李嘉图首先将劳动的价格区分为自然价格（即劳动力价值）和市场价格（即工人出卖劳动获得的工资）。他认为劳动的市场价格不能长期高于自然价格。在他看来，工人人口增加快慢是随着工资的高低而变化的，而工人人数增减又会引起劳动供求关系变化，结果就会使劳动的市场价格和自然价格趋于一致，因此他认为工人人数的增减是工人工资变动的原因。
关于劳动供给变动，斯密和李嘉图的论述有很大区别，前者认为工资变动导致劳动供给变化，后者则认为劳动供给变动导致工资变动。根据劳动力需求理论，工资变动和工人人数变动都是导致劳动供给变动的因素。两者虽然结论不同，其实殊途同归。在此基础上，罗宾斯(Robbins,1930)建立了简单的模型。
二、早期劳动参与率理论，罗宾斯的贡献
现代劳动供给理论始于罗宾斯(Robbins,1930)。他建立如下公式：Y=W·L（Y：收入；W：工资率；L：工作时间）。由上式不难推出，收入变化率等于工资率变化率加上劳动时间变化率：y=w+l（用小写字母分别表示各自变化率）。将上式两边同除以l可得：y/l=w/l+1。
罗宾斯把y/l看作收入需求弹性，若此值大于1，那w和l必然有同号，即随着工资率的变化，劳动时间的变化会有相同方向。通俗的解释为：随着单位时间工资数量的增加，人们也愿意花费更多的时间投入劳动。罗宾斯给出收入价格的定义，他认为收入价格单位用时间来表示，它是工资的倒数。故工资率越高，要取得一个单位收入所花费时间越少，即努力程度越低。虽然他没有明确地把工资变化划分为收入和替代效应，但他明确地指出了实际工资率变化所引起的工时数的变动迹象模糊不清的原因，为后人在这方面研究指明了方向。
三、后弯劳动供给曲线的提出
在罗宾斯以后的30年中填补此理论空白的是所谓“后弯的”劳动供给曲线，一种工作时数与工资率之间的逆向联系。从所观察到的工资与工作时数之间的负向联系［道格拉斯(Douglas)，1934；杜兰德(Duland)，1948；朗(Long)，1958］中，人们得出工资变化的负的收入效应倾向于超过正的替代效应的推论，即随着工资增长到一定程度，人们趋向减少工作时间，个人劳动供给曲线在到达某点之后向后弯曲。对此，Killingsworth进行了一项彻底的分性别经验考察，得出结论：“男性劳动供给曲线在工资率提高时向后轻微弯曲；女性劳动供给曲线的斜率则有较大递增。”在对9个实证研究进行仔细考察之后，Borjas和Heckman估计，工资率提高10%将使男性劳动供给量减少大约1%-2%。Keeley的估计表明，工资率提高10%使已婚女性的工作时间增加约10%。
男性和女性对劳动供给反应的明显差异，缘于两者在时间分配上存在的差异。女性时间除了用于市场工作和闲暇之外，还要留部分时间给家庭工作。后弯劳动供给曲线解释女性劳动供给反应的乏力，使得经济学家转换研究视角，从家庭的角度解释个人劳动供给决策。
四、加里·贝克尔的家庭经济学：关于家庭劳动参与率理论
虽然工作-闲暇模型存在一定缺陷，但它对于理解工作-闲暇决策和有关这一决策的含义是有用的。贝克尔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对该模型做了推广和拓展，形成时间分配模型，增强了理论的解释力。
贝克尔将家庭作为研究出发点，他把家庭看作一个经济单位，生产出产生效用的“商品”，这些产生效用的商品由家庭把物品与时间要素结合在一起生产出来。家庭将其支配时间用于三个基本方面：(1)在劳动市场上出售以获得货币收入来购买物品和服务（劳动市场时间）；(2)用于家庭生产（家庭生产时间）；(3)用于物品和服务的消费（消费时间）。
此外，贝克尔将商品分为时间密集型（包含大量时间和少量物品）和物品密集型（需要大量物品和少量时间），而且，在一定限度内，生产商品的时间和物品可以互相替代。
在分析家庭成员分配其时间方面，贝克尔运用比较优势原理，个人应该专门从事比较效率最大（或机会成本最小）的工作。在分配可用时间上，家庭应对每一成员在生产商品时所进行的各种各样市场和非市场劳动生产效率做出比较：某一个家庭成员在某项劳动中比其他家庭成员更有效率或更熟练，那么他用于这项劳动的时间就应该更多。
基于贝克尔模型的收入效应，工资率提高使收入增加，从而使家庭可以购买更多物品，由于消费这些物品需要时间，工作时间因而减少；替代效应为工资率提高将使工作时间增加，是因为家庭以物品替代了商品生产中花费的时间和在消费上以物品密集型商品替代了时间密集型商品。
五、对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变动的解释
关于“后弯”劳动供给曲线的实证研究，揭示美国女性劳动参与率随工资率的增长而增加，这一现象引起了经济学家的注意。朗(1958)观察到，尽管家庭实际收入存在着长期增长，妇女的劳动参与率、特别是已婚妇女的劳动参与率却连续增加的矛盾。他试图通过诸如生育率下降、家庭器具日益增长等原因来解释，但他没有试图去区分劳动力供给效应和替代效应。
明塞尔将已婚妇女劳动力供给行为研究重点放在“家庭”这一背景下，已婚妇女劳动力市场行为必然受到家庭当中孩子的存在、数量以及孩子年龄等影响。明塞尔以家庭当中夫妇双方劳动力市场行为对彼此所产生的影响为研究方向。他对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剖面材料进行全面分析。他发现已婚妇女劳动参与率受到下列因素影响：其配偶平均收入、妇女工资率、妇女生育率、受教育程度、失业率以及年龄。其中，妇女就业收入效应可由配偶双方收入回归系数来推导，而妇女就业替代效应则由妇女工资率来推导。通过数据分析证明了女性就业者收入替代效应是巨大的，同时解释了男性和女性在时间序列资料上所产生的差异，即男性工作时间趋于减少而女性工作时间却在增加。
六、供给学派：减税与劳动供给
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滞胀”使得西方经济学界挑战凯恩斯主义，并致力于研究替代的理论和政策。供给学派兴起于这样的背景，它肯定萨伊定律，确认生产的增长决定于劳动力和资本等生产要素的供给和有效利用。自然，供给学派很注重劳动力供给的研究，形成了该学派在这方面的理论。
（一）对古典劳动供给“后弯曲线”的暗示性否定
供给学派特别强调劳动供给行为中的替代效应，而对劳动供给行为的收入效应较少考虑。这是为其减税政策主张服务的。税率越高，人们自然就没有为市场部门而工作的积极性；相反，减税（税率降低）则会使劳动供给增加，使工作积极性增强。其必然性在于，减税之后所导致的实际工资率的提高，不会产生收入效应。在这里，税率指个人所得税率，它的增减可以直接影响个人可支配收入水平，进而导致工资率的变化。税率的提高，将使劳动资源流向居民户生产部门或用于享受闲暇；同时也会相应地使部分非劳动资源流向居民户生产部门，甚至转入“地下经济”。
供给学派从基本的劳动供给行为方面对传统的“后弯曲线”作出某种否定，建立该学派在这方面理论基础。
（二）“向上流动”与就业动力
供给学派对劳动供给行为的收入效应淡化处理，表现为随着工资率上升，人们并未普遍的重视闲暇价值而放弃较多劳动供给；另外，供给学派认为随着税率大幅度降低（意味着实际工资率提高），收入分配差距两极化并不会由此产生。
在供给学派抨击高税收和高福利不利于增加劳动供给、就业与工作努力的同时，依据“向上流动”理论，其潜在含义是指，降低税率，减少福利开支，将会在实际工资率与劳动供给之间始终保持强劲的替代效应；随着工资率逐步提高，人们（特别是穷人）会对“向上流动”充满希望。
基于加倍工作会获得加倍奖赏的信念，人们将会保持积极工作意识，改变高福利社会中怠惰动机而提供更多的劳动供给；同样根据“向上流动”理论，供给学派实际上否定“后弯曲线”的存在，无视收入效应存在。他们认为，“后弯曲线”只存在于静态无贫穷与富裕之分、无穷人与富人之分的社会中，只要存在贫富之分，只要资本主义社会具有健全向上流动机制，那么实际工资率提高将始终倾向于增加劳动供给。
供给学派对于劳动供给的研究，是为其提出的减税政策服务。在考虑税率变动的影响时，片面强调对生产的效果，忽视对需求的影响，从而夸大减税对经济增长的作用。
七、理性预期学派：预期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
在理性预期学派理论中，劳动供给或就业、失业的决定，是一个产品和闲暇在现在与未来之间的一个选择过程。卢卡斯分析到，对于一个面临波动的货币工资和商品价格的家庭来说，按现时价格在商品和闲暇之间进行选择，但这只是劳动供给决策的一面；另外还包括在未来物品和闲暇与现在物品和闲暇之间的选择。关于现时劳动供给决策，将依赖于他所预测的最近将来的工资。若现时工资较低被看成是暂时的，他可能接受按此工资所提供的职位。
理性预期学派区别了名义工资和实际工资对工人劳动参与决策的影响，并将预期引入模型，阐明了预期对劳动供给决策的关键性作用。理性预期假说的基础在假定人们知晓真实的经济情况，似乎信息的获取无障碍。然而，即使最好的经济学家也不能总是确切地知道真实的经济情况。在现实中，劳动者很难获取作为预期基础的足够信息。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理性预期假设是不现实的。
八、经济周期与劳动参与率
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则将视角转向宏观，将经济周期与家庭劳动参与决策联系起来，看经济周期波动变化如何影响家庭，即夫妻中一方从事劳动市场工作，而另一方进行家庭生产活动。假设发生经济衰退，导致夫妻中就业一方失去工作，则全部参与率净效应将取决于新增工人效应和气馁工人效应。
新增工人效应是指当主要家庭挣钱者失去工作，其他家庭成员将暂时进入劳动市场，希望找到工作以弥补家庭收入下降。转移方式获得夫妻中就业一方部分劳动收入。从那些从事家庭劳动成员角度来看，这种转移收入是非劳动收入。
气馁工人效应是指在经济衰退时，某些失业工人对寻找到一份可接受工作感到非常悲观，停止积极寻找就业机会的努力，因而，此人暂时成为非劳动参与者。一般说来，经济衰退会导致失业工人和寻找工作者可得到的实际工资下降，增加收入的“价格”，并降低闲暇价格。这会使有些工人以闲暇替代寻找工作。假定其他条件相同，工资率降低将会导致许多人退出劳动市场。替代效应表明工人的工资率下降将导致劳动供给积极性下降。
两种效应以相反的方式影响参与率和劳动力规模，至于何种效应占优势，经验研究表明气馁工人效应略占优势。有关劳动规模的周期性变化也可以由某些人参与劳动的时间来解释，如已婚妇女的参与率的变动。
九、家庭内部劳动决策：基于博弈论的分析
结合人力资本理论研究成果，且吸收非合作博弈战略性议价理论方法，Ott(1992)给出一个两阶段“离婚威胁”模型。假定家庭进行两次效用分配讨价还价，由于将时间配置到家务劳动和市场劳动对人力资本积累将产生上述影响，这个模型威胁点不再是外生给定的，而是由第一阶段劳动供给内部决定，进而由于人力资本积累和可交易性提高第二阶段威胁点，从而提高他（她）在家庭中谈判地位，实现更高效用分配。所以劳动供给决策在此模型中就是一个战略变量，意味着家庭最优时间配置不仅要最大化家庭总产出，还要考虑个人未来谈判能力，内生威胁点使议价理论优势得以真正体现。Ott用模型一阶条件分析家庭中夫妻双方为什么没有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并指出在最优时间分配条件下，由于议价效应存在，妻子的保留工资下降，从而为更多妇女走向市场劳动作出很好的解释。
将博弈论作为家庭内部决策分析的基点，扩大了分析视野。然而，视夫妻双方博弈为非合作博弈，则使家庭生活也陷入“囚徒困境”之中。
关键词:法院;法律;文化;建设
中图分类号:D92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4379－(2016)07－0187－01
我们都清楚的了解到，任何文化建设都是一项伟大而且长期的工程，它不仅需要经济的大力支持，还需要政治和社会各方的大力扶持，只有他们统一合作，文化文民才会散发出炫丽的花朵，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也不能例外，它需要充足的资金、人力以及物力的推动，当然，也需要法院的工作人员大力宣传法律知识到人民群众当中，让他们学会运用法律保护自己的权益。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文化建设所取得的成果应该转化为法院具体的行为，通过法院这一机构向社会输出法制精神，引导公众做出正确的选择。本文将从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现状出发，对当下法院的法律文化进行一定考察并进行反思，以便更好的建设法院法律文化环境。
一、法院法律文化含义
对于法律文化的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正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目前形式而言，法律文化的定义具有多元化，法院作为专业性的审判机关，承担着实现司法公正的职责。在文化大发展的背景下，建设什么样的法院法律文化才能有利于法制国家的实现所必须面对的问题。
二、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现状
法院是具有独立审判权的机构，是我国法制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当下法院法律文化建设存在很多失误，这就在直接或直接上弱化了司法的公正性，不利于法院对某件纷争的解决和实现社会公平的作用。
(一)形式主义
我们现在的法律文化建设很多情况下都注重形式，只是关注法律制度的建设。将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作为一件必须的任务来完成，就如同警察在严厉打击黑暗势力采取的棘手措施所取得的效果是有相同效果的，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但这只是表象，不能肩负起法律文化建设过程中的内涵，时间久了就会失去文化建设所具有的稳定性。
(二)混淆角色
为了追求高效率的结案率，并达到当地平安要求的行政目标，法院运用自己的法律权利，片面强调调解或是强制调解，并不是从群众的最真实需要出发去解决纠纷，从而维护社会的正义，法院只是作为行政目标追求的工具，使得很多法律案件积压下来，这就促使法院和法律在社会的公信力受到损失，法律信仰逐渐失去社会的根基。
(三)情大于法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网络和新闻媒体对现代人的生活有着深刻影响，同时也对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群众向法院诉诸的问题有时得不到公正的解决，就使法院与当事人关系紧张起来甚至发生冲突。由于受我国传统影响以及社会上各种因素的影响，法院对于案件的处理很多情况下都注重民情，这就忽视了“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依据”。
三、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认识
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要具有超越性和实践性。法院法律文化建设需要突出法律性和制度性，法律是人们在追求和平和安全中产生的，虽然时代在不断发展但并没有影响法律作为追求理想的必然手段，很多都是从罗马法中借鉴过来的。法律中的许多制度都是时代的产物，但是法律本身是超越时代的，法院法律文化应该追求长久价值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法院法律文化不应该只看到眼前利益而不顾及长远利益。现代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应该注重破案效率的培养，严格遵守法律实效规定的时间，积极处理法律相关的案件，对人民群众负责，向社会输出正义，追求法治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统一、任何一方都不可偏废。法院法律文化要人民性和权威性相结合，这就要求法院对于群众的法律诉求要及时应对，并合理有序地解决矛盾问题，但也不能损害法律的权威性。法院法律文化建设是一项复杂的工程，不仅涉及到价值层面还涉及到物质方面，有时还包括外在行为和内在意识，在物质的支持下，意识和行为统一，文化才会大力发展。
四、小结
法律文化本身建设就是一种需要进行不断探索的问题，具有时代性和历史性。而法律文化作为法院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会是一件长期并且艰难的过程，法院的法律文化建设不仅要体现法律文化所共有的，还要站在法院的层面，形成特有的特色。本文从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现状出发，探索了法院法律文化建设的措施，为更好地促进法院法律文化发展提供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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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英语的专门术语是用来准确表达特有的法律概念的专门用语。法律术语为法学专业领域内的交流提供方便。由于法律工作自身的庄严性，使法律工作中的专门化的行业语一律具有科学技术语的精密、明确、语义单一等特点。法律语言专业词汇数量大，应用范围广，总的来说法律术语具有以下特征。
1.法律术语词义的单一性。法律语言的准确性是无庸置疑的，这既是立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法律条文得以实施与操作的前提，法律英语语言也同样具有这种准确性。法律术语最突出的特点是词义单一而固定，每个专业术语所表示的都是一个特定的法律概念，在使用时其他任何词语都不能代替。法律英语的每一个专业词汇都有自己特定的法律含义，绝对不能随意更改，绝非普通意义的词汇所能代替。另外，一个词可能有多种意思，但作为术语，只能作特定理解。
2.法律术语词义的相对模糊性。在现实中，法律语言总是存在相对的模糊性。有限的法律规范是不可能穷尽所有的社会现象和关系的，同时，在法律活动中，由于人们的概念、认知背景、推理方法和对语言的使用和理解的不同，都会导致法律语言的模糊性，以此来使立法和法律的适用留有一定的余地。因此有些法律词汇只能在一定的前提条件下才能适用。而离开特定的语境和条件，就会产生歧义。法律模糊语言包括：模糊附加词即附加在意义明确的表达形式之前后，可使本来意义明确的大概念变模糊的词，如about，orso；模糊词语，即有些词和表达形式本身就是模糊的，如reasonable，good；模糊蕴涵，即有的词概念清晰确含有模糊意义，如night在英国法律中指“日落后一小时至日出前一小时”，但是各地所处时区不一样，实际上还是难以把握。
3.法律术语的对义性。词语的对义性是指词语的意义互相矛盾、互相对立，即词语所表示的概念在逻辑上具有一种矛盾或对立的关系。如“一般”与“特殊”、“上面”与“下面”等。在民族共同语中，这类意义相反或对应的词，属于反义词的范畴。在法律语言中，我们称之为对义词。之所以这样称呼，是因为法律工作必须借助一组表示矛盾、对立的事物或表示对立的法律行为的词语来表示各种互相对立的法律关系。在法律专业术语中，这一点英语和汉语有一致性。例如：plaintiff原告与defendant被告，right权力与obligation义务等等。法律专业术语这类对义现象是由法律工作本身的性质所赋予的。因为法律工作的对象往往是利害关系互相对立的两个方面：如刑事案件中的行为人和受害人，民事案件中的原告和被告，经济合同中的甲方和乙方等。这就决定了法律专业术语不可避免的存在大量的对义词。
4.法律术语的严谨性。法律词汇具有明显的保守特征。由于法律英语的用词正式，语义严谨，法律英语词汇保留了大量的古英语和中古英语词汇，这也是法律英语词汇庄重肃穆的标志之一，只不过这些词汇很久以来已经脱离了普通用法的意义。在各种法律文献中，最常见的古体词如aforesaid如前所述，hereinafter在下文，hereunder在…以下等常出现在法律条文中，它们能使语言精练，直观，而现代英语的其他领域中，这类“文言文”用语已逐渐减少。古词汇的使用大大增强了法律英语的正式性和严肃性，能避免重复，使句子结构紧凑精炼，并且使得法律英语与日常英语在词汇方面轻易区别开来。法律语言有时采用几个同义词或者近义词连用来表达统一的法律概念。这种表达的目的是使法律概念更加严密，表述更加准确，尽最大可能地避免歧义和疏漏。
众所周知法律术语的翻译是法律翻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法律翻译涉及到两个学科领域：法学和语言学。法学这个具有极强的专业性的领域要求其文本的翻译者通晓原语言和目标语的不同的法律制度，了解由此而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在语言表述方面，由于法律文体明显区别于其他文体，法律文本的语言表述必须表现其特殊性，这就要求译者认真研究法律术语的语言特征，在翻译实践的过程中采用有效的方法提高翻译质量。作为法律翻译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术语的翻译必须考虑到在语言风格、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框架下形成的差异，寻求搭建这些差异的桥梁和通道，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每个国家或地区法律有其自身的术语和潜在的概念结构，本身的分类规则，法律渊源及社会经济原则。每个法律体系本身有其表达概念的词汇，不同类别的规则，及解释规则的方法。法律翻译中术语的翻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术语翻译的好坏、准确与否常常关系到翻译质量的好坏。法律术语翻译准确，即使在其他方面如文法上存在一定的问题，也许还过得去，不至于引起太大的误解；而如果术语的翻译错了，就可能造成误解，甚至酿成纠纷。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可能只注意到术语其中的某个含义，忽略了其他含义，或是只注意到其常用含义，忽略了其在特殊语境中所具有的特殊含义，或者是由于选择用词时把握不准确而造成了失误。因此，提高法律术语的翻译质量还有需要更多的研究和探索。
由于法律语言的专业性和特殊性，其他语体的翻译研究成果并不完全适用于法律翻译。法律翻译需要适合其自身专业特点的理论来指导实践。和其他文体的翻译一样，法律翻译的基本要求也是“准确”，但是对“准确”度的要求更高。法律翻译中的“准确”是指尽最大可能地再现原文本的所有法律信息，译文所传递的法律信息没有遗漏、添加和歧义，客观上不令译文读者产生误解和困惑，并且保持法律文本的语言特点。但是任何法律翻译都面临由于不同法律制度所产生的法律概念的差异，这使得译文准确地反映原法律文本的信息并非易事，如果译者在法律术语翻译中充分考虑以下几个原则，就可以使译文最大程度和原文保持一致。
二、法律术语翻译的原则
1.法律术语翻译的公正性。法律的最重要准则是公正性，因此法律翻译也必须体现这一原则。法律英语是以英语共同语为基础，在立法和司法等活动中形成和使用的具有法律专业特点的语言。因此，在法律英语中不仅有众多的具有法律专门意义的特殊词汇，而且由于规定人们权利和义务的法律、法令或契约等法律文书所表述的内容必须准确、严密、客观和规范，不容许丝毫的引伸、推理或抒发和表达感情，在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考虑其属于法律范畴的义项。因此译文的语言必须反映出目标语中法律语言的特点。英语和汉语是两种不同的语言，但在句子结构上毕竟还有相同点，大体上都具有是“主、谓、宾”的基本框架。只要英语句子可以按其原有的成分排列顺序转换成结构大体相同的汉语句子，翻译时就应当照办，而不能随意偏离翻译的基本原则，把翻译当作释义。例如一些法规将“但是”翻译成“but”或者“however”，这样的翻译不符合法律英语的特点，应该改译成更符合法律英语语体的“providedthat”。另外，有些日常用语在法律语境下失去了原来的民族共同语义项，甚至与民族共同语义项大相径庭。
2.法律术语翻译的一致性。译文在词汇的选择和表达形式上都必须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译文只有符合目标语法律语言的词汇特征，才能在目标语的读者面前像原文本的读者一样保持法律的庄严和权威性。对于英文原法律文本中的同义词或近义词连用形式的翻译，由于英汉语言的区别，并不是每一个在意义上有细微差别的英语同义词或近义词都有相应的汉语对等词汇，因此，并没有必要把原文中的每一个同义词和近义词都翻译出来。法律语言间词语使用的一致性，必须由使用法律语言的双方认可，而且不像日常生活或自然科学中词语的使用容易达到相同的理解。总的来说，人们并不需要追求完全等同的词语，应该基于法律体系的框架寻找近似的词语，这需要翻译者做出词语合适性的至关重要的判断。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用语都能根据字面意义直接翻译成目标语，如果贸然直译原法律文本中的词汇，而译文表达的法律概念却在目标法律体系中根本不存在，或者恰巧和目标法律体系的某个法律表达吻合但却表述完全不同的法律概念，则不可避免地会造成目标法律文本读者对译文产生困惑和误解。解决这类问题的出路在于认真理解原法律文本术语内在的法律含义，用目标文本中带有相同法律含义的法律术语翻译。
3.法律术语翻译的创新性。由于法律制度的不同和社会科学及自然科学的发展，新的事物的产生要求用新的法律术语来表达。在汹涌的全球化和新的科学技术的影响下，原有的常规字词已经不能确切表达许多最新发生的社会法律现象，因而法律英语中生成大量新的词汇。新词的形成可归纳为以下几种形式：复合法、派生法、字义转换、文法功能引申、缩略法、造新词等。新词的制造大部分出于新闻媒体记者的生花妙笔，少部分则出自学者专家的巧思，通过社会大众的广泛接受，正式成为“新词”。对于发展的事物，可以采用已有的民族共同语但给其赋予新的法律含义，如“计划生育”、“引渡”等；对于由于法律文化的差异而产生的新的法律概念可以借用外来语。但是创造新的法律术语必须谨慎，最好由法律翻译权威机构制定统一的标准，以使新的法律术语的表达统一而规范。
三、法律术语翻译的方法
专门的法律术语是法律英语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此精确的翻译法律术语是必需的。首先，正确理解原词在上下文中的确切意义。专门术语的作用在于以最简洁的词或词组叙述一项普遍接受的复杂的法律概念、学说，或法则，使法律工作者能用较简洁的语言相互交流沟通，因此词的内在意义通常要比起外在形式复杂得多。译者如果单就字面意义直译，或望文生义，就无法将词的真正含义正确完整的表达出来。而且，词的意义常随上下文而变动。其次，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原词对等或接近对等的专门术语。英语和汉语中的法律术语都各有其特定的法律上的意义与效果，不可随便改变形式。为了达到法律上的效果对等，译者应尽量寻求在本国法律中与词源对等或接近对等的正式用语而不是任意自创新词，以免误导读者，引起歧义或解释上的争议。同时，由于法律制度的差异，英美法中许多术语所指涉的概念、原理或规范在本国制度中是完全不存在的，因此也无对等或接近的对等语，遇到此种情形，译者不妨通过对原词的意义与内涵作正确理解后将之译为非法律专业用语的中性词以免发生混淆。与此同时，英美法中有许多术语，虽有特定的意思，却无明确的定义，其适用范围也无清晰的界定，因而其确切含义不明确。法律及合同中的含混词目的在于保持条文执行或履行时的灵活性。日后如果发生争执，其最终解释权属于法院，译者无权对此作任何解释或澄清。因此，译者在法律功能对等的前提下，对含混词应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以模糊对模糊。相反的，对于含义明确的原词则应确切翻译，以免造成不应有的模糊。总之，要实现法律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译文必须符合法律术语的特征和目标文本的语言习惯，并且在法律内涵上和原文保持一致，使译文最大程度地准确传递原法律文本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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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按揭法律属性定位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传统住房制度的打破和住房改革的不断深入，再加上港资房地产企业大举进入内地，按揭制度开始在我国大陆流行起来。但在我国《担保法》等现行法律当中并没有规定按揭这种物权形式，其它的法律、行政法规、地方规章或有言者也各有规定，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法学界对按揭的诸多法律问题，特别是有关按揭的法律属性的认识也不一致。随着我国大陆按揭制度的深入发展，在相关法律中为其寻找合理的定位，明确按揭中相关当事人的权利义务，才能使人们在遇到相关问题时不致于陷入困境，从而保证这一制度的健康发展。
一
“按揭”一词来源于香港，是英语mortgage的广东话谐音。作为一项重要制度，西方两大法系中均有“按揭”的存在，但各自的规定及运作亦有不少区别。
在大陆法系，按揭主要是指对于债务人或第三人不移转占有而供担保之不动产抵押，它相对质押（包括动产质押、权利质押）而存在。英美法中的按揭则较为复杂，它是指以土地或动产为了担保给定的债务的履行或其他义务的解除而进行的转移和让度。按揭的基本意义是：此种担保可以此类债务或其他义务的清偿或履行而解除，即使存在其他相反的约定。也就是说，按揭本意是指财产中的某种利益为担保一定款项的支付或者某种其他债务的履行而进行的让与或其他处分。在这种担保方式中，债务人为担保债务之履行而将一定财产的权利转移给债权人，当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债权人可以获得担保财产的所有权。在实践中，任何财产都可用作抵押，可以是不动产的转让、动产的转让，任何实际利益和动产负担或设定负担的协议，在清偿债务和履行义务后，所设条件即可废除，担保也即可收回。除此之外，大陆法系抵押关系成立后，抵押人仍对其抵押物拥有所有权、占有权和用益权，仅在其处分或转让再抵押时将受到阻碍。因为该抵押物再登记簿上已有记录并不得在登记簿上重复登记或变更登记。抵押后，抵押人仍可在其抵押物上进行营业、出租、收益或收取天然孳息等，除非抵押协议另有规定。英美法按揭的核心是通过强调对特定财产（按揭物）权利的转移来保障债权的实现，同时赋予按揭人以赎回权，以兼顾债权人和债务人双方的权利，成为一种在英美法系国家普遍适用的担保形式。香港法的按揭制度与英美法的按揭制度大致相同，只是香港的按揭存在广义和狭义的区别。就广义而言，按揭包括任何形式的质押或抵押，而狭义上的按揭则不包括抵押。
我国大陆的按揭制度深受英美法特别是香港法的影响，虽然在现行立法中尚未出现“按揭”的字眼，但实际上却在某种程度上承认了按揭存在的事实。本文拟从中国部分地区自身按揭制度的自身特征入手，给一些地区实施的“按揭”寻找其合理的法律定位。
二
我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公民住房的建设由国家财政支付，住房分配纯属福利性质，所以在那时根本就不存在按揭的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实行了房屋商品化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以及住房公积金制度，按揭也随之出现，并正在迅速发展。随着我国按揭贷款利率的进一步下调，按揭发展的势头将更为迅猛。
我国的按揭业务目前主要是在银行开展，一些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政府规章也大都是借鉴了银行的相关规定。各大银行往往基于经营的需要，自觉地借鉴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我国香港地区的成功经验，出台了专门规制按揭的规章制度。但是，在借鉴英美法系尤其是我国香港地区的经验时，他们并没有全盘接受而是基于我国大陆的制度性因素对按揭加以改造，使之成为一种与英美法按揭不尽相同、但又有别于大陆法上的抵押制度的新型物权形式。我国大陆部分地区关于按揭的规定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1、在设立按揭时并不要求必须有特定财产权利特别是所有权的移转，银行只要求将权利证书交给贷款人保管即可。“权利证书的转移仅意味着权利的移转”，但这种证书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所有权的转移。比如，房地产证书仅起到一种证明的作用，单纯的转让房地产证并不能当然发生房屋产权转移的法律效力。在现行法律之下，还需经过登记公示才能使该转让行为发生法律效力，受让人取得所有权。银行要求将权利证书交给银行保管，并不是要求将担保房屋的所有权转让给自己、在借款人偿还债务后所有权再返还给按揭人，银行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一屋多卖现象的发生，防止按揭人违反约定处分已设立按揭的房屋，从而保障担保债权的有效实现。
2、在上述地区，按揭的实现并不要求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在实践中，如果按揭人不履行义务，即到期未还清本息时，通常的做法是由售房人将按揭的标的回购，并以回购款清偿按揭人未偿付的本息，若有第三人愿以高出原价的70%受让，则应由第三人购买。如果上述行为还不能保障银行债权的实现，银行还可以限期要求借款人纠正其违约行为，中止借款人提取贷款，收回部分或全部贷款，并按规定处以罚息，从借款人帐户中扣款，偿还贷款本息；按照合同约定提前处分担保物，清偿贷款本息，并可以按照合同约定提前追索保证人的连带责任，依法追偿贷款本息。而在英美法上的按揭中，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确定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3、在大陆地区的按揭法律关系中，按揭人负有分期付款以还清债务的义务，但这并不是英美法上的赎回权。由于我国按揭人对按揭物并没有所有权，因此按揭人的行为只是对债务的履行行为，而不是赎回按揭房屋所有权的行为。同时，按揭人并不承担约定义务，按揭权人也不能取得房屋所有权，而是通过类似于抵押权实现方式的方法来保障债权的最终实现。
4、在按揭的适用范围上，由于城市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因此大陆按揭标的只限于城市房屋，不包括土地所有权。而英美法上的按揭范围则广得多，不仅包括房屋，还包括对土地的权利。
根据大陆按揭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出，我国大陆已对外来的按揭制度做了很大的改造，改变了按揭必须转移标的物权利这一基本特征，成为一种完全不同于英美法上的按揭的物权形式。
三
关于按揭，人们的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对按揭的法律属性的讨论上，而对按揭的不同定性会直接影响到立法的不同选择。在我国现行立法中没有与“按揭”相对应的恰当的物权形式，这使得学者们对按揭的法律属性争论很大。有学者认为按揭属于不动产抵押，也有学者主张按揭属于权利质押，还有学者认为按揭实际上是一种让与担保。笔者以为“按揭”是一种全新的物权形式，它不可被简单地纳入传统的物权领域，因此按揭的法律属性究竟为何还应作进一步的分析。笔者针对以上三种观点，通过对按揭与抵押、质押、让与担保的比较分析，试图给按揭作出新的定位：
1、按揭与抵押存在着差异：（1）在生效条件上：按揭的生效条件是，如果按揭物是现房的，那必须将房屋的产权证交付给按揭权人执管；若按揭物是期房的，则必须将《商品房预售合同》交付给按揭权人执管。但是不管现房还是期房，都必须向法定登记机构办理登记后方可生效。而抵押的抵押物除了法律规定必须经法定登记机关登记才可生效外其他抵押物是否要登记后才生效，则由抵押人和抵押权商定。（2）在权利依据上：按揭的权利既属于担保物权，又属于一般债权，因为按揭物如是现房，按揭人只要将按揭物的产权证交付给按揭人即可，它是一种权利的质押，与债权并无直接关系；若按揭物是一种期房的，它实际上还并不存在，因此根本不会发生转移期房的占有权问题，只是要求把《商品预售合同》交付给按揭权人即可。《商品房预售合同》中反映的仅是合同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也说明按揭人在商品预售的合同关系中是处于债权人的地位，这种权利只具有一种债权的性质，尚未具有直接体现财产权的性质。而抵押权属于物权，因为它是抵押人以自己的财产作为履行债务的保证。（3）在标的物上：按揭和抵押权的标的虽然都可以是房屋，但抵押权的标的原则上应为有体物。虽然传统民法上也可以对权利设定抵押权，如我国《担保法》规定的可以国有土地使用权设定抵押，但抵押物必须直接指向现存的具有一定交换价值的财产或者一种能即时物化的权利，这就排除了以期待权作为设定抵押的可能。而在按揭中，按揭的标的物不仅包括现房，还有在建的工程和楼花，后两者用来设定担保的是尚未建成的建筑物，用作设定担保的是一种期待权。
2、按揭与质押也有如下区别：（1）权利标的的范围不同。质押在我国法律中只有动产质押和权利质押，不包括不动产质押，而按揭则可以不动产为标的而设立。而且质权人实现质权的前提条件是债务履行期间届至而债务人不能履行债务，即质权人必须在债务履行期届至时方可能收取入质债权，而在债务履行期内质权人并不享有入质债权。但在楼花按揭中，银行作为债权人在债务履行期间，即已享有购房人转让的期待权，而不像债权质押那样在债务履行期届满时方可以取得入质债权。因此将楼花按揭定性为债权质不妥。（2）两者权利实现的方式不同。质押的出质人如果不按规定清偿，那么可由质权人与出质上协议将其折价清偿，如协议不成的，质权人即可直接依法拍卖质物。而按揭中的按揭人若不履行义务，即到期未还清本息时，通常的做法则是由房地产开发商以房屋原价的70%左右的回购价格将按揭标的回购，并将以回购款清偿按揭人未偿付的本息，若有第三人愿以高出原房价70%受让，则应由第三人购买。
一、三度的法律理论
因此，有一更充分的理由，我们可以说，如法学家所假定之抽象的法律，从未在时、空任何一点上存在过。抽象的法律，系属于本质的范围，并非存在于真实的世界。在真实的世界，除了有此和彼特殊个别的法律外，别无他法。
每一个别特殊的法律，均具有三度：
（一）时间度：所有法律均存续于一定时间中，都具有时间的属性。柏格森学派的用语，谓时间“吞食”一切存在的事物。因此具体存在的法律，亦不能免为时间所吞食。
（二）空间度：所有的法律，均在一定的领域，或对一定的人民（如游牧民族），发生效力，没有一种法律，其效力范围是普天下的；它的管辖权是毫无限制的。
（三）事实度：所有法律均与事实有关，在逻辑上，有什么是关于这件事的法律？询及“什么是法律”？这一问题是毫无意义的。律师亦将为此类问题所困扰。每一法律均统制一定的事件，或一类的情事。不论它是真实的，或是拟制假定的事实，均构成法律的一面。
可见，每一法律均有三度，无时间，无效力范围，和无事实争点的法律是不存在的。问题常是“什么是此时此地或彼时彼地，关于此一案情或彼一案情的法律”？
二、法律三度论的一些成果
（一）法律三度论一被接受，则法律学便进入一崭新的领域，它不再是一种形式学科，而变为一种归纳的学科。当律师询及“什么是统制此时此地，某一类特殊案情的法律”？这一问题时，他便不再依赖纯粹的演绎方法。即把制定法当为大前提，事实当为小前提，而以所得结论当为法律。然而此事并非如是简单。因为如果此一制定法是十年前通过的。在案情发生时，已获致新意义；或者由于废止；或者由于其他外在环境的变迁，它甚至可能已经失其功效。换言之，时间可能吞食此一制定法，而且吸尽它的所有精神，这制定法已不再是法律了！我了解：一制定法是否可因失其功效即被废止的问题，常遭争议；并且亦因不同的法律制度，而有不同的答案。例如，西班牙民法典有一规定：“法律仅能经由后法和无效加以废止后，与其相反的习惯和实例，才能有效的援用”。然而，我们必不为文字所骗；因为权威法学家苏卡摸拉（Scaevola），曾就此一规定批评说：“是否此一原则在实务上完全适用？我人不无怀疑。当一法律条文失其功效，而有一习惯形成，并与之相对抗时，由于此一法律条文不能应乎时代的需求；或者生活于此一时代中人们的理念，所以纵使立法者仍执拗的欲强加保留，也是毫无用处的。我们可在同法第五条第七项第六款中得到明确的证明。它规定：‘凡为变戏法或以斗牛为业的子孙，均丧失其继承权’。此一法条，虽未为其他后法所废止；但是并没有人遵从其规定”。事实上是时间吞食所有制定法，自亦包括防止时间吞食的法律在内。
如果上述的情形，在那些以制定法明白规定，制定法不能因其失去效用，即迳认其被废止的国家是确实的话，那么，在没有此类规定的国家，则更是真确。叶尔斯生（Erskine）在其名著《苏格兰的法律原理》（PrinciplesoftheLawofScotland）一书中曾谓：“习惯当其与制定法同等建立于立法者的意志之上时，即具有同等效力。因此，当一制定法得为另一制定法所废止或解释，则一制定法亦得由社会共同的习惯所解释，甚且得因后来与之相反习惯的对抗，而丧失其效用。”纳年（Nathan[校者按：此人名待查]）在其《南非的普通法》（TheCommonLawoftheSouthAfrica）一书中，亦持相同的看法。他说：“不仅后法可废止前法，而且前法亦得为习惯所废止。盖以人民表现其意志，初不因运用的方法不同而有别，所以法律不仅因立法者的意志而更改，而且可因制定法的失去效用，并为社会大众的默示同意所变更”。
时间乃一不速之客，不论愿意与否，它都会溜人法律的宅第。前门拒之，它便会由后门悄悄地溜进。
（二）法律三度论的逻辑另一成果，便系所有的法律均与事实相关。法律与事实共存亡，法律并非产生于事实发生之前。谈法律而不言事实，诚属荒唐！
因为没有两个案件彼此案情毫无差别，所以我们不能从彼案的判决而演绎此案的法律。我们只能用类推的方式，以彼案的判决类推适用到此案。类推的方法是归纳法。运用此一方法所得的结论，并未提供给我们绝对的确定，而仅能带给我们合理的确定。律师可运用一种类推的方式，法官亦可运用其他更适合的类推方式。换言之，类推的方式，容许一可变性的广大边际（awidemarginofvariability）存在。因此，与其谓法律为逻辑的演绎，不如谓其为预测之事，较为适宜。未若逻辑的演绎，预测多少容易导致错误。
[关键词]技术措施；冲突；利益平衡
网络技术的发展给版权人的利益构成很大的威胁。在法律滞后，不能及时制裁网络侵权的情况下，版权人通过开发和设置技术手段以防范非法使用者，这种做法得到法律的认可，即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然而，技术措施是“全有或全无”的工具，包含在作品中的技术措施既可阻止非法的使用，也同样可以阻止法律所允许的合理使用。因此，技术措施的采用，客观上将使社会公众原本享有的合理使用作品的权利受到限制或剥夺。美国自DMCA(1998年《数字千年版权法》)增加了网上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责任以来，关于禁止规避技术措施的规定一直是引起争议的焦点。
一、技术措施及其法律保护
技术措施[1]，又被称为“技术保护”[2]、“技术保护措施”[3]、“版权作品的技术保护措施”[4]、“数字化作品著作权的技术保护措施”[5]等等，译自“Technolog-icalMeasures”、“CopyrightProtectionSystem”、“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TPS)”①等词句，实际上就是版权人为了控制作品而设置的保护屏障。广义的技术措施，是单纯在技术层面上所说的技术措施，泛指版权人或相关权利人为保护版权或与版权有关的权利而采取的一切技术手段。狭义的技术措施，或称法律意义上的技术措施，是指国际法或国内法中规定保护的技术措施。技术措施根据其功能不同，可分为两大类：一是防御性的技术措施。包括控制访问(AccessControl)作品的技术措施、控制使用作品的技术措施和控制作品传播的技术措施。二是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包括追踪、识别作品的技术措施和制裁非法使用的技术措施。
根据《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和美国DMCA第1201条的规定，受法律保护的技术措施应当具备一定的条件：(1)只有作者所使用的技术措施才构成条约项下的技术措施。美国DMCA对此作了扩展，将主体规定为版权所有者，把邻接权主体也包括了进去，由于网络内容提供商有相当一部分是邻接权主体，这样规定可以避免他们采取的技术措施得不到法律保护的尴尬。(2)《WIPO版权条约》规定，采取技术措施须为行使条约或《伯尔尼公约》所规定的权利。然而，美国的DMCA扩大了技术措施保护权利的范围，对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也予以保护。(3)《WIPO版权条约》第11条要求，技术措施是对就其作品进行未经该有关作者许可或未由法律准许的行为加以约束。(4)技术措施须有效。美国DMCA规定，如果某技术措施在通常操作过程中，要求经版权所有者授权以应用某些信息或经过某种过程或处理才能访问作品，该措施即“有效控制访问作品”①。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互联网条约给予了技术措施以法律保护②。WIPO的两个版权条约和美国、欧盟各自的立法，赋予版权人技术措施的权利主要包括：第一、禁止他人规避控制访问作品的技术措施的权利。版权所有者有权禁止任何人规避其所采取的有效控制对作品进行访问(access)的技术措施。也就是说，任何人未经版权人授权或法律许可，不得对已编码的作品进行解码；对已加密的作品进行解密，或以其他方式回避、越过、排除、化解或削弱技术措施。第二、禁止他人制造、流通规避装置的权利。版权人有权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禁止任何人制造、进口、向公众出售、供应或以其他方式买卖主要是为规避技术措施的任何技术、产品、服务、设备、部件或其中的零件。
二、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保护的困境
在版权法领域，法律所调整的社会关系主要涉及三方面的利益：作品创作者的利益、作品传播者的利益和作品使用者的利益，后两者的利益又可归结为社会利益。现代版权法的理念就是作者利益和社会公众利益的双重保护。从版权法的整个制度看，利益平衡要求授予的版权不仅仅应当“充分而有效”，而且应当“适度与合理”。随着技术发展和社会进步，作为版权法基石的利益平衡状态会产生相应变化。这种变化的一个趋向就是原来的利益格局被打破，致使原有的平衡走向失衡。在数字环境下，技术措施的采用以及由此形成的新型产权关系及其法律保护问题向传统的版权制度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与权利用尽的冲突
所谓权利用尽，也称首次销售原则(theFirst-saleDoctrine)，是指版权人行使一次即告用尽了有关权利，不能再次行使。这一原则，严格地讲仅仅适用于经济权利中的发行权[6]。权利用尽原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版权人专有权利的一种限制。它旨在防止版权人限制买主转让或者处置作品，同时保护第三方的合法权益。应当注意的是，权利用尽原则仅适用于已被销售或以其他方式合法转移所有权的作品，音像制品和计算机软件除外，且只限于那些获得了作品所有权的人。但是，版权法引入技术措施保护的规定后，权利用尽原则遭遇了很大挑战。
以电影业者在DVD中采用的技术措施为例。鉴于互联网和数字压缩技术的发展，电影业界为了保护影视作品的版权，在DVD中使用了内容扰乱系统(ContentScramblingSystem，CSS)和区域码(Region－alCoding)技术。CSS系统将DVD以40位编码加密，而能够播放经过CSS加密的DVD的播放器DVDPlayer只能由电影工业联盟授权的厂家生产。这样消费者就被限制在特定的播放机上——而不能在其他播放器，如个人电脑上——观赏DVD。而区域码技术则把全世界DVD播放区域分为六个区，每一区的DVD光盘与播放设备都有独立编码，不同区域的DVD不能兼容。比如美国为第1区，台湾为第3区，在美国购买的DVD光盘无法在台湾购买的DVD播放机上放映。可见，CSS技术干扰了DVD业者在市场上自由处置DVD的能力，权利用尽原则受到了技术措施的限制。
图书馆业者也对反规避条款表示了关注。因为反规避条款令版权人始终有能力控制对作品的访问和复制，这实际上扩展了版权人原本依据权利用尽原则已经用尽了的权利。例如，传统上图书馆的馆际互借存档和接受捐赠等活动都因此受到了限制。
可见，技术措施的保护对权利用尽原则的影响确实存在。依据传统的版权法，合法拥有作品的用户享有很大的自主性：自由地阅读、欣赏作品；将它借给或者送给朋友；甚至可以转手卖出。但是，由于技术措施的采用，这一切都受到了限制。
(二)与合理使用的冲突
世界各国在对版权提供保护的同时，大多规定了权利的限制和例外。合理使用，就是各国普遍规定的限制之一。合理使用是对版权利用的特殊情况，它是在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不必征得权利人同意又无须向其支付报酬，基于正当目的而使用他人作品的合法的事实行为。
在版权保护方面，法律与技术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补关系。当法律的威慑力不足以制止侵权行为时，技术手段就发挥了替代作用。但是，技术措施对于他人的合理使用也造成了不应有的障碍。在数字环境中，合理使用制度由于技术措施的日新月异而正在缩小适用空间。版权人与使用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是此消彼长的，过度的技术保护对使用者来说就是对其权利的限制、义务的附加。“没有人反对权利人在自己的私有财产周围树立篱笆，但是要是有谁把公有财产据为己有，就不能不受到公众的反对”[7]。技术措施正是版权人树立“篱笆”的行为，是版权人的“圈地运动”。过度的技术措施将阻碍技术的进步，形成不合理的信息垄断，与版权法鼓励作者创作、促进科学和文化的进步的立法价值大相径庭。诚然，由于在互联网上大量低成本、高质量地复制作品变得非常容易，且其复制件能够很快在互联网上传播，版权人的复制权已经越来越难以行使和控制。因此，法律应当加强对版权人复制权的保护，适当扩大复制权的范围。但网络要正常运行，往往又不可避免地在其计算机或系统中产生复制，如将这些复制也纳入版权人的复制权的范围中，势必会损害网络的发展和网络信息流通。因此，在扩大网络环境下复制权的范围的同时，必须对其网络环境下复制权进行适当限制，从而为社会公众的合理使用提供条件。
(三)与个人隐私保护的冲突
对隐私权的保护，是现代社会保障人权、尊重个体自由的标志。数字环境下，个人隐私的保护因技术措施而变得异常脆弱。一方面，技术的发展使收集、获取个人信息和资料的手段越来越丰富；另一方面，互联网的广泛应用使侵权后果可以迅速、大范围地扩散，很容易造成比传统环境下更严重的损害。由于技术手段本身的两面性，版权人采取的技术保护措施也并非没有侵害隐私权之虞，对于那些反制性的技术措施，如具有跟踪、识别作用的技术手段来说，被控侵犯隐私权的可能性更大。比如，WindowsXP的推出就引发了有关隐私保护的争论[8]。
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的核心组件——Passport鉴定系统，可以在网上收集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对消费者在互联网上的活动进行追踪和监视。美国的电子隐私信息中心(EPIC)和其他一些隐私保护组织据此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提交了一份指控，认为微软计划通过它推出的WindowsXP操作系统和.Net产品“不正当和蓄意”获取消费者的个人信息，并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迫使微软改变它的不合理行为。这些组织认为，尽管微软在Passport中包括了一些选项，允许用户对他们的个人信息进行某种程度的控制，但是，这些信息仍然处在微软的控制之下。这些隐私保护组织要求联邦贸易委员会对Passport的信息收集机制进行调查，要求微软修改WindowsXP的注册程序，清楚地告诉用户接入互联网并不一定需要注册Passport；要求微软不得在没有获得消费者明确同意的情况下，和MSN下属的网站分享Passport收集的信息；要求微软在WindowsXP中增加匿名或半匿名技术，允许WindowsXP的用户轻易使用其它网上支付服务。
(四)与公有领域公有性的冲突
英国1710年颁布的《安娜法》设定了“文学艺术的公有领域”(thepublicdomainforliterature)。一部作品超过了法定的版权保护期，或该作品所在国家、地区未对作品提供版权保护，也未参加国际版权保护公约，该作品就进入了“公有领域”。对于公有领域内的作品，使用者可以不征得版权人同意，也不需支付报酬。伯尔尼公约中，作者享有一生加50年的保护期。欧盟保护期限指令中，作者享有一生加70年的保护期[9]。
技术措施的采用使保护期事实上得到延长，从而使公有领域进一步受到威胁。一部作品超过了版权保护期，版权人不再享有版权，在版权法上它便进入了公有领域，理论上公众就可以自由使用。但正如学者指出的，“公有领域中的东西不一定都是自由可取”，“使用公有领域中的资源很可能会受到限制”[10]。实际上，由于技术措施的保护依旧存在，公众无法使用作品，除非对其进行破解，但这又恰恰违反了反规避法律的规定。于是，版权法在这方面陷入了二难的境地。
技术措施对公有领域另一方面的威胁来自于它侵占属于公有领域的内容的可能性。《WIPO版权条约》第11条将对版权客体的解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但却没有将对不受版权保护的客体的加密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例如，该条款允许数据库的卖主自由地对一组不受版权保护的数据以一段导言或一个关键数码系统的形式贴上一个版权的标签，然后把整个数据库加密，并依据第11条所制定的国内法阻止他人对整个产品解密。因此，只有一种能够将那些把产品中显然应当划分为公有领域的材料予以加密的行为规定为非法行为的措施，才能在版权领域中实现平衡和公正，让那些受版权保护的内容加密，而让公有领域的内容向公众开放[11]。
(五)与公共利益的冲突
公共利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对于一个特定社会的政治、文化状况和所支配的经济资源来说，公众利益是社会为所有成员(并非为大多数成员，也非为势力强大的集团，而是为社会中所有的人)努力争取的基本目标的集合。狭义的公共利益是指与版权人利益相对的，版权产业商利益之外的使用者利益，即公众自由使用作品的利益[12]。我国《著作权法》第4条第2款规定，著作权人行使著作权，不得违反宪法和法律、不得损害公共利益。《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9条第3项指出：著作权人以复制、发行等方式行使其著作权中的使用权，以“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为前提。
在数字环境下，版权人的作品往往可以通过网络广泛传播，提供给不特定的多数人使用。版权人的任何举措都可能对广大用户产生影响，其与公共利益之间发生的矛盾冲突不可避免。这在江民公司的“逻辑锁”案件中得到充分的印证。该案是在我国著作权法和刑法修订之前发生的一起软件版权人因采取技术措施不当而受行政处罚的典型案件①，它突出地反映了版权人为维护自身权利采取的技术措施与公共利益之间潜在的矛盾冲突。该案留给人们的思考是：技术措施只能是预防性的，不能以打击盗版为名，采用攻击性手段；版权人采取技术措施对付盗版活动的行为必须合法，不能超过法律、法规规定的必要限度。
上述五个方面的冲突是技术措施保护所引发的最主要冲突，随着技术的进步，这些冲突只会加剧。意识到这一点，我们在具体的制度设计中。就应该对不同利益之间的冲突进行调和，做出取舍。在当前版权人权利范围高度扩张的背景下，我们应当调整立法以充分关照公众利益，最终实现版权保护的利益平衡。
三、技术措施保护的价值取向：重申利益平衡机制
版权在本质上是一种私权，代表着私人利益，而信息资源共享则是对公共物品的分享，代表的是公共利益，因此版权法试图通过对私权的保护最终实现社会的公共利益，实现全社会的信息资源自由流动，充分满足人们对信息的需求，从而实现信息资源共享。TRIPS协议在前言中承认知识产权为私权，同时承认保护知识产权的诸国内制度中被强调的保护公共利益的目的，包括发展目的与技术目的。在第8条中还规定成员国可以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公共利益，并防止权利人滥用知识产权。WIPO1996年12月通过WCT和WPPT两个条约，其目的就是要解决对文学艺术作品的创作和使用以及对表演和唱片的制作和使用有深刻影响的数字技术和网络环境中有关的版权和邻接权问题，从而以尽可能有效和统一的方式实现对作者就其文学和艺术作品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的保护，并维持作者的权利(表演者和唱片制作者的权利)与广大公众的利益尤其是教育、研究和获得信息的利益之间的平衡。
版权制度中，版权人对作品的专有与社会公众对信息的合法需求之间的矛盾是构成版权领域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冲突的主要原因。如果赋予版权人的权利过大，就会损害公众接近和利用智力产品的权益，从而使版权制度的根本目的无从实现；如果给予版权人的权利过窄，就会使作品创作的原动力不足，版权制度的目的同样也不能实现。因此，必须完善以利益平衡机制为基础和核心的版权立法。这就要求：版权法既要保护作品作者和传播者的合理权益，以鼓励作者创作作品、传播者传播作品的积极性；也要保证社会公众能够尽可能多地利用作品，使全社会能够共享作者创造的思想文化成果，最终促进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因此，在扩大对版权保护的同时，保证公众对信息资源的共享的权利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数字环境下，对技术措施的法律保护必须遵循版权法维持利益平衡的基本原则，否则版权法将会降低甚至失去其功效。数字环境的开放性、技术性、虚拟性、交互性、数字化等特征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原有的版权利益平衡关系，不利于实现版权法的功能。因此，有必要根据互联网的特征及其对现行版权限制制度的影响，重申利益平衡机制，重新界定版权人、作品传播者和社会公众之间的版权利益关系，以实现上述版权利益关系在数字化环境下的平衡。基于保护消费者的立场，对网络服务商等技术措施使用者规定相应的义务，以保障网络用户即数字媒介消费者的利益，是维护版权利益平衡的重要方面。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6)项虽然也增加了保护技术措施的规定，但同时指出“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实际上就是为协调技术措施权和权利限制之间的冲突留有的空间。
四、结语
权利作为利益的法律化，是法律设定的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任何权利都有边界，这种边界是权利人与其他任何人利益的分界线或平衡点。在数字环境下，版权法应当着力调整版权人与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关系，既要保障版权人的技术措施权，又要保障社会公众分享科学文化知识的权利，促进人类文化知识的广泛传播与交流。版权法作为各种利益关系的平衡器，合理地构建起版权保护与社会公共利益之间的利益平衡机制，正是其价值核心之所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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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TechnologicalProtectionservices的用法意在区别于TechnologicalProtectionSystems。学者认为，后者技术保护系统，重在强调与数字化环境整合及自身相互整合的一系列工具。然而，在一个缺乏有效的内外隔绝手段的开放式信息基础设施网络中，这样的“系统”难以有效地运行。因此，前者“技术保护设施”的用法更合适。每一种“设施”都可以为信息化产品所利用。“设施”之间还可以互动。见Committeeon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theEmergingInformationInfrastructure,TheDigitalDilemma:IntellectualPropertyintheInformationAge,Washington,DC,NationalAcademyPress,2000,p.153.
①DigitalMillenniumCopyrightAct.Section1201(a)(3)(B).
[关键词]法律文书；作用；探析
中图分类号：C93l.46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009-914X（2014）36-0364-01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进程的加快，法律制度日益完善，诉讼活动信息透明度不断增强，公民的法律意识也在逐渐提高。为了适应新形式，我国现已实行了法律文书上网制度。法律文书上网，旨在司法为民，维护正义。法律文书上网使社会各界更多的了解理解了法院的审判工作，强化了法官的司法能力，提升了法官队伍素质，展示了法官的良好形象，充分保障了群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为法院和群众沟通交流创造了良好的平台，有效提升了司法公信力。有鉴于此，法律文书作为国家司法机关代表国家行使司法权利，以及诉讼当事人及其人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表现形式和工具，在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维护司法公正和社会正义，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加强法制教育，促进社会和谐等诸多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法律文书是实现法律职能的文书凭证
法律文书是国家司法机关为实施法律的职能而制作和使用的文书凭证，凭借各种法律文书的使用以实现其具体的法律效能。《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对公安机关在刑事诉讼活动中的侦查职能，人民检察院的法律监督职能以及人民法院的审判职能等都作了具体规定，而要实现它们的职能必然得在各个诉讼活动中制作相应的文书，并将它作为具体实施法律的凭证。如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呈送的《提请批准逮捕书》审查后，认为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的条件，则要作出批准逮捕的决定，并用《批准逮捕决定书》通知公安机关对犯罪嫌疑人实施逮捕。而如果公安机关认为同级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决定或不决定确有错误时，可以要求复议，复议时需制作相关的法律文书，对此《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一百三十七条第一款已有明确规定，对人民检察院不批准逮捕的决定，认为有错误需要复议的，应当在收到不批准逮捕决定书后五日内制作要求复议意见书，报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批准后，递交同级人民检察院复议。再如人民检察院认为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或裁定确有错误时，应及时用《刑事抗诉书》向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意见。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保障国家法律的正确实施，在这方面法律文书无疑起着十分重要的文书凭证的作用。
二.法律文书是反映诉讼活动的忠实记录
法律文书是忠实记载，如实反映有关法律活动的专用文书。国家司法机关、诉讼当事人及其人在诉讼活动中所处的地位，应履行的职责，所起的作用等等，法律都有明确的规定，并要求用法律文书予以如实记载。有的是司法机关依法实施各种活动的实录，如调查笔录，讯问笔录，询问笔录，搜查笔录等；有的是司法机关对诉讼活动依法作出的结论，如各种决定书等；有的是引起下一诉讼活动的凭证和依据，如书等；有的是启动诉讼程序的凭据，如各类诉状等等。总之，在所有的诉讼活动中，都是通过制作和使用相应的法律文书来如实记载和反映诉讼活动内容的，它完整地记录着诉讼活动的每一程序，每一内容。可以说，若想了解某一案件的全部诉讼过程，通过查阅这一案件的法律文书材料即可。比如，《刑事诉讼法》第六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对被拘留的人，认为需要逮捕的，应当在拘留后的三日以内提请人民检察院审查批准。在特殊情况下，提请审查批准的时间可以延长一日至四日。对于流窜作案、多次作案、结伙作案的重大嫌疑分子，提请审查的时间可以延长至三十日。人民检察院应当自接到公安机关提请逮捕书后的七日以内，作出批准逮捕或不批准逮捕的决定。”明确规定了公安机关制作《提请批准逮捕书》的时间，规定了人民检察院答复批捕文书的时限，即制作《批准逮捕决定书》或《不批准逮捕决定书》的时限。《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规定：“公安机关侦查终结的案件，应当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并且写出意见书，连同案卷材料、证据一并移送同级人民检察院审查决定。”不仅明确规定了意见书制作的基本前提，而且明确了送达的机关以及附送的材料。所以，通过查阅相关的文书资料，就可以判定公安机关在这一诉讼活动中是否依法办案。
三.法律文书是反映办案质量的书面材料
法律文书既然是司法机关履行法律职责参加诉讼活动的忠实记录，那么它也必然真实地反映着办案的质量。如果司法机关在诉讼活动的每一阶段、每一环节都严格遵循了法律规定，那就应该有相应的法律文书作为佐证。如果说司法机关的办案质量较高，那么它所制作的法律文书不仅形式规范，规格有矩，事项齐备，而且事实叙述清楚，证据说明确实充分，理由阐述深刻有力，条理清晰，逻辑性强，法律适用正确具体，语言准确简洁。因此，衡量司法机关案件办理质量的高低也应包括法律文书制作的质量在内。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过程中，在不断提高办案质量的同时，也应重视对法律文书的制作。
四.法律文书是考核司法人员的重要尺度
法律文书既然是国家司法机关办案质量的集中体现和如实反映，自然也就成为考核具体制作文书的司法人员综合素质高下的重要尺度。特别是文字叙述类的法律文书，如公安机关的意见书，检察机关的书、不决定书、抗诉书、人民法院的刑事、民事、行改判决书等，要想制作出合乎要求的此类文书，不仅需要扎实的法学理论、较高的法律专业水平和丰富的基础写作知识，还要有一定的政治理论水平、严谨的逻辑分析能力和较为丰富的工作经验。因此，一份法律文书，既是对司法人员政治素质、工作责任心、工作作风、业务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的综合检验，也应该成为考核其水平和业绩的有效尺度。早在1986年9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办公厅就在下达的《印发全国刑事检察文书座谈会两个文件的通知书》中明确指出：“今后，要把刑检文书制作质量列为考核、任命、提升法律职称应具备的基本条件之一。考核检查的重点是‘四书’（书、免予决定书、不决定书、抗诉书）‘二词’（公诉词、抗诉词）及其他重点文书。”作为国家司法工作人员，应该充分认识到法律文书的重要作用，认真对待法律文书的制作，不断提高政治、业务素质，增强工作的责任心，以切实提高法律文书的制作质量，充分发挥法律文书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