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5-08 06: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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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西方法律制度中的自由心证制度，是其整个法制体系中的一项不可或缺要素。而在我国法制建设中，能否加以合理移植或借鉴呢？对于是否要在中国建立自由心证制度，学界一直存在很大争议，一些人认为在中国现有的制度框架内只要沾上“自由”二字就脱离了我们的哲学基础，难以做到“客观真实”。而且社会公众也普遍认同法律制度是严谨的，是不能“自由”发挥的。笔者认为，在我国司法制度中确立自由心证制度是完全必要的。自由心证制度与主观主义和唯心主义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它是有其内在合理性的。
我国建立自由心证制度之瓶颈：
1.自由心证的主体——法官不“自由”。宪法第126条之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于是法官时常徘徊于“国家法”和“民间法”之间难以取舍。因而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的社会根基相当脆弱。
2.当事人主义和直接言词原则的缺乏。法官审理案件是先由自由心证再到内心确信的完全确立过程，同时也是举证、认证、质证三位一体的一种认志不断升华的过程。但是在我国这三个阶段的相关制度时常是脱节的。
3.裁判者的综合素质也难以适应自由心证制度的确立。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法官的任职资格规定是很低的。而且由于管理体制方面的弊端，现行的法官任职资格的规定也没有得到很好的贯彻。
4.自由心证制度自身也存在缺陷。任何制度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与其他证据制度一样，自由心证要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是一个合力的结果。在法官自由评价证据材料的时候也存在认知能力，证据材料收集不全面，自由裁量权行使不当等方面的风险。自由心证不是任意恣证，更不是乱证，它的良性运作需要一套行之有效的制约机制，否则引入自由心证制度只能事与愿违。
二、完善我国自由心证应制度采取的措施
1.拥有自由心证的法官，必须具备较高的道德修养，才能做出公正的判决，而且这种判决容易被当事人接受，真正起到定纷止争的作用。我国当前司法腐败令人担忧，一审判决的信服力大大下降，这不能不说与法官的道德素质相对较低有关。自由心证制度第一个要求是心证主体的专业修养。只有领悟法律条文含义和精神实质的法官才能依照法律，根据证据对事实做出正确的判决。
2.相关制度的完善。自由心证存在于证据体系中，就其孤立的行为过程来看，具有较强的主观性。只有完善了保障程序，特别是相关的证据制度，才能在最大程度上抑制法官的主观性，“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才能实现。
3.在制度上对法官自由心证进行规制。其一，司法必须独立。司法独立是法官形成自由心证之根本前提。自由的意志方能产生自由的心证。排除来自外部的非法干预，确保法官能够自由地形成心证。其二，审判必须公开。自由心证并非秘密心证，自由心证的形成仍然以奉行审判公开原则为前提。审判公开是杜绝暗箱操作和防止司法腐败的最佳武器。
4.完善心证制度的监督制度。我国审判的监督是多层次的、全方位的。有法院内部的监督，还有外部的监督如检察监督、权力机关的监督、社会公众的监督，但是这种监督机制的合理性及其效果都不令人乐观。
三、结语
自由心证制度经过100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一套较为完善的逻辑体系，为科学评判证据提供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机制。在我国国内关于确立自由心证制度的口径也逐步趋于一致，甚至已经反映到立法的建设中，这已经预示了自由心证制度在我国的未来走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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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碰触到的根本问题明显是，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政制理想是否具有普遍性？是否是现代政治文化中的普遍“真理”？如果细致辨析，当区分两个不同性质的反对普遍性的观点。一种观点可能是说，自由主义民主的制度理想尽管源于西方的社会和文化脉络，它基于对公共理性及其所认定的基本争议价值的肯定，具有普遍性，但并不等于在不同文化传统的社会或国家演化中只有一种自由主义的现实形式：“应当”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的自由秩序，其具体的现实形式仍是未决的，要依不同文化传统的现代演化的历史具体性来决定，某一现实的形式（如北美的自由民主制度）不具普遍性意义。这可以名之为反对抽象的政治自由价值的普遍论。自由民主的的基本政治价值（实质）具有普遍性，而具体的侀政制度结构（形式规则）又有历史演化的差异-因而不具有普遍性。比如，常言说的英美自由主义，在具体制度结构方面就有不同：……
另一种观点可能是说，自由主义民主政制由于是西方文化习性的结果（＝西方的真理），因而其基本政治价值（实质）不具有普遍性，若主张它具有普遍性，就是西方中心主义或西方文化霸权论。这种观点既然否定政治的自由价值（实质）具有普遍性，自然就堵死了这种价值具体地获得实现的一切通道。由于任何社会规程的价值理念都是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习性，这种观点主张，任何文化习性的社会理念应有平等的权利成为其基本的政治价值（实质），其结果就是反对政治的自由价值实质的普遍性。
既存的自由立宪国家制度是否真的保障了个体自由，的确仍是一个问题。但没有问题的是，保障个体自由是自由主义立宪的原则。其他“主义”（比如民族社会主义）的立宪原则并不以个体自由，而是以意识形态花的民族共同体的目的和价值为立宪原则。国人如今好讲“”，但最好先搞清楚，是什么样的，以何种价值基础来立宪（或修宪）？
自由主义思想持守形式理性，抵制浪漫的民族理性思维。按自由主义价值论的价值自抉及“真理认识论上的平等”-任何一种价值观都不能认为自己比其他价值观优越，国家或共同体代表每一个人的价值的观点根本无法成立。这里可以再次看到，文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原则与自由主义的政治原则的对立，不是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对立，而是两种现代政制正当性论证的对立。
在否定论中,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存在行政法规范,但不存在作为独立部门法的行政法。有的学者认为两者都不存在。否定论者的理由主要有以下三点:
第一.行政法是与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和法制紧密联系的。“行政法是近代的产物,它的产生同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法治主义思潮有关,同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的需要相联系。行政法是在资产阶级‘三权分立’原则确立以后,随行政权的独立而产生的,它的产生是同宪法有密切的联系的,同依法办事、法治国家的政治原则相通的,但在资本主义以前不具备这些条件,因而也不可能有行政法。”
第二.行政法体现着民主、自由、公平等一系列特有的价值理念,古代虽然有许多行政法的法律规范,但它们是为了维护等级、王权、专制,与近代行政法格格不入。
第三.作为独立部门法的行政法的存在,以独立的行政审判或行政诉讼的存在为前提。“一个独立的基本部门法的存在,往往是以相应的法律设施的完善及有效的司法保护为客观标志的。国家的形式、法的威信及时代精神,都可以在有效的司法保护中得到体现。如果对一种规则不存在具有国家强制力的司法保护,这种规则最多只能是一种制度而不能说是一种法律。同样,如果某类规则不具有相应的独立司法保护,也就不能说这类规则已构成一个独立的部门”,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基本部门法的产生,“主要应当看是否存在独立的行政审判或行政诉讼”;“在《行政诉讼法》颁布以前,行政法规范无论数量再多,由于不存在有效的司法保护机制,毕竟只能算是‘治民’的工具”;“由此看来,行政法的产生是近代以后的事,在近代以前并不存在独立的行政法这一法律部门”。
肯定论者认为:“有了国家,就有政府,就必然有管理活动的各种法规,只不过在不同社会、不同性质的国家里,有不同性质的行政法”;“在古代,我国作为一个大一统的专制集权的大国,总有一套法律制度保证国家政令的贯彻执行,保证行政体制规范有序,把国家行政管理纳入法制轨道,这是古代行政法应有之义,也是现代意义行政法不可缺少的内容,两者的本质有不同,内容却有相似之处”。
对中国古代有无行政法的争论,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行政法的定义的不同理解。否定论者所持的是狭义的理解。他们认为,只有确立资产阶级以后,国家划分出行政权并用专门法律规定行政权的实施和使其接受监督,以期实现资产阶级的民主和法治,才有可能出现真正意义上的行政法。肯定论者所持的是广义的理解。他们认为“行政法就是一切行政管理法规的总称,是规定国家机关的组织、职责权限、活动原则、管理制度和运作程序的各种行政法规的总和。”
二
笔者认为,从狭义的理解出发否定中国古代存在行政法,这种观点多有商榷之处。否定论者认为,行政法应以行政权的独立为前提。诚然,资产阶级学者将国家权力划分为三种,使人们对国家权力的认识更加科学化,这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而且,“三权分立”的要义是权力制约,这是人类探索民主保障机制的重大发现。但是,理论上的抽象不是实然存在的依据;古代社会没有这种权力划分的学说,并不意味着古代社会不存在这三种权力。行政管理是国家管理的核心,有国家就必然有行政。马克思在分析古代亚洲国家时曾经说过:“在亚洲,从很古的时候起一般说来只有三个政府部门:财政部门、或对内进行掠夺的部门;军事部门、或对外进行掠夺的部门;最后是公共工程部门。”④可见行政部门早已存在。而且,古代中国虽然没有国家职能的明确分类,没有明确的行政机关的概念,但是大体上还是可以分辨出立法事务、行政事务和司法事务以及掌握这些事务的主要机构。例如在唐代,中书省主出令,门下省主复核,尚书省掌奉行,御史台、大理寺、刑部(设于尚书省)主司法。
古代的行政与近现代的行政有许多差异,但它们也有相同的本质特征。马克思曾经说过:“所有的国家都在行政机关无意地或有意地办事不力这一点上寻找原因,于是他们就把行政措施看作改正国家缺点的手段。为什么呢?就因为行政是国家的组织活动。”⑤马克思的这段分析是深刻的。因为行政是一种国家的活动,具有鲜明的国家意志性、执行性和强制性的特征。行政的这种本质特征决定了它必然被纳入法制的轨道。行政管理法制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尽管法制化的程度各不相同),古代存在行政法律规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如果我们否认古代存在的行政法,或者认为它们只是一些行政法律规范,而不是行政法,那么,这些法律规范究竟应当属于什么法呢?
行政法作为一个独立的基本部门法的产生,必须存在独立的行政审判或行政诉讼。这种观点充分肯定了行政审判或行政诉讼在行政法产生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意义。但是,把独立的行政审判或行政诉讼作为行政法产生的必要条件,似乎太绝对了。众所周知,中国古代诸法合体、民刑不分、实体法和诉讼法不分,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也没有严格的区分。如果按照上述逻辑,那么中国古代就不存在民法了。如果真是没有民法,中国古代几千年真不知是如何走过来的。在实践中,某类规则的司法保护形式是多样的,与其相应的独立的审判或诉讼是一种很好的、高级的形式。但这种形式不可能一蹴而就,必然有一个萌芽、产生的过程。在它之前,也会有一些低级的不成熟的其它形式。
从狭义行政法出发否定中国古代存在行政法,这种观点不仅在形式上、逻辑上很难成立,而且从思想理念上分析,它所奉行的法思想和法观念也有狭隘之嫌。
几十年来,我们习惯于从阶级性质上去分析和认识法和法律。这种分析方法有一定的合理之处,它能帮助我们区分不同阶级不同法律的不同特征。但是,如果以此作为认识法和法律的唯一方法,那就不可能真正全面、深刻地认识法和法律,必然会产生种种片面的结论。主张行政法是与资产阶级联系在一起的观点与上述思维模式尽管有很大的区别,但在客观上却有某些相似之处。
我们认为,法是人类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我们应从人类文化的大范畴中来认识法律现象,认识法的价值目标和本质。人类创造文化的目的是为了自身的解放、自由和幸福。与此相应,人类创造法的目的,是为了管理自身(社会)、解放自身、完善自身、协调自身与自然的关系。当然,实际中的法的功能和追求不可能是纯洁的、单一的,由于受到各个时期社会管理者的影响,它不可避免地在不同程序上扮演为社会管理者服务的角色。但是宏观地考察,法的这种功能和角色是次要的、局部的、非本质的。
法的历史使命是宏远博大的。这种历史使命必然要求其自身不断地进步、合理与完善,即不断地文明化。法文明化的标志,就是其科学性的不断提高。法自身的最大追求就是越来越科学,越来越公正。刑法是这样,民法是这样,行政法也是这样。行政法作为人类文化的一部分,其价值目标是行政管理科学化。行政法的发展史就是行政管理逐步科学化的历史。我们之所以肯定资产阶级行政法,就是因为它提出了许多新的原则和制度,作出了许多珍贵的创造,使行政管理的科学性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产生了质的飞跃。
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否定古代存在行政法。如果比较一下古代和近现代的行政法,可以发现它们之间有许多相同或相似的原则、内容和规定。为什么?就是因为它们的调整对象是一致的,就是因为行政管理的科学化是一个逐渐积淀的不可分割的历史过程,就是因为“科学”的原则和规定适用于古代,也适用于近代和现代。
譬如,制约行政权力的原则。行政管理的科学化要求科学地行使行政权力,科学地行使行政权力必然要求制约行政权力。近代资产阶级提出以权力制约权力,这是人类在探索科学地行使权力的征途中的一大发明和创造,它已成为现代行政法的一项重要原则。中国古代虽然没有权力制约原则,但是对行政权力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这种控制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来自直接规范行政权力的法律、法令。中国古代很早就已经对国家机构的设置、职能、官吏的职责权限以及公务运行等作出了具体明晰的规定。从根本上说,行政法律规范的确立就意味着对行政权力的约束。有些规范看起来是确认了官吏的等级特权,但是换一个角度分析,它们也是限制官吏特权的规范。唐代的《祠令》、《卤薄令》、《仪制令》、《营缮令》、《衣服令》、《丧葬令》等便可作如是分析。另一方面来自其它机构(尤其是监察机构)的监督(详见下述)。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皇帝高高在上,皇权不受任何约束,与现代行政法的要求格格不入。其实这种观点并不完全符合事实。诚然,中国古代皇帝享有极大的权力,从根本上说,皇权高于法权。但是我们不应将皇权等同于行政权。皇帝掌握最高的立法、司法、行政等权力,皇权是国家权力的象征。而且,皇权在实践中也不是不受任何约束的。例如,祭祀祖先要按照礼仪,立皇太子要遵守习惯。在唐代,皇帝的出令都受到明确的规制。制敕由中书省负责,皇帝不能径自制敕。中书省若认为“词头”(即皇帝的绍书要点)不妥,可以封还,要求另发“词头”。中书省草拟制敕以后,交门下省复核。门下省如果有异议,可以封还重拟。没有中书出书、门下复核,皇帝是不能合法绍敕的。所以,当专横恣意的武则天违背这一立法监督制度时,宰相刘礻韦之竟然可以批评曰:“不经凤阁鸾台(按即中书门下),何名为敕?”
又如,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的原则。政府的行政管理必然承担两种事务:一是因政府与人民对立而产生的事务,一是因一切社会的性质而产生的公共事务。政府如果只承担反映其自身利益和意志的前者,拒绝承担后者,那么社会就会失去基本的调控,社会生产无以正常地进行,社会的最基本秩序无以维持。结果,社会与国家、人民与政府都会遭受灾难,国家与政府不仅不能维护它们的特殊利益,而且很可能首先遭到无情的惩罚。所以,行政管理承担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职能,这是一条不以立法者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行政法的内容也必然会反映这一客观规律,只是内容的数量,反映的程度有所差别而已。对于这一部分内容,是不能进行简单的政府评价的。
在中国古代行政法中,这一部分的内容是相当丰富的。例如唐代,市场管理制度已相当健全。户部下属的金部郎中员外郎总负管理之责:“凡有互市皆为之节制”,制订有《关市令》等专门法律。集市有一定的固定场所,商店要立标记,写明店号行名。商品由市场官员按质论价。买卖遵循等价有偿原则,不允许使用或威胁手段,严禁垄断投机。大宗商品买卖必须立券。市场交易必须按规定交纳税金,若制造和销售伪劣产品,不仅给予经济处罚,还要受到刑事惩罚。法律特别规定官吏和皇家不得经商。关于计量管理,政府规定统一的度量衡标准和互换适用的具体办法。所有度量衡都必须校勘加印,否则即属私造。每年秋天对度量衡器进行校验。关于河防及水利管理,工部的水部司总负其责。河防修理分为两种,即每年秋后的常修和因暴水突发的特修。官吏由于不修堤防或修理失时,要根据造成后果的情况追究罪责(如因此淹死一人,有关官吏要处一年徒刑)。基层的水利工程设施,都有专人负责,州县官每年必须检查一次。因水利流量有限,规定了具体的使用原则。官民用水,采用均工同供原则。
三
如果承认中国古代存在行政法,那么其内容和体系又怎样呢?毋庸置疑,与近现代行政法相比较,中国古代行政法不仅在原则、精神方面存在着不可避免的根本性缺陷,而且其内容和体系也是残缺不全的。但是,如果仔细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内容和体系与近现代行政法也有较为明显的相似之处。那种认为中国古代只有“官制法”(类似于今天的组织法)的观点,是不符合史实的。
学术界虽然迄今为至对行政法的概念还是分歧甚大,但是,对行政法的调整对象和内容的认识越来越表现出趋同的态势。譬如,有的学者在总结国内外学者的认识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如下看法:“行政法即规范行政权的法,是调整国家行政权运行过程中发生和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具体来说,它是规范行政权主体、行政权内容、行政权行使以及行政权运行法律后果的各项法律规范的总称。”其内容主要包括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规范和监督行政关系的法律规范。①中国古代行政法的内容大致也是如此。
关于行政管理关系的法律,中国古代极为丰富,大凡国家政务的各个方面都有规定。从夏朝到清朝,历代都有相应的立法和制度。从《周官》、《秦律二十九种》、《汉官旧仪》、《唐六典》、《唐令》、《庆元条法事类》、《大明会典》、《大清会典》等立法和文献来看,有关这方面的法律规范起码包含:关于中央和地方国家机关的组织编制、职责权限;关于国家机关的公务运行;关于官吏的选授、考核、品第、待遇、升迁、休致;关于户籍与婚姻家庭的管理;关于土地管理;关于赋役管理;关于物资管理和财产关系的调整;关于商工与水利的管理;关于教育与医药的管理;关于军防和警卫管理;关于祭祀的管理;关于仪仗、服饰、丧葬的管理;关于宗教寺院的管理以及关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管理。
关于对行政的监督,中国古代主要是通过两个方面来实施的。
第一.出令机构的监督。虽然这方面的制度不为各朝都有,但有关规定仍值得我们注意。唐代,中书门下是制令机关,被称为“机要之司”。门下省的职权主要是“封驳”。“封”即封还诏书(已见前述),“驳”即驳正百司奏抄。尚书省六部等机构的上奏公文,首先须经门下省给事中的审核,给事中如认为不妥,可以驳回重拟。同时,中书省对百司奏章的拟答批文,给事中如认为不妥,也可驳回修正。给事中的这种职权对尚书省等政务机构的施政行为起到了较好的事前监督作用。
第二.监察机构的监督。这是中国古代最重要的行政监督制度。中国古代监察制度独树一帜,其组织之健全、规范之详备、制度之严密,实为世界所罕见。《周礼·春官》写道:“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凡治者受法令焉,掌赞书,凡数从政者。”所谓“凡数”,就是监察之意。这说明用御史来监察“从政者”在先秦时期已成为制度。汉朝将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推向了新的阶段。汉代的监察组织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是行政组织内部的监察系统,由丞相负责;一是行政组织外部的监察系统,由御史组织构成。前者是行政组织内部的监察,后者的监察对象要宽广得多,但重点也是行政管理。汉朝的这种监察体制,基本为后世所沿用。明朝的行政组织外部的监察系统,除由传统御史组织演化而来的都察院以外,将唐宋以来的言官给事中变成监察官,专司对中央六部的监察。清朝又将都察院系统和六科给事中系统合二为一。中国古代监察机构的职能是多方面的,但最重要的保障行政管理的正常运作。汉武帝曾亲定《刺史察举六条》(又称“六条问事”),虽然这一法律根据当时的情况,将监察对象主要定为较高级别的行政长官,但是它所确立的以监察官员是否奉公执法为重点的监察内容,为后世所继承。顾炎武认为:“刺史六条,为百代不易之良法。”曹魏之《六察》、两晋之《六条举淹滞》、唐代之《六察》等法律无不以此为蓝本。
中国古代监察机构监督行政管理的方法是多种多样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条是稽核公文。所谓稽核公文,就是检查核准公文的执行落实情况。执行公文是行政机关最日常的工作,因而也是行政管理正常运作的基本要求。历代不法官员往往借公文运作。元朝人胡祗曾对封建官僚政治中的这一痼疾作过专门研究,他将利用公文作弊的手法归为“稽迟”和“违误”两大类。稽迟即故意拖延公文程限;违误即篡改公文要求,其手法多种多样,如“倒提月日、补贴虚检、行移调发、文饰捏合、弥缝完备、应对支吾”等。所以中国古代统治者十分重视稽核公文。唐宋以来,由监察官员稽核公文的制度日益发展,至明代已非常完备,六科给事中负责稽核中央各部的公文,每年上下半年各一次。稽核结果分为三类:已完成的予以注销,未完成的限期完成,拒不执行或执行发生严重差误的具本纠劾。巡按御史负责稽核地方政府的公文。御史所到之地,当地机构都应将公文底册呈送备查。御史按不同情况分类批示:已完成的批以“照过”;已进行而未完成的批以“稽迟”;完成而无意有误的,拟以“失错”;故意违误的批以“埋没”。一季之后,巡按御史对各类违滞公文进行复查,称为“磨勘卷宗”,如发现仍未改正,则从重处罚。
除出令机构和监察机构对行政实施监督以外,中国古代还有一些其它特殊监督形式。如中国古代皇以天下万民之父自居,标榜“为民作主”是神圣的天职,所以当官民发生矛盾冲突时,往往利用民众的力量对官吏予以钳制。历代直诉制度的作用就含有此意。明代朱元璋还设立民拿害民官制度,《明律·户律》“户役”条规定,若官吏课征税粮和摊派差役作弊曲法,被害之民可以拘执该官吏自下而上陈告,若上司不为受理亦要依法论处。《大诰》更明确地规定:“有等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违旨下乡,动扰于民。今后敢有如此,许民间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壮拿赴京来”。
总之,我们不应该绝对断定中国古代不存在行政法,当然,分析和认清中国古代行政法与近现代行政法之间的差别也是完全必要的。
关键词：旅游产业整合旅游市场旅游产品开发
旅游产业的发展及特点
随着社会的发展，旅游业已成为全球经济中发展势头最强劲和规模最大的产业之一。旅游业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产业地位、经济作用逐步增强，旅游业对城市经济的拉动性、社会就业的带动力、以及对文化与环境的促进作用日益显现。在这种形势下，国内的许多旅游城市也重新对旅游产业进行了定位，对旅游产业结构与资源进行了优化配置，以达到产业生产力的最大化。这一过程，即是对城市旅游产业的重新整合。
旅游产业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正是这些内在因素，决定了在旅游产业发展中有效整合旅游资源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行业聚集性。旅游资源的开发行业、旅游要素行业（住、行、游、食、购、娱等直接为旅行者提品和服务的行业、部门）以及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自然环境的相关部门，凭借其彼此间横向或纵向的联系，形成了巨大的旅游产业聚群，这些相关的行业和部门虽然分属于不同的行业，有着各不相同的经营模式、生产特征及产品，但由于共同服务于相同的消费者，因而在同一地理区域内集聚，具有高度的聚群特征。
效应外部性。经济学中的外部性是指某一部门或企业的经营质量对另一部门会造成正向或负向的影响。由于旅游环节的环环相扣及旅游者对旅游景点感观和评价上的总体性特征，使分布于同一区域内的各旅游企业或行业存在着巨大的依赖性和关联性，这样某个企业的优质服务将会有效促进其他企业的成功，反之，整个旅游聚群内所有相关的企业都将受损。因而，在旅游产业中，各领域、各部门的平衡发展和相互协调与整合，对提升旅游聚群的正向外部效应就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部门专业性。旅游产业在空间地域上表现为各部门、各行业的分工与协作，他们处于整个旅游系统的不同环节，每个部门只从事生产过程中一个环节的专业化生产，特别是随着旅游市场的日趋完善和旅游者需求的不断变化，旅游服务的专业化程度必然会继续提高。这样，旅游产业的环节会不断增多，这也对协调和整合不同环节以保证整个旅游产业的有效合作和协调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旅游产业整合中存在的问题
根据旅游产业发展的特点以及整合旅游产业的必要性，以下将以桂林为例，对旅游产业整合中所存在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目的在于通过对这一单一区域的研究，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我国在旅游产业整合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
产业结构不合理
桂林旅游产业结构不合理主要包含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旅游消费结构的不合理，二是旅游产品结构的不合理。前者是指桂林旅游产业所涉及的“吃、住、游、行、购、娱”结构不合理，这六种要素之间的整合缺乏有效的产业政策指导。旅游娱乐、旅游购物不发达，在旅游营业收入中，商品性收入所占比重很低，而这恰恰是制约旅游业对国民经济贡献率的重要因素。后者是指旅游产品开发长期停留在观光旅游产品的层次上。据统计，传统的观光度假产品占整个桂林旅游市场份额的78％，而商务、会展、生态、体育、保健康复等旅游产品所占的市场份额却不足25％，这说明桂林旅游产品开发的行动还较为迟缓，特别是对新兴的针对特殊团体和人群的个性化旅游产品开发更显落后，对旅游者需求变化的洞察力不够敏锐。
旅游企业运行无序
目前，桂林的旅游企业多以中小企业为主，并且各旅游企业在经营中长期习惯于各自为战，以自我为中心，缺乏团队合作的精神和理念，难以形成规模效应，结果往往事倍功半,更为重要的是各企业为了生存,不得不打价格战,搞恶性竞争，这样将很难实现桂林旅游业从低水平的价格竞争转向品质和服务的竞争。另外，部分旅游企业的“小、散、弱、差”的问题仍然存在，许多企业亏损严重，内部问题不少，恶性竞争不断，导致整个旅游市场诚信不足、秩序不稳。
品牌意识不强
20多年来，桂林的旅游产品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而“三山两洞一条江”的传统宣传格局却仍然没有太大的变化。忽视桂林旅游品牌的打造和旅游产品的宣传，没有能代表自己形象的旗帜品牌，形象上缺乏清晰度，同时，又缺乏联合促销的意识，旅游宣传和促销无法形成整体合力。
社会咨询服务体系不健全
桂林市旅游行业管理和旅游企业经营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信息资源的封闭性，信息传递的不对称性。旅游者对旅游供应商的产品、服务、价格、区位等信息缺乏获取的途径，导致旅游产品购买机会的缺失。旅游企业由于缺乏正确的市场信息来源，无法清楚自己的客户在哪来，不知道客户需要什么样的产品，从而使企业的市场定位经常发生偏差。
旅游产业整合的对策建议
我们认为，在进行旅游产业整合的过程中，应着重从以下几方面入手：
整合旅游产业与产品结构
加快旅游产品结构调整，提升旅游产品的核心吸引力，以国际国内旅游市场发展趋势为导向，结合当地旅游产品特色，充分挖掘、整合旅游资源的优势，实现旅游产品从传统的、单一的观光度假型旅游向会展、商务、生态、保健康复等紧密结合的现代综合性旅游转变。
以旅游商品为突破口，提升旅游经济综合效益，使行、游、住、吃、购、娱六要素配套发展，强化城市综合服务功能。加大特色旅游购物品的开发力度，对具有创新意义的特色旅游品开发项目，给予一定的配套支持，协调好政府各有关部门与社会各项资源，突破旅游商品开发的现有机制。
规范旅游市场
旅游市场的各企业通过整合进行资产重组,加快培植旅游大企业、大旅游集团公司,以产业化为目标，以资本和品牌为纽带，积极推进旅游企业网络化、规模化、集约化经营,规避行业恶性竞争。打造大企业为主体、各小企业和直接为旅游者服务的各行各业为基础的国际化旅游产业链。
政府应尽可能营建良好市场环境。完善旅游管理体制，严格全行业管理；根据旅游业联动性强，涉及的产业和部门多，需要各部门共同协作配合的特点，应建立一支办事高效、运转协调的管理机构，负责全面组织协调和整合旅游产业，制定有利于旅游业发展的政策，全面梳理和评估全市旅游资源、产品、设施、交通、环境等情况，调整产业结构，并建立开放式的产业政策机制。
联合促销打响旅游品牌
走品牌化联合促销发展道路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大势所趋。整合旅游产业,打造旅游品牌就是要充分利用本地区的资源禀赋，提炼出其精髓和亮点，力求达到给目标消费者一个清晰、鲜明、生动的景区形象。由行、游、住、食、购、娱六要素有机联合而成的现代旅游市场的竞争,早已由传统的旅游产品竞争演变为旅游品牌整体营销的竞争，所以旅游企业在对外宣传促销方面则必须坚持整体联合。坚持以市场目标和旅游产品为中心,以企业为主体,以共同利益为纽带,组织旅游产业各要素、各环节、各相关单位形成旅游促销联合体,联合开发旅游客源市场。
建立和完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
建立和完善旅游信息咨询服务体系，提高旅游城市服务功能的国际化水平，是旅游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也是维护旅游市场秩序一项重要内容。
加强旅游咨询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建立和健全旅游咨询服务标准体系，建立和完善旅游公共信息传递机制，实现旅游资源信息、旅游交通信息、旅游服务接待设施信息等重要旅游资讯的即时。
大力发展旅游电子商务，加快更新促销手段。将公共媒体和电脑网络作为宣传促销的重要手段，主动占领旅游促销的制高点，切实增强网上推销旅游产品的效果。
参考资料：
1.王大悟、魏小安，新编旅游经济学，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2.邓祝仁、刘春燕，关于培育旅游业为主导产业的研究——对桂林市旅游业发展的个案剖析，学术论坛，2001
近年来，各地为了吸引更多的投资，在税收优惠政策上自行其是，一些政策完全超越了地方的应有权限和尺度范畴。税收优惠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各地在招商中争夺胜利的暗器。为了吸引外资，在优惠政策的制订上，各地是花招百出。许多地方早已突破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底线，五免五减半的政策已经在一些地方暗地里执行。一些地方甚至承诺给予十免十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许多地方政府在减免企业所得税上做得貌似合法：先是按照国家的规定，对企业征收企业所得税。税款征收到后，根据原先的协议，以财政奖励或补贴的名义返还给企业。这是各地对企业进行税收优惠的一种普遍的做法。而另一种更为隐蔽的做法是，允许一些企业打上高新技术企业、新办第三产业企业、劳动就业服务企业、校办企业、社会福利企业等招牌，从而享受国家规定的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目前有的地区越权擅自制定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有的地区对纳税人享受优惠政策的资格认定标准掌握不严、审批程序不规范、后续管理不到位，客观上导致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规定和执行尺度不统一，影响了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积极作用。尽管国家税务总局三令五申，不断清查各地的税收优惠政策。但这种竞争行为并没有因此而收敛。
滥用税收优惠政策的隐患是很多的。不仅让招商行为陷入恶性竞争的循环中，而且也给国家税收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即使是在长三角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因税收优惠造成的财政负担也是比较沉重。外表企业林立，但地方财政拮据，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政策导致税收的流失是其重要的原因。另外，也在某种程度上给引进外资制造了不少障碍。我国为了吸引外资，在一些特区，包括经济技术开发区，对外商企业实施了一些优惠的税收政策，主要是所得税的优惠政策，有的是15％，有的是24％，这是中央政府允许的优惠政策。但是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吸引外资，自行定了一些优惠政策，出台所谓的“土政策”，对于一些地方政府自己确定的一些土政策，是违法的，从国家政策讲历来是反对的，是不允许的，也很难兑现。按照我国现行的税法制度，除中央政府有明确授权的减免之外，各级地方政府均无权制定“土政策”。外商需要的是一个透明的、规范的、统一的税收政策。而我国现行税收优惠政策还存在缺乏稳定性、透明度的问题，比如，政策条文零散、割裂；立法层次不高，部分优惠政策呈现行政化的趋势等，税收优惠政策调整清理已经势在必行。
但是，事实上，要想堵住各地擅自出台税收优惠政策的缺口难度极大。早在1993年我国酝酿税制改革前，中央便已经出台了严禁各地擅自减免税收的措施，把税收减免权集中在中央和省级政府手里。但1994年分税制改革后，滥减免税收的行为并未得到有效遏止，一些地方政府从扶持本地企业和吸引外资的角度出发，仍在出台减免政策。许多地方政府在减免企业所得税上做得貌似合法，这些操作手法比较难以查处。而利用税法的不严密性钻空子，出台一些事实性的地方税收优惠政策，更加难以查处。政府已经认识到在减免税中的确存在一定问题，比如地方越层减免，中央地方衔接不平衡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对税收体制的变革来从根本上根除这一现象。
一、OECD有害税收竞争的提出
OECD是发达国家之间的经济合作组织，共包括30个重要的发达国家，美国、日本、英国、加拿大等都是其成员国。20世纪80年代，美国里根政府就曾通过降低税收的手段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后来的英国、爱尔兰等国也随即效仿，从而掀起了税收竞争的浪潮。许多发展中国家由于资金缺乏，也纷纷降低税率，以吸引外国资本。但是并非所有国家都愿意通过这种方式来吸引投资。许多高税率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德国、日本等国则表示强烈反对，认为税收竞争将导致政府财政收入的减少，从而进一步导致公共物品提供的减少。自从20世纪90年代起，OECD对各种税收优惠政策，特别是避税港的税收政策表现出了极大的关注。
1996年5月，OECD成员国部长会议要求OECD组织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抵制由于避税港有害的税收竞争而造成的对投资和融资决策的扭曲效应以及对侵蚀国家税基的影响。1998年，OECD公布了《有害税收竞争：一个正在出现的全球性问题》，界定了有害的税收优惠制度和避税港概念，并且提出了一些建议措施以抵制有害税收竞争。
1、OECD确定的有害税收竞争标准
《OECD报告》概括了有害的优惠税制有四个特点。
（1）无税或实际税率很低。一国提供免税或仅有名义税率而实际税率却很低，本身就被视为提供非居住者进行国际避税的场所。
（2）优惠税制限定在特定的范围之内。当一国在税收上采取所谓“环形篱笆”时，依据范围的不同可将其国内经济予以部分或全部隔离。所谓“环形篱笆”政策，是指一国为了吸引外资而制定的税收优惠政策仅允许非当地居民享受。其具体方式有二：一是明示或默示地规定居民纳税人不得利用其税收优惠政策，即指该规定仅为非居住者才能享受，是指一种“超国民待遇”；二是明示或默示地禁止从该税收优惠政策中受益的企业在其国内市场营业，即指其税收优惠规定限定为国内某一特定地区享受。
（3）缺乏透明度。立法和行政规定缺乏透明度，不但有助于投资者避税，更助长非法活动。有些国家立法规定金融机构不得将投资者的相关信息提供给税务稽查机关，如此一来，他国即无法通过税收协定或其他双边互助协定取得相关信息。
（4）缺乏有效的信息交换。一国为了吸引境外投资者，通常提供法律或行政帮助或其他保护措施，使得个人得以逃避税务机关的稽查，其相关资料将不能被其母国的税务机关通过相互交换而取得。
为了确保1998年报告得到真正实施，OECD理事会对成员国政府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并对各国的实施情况进行了检查。2000年6月26日，OECD提出了一份新的报告，认为OECD成员国中实施的47种税收竞争措施都具有潜在有害性，并且具体列出与此有关的一些机构的名字，规定这些机构的有害税收竞争措施必须在2003年4月以前消除。
2、欧盟对待税收竞争的态度
由于欧盟的许多成员国都是OECD成员国，因此，他们对待税收竞争的态度跟OECD相似，而且他们在1997年就通过了防止有害税收竞争的行为准则。2001年7月11日，欧盟发起了一场对国家援助进行调查的运动，矛头直指8个欧盟成员国的11项企业税收制度，可以说这场运动加剧了欧盟内部消除有害税收竞争的势头。他们首先调查那些和欧共体条约不一致的税收制度是否构成国家援助。如果构成，那么该国家援助就必须停止执行；如果国家援助已经“支付”，那么必须立即从受益人那里收回。欧盟还建议另外四个成员国立即修正其税收制度，以便与欧盟原则保持一致，否则，欧盟就可以按正规的公开程序对它们进行调查。
二、我国政府对税收竞争采取的政策取向
我国是发展中国家，国民经济的发展还很大程度依赖于出口和招商引资，利用税收优惠政策来吸引外商对我国进行投资，以及对出口产品给予一定程度的税收优惠和补贴是一项长期的经济政策。然而OECD对有害税收竞争的提出给我国实实在在地敲响了警钟。实际上，有害税收竞争在我国已经形成了恶性的竞争态势。各地政府为了招商引资，私开减税口子，以各种名目给予多种税收返还，分别以不同的，甚至于竞相攀比的优惠条件来争夺投资。2003年年初，位于长三角地带的部分城市在举办联合招商引资会时，不顾其区域合作背景，竞相用土地“跳楼价”来展开竞争。此类政策优惠大比拼的结果只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最终导致的是国家税收的大幅度流失。另外，无序的税收优惠也容易导致经济租金，一些税收优惠对象之外的经济行为主体为了享受税收优惠待遇，有可能向有关政府部门寻租，从而产生了新一轮的社会问题，即腐败现象的滋生。这一恶性竞争的现象终于引起国内高层部门的重视。2004年年初，国家税务总局开始了对全国开发区税收优惠政策的清查工作，清查的结果表明，在全国2527个开发区中，共查出1000多家企业存在区内注册、区外经营问题，接近全部被查企业的一半。检查中还发现不符合新办企业条件的企业享受了新办企业税收优惠、扩大税收优惠适用范围、提高优惠比例、延长优惠期限、违规减免税收等问题。违规企业累计少缴税款4.3亿元。税务机关同时清理出不符合税法规定的地方违规涉税文件88份。与此同时，7月份税务总局展开了对各地减免税政策落实情况进行全面调查。
尽管我国目前大幅度减税没有可能，但适度减税不仅必要而且可行：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税收竞争日益加剧的国际环境，对我国实施适度减税政策提出了客观要求；另一方面，当前国内经济形势正在逐渐好转，为适度减税提供了一定的经济条件；还有一点就是我国已经是WTO成员国，其经济运行规则必须与其一致，有害税收竞争的标准一旦被部分吸收进入WTO规则，我国必将面临全面改革的问题。为了本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为了人类社会的持续稳定的发展，用法律手段来控制有害税收竞争成为必要。尽管我国对于税收竞争有一定的法律作为依据（如《税收征管法》），但仍存在法律缺失的情况，执法力度不强，受行政干预的程度过多等等，这也是现今政府间税收竞争走向恶性方向的主要原因之一。故我国应尽快完善税收法制，加大执法力度，严格限制政府的行政干预行为，做到依法治税，从严治税，从源头上遏制有害税收竞争的产生。
三、我国应对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的对策
有税收征纳行为就有税收竞争，在经济全球化的前提下国际间的税收竞争更是不可避免。税收竞争固然存在有害的成分，因为它减少了全球福利并导致资源配置不当和破坏国际经济秩序。与世界各国携手应对有害的税收竞争是我国今后面临的迫切任务，当然也是国际税收研究的重点课题。
1、顺应税收国际化趋势
税收竞争既然是经济全球化的产物，最终解决有害的税收竞争还是要靠税收的国际化。虽然不可能使全球税收制度进行根本的改革，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税制的趋同和一些世界性税种改革正缓慢向全球蔓延：从我国关税税率的逐步降低到增值税的广泛开征，以至于所得税的降低税率、拓宽税基，都无不显示着我国渐进性地向税收国际化迈进。随着我国加入WTO和资本市场逐步对外开放，我国将加快经济全球化的进程，随之税收制度与国外的依存度增强。所以，以积极主动的姿态直面税收国际化和税收竞争是我国理智的选择。
2、站在国际税收竞争角度重新审视税收与协调
在当今现实制度约束条件下，应对国际间有害的税收竞争最切实可行的措施当数国际税收协调与合作，这也是OECD国家首推方案。一方面，为加快经济全球化进程，要消除税收障碍，使资金、技术、人才、信息尽可能跨国流动，谋求在全球大市场中的有利地位；另一方面，又要坚持在税收的基础上加强国际税收的协调与合作，国际税收合作应是两国间税制的全方面的合作，包括税收信息的交流、税收管辖权和税率的选择以及是否采取资本流动限制等。因而，我们同时面临着维护税收和部分超越税收管辖权的现实选择。
3、从中性与非中性结合的角度规范税收优惠
客观评价我国现行的税收优惠制度，虽然税收优惠不一定都属于有害的税收竞争范围，但不能说我国的税收优惠不存在有害的税收优惠成分或者说非规范的税收优惠。如对内、外资企业存在着不同的税收优惠、过分依赖税收优惠引进外资，既不符合税收中性原则又产生了过高的超国民待遇和次国民待遇，既不利于公平竞争又不利于税收调控。因此，从税收中性出发，从2008年1月1日起统一简化内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从非中性出发，要保留投资环境较差的西部地区以及特殊产业诸如农林、能源、高技术等需要特殊调控的产业优惠，并且，随着产业结构的逐步调整，动态地逐步减少特殊优惠，以顺应正常的、公平的国际税收竞争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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