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9-17 15:30:23
序论：在您撰写中国通信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摘要：本文认为，由于存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短期内通信运营商在价格竞争博弈中可能选择相互压价的非合作策略，但是从长远来看，还有实现合作的可能性；选择互联互通对于通信运营商各方来说都是有利的。文章提出，在电信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制定市场规则，并公正地执行规则从宏观的角度对通信运营商进行积极的引导。促成通信运营商走向良性竞争．实现共赢：要最终解决我国通信运营商之间存在的恶性价格战、互联互通障碍等问题，需要对国有通信运营商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改革，使通信运营商成为真正以赢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
一、引言
1994年联通公司成立以来，伴随着电信业打破垄断、引入竞争的进程，中国电信产业迅速发展。同时通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由于通信运营商们所提供的产品具有很强的替代性，价格便成为他们争夺消费者的最主要手段。为了占据更大的市场份额，各运营商纷纷降价，由此陷入了价格竞争的恶性循环中。而在互联互通方面，各通信运营商有意无意地给其他运营商设置障碍。这使互联互通受到阻碍，而互联互通的障碍会影响到运营商自身的发展。本文旨在通过对我国通信运营商之间价格竞争和互联互通的博弈分析。论证各通信运营商在价格竞争和互联互通问题上有选择合作的必要性，也有选择合作的可能性，从而为通信运营商处理好竞争与合作的关系，为我国电信业的良性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二、研究背景
1．我国通信市场的整体环境
1994年中国联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电信独家垄断时代的结束，从此我国通信行业发生了重大变化通信市场由垄断逐步走向竞争1999年2月，原中国电信被拆分为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卫通，寻呼业务并入中国联通。随后，为了进一步加强竞争，政府又给网通公司铁通公司和吉通公司颁发了运营牌照。2001年底，中国电信被分割为南北两部分，南部保留原“中国电信集团公司”名称，北方与中国网通、中国吉通重组为“中国网络通信集团公司”。至此。在基础电信领域。包括国际、长途、本地、移动等在内的各类主要业务都已同时有两家以上运营商展开竞争，我国的通信运营市场形成了多家企业共同竞争的局面，通信市场的竞争态势初步形成。
2．主要通信运营商的基本情况
中国电信2004年经营收入1612．12亿元人民币，实现纯利润280．23亿元人民币：从业务发展指标来看，截至2004年底。中国电信本地电话用户为1．86亿户，宽带用户为1384万户。中国移动2004年营业收入为1923．81亿元。纯利润达420亿元，市场占有率为64．3％：从业务发展状况来看，中国移动2004年用户总数达2．04亿户。中国联通公司2004年营业收入达到793．3亿元人民币；从业务发展指标来看，2004年移动电话用户总数达到11208．1万户，累计用户市场占有率保持在35．6％。中国网通2004年全年营业收入649亿元，纯利润92．48亿元。
从业务收入角度来看。中国移动名列前茅，中国电信紧随其后，中国联通与中国网通收入水平相当，实力较弱。
3．细分通信市场的竞争状况
(1)固定电话领域。随着中国联通和铁通公司先后获得固定电话经营牌照及中国电信的南北拆分。原来独家垄断的固定电话领域形成了竞争的局面。目前，就通信网络资源而言，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在南北各自拥有自己的接入网资源，并且拥有全国范围的长途骨干网资源：铁通公司也拥有全国范围的通信网，主营固定电话业务，但相对而言规模较小：中国联通目前只在几个城市开展了固定电话的运营，规模有限。可以说，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从用户规模的角度可以开展平等的竞争，虽然两家运营商现有接入网络的覆盖重点分别在南方和北方，在地域上不重叠，但两公司在业务层面已经开始相互渗透并展开竞争，如网通的无线桌面移动电话对电信的固定电话发起了有力挑战。
(2)移动通信领域。1999年中国移动从中国电信分离后，与1994年成立的中国联通形成了双寡头的移动市场竞争结构。近年来，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呈现持续快速增长的态势，从2000年至2003年，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分别新增4197万户、5955万户、6139万户和6269万户。特别是2004年，我国新增移动用户达到6400万户，成为近年来新增移动用户数量最多的一年，用户总数达到3．34亿户，占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随后，中国电信的“小灵通”和中国网通“大灵通”加入移动通信市场，在特定的区域中，“小灵通”和“大灵通’，对移动手机在功能上(如移动通话、发短信、彩铃等)有较强的替代性，而资费水平相对比较低廉，所以，目前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实际上已由双寡头变成多寡头竞争结构。
4，小结
从上面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出，我国通信市场结构已经由原来的独家垄断逐步向竞争性结构演进。在通信服务领域，包括同定、移动、增值业务等各类主要通信服务都已经有两家以上运营商展开竞争，我国的通信运营市场已形成了多家企业共同竞争的局面。可以看出，电信产业迅速发展的同时，通信运营商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
在上述背景下，国内外学者对我国的通信市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各通信运营商已经陷入了价格竞争的“囚徒困境”，这一困境使得运营商们把降价作为其竞争的主要手段，虽然降价扩大了通信行业的整体市场，但由于ARPU的降低，运营商的总收入并没有上升，甚至处于亏损状态；同时，在互联互通方面，运营商为网络间的互联互通有意无意地设置障碍，以遏制对方。这种做法，在限制对方的同时，对自己也造成了损害。针对这些问题，我们认为：第一，在“囚徒困境”的博弈中，价格竞争并非一定会以非合作而告终，在一定的条件下，合作也是可能的。合作的结果显然优于不合作的结果，运营商之间应该合作。第二，各运营商有共同的利益，并且合作会使各自的利益得到增进，那么他们在互联互通的博弈上可以建立起稳定的均衡，从而在互联互通领域建立合作关系，实现共同发展。
三、通信运营商竞争与合作的博弈模型分析
1．通信运营商价格竞争问题的博弈分析
“囚徒困境”是博弈论的经典例子，反映了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下面我们将以“囚徒困境’，型分析我国通信运营商的价格竞争。我们取移动通信市场上最具代表性的两家企业——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作为博弈的局中人，给出价格竞争的博弈模型。
支付矩阵中的数据是根据两公司的实际市场占有比例虚拟的。在这里，我们采用划线法，可以得出，(降价，降价)是一个占优均衡，也就是说，对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来说，无论对方选择何种策略，降价始终都是其最优选择。这样，双方将陷入价格竞争的囚徒困境。但是从支付矩阵可以看出，如果中国移动与中国联通能够很好地合作，采用(不降价．不降价)策略，两个运营商的收益都比恶性的价格战为优。其中，移动得到7000，联通得到3000，这样的结果应该是两个运营商更好的选择。合作的结果明显要优于不合作的结果，理性的企业应当选择合作。在现实生活中，运营商之间的恶性价格战时有发生，恶性价格竞争不但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国家税收减少，损害国家利益，同时也阻碍了行业健康发展。因此我们认为，我国通信运营商应当正确认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认识到实现合作是必要的。但是，实现合作是否有可能呢?下面我们将讨论通信运营商实现合作的可能性。
从理论上讲，满足了以下三个条件，“囚徒困境”的博弈便可能出现合作解：第一，博弈为无限次重复博弈。在无穷多次博弈中，选择背叛者即使从第一次的机会主义行为中获得利益，它将会在以后的博弈中受到来自对方的报复，最终得不偿失。第二，参与博弈的人数少而稳定，各博弈参与者所感知到的风险会减少，并在以后不断的合作中趋于稳定。第三，有严格的外部约束机制，惩罚博弈中的背叛者，如在“囚徒博弈”中，两个犯罪嫌疑人均受到威胁，如果选择了坦白，他们将会性命不保，而其家人也会有生命危险，那么两个囚徒就有可能达成合作协议。我们用一个假想的无限次重复博弈模型说明局中人合作的条件。
假设A与B是通信运营商中的实力相当的两家，社会的贴现系数为6=1，(1+)，是某一时期的市场利率，它们所面临的一次博弈支付矩阵如图2所示。支付矩阵表明，如果A、B都选择合作，将各得5个单位的收益，都选择不合作各得3个单位的收益：如果一方选择合作而另一方选择不合作，那么不合作者可得6个单位收益，而合作者则只能得到1个单位收益。由划线法可得，(不合作，不合作)是一个纳什均衡。但是，如果将这一博弈演变成无限重复博弈，结果会有所不同。
我们假设企业A首先选择合作，一旦发现企业B在此次选择了不合作，则在下一次的博弈中也同样会选择不合作，双方都采用触发策略。因此，博弈方可供选择的总策略有两个：一是合作；二是报复。下面分析两个企业选择合作的条件。
(1)合作的收益分析
设企业A与企业B的总收益分别为Ra．，Rb．，由于双方均选择合作，各得5单位收益，因此长期合作下去，各自的收益现值为：
(2)报复的收益分析
设企业A与企业B的总收益分别为Ra2，Rb2，企业A先试图选择合作策略，当发现对方不合作，则在下一次的博弈中也选择不合作进行报复，并将永远报复下去。此时，企业A、B各自的收益总现值为：
对以上数据进行比较，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第一，对于任何，都有Ra-R啦，因此，对于企业A来说合作策略收益最高。第二，若可推出，也就是说，当时，合作是企业B的最优策略。这样，当BI／3时，两企业从一开始就会选择(合作，合作)。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社会贴现系数满足一定条件时，参与博弈的各通信运营商选择合作能够从中获得好处，并且由于背叛将会招致报复，它们谁也没有积极性脱离这种良好的合作关系，因此，在无限次重复博弈下，合作是有可能实现的。而这对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意义就是，两者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第一，在可预见的时期中，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竞争关系，要一直持续下去，对双方来讲，这种竞争可以等同于一种无限次重复博弈。既然是无限次重复博弈，从理论上讲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就是存在的。因此从长远利益考虑，它们更愿意在博弈中选择合作。第二，从前面的背景分析可以看到，通信服务市场上的运营商少而稳定，相互之间容易达成合作协议。第三，政府可以限制和干预运营商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
从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价格竞争分析中所得的结论，可以适用于在固话、数据、增值业务领域展开竞争的其他通信运营商。
2．通信运营商互联互通的博弈分析
互联互通是通信业这种具有网络型特征的产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如果网络之间不能互联互通，或是网络内部的不同节点之间不能互联互通，网络的价值就要打折扣。互联互通是通信市场形成有效竞争的前提和基础，是竞争性通信运营商开展业务时不可回避的问题。
原来在电信垄断经营时代，互联互通不存在问题。但是，电信拆分后，不同的运营商控制着不同饷网络资源，互联互通出现了较多问题。目前，互联互通问题表现在“联而不通，通而不畅”，或者是对网间通信采用与网内通信差别定价的价格歧视措施。由于涉及到自身的多重利益，通信运营商常把互联互通作为竞争的武器。
从理论上讲，对于拥有独立通信网的通信运营商来讲，只要有自己的主体利益，实现互联互通应该是理性的选择。下面用一个假想的博弈模型说明这一思想。
假设通信市场中有两家企业，其中企业A占据了主导地位，其市场占有率大体是企业B的两倍。如果两家企业的网间完全不能互通，则两企业的收入只是来自网内的客户(2，1)；如果两家企业的网间完全互联互通，则两企业的收入不仅来自网内用户，还会因网络效应产生整体的提升(6，4)；如果企业A选“通”，即为企业B提供接入便利，但企业B选“不通”，不给企业A提供接入便利，则两运营商收入为(5，2)；相反，企业A选“不通”，企业B选“通”，两者收入为(4，2)。
根据划线法，可以得到均衡解为(通，通)，两个通信运营商的收入为(6，4)。毫无疑问，运营商的理性选择应该是相互提供联通便利，因为这样，两者的收入都会有所提升。
3．小结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通信市场中的运营商，对待价格问题，既有实现合作的必要性，又有实现合作的可能性；对待互联互通问题，运营商理性的选择应该是相互提供互联互通的便利，因此，从理论上讲，合作应该是竞争各方的理性选择实际上，运营商之间的恶性价格竞争时有发生，运营商之间联而不通，通而不畅的情况也经常出现。
为什么实际情况会与理论相背离?对此，我们以为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得到通信运营商可以实现合作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局中人都是“理性人”，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中国通信运营商虽然经过了股份制改造，而且中国移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已经在海外上市(中国联通参股的主体最多)，但是，其主体是国有企业。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相比其经营目标有多元化的特征，在市场中的行为就会表现出与私营企业相当大的差异。因此，本文暗含的建议是，要解决我国通信运营商之间存在的恶性价格战问题和互联互通的障碍问题，对国有通信运营商的公司治理结构改革看来不可避免。
四、结论
通过全文的分析，笔者得出以下结论：
1．由于存在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之间的矛盾，短期内，通信运营商在价格竞争博弈中可能选择相互压价的非合作策略。但是从长远来看，只要企业持续性存在，每个参与方可以用隐含的报复来威胁对方。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看重未来利益的企业，便有实现合作的可能性。
2．通过对互联互通博弈模型的分析可以看出，选择互联互通对于运营商各方来说都是有利的。因此，在竞争性市场中，互联互通应该表现为一种企业间的合作关系。
3．在电信产业的发展中，政府应当发挥积极作用，制定市场规则，并公正地执行规则，从宏观的角度对通信运营商进行积极的引导，促成通信运营商走向良性竞争，实现共赢。
4．要最终解决我国通信运营商之间存在的恶性价格战、互联互通障碍等问题，需要对国有通信运营商的公司治理结构进行改革，使通信运营商成为真正以赢利为目的的市场主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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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分析了中国移动通信业不同阶段的市场竞争结构，运用博弈论对其竞争行为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中国移动通信企业实施差异化战略的对策和建议。
在中国通信信息产业快速发展过程中，移动通信高速增长。根据信息产业部公布的数字，中国移动电话用户2003年底已达2．69亿户，截至2005年底，移动通信电话用户总数达到3．93亿户。而我国移动通信市场基本上是双寡头垄断竞争格局，竞争主体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两家，虽然现在固话运营商(中国电信和中国网通)推出的“准移动”产品——小灵通，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移动市场的竞争，但其所分享的市场份额和用户规模相对小得多，其对移动市场的影响仍可以忽略不计。
了解我国移动通信的市场结构，挖掘其内在的发展规律，不但会有助于推进移动通信的3G时代的到来，而且也会为世界移动通信产业的发展作贡献。本文运用博弈论原理，对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的双寡头垄断结构及市场竞争行为进行分析，从而为其培育竞争优势，提高核心竞争力提供理论依据，同时为确定科学有效的市场结构莫定基础。
一、中国移动通信市场竞争行为的博弈分析
我国移动通信企业之间的竞争分别经历了进入期的阻挠博弈、成长期的价格博弈和成熟期的差异化博弈3个阶段。下面分别就这3个阶段进行具体分析。
1．1初进入阶段的市场博弈
1994年以后，中国联通进入电信市场打破了原来独家垄断的局面，电信市场上出现了企业竞争，这段时间电信市场上的博弈主要表现为处于绝对支配地位的在位者中国电信总局与弱小的中国联通公司在市场进入与阻挠进入上展开的博弈行为。
这个博弈有两个纳什均衡，即(进入，默许)，(不进入，斗争)。由于联通公司由国务院批准成立，进入势在必行。中国电信总局在市场进入博弈中的纳什均衡行为应是默许，但事实上中国电信总局选择的是斗争行为。主要表现在对中国联通公司的市场进入、互联互通实行限制，在号码资源的分配上对联通实行歧视等方面。中国电信总局所以选择(进入，斗争)的博弈行为，其目的显然不只甘于获得纳什均衡下的寡头利润，而是企图以行政措施和不正当竞争手段扼杀联通公司，以期保护垄断利润。这一市场进入未体现纳什均衡的博弈行为一直持续到1998年，联通公司成立3年后，联通的电信业务仍然只限于移动电话和无线电寻呼业务。非正当的市场阻挠，严重影响和制约了联通公司的业务发展。
1．2成长期市场博弈
1998年以后，随着信息产业部的成立，企业间的竞争逐渐趋于平等，中国联通公司在政府政策允许下，通过低价策略获得后动优势，迅速扩张市场份额，使得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出现了双寡头垄断的局面。中国联通为了尽快地降低平均成本和收回投资，就通过降价策略来吸引争取更多的用户以尽快提高市场收益，而中国移动为了不失去已有的市场份额和利益，不得不加入降价的行列，由于两个移动通信企业提供的服务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和替代性，这就使得它们陷入了不断降价的囚徒困境怪圈。
在该博弈中，移动和联通都有两个可能的策略：降价和不降价。就移动而言，无论联通的选择如何，降价都是它的最优策略。同样联通的最优策略也是降价。因此该博弈的一个纳什均衡就是(降价，降价)，此时移动和联通的收益分别是5和1，行业总收益为6。从上面的博弈矩阵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联通和移动都不降价，那么二者的收益将会是7和3，总收益为1O，显然是帕累托优于纳什均衡。但是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就如两个没有条件串供的囚徒一样，双方都清楚地明白，如果双方达成一致，形成协议定价，共同瓜分市场，在双寡头的市场形势下，必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但是，这种协议注定是脆弱的，由于担心会被对方“出卖”，这种协议很快就会被打破。如1999年，山东联通和山东移动为了解决旷日持久的降价大战，于同年l1月签署了带有协议性质的公约，但仅在两个月之后，山东联通对资费进行大调整，山东移动也适时应战，仅存在两个月的协议就这样宣告破产，价格战继续进行。由此可见，在有限次重复博弈之后，移动和联通仍然会一直采取降价策略，不断地陷入“囚徒困境”。菩名的伯川德模型指出：只存在有两个企业的伯川德博弈中，如果两者边际成本为常数且相等，所生产的产品具有完全替代性即产品是同质的，并且企业考虑的竞争策略是其产品或服务价格而不是其产量，则存在着唯一的纳什均衡，即产品或服务的价格等于其边际成本，企业的利润等于零。在我国移动通信市场上，当中国联通的价格下浮幅度恰好能弥补两运营商产品质量的差异性时，竞争的均衡结果将导致价格不断下降，最终等于其边际成本。这较好地解释了我国移动通信市场上价格竞争的囚徒困境。
1．3成熟期的市场博弈
虽然价格战是市场竞争的客观需要，对培育市场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恶性价格战是得不偿失的，它不仅大大降低了行业利润率，造成国家税收锐减，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而且影响到整个电信产业的健康发展，严重削弱了电信产业未来发展的推动力。要使移动电信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能够尽可能地逐步摆脱这种轮番降价的囚徒困境，实现企业之间的理性竞争，移动通信运营商应该从低层次的价格竞争，转向差异化战略。差异化战略是指企业通过提供独特的产出特性以及技术、品牌形象、附加特性和特等来强化产品(服务)特点，增加消费者价值，使得消费者愿意支付较高价格的战略。
伯川德悖论的一个决定性假设是两个企业提供的产品和服务是相同的，价格成为用户购买和企业出售的唯一决定变量。解开这一悖论的办法之一是引入产品的差异眭，如果两个企业提供的服务并不是完全具有替代性的，此时消费者面对的是互有差别、多样化的市场细分服务，价格就不再是用户唯一感兴趣的变动系数，还有许多非价格因素。这样的服务差异化就有效地防止了恶性价格竞争。因此要使现在的移动通信企业摆脱这种囚徒困境，必须要提供差异化的互有区别的服务给用户。豪泰林模型指出：均衡价格：平均生产成本+产品的差异量。在平均生产成本一定的情况下，企业间提供的产品差异越大。均衡价格就越高，从而利润就越大。原因在于产品间的替代性随着差异性增加而降低，企业垄断能力便增强，这样导致竞争越来越弱，从而均衡价格将更接近于垄断价格，企业实现利润最大化。
低层次的价格竞争类似于博弈论中的“零和博弈”，仅仅在相互竞争的企业和消费者之间进行利益的重新分配。“零和博弈”是一种完全冲突的博弈类型，博弈各方的总得益是一定值，一方所得必是一方的所失。如果考虑到由此带来的低效率及对未来的不利影响等因素，低层次的价格竞争甚至很可能是“负和博弈”，博弈各方的总得益在减少。差异化战略则属于“正和博弈”，它通过实行差异化更好地满足消费者的需要，创造出新的价值、新的利益，博弈各方的总得益随着市场蛋糕的扩大明显增加。
这个博弈存在唯一的纳什均衡就是(不降价，不降价)，但二者的收益都增加了r，整个行业的收益也增加了2r，整个市场的蛋糕被同时做大了。现在应该是一个差异化战略的时代，没有差异化，就失去了竞争力。实施差异化战略，是移动通信市场螺旋式上升发展，逐渐走向成熟的必然趋势。
二、中国移动通信市场差异化策略
2．1技术差异
电信是一个技术迅猛发展的行业，采用先进的技术提升网络质量，提供更新更优的服务以适应差异化、多层次的市场需要，不仅能培养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形成不易被对手效仿的更加持久的竞争优势，而且能创造出新的市场需求。中国移动在未来的3G时代，通过大量的技术投入获得在某一技术领域的竞争优势，其实施差异化营销就会事半功倍。
2．2品牌差异
品牌上的竞争已经成为一个焦点，用户对运营商品牌和服务(产品)品牌的忠诚度成为竞争的核心。好的品牌有助于监督和提高服务产品质量并能开发新的产品和新的市场。培养用户对品牌的忠诚度，可以减少用户对价格下降的敏感性。要通过主品牌和细分品牌的宣传实现用户对不同品牌价值认知的差异，另外还要积极寻找新的市场，实现准确的品牌定位，才能最终实现差异化策略。
2．3产品差异
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这两大移动运营商都已经认识到语音业务市场可以开发的资源已经不多了，目前数据业务的需求剧增，成为移动通信新的利润增长点，也是市场发展的方向。移动增值业务和移动数据业务在移动通信市场竞争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3G网络的高速数据传输和多媒体特征将大大拓展移动通信的应用。会促成移动数据业务的大爆发，为差异化战略的实施提供了舞台。
2．4细分用户目标市场
关键词：沈从文；文学创作：道家自然观；人化的自然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生态学中，“生境”fhabitat)又称“栖息地”．是生物个体或种群所处的特定环境．比一般说的环境更为具体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除了遗传基因．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在一个人个性的形成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对于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生长发育来说，早期经验更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持久地影响到文学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审美情致、审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经验正是从一个文学艺术家童年时代所处的“生境”中获得的正如托尔斯泰在晚年时向人们诉说的：“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绿色的嫩芽”。
自然环境对于作家童年心灵的濡染．沈从文算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沈从文出生在封闭而又美丽的湘西风凰县．那里山清水秀．风景秀美童年的沈从文尽管受到学校和家庭的禁锢．但是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冲破这种牢笼．沉入到自然界中．沉人到社会人生中顽童沈从文对书本以外大干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这使他能超脱学校与家庭的束缚．甚至是摧残而进入与自然山水．自然人生融为一体的身心两自由的境界．而他对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现为与自然山水的亲近。沈从文的童年一直在湘西度过，20岁后他才到北京求学．然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于是。童年静美的生活记忆．故乡淳朴的民俗风情．一齐涌出沈从文的笔端湘西的淳朴民风和秀美的山水风光造就了其阴柔内向，酷爱幻想的气质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决定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形式”的追求和对“乡下人”精神的张扬这一心理倾向．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就有着明显的心理倾斜：对“乡下人”的“人性”的赞扬和对“城里人”的讽刺沈从文经常自诩为“乡下人”或“乡巴佬”．以与城里人相对照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美于“城市文明”的．他用富有浓厚乡村气息的笔触和传统的情操同“现代文明”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达到心理的平衡这一点既不同于艾芜的边地作品．也不同于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表现对纯粹自然的崇拜和原始淳朴的怀恋。
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沈从文曾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种通过个人的哀乐而达到人类之爱的企图不正与道家“自爱”与“爱人”精神如出一辙吗?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人物极其平凡普通．然而正是这些平凡普通之人却具极高的心性．他们与世无争．自珍自爱却又能与世共融．他们对生活始终充满热情和执着．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边城》中摆渡的老人因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敏感．被傩送二老误认为“弯弯曲曲”“不利索”，过渡人给的钱．他坚决不收，有时推却不了．他也决不占人家半点便宜．必用这些钱买些茶叶和烟草供过渡人享用在外人看来，老头是助人为乐。是爱人，而在他自身恐怕首先是求得心里安稳与平衡．是出于自珍自爱．所以在这里自爱与爱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重自然是沈从文对道家精神的认同重视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认为：“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有一个‘自然’”沈从文认同道家重自然的精神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沈从文认为．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是个体生命展示个性的舞台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总是极力渲染各种自然环境因而沈从文又说．他的小说人物大部分是“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人物可以“在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但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在自然中”二是自然即人之本来，也即先生所说：“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是自己如此”沈从文力主道家重自然的精神．希望以此来恢复中国人的自然性．即人性要自然而然．不受约束。
沈从文重自然源于他的个性与生活经历孩童时的沈从文很顽皮．想尽办法逃学，拼命从自然这部书中吸取养分沈从文的自传里就说过：“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到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极明显，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他喜欢水．他认为自己幼小而美丽的生活大部分与水分不开水教会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15岁时．沈从文成为一名军人军人的经历让他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他的自传中看出：“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使我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犹豫孤僻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沈从文的创作是一部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学．关怀人性是其根。30年代的中国战乱频繁．沈从文先后当过士兵、班长、文书、书记，过早经历了生活的残酷和战争的野蛮．然而他的作品却呈现与同代作家不同的世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主要描绘了正在变革的社会现实．其作品的批判色彩甚为浓厚与此不同．沈从文在生命的建构与人性的缅怀中淡淡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与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对自由人性的歌颂与对自然的崇尚是庄子生命哲学的精髓所在．庄子哲学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歌颂生命．歌颂人的自由自在的存活状态他生活在乱世．那时的人们人性扭曲，生存压抑．生命处于极不自由状态庄子以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超然姿态实现了自我对生命与人性的关怀。
关键词：心理压力 调适 儒释道 中庸之道 无为而治
狄更斯《双城记》经典的开场：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依然适用于今天。每一个人都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工作、住房、感情、健康……任何一项都会让我们忧心忡忡。虽然压力在人们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如果超过了人们的承受能力，它就会成为精神世界的破坏力量。因此，如何在各种情绪压力面前，做好心理的调适显得尤为重要。
中国传统文化尤其儒释道三家学说，从内容上讲实质上就是儒释道三家综合一体的文化。河南嵩山少林寺有一块石碑，上有一幅很奇特的图，“混元三教九流图”，幅图把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十分形象地合为一图之内，三教合一，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可以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最形象的图解。探究儒释道的思想体系，取之核心精华，应用于当下，对提高民族心理素质, 增进人的心理健康和道德修养，具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一，内心平衡的基石：中庸之道
“中庸“对于现代人保持心理平衡更是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适中”的自信是人类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而过度的压力痛苦可能会摧毁人的身心走入绝境。生命中全无任何压力也会使人类丧失进取的动力，最终一事无成。在现代社会中，来自方方面面的竞争日趋激烈，压力越来越大，因此“中庸”之道日益显露出其在心理健康方面的重要性。人们要将自己的心态调整到“中”不要“过”也不要“不及”，以坦然、平和的心态, 面对复杂多变的世界。
二，外部适应准则：仁义忠恕
现代社会人类越来越自由、独立和自足，同时，个人为了追求更大的发展空间，又一刻也离不开人与人的沟通，尤其在团队之中，必须与他人保持一定的和谐关系。传统文化中的“仁义忠恕”给了我们良好的互动途径。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以儒家为主体，其内核是“仁”，“人者，仁也”。“人”和“二”组成“仁”字，表明人际交往之道是儒家的重要内容。[1 ]孔子提出“仁者爱人”的主张, 将“爱人”作为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主要手段和最高道德原则。
在朋友关系中，首先君子要“爱人”，与人交往要真心诚意。没有爱心便不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其次，要以“忠信”为本，孔子认为“主忠信”，“忠”就是尽自己之力去帮助他人，也就是说，交朋友，是交他的道德，不可以怀有其它的目的。
儒家劝诫人们奉行“忠恕之道”，强调通过外在的社会规范展现仁爱精神，尊重、友爱、宽容、恭敬的人道原则和平共处，营造出一种人人将心比心，关心他人，互相宽恕、忍让、谅解的社会和谐气氛。
三、顺其自然的平常心：无为而治
老庄道家思想则主张清静无为，以柔克刚，见素抱朴。这是一种出世的思想，强调返朴归真，顺应自然，寻求人的个体价值，崇尚人格的独立和精神的自由。“人法地，地法天， 天法道，道法自然”、“无为而无所不为”、“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万物作而弗始，生而弗有，为而弗恃”，即倡导人不要勉强去做有悖于自然规律的事情，那一定是违背了客观规律。[2 ]世间万事，顺其自然，保持心境的平和旷达，有时也不妨以退为进，乃是对人对事对己对身心最为明智的自然之法。若想达到无为而治的效果，不是真的消极无为，而是在必要时要有所作为，即所谓“有所为有所不为”。面对纷繁复杂的大千世界，“无为”的态度不失为促进人实现自我价值的一种比较理想的状态。
除此之外，包容处下，处事不变涵养也是无为而治的一个重要内涵。 “天下莫柔弱如水, 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 以其无以易之”,所谓 “柔弱”乃是知时度事的一种明智认识。
道家所提供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恰好可以适应人们价值多元变革急遽中大众的精神需要，可以维持人们在处境变化之下的心理平衡，从而为中国传统文化下的心理健康提供了一种抗拒逆境的精神力量和消融苦闷的宣泄途径。
四：参透本相的境界：归本于空, 耐得寂寞
佛教强调“放下”，认为事物本质为“空”，任何一个存在之为存在，其实都和我们的心灵意识有密切的关系，如果我们心灵的活动回到自己，我们心灵意识和外在事物回到一种浑然为一的状态，就是“空无”、“自在”的状态，可使外界事物和心灵意识两者一起浑合而无分别。
当下对于一个个体来讲，其无限的欲望与对自身能量的错误估计是人生不幸的根源，故应该把我们内在的那个心灵执着解开，这样或许我们的智能才能够好好地展发出来。
综上所述，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多元的富于创造的复合型文化，在这一文化体系之中，儒释道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虽然他们有着不同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和行为处世方式, 但又有许多共通之处, 相辅相成。尤其是其中蕴藏的十分丰富的有关心理健康的内容，对于处于今天物质产品极大丰盈而精神产品相对贫乏的全球化时代, 对于国人有着不同寻常的价值，每一个中国人的基因里写满了传统文化的密码符号，对传统文化的天然认同和接受是我们汲取其中有益成分调适心理的最为便捷的途径，我们应该充分挖掘和利用传统文化丰厚的资源，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解决自身的心理困扰，重建应对压力问题的内心力量，这也是作为一个中国人得天独厚倚靠的精神支撑，这种天然整合心理的能量一直存在于我们的文化里生活里，它对于今天人们的心理调适将起到十分乐观的作用。
参考文献:
[1] 杜雄明. 人性与自我修养[M]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88 : 16.
论文关键词：沈从文；文学创作：道家自然观；人化的自然
沈从文的文学创作与他生活的自然环境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生态学中，“生境”fhabitat)又称“栖息地”．是生物个体或种群所处的特定环境．比一般说的环境更为具体从心理学的意义上讲．除了遗传基因．儿童时代的早期经验在一个人个性的形成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对于一个文学家、艺术家的生长发育来说，早期经验更具有重大意义．它可以持久地影响到文学艺术家的审美兴趣、审美情致、审美理想，而如此重要的早期经验正是从一个文学艺术家童年时代所处的“生境”中获得的正如托尔斯泰在晚年时向人们诉说的：“孩童时期的印象，保存在人的记忆里．在灵魂深处生了根．好像种子撒在肥沃的土地中一样．过了很多年以后．它们在上帝的世界里发出它的光辉．绿色的嫩芽”。
自然环境对于作家童年心灵的濡染．沈从文算是一个典型的例证沈从文出生在封闭而又美丽的湘西风凰县．那里山清水秀．风景秀美童年的沈从文尽管受到学校和家庭的禁锢．但是他还是想尽一切办法冲破这种牢笼．沉入到自然界中．沉人到社会人生中顽童沈从文对书本以外大干世界充满好奇和渴望．这使他能超脱学校与家庭的束缚．甚至是摧残而进入与自然山水．自然人生融为一体的身心两自由的境界．而他对自由的追求首先表现为与自然山水的亲近。沈从文的童年一直在湘西度过，20岁后他才到北京求学．然后在郁达夫、徐志摩的帮助下开始文学创作。于是。童年静美的生活记忆．故乡淳朴的民俗风情．一齐涌出沈从文的笔端湘西的淳朴民风和秀美的山水风光造就了其阴柔内向，酷爱幻想的气质特征，这种性格特征决定了沈从文对湘西“人生形式”的追求和对“乡下人”精神的张扬这一心理倾向．表现在他的创作中．就有着明显的心理倾斜：对“乡下人”的“人性”的赞扬和对“城里人”的讽刺沈从文经常自诩为“乡下人”或“乡巴佬”．以与城里人相对照在沈从文看来．“湘西世界”是美于“城市文明”的．他用富有浓厚乡村气息的笔触和传统的情操同“现代文明”相抗衡．在自我慰藉中达到心理的平衡这一点既不同于艾芜的边地作品．也不同于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表现对纯粹自然的崇拜和原始淳朴的怀恋。
在谈到《边城》的创作时，沈从文曾说：“我主意不在领导读者去桃源旅行．却想借重桃源上行二百里路酉水流域一个小城市中几个愚夫俗子．被一件人事连在一起时．各人应有一份哀乐．为人类‘爱’字作一度恰如其分的说明”这种通过个人的哀乐而达到人类之爱的企图不正与道家“自爱”与“爱人”精神如出一辙吗?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人物极其平凡普通．然而正是这些平凡普通之人却具极高的心性．他们与世无争．自珍自爱却又能与世共融．他们对生活始终充满热情和执着．他们是精神上的“贵族”《边城》中摆渡的老人因为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敏感．被傩送二老误认为“弯弯曲曲”“不利索”，过渡人给的钱．他坚决不收，有时推却不了．他也决不占人家半点便宜．必用这些钱买些茶叶和烟草供过渡人享用在外人看来，老头是助人为乐。是爱人，而在他自身恐怕首先是求得心里安稳与平衡．是出于自珍自爱．所以在这里自爱与爱人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重自然是沈从文对道家精神的认同重视自然是道家精神的核心。认为：“道的作用．并不是有意志的作用．只有一个‘自然’”沈从文认同道家重自然的精神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然环境沈从文认为．自然是人类活动的场所，是个体生命展示个性的舞台所以．沈从文在小说中．总是极力渲染各种自然环境因而沈从文又说．他的小说人物大部分是“由皈于自然而重返自然”．人物可以“在背景中凸出．但终无从与自然分离．但把人缩小到极不重要的一点上，听其逐渐全部消失在自然中”二是自然即人之本来，也即先生所说：“自是自己，然是如此，自然是自己如此”沈从文力主道家重自然的精神．希望以此来恢复中国人的自然性．即人性要自然而然．不受约束。
沈从文重自然源于他的个性与生活经历孩童时的沈从文很顽皮．想尽办法逃学，拼命从自然这部书中吸取养分沈从文的自传里就说过：“二十年后我‘不安于当前事务．却倾心于现世光色．对于一切成例与观念皆十分怀疑．却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这份性格的形成，便应当溯源到小时在私塾中的逃学习惯极明显，对于后来用笔有显著影响。”他喜欢水．他认为自己幼小而美丽的生活大部分与水分不开水教会他美和思索以至日后．他的许多作品里都有水的影子15岁时．沈从文成为一名军人军人的经历让他对社会又有了新的认识．对他的创作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可以从他的自传中看出：“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我看了些平常人没看过的蠢事．听了些平常人没听过的喊声．且嗅了些平常人没嗅过的气味．使我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一到城市中来生活．弄得犹豫孤僻不像一个正常‘人’的感情了”。
沈从文的创作是一部崇尚自然的生命哲学．关怀人性是其根。30年代的中国战乱频繁．沈从文先后当过士兵、班长、文书、书记，过早经历了生活的残酷和战争的野蛮．然而他的作品却呈现与同代作家不同的世界。茅盾、巴金、老舍等作家主要描绘了正在变革的社会现实．其作品的批判色彩甚为浓厚与此不同．沈从文在生命的建构与人性的缅怀中淡淡流露出对现实的不满．这种精神可以说是与庄子的思想一脉相承的对自由人性的歌颂与对自然的崇尚是庄子生命哲学的精髓所在．庄子哲学最重要的恐怕就是歌颂生命．歌颂人的自由自在的存活状态他生活在乱世．那时的人们人性扭曲，生存压抑．生命处于极不自由状态庄子以他对自然的热爱、对生命的超然姿态实现了自我对生命与人性的关怀。
在沈从文笔下的湘西世界里．人们终日与古朴、宁静、和谐、美妙如画而又充满灵性的大自然为伴，拥有原始、野性、蓬勃旺盛的生命力。他们的人性、人情、道德与孕育他们的大自然保持着一种异质同构的关系在作者的审美意识中．他们完全是自然孕育造化的精灵他们真情所至．率性而为．不受任何陈规陋俗羁绊．也不为任何世俗礼法约束四狗和阿如在山雨洗净了的大自然中“撒野”，神巫违反“魔鬼习俗”去追求“天许可”的爱情．儿子特意筑路以方便母亲去庙里与和尚相会湘西民间的道德处于一种自由自在的状态．它体现了人们的习惯、乐趣和愿望．反映了生命的需求和生命的趋向．完全符合人的生理自然和心理自然，彰示出生命的自由。生存的洒脱。
庄子把对人性的理想寄托在“神人”身上．在《逍遥游》中写道：“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所有的描写都具有脱离尘世的美的特征。沈从文笔下的主人公都是这样的自然之子．他们似乎同藐姑射之山的神人一样纯洁善良．和湘西古雅的风情融为一体边城的女子是温柔纯净的．是爱与美的化身．她们心底善良淳朴却又执着刚强。就像一泓深泉，清灵却不见底。《边城》里的翠翠．是老船公的孙女．她的身影飘荡在山水相融的风景中．生活简单而又自足。勤劳自然、美丽善良、恬淡温和、宁静执着构成了她人性美的全部．显然作者在这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理想如果说女性在这里体现了自然和谐与人性恬静优美的一面．那么他笔下的一部分男性则带有自然原始的力量和生命的冲动在《龙朱》中，龙朱便作为男性人格的完美代表自然不加雕饰的原始的出现了．他“美丽强壮像狮子．温和谦顺如绵羊”．集狮子与绵羊于一身的男性完全是纯粹的自然之子，他们热情、真实、诚实、勇敢、女性的阴柔和男性的阳刚配合的恰到好处。完全体现了人性的完整和自然。两性之爱是沈从文经常关注的．它自然而又美丽纯洁．不在乎一切外来的干涉．沈从文常常把男女之间的恋情置于自然的背景之下。《雨后》中“听一切大小虫子叫．听晾干了翅膀的蚱蜢各处飞．听树叶上的雨点落在地上的跳跃，听在身边一个人的心跳．全是诗的”。静谧中生命跃动的声响交合着从林间隐隐绰绰的意象．四狗的爱情就在这充满生机的自然环境中萌发、膨胀、生长．情感及欲望在一种饱和状态中走向极致．生命力在充分的张扬过程中也正蕴蓄着新的生命依山傍水的湘西无疑孕育了沈从文对湘西的向往与崇敬．他的笔端．随处都流动着自然的身影．人则在自然的掩映之下生存活动。
《三三》中，三三从小就在“比屋连墙、嘉树成荫”的堡子里长大．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使她完全生活在几乎纯自然的环境中．没有与人错综复杂的关系．也没有外在力量的限制和束缚。
生命形式如真空一样纯净透明。三三与自然互为象征，互为背景。互为对象。三三还在与宽容博大的自然的交流与对话中达成共识和默契：“三三的事．鱼知道的应当比母亲还多。”他们互相依赖唇齿相依．从而使三三完全释放生命的欲望与冲动．尽显生命的欢愉与跳跃。自由人格获得了解放与归依在这走向返朴归真的过程中．人其实也就实现了精神上的自由与逍遥．在无根的飘浮中找到了生存的立足点．自然也就成了人类的生命之根．
沈从文从道家的思想中寻觅到了心灵的契合点．因而极为赞同道家的“返乡”之说．尤其羡慕道家恬淡虚静的“化外之境”的理想．在自己的小说中．沈从文构筑了一幅幅原始意味极浓的湘西世界图式：兵卒纯善如平民．与人民无侮无扰。农民勇敢而安全．且莫不敬神守法。商人同平民作有无交易．谋取什一之利。人人洁身信神．守法爱官。……一切事保持一种淳朴习惯．遵从古礼。
[关键词]视域；地位团体；民族；种族；性别
正如儿童没有自己的语言一样，儿童也没有自己的文化。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说到底是化在儿童电影中的折光反映，这个折射窗口就是儿童影片中的儿童文化视域。化只有进入儿童的文化视域才能在儿童电影中得以表现，并被儿童观众所接受。要廓清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揭示儿童文化与化的内在联系，应该从解剖影片中儿童文化视域的结构入手，把握了这一结构，就把握了影片表现文化的深度结构模式。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的文化视域主要有三个维面：地位团体维面；民族、种族维面与性别维面。这三个维面构成儿童观察生活、认识世界的三大视角，它们错综交叉，构成儿童的文化视域之网。
一、新时期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域的地位团体之维
所谓地位团体是文学社会学的一个概念，社会上一切由不同的职业、阶层形成的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社会团体，都可称之为地位团体。每个家庭中的成员都有不同的职业、分属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因此家庭既与它所属的社会阶层、阶级保持紧密联系，它又是一个独立的最小的地位团体。儿童是家庭的产物，他的生存状态与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家庭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状况。他的文化视域则主要受家庭这个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影响。即便是多媒体时代，儿童认识世界也不是从抽象的符号开始，而是从具体的形象入手。近在他们身边的父母与家人是与他们的生活、情感关系最密切的形象。父母带着深厚爱意的一言一行对儿童的感染力最大，记忆最深，也是儿童最喜欢模仿的对象。来自家庭的地位团体文化意识就是在家人与儿童的耳鬓厮磨、耳濡目染中，潜移默化传递给儿童，这是儿童接受文化传承最古老、直接和有效的渠道。从儿童心理学的角度看，三岁以前是儿童行为习惯形成期，行为习惯一旦形成，就成为儿童行为的自然，影响儿童的一生。童年又是儿童文化视域的形成期，地位团体文化视域一旦被儿童所接受，就成为儿童认识世界的基本出发点和他文化视域的基本维面，成为他日后认识世界的深度模式。比如《金蝴蝶结》中的朵儿认为妈妈给她买的中国娃娃最漂亮，这一审美判断是她的，同时也折射着她所在家庭的地位团体视域。朵儿出身于军人家庭，父亲是某部火箭基地的工程师，母亲是随军的军医，他们常年不在朵儿身边，坚守在祖国的西南边疆，为的是使祖国的载人火箭早日升天，实现国防现代化。他们的爱国热情对朵儿的熏陶是在潜移默化中完成的。朵儿说中国娃娃漂亮，既寄予着对妈妈的想念之情，又是对妈妈的审美眼光的肯定，因为娃娃是妈妈买给她的；而朵儿的同学则说她的芭比娃娃比朵儿的中国娃娃更漂亮，这既是朵儿的同学的审美判断，也是她的家庭的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外显。朵儿的这位同学的父亲是个大款，她自然是班上吃得好穿得好的孩子，在玩具上也追求高档次。在有钱人眼里自然是越值钱的东西越好。朵儿的同学称赞芭比娃娃漂亮是因为穿在穿娃娃身上的衣服漂亮、头上戴的金蝴蝶结更漂亮。这种视阈的本质仍是值钱的就美，这种审美观显然与她所受的家庭影响一脉相承。其实两个孩子所处的文化大环境并没有什么差别，但是审美情趣却如此不同，主要原因在于家庭影响大相径庭。表面上看两个孩子是各执己见，互不相让，而本质上她们是在竭力证明并维护各自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真理性。儿童视域与地位团体视域实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关系。《金蝴蝶》通过一个平凡的生活细节，将儿童的地位团体视域做了最质朴而又深刻的表现，可谓小中见大。对儿童文化与化之间的关系揭示得入木三分、举重若轻，水到渠成。
又如《微笑的螃蟹》也表现了两个不同地位团体中的儿童不同的地位团体意识。宫晓娅听说阿斯卡尔的父亲为保护集体的两只羊冻坏了自己的腿，她颇不以为然。她对阿斯卡尔的爸爸说：“就算一只羊值300元钱，你为了两只羊――600元钱就冻坏了自己的腿，你的命也太不值钱了，你太不爱惜自己的生命了。”阿斯卡尔却认为这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一个牧民的本分。尽管两只羊值不了多少钱，也是两条生命，生命的价值是无价的，能救助时总该竭力救助。这两种截然不同的生命价值观同样是他们的家庭地位团体文化视域的反映。宫晓娅的父亲是某养殖公司的总经理，应该说，根据一个人的业绩来看待一个人的价值，这是现代企业的管理者都要遵循的原则。宫晓娅耳濡目染学会了父亲看问题的方法，以生意经的眼光来看阿斯卡尔父亲救羊的事，她的结论自然是否定的，阿斯卡尔的父亲是新疆地区的普通牧民，牧民与他所放牧的羊群之间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每一个生命的降生都会给他带来喜悦，都会给集体带来财富。羊就是老百姓的衣食之源。他对羊的感情阿斯卡尔从小就看在眼里，记在心上。所以他能理解父亲为什么能在暴风雪来临之际，奋不顾身地救助两只羊。宫晓娅与阿斯卡尔属于两个差别悬殊的地位团体中人，她如何能理解一个老牧民的感情呢?这部影片同样是通过生活细节将儿童不同的地位团体视域的冲突作了细腻的展现。
我们这样认识问题目的不在于将儿童的文化视域唯地位团体化，而在于揭示长久被各种儿童文化意识所遮蔽的儿童文化与化间的联系。以前我们过于强调儿童文化的独特性，强调儿童文化与化的区别，殊不知儿童并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以家庭为核心的地位团体文化时时包围着儿童，并对他们施以强有力的影响，甚至成为儿童文化视域的基础维面。《金蝴蝶结》和《微笑的螃蟹》的文化价值正在于，以慧眼敏锐地发现了社会地位团体间文化视域的差别，以及化视域对儿童文化视域的重大影响。这正如路易一让・卡尔韦所说：“一种出身，一种血统，这个由祖先构成的‘身体史前史’意义不大吗?我们在此认为，出生在某一阶层和某一文化中不是没有后果的，系谱树的这些枝丫有助于我们明白一些事情，什么事情?这些微不足道的归属关系叠加起来，就为形成人格做出了贡献。”《金蝴蝶结》和《微笑的螃蟹》的文化价值还在于，表现了先进地位团体文化对落后的地位团体文化的克服，从而对儿童施以良好的文化影响。朵儿的同学在收到朵儿寄来的漂亮的金蝴蝶结以后，很惭愧当初错怪了朵儿拿了芭比娃娃头上的金蝴蝶结，与朵儿相比她太小气了点；宫晓娅的价值观在新疆处处碰壁之后，她终于认识到世界上有比金钱更有价值的东西，那就是爱，后来她真心实意地帮助阿斯卡尔的妹妹治好了耳聋，与阿斯卡尔成了心心相印的好朋友。从而使儿童电影发挥了净化人的灵魂、提升人的精神境界的作用。
二、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文化视域的民族，种族之维
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的儿童文化视域除了具有地位团体维面而外，还具有民族、种族维面。那是因为儿童除了属于家庭团体之外，还属于民族和种族的团体。民族与种族的文化视域除了遗传的渠道之外，还有家庭与社会多种传播渠道，从儿童出生的时候起，就向他们发出信息，影响他们的灵魂与视域。儿童文化视域的这一维面在新时期以来的表现少数民族儿童生活的电影中表现极为突出。比如《熊猫小太阳》中的珠玛是个藏族少女，她虽身为哑巴，却从来不自卑。她认为人不说话，思考问题的时间就多了；她的一件旧衣服穿破了，她没有丢弃，而是将它烧掉，以便让旧衣服的灵魂升天；当熊猫闯进她家时，她认为这是菩萨带来的朋友，要让它在这里多玩几天。她还送给熊猫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小太阳”，因为它给我们带来了欢乐，珠玛还将熊猫当作家里的一员，带它去参加村里藏民的婚礼。汉族女孩文泉同样喜爱大熊猫，她的爸爸就是为保护大熊猫而牺牲的。但是她爱大熊猫的方式与珠玛绝然不同。在大熊猫将要回到哪儿去的问题上，文泉主张送大熊猫去卧龙自然保护区，这样最安全。珠玛却认为让它呆在笼子里很不舒服，大自然才是它真正的家，最后孩子们一致决定送熊猫回山。当乡亲们听说送熊猫回山的孩子们要在山上过夜时，都非常担心。有的汉族干部主张派人进山接应，藏族同胞却认为山神会保佑孩子们平安，于是一齐向山神祈祷。无论是珠玛与文泉爱熊猫的不同方式，还是汉族干部与藏族同胞之间的分歧，都鲜明地表现出不同民族的不同文化视域，在这里，同一个民族中儿童与成人之间的文化视域差别并不大，而不同民族间的成人或儿童的文化视域的差别却很大。这再一次表明，儿童没有自己的民族视域，他文化视域中的民族维面完全是域民族维面的翻版。
这类影片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民族视域与种族视域有一部分是重叠的。比如热爱动物，与大自然保持和谐关系，不仅是藏、汉两族人民的民族意识，而且也是华夏各民族共同的文化观念，因此表现一、两个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也就是表现了华夏种族的文化意识。中华民族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和睦相处，这一点在《熊猫小太阳》中也有表现。藏族老爹的家除了有珠玛这个女儿之外，文泉也是他的干女儿，一个回族孤儿后来也成了藏族老爹的儿子。藏族老爹的家正是中华各族儿女和睦相处的缩影。影片通过这个情节弘扬了华夏种族的“合”的文化意识。
《红象》是又一部集民族文化视域与种族文化视域重叠聚焦的作品。影片以埃尼族老人讲会飞的红象的传说开头，接着引出埃尼族少年阿依罗、塞罗和傣族女孩依香不约而同去寻找传说中的红象的森林探险，结尾以三个孩子找到红象告终。影片的重头戏是森林探险。一路上，他们既看到了林中美丽的景象，也不小心掉进沼泽地，好在他们团结奋斗才逃过一劫。最惊险的要算遇到了尖牙利齿的豹子，然而正是在这危急时刻，他们看到了昼思夜想的红象。红象的出现使豹子望风而逃，孩子们才转危为安。红象救了孩子们，孩子们后来又救了被困在陷阱中的小象。这时，红象以长鸣的方式表达它对孩子们的感激之情，小象则跳起舞来，还和孩子们玩起了捉迷藏。红象跪下一条腿，让孩子们爬到它的背上，背着他们走出了森林。儿童与大象共舞，人与自然和谐，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陶醉的理想境界! 《红象》是一个寓言，将华夏种族“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通过埃尼族与傣族儿童的现代探险故事表现出来，使种族意识与民族意识再度重合。《红象》对西双版纳少数民族独特的生活景观也作了传神的再现，比如三个孩子用竹筒做饭、乘一段旧木头过河、在树上睡觉等，都体现出森林之子人性中最自然的一面。对我们重新认识自然与人的关系不无启示。
《我是一条鱼》在表现种族文化方面独辟蹊径。它不以表现某个民族的个性为主，而是将点子打在对一个种族的文化心理的深入开掘上。像打井一样，影片采掘的生活面并不宽，却以对种族文化心理的深度挖掘见长，影片的节奏感正是通过对主题掘进的不同深度层层显示出来的。第一乐章提出问题：人是鱼变的吗?人死后能否再变成鱼?这是影片中的少年想要搞清楚的问题，也是华夏种族世世代代都在探寻的人类起源与归宿问题。它以陆小春祖孙两个的一段对话被提了出来，可惜在陆小春还没有找到答案的时候，爷爷已经去世了，他在陆小春心中形成一个巨大的悬念。第二乐章叙述这个问题在陆小春请教长辈马常有的时候得到深化。马常有告诉他：“人是鱼变的，当人走向陆地以后，不需要鱼鳍和鱼尾了，就进化成人的双手和双腿了。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南极冰山融化，有一天，人类会由陆地走向海洋，那时人的双手和双腿还会再变成鱼鳍和鱼尾。至于你爷爷死后变成鱼，那是因为你爷爷打了一辈子鱼，欠鱼的东西太多了，所以他死后自己变成了鱼。”马常有与爷爷的说法大同小异，但是加上了一些现代元素，并且把问题延伸到人类未来的归宿问题。马常有与爷爷认识上的共同点在于，他们的认识都出于一种古老的直觉智慧，甚至有一种转世和因果报应思想。马常有的一番人类过去、未来谈似乎让陆小春明白了许多，但他又好像什么也没明白。悬念更加深了。第三乐章是陆小春有幸参加了横渡海峡的游泳比赛，途中他看到有一条鱼总是在离他不远的前方游着，鱼成了他的向导，他就跟着鱼向前游。终于胜利到达彼岸，创造了一个13岁的儿童横渡海峡两岸的奇迹。这时他猛然感到这条鱼正是爷爷变的。在游泳途中他还感到自己的手和脚变成了鱼鳍和鱼尾，他也变成了一条鱼。这种直感立即与爷爷、与马常有完全贯通。这一结尾表明以爷爷和马常有为代表的华夏种族的传统思维方式――直觉已在当代少年陆小春身上重新闪现光芒，成为他理解和感悟华夏种族由来与人类未来的最高智慧。这时祖先的灵魂就活在当代少年身上。正是相通的血脉、相通的思维方式，将种族的过去与未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这部影片正是当代儿童灵魂深处不断响起远古回音的艺术表达。它对种族视域的表现更加内在而深刻。
三、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视域的性别之维
新时期中国儿童电影中儿童的文化视域另一个重要维面是性别。虽然在现实生活中儿童的性别差异人们是承认的，但是在新时期以前的中国儿童电影中，对儿童的表现常常处于无性状态，也就是说，在银幕上儿童的文化视域中缺少性别维面。直到新时期这种无性话语才被性别话语取而代之。将儿童的性别意识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加以表现，这是中国儿童电影的文化内涵越来越深刻的表现。它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表现儿童的恋母情结；二是表现儿童性意识的觉醒；三是挑战传统的男尊女卑意识。比如《为什么生我》即表现了男孩松松的恋母情结，松松在父母离异后，和爸爸生活在一起。他非常想念妈妈，常违背爸爸的禁令，偷偷跑到妈妈工作的医院去找她。妈妈见了松松总是给他买好吃的东西，还带他到公园或她住的地方去玩。他最喜欢妈妈给他买的积木玩具，为此他还挨了爸爸的打。当爸爸相对象，将他藏在楼上，假装他不存在时，他感到非常委屈，更加想念妈妈。有一次他丢 了家里的钥匙，爸爸上班还没回来，他无法进家门，于是跑到妈妈的住地去找她。当他隔着玻璃窗看到他妈妈正在一个他不认识的孩子，旁边还有一个陌生男子时，他才真正尝到被剥夺了母爱的滋味，于是他拿起泥巴向玻璃窗砸去。影片以一系列情节和细节生动揭示了隐藏在松松潜意识中挥之不去的恋母情结，谴责不负责任的婚姻给无辜儿童造成的精神创伤。
《草房子》、《我和乔丹》等影片表现了儿童性意识的觉醒。《草房子》中的男孩桑桑虽然只是个小学生，可是已经有了懵懂的性意识。当蒋一伦老师与白雀姑娘恋爱的时候，他是信使，有一次竟因为好奇偷看他们的信，结果意外弄丢了信，以致造成二人关系破裂。这是桑桑的好奇心惹的祸；当纸月转学到他们班以后，他喜欢这个美丽温柔的女孩，于是想方设法想引起她对自己的注意。放学时，他先跑到纸月路经的桥上等候，纸月一过桥，他故意装作没发现她的样子大声背诵诗歌，夏日的一天，他竟穿着棉袄在操场上走来走去，惹得大家哄堂大笑，其实他这么做的目的只有一个，让纸月注意他，多看他两眼，当他发现纸月在放学路上总会遭到一伙坏孩子的围堵和挑衅时，他挺身而出，宁可自己挨拳脚，也要保护纸月不受欺负；每逢天下大雨，纸月无法回家时，校长――桑桑的爸爸总要让纸月留住在自己家里。这时桑桑会快活地在大雨中边抡雨伞边大声唱歌。这些情节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一个男孩对异性同学纯洁无瑕而又略带性别意识的感觉，这正是儿童性别意识的萌芽。
《我和乔丹的日子》则堂而皇之地表现少年的性意识的觉醒。影片中17岁的田小波是个篮球迷，一天他在操场上见到一位漂亮女孩，目光立即被她吸引，心中顿生爱慕之情，于是他情不自禁跑向这个女孩，向她作自我介绍，表示愿意与她交往；当他应邀去参加女孩的生日派对时，他花了不少时间打扮自己，出现在派对上的他俨然一副帅哥模样。为了讨女孩欢心，他还谎称自己是校篮球队员，拿出模拟乔丹签名的背心赠予女孩；在校篮球赛场上，当他发现自己心仪的女孩也来观看比赛时，正坐在看台上的田小波心中很为谎言被揭穿而感到无地自容。后来他发誓一定要积极努力，并真正成长为一名校篮球队员。田小波的喜怒哀乐与他的成长都与这个女孩有关，充分表现出花季少年性别意识的觉醒，影片准确地把握了少年男女的初恋感觉，将它表现得栩栩如生，直逼少年男女的潜意识深处，张扬了银幕上儿童文化视域的性别之维。
在表现儿童性意识的影片中，价值最高的是向传统的男尊女卑意识挑战的作品。如影片《上学路上》的主人公王燕的妈妈提出只供弟弟上学，不供她上学。因为她是个女娃，读多少书也没用，嫁出去就是人家的人。然而王燕却非常渴望读书受教育。于是王燕决定暑假自己去挣学费。这个过程尽管很坎坷，但是她想尽办法、不怕吃苦，终于在开学的那一天凑够了学费，为自己重新赢得受教育的权利。王燕的行动有力地批判了传统的男尊女卑意识，表现出当代女孩自信、自立、自强的道德风尚和银幕上的女性儿童新的性别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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