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5 15:07:26
序论：在您撰写文字学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1
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解构主义产生的思想渊源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尼采哲学。19世纪末，尼采宣称“上帝死了”，要求重新评价一切价值，这种质疑理性、颠覆传统的叛逆思想对解构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其次，是海德格尔的现象学思想。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导论》中探讨了西方哲学史上的存在与逻各斯问题。他要研究古代的逻各斯（Logos）是怎样变成近代的逻辑(Logic)的？它又是如何以理性的名义取得西方思想史上的统治地位？海德格尔通过对古希腊哲人巴门尼德残篇的研究发现，逻各斯与存在的原始意义是相通的。而自柏拉图后，西方人开始与存在发生对峙，越来越自信自己拥有支配存在的主体性与知识能力。海德格尔对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主义加以批评，德里达则直接继承了海氏的理论。再次，解构主义的出现与欧洲的左派批评理论密切相关。1968年，一场激进的学生运动席卷整个欧美资本主义世界，法国的运动被称为“五月风暴”。但革命后随之而来的是激进学者不得不把革命的激情转向学术思想深层的拆解工作。他们明明知道资本主义根深蒂固，难以撼动，却偏要去瓦解其存在的各种基础，包括语言、信仰、机构、制度和规范等。
解构主义在此背景下应运而生。其代表人物德里达以《文字学》、《声音与现象》、《书写与差异》三部书的出版宣告解构主义的确立，形成以德里达、罗兰•巴尔特、福柯、保尔•德•曼等理论家为核心并互相呼应的解构主义思潮。德里达为了达到反形而上学、反逻各斯中心的目的，选择从语言学和符号学的角度入手，提出了自己一系列的消解策略。解构主义内容冗杂，缺乏统一的理论和解释。解构主义者也拒绝为自己的理论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它们主要的批判理论与策略包括：反逻各斯中心主义(anti-logocentrism)、延异(différance)、替补(supplementarity)、互文性(intertextuality)。
反逻各斯中心主义是解构主义的核心思想。海德格尔认为，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发端于柏拉图对古希腊逻各斯的强行曲解，认为言语与意义（即真理，上帝的话）之间有内在、直接的关系。因此，逻各斯中心论也被称为“语音中心论”，强调言语优于文字，书面文字是第二位的。德里达对此说法进行了解构。他说，书写文字并不见得天生就低劣于语言发音，为了打破传统的“语音中心”偏见，他力图建立一种“文字学”，以便突出并确认书写文字的优越性。这种文字优越性，首先表现在它在符号学意义上的“可重复性”。其次是符号应该在不考虑讲话人意图的情况下，依然能被人们正常地加以理解和接受。符号上述的两个必备特征，即“可重复性”和“不考虑讲话人之意图性”，验证了德里达所说的文字优越。在更大的范围说，文字包括了整个语言学的符号系统，因而它也是狭义上的言语和文字赖以存在的基本条件。这便是德里达所谓的“元书写”(arch-writing)。元书写概念一经确立，必然打破逻各斯主义的语音中心说。
德里达从言语与文字的关系入手，成功地消解了传统的二元对立的价值观。整个西方形而上学的思想传统以人的理性和自我意识为中心，形成了在二元对立中的等级秩序观念。如在言语/?文字、男人/?女人、灵魂/?肉体、意识/?无意识、开明/?蒙昧、西方/?东方等的区别对立中，逻各斯中心论认为前者优于后者，具有鲜明的等级观念。德里达独辟蹊径，从语言学角度入手，通过对言语和文字的解构，瓦解了二元对立的观念，提出二元之间只有差异，而没有等级秩序区分。不仅如此，“对立”的两项之间还存在大量的相互渗透和包容等。
德里达还发明了“延异”概念，即延迟与差异。他直接利用索绪尔的符号任意性观念，打破语言是外在“真理”体现的神话。他说“延异(différance)”既非概念，也非一个单词，本身是一个杜撰的词。在法语中，difference和différance两者的发音相同。若要区分它们，我们必得借助文字拼写上的差异，这本身就是对言语优于文字逻各斯主义论点的一个极好讽刺。解构主义关于“替补”和“互文性”的策略主要为文学批评理论所借鉴，这里不再介绍。
通过以上提到的一系列的具体策略，尤其是从言语与文字关系入手，德里达批判了逻各斯中心论，打破了等级森严的二元对立观，提出了概念之间没有等级和中心而只有差异的思想。解构主义从语言学的角度入手，目的是解构西方的形而上学和逻各斯中心论，对现存的等级秩序提出挑战。强调通过对旧秩序的打破，建立新秩序，重新塑造新的价值体系，在日常生活中找到自身存在的价值。这种批判与重建的双重姿态，德里达称为“双重约束”（doublebind）。他说：“事实上，我一直被两种必要性拉扯着，或者说我一直尝试公平对待两种可能看起来相互矛盾或不兼容的必要性：解构哲学，即思考哲学的某种关闭范围，但不放弃哲学。我承认这么做很困难，但无论在写作还是授课中，我重视始终尝试尽可能地同时采取两种姿态。”［1］
这一思想产生后在思想和文化界产生重大影响，其影响甚至波及到建筑理论领域。它在政治学上就是对西方中心论的瓦解，重视多元文化价值。而这恰恰是任何一个处在全球化过程中的民族和国家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解构主义思想对民族价值和民族文化的重建，对世界多元化格局的确立起到积极作用。当然，解构主义思潮自产生后也受到很多批评。因为其理论本身漏洞很多，而且它所运用的逻辑、方法与理论，大多从形而上学传统中借用而来，这样说来有点以己之矛攻己之盾的味道。而且解构主义发展下去也陷入了另外一种历史困境，即真理虚妄、意义不确定以及漫无边际的任意解释等。因此我们对这样一种影响巨大的理论思潮也应该抱一种批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利用解构主义审视我们传统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最主要的是承认语言多元性，承认每种语言与文字都有各自独立存在的价值与作用，而不可轻易否认自己的语言文字。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深受西方语言理论体系的影响。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没有语言学，中国古代谈不上语言研究，进而否定汉语和汉字研究的传统和成就。从汉语言文字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到对汉语和汉字的认识与评价都带上了西方学术思潮的烙印。如汉语的语法研究一直是跟在西方的语法理论后面的，如汉语的语义学研究一直没能好好继承自己的传统，没能发展出自己的理论体系，如对汉字的误解导致的汉字落后、汉字要改革等错误观念，如汉语目前的理论体系对很多汉语现象缺乏解释力等等。这都是西方逻辑中心主义的深层观念所导致的结果。
兴起于西方的解构主义思潮，是对西方中心主义传统思潮的反思。现在“解构”一词不再属于哪一个领域或地域，而是属于人类自身。中国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今天研究“解构主义”，吸取其精华，也就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中国。
2解构主义思潮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中国的影响也日益显示出来。在此视角下，我们反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既要承认我们的成就，同时也要发现我们的问题。我们应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言文字的客观事实出发，破除欧洲中心主义的思想，总结出汉语言文字的规律，开拓新世纪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道路。
中国的传统语言学形成了很多优良传统。在今天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我们首先应该继承自己的优良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中国传统语言学最值得我们发扬的传统有以下三点。
(1)重视实证和归纳。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实证法来自西洋。但是，作为学术研究的一般方法，实证法在中国本土有厚实的基础、悠久的历史和持续的传统。中国传统语言学研究从许慎开始就特别重视实证和归纳。许慎在《〈说文解字〉叙》里说，他考据文字“至于小大”，都“信而有证”，“其于所不知，盖阙如也”。“叙曰：此十四篇，五百四十部，九千三百五十三文，重一千一百六十三，解说凡十三万三千四百四十一字。”［2］316仅仅这几个数字就无可争辩地说明了许慎重视实证的态度和做法。许慎之子许冲在《进〈说文解字〉表》里，称其父秉承了“圣人不空作，皆有依据”的问学传统。许慎以实事求是、信而有证的学术精神和态度成就的《说文解字》奠定了汉字学基础。着眼于汉代的这种实证态度，学术史上汉代古文学家的学术成就称为“汉学”。这种实证方法一直延续下来，到清代还有很多追随者。正是由于坚持了这种求实的态度和精神，清代的语言学研究达到了传统语言学的高峰。清代的实证表现为考据法的盛行，梁启超曾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给予考据法以高度评价。
中国语言学史上的大量著作都是通过实证和归纳而成就的。如在《说文解字》研究上，清代乾嘉学派通过实证研究取得卓越成就。但是，从20世纪50年代后，乾嘉和传统实证方法一直处于被否定的地位，这是不尊重传统的表现。对此，王力先生曾强调：“能不能因为乾嘉学派太古老了我们就不要继承了呢？决不能。我们不能割断历史，乾嘉学派必须继承。特别是对古代汉语的研究，乾嘉学派的著作是宝贵的文化遗产。段王之学在中国语言学史上永放光辉。他们发明的科学方法，直到今天还是适用的。”［3］鲁国尧先生也认为，研究汉语史的最佳方法，或者最佳方法之一是“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注:参阅鲁国尧《“历史文献考证法”与“历史比较法”的结合——兼论汉语研究中的“犬马-鬼魅法则”》，《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3辑，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可见重视实证是中国语言学的重要特色。
(2)重视书面语言及其意义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重视书面文献的研究，重视意义的独立研究价值。中国从先秦时代起就形成了一套汉语的书面语言——文言文，文言文一直是古代中国记录文献的语言，也是知识分子进阶应试所用的语言，故名“雅言”。文言文不仅在中国文化的传承上起到非常重要的历史作用，而且还是形成现代汉语的源头之一。当然，由于书面语和口语的脱节，从隋唐时期开始文言文和口语分离日渐严重。到近代，文言文就成为影响中国走向现代化的一个间接因素。白话取代文言，成为汉语历史发展的必然。但是不能就此否认文言文在汉语发展历史上的积极作用。
我们需要实事求是地评价文言文及其在历史上的功用。文言文是汉语的一个传统，一个与汉字的表意性质有关的传统。汉字作为表意体系的文字与西方拼音文字性质差异巨大。中国学者把意义作为独立的对象加以研究，形成了以汉字的形、音、义为研究对象的文字学、音韵学和训诂学。《说文解字》所包含的字在离开语言环境后，还可以见到它的本义，看到其本义如何引申出新的意义。古代学者一直把意义当作可以独立研究的对象看待，而不认为它从属于语法。在训诂学中，意义是可以分析的，它运用“义界”的训释方法，就是在意义内部进行结构分析。传统语言学还特别重视语音在词汇语义系统、词源系统、诗词韵律中的表现，古人很少做纯形式的运作，而是在务实的基础上以音证义，以义证音。这是传统语言学研究的又一特色。
(3)重视语言和文化的关系。
在中国古代的语言研究中，一直有很浓厚、很自觉的人文传统，“离经辨志”、“随文释义”、“微言大义”等说法，都表明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追寻语言背后的东西。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说：“盖文字者，经艺之本，王政之始。前人所以垂后，后人所以识古。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乱也。”［2］316他研究文字的根本目的是解经传道。这种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并且形成了中国古代“小学”与经学融合的现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里，语言文字学著作即在经部。因此，传统的文字学、训诂学研究历来与文化有着密切关系，如文字构成的理据、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的训释，都直接牵涉到文化，或是直接为文化服务。这就是语言研究和文化研究相结合的学术传统。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现代。如张世禄先生在《文字上的古代社会观》中写道：“居今日而欲知茫昧之古代社会，史策既无征考，则惟有求诸古来之余形遗迹，俾可想见其一斑而已。例如考化石而知生物之递嬗，察地层而识地壳之胎成，皆其类也。世界言象形文字者，必推吾国，则此文字者，诚有史以来，先民遗迹之所留，曷借之以窥其政俗之梗概，以补史策所未及者乎。”“世上言上古文化者，或且欲吐弃一切，并文字之不知谓何，吾又乌睹其可哉？”［4］他在这篇论文中从汉字的构造入手来看古代社会的风土人情、物质生产和精神建构，体现了语言文字与文化相互参照研究的特点。20世纪50年代初，罗常培先生出版《语言与文化》一书，是自觉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划时代专著。
中国现代语言学由于受到西方语言学影响很大，在解释汉语现象时并不能完全适合，甚至常常碰壁。原因在于西方语言本身较重形式，而汉语和汉字则具有较浓厚的人文色彩。为了促进汉语研究，找到一种较为切合汉语实际的解释框架，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兴起了文化语言学。[注:新时期文化语言学的代表性著作有：邢福义主编《文化语言学》，湖北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游汝杰《中国文化语言学引论》，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年版；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2003年版；张公瑾、丁石庆《文化语言学教程》，教育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等。]汉语中的很多语言现象都可以通过这方面的研究得到合理的解释。因此结合文化来研究语言一直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一个传统。
中国语言学的这三个传统都值得我们继续发扬。尤其是后两个传统恰恰是解构主义所重视和强调的。解构主义着力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观念，客观而实际地认识其他语言文字的地位。解构主义非常重视书面语，这从德里达的《论文字学》、《书写与差异》等著作名称中就可以看出端倪。德里达正是看到了逻辑中心主义、结构主义等存在的局限性，才利用语言的差异，强调书面语言和文字的重要意义。
汉语和汉字重意义的特点和现代语言学的从形式到意义的转向是非常吻合的，这本来是我们的优良传统，但却被以西方为中心的语言学者认为是落后和缺乏理性的表现。西方逻辑中心主义认为，语音和思想的本质、存在的意义之间有最直接、最接近的关系。从“语音中心主义”出发，言说和口语受到推崇，文字被贬低。而且他们责难对象不包括字母文字，而是针对非语音文字。不少西方哲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见解，黑格尔批评汉字说：“他们的文字对于科学的发展，便是一个大障碍。或者，相反地，因为中国人没有一种真正的科学兴趣，所以他们得不到一种较好的工具来表达和灌输思想。大家知道，中国除了一种‘口说的文字’以外，还有一种‘笔写的文字’，后者和我们的文字不同，它并不表示个别的声音——并不把口说的字眼记录下来，却用符号来表示那些观念的本身。”“中国因为语言和文字分了家，所以文字很不完善。”［5］黑格尔的这种见解代表了西方人看待汉字的普遍观念。西方人对汉字的偏见，还进而扩展到对汉语的认识。对汉语和汉字的偏见甚至一度成为西方人不自觉的思维习惯。
结构主义语言学奠基人索绪尔力图创立一个具有普遍理性的语言学理论，将语言学变为一门科学。尽管索绪尔在心理上不愿意舍弃语言材料和语言现象的丰富多样性，但是为了建立一个具有整体性、普遍性以及独立性的全新理论体系，事实上他将理性的语言观和人文现象对立起来，舍弃了语言符号的人文性。他对人文现象的舍弃，根源就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根深蒂固的逻辑中心主义，他的语音中心论实则是逻辑中心主义的翻版。西方形而上学传统的逻辑中心主义和理性主义以及二元对抗的思维模式是建立在西方拼音文字基础上的，长期以来被西方学者认为是代表人类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这种观念与拼音文字血肉相连，互为因果。这严重影响到对人类语言文字的公正认识，导致弱势民族语言被边缘化以致面临失语的困境。
解构主义实际上是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中心论的反思，它检讨和总结了西方世界因为自己的科技成就和物质丰富而产生的西方中心主义的错误思维，以及将文化系统建立在逻辑中心主义之上的缺点。解构主义承认东方非拼音文字和拼音文字所代表的文化一样，具有各自的价值。德里达从融合表音与表意的汉字中发现了在逻辑中心主义外发展出强有力文明的证据。德里达的理论阐释有一定的历史背景。历史上部分西方学者的汉语言文字观念曾对西方逻辑中心主义造成过威胁，“一次是与科学思想的结合，汉字通过一般语言，通过莱布尼兹使逻各斯中心主义的历史产生了偏离。再一次发生在20世纪初的东方学家费诺洛萨（ErnestFenollosa）和现代派诗人庞德(EzraPound)那里，这次是与诗学的结盟”［6］。德里达认为，从文学和诗学方面，汉语言文字展现的魅力能打破逻辑中心主义。
当然，我们也要清醒看到，无论莱布尼兹，还是费诺洛萨、庞德，乃至德里达本人对汉语言文字的揄扬都是建立在“误读”的基础上，他们都没有彻底了解汉语言文字。无论是相当多的西方学者对汉语和汉字的贬低，还是少数学者的褒扬，他们的观点和认识都没有建立在对汉语言文字深刻了解的基础上。因此，还必须依靠我们自己，从汉语现象出发，才能真正看清自己的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
3
从解构主义的立场看，汉语言文字学的发展，应当从汉语现象出发，走自主创新的道路。
中国语言学在两千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但是这个传统在中国近代向现代的转折时期遭到质疑，受到冷落。与之同时，西方语法理论却极大地影响了汉语言文字学研究。那么现代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应当如何走呢？答案很明确，只能走自主创新之路。
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必须走自主创新之路。文化的发展更要从自身实际出发，寻找适合自己民族的发展道路。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也不例外。在这方面，前人和现代的语言学者已经导夫先路，提供给我们可资借鉴的探索。
马建忠最早借鉴西方的语法理论写出了《马氏文通》。该书并不是完全模仿西方语法写成，而是马建忠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的结果。对此许国璋先生的评价颇中肯綮：“（《马氏文通》）不象是模仿学习《拉丁文法》，也不象以法国《普世唯理语法》为范式。此书之成，我以为只是马建忠根据普世语法字别种、句司字的通理，凭个人的哲学自信（conviction），经过十四年的勤求深探，写成这部中国向所未有，在体系上又超过当时西方语法书的力作。”［7］马建忠利用“普世语法观”分析汉语语法现象是有道理的，因为作为人类交际工具的各种具体语言，必然会有很多共同的特征。《马氏文通》对汉语语法分析贡献很大，但总体上看，其中更多的是总结出汉语语法和西方语法的共同方面。因而汉语本身的特点还值得我们继续研究。王力先生说：“各种具体语言，作为人类的交际工具，当然具有共同性，因此世界上的各种语言的语法也是具有共同性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就一种具体语言的语法来说，世界语言的共同性是次要的，而特点是主要的，没有这种特点，就会丧失其为独立语言的资格，和另一语言同化了”［8］。可见，对一种具体的语言来说，人类语言的共性固然重要，但各自的特点是更值得关注。
王力先生说的世界各种语言的共同性，应更多体现在日常语言中。而对于某种语言来说，日常语言只是这种语言的表层部分，其深层部分应当是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更容易展现一种语言的民族特点。科学语言的民族特点很不明显。自然科学的那些诸多概念、公式、定理与逻辑推理，很难说有什么民族特色。能代表一个民族语言特色的，必然是其文学语言。在结构主义思潮影响下，语言学十分重视口语，重视语音中心主义，重视共时描写，其最大的贡献就是促成语言学作为一门科学的独立。但如果沿着这条路一直走下去，甚至走到语言科学主义，则会导致很多意想不到的后果。如对书面语不重视，就容易使语言研究失去民族特色。我们以往的汉语研究由于过分借用西方语法理论来构建自己的体系，想利用这种体系来解决汉语的所有现象与问题，但结果并不遂人意。
合理的做法是从汉语的实际现象出发，扩大汉语的研究领域。我们过去的语言研究只管散文，而不管诗词骈文，只能分析形义相应的词语，不能分析形式压缩、内容积蕴的典故之类，这显示了汉语语言学的贫血现象。试问，如果汉语中去掉了“葛郎玛”（grammar）套不住的一些特点，那我们的汉语还是汉语吗？这些现象包括：第一，汉语中的对偶、平仄和骈文等；第二，汉语句法构造比较特殊，主语、谓语、宾语常有省略；第三，汉语的词难以确定词性等。
在这方面，启功先生的《汉语现象论丛》为我们开辟了道路，为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自主创新做出了贡献。启功先生摆脱了从语言理论出发到汉语中寻找汉语规律的模式，坚持从汉语语言现象的实际出发去研究总结汉语自身的结构规律。从对一些具体汉语现象的观察中，分析归纳出若干条汉语规律。如古代诗歌骈文的语法问题，修辞与语法的关系问题，语言环境对语法结构的影响问题，语气、语调跟语义、语法的关系问题等。启先生对“葛郎玛”不能包括的汉语特点都有一定探索和解释。［9］
关于汉语词性灵活的问题，19世纪英国汉学家威妥玛曾提出：“汉语词的多功能性（theversatility）——如果可以这样称呼的话，即汉语中对于这么多的词语（尤其是我们倾向于称之为名词和动词的词）有共通性，在有广泛差别的语法功能的可容性方面达到如此程度：任何把语言权威性地划分到像我们语言中词性的范畴里去的努力，都将枉费心机。而且，我们语言中的此类分析当然得有它们相对应的汉语语法，且不管能否对它们做词类分析；在所有的别的语言中用屈折变化生效而产生的大部分结果所需的那些方法，汉语自身也拥有，否则汉语就不成其为一种语言。”［10］对此，王宁先生也有精彩比喻：“象英语、俄语这些种语言，一个词象一根小铁钩，一边有环，一边带钩，这个钩钩进那个环，连成一条就是一句话。钩和环得对合适了，大钩穿不进小环，大环挂不牢小钩，词的自由结合度很小，错了一点就被判为语法错误。可汉语的词象一个多面体，每面抹的都是不干胶，面面都能接，而且用点心都可以接得严丝合缝。比如回文诗，干脆结成一个圈儿，从哪儿都能念。这虽是文字游戏，可难道不启发人去想汉语的特点吗？”［11］39-40
以上认识使我们看到，要想真正认识一种语言，就必须不带偏见，承认其独特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无论是西方学者还是中国学者对于汉语现象的认识都会有更多的一致，都会发现更多的汉语特点，并总结出相应的规则和理论，这也才是汉语言文字学发展的必由之路。
4
我们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从汉语现象出发，借鉴解构主义思潮建立适合汉语特点的语言学理论和方法。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下面问题。
(1)如何看待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的关系问题。
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有了两千多年的历史，在其发展中积累了大量的成果，形成了一些优良传统，这些是我们继续发展的最重要基础。但我们的传统研究也有自己的弱点和不足。如传统的语言学有注重实证和归纳的优点，也有不善于演绎和推理的不足。单独的归纳法，难以产生现代意义的语言学。训诂学中字、词不分的问题，还有语音研究上，由于受到音节的模糊性和笼统性限制，而没有细致精确的声音分析的习惯等。这些都是我们的弱点，反映出我们传统语言学理论的不足。
西方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走向科学的过程中，曾经起到很大的作用。现在我们使用的结构分析和描写方法等，都来自西方。西方语言学具有的科学精神和哲学的思辨精神以及逻辑的推理与表述，造就了中国现代语言学的基本方法。西方语言学的不少流派都对中国语言学研究给予了很多的启示和帮助，我们应当继续学习和关注。此外，西方学者关于汉语传播和研究的著作也很值得我们重视。这些著作的成果有利于我们看到汉语的特点。[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有：张卫东《威妥玛氏〈语言自迩集〉所记的北京音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试论近代南方官话的形成及其地位》，《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3期；《北京音系何时成为汉语官话标准音》，《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98年第4期；《论十九世纪中外文化交往中的汉语教学》，《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等。张西平《传教士汉学研究》，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等。计翔翔《十七世纪中期汉学著作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等。]
当然有些西方学者对汉语言文字的偏见，我们必须加以抛弃。我们不反对学习西方，但反对亦步亦趋地跟在别人后面，甚至重复别人遗弃的东西。西方语言学也有一定的片面性，如果我们盲目追从，把那些本身片面的东西用在汉语上，结果只能是削足适履。
(2)如何看待书面语言和口语的关系问题。
现代结构主义语言学曾对中国语言学的发展产生了极大影响，起到了有益的作用。结构主义以来以语音为中心的重口语和共时的方法对当代语言学的独立具有重要贡献。但这种过分重视口语和语音、轻视书面语的情况也产生了一些弊端。很多汉语现象不是单纯的形式结构所能解释的。如启功先生所说，一个五言诗可以变换十种句式，只有一句不通。比如为什么汉语中那么多四节拍，多于四拍的压成四拍，少于四拍的加成四拍。虽然现代语言学重言轻文，是苦苦挣脱了因文废言的传统语文学发展起来的。但是如果把结构主义强调到极点，就会导致另一个极端，即限制了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影响了语言学研究的丰富性，导致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出现贫血现象。
而解构主义则给我们一种更广阔的视野。我们对于口语和书面语都不能偏废。(3)如何看待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的关系问题。
在目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对文学语言的研究是不足的。汉语有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常用部分即实用语言，非常用部分如古代汉语、现代文学语言等。文学语言与实用语言不同，实用语言以明白清楚为目标，因此逻辑、语法重于形象；文学语言则以有意味有情趣为目标，因此形象重于逻辑。“常用部分和非常用部分是一个整体。如果我们把母语比做一颗大树，树干、树枝、树叶、花朵，都属于表层的常用部分，根是深层的非常用部分。”［12］因此对汉语的研究，实用语言和文学语言是不可偏废的。(4)如何处理好汉语本体与应用研究的关系问题。
当前的汉语言文字学研究中，还有重本体、轻应用的倾向，似乎只有本体研究才是真正的语言学。实际上任何本体研究如果脱离了应用就很难取得真正的成果。启功先生紧密结合自己的教学实践，发现了很多实际问题，然后考虑理论上如何解决。他在自己的研究中，立足于应用，注意古今汉语、文言白话的等值翻译，注意中文信息处理的“电脑传译”，注意辞书编纂的义项归纳与排列等等。这都给我们树立了极好的楷模。正是由于没有很好处理本体和应用的关系，目前语言文字学许多应用领域，如语言的规划和规范问题、汉语的国际传播和对外汉语教学问题、汉字规范和国际通用标准问题、辞书编纂问题等，都存在由于本体研究的滞后或游离而产生的诸多难题，影响了我国社会语言生活的健康发展，阻碍我国向高科技信息时代前进的步伐。因此，今后的汉语研究必须重视本体与应用的结合。
为了解决好上面的几个问题，我们必须坚持语言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语言学的方法必须多样化，用一种方法排斥和否定另一种方法是不妥当的。这是因为，人类认识自然、认识社会都比认识自身容易，认识自身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不是某个单一的研究路线能够解决的。”［13］只有我们的汉语言文字学有了自主创新的能力，才能和西方语言学界进行平等对话，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道路才会越走越宽广，这就是解构主义给予汉语言文字学研究的启示。
［参考文献］
［1］德里达.书写与差异［M］.张宁,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4-5.
［2］许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王力.王力文集：第16卷［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78.
［4］张世禄.张世禄语言学论文集［M］.上海:学林出版社,1984：1-6.
［5］黑格尔.历史哲学［M］.王造时,译.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125.
［6］张国刚，等.明清传教士与欧洲汉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378.
［7］许国璋.《马氏文通》及其语言哲学［J］.中国语文,1991(3).
［8］王力.语法的民族特点和时代特点［M］∥龙虫并雕斋文集：第2卷.北京:中华书局,1980：493.
［9］启功.汉语现象论丛［M］.北京：中华书局,1997.［10］威妥玛.语言自迩集［M］.张卫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9.
［11］王宁.汉语现象和汉语语言学［M］∥汉语现象问题讨论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
关键词：许慎 六书说 文字二分说
一、“六书说”与“文字二分说”溯源
（一）六书说
“六书说”是汉代人对古代汉字结构的归纳与总结。“六书”的记载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尽管有了“六书”这一名称，但其内涵的丰富及核心理论地位的确立得益于汉代学者对汉字认识的提高与总结，他们将“六书”解释为关于汉字结构的六项基本方法，以班固、郑众、许慎为代表，史称六书“三家说”。
班固《汉书·艺文志第十》：“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郑众在《周礼·地官·保氏》注中对六书的阐述在次序与名称上则稍异于班固：“六书：象形、会意、转注、处事、假借、谐声也。”许慎较详细地对六书进行了说明并举例，见于《说文解字·叙》（《说文解字》以下简称《说文》）：
“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的“六书说”提出之后，人们对其争议颇多。今天我们所言“六书”一般采用许慎的名称，班固的次序。
（二）文字二分说
许慎是第一个把汉字划分为“文”和“字”，并精辟地阐明二者关系的学者。“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可见，许慎认为“文”与“字”是汉字的两个发展阶段，“依类象形”是使用图画符号描绘事物的形象，“形声相益”是通过符号（形符）与符号（声符）的组合形成新的字。许慎又强调了“文”与“字”的关系：“文者，物象之本；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可见，许慎认为“文”为造“字”的基础，可看作母字，而“字”则是在“文”的基础上孳乳派生来的新造字。
二、许慎的文字学观点述评
许慎被后世奉为圭臬，除了归功于《说文》一书的学术价值，还与许慎先进的文字学思想有较大关系。《说文·叙》蕴含了至少三种重要文字学思想，基于这些思想，《说文》才更富有系统性。
（一）结构文字学与应用文字学思想
“六书”作为汉代学者对小篆体系的归纳与总结，可被看作是从共时的角度对汉字结构体系进行分析的理论，应属于结构文字学范畴。但在许慎的“六书”中，转注与假借异于前四书，二者仅为汉字应用过程中的方法。段玉裁曰：“有转注而百字可一义也。有假借而一字可数义也。”由此可知，在汉字的实际应用中，转注实为一词多形的现象，而假借则是一字（或一形）多词的现象，因此后二书属于应用文字学的范畴。如王凤阳先生所言：“‘六书’正是结合文字结构分析与文字应用分析的成果的产物”。尽管后人对“六书”的评价褒贬不一，但我们应当用客观、历史的眼光看待“六书”理论。通过对“六书”的分析，亦可深入了解许慎的文字学思想。
1.指事
“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段玉裁指出：“指事之别于象形者，形谓一物，事晐众物。”可见，指事不表具体之物，而表抽象之物；结构上指事一般为独体字加上一个特殊符号，且所加特殊符号通常为表示部位、处所等不能作为文字独立存在的构形符号。例如：“甘（）”从口，中间加短横表示口中甘美之物；“寸（）”字在手与肘之间加一横表示所谓“寸”的部位。
2.象形
“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屈，日月是也”。“画成其物”说明象形字应是对客观事物的描绘，是完整的形体，具有不可分割性，例如“弓（）”“齿（）”。段玉裁等人将象形字强行分为独体象形、合体象形，这种分类方法实不可取。
3.形声
“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段玉裁对形声的解释较为恰当：“以事为名，谓半义也；取譬相成，谓半声也”，“其字半主义，半主声。半主义者，取其义而形之；半主声者，取其声而形之。”形声字在形成阶段一般是通过在独体字的基础上加注意符或声符孳乳分化而来。加注意符如“隹-唯/维/惟/谁”“冓-溝/購/構/媾/遘/觏”等；加注音符如：在原有象形字的基础上加注了音符止，造出“齿（）”字。
4.会意
“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撝，武信是也”。段玉裁认为“一体不足以见其义。故必合二体之义。” 该观点大致正确，会意字必须是会合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基本形体共同表现新的字义。如“秉（）”会以手持禾之意；“叟（）”会以手持火把在屋下搜求之意。
许慎在全面分析小篆字形的基础上，归纳出了象形、指事、会意和形声四种汉字结构类型，第一次使得汉字内部隐含的条理得以显现，这四种结构类型也基本契合了许慎整理的小篆体系，对两千年来的汉字研究有深远影响。
5.转注
许慎发现转注和假借是汉字使用中字与字发生关系时的两种现象，但并未对其进行详细说明，因此学界对于后二书可谓众说纷纭，难以达成共识。“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许慎对转注的定义十分模糊，后人对转注的理解自然也各不相同，有“形转”“音转”，亦有“义转”，此处不再一一举例。其中段玉裁“转注犹言互训”的观点与戴震的“四体二用说”一脉相承，认为转注乃用字之法，这基本符合许慎的文字学思想，凡是一词多形都可以看作转注。如“断：截也，截：断也”；“颠：顶也，顶：颠也”。
6.假借
“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依照许慎的定义，假借的发生最初是本无其字的，只是为了方便表达而借助于同音词，也即一字（或一形）多词现象。裘锡圭按假借所表示的词有无本字，将其分为无本字、本字后起和本有本字三类：无本字的假借指始终使用假借字的词，如虚词“其”；本字后起的假借指一开始使用假借字，但后来为其造了本字，如“胃-谓”；本有其字的假借，如“艸-草”。但王凤阳则把本有其字的假借用“通假”指代，王所言甚是，本有其字的假借大概属于汉字的临时借用或者错别字现象，裘锡圭将其看作假借确有将假借内涵扩大之嫌。
7.小结
“六书说”作为共时分析的理论，自然不能完全适用于分析不同历史层面的汉字体系。许慎所处时代的汉字早已与初文相去甚远，但在当时，“六书说”却是最为先进完备的文字学理论。尽管后人对“六书”的定义、举例、分类等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很难从“六书”的框架中走出来，唐兰先生与陈梦家先生先后提出的“三书说”也与“六书”关系密切。
班固曾提到“六书”是“造字之本”，后人因此陷入其误区，认为“六书”乃创造汉字的根本方法。实际上，“六书”仅仅是后人在汉字出现了相当长的阶段后根据字形结构总结出的理论。“六书”根本不是创造汉字之本，而汉字才是“六书”之本。唐兰曾指出“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属哪一类。单从这两点说，我们就不能只信仰“六书”而不去找别的解释了。”裘锡圭更是指出许慎的“六书”为了凑齐“六”不可能完全从汉字的实际出发。可见作为归纳小篆体系得出的文字理论，六书有其局限性，而甲骨文的出土以及其他古文字材料的问世让人们对“六书”的认识有所加深。
归纳起来，许慎的“六书说”至少有三个局限，首先是材料的限制，许慎在所处时代接触到的古文字材料十分有限，仅限于秦代的小篆以及六国文字；其次是认识的限制，在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汉代，人们对字、词界限的认识相当模糊，因此对汉字的结构（字）及汉字的应用（词）界限不清；再次是研究目的的限制，作为古文经学家，许慎研究汉字的目的主要是解经，理应属于文字的应用范畴，与静态分析汉字结构的方法相去甚远。从这三个局限反观“六书”，亦可理解许慎的结构文字学思想与应用文字学思想。
（二）历史文字学思想
许慎提出的“文字二分说”揭示了汉字发展的两个必经阶段，应属于历史文字学范畴。但由于所处时代等条件的局限，许慎对文字二分说的理解还处于较为模糊的阶段，因此他并未对其加以阐发。今天看来，“文字二分说”虽略显笼统，但却是揭示汉字发展规律的金科玉律。
甲骨文的出土及其它大量古文字材料的发现给汉字的历时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客观基础，通过这些材料，可以对文字的发展进程看得更清楚，这一过程与“文字二分说”相契合。“文”大概等同于今人所谓“母字”，“字”则是在母字的基础上孳乳而来的新造字。母字的基本形体大致符合许慎所言“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多来自客观事物的具体图像，也有一小部分来自抽象的图像如记数字。通过对这些基本形体进行结构变异、增加点划，或者基本形体之间相互组合等方式，再孳乳分化出更多的新造字来。
转注与假借作为文字应用的方法，在文字的孳乳发展中都推动了文字的发展。人们在较早时期可能多使用形与义直接相关的象形文字，例如“人（）、贝（）、刀（）、火（）、舟（）”。但由于许多事物或概念无形可象，抛开了形的假借方法逐渐流行起来，甲骨文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大量的假借字，例如“腋-亦（）、荷-何（）、箕-其（）、麦-来（）、鼻-自（）”。但文字的大量假借使得一字多词现象愈发严重，进而导致文字混用，而转注使得一词多形，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假借造成的一字多词现象。
人们逐渐意识到可以利用已有字符创造新字，于是开始在原有象形字基础上作一些细微变化以造出一些区别字，如“木（）-朱（）、刀（）-刃（）、女（）-母（）-每（）、言（）-音（）、矢（）-至（）”。这类区别字多归入指事，于省吾从指事中归纳出的“附画因声指事字”是典型代表。这些区别字的区别特征并不明显，能产性也不高，随着对文字符号性认识的加强，人们也学会了利用已有字符的组合变化创造新字，如组成形体相对位置变异，如“好（）-毓（）、抑（）-（）”；重叠基本形体，如“木（）-林（）、匕（）-比（）”；基本形体之间的组合，如“干-肝/杆/竿/旱、句-枸/钩/苟/诟”等。其中，利用已有的基本形体进行组合是最简便且高效的手段，形声结构就是该手段的产物，这也解释了为何形声结构会逐渐成为汉字结构的主流。以上文字孳乳发展的过程只是针对现有古文字材料进行的大致推断，实际上文字孳乳发展是极其复杂的过程，后人归纳的汉字造字方法其产生先后顺序究竟如何，我们还没有定论。
总体而言，许慎的文字学思想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六书说涉及文字的共时研究，而在汉字发展过程中各个文字体系性质不尽相同，因此六书说并不适用于汉字的所有发展阶段；文字二分说则涉及文字的历时研究。共时文字研究应是历时文字研究的基础，要想加深对汉字发展过程的了解，必须将汉字的共时研究与历时研究结合起来。
三、许慎的文字学思想之矛盾解读
在许慎的文字学思想中有几处矛盾值得关注，通过解读这些矛盾，可以更全面地把握许慎的文字学思想。
（一）六书说与文字二分说的矛盾
《说文·叙》中既提出了文字“六书说”（通俗地说是文字“六分说”），又强调了“文字二分说”，两种分类结果先后出现在《说文·叙》中，而许慎并未对二者关系加以说明。段玉裁等人认为，指事象形为文，会意形声为字，似乎能够将六书说与文字二分说联系起来。但从许慎所言“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看来，似乎“文”仅指象形，而“字”仅指形声，指事、会意都被排除在外，因此段玉裁所言并不可取。
其实这两种分类的角度截然不同，前者是从共时角度出发，而后者是从历时角度着眼，也可以说“六书说”是从静态的角度观察，而“文字的二分说”是从动态的角度得出的分类，文字的共时与历时研究应当是互补关系。许慎立足于不同角度说明汉字的分类问题，后人在对其文字学思想没有深入认识的情况下，才会将“六书说”和“文字二分说”对立起来，矛盾正是由此而生。
（二）《说文解字》正文与“六书说”的矛盾
朱骏声在《说文通训定声》提到许慎“发明象形指事会意形声四书，而转注假借二者，则略而不备”。如《说文·叙》归纳的造字条例，始终贯穿《说文》的基本理论应为六书，但在《说文》正文中却只使用了前四书进行汉字结构分析。这一矛盾亦与许慎的文字学思想密切相关。
许慎所言“六书”立足点不只一个，而应包括结构文字学与应用文字学两方面，即前四书是对汉字结构的分析，后二书则是对汉字应用方法的归纳。从客观上说，许慎的这一文字学思想与其所处时代有关，从主观上说，与许慎研究文字的目的有关。具体说来，在单音节词占绝对优势的时代，许慎是通过对字的研究进而实现其解经之目的的，从汉字的结构分析出发，他只发现了象形、指事、会意与形声，这种仅从静态的角度对汉字结构进行分析的方法一旦应用于解读经书中的字（严格说是词）时，便显得捉襟见肘了。因此许慎通过动态分析文字的应用，用转注与假借解决了一词多形与一字（或一形）多词的问题。可见，六书正是结构文字学与应用文字学相糅合的产物。
戴震提出的“四体二用”说明确将许慎的“六书说”一分为二，使得两个层面的理论各得其所，将许慎的“六书说”推进了一大步。钱玄同认为“‘六书’是造字的六种方法，这六种方法不是一时成立的，是逐渐增加的”；沈兼士认为“盖中国文字演进之程序，有二阶段：先为意符字-象形、指事、会意，后为音符字-形声、转注、假借”，他们在没有认清前四书与后二书分属于不同层面的情况下对“六书”产生的先后顺序进行排列，甚至将“六书”用来分析小篆体系以外的汉字系统，必然经不起推敲。
（三）“六书说”例字的矛盾
许慎给转注与假借所举例字在《说文解字》正文中分别被归入了会意或形声。“考，老也，从老省，丂声”，属形声；“老，考也，从人、毛、匕，言须发变白也”，属会意；“令，发号也，从亼、卪”，属会意；“长，久远也，从兀、从匕、亡声”，属形声。
这一看似矛盾的现象恰恰说明了许慎“六书说”中“四体”与“二用”分属结构文字学及应用文字学两个层面。转注涉及词义的引申变化问题，假借则涉及同音词的字形借用，都与字形结构没有关系，使用单独的例字不可能说明其定义，因此有别于前四书。他在阐述前四书时所用例字“上下”“日月”“江河”及“武信”内部均为并列关系，而后二书的例字“考老”与“令长”则是相互解释的关系。前四书的例字是为了说明定义，每个例字都可以独立为证。而后二书的例字则是相互依存且不能拆散的，它们之间是互补互释的关系。后人一旦把“六书”都看作分析汉字结构的方法，不可避免会将转注与假借的两组成对例字拆开单独分析，矛盾因此而产生。因此，正确理解了许慎的文字学观点，即“六书”是结构文字学与应用文字学所结合的产物，就会理解许慎的举例方式。
四、结语
通过对许慎的“六书说”与“文字二分说”及两者关系的探讨，基本理清了许慎所持三种文字学思想（结构文字学、应用文字学、历史文字学）的内在联系，这样长久以来人们认为许慎文字学思想存在的矛盾与问题也就容易解决了。
参考文献：
[1]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M].北京：中华书局，2004.
[2]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3]高明.中国古文字学通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4]黄德宽等.古文字谱系疏证[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
[5]裘锡圭.文字学概要[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6]沈兼士.沈兼士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7]唐兰.中国文字学[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8]王凤阳.汉字学[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9.
[9]王筠.说文释例[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0]姚孝遂.许慎与说文解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1]姚孝遂.姚孝遂古文字论集[M].北京：中华书局，2010.
[12]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M].北京：中华书局，2009.
2.汉字教学的现状。现代汉字教学，应该贴近教学对象的实际。我们的教学对象可分两类：一类是既不懂汉语又不识汉字、在语系上和文字体系上跟汉语汉字完全不同的欧美等国学生；另一类是同属汉字文化圈的日本、韩国学生。后者虽然认识一些常用汉字，但不会说汉语，而且日语和韩语在语系上跟汉语没有亲属关系。比较起来，日本学生和韩国学生学习汉字相对比较容易，因为，日本学生在中学阶段就会日本常用汉字1945个，韩国学生也会1800个韩国常用汉字，撇开读音不谈，这对他们学习汉语词汇会有一定帮助。不过，由于日本和韩国汉字的字义在借用汉字时跟中国汉字在内涵和外延上不尽相同，因此他们很容易望文生义，产生负面效用，有名的例子是：日本的“手纸”相当于汉语的“信”，汉语的“点心”则相当于韩国的“午饭”。从学习汉字的角度，汉字文化圈的学生肯定要比汉字文化圈外的学生容易得多，但是必须指出，三个国家的汉字分别记录的是三种不同的语言，因而日本、韩国学生在学习中国汉字时都应该把汉字当作外语外文来学习，不这样是学不好汉语的。事实上，也许由于认识上的偏差，日本和韩国学生并没有因为认得汉字的优势而一定比欧美学生学得更好，特别是口头表达方面。
当然，学习繁富复杂的汉字，对于年过20的欧美学生而言也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若要记忆更是苦不堪言。据我所知，国内大多数学校都比较重视汉字教学，作出了较好的安排。在初级阶段有的学校还专门开设了汉字课，布置汉字书写练习。到了中级阶段，则把汉字教学置于课文教学之中，汉字教学与汉语词汇教学同步进行。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把汉字教学与汉语词汇教学结合起来，使学生比较准确地理解汉字的字义；但是如果处理不当可能也会产生弊端，以词汇教学取代汉字教学。因为，教师在课堂教学中，通常把注意力放在课文的阅读与理解上面，关注的是词语和语法教学，汉字只是作为一个词汇单位教给学生，这样很容易忽视汉字的教学。所以，有人说，所谓汉字教学只是初级阶段才有，到了中级之后就不知不觉地被取消了，很难说还有严格意义上的对外汉字教学。我认为，汉字教学应该贯彻基础汉语教学阶段的全过程。当学生看到“美不胜收”时，首先是查看英语翻译：Somanybeautifulthingsthatonesimplycan''''ttakethemallin.或者morebeautythaonecan''''ttakein.他们是从英语翻译来了解该成语的含义，却不大理会这一成语四个汉字的字形、读音和字义。他们通常从图形上认读汉字，摄取汉字的形体图像，疏于记忆，如果教师不作特别强调和提示，学生们很难分辨汉字的部件和笔画，因此写起来常常丢三落四。通常的情况是，各校一年级学习汉语的人数很多，但许多人浅尝辄止，遇有困难就半途而废。“经过十年寒窗生活以后，只剩下极少数的学生攀登硕士或博士的高峰。”（柯彼德，1997）据我所知，即使这些佼佼者，他们的毕业论文几乎很少是用汉语写就的，通常是用自己的母语。他们的汉语说得很流利，但是他们中一些人在阅读、特别在书写方面依然存在许多困难，离所谓“语言通”“文化通”和“中国通”还有相当的距离，“最明显的原因是汉字的难关”。（柯彼德，1997）他们对汉字往往缺乏审断能力，不能分辨“浃、挟、狭、铗，挡、档、裆，买、卖、实，没、设，讷、纳、呐、衲，募、幕、蓦、慕、暮，卷、券”等等，所以动起笔来常常出错；打出来的文字也错得离奇。这就是当前的汉字教学情况。
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在理论层面上，有人从本体论出发，认为先有语言，后有文字，文字只是记录语言的符号，符号是可以跟本体分离的。最能体现这一思想的是美国结构主义者JohnDeFrancis，他主编的《初级汉语读本》《中级汉语读本》《高级汉语读本》就分为拼音本和汉字本两种。他主张先教会话，后教汉字，对于那些只想学习会话单项技能的人也可以不教汉字。这种看法和做法曾流行于欧美。这种看法也深深地影响着欧美学生，他们普遍地存在着重口语、轻汉字、重阅读、轻书写的倾向。从哲学层面上说，我以为语言先于文字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某种语言一旦拥有了文字，文字对语言的反作用也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像汉字这样的语素文字对汉语的反作用尤其明显，达到了惊人的程度。是汉字保留了古代汉语的词语，保留了古代圣贤的语录，保留了古代优秀的诗词歌赋、格言成语，保留了古代汉语特有的语法格式，并把它们中的一些成分原封不动地保留在现代汉语之中。汉字与汉语简直难解难分。一个外国学生，如果真的要学好汉语，成为汉语方面的高级人才，我想，不学习、掌握汉字简直是不可能的，把汉语学习跟汉字学习对立起来的做法也是不可取的。事实上，汉字已经成为汉语特定的组成部分，学习汉字就是学习汉语；若要学好汉语，必须得学习汉字。
在操作层面上，有人从同源论出发，认为汉字就是汉文化，在教汉字时往往大讲汉字的源流嬗变、文化考察、风俗探源、书法艺术欣赏等等。如果如此理解汉字教学，人们就可以这样讲授“茶”字：“茶”在《说文·草部》中为“荼”：“荼，苦荼也，从草余声。同都切。”据大徐本注：“此即今之茶字。”然后引证《广韵》：“宅如切，平麻澄。”再论“茶”字三种写法“茶、梌、荼”，根据《唐陆羽〈茶经·一之源〉》注解：从草，当作“茶”，其字出自《开元文字音义》；从木，当作“梌”，其字出自《本草》；草木并，当作“荼”，其字出自《尔雅》。再解释“茶”的民俗含义：“旧时订婚聘礼的代称。如三茶六礼，受茶。”明陈耀文《天中记·茶》：“凡种茶树必下子，移植则不复生，故俗聘妇必以茶为礼。”《清平堂话本·快嘴李翠莲记》：“行什么财礼？下什么茶？”再讲茶的种类，茶的功能，茶具、茶道等等。讲者用心良苦，努力在弘扬汉字文化，听者如坠入云雾之中，一无所获。难道这是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吗？当然不是。正确的方法是，讲清“茶”的形、音、义，告诉学生“茶”字的用法和写法。还有，教师可以通过组词练习，比如“红茶、绿茶、新茶、陈茶，茶馆、茶道、茶点”等，并且隔三差五地考考学生们记住了没有。事情就这么简单！
我认为，只有在理念上和操作上取得一致的看法，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对外汉语教学中的现代汉字教学，才能实现汉字教学的目标。
3.现代汉字不同于古代汉字。对外汉语教学中的汉字教学应该定位于现代汉字。现代汉字虽是古代汉字的发展，但是经隶变后的汉字形体已经由圆而直，大幅度地丧失了以形示义的功能，汉字已逐渐脱离了图画的意味，变成了一种记录语言的符号。这是汉字成熟的标志。传统的“六书”理论虽与现代文字学有相通之处，但已不能完全适用于现代汉字的分析。同样的术语有的名同字异。比如，“六书”中的象形字“日、月、山、水、手、心、子、女、弓、矢、刀、戈、户、舟”等在现代汉字中已不再具有象形的特质，变成了记号字。“日”字在“晴、明、旦、昏、晒、晖、晨、暗”中只是意符。“六书”中的指示字，如“凹、凸、丫、一、二、三”在现代汉字中却已成了象形字。在简化字中又出现了许多新会意字，如“宝、笔、尘、粜、籴、泪、灭、灶”等等。古代汉字中的所谓形声字，如“江、河、打、布、刻、蛇、霜、逃、醉”等在现代汉字中已变成半意符、半记号字。在“六书”中有些形声字已与今义不同，如“骗”：《集韵》匹羡切。《字略》：“骗，跃上马也。”现指“欺骗”意。“特”，《说文解字》：“特，朴特，牛父也。从牛寺声，徒得切。”“牛父”即“公牛”，现指“特别，特殊”义，意符和声符均发生变化，成了合体记号字。汉字教学，虽然古今不能截然分开，但在观念上必须区分古今汉字。
4.对外汉字的教学内容。汉字教学是实用科学。从事对外汉语教学的教师应该具有丰富的汉字知识，但并不是把这些知识统统都要倒给学生。一方面要加强现代汉字本身的研究，利用他人的研究成果，用于汉字教学之中；一方面也要研究汉字的教学方法，了解学生的实际，选中切合学生学习汉字的重点和难点，通过反复讲练，形象而直观地分层级进行汉字教学。
首先，讲清现代汉字的性质。汉字是语素文字，而非拼音文字。一个汉字均由形、音、义三个部分组成。形、音可以变化，但基本字义一般不变。如：“女”，《说文解字》：“妇人也，象形。王育说。凡女之属皆从女，尼吕切。”现代汉字“女”字形由篆而隶而楷，但基本字义不变。很多由“女”组成的合体字仅《说文》就有“姓、娶、婚、妻、姑、妹”等244个。“女”作为基本语素，可组成多字结，前置如“女儿、女方、女工、女皇、女人、女色、女士、女强人”等等，“女”也可后置，如“处女、闺女、、美女、少女”等等。记住一个“女”，就可以认知由“女”组成的合成字以及跟“女”有关词语的意义，由此可见，记忆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对于学习汉语和汉字是何等重要！
现代汉语常用汉字有3500个。对外汉语教学根据实际对3500个常用汉字作了适当的微调，按照《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规定：甲级汉字800个，乙级汉字804个，丙级汉字500＋11个，丁级汉字2864＋41，共计2905个，可以据此编写教材，进行课堂教学和教学测试。至于是否要把2905个汉字再分成“复用式掌握”或者“领会式掌握”，这是可以而且应该研究的。
其次，解析现代汉字的字形结构。现代汉字整字可分为独体字和合成字两种。“六书”中的象形字和指事字都是独体字，会意字和形声字都是合体字。现代汉字中的独体字多半来自古代象形字和指示字。前者如“人、手、水、火、日、月、禾、田、井、虫、止”等，后者如“甘、方、七、八、上、下、本、末”；有些合成字是经简化后而进入独体字，如“龙、专、门、书、卫”等。现代汉字的合成字多数来自古代会意字和形声字：前者如“休、林、男、旅、盖、析”等，后者如“芽、理、简、案、沐、际、盛”等；少数来自古代象形字和指事字：前者如“燕、鱼、泉、阜”，后者如“亦”。（苏培成，1994，pp.70）应该让学生知道，独体字既是常用汉字，又是构成合成字的部件，组字能力很强，必须牢牢记住。解析合体字可以理性地了解汉字的构造原理，领悟汉字的理据性，从而掌握记忆和书写汉字的诀窍。应该指出，在造字过程中，“有的字有理据，有的字没有理据，有的字有部分理据。有的在造的时候就没有理据，有的字本来有理据，在发展过程中失去理据。”（苏培成，1994，pp.81）所以，应该特别强调，记忆汉字不能没有诀窍，也不能没有方法，但是最基本的方法只有一个字：记！这一点应该向没有背诵习惯的欧美学生反复说明，反复强调！
第三，剖析汉字的部件。部件也叫字根、字元、字素、字形，是汉字基本结构单位。独体字只有一个部件，合体字有两个或两个以上部件。“地、和、对、好、动、园”等是两个部件，“想、娶、树、坐、渠、谢”是三个部件，“营、韶、筐”等是四个部件，“燥、赢、膏”等是五个部件，“麓、臂”等是六个部件，“憨、鳞”等是七个部件，“齉”是八个部件。部件与部件的组合是分层进行的，不是一次组合而成。如：附图（略）“韶”的部件是“立、日、刀、口”，这些可称为末级部件。末级部件一般都可以成为独体字。由此可见，剖析一个字的部件对于认知汉字的构造和正确地书写汉字都是很有帮助的。
第四，讲授现代汉字的笔画。笔画是构造汉字的线条，是汉字构形的最小单位。现代汉语通用字中最小的汉字只有一画，如“一、乙”等，最多的是36画，如“齉”字。其中以9画字居多，10画和11画次之。如果把提归入横，捺归入点，钩归入折，汉字基本笔形有五类：横，竖，撇，点，折；并有26个派生笔形。（参见苏培成，1994，pp.59）我认为应该教会学生正确书写汉字的先后顺序，要求学生掌握汉字书写的基本笔顺：1.先横后竖：十、干、丰；2.先撇后捺：八、人、入；3.先上后下：三、京、高；4.先左后右：川、衍、做；5.先外后内：月、匀、同；6.先中间后两边：小、水、办；7.先进去后关门：回、目、国。教授汉字时，教师始终应该对学生严格要求，认真训练，反复默写，养成规范的书写习惯，这对学生将会受益无穷！
6.汉字教学的方法。国家汉办颁布的《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不同于一般的教学大纲，而是一种规范性的水平大纲。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如何实施《汉字等级大纲》需要另订汉字教学计划。母语的汉字教学与对外汉字教学存在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学习者已会说汉语后再学汉字，其教学顺序是从字词，学字难和学词易是对立的也是互补的；后者是学习者既不会汉语也不识汉字，其教学顺序则相反，是从词字，学汉字和学词是同步进行的。（参见刘英林等，1995，pp.19）因此，绝大多数学校的对外汉语教材都是把汉语的词汇教学和汉字教学结合在一起，同步进行。我以为这是很好的方法；我只是担心，如果安排不妥，只注意词汇教学，就会影响汉字的掌握。汉字教学的方法值得研究。要加强科学性和计划性，克服随意性和盲目性。
首先，应该制定汉字教学计划，把《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所列的甲级字、乙级字、丙级字和丁级字具体化，也就是要制定一个怎样分别实现上述各级字目标的具体规划。具体要求是：列出一份汉字教学计划，列出汉字教学点，确定每一课应教的重点汉字，并将这些汉字醒目地印在课本的显著位置。就像JohnDeFrancis在他主编的《初级汉语读本》（汉字本）等教材中所做的那样，每一课都用方框列出一组汉字，放在课文的右上角，以供学生读写、记忆。教师应该采用各种有效的方法，帮助学生记住这些汉字。
其次，在这份汉字教学计划中，应该分层次地列出构字能力很强的独体字和常用合体字，精选例字，用现代汉字学的理论，精当地解析这些例字的字形（部件、笔画、笔形和笔顺）、构造（意符、声符、记号及其变体）和理据，以利学生认知和记忆。据本人统计，在甲级800个字中，有独体字137个，约占5.7％。如“八、白、百、半、办、包、本、必、不、布、才、长、厂、丁、车、成、大、单、当、刀、电、东、儿、二、发、反、方、飞、丰、夫、干、个、工、广、互、户、几、己、见、斤、火、九、开、口、乐、立、力、了、六、录、写、买、毛、么、门、米、母、内、年、牛、农、女、片、平、七、其、气、千、目、求、去、人、日、三、色、上、少、声、生、十、史、示、事、手、术、束、水、四、太、无、头、万、为、文、五、午、西、习、系、下、先、小、辛、羊、也、页、业、一、衣、已、以、义、永、尤、有、友、右、鱼、元、月、云、再、在、占、正、之、中、主、子、自、走、足、左”。这些独体字，一般使用频率很高，构字能力也很强。比如，学会了“木”与“白”，就很容易理解“柏”：“木”是意符，“白”是声符，也容易理解“材”“杆”等等，具有认知意义。在解释汉字字义时，不宜把一个字的所有义项一古脑儿全教给学生，因为他们领会不了，应该分层地进行，先教基本的常用义，再教派生义，用逐步积累、不断加深的方法，让学生最终掌握一个汉字的主要义项和基本用法。实践证明：解析汉字的部件及其意符和声符对于理解和记忆合体字都是有效的方法。
第三，分析现代汉字的结构也是学习和记忆汉字的有效方法。统计表明，现代汉字的构成方法主要是形声字，约占90％，会意次之，象形极少。这跟《说文解字》相似：《说文》共收9353个小篆，其中形声字7967个，约占85％。所以，我们的教学重点应该放在形声字教学上面。由于语言的变化，现代汉语的形声字有三种情况：1.狭义形声字，如“湖、榆、恼、疤、搬、苞、枫、陲、俘、荷、狮、铜、谓、锌、洲、株、砖、肤、护、惊、态、钟、桩、油、娶、驷”等；2.广义形声字，如“江、河”；3.半意符半记号字，如“缺、刻、蛇、霜、逃、醉、灿、础、灯、炉、拥”等。除狭义形声字外，学习者都需要特别记忆，避免字读半边的类推错误。从现代汉字学的观点，由于篆书隶化而楷，古代的象形字已变为独体记号字，如“日、月、山、水、手、心、子、女、弓、矢、刀、戈、户、舟”等，如能适当作些溯源分析，有助于了解这些字符的涵义，可能会激发起学生学习汉字的兴趣；但不宜离题万里。我不赞成在讲现代汉字时，过分渲染汉字的象形特征，因为这不是现代汉字的本质，也不符合事实，即使在《说文》中也只有象形字364个，仅占3.8％。在教学中，偶而也可采用“戏说汉字”的办法，使人一笑也是效果，但是不能成为析字的主要方法。因为它既不能揭示汉字的构造规律，也无助于理性地认知汉字、记忆汉字。
第四，对比结构异同，区别易淆之字。汉语是一个庞大的字符集。汉字是语素文字，不同的汉字表示不同的语素，不同语素则用不同的汉字来区别。汉字的方块形体限制了汉字的构造，一个汉字与另一个汉字只能靠部件、笔画、横竖、长短、位置等来加以区别，这就给汉字造成纷繁复杂的局面。初学者常常不易分辨。从字形方面分析，常见易淆的情况有：多横少点：亨享，兔免；上长下短：未末，士、土；左同右异：扰、拢，伧、伦；左异右同：课、棵、裸；上同下异：暮、幕，简、筒；下同上异：籍、藉；外同内异：遣、遗，圆、圜；左右相同，中间有别：辨、辩、瓣。从字义方面分析，因理据和用法而引起的混淆有：字义理解不准：（国）事、（国）是；很、狠；用法分辨不清：作（法）、做（法），分（子）、份（子）等等。从书写方面分析，容易出错的是：笔画增损，笔形失准，笔顺颠倒，部件易位，偏旁窜乱，间架不匀，以及由于形似、音近或义近导致写错别字。（石定果，1997）由于打印不便，恕不一一例举。经验表明，当学生已经学过了一些汉字，在认读或书写时出现混淆或错误时，教师如能进行结构、字义和用法方面的对比，是非常有效的方法。
总之，对外汉字教学，对于外国学生学习汉语和书写汉字都至为重要。应该重视对外汉字教学，应该编制一份对外汉字教学大纲，详列汉字教学点；应该讲究汉字教学方法；应该编写一套能够体现《汉语水平·汉字等级大纲》的教材。这应该成为完善对外汉语教学的一大目标。
【参考文献】
[1]石定果《汉字研究与对外汉语教学》，《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
[2]孟柱忆《韩国汉语教学的特点和问题》，同[1]。
[3]白乐桑《汉语教材中的文、语领土之争：是合并，还是自主，抑或分离？》，同[1]。
[4]柯彼德《汉字文化和汉字教学》，同[1]。
[5]安子介《汉字的再认识》，《第二届国际汉语教学讨论会论文选》，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88。
[6]卢绍昌《对外汉语教学中汉字教学的新尝试》，同[5]。
[7]苏培成《现代汉字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
[8]杜智群《形近易误字八百组》，印刷工业出版社，1984。
[9]戴昭铭《文化语言学导论》，语文出版社，1996。
[10]刘志基《汉字与古代人生风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
[11]钟秋生《华文教育错误字辨析》，新加坡华文研究会，1990。
[12]陈仁凤、陈阿宝《一千高频度汉字的解析及教学构想》，《语言文字应用》1998年第1期。
（1常州工学院教育与人文学院 江苏 常州 2130022
2南京中医药大学信息技术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46）
摘 要：在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分布、学位授予、研究机构和重点学科统计基础上，结合研究文献和统计报告，考察了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培养计划及本科专业课程，提出分层、分型、联合的“二分一联”三维人才培养方案，是国家文化创新的重要使命和数字人文时代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 ：古典文献；古籍数字化；研究生；中医医史文献；数字人文
中图分类号：G643.7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9／j．issn．1665－2272．2015．12．033
0 引言
“古籍”是对古书的雅称。古籍作为宝贵文化遗产，蕴藏着无穷的知识、智慧与财富。古典文献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而新世纪以来，信息化和网络化浪潮，数字技术与人文研究的结合成了学者讨论的热门话题。
1 数字时代中国古典文献学发展问题
数字时代其实就是电子信息时代的代名词，因为电子信息的所有机器语言都是用数字代表的，所以人们将称为数字时代。
古典文献学是有关古代文化典籍的研究与整理的学科，因此与古代文化各个分支的研究都有密切的关系。我国古代并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这个“实”，就是把目录学、版本学和校雠学（校勘学）三者融为一体的学问。“文献学”的概念最早是1920年由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提出，但是以“中国文献学”作为一门学问立名，则创始于郑鹤声、郑鹤春1930年出版的《中国文献学概要》；至于以“古典文献”作为学科，则始于195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中国古典文献学是在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等传统学科的基础上吸收了现代文献学理论和方法而形成的学科，为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历史文献以及其他涉古学科提供有关典籍的基本理论知识和文献处理方法。而所谓“古籍数字化”，就是从利用和保护古籍的目的出发，采用计算机技术，将常见的语言文字或图形符号转化为能被计算机识别的数字符号，从而制成古籍文献书目数据库和古籍全文数据库，用以揭示古籍文献信息资源的一项系统工作。
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显示，34％的网民更倾向于数字化方式的阅读。走出书斋，使学术研究有益民生，贡献社会，是人文研究的本义。
古籍数字化作为新世纪中国古典文献学科的新增长极，现阶段最核心的问题不是国家大规模投资，而是复合型高端人才培养。尽管已有学者关注到古典文献及古籍数字化学科建设，可还未与人才培养微观结合，尚缺乏一手数据的实证分析。
2 中国古典文献学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2．1 大学学科、专业、课程概念
学科有两个含义。第一种是学术的分类，指一定科学领域或一门科学的分支，有西方学者将学科分为纯硬科学（如物理学）、纯软科学（如人类学）、应用硬科学（如临床医学）、应用软科学（如教育学）四个领域；中华人民共和国GB－T13735－92则分成自然科学、农业科学、医药科学、工程与技术科学、人文与社会科学五个门类；第二种指高校教学、科研等的功能单位，是对高校人才培养、教师教学、科研业务隶属范围的相对界定，美国教育部CIP－2000分为17大类：交叉学科、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理学、工学、医疗卫生、工商管理、教育学、农学、法学、建筑学、艺术学、公共管理、传播与新闻学、图书馆学、神学、职业技术；我国现为13门类：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文学、历史学、理学、工学、农学、医学、军事学、管理学、艺术学。“学科”的含义侧重后者，但与第一个含义也有关联。
专业与课程设置的方式及其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高校的学科声誉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2．2 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1998）文学门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对外汉语、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专业和中国语言文化、应用语言学2个目录外专业；2012年9月，教育部再次颁布新专业目录，中国语言文学类包括汉语言文学、汉语言、汉语国际教育（整合原对外汉语、中国语言文化、中国学三个专业）、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古典文献5个基本专业和应用语言学、秘书学2个特色专业。2005年以来，中文本科专业点快速增加（主要是对外汉语和汉语国际教育），2014年度已达1 089个（见表1）。
从表1可以看出，自1983年在北京大学、杭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设置了古典文献本科专业之后，直到2005年，增加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2个点，才有6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十一五”期间，与汉语言文学和对外汉语专业发展数量相比，“古典文献”在2007年增加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3个后，近5年再无变化。
3 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的学科专业
国家重点学科是国家根据发展战略与重大需求，择优确定并重点建设的培养创新人才、开展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到2007年为止，我国共组织了三次评选工作：共评选出6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所覆盖的二级学科均为国家重点学科）、8个二级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17个国家重点（培育）学科，其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国家重点学科6个（见表2）。
博士研究生培养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制高点。20多年来，我国先后分5批批准54家单位具有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见表3）。
2006年，中国古典文献学二级学科硕士学位授予单位15个。目前有151个中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硕士学位（其中2010年增列84个）。以郑州大学的博士点和上海师范大学硕士点为例，印证目前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培养方案的缺失。
郑州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原与中国古代文学为同一学科，1993年获得硕士学位授予权，2005年成功获得了博士学位授予权（第10批），2007年招生。其培养目标提到的博士研究生须要熟练掌握计算机的应用、并掌握一门外语、能比较熟练地进行网络文献检索、熟练阅读本专业外文资料并用外文撰写论文摘要等，实为博士生共同要求。专业基础课：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理论与方法、古典文献学专著研究、文化学概论；专业课：国典章制度研究、出土文献与文学思想研究、“文选学”研究、区域文化与文学研究；选修课：中国文学经典研究、文字音韵训诂之学、版本目录学、中原文学文献研究、考古学、思想史，主要与中国古代文学、汉语言文字学、中国古代哲学、中国古代史学、考古学相关，对古籍数字化课程还缺失关注。
上海师范大学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培养目标是：具有较坚实的古代汉语基础、古代文献理论基础和较强的古文阅读能力，能够运用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校勘学等研究手段，进行古籍整理和古籍研究的人才。专业方向为古白话文献研究、域外汉学研究、文学文献研究、宗教文献研究、辞书文献研究等，虽强调专业外语，但无计算机类专业课程，仍较为传统。
4 中国古典文献学人才培养三维方案
中国古典文献学数字化人才的迫切需求，促使中国古典文献学科要多元化发展。
4．1 分层培养的维度
4．1．1 办好现有古典文献本科专业
北京大学、浙江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和上海师范大学作为高校首批四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积淀很深、专业度高，应发挥优势。河北大学和陕西师范大学两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虽然设置较晚，但依托该校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史，颇具实力。中央民族大学、天津中医药大学、金陵科技学院三个古典文献本科专业点，特色鲜明。总体而言，本科阶段还是按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办学为好。
4．1．2 培养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生
2011年，共有72所高校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点招生（只有9个本科点），本硕结构倒置，虽可广取英才，但大量生源专业基础不牢。因此，招收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编辑出版、信息管理等相关专业的本科生，鼓励跨学科报考，改革考试科目，并增加技术型导师。
博士研究生是高层次人才培养的制高点，但博士、硕士的区分度还不够明显。而就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人才而言，还没有一家培养单位的中国古典文献学科招此研究方向（中医医史文献除外），学科新增长点不多，创新不足。对照国家“十二五”文化事业发展规划，当前的情况是政策鼓励、教育需要、产业要求。
4．2 分型培养的维度
研究生有学术型和专业学位等不同培养类别，一般以学术型为主。学术型研究生主要培养从事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的学术型人才，兼顾其他行业需要；专业学位研究生主要培养适应社会特定职业或岗位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应根据不同的培养目标设计与之匹配的培养方案。2012年，教育部要求专业学位研究生比例不低于30％。中国古典文献学除跨学科招生、建设双师型队伍、设置古籍数字传播或电子文献学方向之外，一个重要的改革就是制定古籍整理与数字化传播专业学位研究生招生方案，面向行业招收从业编辑人员，以提高古籍数字出版人员的学术素养。
可以借鉴相关专业中医医史文献的培养模式。首都医科大学等24所高校设有硕士点；北京、黑龙江、辽宁、湖北、上海中医药大学中医医史文献博士点招生。南京中医药大学和山东中医药大学国家重点学科更为创新，设信息化方向。
4．3 联合培养的维度
无论是高等学校与科研机构联合培养研究生试点工作专项招生计划，还是联合培养单位招生计划，尚未见中国古典文献数字化学科方向博士生，也未见与古籍数字化出版企业的联合培养。也就是说，目前可供利用的《文渊阁四库全书》、《四部丛刊》、“国学宝典”、“汉籍全文检索系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大型电子古籍数据库开发企业，还未进入中国古典文献学高端人才培养范围，“研究生计划主管部门和招生单位要对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招生计划的学科专业结构进行认真分析，切实优化学校间、学科专业间招生结构”。
面向出版企业产学研结合，联合培养研究生，“走出书斋”，锻炼研究生的实践能力，更新知识结构，引领社会需求。大数据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能够较方便地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紧密结合起来，有效运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最新成果及研究手段，从而有效推动人文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实现真正的交叉、渗透和结合，使跨学科研究不仅成为了解历史客观实际的必要，而且成为真正的可能。因此，培养方案应考虑以下内容：有研究生培养经验的学术带头人与结构合理的教学团队；有坚实的科研基础并取得重要研究与实践成果；能开出古籍数字化方向的核心课程与前沿课程；拥有培养古典文献数字方向研究生所需要的文科时间创新中心和产学研基地。
5 结语
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电子图书、大型数据库、图书编撰、出版和阅读出现了崭新的局面。中国古典文献学三维人才培养范式的守正出新，必将带动“古籍电子文献学”的兴起，为古典文献学增益全新的研究领域。未来，与数字出版互相补充，共同发展，共同构成现代阅读形态的两大体系。因此，学术转型不可矫枉过正，传统中国古典文献学的理论与方法，仍然是古籍数字传播的根基，仍然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学科标识。
参考文献
1 黄永年．古籍整理概论［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1
2 潘树广．论古典文献学与现代文献学的交融［J］．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4）
3 毛建军．古籍数字化的概念与内涵［J］．图书馆理论与实践，2007（4）
4 达恩顿著．熊祥译．阅读的未来［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
5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第十一次全国国民调查结果公布［N］．光明日报，2014－04－22
6 托尼．比彻，保罗．特罗勒尔著．唐跃勤，蒲茂华，陈洪捷译．学术部落及其领地：知识探索与学科文化［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7 庞青山．大学学科论［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6
曾经多少诗文词坛败在自己下
文学热爱之时纯洁以说
文学青睐我们之时何有纯洁之说
文学作品弊于反复雕琢
如根雕过多琢改完美往往破在一念间
文学的价值取决于自身
若问：安徒生、格林之作为谁而写
“草不谢荣于春风，木不怨落于秋天”
实力靠的永远是自己幸甚……
文学大家首先先为：社会和人性的释音
不一定要看破红尘反之更伤
悟性灵性震撼力皆者合一
伦理学论文1900字(一)：融媒体时代“辫子新闻”真实性的伦理学考察探析论文
摘要：在互联网兴起之前，传统媒体是主要的消息生产者与者。但进入融媒体时代后，信息源与新闻观点开始成倍递增，许多公共事件或新闻故事均呈现出“辫子新闻”的特征，由传统媒体、自媒体和社会性媒体共同编织。三方共同对事件进行报道，一方面拓展了新闻事件的厂度与深度，形成了观点与意见的叠加与共振效应，另一方面，过于庞杂的信息量，也会让新闻事件陷入虚虚实实的叙事迷雾中。为此，如何让“辫子新闻”的产生与传播更具规范性，并严格遵循新闻真实性的伦理原则，已然成为融媒体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
关键词：融媒体；真实性；“辫子新闻”；考察
一、“辫子新闻”的缺陷
今天的融媒体呈现出一种矛盾性：既大又小，既真又假。首先大规模的主流媒介公司继续存在，而且只增不减。但不计其数的个人自媒体与社会陛媒体，又频频在新闻阵地上不断发力，甚至将自己打造成了更为抢眼也更具存在感的信息传播者。且相对于传统媒介，这些自媒体与社会性媒体在对“辫子新闻”的参与与传播上，由于不受时间、空间与体制的限制，更能及时有效地发挥传播的巨大功能与潜力，以最快的速度对突发事件进行报道与传播。
许多新闻發布者没有经过专业素养的培养，对传播内容的选取相对盲目、主观，甚至是偏见。同时，有些自媒体人出于“制造话题，引发关注”的企图，也很少会从价值角度去对报道的内容进行评估与取舍，因而存在着非常严重的来自真实性层面的缺陷。而且，这些内容空洞、观点偏激的话题性新闻一经产生，就会以转载、转发等方式快速进行片面化传播，极大地挑战了传统新闻媒体人所禀持的真实性与准确性的专业操守。
而且，越来越多的媒介公司与知名门户网站，也正在向不聚合类平台转型，并将自身的聚焦点放在为用户提供信息、交换和共享的场所上，由此催生了大量杂合着流言、事实、猜想的信息内容，严重影响了受众的认知与判断。
二、“辫子新闻”的反思
“辫子新闻”虽然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与缺陷，但依然没有改变其作为新闻的本质，也必须要遵从最基本的行业准则。不实的内容和偏颇的观念，一定程度上会影响公众的认知与行为。
毕竟人们都是通过所有个人接触范围内的资讯，去了解这个世界和社会正在发生着的时化与未来趋势，从而为自己的即将要做的决定选择正确的方法与路径。如果信息失真，不能客观反映事物的本源与真象，就会让人们的思想与行为发生偏差和错误。
三、“辫子新闻”的规范化路径
（一）政府法制层面的治理
由于受质疑的“辫子新闻”越来越多，负面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我国不得不针对互联网的新闻传播开展了大规模的治理行为，严惩了为谋私利、枉顾正义的信息传播者，并陆续出台了一系列知名的法规，但鉴于融媒体时代的良莠不齐的特殊属性，既不能一概而论地予以否定，但也仍然需要跟进“辫子新闻”传播的现实问题，继续完善和加强法律化的规范治理。
（二）主流媒体的论证与引导
虽然自媒体的风头正盛，但传统媒体在民众中的公信力与影响力还是毋庸置疑的，只要能对一个事件或现象剥茧抽丝地进行客观深入的报道，并充分发挥出专业记者对专业媒体人对于新闻事件和社会问题客观、公正的还原能力，就此形成两个--观点与境界不同，但又相互论证、竞争的舆论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广大的人民群众既是旁观者，又是参与者，同时还是评判者。相信这种互动越深入，越能引导民众对新闻真实性伦理的认知与接受。
（三）公民素养的培育与提升
著名的传播学者克罗斯曾经提出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认为谣言的产生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事件的重要性、模棱两可的程度与公众判断能力的对比，直观地反映出了批判能力在甄别真假信息时的关键作用。
而且相较于传统媒体时代，确保新闻真实性的行业伦理只是对专职业人员提出的要求。但在融媒体时代，这个伦理法则却覆盖了社会舆论场中的每一个人，传播权力不再只属于职业媒体人，普通老百姓也同样成为了内容的生产者和传播者，因此培育和提升他们对谣言和真假的判断力，也应该纳入伦理规范的完善路径中，必须让人们明确地意识到，自己对的信息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和社会义务。
四、结语
“辫子新闻”虽然存在着很多伦理层的缺陷与问题，但它作为融媒体环境下的一种新闻形态，只要在政府、主流媒体的共同努力下形成了良好的竞争生态与法治环境，反而有助于增加新闻的多元性与人性化的一面，也更有利于促进融媒体的长远发展与繁荣。
伦理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医教协同背景下高校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分析论文
【摘要】医教协同背景下，实施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主要重视对学生进行职业素质教育，其目的是对学生医德有效提高，以各种不同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和效果，促进医学伦理学教育改革的稳定顺利发展。
【关键词】医教协同；医学伦理学；教学改革
【中图分类号】G64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ISSN.2095.6681.2020.8..01
医学伦理学主要对问题和现象进行研究，重视关心和尊重病患尊严、价值、利益等，对学生的职业道德和素养的培养和提高有重要作用。因此，医教协同背景下，高校医学伦理学实施教学改革要有新思路和新思想。
1进行课程定位提高，实施课程设置优化
现在的很多医学院校都设置医学伦理学，并设置成专业必修课，可是与医学专业的必修课比较，地位比较弱。进行课程设置优化能帮助提高医学伦理学课程定位。一些学校只是在低年级设置医学伦理学课程，学生也只是把它作为结业考试拿学分的课程。医学伦理学和临床医疗实践关系密切，医学伦理意识与临床思维互相促进和影响[1]。医学院的低年级学生接触临床的机会很少，进而不能做到医学伦理学理论知识和实践相结合，不能对这门课程的作用和意义进行深刻体会，也不能形成良好的职业道德和素养。而欧美有些国家的医学院会在各年级开设医学伦理学课，有不同开设方式。课程时间安排也分多个时期，比如基础医学、临床医学等各种教学时期，也有的学校设置在临床实习时期。
2进行课程教学内容和目的分时期设置
2.1基础医学教学阶段的教学目的和教学内容
基础医学教学时期是这门课程教学的第一个时期，其教学对象是低年级学生。主要的教学目的是使学生初步了解伦理学与医学伦理学基论知识，打好理论基础，使学生明确医德不是简单的道德说教。这个时期的教学内容通常会有传统医德、医德理论、医疗人际关系、生命伦理等内容，其重点是医疗人际关系和生命伦理。如今医患关系是社会热点话题，要对医疗人际关系的性质、方式进行理解，给医疗实践的医患矛盾、和谐医患关系打好基础。
2.2临床医学教学时期的教学目的和内容
臨床医学教学时期是第二个时期，教学对象是高年级学生。其主要教学内容有临床常规诊治、临床特殊科室和特殊疾病诊治、医学科研、医学决策等伦理，他们具有很多理论知识点，可是因为和医学科研及诊疗等实践有密切关系。所以，高年级学生了解了医学科研和临床工作，接着实施教授，有些教学可以在医院门诊或病房实施，会获得良好的教学效果。这个时期的教学让学生利用医学伦理学理论及原则进行医学研究基临床医疗实践活动中伦理难题有效解决，明确进行医德规范遵守的重要意义。
3不同教学时期应用的教学方法不同
3.1基础医学教学时期应用的教学方法
基础医学教学时期，教学内容只是伦理学、医学伦理学基础理论知识和伦理原则。这些内容具有很大理论性，要有选择性讲解知识点，可以应用问题式的教学方法[2]。老师可以根据课程内容设计问题，在课前或者课堂中让学生对这些问题思考和解决，并提出自己的想法，老师结合课程内容实施讲解，同时给出问题解答的方法和理论根据，使学生对不同解决方法进行比较和区别，进而深入理解并掌握相应知识。另外也可以应用案例教学法，并注意选择案例及实际实施过程。应用的案例有教学和时事案例两种形式。教学案例比较简单，主要阐述和讲解知识点，使学生和案例结合理解理论含义，教学案例选择时，要重视例子的有针对性。而时事案例比较复杂，时事案例的选择要关注其典型性和时效性，比如，进行基因伦理讲解时，会选择“基因编辑婴儿”作为案例，进行患者知情权知识点讲解。
3.2临床医学教学时期应用的教学方法
临床医学教学时期主要使学生对医学研究基临床医疗实践中的伦理难题进行分析和解决。所以，教学方法要调动学生积极主动性。可以应用情景教学法，要根据场合不同应用不同实例，使学生融入情景，以当事人的心理进行分析、解决问题。这个时期的教学比较重视实践，可是要注意实践和理论相结合，需要老师进行指导和引导，帮助学生寻找问题重点，并总结选择依据及利弊，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
化学论文2200字(一)：化学分析中误差的影响因素及处理措施研究论文
摘要：化学分析是一个通过化学实验来测定某一个物质化学成分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验人员会利用化学仪器设备、化学试剂等进行操作，并得出最终的化学分析数据结果。化学分析中误差是常见的，本文就导致误差的影响因素，以及如何控制误差进行有效处理展开了研究。以期通过本文的研究可以给同行业者提供参考。
关键词：化学分析；误差；影响因素
0引言
化学分析是十分繁琐的，经过多个步骤的分析与计算才能得出最终的数据结果。在这一分析过程中，分析方法、试验器具、实验坏境与条件等等因素都有可能对测量结果造成影响，导致分析误差的出现。
1化学分析中的误差主要包括哪些种类
1.1过失误差
过失误差也被称为粗差，这种化学分析误差的存在是由于工作人员在化学实验与分析的过程出现失误导致的。常见的过失误差包括加错化学试剂、读错刻度或者用错实验仪器，这些都属于不规范操作，因此所产生的实验数据是无效的。过失误差通常都是由人为因素导致的，受到的人为主观因素的影响，在化学分析中这种误差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化学实验操作与分析人员只要在操作时严格按照实验规定流程与操作标准来实施，通过科学严谨的操作就可以避免这一误差的出现。
1.2系统误差
化学实验分析中的系统误差具有单向性与重复性的特点，就是在同等条件下连续多次进行反复实验测定依然会出现误差。并且这种误差不是偏高就是偏低，所出现的正负差值还具有一定的规律性，这是由于某一个固定的因素导致了实验系统出现了误差。
化学实验系统误差形成的因素主要包括方法误差、人为误差以及辅助品误差三种。其中方法误差指的是化学实驗的方法科学性不足，在化学反应的过程中，由于实验是间断性来实施的，或者实验所进行的空间不同以及指示剂选择等造成了误差的出现。人为误差指的是化学实验的过程中，由于实验人员的操作不规范或未按照标准流程来操作，导致了实验结果的数据与正确数据之间出现的偏差。辅助品的误差往往集中在容器误差、水和试剂误差两大方面，在化学实验的过程中天平、各种容器等都是十分常见的，也往往是必须品，如果实验容器的刻度不准确或者天平的砝码不准确等都有可能影响实验结果。此外，在实验中试剂和水之间的比例误差，或者受其他原因的影响而出现误差。在实际工作中，化学实验分析中的误差由于系统因素所造成的相对较少，并且这些因素是可以进行检定与校正的。
1.3随机误差
随机误差是由于某些偶然的因素所造成的，其所测定的结果会在某一个范围内进行波动，但是这种波动是无规律可循的。误差的正负、大小等都不能准确测量，每次测量出现的结果都是不同的，这一误差也往往是化学实验中不可避免的误差。
在化学实验与分析的过程中由于所处外部环境的温度、湿度差异，导致了实验结果的偏差，另外空气中的压强不同也会出现实验结果误差。这些因素具有偶然性、随机性，很难对导致误差的具体原因进行准确判断。如果需要找到其中的原因，就需要展开多次测定，从实验的数据中分析其规律，进行一些平均数测定之后，随机误差才有可能降低。但是随机误差是不可能避免的。
2面对化学分析中的误差应当如何有效处理
2.1分析实验室质量控制的措施
要减少甚至避免在化学实验中出现误差分析实验室进行质量控制是十分必要的。首先实验室工作人员应当具备专业的知识与技术，对实验所用仪器设备进行定期的检查与维护，给化学实验提供基本的物质保障。其次通过选择正确的分析方法来进行化学实验质量控制，要建立实验分析控制程序、常规质量控制技术并进行各类质量控制技术的对比。不同的应用目的应当采用不同的质量控制技术，要保证整个化学实验与分析过程都在有效的质量控制范围之内。一个给定系统对化学实验测试数据质量是有一定要的，要求其在某一个限度范围之内，这一限度简单而言就是所得数据其要达到的准确度与精密度。为了有效的达到这一要求，确保实验测试的结果达到经精准度标准，就应当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
2.2分析实验室应有良好的质量保证
质量保证的主要目的就是要使得在实验测试过程中出现的系统误差、过失误差以及随机误差等尽可能的减少，在预期估计的范围内。化学分析质量保证的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其一，在取样、实验结果的计算、最总结果的分析等各个环节中都采用相关措施来减少误差，以对质量进行控制。其二，采用有效的方法对化学分析结果的质量进行检验或评价，要及时发现化学分析中存在的问题，保证化学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与可靠性。化学分析的数据要具有准确度、精密度、完整性以及可比性，才能称之为可靠的结果，这样的结果也能具有一定的权威性与法律效力。
2.3加强实验室间的质量控制
实验室间的误差控制通常是第三方来完成的，这第三方是有丰富工作经验与专业技术的组织，其可以对各个实验室以及化学分析工作人员进行质量考查。这一考查可以定期组织开展，也可以采用随机抽查的形式进行，一般这项工作是由上级领导部门发放标准试样，然后再在各个实验室之间进行数据对比分析。质控样书随机考核的方式也是十分常见的，通过这一方式将实际试样考核，检查各个实验室数据之间的可比性，以及是否存在和系统误差、检查分析误差等，判定分析结果是否有效。
3结论
综上所述，在化学分析中误差是客观存在的，不能消灭的，但是应当将这一误差控制在能够允许的范围内，保证这一误差不会影响到结果的准确性。影响化学分析误差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可以从实验室质量控制、实验室质量保证以及实验间质量控制三个方面来控制化学分析误差。
化学毕业论文范文模板(二)：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探析论文
摘要：在高校实验室中，会产生很多化学废弃物，若不对其进行有效处理，容易造成污染环境等问题。本文简单的对高校化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废弃物特点开展分析，明确其具有易爆性、易燃性等特征。并重点对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进行了探究，如有机废弃液的处理方式、无机废弃液处理方式等，以期能够对高校实验室化学废物进行正确的处理，减少对环境的污染，实现对环境的良好保护，为关注此类话题的人们提供参考。
关键词：化学废弃物；有机废液；无机废液；高校实验室；处理方式
0引言
随着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绿色、低碳、环保观念日益深入人心。在此背景下，为了加强对环境的保护，我国已经将实验室污染纳入到环境监管范围内，力图实现对实验室废弃物排放的有效控制。因此，在新时期，积极探索行之有效的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处理方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高校化学实验室危险化学废弃物特点
腐蚀性、易燃性、感染性、易爆性、反应性是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主要特点。可见，其危险特性显著，若不对其进行科学处理，不仅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而且还会降低人的身体健康水平，对人的生命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因此，在开展化学实验时，应该明确危险化学废物的特点，采取有效措施进行处理。
2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的处理方法
2.1有机废液的处理方式
在此废液中，存在大量的有机溶剂，其具有较大的毒性，若是采用直接排放的方式，将会对环境造成严重的污染。针对于有机废液，其大部分是能够回收利用的。
2.1.1含苯废液的处理
此废液可回收和再利用。在对含苯废液进行处理过程中，也可借助焚烧方式进行处理。例如，可将其放置在铁器内，然后进行点燃。在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为了避免火灾事故发生，应该在室外较为空旷的地方进行焚烧，并且相关处理人员应该处于上风向，对整个燃烧过程需要进行全过程监督，避免引发重大事故。
2.1.2含酚废液的处理
含酚废液主要分为高浓度废液和低浓度废液两种，浓度不同所采用的处理方法也具有差异性。针对前者而言，首先可借助乙酸丁酯萃取；其次通过氢氧化钠溶液反萃取；最后，在对其PH值进行科学合理调节的基础上，可开展重蒸馏回收与利用工作。针对于后者而言，可借助漂白粉，或者次氯酸钠，促使酚进行氧化，进而以一般有机液的方式对其进行处理。例如，将漂白粉加入含酚的废液中，可将其氧化为邻苯二醌，进而采用一般有机液处理形式。
2.2无机废液的处理方式
2.2.1含砷废液的处理
在将消石灰加入其中的基础上，开展PH值的调节，促使其在9左右，进而生成亚砷酸钙，或者生成砷酸钙，在此工序完成后需要将FeCl3加入其中，这样可生成Fe（OH）3，可实现一定的沉淀效果，从而达到消除废液中砷的目的。另外，在PH值调节环节中，若是将其调节到10以上时，其虽然不会生成Ca3（AsO3）2，但是可以将Na2S加入其中，通过反应可生成硫化物沉淀，此方式也可实现较好的处理效果。
2.2.2含汞废液的处理
在高校实验室化学废弃物中，因为汞通常是以Hg2+或Hg22+离子存，所以相对而言其毒性是比较大的。若是在某些微生物的作用下，其毒性也会随之加大。要想对含汞废液进行有效的处理，需要借助硫化物汞沉淀方式加以处理。具体而言，对其废液的PH值进行相应的调节，此过程需要使用Na2CO3，一般情况下应该调到8到9之间，确保其PH值在规定范围内后，应该将Na2S加入进去，此环节确保其用量足够，以便促使其生成HgS。与此同时，还应该加入相应的汞沉淀剂。例如，FeSO4·7H2O，进行清液排放，然后借助混凝剂对其残渣进行固化处理，为汞回收做准备，实现统一处置。
相对于无机汞而言，有机汞的废水的毒性大一些，所以应该进一步强化对其的处理。在该过程中，不仅需要加入百分之六的KMnO4水溶液，而且还应该将适量的浓硝酸加入其中，当KMnO4水溶液颜色逐渐消失后，可采取降温的措施，在其温度达到六十摄氏度以下的情况下，可将一定量的KMnO4溶液加入进去，对汞产生一定的消化作用，当生成Hg2+离子时，需采取上述措施进行处理。
2.2.3含铬废液的處理
在含铬废液中，含六价铬废液毒性最大，加大了废弃物处理难度。在实际处理过程中，最关键环节是对其毒性进行消除。其中，较为常见的方法为：将Cr6+转化为Cr（OH）3，通过此方式有助于将含六价铬废液毒性消除。重要步骤有以下几个，一是在酸性的环境中，将废铁屑、亚硫酸氢钠等还原剂加入废水中；二是在Cr6+还原为Cr3+的基础之上，可加入碱；三是开展PH值的调节工作，促使Cr（OH）3沉淀；四是进行脱水干燥处理，将其与煤粉、煤渣进行焙烧；五是对铬渣开展合理的处理，完成此环节后可进行填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