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6-20 21:57: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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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活禽市场的密度设计不合理
一些活禽市场的面积过小，在一些活禽购买的高峰期，人员密度过大，市场的通风条件不好。不仅如此，由于市场的面积过小，活禽市场在经营的时候为了扩大盈利规模，对活禽的饲养密度也过大。活禽是一些病毒的传播源，根据有关规定，活禽市场应该具备良好的通风条件，利于通风，避免造成感染。最重要的是活禽的饲养密度过大会导致家禽的体质下降，造成交叉感染，人们购买的活禽也处于亚健康状态。
1.2活禽市场检疫存在问题
市场应该注重检疫问题，这是因为一旦发生活禽卫生安全事件，所涉及的范围是极其广泛的。一些市场经营者为了自身的利益，直接从一些农家进行活禽的购买和宰杀后出售，这些活禽完全没有经过市场的检疫，这种做法侵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也不利于活禽市场的综合经营管理，更是存在极大的公共卫生隐患。一些活禽经营者长时间不清理活禽集装笼，造成活禽栖息环境差，这不符合活禽市场的检疫制度，也很容易出现卫生问题。
1.3活禽经营不符合市场管理
活禽的血水和内脏以及排泄物都是病毒的寄生源，如果不及时对这些污物进行适当的清理，将会吸引很多蚊虫，不美观更不卫生。可是人们在活禽市场购买活禽时一般情况下会选择就地宰杀，一些活禽经营者长时间不清理这些垃圾，经过蚊虫的吸食和叮咬，对人们的身体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并且，某些活禽经营者对活禽的喂养也是极其不规范的，喂养一些价格低廉难以消化的食物，容易造成活禽的死亡，经营者会将这些死亡的活禽销售给不知情的顾客，这完全不符合活禽市场的经营管理规范。
2加强活禽市场经营管理的措施
活禽市场的经营管理首先就要遵守我国《动物防疫法》的法律要求，要根据各地的实际情况，采取有针对性的管理措施。我们一定要做好活禽市场经营管理工作，这样才能抵抗突发性公共卫生对人们的伤害，也能实际性的维护商贩和消费者的利益。
2.1对活禽市场进行科学规划
当地有关部门要对活禽市场进行一个调查，总结高峰时间段中活禽市场的人数密集度，并且对贩卖活禽的商家进行一个统计。这样的做法是为活禽市场的科学规划进行市场调研，对于人口密度过于拥挤，活禽商家过于繁多的小型市场，相关组织要重新科学规划活禽市场。在规划活禽市场时既要考虑到市场的承载量，更要考虑到活禽市场的通风和卫生条件。在新型的活禽市场中，要保证良好的通风和采光，建设好排污系统，有利于及时清理活禽污染物，确保活禽市场经营管理中的卫生安全。
2.2做好活禽市场检疫准入工作
一是活禽市场的管理者一定要做好监督工作。对于进入市场的活禽商贩，管理者一定要仔细检查活禽是否已经进行检疫，对于合格检疫的商家可以放行进入市场进行贩卖。如果发现不明活禽并且没有进行检疫，那么管理者一定要监督商家对活禽进行检疫，否则不准许进入市场进行流通；二是采取市场办公，在市场中专门开设举报的地点，当消费者发现不合格的活禽时可以向市场的管理者进行举报；三是市场管理者可以对信誉好的活禽商家进行表扬，以榜样的作用加强其他商户对活禽检疫的积极性。
2.3制定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
制定严格的市场管理制度是活禽市场加强经营管理的有力措施。一是市场管理者和每个活禽商家进行管理协议的商谈和签署，这个协议既要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利益，也要考虑到活禽销售者的实际承受能力，管理协议一定要具有实际操作意义；二是活禽宰杀地点的商贩要身穿统一的防护服装，做好安全和卫生的防护工作；三是活禽商贩要定期清理活禽集中笼，每隔一段时间对活禽宰杀污物进行清理和消毒，并且还要做好活禽的饲养工作。
3结语
（一）利率市场化可以增强商业银行的自主经营决策能力
目前，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已经初步完成了体制上的企业化改革，我国的四大国有银行已经成为了自主经营的商业经济个体。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之下，我国的各个商业银行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将会不断改善商业银行内部的经营管理体制，来适应社会市场经济的各种变化。在目前这个时间阶段，我国已经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之下商业银行所能够选择的最佳管理运行机制就是引进价格参数，通过这种方式，商业银行可以最便捷的获取市场信息，极大的促进商业银行内部资金的流动。通过这样的方式，商业银行就可以在最大限度上减少资金错配问题的产生。
（二）利率市场化可以增强会加剧同业之间的竞争
经过四大国有银行的企业化改革，我国的国有银行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国有银行之间的关系已经从原先的合作者变成了直接竞争者。与此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行，我国的其他商业银行也广泛的参与进了市场竞争之中来。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的各个商业银行为了追逐更多的利益，将会在经营管理过程之中不断寻找最优化方法，采取最优的资金配置结构，也会诞生更多的竞争。
二、商业银行经营管理中利率市场化的影响
（一）利率市场化会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成本
我国商业银行的重要业务之一就是负债业务，商业银行通过负债业务可以筹集大量的现金，从而达到保证商业银行的资金储备的作用（负债业务的主要形式就是客户存款）。来自客户的存款是保证商业银行正常管理运行的最基本组成部分，因此，客户存款利率的设定将直接影响到商业银行的经营运行成本（利率市场化的环境下客户存款利率的设定取决于市场的资金供需状况）。截至目前为止，我国的各个商业银行所采用的客户存款利率都是一个统一的数值，并没有差异。因此，商业银行之间并不存在利率价格上的直接竞争，这就滋生了变相的利率竞争（例如目前广泛存在的“有奖储蓄”以及“回扣”问题），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的正常经营管理。针对这样的情况，就要求我国的各个商业银行取消统一的利率，采用不同的存款利率来吸引客户，保证各个商业银行之间的良性竞争。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推行，各个商业银行为了追逐更多的存款，势必不断提升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成本。
（二）利率市场化可以帮助商业银行获取更多的贷款收益
我国商业银行的另一项重要业务是贷款业务，贷款业务是我国商业银行获取利益的根本手段，只有我国商业银行能够放出足够的良性贷款，才能够保证我国商业银行正常的经济运行。为了充分保证我国商业银行的贷款业务的正常运行，就要充分考虑利率市场化对贷款业务的影响，根据凯恩斯提出的经济理论，银行的贷款收益率是根据资本边际收益率和利率的而决定的。当贷款利率越低的时候，企业的贷款意向越高，与此同时，资本边际收益率越高，企业也就更倾向于向商业银行贷款。综上所述，只要资本边际收益率能够高于利率的数值，企业就会拥有贷款的意向。除此之外，如果贷款利率过高的话，许多传统的企业（无论这种企业是否具有偿还能力）就会估计到可能发生的经济风险而丧失贷款的意愿。针对这样的情况，就需要商业银行根据市场的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激励机制”，鼓励更多的企业贷款，提升商业银行的收益能力。与此同时，商业银行也要根据贷款企业的具体经营状况（包括企业的规模、企业的经营情况、企业的信用情况等），进行具体的风险评估工作（要严格遵守效益最大化原则和风险最小化原则），制定合理的贷款利率水平，决定具体的贷款金额数目，对于那些信用程度高、经营状况良好的企业予以一定的照顾，在避免风险的前提下，追寻最大的利益。
（三）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我国商业银行中间业务的发展
除了贷款业务和负债业务之外，我国商业银行的另外一项重要业务就是中间业务。所谓中间业务，指的就是商业银行不使用资金而为人民群众所提供的服务项目，商业银行通过中间业务可以在最低的风险下获取相应的利益。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为了保证商业银行获取更多的利益，就需要把中间业务作为商业银行发展的一个重要支点，将中间业务拓展成为了我国商业银行获取利益的另一种重要手段。在利率市场化的条件下，我国商业银行的存款利率提升已经成为必然趋势，这就需要我国商业银行寻找新的利益获取手段，这就需要我国商业银行不断寻找新的业务手段，提升商业银行的经营管理水平。
三、结论
1.1专业市场建立并运行了物资市场、人力资源市场、科技市场、资金市场、设备租赁市场、电力市场、运输市场等内部要素市场。
1.1．1物资市场全矿所用物资由公司物资部统一计划、统一组织、统一采购、统一分配、统一调度、统一管理。供应科根据矿下发的月度经营计划对各级使用单位进行控制管理，各使用单位以内部结算的方式从供应科购买所需材料。
1.1．2人力资源市场为达到人力资源的最优化配置，矿井设立了人力资源市场，完善了岗位考核制度和人才聘用机制。通过制定相应的管理办法来规范职工的管理，经常旷工、出勤不正常、违反矿有关规定的员工，进入矿人力资源市场，由培训中心进行劳动技能和安全知识培训。
1.1．3租赁市场建立了租赁流程。各使用单位根据生产计划，每月26日前将设备用途计划以书面形式报机电科，由机电科根据生产作业计划及现场实际情况确定各使用单位租赁设备台数，编制租赁计划。月底按各使用单位所报设备租赁计划，结合下月生产计划确定实际租赁台数，核定各单位设备租金，作为计划设备租金费用。
1.1．4科技市场矿井始终贯彻“科技兴企”战略，不断完善创新体制和机制，逐渐建立健全了内部科技市场运营机制，利用经济杠杆的作用充分调动了广大员工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煤矿每月从工资额中提取一定资金，作为科技创新项目收购及奖励基金，采取每月集中评定一次的办法，对科技创新项目和管理创新项目进行评定和收购，推动科技创新工作。
1.1．5运输市场用车单位与提供服务的单位之间通过专用票据进行交易，并由市场办负责运输市场的运作和日常管理。运输市场的运作，改变了过去矿车使用混乱的局面，提高了矿车周转率。
1.2考核控制建立了生产经营目标考核制度。生产经营目标分解到相关科室和区队，并进行考核和分析，对出现的问题进行跟踪落实，并对区队进行对标管理。
2内部市场化运行成效
第一，减少了材料费用和成本投入。实行内部市场化管理后，各市场主体自觉地把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类费用变为自己的费用进行管理。在价格一定的前提下，成本费用相对不变，超支就要减少收入，节约则增加收入。第二，把市场机制引入企业内部，以价格为纽带，以市场为导向，充分激发各市场主体生产节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促进广大干部职工思想观念的转变。管理者从以前的“被动管理”变成现在的“主动管理”；从以前的“事后分析”变成现在的“超前预防”；广大职工从以前的“要”变成现在的“我要干”；从以前的“要我节约”变成现在的“我要节约”。广大干部职工的“老板”意识明显增强，真正实现了“每个人都是经营者，每个岗位都是利润源”。第三，引入科学的市场管理机制，使煤矿企业安全生产周期逐步加长。
3结语
关键词：广电传媒；经营；模式
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社会定位是事业单位，在经营管理上的定位则是企业化。也就是说广电传媒是一种企业化的事业。如何把这一重要而特殊的事业经营好，现在已成为广电传媒界心之所向、力之所趋的焦点问题。围绕这一问题，尽管有各种主张，基本指向却是一致的，这就是广电传媒要走企业化经营的道路，从行政经营完全过渡到企业化经营。
一
广电传媒如何过渡到企业化经营，选择什么样的企业经营模式作为企业化经营的主导模式？这是一个需要慎重考虑，审慎抉择的问题。
纵观企业经营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往往有不同的经营主导模式。就其基本类型来看，大体上可以分为生产经营、销售经营、需求经营、资本经营、社会经营、形象经营六种。企业的六种经营模式，是对以往各类企业经营的概括和总结。在现实的企业经营实践中，一个企业的经营往往不只采取一种模式，在不同的经营时期、不同经营环境都会有所变化。但无论怎样变化，总有一种模式是起主导作用的，我们称之为主导模式。决定什么样的模式作为企业的主导模式有各种因素，最根本的因素是市场，说到底是市场赖以存在的社会公众。市场处于卖方市场状态，公众购买力旺盛，产品供不应求，企业经营的重点往往放在产品的生产上，生产经营模式就很突出。市场处于买方市场时，产品大量积压、公众缺乏购买热情，为激发公众的购物欲望，调动其购买热情，卖出积压产品，经营的重心就摆在推销上，销售经营就成为企业经营的主导模式。当产品积压推销也成效甚微时，危机就摆在了企业面前，要想摆脱危机，企业就必须把注意力放在公众需求上，生产适销对路的产品，以需求经营模式主导企业经营。社会经营模式是企业在社会压力下道德升华的产物。以这种模式为主导模式的企业往往置身于社会与企业矛盾比较突出、尖锐的环境中。缓解、消除矛盾，改善关系，维护、发展企业的生存空间，是企业选择这种模式的基本背景。资本经营模式关注的是社会资本的运动。企业采取资本经营为主导模式，是为了快速实现资本积聚，进行大规模扩张，广泛占有市场。急进时期的企业往往以这种模式为主导。选择形象经营为主导模式的企业多是志存高远者，这类企业不仅关注生产、销售、需求、社会、资本等各方面，而且注重创造现代文明企业形象。它们不仅要适应和满足公众的物质需要，而且要与社会公众在精神文化领域实现全方位沟通。正因为如此，选择以形象经营为主导模式的企业要进行彻底改革，目的在于构建独特的企业文化，从意识形态解决内部凝聚力和对社会公众的亲和力问题。正因为这种模式的立脚点不是单纯地放在某一方面，而是从精神文化领域的更高境界来着手企业的全面经营管理，所以它不仅被越来越多的企业作为主导模式，而且为不少政府机关、社会团体、机构乃至军队所借鉴。
广播电视传媒的企业化经营应以哪一类模式为主导模式呢？应从广播电视传媒的客观实际出发。就广播电视传媒的事业领域看，是精神文化的生产与传播。因此，生产经营、销售经营模式都不宜作为经营的主导模式。而需求经营模式不管对于物质产品还是精神产品生产来说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问题，作为以精神产品生产为主的我国广播电视传媒，在这个方面过去比较忽视。因此，在经营上应当充分考虑、适应公众的需求。在经营模式的组合上应当把它作为一种重要模式。然而，必须注意的是，精神产品的生产是一个特殊的领域，其特殊性在于：有需求的产品，却可能是对社会有害的产品。因而，以需求经营为主导模式并不十分恰当。社会经营模式对广播电视传媒来说是个适用的经营模式，在过去的广播电视经营实践中实际上也存在，而且还是广电传媒把握得较好的一种模式。只不过在运用上不是“企业化”的，而是“行政化”的。因此，对于这种行政化的社会经营模式要进行改革，要使其真正“企业化”。资本经营模式是否能作为广电传媒经营的主导模式呢？就我国大陆广播电视的状况来看，除了在特定的发展阶段获国家政策特许的个别广播电台、电视台之外，对绝大多数广电传媒来说，恐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有是不可行的。我国大陆的广电传媒过去一直就是行政经营（或者说行政化经营），没有进入过经济经营领域。现在的经营改革，其着眼点是经营企业化，而不是经营资本化。其目的在于通过企业化使经营转轨，由行政经营向经济经营过渡。就算是经营改革成功，企业化的广播电视传媒和一般的企业也还是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想把以实现资本的快速扩张和利润的最大化为目的的资本经营模式作为广电传媒企业化经营的主导模式，也是不现实的。
再看形象经营。对于企业的形象经营，广电传媒并不陌生。因为企业形象经营所依靠的各种形象经营战略的实施，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借助于广播电视传媒来完成的。也就是说广播电视传媒事实上是企业形象塑造的参与者和传播者。正因为如此，广电传媒的企业化经营选择形象经营作为主导模式有很好的基础，如善于形象塑造与传播，不缺乏塑形人才，实施形象经营的成本相
[page_break]对一般企业低，等等。除了上述外，更为重要的是，形象经营是最适合我国广电传媒企业化的一种好模式。这种模式好就好在，它既是一种可以取代行政经营的经济经营模式，又是一种高层次的文化经营模式；既能适应广电传媒的经营体制改革要求，又有利于作为文化传播事业的广播电台、电视台向更高层次的现代传媒发展。
二
具体而言，选择以形象经营为主导模式对于广电传媒的经营改革会有哪些好处，或者说好的改变呢？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经营理念的提升，是官本位观念到民本位观念的转变。广电传媒作为大众传媒，其服务的主体应该是人民大众，经营理念应该是“以民为本”。事实上，在僵化的行政经营体制和长期的思想的熏陶之中，广电传媒秉持的理念却是“以官为本”，主要考虑不是人民大众的需求，而是“上级”、“领导”的需要。如果选择形象经营模式为主导模式，这种情况就要有根本的改变，就不能只考虑“领导”需要和上级印象，而是要把经营的重心转移到树立良好的大众传媒形象，使广大人民群众都喜欢，使党和人民都满意上来。
第二，是经营行为的彻底改变，是人员素质的大幅度提高。在官本位理念的指导之下，广电传媒的经营行为主要是服从“官指向”的，传媒工作除了保证“政治素质”的可靠之外，其它都是次要的。在民本位理念的指导下，广电传媒的经营指向是“民指向”，广大人民群众的普遍要求是广电传媒经营满足的对象。人民群众是一个多元的多层次的文化集合体，要满足人民群众的不同层次需求，传媒工作者就必须有广博的文化艺术修养，就必须努力增强自身的传播技能，提高传播水平。
第三，是社会关系、经营关系的根本改善。在以民为本的形象经营理念指导下，广电传媒必将一改“官气横秋”的架势，传媒工作者亦必然关注和发掘老百姓最关心的热门话题，同时又十分注重自身和媒介的形象，以获得良好的社会影响。这样就必然导致社会关系的融洽和经营关系的根本改善，广电传媒将真正在大众传媒的意义上得以回归。同时，传播客户（广告业主）亦必将随着民众对广播电台、电视台的热心关注而进一步扩大广告投入，从而改善广电传媒的传播条件。
1987年，中国广东省正式开通了蜂窝式移动通信业务，从此我国开始进入移动通信时代，也标志着一个庞大的移动电话市场的开放。随着手机市场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和市场竞争激烈程度的日趋增加，中国手机市场的品牌格局发展至今已经有了极大的变化，从其发展情况来看，主要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1)第一阶段(1987一1995)，摩托罗拉一支独秀
1994、1995年之前，摩托罗拉借助在中国寻呼机市场的影响力，率先进入中国手机市场，在当时，中国引进的移动通讯设备几乎都是摩托罗拉的设备，这一时期，摩托罗拉在中国市场独领，市场份额高达S0%以上。摩托罗拉在当时主要以“专业、高科技”形象出现，其推广诉求点侧重于技术的先进性和高科技所带来的生活便利性，企图建立行业标准，并将自身品牌定义为行业代言人。
(2)第二阶段(1996一2000)，摩托罗拉、爱立信和诺基亚三国演义1996年至2000年之间，手机市场一直是摩托罗拉、爱立信、诺基亚三个品牌在竞争。爱立信和诺基亚在进入中国市场之初，由于当时摩托罗拉占据市场主导，也基本上成为专业通讯技术的代名词，此时这两个品牌在品牌推广上采取了与摩托罗拉不同的方法，避开了技术方面的竞争。爱立信通过明星代言，在短时间内迅速提高品牌知名度，甚至在96一97年间有一段时间内超过摩托罗拉成为第一品牌。而诺基亚在进入市场之初，品牌影响力不够，产品线不如摩托罗拉丰富，但在推广中一直都注重塑造时尚有个性的品牌形象，并且推出的每款机型都为精品，在市场上几乎都可以成为主流机型。如哈尔滨工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论文诺基亚5110，在当时就以高档的手机产品，中档的手机价格，创造了一个手机神话，市场份额急剧上升，最终在1998一2000年之间后来居上，成为中国手机市场的大哥大。这一阶段手机品牌的竞争主要体现为三大品牌之间激烈的市场争夺战，所占市场份额高达80%以上，至利浦、西门子、阿尔卡特、索尼等多个品牌虽然也进入手机市场，但是只能瓜分不到20%的市场份额。在这一阶段末期，进入新千年，爱立信开始出现危机，市场地位急速下滑，使得“三国演义”格局变为“两雄争霸”。值得注意的是，1998年开始，国产品牌开始登上中国手机市场竞争舞台，进入市场短，品牌影响力微弱，产品本身也没有什么竞争力，在当时几乎没有什么市场地位。国产手机在当时还处于学习、积累的阶段。
(3)第三阶段(2001至今)，国外、国产手机群雄并起
从2001年以后，国产手机经过两年的准备，开始发起冲击。面对洋手机经过多年的市场培育起来的种种壁垒，国产手机采取的策略，归纳起来主要体现为:以整体国产手机形象出发，通过明星代言在短时间内提升知名，然后再结合自身的特点加以突破。如厦新的精品手机策略，TCL的宝石手机策略，波导的自建通路策略，等等。据市场销售监测，截至到2003年5月底，国产手机的市场销量己经占据50%。而西门子、阿尔卡特、飞利浦、三星等国际知名品牌也看中中国手机市场的潜力，逐渐加强在中国市场的力度。众多手机品牌已经开始逐步打破摩托罗拉、诺基亚两大巨头控制市场的竞争格局，走向多元化的竞争局面。
3.2国产手机市场国内外手机品牌现状
从1987年开始，中国手机市场容量由小变大，手机品牌数量由少变多，国产手机力量由弱到强，经历了众多的市场变迁和品牌演变。品牌价值，一个看似模糊的概念却能关乎一个企业的生命。有观点认为，二十一世纪的经济是品牌的经济，品牌经营是手机企业在市场竞争取胜的一把利剑，企业拥有一个良好的品牌，就意味着它拥有一笔无价的资产。于是，在“叫嚣乎东西，挥突乎南北”的一场市场掠夺战之后，在吵够了规模，说腻了产量之后，开始变得冷静的商人们也开始关注起手机的品牌价值这个他们曾经看起来有点不现实的新话题。
3.2.1国产手机市场品牌格局
从2001年7月开始，我国就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移动通信市场，但我国的移动电话普及率只有近11%，与发达国家40%的普及率有很大差距，这说明中国手机市场潜力巨大。但同时，巨大的增长空间也令竞争变得空前激烈，每个品牌都有占据行业老大地位的机会。据统计，目前我国共有30多个品牌在争夺手机市场，国外品牌以摩托罗拉、诺基亚、爱立信、三星、西门子为主，国内品牌以TCL、波导、科健、联想为主。从“赛迪手机调查”所获取的调研数据看，诺基亚、摩托罗拉、索尼爱立信、三星等品牌在国外品牌中呈现较高的认知指数，分别达到了87.2、84.6、81.7和80.2，成为国内手机消费者最为青睐的国外品牌，而西门子、阿尔卡特等品牌因为整合等外部因素的影响，品牌认知度出现明显下降，与此同时，部分日系品牌认知度也有略微下降。在众多国内品牌中，海尔、波导、夏新、联想等品牌认知度稳中有升，认知指数分别为82.6、80.8、80.1和79.4，由于上述品牌在产品质量、服务保障和新品创新等方面的良好表现，让消费者对上述品牌情有独钟。根据市场数据可以将主要手机品牌分为以下几种类型:主导型:诺基亚、摩托罗拉;主力型:波导、TCL、西门子、三星和科健;游离型:厦新、康佳、阿尔卡特、飞利浦、索尼、NEC、爱立信、海尔、东信、联想;游击型:首信、京磁、CETC、海信、浪潮和拓普、创维等;可以看到经过几年来的混战，手机品牌结构出现分化，使得手机市出现多元化的品牌格局，新的市场格局和品牌格局已经形成了。
(1)表现为洋品牌阵营的分化如洋品牌中的三星和西门子的崛起，爱立信的衰弱。形成层次为:两大巨头(摩托罗拉、诺基亚)+二流品牌(西门子、三星)+其他品牌;
(2)表现为国产品牌阵营的分化如以TCL、波导、科健、厦新为代表的优势品牌脱颖而出。形成层次为:国产一流品牌(TCL、波导、科健)+国产二流品牌(厦新、康佳、东方通信、海尔)+其他品牌;多元化的品牌格局表明了各个手机品牌所面对的竞争都是全方位的，面对任何一个对手都不能忽视，也不能掉以轻心。品牌结构的分化同时也揭示了品牌分布的不稳定性，这也预示着对于任何国内手机厂商来说，只要战略对路，战术对头，在不断的市场洗牌过程中，完全可以从洋品牌中抢夺更大的市场份额。同样对于洋品牌而言也完全可能重夺江山，国内手机厂商的地位并不稳固。在最新的中国手机市场销量监测中，国产手机的销售额虽然占到了50%，但是这种实力更多的体现在销售方面的实力，它们所取得的市场份额更多的是靠营销手段和营销创新来完成的，从品牌忠诚和品牌预购情况来看，国产手机依然没有形成对抗洋手机的品牌影响力，因此，从总体上讲，国内品牌的手机生产厂商还没有完全形成对抗国外品牌的集团实力。虽然已经占据一定的市场份额，但是极大多数的国产手机所面对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品牌劣势、技术不足等等)，在不断的市场竞争过程中，仍然存在太多的变数。
3.2.2国产手机市场结构分析
(l)消费群体结构分析
据新生代调查，中国手机市场品牌消费群体结构分布的特点为:①第一阵营三大品牌基本覆盖所有群体②其他阵营诸品牌依靠细分致胜.可以看出:①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三大品牌由于产品线丰富，几乎覆盖了所有消费群体，并没有显现出明显的人口特征，这也是它们占据较大市场份额的主要原因。②TCL手机的消费群体具有明显的性别特征，女性比例高达相关。61.3%，尤其集中在年轻女性，这与其产品设计及明星广告策略密切
③爱立信、飞利浦、波导的使用者主要分布在中年男性区域，机在外观设计上普遍具有男性化特点。其中波导“手机中的战斗机”语更是强化了男性消费者的购买倾向。这些手的广告
④阿尔卡特和松下等手机品牌中的新秀，其目标消费群相应地集中在低龄段，且没有明显的性别差异。
(2)区域分布结构
新生代调查发现中国手机市场品牌区域分布的特点为:①国际品牌在一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等)占据较大优势;②国产品牌的竞争优势在二、三级城市表现得更为突出。以摩托罗拉和波导为例，两个品牌的交叉区域并不很多，波导明显采取了“退而求其次”的战略，主动向二级城市(诸如合肥、武汉、重庆等)发展。面对国际手机强大的品牌和在位优势，“农村包围城市”成为诸多国产品牌的突围策略。
(3)品牌忠诚度分析
手机是介于耐用消费品和快速消费品之间的中间产品，在中国市场上逐渐发展成为一种时尚消费品。由于手机的功能不断创新，造型不断变化，新品层出不穷，价格变化频繁，再加之电信网络的不断完善，消费者持有手机的更新速度要远远高于大多数耐用消费品，但又不像快速消费品那样频繁。表现在忠诚度上，手机的指数要低于其它耐用消费品，但又高于快速消费品。从总体来看，手机品牌忠诚度指数显现出以下现象:
①老牌劲旅风采依旧:同市场份额一样，诺基亚、三星、摩托罗拉仍然排在前三，并远远高于其它品牌。
②专业品牌优势明显:与专注生产通信产品的专业化品牌相比，由其它行业涉足手机生产的松下、海尔等品牌的忠诚度则有待提升。
③昔日英雄英姿不再:爱立信的衰落导致其品牌忠诚度只位居中游，并
有被部分国产品牌赶超的迹象。
④国产品牌略显逊色:国产品牌的增长速度已全面赶超国际品牌，但总体忠诚度还较低。缺乏核心技术优势，位居产业价值链的下游和低端国产品牌显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海尔的市场份额虽然较低，但忠诚度却高于其它国产品牌而处于第二梯队，这很大程度上是缘于其家电强势品牌的有效延伸。
3.2.3手机品牌消费理念已成形、消费行为趋于成熟
随着消费者对手机特性的日益熟悉，消费者的购物意识也在走向成熟，品牌作为一个企业的技术实力、产品质量、售后服务等众多因素的综合体现，为消费者在选择产品上提供了可信赖的依据和保障。消费者对产品的品牌、价格、质量、功能、外观、服务、广告宣传等不同反馈的情况可以看出，国内手机用户消费已经变得十分理性。他们对价格、外观、广告宣传等敏感指数已经降到很低的程度，分别为46.8、16.5和12.8，相对2004年而言，外观和价格敏感度有较大幅度下降。在品牌、质量、功能及服务方面，消费者依然最看重产品的质量，其敏感指数为76.6，产品的质量问题为大多数消费者所青睐。从相关的调研结果看，摩托罗拉、波导、海尔、和夏新等品牌产品质量深受消费者青睐，获取“用户满意质量奖”也并非意外。其次是功能和品牌，消费者敏感指数分别为62.3、60.4，消费者对功能和品牌的认可度已经基本相当
3.2.4手机行业发展已具备相当规模、相对成熟
中国手机市场的商机主要表现在市场规模，手机的需求量来自于新增加的手机用户和汰旧换新的需要，新增用户和换机率保证了市场的增长空间，主要以推出新机型及降价来刺激市场。随着服务商竞争的加剧，CDMA网络的不断完善，入网费、通话费相应的调整以及手机价格的不断下降，将极大的刺激消费者的潜在购买力，市场需求会大增。欧洲等国家的发展经历都表明移动通信普及率最终会超过固定电话。这几年来虽然我国移动电话用户增势强劲，移动用户数是世界第一，可是普及率依然很低，仅为14.95%，低于固定电话普及率30.22%，与世界其他通信发达国家的平均普及率50%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我国移动电话的普及还需要一段时间。需求特点的新变化，为手机生产厂家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和机会。这是中国移动通信继续增长的基础，未来市场潜力十分巨大。目前，我国移动通信网络的规模和用户总量均居世界第一，手机产量约占全球的1/3，己成为名副其实的手机生产大国。以2003年上半年的数字为例，我国累计生产手机(含GSM、GPRS和CDMA)219.67万部，销售手机8003.02万部，其中出口3686.69万部，国内市场销售4316.33万部。从生产情况看，上半年GSM、GPRS手机累计生产7183.72万部，增长50.1%，CDMA手机累计销售1035.95万部，增长344.9%;从销售情况看，GSM、GPRS手机累计销售7078.59万部，增长48.8%，CDMA手机累计销售924.43万部，增长341.2%;从出口情况看，GSM、GPRS手机累计出口3157.88万部，增长51.4%，CDMA手机累计出口528.81万部，增长503.7%。从总体发展态势看，手机市场供需两旺，
3.2.5手机品牌已具有一定的品牌资产价值
2002年一2003年度手机行业报告对目前手机市场现状进行了深度分析，结果表明:
(l)目前手机市场的整体竞争格局是手机市场品牌分布机构呈现出明显的三大层级:表现在品牌竞争力指标上，摩托罗拉(68.18)、诺基亚(57.59)和三星(41.13)共同占据第一阵营，遥遥领先于第四位的西门子(12.61);后者与TCL(10.72)、波导(7.16)组成了第二阵营;而更多的国产品牌，如海尔、康佳、夏新、科健等则跻身第三阵营。
(2)品牌成长指数清晰的反映出国产手机将成为未来中国手机市场的主力军，中国2003最具成长性的手机品牌前六位均为国产品牌，依次是:康佳(134.67)、TCL(127.53)、夏新(125.09)、波导(121.81)、海尔(121.47)、科健(113.72)。虽然国产手机在“核心技术”这个品牌发展的瓶颈上并没有得到突破性的进展，但是参考了韩国三星的经验(没有研发领域内的“核心技术”但手机品牌资产价值已经超过3万亿韩元)，可以看到我们国产手机的已经具有一定品牌资产价值。
3.3手机企业在品牌运作上的努力与尝试
中央电视台“2003年黄金时段广告招标会”上，熊猫以1.0889亿元夺得2003年央视广告标王;2002年的央视广告冠军TCL，以6660万元排名第二;夏新以近6000万元的筹码名列第三。夏新手机充分利用电视台的多频道、多时段构件了一个立体传播平台，有媒体报道，其每月在央视的广告投放都基本上维持在1000多万元;而波导更是以广告构筑业内超强“产品矩形”方阵，一年推出20余款新机型。据TCL移动通信策略部副部长刘文权在接受某媒体采访时指出，2003年TCL在央视A特段和世界杯广告的投放量达到了7000多万，加上在地方台投放的5000多万，排在手机类广告的第一位，另外在报纸上的投放量也有六七千万，也是排在第一。这些广告运作使得TCL手机在手机市场上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据国内某著名顾问的《中国手机市场新格局》报告显示，TCL集团2002年一季度销售约160万部手机，数量几近为2001年全年销售量，销售额突破30亿元，在当时国内手机市场排名第三。与此同时，手机企业的品牌传播策略上也走向成熟，从诺基亚的“科技以人为本”，到TCL为了打造“国产手机第一品牌”的国际化形象，斥巨资1000万元聘请“韩国第一美女”金喜善，并力邀国际级导演张艺谋担任广告片的拍摄。广告片还没有拍摄，TCL就已经通过媒体大造声势，将这一新闻热点传播出去。广告片在央视的黄金时段进行了投放，取得了很好的传播效果，TCL手机“中国手机形象”的传播语传遍全国。波导在品牌传播的初期，波导提出“手机中的战斗机”的传播口号，力地推出一系列的市场推广活动，利用2000年奥运会的传播良机，推出让奥运记者带上S0部波导手机奔赴悉尼的活动，让波导手机“信号好、接收好”的特点得到新闻印证和传播。
paringtoWesternEurope,therearesomeinstitutionalobstructswhenlabormarketsubstitutesforcommoditymarketinwhichsystemisdevelopedinMingandQingDynasties,whilethecostoffirmorganizationistoohigh.Itismoreefficientbymarketnetthanbyfirmorganizationthatthedivisionandspecializationisrealized.Itisthehighcostofimprovementofproductionimplementsthathinderthecapitalcontrollingdirectlyandmanagingtheproducingcourse.Thereisuniversalsignificancewithhistoricalrationalizationunderthephenomenonnotonlyinindividualindustryorindynastichistorythattheoperationsaretypicallyintheformofputting-outsysteminthespinningandweavingindustriesinMingandQingdynasties.
市场网络或企业组织：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的制度选择
提要：企业是否替代市场，是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与西欧经验相比，明清商品市场体系发达，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存在一些制度，企业组织的内生交易费用较高。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联结比通过企业组织安排要更具效率。生产工具与设备改良的高成本，阻碍了资本对生产过程的直接控制与管理。以散工制为典型的明清纺织业经营形式，不是个别行业与某一断代的现象，其历史合理性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意义。
关键词：市场网络，企业组织，交易费用，明清纺织业
一、企业替代市场：一种制度选择
企业替代市场，是制度经济学的核心命题之一。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专业化和劳动分工，进而引起交易费用的增加。这是指专业化和劳动分工的程度越高，从生产过程到消费过程的交换的次数也越多，从而交易费用上升。经济组织的变迁旨在降低这些交易费用，提高经济效益。在科斯（1994）看来，企业是一个交易场所，在其中市场机制受到抑制，转而由权威和指令来完成资源配置。也就是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市场中的交易成本越高，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
科斯命题得到不少学者的阐发和深化。张五常（1996）认为，企业替代市场，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因为一个企业组织的核心问题，实际上是对劳动力的雇佣、配置与管理。这有助于考察企业组织变迁中的交易费用，诺思（1994：230-231）也说，既然科层组织的纵向一体化意味着要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那么，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将是组织要素特别是劳动力市场的费用。企业在产品市场上减少了一系列交易，同时往往在要素市场上增加了另外一些交易。
另一些学者着重管理体系的特征进行了分析。钱德勒（1977：7；11）认为，当管理体系能够比市场机制更加有效地配置资源与产品，协调许多业务单位的活动，并减少交易费用时，近代企业就应运而生了。德姆塞茨（1999）从管理成本的角度提出了与科斯命题相对应的企业存在理由的命题：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管理成本越低，通过企业来组织资源的比较利益就越大。换言之，如果市场交易成本超过管理成本，企业就会替代市场来实现利润最大化。
除了通过替代市场降低交易费用外，企业组织[1]扩大的另一优势是单位商品的生产费用下降，效益增加，这是其规模经济所带来的。产品批量生产越多，单位产品所耗费的生产资料越少，成本下降。同时，正如阿尔奇安和德姆塞茨（1999）所指出的，团组生产的生产率带来了经济效益的增加。这一点马克思也曾作过论述[2]。
企业组织的优势是有代价的，也就是组织变迁过程中将产生形成新的交易费用，可称之为组织的内生费用。如果这种新的交易费用抵消了它所降低的原交易费用和生产费用，特别是所预期的或能带来的收益与效率不足以补偿这些费用，那么企业组织的优势就得不到发挥。这些新的交易费用主要是，组织中规则的遵从、考核与执行，团组生产中需要监督来减少逃避与欺骗行为，而且如诺思（1994：43）所指出的，专业化和分工程度越高，从最初生产到最终消费者的整个生产环节也就越多，考核费用也就越多。此外，厂房、设备等也将带来相应的费用。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各自的交易费用与比较优势，将决定制度选择。
市场的功能不仅能有效地配置资源，还能寻求有效率的专业化水平和分工水平，发现有效率的制度安排，促进企业组织的改善。考之中国传统社会，市场已发展到相当的程度，然而企业组织却并未随之发生较大改变。哪些环节存在障碍？为什么发达的中国传统市场不能催生出近代企业组织？这是一个国内外学界广为关注的重大课题，以往不少研究成果牵涉到与此相关的各种问题，尤以吴承明（1985）、方行等领导的资本主义萌芽研究、李伯重（2000）江南早期工业化研究最为突出，为进一步的探讨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和实证基础。
交易费用理论的要点与主要用途是，通过比较交易成本与管理成本的大小，得出组织选择的结论（德姆塞茨1999）。这也是本文的基本出发点。本文以明清纺织业为重点，主要考察通过市场网络联结与通过企业组织两种形式，在交易成本与效率方面有哪些差异，并通过与西欧中世纪及近代初期特别是英国经验的比较，在较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对这种制度选择进行分析，不局限于纺织业与市场本身，而是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中探索其深层原因与演进源流。
二、企业组织的成长历程与产业经营形式
从历史实证看，企业组织的形成，一是商人资本在向生产领域逐渐渗透的过程形成的，二是商人、农场主、庄园主直接投资工业，都可能形成纵向一体化的组织，三是小生产者成功地扩大规模，雇佣工资劳动者，自己专事劳动的控制管理与产品销售。第三种情形本文从略。第二种情形，在传统中国与西欧中世纪，因主导性经济组织的差异而呈现不同的历史状貌。西欧中世纪的庄园是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组织，具有较强的生产、交换与消费功能，个体农奴家庭对庄园的依附性较强[4]，新型企业可能由庄园主蜕变而来。既然庄园主在种植商品性作物出售方面具有优势，既然领主会开设市场吸引商人，他同样可以利用自己的土地、劳动力集中的优势，直接从事商品生产或工业制造[5]。在中国，地主承担的生产组织功能越来越弱化，租佃制下个体小农独立经营则越来越成熟（龙登高1992b），明清时的押租制、永佃制强化了这些趋势。经营地主虽然存在，但始终都是次要的形态。地主兼商人直接建立的企业组织同样影响有限，明清时主要在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农产品加工业等领域中出现（吴承明1985）。
我们重点考察一下商人资本向生产领域渗透进而形成企业组织的情形。随着市场的扩大，商品的制造与消费在空间上和时间上的矛盾加剧，对于商品生产者而言，作为生产时间扣除的商品销售时间，作为劳动资料扣除的商品流通费用，都逐渐增多，也就是其交易费用提高。联结产地与市场、联结生产者与消费者的距离增加，链条拉长，环节增加，商人资本在其中的作用增强，逐渐向生产领域渗透。
在市场预期收益的促动下，商人向小生产者预付生产成本，进而为了保证商品质量与数量，商人向生产者提供原料，委托加工，包买产品。商人通过原料与成品两个环节，进行产品质量监督，也进行必要的加工、包装等环节，实际上开始涉入生产管理。进而提供生产设备，往往是生产者为偿还债务等原因而将设备抵押给商人，或者是商人提供更具效能的设备——设备越复杂或越昂贵，资本家的控制就更快和更完全。此时资本几乎支配了生产领域，但工业制造还是处于分散状态。至此大体相当于分料到户制，或吴承明(1996)所译之“散工制”（putting-outsystem），都是依托商品市场建立相应的组织体系，但还不是依托劳动市场。此时商人资本也已兼有产业资本的要素。最后，制造者被集中到商人开设的厂房之中，这就是手工工场。当设备由机器构成时，手工工场就成为现代工厂。
中国存在这一现象，却很难看到一个完整的历史进程。宋代出现了商人预付资本包买产品的现象（龙登高1997：余论），明清时发料收货的包买主逐渐增多，清代中期被称作帐房的包买商在江南大中城市的丝织业中达到全盛，支配了当地的丝织业生产。有的帐房自设机督织，形成手工工场（范金民1995：220-223）。在其他工业中也有类似情形，如江南棉纺织业中，商人建立的布号，通过“包头”（坊主）控制着众多的小型染坊和踹坊的生产，经营市场广阔的青蓝布营销（徐新吾1992：55）。布号进行严格的质量控制，形成自己的品牌，如益美号在200年间畅销不衰，独立小生产者按照布号制定的产品质量标准进行生产，可以说被置入一个大商业组织影响之下的生产单位（李伯重2000：82）。
分料到户制，在英国的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因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扩张而发展。它以生产任务的不断分离为特征，迫使制造者扩大生产，改善生产方法，进而商人组织管理生产。16世纪，呢绒商安装几架织机雇佣短工来织，或者出租织机，无数小工匠面临惨重的竞争。亚当·斯密时代，拥有三四百人的以水力为动力的工厂，英国约有二三十座（MarkBlaug,1985：37）。数量虽然远远比不上小企业之众，但16世纪的英国毛纺织业向几个富有的呢绒商手里集中，对传统的手工业组织形成了威胁，都铎王朝议会因而下令禁止商人的这类行为，以免传统小生产被其吞没或毁灭。大呢绒商约翰·温奇库姆经营的企业中，织工、学徒、梳毛工、运转卷线杆和纺车、拣选羊毛、剪毛工人、整饰工、漂洗坊、染坊等，通常各有工人200名，少则数十名，共计达1200多名。这个数字显然太夸大了，但可靠的是，约翰·温奇库姆的企业，在组织形式与通常的工业形式不同。至工业革命前18世纪前期的英国，各种工业已高度集中起来。
从分料到户制向企业组织的变迁，在诺思（1994：第12章）看来是一个自然演化的过程。分料到户制实际上是一种“原始企业”。商人业主试图在制造过程中的每一环节中保持稳定的质量标准。实施质量管理所需成本的费用，在整个制造过程中保持对原料的所有权以考核质量，低于在生产过程的连续阶段中简单买卖所需成本。中心车间实际上更进一步，是更大的质量管理，而能在整个生产过程中直接监控质量是工厂体制发展的前兆。这也是为什么不简单地用一系列市场交易而用一个中心制造商来雇佣劳动的原因。
然而，另一方面，对于商人而言，工业不过是一种商业形式而已。他们只考虑买卖差价，为了增加差价，他们利用个体工匠面临的资金不足与产销脱节的困难，控制原料，继而控制设备，乃至工业厂房。他们是以商人的资格来掌管整个生产的。如果不需要控制原料、设备、厂房就可以节省费用并获得更大的收益，或者这种控制同时带来成本与风险，他们就不需要这样做。实际上，无论是散工制下的市场网络联结，还是企业组织，都是一种产业组织形式，是基于交易费用与效率比较之下的制度选择。
企业组织变迁过程中内生交易费用的产生，主要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交易费用的变化，也就是企业科层组织的管理成本与市场交易费用之比较；二是生产资料的集聚尤其是设备、厂房等固定资产的生产费用与效率之比。三是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与通过企业组织的区别。
三、劳动市场的交易费用：企业组织的管理成本
既然企业组织的形成过程就是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过程，那么企业组织与劳动市场的发育程度等紧密相关。这一过程中所产生的内生交易费用主要是，劳动力的获取与配置，劳动力的技能训练，劳动力的管理，如组织内规则的遵从、考核、执行与监督等，当然还有劳动力的工资。如果要素市场发育不完善，那么，以要素市场替代产品市场的企业预期就低，而劳动力的管理成本则较高，企业组织的交易费用高。早期劳动力市场，还与经济组织中劳动者的状况、雇佣劳动力的来源等相关。
西欧中世纪的自由劳动力，最初来自庄园中分溢出来的人口。自走出庄园之时，大体就切断了与土地相联系的脐带。因为农奴个体家庭经营较强地依附于庄园主，一旦脱离庄园，他们难以自我重建独立的农业经营，除了进入工商业外几乎别无出路，这是劳动力市场发育的重要原因。在英国，更有利的条件是16-18世纪的圈地运动，凡进行了圈地成立了大规模牧场之处，需要的劳动力大大减少。出卖了土地的自耕农和没有工作的雇工都只能离开乡村，涌向工业与城市。通常认为，到18世纪中叶，自耕农已大体消灭。在机器竞争尚未最后摧毁家庭工业之前，劳动力的集中就在进行着，劳动力市场渐趋发育。
中国的主体劳动者自耕农、半自耕农，与西欧的主体劳动者相比，具有更有效的产权制度支撑。中国的个体小农经营，不仅具有独立性，而且当其再生产过程中断后，比较容易恢复，或易地重建。因此，劳动力与农业的脐带难以割断，在工商业中被雇佣的劳动力始终与土地或农业有所关联。另一方面，个体小农家庭通常都卷入工商业，或作为副业以补农耕之不足，或成为工商业专业户独立经营。
进入企业的工人大体有三种类型。第一种拥有土地或农业作为基本的生存保障，进入企业就像当作副业一样以寻求更多的收入，他会根据收入的多少与农活的季节随时退出企业。第二种是从事手工业时缺乏生产商品的物质资料，把劳动力卖给企业主，他希望而且有可能接受企业主的生产资料，以独立生产的方式为企业主工作。这就是散工制下的工匠，有点类似租佃制的个体小农。第三种是工人的劳动力如果不出卖给企业主，就得不到利用，就会无以维生。明清中国的劳动力市场中，尤其是熟练工匠，基本上属于前两种，第三种即一无所有的自由劳动力很少。这些劳动力，或者拥有土地作为最低生活的保障，或者具有独立经营的强烈意愿与市场机会。企业主雇佣工人与管理，对工人的行为约束的考核与监督，将需要付出较高的成本。明清江南地区，外来劳工难以约束，滋生事端，常见于记载。
诺思（1994：190）分析考核费用时，还专门考察了在缺乏有效的意识形态约束时，约束行为和考核费用就会非常之高，致使新的组织形式无法生存。这也就制度经济学所强调的习俗与惯例的影响，中国的个体小农家庭独立经营的制度具有悠久的历史，意识形态积淀在深厚的社会土壤之中，独立经营的价值取向很浓，这也影响到劳动力市场的发育。邱澎生（2001）论述明清时政府法律、工作伦理的限制使商人雇用工人同聚一处生产具有较大风险，可以反映劳动力组织与管理的成本之高。
雇佣劳动力的报酬是企业管理成本的重要内容，企业主是否能以很低的工资获得廉价劳动力呢？在个体家庭中，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即使递减至极低的水平，劳动者仍愿意追加劳动，几乎可以不计成本。但在企业主而言则不同，他必须按劳动时间平均支付报酬，工人多工作一小时，就得支付一小时的工资，企业主不可能以边际递减来支付工资。因此企业主不可能低成本地获得家庭作坊中廉价的近乎无限供给的劳动。另一方面，任何企业主当然希望雇佣熟练工人，熟练工人进入企业，劳动力的价值只能按简单劳动来支付报酬，因而所获工资将被大大低估。马克思指出，在工场手工业中，由于职能的简化，工人的技能等学习费用比独立手工业者要低，劳动力的价值就降低了（马克思1975：388-389）。因此熟练工人被雇佣到工场里，不可能得到期望的或应得的工资，因为企业主只是利用其单一技能，他在其他方面的技能、知识、特长都没有用武之地了。劳动力的价值被降低，工资必然也不高。因此熟练工匠不如在自己的家庭作坊中，劳动力价值会得到充分的释放，总体收益通常也会高一些。李伯重（2000：第十章）对江南的考察说明了这一点，江南劳动力素质较高，能够独立经营小作坊，而不必依赖更大的组织直接管理生产活动。
可见，作为要素市场的劳动市场发育滞缓，使企业组织通过劳动市场替代商品市场过程中发生的交易费用较高，是否足以抵消规模经营所带来的收益，留待本文第五部分分析。我们再来看一看企业组织的生产费用。
四、生产工具与设备的制约：生产费用与效益
资本的集中、生产的集中随着生产设备的复杂程度而加强，个体小手工业者只能适应简单工具，复杂的、大型的、或昂贵的工具必然促进资本对生产资料控制的深入，对生产过程控制的强化。英国工业革命的发生过程就是充分的证明。无论在西欧还是在中国，重工业、采矿业等更多是由商人直接投资与管理，而轻工业中最常见的则是个体工匠的小作坊。明清中国还可以找到其他实例。在需要大型设备的领域，如苏州的踹布业，在特殊形态下形成了集体劳动。而棉纺织业中商人资本投资设备出租的“放机”现象，到20世纪有了机制织纱后才出现。生产资料的大型化有助于商人资本直接投入生产，扩大企业组织，但这种现象在明清中国尤为稀见，关键的原因就是大型设备与厂房的费用太高。
关于这一点，李伯重（2000）对江南企业组织的考察富有说服力。企业规模的扩大，首先决定于生产设备规模。在英国，以水力为动力的主导生产设备是企业规模扩大的关键。江南的水力、畜力资源贫乏，畜力成本很高。如在榨油业中，油碾越大，油坊的规模也越大，经济效益也越佳，但因饲养牛用作畜力的成本太高，油坊的规模受到限制。其次，劳动场所是扩大企业规模的另一关键。江南砖瓦石料、木材紧缺，大型房屋的造价十分昂贵，企业规模扩大受到严重阻碍[7]。
再来看技术革命。单纯的技术发明不一定能带来技术革命，它需要特定的外部条件与之配合，需要制度创新为技术创新与推广铺路。对于技术革新与设施引进，个体生产者通常是排斥的，因为可能需要额外的支出，或者将危及其生产独立性（HansMedick，1981）。行会也不欢迎，因为它会改变既有的产业秩序。17世纪丝带织机在荷兰迟迟得不到采用，手摇织袜机从英国引入伦巴第也未能成功，它们在英国则得到开发（多梅尼科·塞拉1988）。这些相对于中国一些发明来说要幸运得多。元代出现的伟大发明水转大纺车至明清销声匿迹（李伯重1985）。清初戴梓发明的火器“连珠铳”，一次可填发28发子弹，又造出蟠肠枪和威远将军炮，但以“骑射乃满洲根本”的清王朝，忌惮削弱八旗军的传统与优势，不予采用，还将他发配充军。这是技术发明受到制度制约而窒息的典型事例。在形成了路径依赖的行业，某一环节的技术发明，因为它的使用会引起整个产业体系其他环节的相应变化，也就是说必须改变整个产业系统才能使技术发明得到广泛的应用。英国棉纺业直到17世纪才自印度传入，毛织业这一传统工业则历史悠久得多，但工业革命发生在棉纺织业。保尔·芒图（1983）分析道，一个没有传统的新工业，未被墨守陈规的传统所束缚，它处在那些阻止或延缓技术进步的法规之外，它好像是一种对发明和各种创举开放的试验场地。毛纺织业则太保守了，受到特权的保护，所以不能通过技术革新来自行完成自己的变革。也就是说路径依赖阻碍了英国毛纺织业技术创新。明清中国的纺织业从生产到市场都已形成成熟的体系，因此如水转大纺车之类技术革新不仅未能带动整个产业体系的变化，相反自身要受到这个产业体系的制约。如果说英国毛纺织业受到特权的保护，是否可以说，明清的丝棉纺织业受到市场结构与家庭经营形式的“保护”而阻碍了技术革新呢？对此我们暂且提出假设而不予展开论述，但有一点是肯定的，现代社会看得更清楚，没有市场需求尤其是厂商需求的刺激，技术创新从发明到推广应用就会缺乏原生动力。像英国马修·博尔顿那样的厂商，敢于负担瓦特的发明及其应用的费用，在中国找不到其踪影。
尽管中国技术创新迟滞的原因十分复杂，本文无法深入展开，但这一现象却是长期存在的，而技术创新的迟滞、生产工具的轻巧简单，使个体小生产的手工业如鱼得水，却使资本控制生产资料的进程停滞不前，企业组织因小规模的设备、厂房等的限制而未能扩大。看来，当市场已经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当商人资本已经渗入生产领域形成散工制等组织形式，却未能向前推进，控制生产工具，关键的原因还是设备、技术没有足够改进，使得企业替代市场缺乏强大的推动。
五、分工与专业化的实现：通过市场网络还是企业组织
分工与专业化通过市场来实现，也可转而通过组织来安排，在利润与收益既定的条件下，制度选择视各自的交易费用而定。分工与专业化的不同实现途径，与分工的类别与特征相关。斯卡尔培克、马克思将分工划为三种：一般分工、特殊分工、个别分工（马克思1975：389-394）。个别分工就是组织内部的分工，前两种分工都属于社会分工。在社会分工中，每个人所生产的只是一种中间产品。使这些独立劳动发生联系的，是各自的产品都作为商品而存在[8]。在工场分工中，局部工人不生产商品。社会内部的分工以不同劳动部门的买卖为媒介，工场内各局部劳动之间的联系，以不同的劳动力出卖给同一个资本家，而这个资本家把它们作为一个结合劳动力来使用为媒介。工场分工以生产资料积聚在一个资本家手中为前提；社会分工则以生产资料分散在许多互不依赖的商品生产者中间为前提。工场分工以资本家对人的绝对权威为前提，人只是资本家所占有的总机构的部分；社会分工则使独立的商品生产者互相对立，只承认市场竞争的权威。社会内部的分工与工场内部的分工，不仅有程度上的差别而且有本质的不同。
社会分工的实现通过商品市场，组织内分工的实现通过要素市场，在不同的市场体系之下，各自的交易费用不同。传统中国与中世纪西欧，在市场结构与体系特征上存在一定的差异（龙登高1992a）。中国传统市场自宋以来形成了等级体系，这是基于个体小生产者市场主体行为特征的市场结构，也与行政等级体系相辅相成。细密的网络，将分散的细小的个体小生产者卷入市场体系之中，并通过有效的价格传递，组织各地的商品集中与分销。在这种市场体系中的商品，由于小农与小生产者的低生产成本，以及市场体系本身有效地传递价格信号、运输成本的低廉，商品总的成本较低。
与中国相比，西欧中世纪市场网络没有那么细密，通过各地每年一个月的市集，各庄园之间，以行会来组织的工商业城市之间，大规模的商品流通引人注目。个体农户与市场的联系没有那么密切，但与市场相关联的生产组织中的分工却要发达一些。这种差异似乎可验证杨小凯的命题[9]，西欧没有形成传统中国的市场等级体系，可以说是“多中心层系”，商品市场的效率要低一些。英国的道路状况较差，交通运输成本较高，通信和运输费用的昂贵阻碍着交易。安女王时期，英国市场虽然优于法国和德国，但市场体系也不够完善，分为许多彼此孤立的地区性市场。除伦敦外，没有一个城市同王国其余各地保持着经常的交易关系；至于乡村的贸易范围，很少超过邻近城市之外[10]。由于商品市场的交易成本较高，而劳动力市场具有一定的潜力，于是商人力图利用要素市场的优势，通过企业组织及扩大规模，可望降低或抵消市场交易费用。[11]
在明清中国，我们确乎可以清楚地看到，在市场发达的地区和行业中，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商品市场来实现，也就是社会分工较发达，甚至一些可以在企业组织内完成的分工也由更具效率的社会分工在市场体系中完成。从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成果中我们看到，在市场欠发达、劳动分工较少的行业与地区，如远离商品市场的采矿业、伐木业、池盐海盐业、航运业等，以及农产品加工业，出现较多的商人雇主制即商人雇工生产的企业组织。相反，在劳动分工较细致的工业中，往往通过商品市场来建立工业运转体系，如丝织业与陶瓷业，最为典型的就是江南丝织业中的包买商。
清代江南丝织业已经形成一个复杂的组织体系，账房把丝织的每一个工序都组织起来，支配着机户，也支配着染坊、掉经娘、络纬工、牵经接头工等，形成一个庞大的工业体系（吴承明1985：379）。这是通过发料收货这一基本形式实现的，每一个环节都通过商品市场联系起来，这个组织体系主要依托发达的市场关系。散工制的组织形式，通过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交易成本[12]，成功地实现了成本外部化和收益内部化。如果要以企业组织来替代这些市场关系，必然要以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那么其交易费用之大可以想见。
景德镇和广东石湾的陶瓷业中的许多工种，都专业化为独立的行、店，窑户中的一行只生产一类产品。这种专业化，一方面可提高技术和效率，另一方面也使得生产单位分散细小。吴承明（1985：27）指出，工场手工业的劳动分工，明清时期不能和欧洲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情形相比。这其中有一种情况是，由于场外分工发达，场内分工反而简化。陶瓷业因过分专业化，窑、作、行、店林立，互为分工协作关系，其工场手工业的规模反而十分可怜。
马克思（1975：379-389）还把工场手工业分为两种基本形式：结合的工场、有机的工场。前者适合的行业是，由多种独立部件组成，最终产品就是把这些独立部件装配起来，如钟表制作。这些行业中，局部劳动本身可以作为彼此独立的手工业进行，局部工人在同一工场中的结合是偶然的，只有例外的情形下才有利。因为在家里劳动的工人之间的竞争十分激烈，生产分为性质不同的过程，人们不大可能使用共同的劳动资料；而且在分散生产的情况下，资本家可节省厂房等费用[13]。真正的技术的统一只有在转化为机器生产时才能产生。
有机的工场，则常常出现于这样的行业：制品要顺序地经过一系列的阶段过程，典型的行业如制针、制瓶、玻璃制造等。如果把原来分散的手工业结合起来，就缩短了制品的各个特殊生产阶段之间的空间联系，减少了阶段转移过程中的时间耗费与劳动耗费。不同的阶段过程由时间上的顺序进行变成了空间上的并存，形成了连续性、划一性、规则性、秩序性。
尽管实际区分起来颇具困难，但马克思的分析逻辑上是有道理的，而且他论证了结合的工场所具有的偶然性。不过，在明清中国我们看到的情形是，不仅结合的工场罕见于世，而且本来适合形成有机的工场的行业，仍是散工制主导，或者由商品市场关系主导。制瓷与制针、制瓶、制玻璃很相似，然而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反而分成专业化很强的各种工序与行店。纺织业多少也应属于这一类时序连续性的行业，而与部件汇总的钟表业区别更大，也没有形成有机的工场。这进一步论证了我们的观点，与西欧相比，传统中国的分工与专业化更多地通过市场来实现，要素市场替代商品市场的企业组织的发展滞缓。正如杨小凯（1999：411-412）的数理分析所示，最终产品生产和中间产品生产的分工，以及交换某种中间产品的交易效率低于受雇生产该中间产品的劳动交易，是企业产生的必要且充分的条件。这一条件在传统中国尚未出现。
由于商品市场的发达，与前述劳动力市场的滞后，从市场购买中间产品与制成品，较之于购买生产要素，能够更充分地利用和实现分工与专业化及其具有的优势。
六、余论
以上所论，在清代苏州等地的踹布作坊形态中得到充分的体现。踹坊需要使用大型的工具设备，因而形成了二三十人规模的集体劳动。但这种企业组织比较特殊。踹坊由包头投资固定资产开设，踹匠由包头管理，但踹匠工资即可变资本，由商人（布号）计件支付，包头每人每月抽取三钱六分。[14]包头相当于布号，但同时踹坊具有一定的独立性，二者之间有矛盾，时有诉讼。为什么布号商人不直接投资于踹坊生产？主要是为了减少组织管理工人生产的成本，因为踹匠都是外来游民，凶悍之辈，并且抱成一团，很难约束，即使本地的豪强包头也不易驾驭，外来的商人将付出更大的管理成本。为什么包头踹坊不完全独立地经营，建立纵向一体化的组织呢？如果踹坊主自己收购布匹，加工后自己发售，那么其经营成本将很高，而且难以抵御市场风险，而布商已经建立营销网络。因此，在这里，布商、踹坊主、踹匠三者之间，主要通过市场关系建立了这种独特的棉布加工与销售体系，布商与踹坊主之间的委托关系实际上通过商品买卖来维系，布商与踹匠之间的雇佣关系也因包头的中介而转变成通过市场的某种委托关系，踹坊主与踹匠之间只存在组织与管理关系，雇佣色彩较弱。通过这种复杂的关系，尤其是通过发达的市场，替代了劳动组织。劳动组织的高成本，由商人与作坊主分担。这种产业经营组织体系，形成并建基于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之上，长期而稳定的契约关系能有效地降低交易成本（德姆塞茨1999），也表明这种组织体系的成熟性与合理性。
本文所论，在明清企业组织的趋势性发展中得到了映证。丝织业在明后期已出现工场手工业的雏型，到市场更成熟的清中叶反而基本消失；它被较完备的包买商形式所代替了（吴承明1985：26）。在最发达的江南，工业企业形式一直以独立经营的小手工操作的作坊为主，它是江南企业发展的最佳组织形式，规模较大的作坊或手工工场，不仅数量不多，而且还有减少的趋势（李伯重2000，第十章）。这种趋势还延续到近代，一些实例也可资佐证。19世纪中后期杭州的蒋廷桂，由于经营有方，绸机增至10台，雇了学徒帮工。但他不再增添机只，而是充当包买商向小机户放料收货，到光绪初年，他的蒋广昌绸庄支配的织机已达300台。后来他从日本购置铁制绸机，建立织绸工厂。同时仍充当包买商（胡慎康，1985）。这个故事耐人寻味。蒋氏作坊的规模达到10台织机后，并没有继续扩大规模后，而是充当包买商，这显然是包买商能带来更多的利润，高于机户规模经济的效益。作坊规模经济的效益直到先进机器的引入才得到发挥，即便此时，企业组织的利润也还不足以排斥包买商体系下的个体机户经营。
农业企业的特征与工业企业组织类似，命运也相似，与工业、农业组织形成对照，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则引人注目，尤其如一些晋商、徽商建立了全国范围的庞大组织网络（张正明1995；张海鹏1995），在许多行业中，商业企业将各种手工作坊联结而成有机的体系。这是因为市场体系与分工特征适合商业企业组织的发展。例如，对它影响最大的是商品市场而不是劳动市场；产品质量考核只需把握成品环节而无需进入生产过程；社会内分工与分散化生产给它提供了更多的商业机会与更大的舞台；它对大型厂房与设备的要求较少，仓储或库房可以通过加快流通速度来缓解；而规模经济的效益，它可以通过扩大营销数量在庞大的市场中充分实现。
如果说企业组织的发展存在各种制度，那么，个体手工业独立经营则在市场体系中如鱼得水，富有生命力。家庭企业中，劳动不存在考核费用，要素市场的滞后不会对它产生影响；轻巧简单的设备，个体家庭得心应手，并以熟练的技术、不计成本的劳动耗费增强效率；细密的市场网络，使家庭工业能够依托社会分工与专业化而获益，并弥补家庭内分工与专业化的缺陷。凡此都与科层企业组织的命运形成对照。种种迹象表明，与扩大的企业组织形式相比，个体家庭经营在中国传统市场体系中具有很强的生命力与制度合理性。纺织业等主要行业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路径依赖与历史惯性，如果缺乏必要的刺激，这种局面很难改变，传统时代的这种突破尤其如此。
散工制所反映的产业经营组织形式，不是棉布、丝织业独有的现象，其他行业与部门中也不乏其例；它以江南为典型，其他区域也广泛存在；它以明清时期为突出，但溯其源可直追宋元，顺其流在近代仍具有强烈的趋势性表现。因此，它不是偶然的现象，而具有普遍性意义，并足以反映传统中国产业经营组织形式的本质特征，本文从传统经济与社会结构的分析也是为了强化这一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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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营销理念是指企业经营行为，策划市场营销的基本思想出发点，也就是企业的宣传哲学。它是一种方法，一种理念，或者是企业的思维方式，它是以市场或者说以消费者为中心需求的一种指导思想。实现市场营销理念的核心在于准确对市场需求的判断和定位，并比竞争对手更准确、更有效的表达自我优势和对市场需求的最大化满足的信息。
二、市场营销在企业经营管理的重要性
市场营销是一项系统工程，它贯穿于企业经营活动的始终，无论你是买方还是卖房，只要参与经营活动，都属于营销行为。营销的成功与否直接决定企业的生存，市场需要是营销的起点，满足市场需求则是它的目的。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今天，如何引导消费者，创造出新的需求来吸引消费者的眼球，从而达到消费行为的产生，这种引导消费的理念是市场营销的高级模式。所以市场营销是企业以消费者需求为出发点，以经营手段为途径，为消费者提供满足和服务从而实现利益的过程。市场营销活动的发展和我们的生活发展息息相关，一个时代的信息化水平决定了这个时代的市场营销发展水平。随着消费者需求的日益增多，市场营销行为也会快速发展以适应消费者的需求。市场营销学是一门实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涉及到市场经营的各个环节，市场营销学适用于所有具有商业目的的企业，只要对市场需求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合理的分析预判，把握消费者心态，市场的蛋糕一定会掌控在自己手中，企业的发展也会有长远的保证。
三、新型营销四种模式
1.服务营销：它是企业在掌握消费者需求的前提下，增加消费者满足程度而进行的一系列经营活动。服务作为一个重要的营销要素，真正走进人们的眼球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这个时期学科和社会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企业产业的拓展和生产专业化水平的提高，促使服务比重在产品营销过程中的比率大幅度增加。另外，随着社会进步，物质极大丰富，市场有原先的卖方市场转变成买方市场，消费者的收入、消费需求、和消费理念的进一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也想多元化发展。
2.网络营销：是指利用互联网、移动互联网平台，利用信息技术与软件策略，满足企业与客户之间交换概念、产品、服务的过程。通过在线行为，宣传、创造、传递消费者信息，并对消费者进行管理，以达到经营目的的新型营销活动。
3.概念营销：指企业将市场需求趋势转化为产品项目开发的同时，利用说服与促销，提供近期的消费走向及其相应的产品信息，引起消费者关注与认同，并唤起消费者对新产品期待的一种营销观念或策略。
4.整合营销：是一种对各种营销工具和手段的系统化结合，根据环境进行即时性的动态修正，以使交换双方在交互中实现价值增值的营销理念与方法。整合就是把各个独立地营销综合成一个整体，以产生协同效应。这些独立的营销工作包括广告、直接营销、销售的促进、人员推销、包装、事件、赞助和客户的服务等。战略性地审视整合营销体系、行业、产品及客户，从而制定出有关符合企业实际情况的整合营销策略。包括旅游策划营销、事件营销等相关的门类。新型市场营销与传统市场营销之间比较，新型市场营销是消费观念导向，以消费者为中心，把市场看成生产过程起点，企业的职责着重进行市场调查，了解顾客的实际需要，从而生产提供适销对路的产品。传统市场是生产观念导向，以生产为中心，把市场作为生产过程的终点，企业的职责就是直接将产品推入市场。新型市场经济模式的创新性使得原来只注重眼前效益的传统营销模式受到冲击，同时也为企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
四、新型营销管理模式
在企业经营管理中的应用新型市场营销模式经过不断的实践总结及发展演变，已受到广泛的认可和重视。根据其特性和规律，制定市场操作规范，完善运营机制，重点围绕发挥企业自身优势，激发营销队伍的创造性来开展科学营销，牢固树立市场决定一切的经营观念。由此看来，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应该把如何创新经济条件下的企业市场营销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结合现代企业运行状况，新型营销管理模式的融入与运用从以下几方面体现。
1.按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要求，让客户得到方便、快捷、满意的服务。通过改善服务，大力开拓了市场，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主要着重从产品研发方面、营销管理方面、生产制造系统等方面进行调整，抓好营销策划，提升企业的营销策划能力。抓好市场营销策划，根据企业发展战略进行营销政策、营销策略的制定和实施，研究企业的产品市场定位、价格定位，有计划有针对性的策划和实施。
1.1围绕市场步伐，满足顾客要求，把有效的技术资源配置转移到能给企业增加利润的环节，适当的时候要研发出一些具有优势又能满足顾客要求的产品，使企业在国际市场占有领先水平，同时又能够满足不同层次用户需求的产品。
1.2不同阶段要对内部管理进行完善与调整，打好管理的基础。将营销系统专业管理上的水平，作为企业的重中之重来稳步推进。要有意识的完善营销激励机制，还要培育高素质的营销队伍。为营销骨干提供施展与发展的平台，打造出一个强大的营销团体。
1.3以满足顾客要求，让顾客满意为目标，合理配置企业内部资源，合理利用社会资源，不断提升企业快速应变市场的能力；严格内部管理，简化、优化管理流程，提高管理效率，用最小的成本高质量的产品、不断增强企业赢利能力。
2.提高企业服务水平，加强服务管理。加强营销服务监督和协调。按标准化、规范化的服务要求，让客户得到方便、快捷、满意的服务。通过改善服务，大力开拓了市场，取得了明显的经济效益，树立了良好的企业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