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4-26 20:59:24
序论：在您撰写乡村治理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层社会。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期,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乡村关系治理的现实实践中,乡村关系到却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其中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乡村关系失范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行政管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将公共选择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市场制度中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即经济人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分析了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组织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公益心,相反他们的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假定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既适用于政府部门组织也适用于非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
乡村关系失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具体说主要集中在对村委会人事权、财政权以及农民生产经营自的非法干预上,体现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之中;二是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和“过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下属办事机构或一级“准政权组织”,后者指村委会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
从乡村关系失范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两个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公共管理组织都力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自身权益影响或扩展到对方。当然,在追求自身组织利益而努力去影响或限制它组织利益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中的人,是受到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从而造成乡村关系失范。
二、乡村关系失范的影响因素
公共选择是相对于市场选择而言,一般来说,在市场选择中当市场机制不健全或市场还未成熟时,经济人就会在市场缺陷中寻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机,而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利。同理,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也给公共组织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机。
(一)压力体制下乡镇政府强权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乡村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我国权力运作体制中的最末环节。长期以来我国权力运作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压力型体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级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赶超指标,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绩效评价体系。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任务最终要靠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也迫使乡镇领导和乡镇干部想方设法去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食种植,税款征收等。为此,乡镇利用对村干部的去留决定权和工资报酬权将指标再度分解分配给村民自治组织特别是村委会,并利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执行,这就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大大缩小,从而使乡政府与其的角色关系扭曲。
(二)乡村治理法制建设存在缺陷
实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论上说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导与合作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关系的规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对“指导、支持和帮助”的范围给以合理确定,也没有对村民自治的领域给以明确表述,这在客观上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空隙过大。乡镇政府拥有比村民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再加乡镇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衡。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空间,他们能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间去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
(三)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
村委会作为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是经过村民授权来控制与管理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村民利益并通过为村民服务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实际中村委会又承担了乡政府分配给某些行政职能。这样,村委会便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贯彻上级方针政策,代表乡镇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属于自治范围内的工作,分别体现乡镇意志与村民意志。虽然在人民的国家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向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村委会去强制执行,同时,乡镇政府自身利益的也会搭上制度化转型的便车进行扩张。双重角色必然产生双重对策,一方面村委会顺从乡镇政权,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机构执行命令或进一步搭便车“自我扩张”,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行游说、消磨甚至抵制,村级反控制力量的成长使乡村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三、对乡村关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从而将政府的一些职能释放给市场和社会。从总体上看,乡村关系失范主要在于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治理的关键在于乡村双方的良性互动:
(一)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
要实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良性互动,首先要确立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是无直接隶属关系的平等法人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乡镇与村集体的利益边界和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的,现行的法律只是设计较为宽限的法律框架,并没有程序性规定。要明确乡镇与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职责权限,一是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乡政村治原则精神,各级人大制定关于乡政村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实体性法规,明确划分乡镇和村的利益边界及管理权限,哪些事项需要乡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哪能些事项需要村委会“协助工作”。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乡镇政府得以顺利贯彻,村民利益通过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实现。这样乡镇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认可拥护,违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绝,同时村委会的双重角色大体平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上有机衔接起来。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务型乡镇政权组织
改变政府形象,规范政府作为,首先要在体制上解放乡镇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压力型政治体系,使乡镇从繁重的数字化指标任务中解脱出来。再造政府基层组织体系方面不是继续精简,因为现有框架下精简已经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绩效而不是裁减人员,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让乡镇只有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灾、优抚等。乡镇政府不应该对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也不应该对自身财政负责,更不应有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行为,乡镇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民间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务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领域,提高服务能力。
(三)培育自治组织,增强村委会自治能力
民间自治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重要桥梁。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同时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强有力的制约,适应了农民丰富多彩的社会需要,民间自治组织大量成长,政府就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组织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从利益行为。因此国家应从体制上消除对民间组织不合理限制,使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农村民间自治组织有宽松的成长发育环境,如村委会、各种农民协会、养殖协会等。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实施规范管理的新体制,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关系。村委会作为村民法定的自治组织,在村务管理方面更应担负起责任,只要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对村庄重大事项具体负责实施并自觉接受村民监督,加强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村庄“自主性”,这样才能理顺村庄和乡镇政府关系。
(四)提高乡村人员素质,实现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
在处理乡村关系过程中,人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乡村关系不协调很大程度上同乡村干部素质低下,农民觉悟不高有关。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人治观念、,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觉悟不高,缺乏契约合作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义倾向。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乡村社会树立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乡镇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提高认识,改进方法,依法履行“乡政”职责,充分认识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对乡村管理应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应尊重村民自治权和村委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服务意识、公仆情结;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自治能力,自觉协助乡镇政府做好各项工作,引导农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当家人”。从根本上说,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由理性的“经济人”向为民服务的“社会人”转变,实现乡镇民主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同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
[3]徐学通村民自治中的困境:村委会的行政化倾向[J]行政与法2003(10)
[4]宋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8
安徽省紧临江浙沪等沿海发达省区，区位优势明显；作为传统农业大省，农业资源富集；作为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影响颇为深远。在30余年改革探索的实践中，乡村经济发展积累了丰富经验，潜在优势初现端倪，农业发展方式迅速转变，农民收入构成呈多元化发展态势，适应高科技发展的现代农业初具规模，从而为安徽顺利推进美好乡村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但是，基于传统因素，安徽村舍空间布局、乡村人口结构及区域经济发展等方面都明显失衡。村庄的密度和规模由西北向东南总体上呈减量态势，而乡村环境和经济发展却呈增量态势：皖北和皖西北以平原为主，村庄密度高、规模大，但经济发展却相对滞后，降雨量少、气候干燥，农业发展的盲目性、无序性对乡村环境的破坏相当严重；皖中及沿江地区以丘陵为主，村庄密度较高、规模较大，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地势低平、河流布网，由于工业“三废”处理的随意性、趋利性，对土质、水体等的污染面积较大；皖南地区以山地为主，村庄密度偏低、规模较小，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高于全省平均水平，植被覆盖率较高，降雨量多、气候温润，工农业发展对乡村环境的破坏程度低，适宜人居。总体上看，安徽乡村发展分区差异明显、村庄村舍规划不成体系、基础设施配套尚待完善，这些都是乡村建设中不尽人意之处，离乡村“三美”的总体目标还有相当的差距。亦如20世纪30年代初中国乡村建设运动的推崇者梁漱溟先生所言，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故乡村状况的好坏，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和从事其他建设的根本前提”。安徽美好乡村建设不是纯粹迎合时展的乡村重建运动，更不是“返景入深林”的复古造势运动，而是在保护乡村生态环境资源的前提下，充分利用山林水体、民俗文化等乡土优势资源，推进乡村产业和经济快速发展，提高村居生活的品位和档次；做到科学规划、合理布局，凸显乡村山水风貌和人文地域特色，完善中心村道路、电力、供排水、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有效处理产业“三废”和农村生活垃圾，不断优化人居生态环境，营造一道“绿水蓝天、文化和谐”的乡村美丽风景线。
二、美好乡村建设需要政府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
公共物品是指在一般情况下，不能或难以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个人或企业提供而主要由政府提供以满足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或服务。从供给方面看，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即“非排他性”的特征；从消费方面看，公共物品具有“非竞争性”的特征。依据满足公共物品属性的程度，可以将其分为纯公共物品和准公共物品。环境作为公共物品，相较于其他公共物品而言，有其自身的特殊性。环境公共物品既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亦是从事生产经济活动的重要基础。从供给渠道来看，环境公共物品可以分为两大类：或基于“上天恩赐”而形成的自然物，如江河湖泊、高山深谷、海洋空气、动植物群等，是每个人都可以享用的；或基于特定需要，必须由行为主体（譬如政府）来提供的公共环境设施（譬如防洪工程、污水处理器材等“硬件”设施），环境“软件”（譬如环境制度、环境信息、环境文化、环境政策，等等）。从消费角度而言，有些环境物品可以看作纯公共物品，具有共享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即一个人消费无法阻止其他人或集体的消费，譬如正常情况下人们对空气的利用；有些环境物品是准公共物品或拥挤物品，消费中不排除集体行为，但超过其承载量就会产生负效应，譬如过度放牧会造成草场资源破坏，过度抽取地下水会导致水源枯竭，等等。然而，在市场机制尚不完善的初期阶段，由于趋利避害的人性使然，环境资源的配置往往是低效率的。这种低效率主要表现为外部不经济性，“当生产或消费的所有副作用没有被包括在市场内时，外部经济效果就发生了”，这就是所谓的环境资源成本的外溢现象。环境资源成本的外溢扭曲了环境公共物品的真实价值，也使环境公共物品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就我国而言，市场失灵诱使环境公共物品成为稀缺资源最早产生于经济发达省区或资源富集省区。而经济发达相对滞后的省区则是在模仿和承接发达省区产业转移的进程中，出现了环境资源稀缺等诸类问题。安徽省紧临东部沿海的发达省区，在中部崛起的战略架构中，始终面临着跨越发展的强大压力。为了赶超东部发达省区，切实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环境资源的透支消费演化为一种时尚，经济快速增长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在此背景下，乡村环境资源保护也被极大地忽略了，片面追求产业的发展，对环境稀缺资源消费远远超过了其承载的最大阈值，乃至酿成了诸多环境问题。无可争辩的是，乡村环境治理作为推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的复杂工程，解决之尚需要政府提供保护环境的公共物品。
（一）政府需要为环境公共物品生产提供制度保障诸如环境公共物品这种“对每个人都有益的事情，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完成”，政府拥有庞大的行政资源，无疑是集体行动中最强力的组织单位，如果积极作为是能够满足社会民众对环境公共物品需求的。站在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无疑是环境公共物品的最佳提供者。安徽乡村环境治理的实践证明，当前政府最迫切需要做的就是为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制度保障。任何一种游戏，要能持续进行下去，离不开相应的游戏规则，生产环境公共物品犹如一场游戏，又何尝不需要规则呢？诚如奥尔森所言，在提供公共物品的集体行动中，正式约束或外在的制度往往是解决集体行动困难的重要保证。笼统地说，环境制度体系包括环境法律法规、政府行政命令、环境政策规章和环境质量标准等一系列带有强制性、约束力的制度规则，在维护环境公共物品正常生产方面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美好乡村建设涉及道路硬化、村旁绿化、景观设计、垃圾处理等多项举措，均与乡村环境治理有着直接的联系，需要大量的环境公共物品。而这些环境公共物品牵涉面太大，社会自助、他人自觉又带有较大的盲目性、趋利性，于环境问题的解决显然有些无济于事。但是，带有强制力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不仅可以引导环境公共物品生产，而且还可以为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制度性保障，从而使其提供变得更加快捷、高效。
（二）纯环境公共物品只能由政府来提供或生产纯环境公共物品具有完全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的特征，因其内容复杂性、生态系统性和利益普适性，是不能排除消费上搭便车行为的。况且，有些纯环境公共物品（譬如环境保护政策、环境信息等）是个人或社会很难提供的，而有些纯公共物品（譬如平衡生态系统、净化空气等）虽然可以由个人或社会生产提供，但却难以从生产中获取利润，甚至连收回成本都存在很大的困难，个人或社会也自然而然没了生产、提供环境公共物品的动力。因此，此类环境公共物品一般是由政府生产或提供的。安徽省在推进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纯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就政府层面而言，需要做到：其一，加大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就全省范围言，除合肥、芜湖、马鞍山等城郊和东南部经济条件较好的乡村以外，绝大部分乡村没有实力雄厚的经济实体，也难以为乡村基层组织提供比较稳定的税收，因此乡村基层组织的经济自助能力是极为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乡村基层组织将大量资金用于纯环境公共物品的生产、提供是不现实的。其二，产、学、研相结合，加大对纯环境纯公共物品的科研投入。提供纯环境公共物品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有助于美好乡村建设的顺利推进。但是纯环境公共物品是关系到能否合理利用资源和科学保护环境等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涉及到生态学、环境学、心理学、社会学等多学科技术知识。因此，生产或提供适合美好乡村建设的纯环境公共物品，需要将产、学、研结合起来，充分发挥其优势，避免单向度作业。其三，制定适宜美好乡村建设的环境监测标准和环境政策。与城市相比，乡村环境承载量大、自我恢复能力强，将适合城市的环境监测标准、环境政策和环境治理模式原样套用于乡村环境的治理，无疑是不适合的。如果这样，只能导致乡村更大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
（三）生产或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也离不开政府协作准环境公共物品具有有限的非竞争性和局部的排他性的特征，只有达到了某个临界点，才会出现拥挤的现象。也只有在此情况下，继续消费才会导致低效率。换句话来说，准环境公共物品如果利用得当就有利润空间，也自然能够激励个人或企业生产或提供。当然，这需要政府借助法律法规等制度体系给予适当的安排，才能调动社会力量生产或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的主动性、积极性。退一步说，政府部门作为利益阶层中“相对独立的一元，产生了独立的利益诉求。这就导致了政府及政府官员可能在理性经济人的支配下，进行权力设租、寻租现象，使公共产品的供给违背初始目标”，继而在提供准环境公共物品上出现“政府失灵”。因此，就准环境公共物品生产或提供而言，适当引入市场竞争机制，让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其中也是十分必要的。而政府与社会力量协作即是其间最有效的运行方式：政府可以通过契约形式，对准环境公共物品（譬如美好乡村建设中的村庄规划、排灌河渠维护、村旁绿化和垃圾处理等）的数量和质量作出明确要求，同时将其生产权让渡给企业或非营利性组织，由其在规定时间内保质保量完成；政府也可以通过财税补贴的形式，对利润空间较小的项目给予适当减免或优惠。尚需要提及的是，合资共建也是值得探讨的协作方式。在此方面，浙江临安市美好乡村建设中合资共建项目的一些成功做法，其经验有借鉴价值。
三、美好乡村环境治理，“有所作为”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
当前，乡村环境不容乐观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一致共识。乡村环境治理的难度不亚于城市环境治理，此即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况且，基于乡村环境法规不完善、民间环保组织严重缺失、民众环保意识整体性不高以及乡村环境治理的强外部性特征等复杂因素“决定了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农村环境的地域性特征进一步要求地方政府尤其是县及乡镇政府应该成为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作用”。美好乡村环境治理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级政府尤其是县乡两级政府需要切实履行职能，准确定位并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做到有所作为、善于作为。
（一）进一步明确并适度强化基层政府的环境治理职能理论上言，中央和地方环境管理权限的合理划分，既利于环保主管部门的集中统一管理，又助于各级环保部门结合自身地方实际，充分实现优势资源互补。但由于县乡等基层环境管理权限散落于多个行政部门中，权、责、利等权限的划分也较为笼统，多地环保部门形同虚设，实际职权却被发改委、水利局、林业局、住建局、农资委等肢解了。一旦出现较为严重环境问题，必然导致部门间相互推诿、扯皮的现象。因此，实现乡村环境有效治理，明确各行政部门职能并适度强化环保部门职能就显得尤为重要。而且，明确政府环境管理职能，有助于发挥政府的征税权、禁止权、处罚权和节省交易费用等优势。政府在作出决策时才能将资源环境保护与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起来考虑，尽量做到统筹兼顾、适当安排；反之，如果行政部门充当地方经济利益的代表和执行人，作出的决策就可能是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即便结果带动了地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对乡村环境治理也是丝毫无益的。具体而言，在推进美好乡村建设的进程中，县乡等基层行政部门在决策系统中应当增加环境权重，通过制定严格的环境标准加强环境监管，重视产业结构调整，着力引进“三低一高”（即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新型产业发展，逐步引导乡村经济社会发展走可持续发展道路。
（二）坚持规划引领、示范带动，稳步推进乡村环境改善长期以来，由于乡村建设缺少权威性的指导文件，也没有村庄建设的整体规划，随心所欲地盲目建设弄得乡村千疮百孔、满目疮痍，极大地改变了乡村的原貌。20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初，修建的灌溉渠、预留的可耕地、承载生物多样性的湿地或沼泽地等资源在注重效率、“增产增收”的运动中，一批批地变成了良田；21世纪伊始，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一栋栋高楼在良田中拔地而起。随着时间流逝，美丽的田园风光正在消逝，也警示着人们：乡村环境治理需要权威性的规划引领，需要树立示范村、“样板村”，发挥其示范带动效应。《安徽省美好乡村建设规划（2012—2020）》的应时而生，为美好乡村建设提供了指导性文件。丘陵平原各领千秋，山寨村郭各具特色。中国乡村，“政府机构在环境污染的控制与整治方面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为此，乡村环境治理中要果断地摒弃奇思妙想，而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强制性地规定人们必须做什么、不得做什么”，以《规划》为引领，规划建设中仿效云南丽江古城、湖南湘西凤凰古城，充分借助山势水体走向，在保持乡村田园风光的前提下，体现浓郁的乡土气息。村口环境治理重在绿荫成行、植物造景；河道整治旨在疏通水系、改善水质；庭院环境设计讲究特色、营造和谐。具体实施当中也要坚持试点先行、量力为之，在试点取得显著成效以后才能逐步推广，切忌脱离实际、盲目蛮干。
（三）完善基层政府的乡村环境考核激励机制2005年11月23日，国务院通过了《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指出“建立科学评价发展与环境保护成果机制，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考核的重要内容，定期公布考核结果，严格责任追究制”。尽管国家层面明文规定将环境保护纳入地方政府和领导干部的考核内容，但是基于乡村环境治理初始化投资量大、盈利空间较小，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相对有限，地方政府在考核具体操作中，GDP的权重仍然有些偏高，环境保护、能源消耗等作为考核体系中的软性指标，基本上没有落到实处。如此以来，乡村环境治理反倒成了基层政府唱起的“高调”进行曲，滥用环境资源的丑恶现象却是屡禁不止。因此，乡村环境治理需要省市行政部门通过有效制度安排，设计出一套关于环境考核的激励机制，才能使县乡基层政府、环保局等部门有足够的动力去加强保护环境、履行环境监察等职能。
（四）加大环保宣传力度，着力提升民众的生态环保意识美国学者托夫勒在《第三次浪潮》中写道：“沉重的决策担子，最后将不得不通过广泛的民主参政来分担解决，否则政治制度无法维持。”乡村环境治理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乡村环境治理若没有民众的主动参与、积极行动，其效果是可想而知的。为此，政府要有效推动乡村环境治理，提高民众环保意识就显得尤为重要了。纵向比较，民众的环保意识的确有明显的提高。但是，由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彻底改变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加之民众普遍缺乏环保知识，客观上也需要县乡基层政府做好环保知识的普及工作。为此，需要基层政府结合地域特色，精心策划，拟定出操作性强的宣传方案。譬如，开展以环保宣传标语上墙、环保观念入脑为内容的“环保知识下乡”活动，举办环保知识培训或环保知识竞赛，指导“绿村化林”创建活动，播放警示环境影片或展示“震撼性”的环境宣传画，等等。为了便于宣传活动的开展，凸显环保宣传的效果，可以采取“传、帮、带”，或“传接力棒式”等多种方式进行。“传”即由资深环保专员将环保知识以通俗易懂的形式传授给觉悟相对较高的乡村干部，然后由乡村干部带着环保知识去做广大村民的工作；“帮”即由接受能力较强的村民或充分发挥中小学的教育职能帮助环保意识较差的所谓“后进者”；“带”即充分发挥环境治理成效显著乡村的示范带动作用，逐步形成保护环境的良好氛围，继而以点连线、以线筑面，有序地带动更多的民众参与其中，在亲历生态环境变化的实践中提升其生态环保意识。
（一）目前大龙山镇的环境现状随着近年来经济的迅猛增长，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不断推进，城乡面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城乡差距也呈缩小的发展态势。但就环境的角度言之，农村与城市相比，差距依然明显，农村的生活垃圾、生活污水、工业污染、农业废弃物等亟待治理，也应当引起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随着安庆师范学院、安庆医药高等专科学校、安庆黄梅戏学校、安庆技师学院和宜秀区政府等行政教育单位整体搬迁至大龙山镇，这里已经成为安庆市的高教园区和宜秀区的政治、文化中心；随着新城明都、大地凤凰城、宜秀山庄、大龙山水等房地产项目的动工建设和相继开盘，这里正逐步成为安庆市的高端住宅区；随着一批文化旅游项目和商贸物流项目的引进建设，这里又必将成为安庆市的环保经济区。不知不觉中，大龙山镇村民赖以工作或生活的这片美丽乡村已经由传统的以农耕为主的城郊小镇演变成如今的安庆北部城市组团。不可否认，城市的改建扩容带来了高耸入云的高楼大厦、纵横铺陈的宽广马路、川流不息的车水马龙和喧嚣涌动的繁华人气。但是，也应当看到，城市管理、环境治理等现实课题孕运而生，譬如垃圾乱倒乱扔、污水乱流乱排、车辆乱停乱放、路边乱挖乱种、商铺乱布乱摆等种种不文明现象。这些与乡村“三美”（即“生态宜居村庄美、兴业富民生活美、文明和谐乡风美”）的总体目标是背道而驰的，已经严重影响了安庆新城的美丽。由此观之，大龙山镇的环境治理是美好乡村建设进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也是一项惠及镇区居民、造福子孙万代的宏伟事业，使命崇高，任务艰巨。建设“美好乡村”需要大家携手共同完成，树立起坚定的信心和迎难而上的决心，积极开拓进取，以期扎实有效地推进工作。
（二）调查对象及问卷回收的基本状况本次实地调研的重点对象是大龙山镇中心、燎原、总铺、桃元等4个社区的居民。对大龙山镇美好乡村建设中的相关环境问题采取了问卷和现场走访等形式展开调查，力求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广大村民对美好乡村建设的心理需求和良好愿望。调研采取随机入户访谈、匿名填写问卷的方式，共发放问卷1000份，有效回收率为94％（为便于调研数据的处理和分析，均以10人作为制图的标准单位）。同时，就调研对象的性别、年龄、村庄、职业、文化程度等也进行了综合考虑，做到重点突出、总体均衡。
（三）统计数据的整理与分析1．居民对美好乡村建设的看法从调查中了解到大龙山镇的居民对美好乡村建设知之甚少，大部分人也只是了解一点或只是听说过而已，占总调查居民的83％。而对对美好乡村建设非常了解的也仅占10％（见图6）。从调查数据中可以看出，大部分被调查居民认为美好乡村建设在经济、生态、文化等方面仍然存在不足方面（见图7），当然居民也认为在美好乡村建设过程中变化最大的是生态环境和公共设施方面（见图8）。另外，对于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调研主题，90％的居民认为既要抓经济发展又要重视环境保护，坚持两手抓、两手硬；仅3％的居民认为要先搞好经济再发展环境；7％的居民认为应当在环境优先的前提下发展经济（见图9）。总体看来，大龙山镇的美好乡村建设与经济、环境等关系较为紧密，需要从多方面进行分析才能更好地推进建设进程，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2．居民对乡村环境问题的看法根据调研资料获悉，大龙山镇的环境问题有些不太乐观，总体仍呈现“脏、乱、差”的局面。从图10可以看出，居民最关心的环境问题是环境卫生的改善，占到调研总量的50％。从图11可以看出，只有20％的被调查者认为大龙山镇各社区的环境总体质量较好，80％的调研对象认为环境总体质量一般、较差甚至非常差。3．居民环境法律意识薄弱，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偏低问卷与访谈的调查数据结果均表明：居民文化素质相对较低，对环境知识获取的渠道较少，无法熟知环境保护法律法规的具体条款，造成了他们环保意识总体偏低，环保活动主动性较差，导致村民环保参与能力不足。依据图12所示，只有1％的调查对象非常了解与环境保护密切相关的法律法规，17％的居民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另外76％的调查对象停留在听说过或者一点都不了解的状态，不仅环保知识极度匮乏，而且参与环保活动的意愿也处于偏低水平。同时，从图13所示，约有24％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参加政府开展的环保公益活动，另外还有75％的调查对象表达了不会或者视具体情况而定的思想倾向。座谈中还进一步了解到，居民参与环保活动的动机主要出于个人利益需要，出于环保责任促动的甚是寥寥。居民参与环境保护的上述态度，无疑成为当地环境卫生改善与生活环境质量提高的又一“拦路虎”。4．乡村环境问题是诸多因素合力导致的，且治理中障碍性因素亦是交叉错置调查结果显示，造成大龙山镇环境问题复杂的污染物来源广、种类多（见图14）。其中，生活垃圾与污水排放占29％，乡镇企业废弃物任意堆放占36％，农药化肥、塑料等占12％，畜禽养殖的污染物占10％，城市转嫁的污染物占36％，噪音、粉尘、震动等污染占2％。不仅如此，对调查数据进一步分析获知，在940位有效调查对象中，认为科技发展水平低阻碍环境改善的占13％，居民文化素质低、环保意识较弱的占18％，经济发展水平低的占13％，当地政府管理不善、环境宣传力度偏弱的占6％，交通滞后因素占11％。另外，缺乏专业人士指导和法律法规执行不到位也是重要的影响因素，分别占16％和22％（见图15）。此即表明，大力发展教育，提高经济、科技发展水平，提高当地居民的文化素质、环保意识以及加强政府主导、扩大环保宣传治理力度、加强执法等措施势在必行。5．居民生活垃圾种类多且处理方式欠妥调查发现，居民生活垃圾主要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毒有害物质以及其他方面。依次所占比例为38％、35％、6％、21％（见图16）。另一方面，居民对生活垃圾处理方式复杂多样，其中废品回收占25％、填埋地下占19％、堆放地表占35％、倒入低洼地段或河道路旁占24％、焚烧后堆肥占4％、其他占3％（见图17）。由于缺乏环保专业人士指导以及自身环保意识偏低等因素限制，居民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着不规范、随意化的现象。例如，部分当地居民将生活垃圾直接堆放地面或倒入河洼之地，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成为环境质量改善的制约性因素。6．污染环境的潜在因素凸现，生态破坏呈恶化态势随着大龙山镇及其周边乡镇发展驶入快车道，一方面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引发的资源、环境等压力增大，另一方面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相关材料需求量也急剧增加，又进一步加大了环境压力。为了满足市场需求，各类相关的工矿企业数量不断上升，如水泥厂、发电厂等。而且由于政府相关部门管理不善或者管理不到位，企业缺乏相关环境保护管理条例以及企业附近居民对各种污染物的漠视态度等等，使得各类污染以企业生产地为中心，如野火般向周边蔓延。这些都是造成污染环境的潜在因素，是人居环境变差变坏的又一原因。另一方面，企业为了解决扩建中所需要的空间、土地等资源，也采取砍伐树木、挖走山体等极端方式进行处理，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了当地的生态植被，导致部分水土流失和生态的破坏。
二、大龙山镇环境治理的对策建议
大龙山镇基于自身实际，针对美好乡村建设提出的总体建设目标是“一年起好步，两年见成效，三年大变样，五年全覆盖”，力争通过五年左右的努力，把大龙山镇打造成居民的美好家园、市民的休闲游园、客商的兴业乐园①，而其间环境治理是重要突破口。要结合农村清洁工程、农村危房改造、集镇环境整治等各类工程的推进，突出抓好环境整治工作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紧紧围绕“路通起来、树栽起来、垃圾收起来、沟塘清起来、秩序管起来”的目标，集中开展农村环境整治。就大龙山镇的环境治理，建议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以“美好乡村”建设为契机，增强村民环保责任意识上述分析获知，大龙山镇的绝大部分居民认为其居住的环境存在问题，需要采取切实措施，在改善中逐步提高。然而，美好乡村建设对于大部分村民而言并不十分熟悉，其中的利弊得失也只是凭个人主观感觉、好恶而定。当前，大量陋习仍然在居民生活中挥之不去，并且成为乡村环境治理中难有根本成效的最大障碍。譬如固体废弃物乱弃乱放，秸秆焚烧还田的现象屡禁不止，极端行为甚至将农业生产中有害的残留物不作处理而直接倾入池塘、河道等低洼之地。这充分表明，广大村民的环保意识尚需要大幅提高。就此，大龙山镇需要以“美好乡村”建设为契机，彻底改掉村民的一贯陋习，提高他们环境环保责任意识。提高村民环保意识，宣传作用不可小视。宣传部门要利用好报纸、网站、宣传栏、横幅、简报等各类宣传载体，加大“美好乡村”建设的宣传力度，强化村民对“美好乡村”建设和乡村环境保护的知晓度、认可度、参与度，鼓励和引导广大群众自助自愿投工投劳投资，建设美好家园。对广泛宣传“美好乡村”建设和环境保护工作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典型或先进经验，要加大宣传，积极推广，以营造“美好乡村”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参与的社会氛围。值得一提的是，乡村环境治理中亦可以学习和借鉴日本、韩国等周边发达国家的经验，将环境教育纳入九年义务教育的系统中［1］。通过建设环境教育设施、编制通俗环保读物等多种方式来提高公民环保意识，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和管理。同时，实行环境行政管理政务公开，保障公众的环境知情权，发展民间环保组织，动员工会、妇女组织、青少年团体积极参与环境保护活动等都是提高居民环保意识的有效方式。
（二）建立健全环境治理的法规制度，有效规范、约束村民行为当前，乡村中绝大部分居民的环保素养仍然不够高，对环境知识获取的渠道少而单一，无法深入了解各类环境保护法规制度，造成了他们环保意识偏低，环保活动主动性较差，参与能力不足。如此状况，无疑给当地环境质量改善和居民生活质量提高带来了压力。也就是说，建立健全乡村环境保护的法规制度，加强环保法规知识的宣传教育，规范并有效约束村民行为是“美好乡村”建设中迫在眉睫的任务。农村环境保护，事关广大农民的切身利益，事关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宏伟目标的实现，事关全国人民的福祉和整个国家的可持续发展，必须切实把农村环境保护放到更加重要的战略位置，实现农村经济和环境保护协调发展［2］。就大龙山的环境实景而言，建设乡村文明，统筹城乡区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改善民生，也迫切需要加强乡村环境的保护工作。乡村环境治理作为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以建立健全农村环境法规制度、变革农村环境法律理念、健全农民环境权利法律保障机制等为重要途径，推动乡村环境质量逐步改善。
（三）遵循“拆迁与整治并举”原则，积极开展村庄环境治理针对影响当地环境的因素复杂及居民生活垃圾多样、整体环境“脏、乱、差”的现象，并结合潜在因素的影响，乡村环境治理任重而道远。首先，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水、电、路、通讯、文化休闲广场、生活垃圾处理等配套设施服务功能。争取实现所有建成中心村各项基础配套设施全覆盖，广电网、电信网、互联网等通村到户，并逐步实现生活污水收集处理、卫生改厕等全面覆盖。其次，美化绿化村庄，开展以“干净、整洁、有序、美观”为主要目标的整洁行动。在村庄整治的行动中，建立并完善违法建设的三级防控体系，依法拆除违法乱搭建筑物，对可视范围内有碍观瞻的残垣断壁、破旧房屋，秉持“能拆则拆，不拆则改”的原则，使其更换新颜、展现新貌。同时，积极开展以村庄道路、家庭院落等为主要内容的生态环境建设，实施村内主干道、公共场所、人行道等公共场地的美化绿化工程。再次，加大农村环境综合整治力度。在规定期限内，清理村内、村外生活垃圾，清除河道、沟塘内废物渣土；治理村内柴草、杂物乱堆乱放，村道两侧的私搭乱建；加强村庄环卫专业队伍建设，采取“户集、村收村运、镇处理”的模式，实行垃圾集中处理。每个行政村垃圾处理要有保洁队伍、环卫设施、经费保障、工作制度，确保农村垃圾处理实现全覆盖。努力将所有村庄建设成村容洁净、生态良好、空气清新的美好乡村。最后，规范畜禽养殖工作，控制畜禽污染，鼓励废物综合利用。鼓励发展大型畜禽养殖工厂，实现动物粪尿、沼渣、圈舍废弃物制肥的规模化；严格控制农村地区工业污染，防止城市污染向农村地区转移；有效控制农业面源污染，积极引导和鼓励农民使用生物农药或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等。
（四）规范、引导基层政府财政使用，加大乡村环境治理的资金投入影响美好乡村建设及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经济来源不充分是重要制约因素。各项建设的有效展开需要到位的资金，否则再美好的规划、设计只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乡村环境整治要见到实效，资金投入尤为重要。为此，市、区、镇三级政府必须加大资金的投入力度，进一步整合涉农项目资金，按照“渠道不乱、用途不变、专账管理、统筹安排、各司其职、各记其绩”的原则，整合财政、发改、住建、国土、农业、环保、水利、交通、体育、文化等部门涉及的农项目资金，集中投放到农村环境的治理活动中。环境治理中，要从改水改厕、垃圾处理、绿化美化等广大村民最关心、最直接的现实问题着手，本着“积极而为、量力而行”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进乡村环境整治。与此同时，各级政府还应当安排一定的配套资金，待环境整治工程验收合格以后，通过“以奖代补”等方式，再次注入适当资金，以提高社区单位环境治理的积极性、主动性。值得一提的是，考虑到乡村各项资金使用存在不规范等问题，在规范资金拨付程序的同时，进一步明确涉农资金的用途，加强环境治理资金的监管，以确保专款专用。
[关键词]公共选择乡村关系治理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浪潮的推动下，中国乡村社会正处于急剧的社会变迁之中，经济发展、体制改革、民主法制等逐步深入基层社会。在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型期，建设一个和谐的乡村社会是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因素之一，然而，在乡村关系治理的现实实践中，乡村关系到却出现了一些失范现象。其中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和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是当前乡村关系改革和发展的难题，严重制约了乡镇行政效能的有效履行和村民自治的健康发展。
一、公共选择理论阐释乡村关系失范
公共选择理论包括广义和狭义两种解释，广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经济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流派，是将经济学应用于政治科学；狭义的公共选择理论是作为行政管理学的一个流派而存在，它将公共选择的方法应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领域，关注的重点是政府的管理活动及各个领域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公共选择即非市场的集体选择，公共选择理论的宗旨是把市场制度中人的行为与政治制度中政府的行为纳入同一分析轨道，即经济人模式。
公共选择理论的基本行为假定是：人是关心个人利益的，是理性的追求效用最大化者，即理性的经济人。公共选择理论家基于这个出发点，分析了公共管理组织的行为，他们认为，公共管理组织及其组织者并不像人们所认为的那样充满公益心，相反他们的和常人没有什么区别，都是个人效用最大化的理性经济人，追逐自己的私利，他们首先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和组织机构的利益，然后才会照顾公众的利益。公共选择理论假定适用于不同的领域，既适用于政府部门组织也适用于非政府部门的自治组织。
乡村关系失范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乡镇政府的越位侵权，具体说主要集中在对村委会人事权、财政权以及农民生产经营自的非法干预上，体现在村民自治的民主选举、民主管理、民主决策和民主监督各个环节之中；二是村委会的过渡行政化和“过渡自治化”，前者指村委会成为乡镇政府的一个下属办事机构或一级“准政权组织”，后者指村委会单纯从本社区利益出发，不愿接受乡政府指导，对承担的协助乡镇政府开展工作的职责抱着消极、冷淡的态度。
从乡村关系失范的具体表现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两个紧密联系又相对独立的公共管理组织都力图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将自身权益影响或扩展到对方。当然，在追求自身组织利益而努力去影响或限制它组织利益的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组织中的人，是受到他们自身利益的驱动、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从而造成乡村关系失范。
二、乡村关系失范的影响因素
公共选择是相对于市场选择而言，一般来说，在市场选择中当市场机制不健全或市场还未成熟时，经济人就会在市场缺陷中寻求利益最大化，抑或投机，而不是靠公平竞争获利。同理，政治体制的不完善，也给公共组织或公共管理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提供可乘之机。
(一)压力体制下乡镇政府强权
乡镇政府作为我国乡村地区基层政权组织，处于我国权力运作体制中的最末环节。长期以来我国权力运作体制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压力型体制，其主要特征在于各级政府为完成上级下达的经济赶超指标，采取数量化任务分解的管理方式和物质化的绩效评价体系。这决定了国家在农村的各项发展目标、计划、任务最终要靠乡镇政府加以贯彻落实，也迫使乡镇领导和乡镇干部想方设法去完成上级部署的各项任务，如计划生育、征兵、粮食种植，税款征收等。为此，乡镇利用对村干部的去留决定权和工资报酬权将指标再度分解分配给村民自治组织特别是村委会，并利用强有力的行政命令手段督促其执行，这就造成村民自治组织自治权限大大缩小，从而使乡政府与其的角色关系扭曲。
(二)乡村治理法制建设存在缺陷
实行村民自治之后，理论上说村民自治委员会与作为基层政权的乡镇政府并无行政隶属关系，二者只是工作上指导与合作关系，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情。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从此我们可以看出法律对村委会和乡镇政府关系的规定是非常粗略和原则化的，既没有对“指导、支持和帮助”的范围给以合理确定，也没有对村民自治的领域给以明确表述，这在客观上导致规范乡村关系和村民自治的制度供给不足和空隙过大。乡镇政府拥有比村民较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组织资源，再加乡镇权力缺乏有效的约束制衡。这种制度的空隙客观上成了基层干部利益群体谋求自身利益的活动空间，他们能较便利的利用制度空间去对村民实现制度侵权。
(三)村委会双重角色失衡
村委会作为法定的村民自治组织，是经过村民授权来控制与管理社区资源，体现和维护村民利益并通过为村民服务来赢得他们的支持和信任，但是在实际中村委会又承担了乡政府分配给某些行政职能。这样，村委会便扮演了双重角色，一方面要贯彻上级方针政策，代表乡镇政府工作，另一方面又要完成属于自治范围内的工作，分别体现乡镇意志与村民意志。虽然在人民的国家内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但矛盾和冲突不可避免，因为中国所要实现的后发外向型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强制的现代化，它要求村民在较短的时间内即适应并接受原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很长的时间内所发生的种种变化。因此必然有大量不受村民欢迎的国家任务和要求要通过村委会去强制执行，同时，乡镇政府自身利益的也会搭上制度化转型的便车进行扩张。双重角色必然产生双重对策，一方面村委会顺从乡镇政权，成为乡镇政府的办事机构执行命令或进一步搭便车“自我扩张”，另一方面从自身利益出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进行游说、消磨甚至抵制，村级反控制力量的成长使乡村关系处于紧张状态。
三、对乡村关系失范的治理
公共选择理论关注的中心是政府与社会的关系，通过在公共部门中恢复竞争，引入市场机制，打破政府垄断，从而将政府的一些职能释放给市场和社会。从总体上看，乡村关系失范主要在于乡镇政府对村委会合法权益的侵蚀造成的矛盾和冲突，治理的关键在于乡村双方的良性互动：
(一)完善法律法规，明确乡镇政府与村委会的职责权限
要实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良性互动，首先要确立二者是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是无直接隶属关系的平等法人关系。中国农村社会正处于急剧转型期且地区发展不平衡，乡镇与村集体的利益边界和权限范围往往是模糊的、变动的，现行的法律只是设计较为宽限的法律框架，并没有程序性规定。要明确乡镇与村的角色定位，首先要理清二者的职责权限，一是根据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确立的乡政村治原则精神，各级人大制定关于乡政村治特别是村民自治的实体性法规，明确划分乡镇和村的利益边界及管理权限，哪些事项需要乡镇政府“指导、支持和帮助”，哪能些事项需要村委会“协助工作”。明确的外延和内涵使国家的法律法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通过乡镇政府得以顺利贯彻，村民利益通过村民自治得以真正实现。这样乡镇政府的依法行政得到村民的认可拥护，违法施政被村民合理拒绝，同时村委会的双重角色大体平衡，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使乡镇行政管理与村民自治在制度规范上有机衔接起来。
(二)重塑政府形象，建立服务型乡镇政权组织
改变政府形象，规范政府作为，首先要在体制上解放乡镇政府，根本的是要改革压力型政治体系，使乡镇从繁重的数字化指标任务中解脱出来。再造政府基层组织体系方面不是继续精简，因为现有框架下精简已经走到末路，改革的目的在于提高绩效而不是裁减人员，乡镇改革的目标是让乡镇只有最基本的社会事务管理功能，如土地管理、治安管理、救灾、优抚等。乡镇政府不应该对经济增长目标负责，也不应该对自身财政负责，更不应有自我扩张和资源掠夺行为，乡镇政府应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与民间组织在资源配置中的角色，把主要精力和资源更多地投在提高公共服务与发展社会福利事业领域，提高服务能力。
(三)培育自治组织，增强村委会自治能力
民间自治组织是沟通政府与公民重要桥梁。政府与公民良好合作常常需要一个中介组织的协调，一方面各种民间组织及时把其成员对政府的要求、愿望、建议、批评集中起来转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把政府的政策意向和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同时民间组织对政府行为构成强有力的制约，适应了农民丰富多彩的社会需要，民间自治组织大量成长，政府就会受到来自外部的制约，可以抵制、克服政府组织不合理的甚至侵犯群从利益行为。因此国家应从体制上消除对民间组织不合理限制，使各种形式各种功能的农村民间自治组织有宽松的成长发育环境，如村委会、各种农民协会、养殖协会等。在民间组织发展过程中，不断探索实施规范管理的新体制，建立政府与非政府组织良性互动关系。村委会作为村民法定的自治组织，在村务管理方面更应担负起责任，只要不偏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不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对村庄重大事项具体负责实施并自觉接受村民监督，加强自我决策和自我管理能力，增强村庄“自主性”，这样才能理顺村庄和乡镇政府关系。
(四)提高乡村人员素质，实现由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
在处理乡村关系过程中，人是具有决定性的因素。乡村关系不协调很大程度上同乡村干部素质低下，农民觉悟不高有关。表现在乡村干部中主要是不相信群众、、人治观念、，表现在村民群众中则是文化水平低，觉悟不高，缺乏契约合作意识，并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放任主义倾向。因此要改变这一状况，必须在乡村社会树立现代民主观念、法制意识和契约精神，乡镇干部要按照“三个代表”要求，提高认识，改进方法，依法履行“乡政”职责，充分认识到乡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是指导与被指导关系，对乡村管理应更多的采取法律的、经济的、教育的手段而不是简单的行政命令，应尊重村民自治权和村委会的相对独立性，增强服务意识、公仆情结；村干部要依法履行“村治”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增强自治能力，自觉协助乡镇政府做好各项工作，引导农民用好民利，做好村民的“当家人”。从根本上说，要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实现由理性的“经济人”向为民服务的“社会人”转变，实现乡镇民主管理与村民自治良性互动，共同建设和谐的乡村社会。
[参考文献]
[1]陈振明政策科学--公共政策分析导论（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
[2][美]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M]北京：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8
[3]徐学通村民自治中的困境：村委会的行政化倾向[J]行政与法2003（10）
[4]宋敬本从压力型体制向民主合作体制的转变[C]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28
关键词：农村公共文化；公共服务；公共行政
中图分类号：G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10-0-01
公共文化是文化的一种特殊范畴，它以具有公共性的设施活动为基础，既具有表层文化所体现出来的物质形态，又具有隐含其中的深层次的精神内涵和人文意蕴。[1]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就是面向农村的公共文化服务以及与之相关的制度安排，从新公共服务的视角来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主体和服务对象、基础设施、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供给以及文化发展政策将是理论探讨的重点。从新农村建设的视角来看，有关农村公共文化发展的议题应当被置于社会文明进程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背景之中。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理论维度
首先，基于对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新公共服务试图将管理的视角逐渐转变到对管理乃至社会发展的根本价值的关注上来，呼唤公共行政的转向，并倡导服务的价值和实质的正义。[2]在公共文化服务中，政府应当将公平、民主和服务的最大的满意度作为公共文化管理的目标追求。政府应当通过各种渠道和信息来了解公民的需求，以提高管理公共文化事务的效率，并通过互动的模式来鼓励市民积极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在此对话与协商的基础上，建立与公众的长期的沟通，形成多样化的文化需求结构，以设计和提供理想的文化产品或服务。
其次，新农村建设理论将成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全新理论框架。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时代，致力于构建和谐社会，以确保经济全球化进程以及国家经济安全，是当今中国所面对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题。在此背景下，认识和理解新农村建设的意义，才能更好地理解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战略现实。一方面，基于对中国的基本国情和当今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实践的认识，我们可以看出，和谐社会背景下的新农村建设是一种理论创新，是在实践层面反映了客观需求。这是因为和谐社会取决于农村社会层面的良性协调。从过去到现在，尤其是目前存在的有关农民群体的深刻问题已成为和谐社会建设中的所要面对的关键议题。另一方面，在社会发展中，城市居民和农村居民以及不同地区的农村居民应当享有平等的权利。农村居民应当在更为广泛的公众参与中影响决策的制定，以便能最大限度的消除由失衡引起的社会问题，这也是现代的文明社会建构的基本追求。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价值维度
首先，公益性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特征。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取决于农民的文化权利，同时，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益性也取决于公共文化服务的巨大的“外部性”收益以及由此带来的市场失灵。此外，从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是一个典型的城乡社会，农村人口占多数，而且城乡发展不均衡。相对而言，农村的生产和生活条件较为落后，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较低。农村居民无法通过市场环境来满足其文化需求，他们更希望政府提供更多的公益性的文化服务。
其次，从公民权利来看，作为农民的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民的公共文化权利必须被同等对待。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应当均衡的为整个社会所享有，这意味着每个农村社区的居民都应同其他社区的成员一样，对于公共文化资源有同样的享用机会，并获得优质的服务。因此，考虑到不同社会群体、不同地区群众的需求，政府在制定公共文化发展战略规划、配置公共文化资源、建设公共文化设施、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时，应当着力思考农村社会的根本现实和问题，这样才能不断的打破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发展和政府行政中存在的差别和不均衡的问题，也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公平性，而这也正是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突破口与难点所在。
三、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实践构想
（一）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战略性
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农业国际化和市场化的竞争日益激烈，新农村建设以及农村的公共服务对于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以及缩小城乡差距具有战略的价值和意义在此战略背景下，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良性、健康发展将有利于农村地区的整体发展，而且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民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也会不断上升，这将在很大程度上促进政府及农民的主体责任和角色的转变。
然而，就农村公共文化发展来说，考虑到文化发展的特殊性和农村社会发展的历史性，以政府为主导的多元主体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中将可能面对更多的困难，需要更多的资源投入和政策支持，其建设应当从战略的视角进行统筹和规划。
（二）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政府职能
在新公共服务理论下，政府必须把公民置于首要和中心的位置，及时了解并响应公民需求。与此同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数量、质量、结构，以及公共服务的方式、评价和判断标准等，不是由政府自己来决定，而是应当由公民来决定。正如新公共管理的主要倡导者登哈特夫妇所强调的：“公务员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就在于帮助公民表达和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而非试图在新的方向上控制和驾驭社会。”[3]在此语境下，公共利益就应当是政府职能发挥作用的出发点和归属点，政府行政的最高行动准则就应当是服务于公众。因而，在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中，以公民为中心、为公民服务也就成了政府职能的主要取向，政府应当树立前瞻性的服务理念，建立和完善合理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以确保高效有序地提供公共文化服务。
参考文献：
[1]陈亮.论公共文化的基本特性[J].山东行政学院山东省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5（06）：120.
[2][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关键词：乡村环境 治理变化 存在问题 完善对策
面对当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迅速开展，我国乡村地区在实际发展中，受经济社会及改革开放的影响，其自然环境、内部构造以及相关组织形态都在原有的基础上发生了极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还给乡村治理带了许多问题。在此，本文笔者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从以下三个方面出发，对乡村质量环境中出现的相关问题及完善途径，做以下简要分析：
一、当前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首先，与传统的乡村社会相比，现今的乡村社会已经被彻底重塑，在弥补传统乡村社会中存在的不足时，还进一步推动了乡村社会的发展。在这一过程的变化中，第一，乡村人口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尤其是大量务工人员的外出，对乡村人口的整体结构造成了极大的影响；第二，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在乡村日常生活中，家电的普及，极大的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第三，随着网络信息的迅速发展及道路交通的不断改善，乡村居民与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在缩小城乡经济收入的同时，还拉近了城乡居民之间的联系。其次，除了乡村社会发生重塑外，针对我国乡村治理环境发生的变化，还体现在乡镇政权上。受乡村整体变化的影响，导致乡镇政权处理存在着较大的困难，尤其是乡镇政权自身建设中，受相关因素的影响，导致部分乡镇政权不完善，直接影响该地的发展。
二、乡村治理环境变化带来的问题
（一）乡村社会新增了一些不和谐因素
作为当前现代化发展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乡村重塑在附着社会整体发展趋势的同时，还跟上了社会发展步伐。但在实际应用中，随着乡村重塑的大力开展，所引发的不和谐因素也逐渐浮现，首先，人口问题。面对外出务工人员数量的不断增加，导致乡村地区的人口结构多为老人、妇女及儿童。其次，养老问题。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在人口流动的影响下，导致大量空巢现象出现，在影响社会和谐的同时，还极大阻碍了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再次，留守儿童问题。2006年，我国农民工子女有2300万是留守儿童，现在也没有减少。由于父母在外打工，使很多孩子在受教育期间多跟没有教育能力的爷爷奶奶在一起，造成了很多问题。最后，村民自治能力难以提高。现在的很多村委会，很难找到能很好胜任村组干部的人才，很多自治组织常常被家族或乡村混混控制着。
（二）乡镇政权治理能力衰退
结合当前我国乡村社会的实际发展状况，导致乡镇政权在实际实施中，引发了许多问题，首先，乡镇地区自主能力非常小。一般来讲，只要涉及到乡村工作，各级政府都要在乡镇落实，且每项工作在开展时，需要经过投票，一旦出现问题，则无法依据实际状况进行灵活应对，导致该项工作处于瘫痪状况。其次，在乡镇政府办公中，面对大量的债务，对乡镇政府的信用造成了恶劣影响；甚至在情况严重时，导致讨债冲突的发生。最后，一些乡镇党委政府在开展工作时，没有端正自己的工作态度，本着“民不举官不究”的工作态度，导致许多该及时制止的事情发生，如：违法建房、葬坟等问题。
（三）国家统筹城乡工作的阻力增大
在当前开展的城乡统筹活动中，其核心目标在于广大农民在日常生活中，能够第一时间分享到国家现代化、工业化的发展成果，在感受改革开放带来的喜悦时，还能第一时间了解党和政府颁布的优惠政策。但在实际运行中，受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及受教育水平的影响，这些工作在实际开展中，仍会遇到一定的阻碍。
三、完善乡村治理环境的对策
针对当前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需要乡镇政府结合着本地的实际发展状况，本着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完善，只有这样，才能在推动乡村发展的同时，提高村民的生活质量。而在其实际完善中，主要包括以下几种策略：首先，在开展环境治理工作时，相关部门应积极加大环境保护宣传，在提高村民环保意识的同时，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保护的各个环节中。从而将环保融入到日常生活中，确保乡村环境得到良好的改善。其次，针对乡村治理环境中存在的问题，在对其采取措施时，必须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针对性的进行处理，在规范环境治理的同时，还能有效的提高环境治理的效果，为乡村地区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再次，在乡村环境治理中，要想从根本上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并非一朝一夕、一人两人就能做到的，它需要村民的积极参与及乡镇政府的支持与引导，只有这样才能在环境治理中有据可循，在符合科学发展观的同时，还能推动乡村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最后，在开展乡村环境治理活动时，需要相关人员结合着该地环境的实际状况，制定出与之相符的环境治理制度，并将其落实到环境治理的各个环节中，在确保环境治理顺利进行的同时，还能将环境污染降到最低，以此来达到预定的治理效果。
总结：
综上所述，面对当前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乡村地区在治理环境时，要想取得好的治理效果，其核心因素在于采取与之相符的治理措施，并在开展过程中调动村民的环保积极性，使其积极参与到环境治理中来。只有这样，才能提高乡村治理环境的效果，才能进一步推动乡村地区的经济发展。
参考文献：
[1]房正宏.乡村治理：精英与政府间的博弈[J].学术界，2011，（11）.
[2邓大才.中国乡村治理研究的传统及新的尝试[J].学习与探索，2012，（01）.
公务员考试网权威2016年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集三维之力 建美丽乡村，更多2016年公务员考试申论范文相关信息请访问公务员考试网。 广大农民是美丽乡村建设的主体，美丽乡村建设离不开农民的参与，并且农民对美好生活有了新的渴望，因此各地政府应让美丽乡村建设提上日程，对农村环境“洗脸”、农民素质“洗礼”、农业产业“洗牌”，促进乡村文明程度的提高，让农民切身感受到了美丽乡村建设所带来的实惠，当好美丽乡村的践行者和建设成果的维护者。
注重融入机制建设，实施农村环境“洗脸”，打造宜居乡村。干净整洁的卫生条件是美丽乡村必备条件,以硬化、绿化、净化、美化、亮化“五化”为重点，开展乡村环境综合整治行动，整治三堆和卫生死角，治理乱堆乱搭乱建等影响村容村貌行为，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俗话说，“三分建、七分管”，如果没有一个长效的机制，必然陷入“治理—反弹—再治理—再反弹”的怪圈，建设美丽乡村必然要求村庄环境管理走上制度化、规范化、常态化轨道。为此，政府要加大资金投入，确保每个自然村都有最基本环保设施，提高农村垃圾收集率;建立村庄环境卫生巡查和评比制度，加强工作督查和通报并严格奖惩，要求村民管好自家房前屋后的环境卫生;并为村级保洁员提供工资保障，建立健全村级保洁员各项规章制度。
注重融入核心价值观教育和文化内涵建设，实施素质“洗礼”，打造美德乡村。美丽乡村建设，追求的不仅是农村居住环境的优化，更主要是塑造美的心灵，建设农民精神家园。应将核心价值观教育作为贯穿美丽乡村建设的一条红线，教育宣传引导农民理解、接受核心价值观，并不断转化成为自觉追求和行动。善于发现群众身边的先进典型，精心打造“最美品牌”，大力实施“四德工程”，突出典型引领，广泛开展道德模范和身边好人评选活动。层层开展四德典型评选，善行义举四德榜建设，实现了村居和学校全覆盖，营造了“学好人、做好人”的良好风尚，加强“新农村新生活”培训，向善向美的强大正能量，让美德在人人心里落地生根。美丽乡村不要千人一面，还要通过内涵建设来体现本地的特色，努力打造出品牌和特色。结合各乡村地理区位、民风民俗等，充分挖掘特色人文元素，进行个性化塑造，保留了传统民俗活动的生活土壤，陶冶了人们的情操，使美丽乡村真正让人流连忘返。
注重融入乡村特色产业建设，实施农业产业“洗牌”，打造生态乡村。美丽乡村建设不只是外在美，更要美在发展上，经济指数要有循序渐进的变化，这才是美丽乡村建设的落脚点和归宿。加强产业结构调整，多渠道推动农民增收，消化转移农村剩余劳力。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果品深加工企业，发展旅游服务业提高农民的从业人数。果品业、加工业、旅游服务业等乡村特色产业的兴起，既培育了农民自力更生的创业精神，又为美丽乡村建设积累了丰厚资金，注入可持续发展的血液。
建设美丽乡村承载着很多人的梦想，特别是对那些保留美好乡村记忆的人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寄托，为让梦想早一步照进现实，应整合资源和力量，全民动员，全民参与，全民创建，开展“美丽乡村”帮扶共建工作，全力打造“最美乡村”，让更多农民真正养成美的德行、得到美的享受、过上美的生活，用无数的美丽乡村共筑美丽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