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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情权是直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登记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常被列为经济法范畴，因而往往招致一种误解：知情权为经济法上的权利。其实，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应属于民法上的权利，且属与现代民法上的权利。因为享有知情权的主体是消费者，义务主体为经营者，两者皆为民法上的主体，因而这种权利必然具有私法之性质，即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已与传统民法精神大相径庭：传统民法从自由平等的抽象人格出发，完全着眼于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强调对双方主体同等的保护。而知情权体现的是一种非平等的关系，强调给予作为弱者的消费者以侧重保护。这正如中国民商法学者梁慧星先生所言：“消费者权利与传统民法上的权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为消费者权利是以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基础的，其目的在于对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予以补救。”可见，消费者的知情权与现代民法精神相整合，属于现代民法范畴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知情权是专门针对保护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而提出的，是与消费者这一身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确立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实质平等的法律人格的基础。因此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民法中人格权内容扩张的一个表现。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方式
（一）政府直接提供及公益性社会团体的信息披漏行为
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对信息的直接提供能使消费者获得市场所不能提供的信息，是消费者实现知情权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国家与社会适度干预原则的具体体现。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最大优势在于他们具有一般个体消费者所不具有的能力去获取被经营者掩盖的真实信息，并向社会公布。因此国外许多国家与地区都规定了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对消费者的信息提供义务。
当然消协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的社会监督也应该是程序合法正当化，不能随心所欲，应该按照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认可的标准定期把商品或服务排一个队，按照公正的程序进行比较，不能厚此薄彼，并把相关的信息及时，准确告知社会公众，同时政府和公益性社会团体在提供信息是注意不能侵犯经营者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
（二）消费者自己主动收集信息
消费者主动去收集，了解信息，有利于激励消费者运用自身的力量去改变信息劣势，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正如李昌麟先生所言：国家保护，经营者自律，消费者觉醒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三大法宝。而消费者本人应是其自己利益的最好维护者。当然消费者主动去搜寻有关信息是消费者实现其知情权的一种方式但不应是主要的方式，同时消费者主动搜集信息也要注意不能侵犯经营者的技术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三）经营者的自愿信息披漏行为
在市场竞争的体制下经营者为了争夺消费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力的位置，使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能为广大的消费者所接受，以便使自己的企业能够生存与发展下去，越来越多的经营者会在法律规则或交易规则之外自行披漏一定量的信息。这种行为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是值得法律肯定与鼓励的行为。如在SARS病毒流行期间，不少商业经营者打出了本店不以野生动物作为食品原料。本店提供分食制服务，本店每个4小时消毒一次等广告，主要向消费者披漏信息，做出承诺，以争取消费者的光顾。
三﹑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法律救济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实体性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明确规定，消费者应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征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的经营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抵制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后服务的费用的1倍。第50条也有相关规定：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做人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款，责令停止营业，吊销营业执照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上述保护性规定是比较具体的。这些规定主要侧重于民是与行政上的救济规定，并具有相当的现实操作性。这些规定为消费者的维权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程序性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1）与经营者协商和解；（2）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3）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4）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5）向人民法院提讼。
这一条文为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提供了程序法律依据。
（三）完善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程序立法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调解，仲裁诉讼等消费者之情权受损救济的程序性规定，但往往由于受害者的劣势地位，人数众多，诉讼费用昂贵及其他诸多因素，只是在中国阶段发生的许多损害消费者权利纠纷不易迅速解决。而根据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特点，美国的小额法院及集团诉讼制度可供我们参考：小额法院审理形式简便，诉讼费用低，纠纷解决迅速。而在集团诉讼中，当一个受害者后，法院可发出通知，其他因该侵权行为而受害的消费者可来登记并在这项诉讼中得到赔偿，有利于迅速保护受害消费者的权益。
四、结语
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知情权的规定体现了该法向消费者倾斜，给消费者以特别保护的原则，对于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市场经济秩序及促进社会生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为了更好地维护消费者权益应进一步修改立法以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真正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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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商务是基于网络通信而进行活动的，交易双方所处的空间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互相之间很可能没有任何的联系和认知，所具备的电子商务硬件、软件和技术也不尽相同，作为消费者，仅仅能够通过视频、图片、文字介绍等方式了解交易标的，而不具备传统交易方式中亲眼观看、触摸等更加直观了解的条件。基于卖家追求自己经济利益的驱动，有可能会与标的商品不符的信息，使得消费者的信息和商品的信息不对称，网络商品的质量也无法得到相应的保障。而且卖家的个人信息在网上披露有限，一旦出现纠纷，消费者的求偿权无法实现，对电子商务的信任度会降低，这将严重阻碍电子商务的发展。因此，在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的知情权显得尤为重要，而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的问题已经凸显，探寻电子商务模式下消费者知情权保护法律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二、电子商务模式下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具体形式
1.网络消费者权利信息不明确
通过电子商务进行商品交易的活动中，很多卖家避重就轻，对消费者的权利信息如购买商品的相关注意事项、退换货款的具体说明、操作流程等，并没有在醒目的区域进行清晰的说明，弱化了作为卖家应当尽到的提醒义务，使消费者不能完全知悉自己应该享有的知情权利，这对于网络消费的事先保护起到了消极作用，网络消费纠纷的数量也随之增加。
2.网络商品信息不对称
就知情权而言，网络消费者相较于传统方式的消费者，最重要的区别是无法用眼观、触摸等传统方式去感受商品，而只能通过销售平台所提供的图片、视频及文字说明等间接方式了解商品的特性，这些间接方式与传统的直接方式是无法比拟的。例如，网上的商品存在颜色差异、比例不协调、尺寸不标准、功能不健全、信息不对称、售后不完善等问题，这些都可能误导消费者对商品做出合理的判断。
3.卖家信息不完全
基于网络的特点，大多数消费者在进行商品交易之前，都没有接触过卖家，对卖家的个人信息和信用知之甚少，网络上所披露的卖家个人信息的真伪也难以辨认，一旦出现网络纠纷，很可能无法找到卖家。卖家的信誉度也可以通过多种其他不正当的方式得到“提升”，这些不完全、不准确的卖家信息使得消费者知情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三、电子商务模式下侵犯消费者知情权问题的成因
1.网络卖家的自律性较差
有些商家出于对利益的追求，以次充好，侵害消费者权益的纠纷时有发生，为了达到利益最大化，借助于网络消费环境的虚拟性、高科技性、跨时空性、无国界性等特点，弱化甚至隐藏对商品销售不利的信息，扰乱了消费者对商品的选择和判断，侵害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利。有些商家在电子商务活动中，不披露自己的信息、信息披露不完全或者提供虚假信息，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例如，网络卖家应该本着公平、诚信的经营理念，将其基本信息如真实姓名、联系方式、经营地点、证书授权机构（CertificateAuthority，CA）颁发的相关证件等在显著、醒目的位置予以公布，使消费者充分知情，从而使消费者的知情权得以实现。
2.保护消费者知情权的法律制度不完善
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现行的法律条文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的相关规定，电子商务属于新兴产业，立法并没有跟上，相关法律基本属于空白。消费者的网络知情权受到侵害，没有有力的法律武器来维护其合法权益。在法律保障和制度约束存在严重空白的电子商务环境中，大量侵权活动不可避免地在虚拟环境中发生，造成消费者对网络消费的恐慌和不信任。
3.虚假广告与网络欺诈问题突出
利用网络虚拟性等特点，虚构或者提供不完整的商品或服务信息，误导和欺瞒消费者，扰乱消费者的正常判断，以达到非法占有的目的，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被称之为网络欺诈行为。利用网络的瞬时性、便捷性等特点，大量商品或服务的虚假广告，过分夸大产品功能、虚伪价格、虚假服务承诺，诱使消费者上当，造成其精神和经济的双重损失。而消费者通过网络虚拟广告，对商家所售商品的信息了解不全面甚至是虚假的，极大地侵犯了消费者对商品的知情权。虚假网络广告的者，借助于互联网的虚拟特点，使消费者无法准确定位商家的具置和实施欺诈的行为人，借助于网络散布的虚假广告隐蔽性强，传播速度快，容易而且费用低廉，监管的难度也很大，相对于消费者来说，知情权被侵害的程度也就越深。
4.现行法律的可操作性差
针对目前电子商务中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益的违法现象，网络消费者往往投诉无门。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然明确了消费者求偿的方法，但是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实际操作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调解是解决经营者和消费者矛盾最基本的方法，但是面对隐蔽和虚拟的互联网，基于经济利益的驱使，网络消费者面对道德底线缺失的网络经营者，往往连其经营场所、联系方式都无法获知，调解更是无从谈起。网络消费者只能向相关政府部门进行投诉，而到底该由哪个部门来解决此类纠纷，在电子商务环境下，其法律关系也相当复杂，牵扯的部门如果出现互相推诿的情况，作为消费者又如何维护自己合法的知情权益。因此，现行法律的可操作性差也是亟待解决的实际问题。
5.现行法律的适用性存在问题
面对电子商务的兴起，现行的法律制度与电子商务并不匹配，也没有一部专门针对电子商务的法律法规。鉴于电子商务中的商事活动绝大部分属于一般民事法律行为，目前我国现行法律中，《民法通则》《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合同法》《广告法》《广告管理条例》等可以介入网络消费者知情权益保护。但是面对实际的法律问题，这些法律法规在适用性上还存在层次不分明、结构不明确、适用不直接等问题，司法部门在审判过程中，面对网络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益的相关案件，从实体法的角度来看缺乏具体的操作方法，而从程序法的角度来看具体过程又显得不足。在以上可以适当适用的现行法律中，到底哪部法律有优先适用权，也没有具体的衡量标准，所以在网络侵害消费者知情权益的相关案件发生后，现行法律在适用问题上比较混乱。
四、我国电子商务模式下消费者知情权益保护的立法设想
1.完善我国电子商务模式下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实体法律制度
（1）建立完善的信息披露法律制度
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商品交易模式中，经营者和消费者往往并不面对面，而且就交易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经验而言，消费者也处于弱势，在网络平台上购买商品时无法直接接触商品，因此很难通过对网络图片和信息的观察、分析获取商品的全面信息，而其他包括服务信息、卖家信息等缺失得更为严重，因此，为了最大限度地保障网络消费者的知情权，应该通过实体立法的形式，在法律中明确规定，在电子商务环境下的网络卖家应该尽到适当的信息披露义务。根据我国现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产品质量法》相关规定，经营者应该提供真实的商品相关信息和服务，并且不得以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商品的相关信息包含了商品的特点、使用方法及要求、规格和等级、主要含量、放置要求、如使用不当的后果等，如果是特殊商品，更应该在醒目位置进行说明和提示。需要预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应该在外包装上显著说明。而我国现行法律或法条，并没有对“需要预先让消费者知晓的”内容进行明确统一的司法解释。因此，在实际商品交易中，信息披露的缺失造成了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商品交易的双方本身就是经济利益的矛盾体，卖家为了实现利益最大化，就需要对商品进行促销，因此商品和服务的相关信息很可能出现避重就轻，甚至故意隐瞒或者进行虚假宣传。所以，应该从立法的角度对经营者关于商品和服务的信息披露做出更为详尽的规定，并且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具体细化双方的法律责任。特别是在互联网上，应该在醒目、重要的位置标明商品和服务的相关信息。由于消费者的网络水平不尽相同，再次或者多次链接以显示相关信息无法从根本上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应该在其主页的显著位置公示其经营者的相关信息，包括其姓名、住所、联系方式、经营许可证、税务登记证、经营范围、注册资金、经营性质以及证书授权机构颁发的认证书，以便消费者能准确掌握经营者的真实信息。对商品的信息描述应该客观、形象、真实和全面，以便消费者能够最大限度地了解商品、使用方法和注意事项，图片不能经过处理或者从其他网站转载，应当多角度、全方位进行清晰拍摄，对颜色的描述应尽量真实，如有色差应着重说明；商品的大小应该符合国际惯例并建立参照图或参照物；商品质量应进行详细说明和对比；商品的售前、售中和售后服务要有具体说明，并依照此说明加以落实；对其他买家的评价公正、客观地予以披露，杜绝对差评的删除和修改，应该对提出质疑的评价做出合理解释；如果发生刻意隐瞒商品和服务信息使消费者知情权益受到损害的，应该对经营者做出何种惩罚等等，以法律的形式进行具体、明确、详尽的规定，通过更加透明的信息披露制度，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益。
（2）加大政府部门的信息监管力度
政府部门作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调控者和市场秩序的规范者，对电子商务环境下进行的商事活动应该加大信息监管力度。与网络经营者相比，政府部门所具有的权威性和可信赖度是其无法比拟的。因此，政府部门应该加强对网络信息的控制，建立与消费者沟通的渠道，倾听消费者的诉求和声音，强化社会舆论的监督职能，完善政府部门对网络信息及消费者知情权益的保护。首先，对网络经营者的经营信息进行集中梳理，一旦有消费者的投诉和检举，即刻进行调查取证并依据相关规定做出处理。其次，净化网络空间，对虚假广告和不良信息进行筛查、过滤，防止网络欺诈行为的发生，对虚假广告的相关行为进行严肃处理。再次，通过或者指定机构设立举报、投诉电话或网络渠道，不定期地举行各种听证会，了解消费者在网络购物时遇到的各种问题和纠纷，建立畅通的、多向的消费者与政府部门信息沟通渠道，使消费者及时获得网络经营者的信息，维护消费者的知情权等合法权益。最后，利用现代传媒，对网络信息侵害消费者权益进行社会监督。现在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网络、报刊、杂志、电视、广播等诸多媒体联合起来，可以进行有效的社会舆论监督，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威慑力，对消费者权益起到强有力的保护作用。
（3）普及全网道德教育电子商务
在借助于网络进行商事活动的同时，与社会其他经济活动紧密相连，相互渗透，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同时，也产生了大量的伦理道德问题。目前对电子商务的发展，人们更多的在研究电子商务环境下软、硬件的建设和发展，却忽视了其社会伦理、道德、文化等方面的建设。因此，在促进电子商务发展的同时，还应树立网络生态伦理道德意识。网络卖家为了追求效益，通过各种销售方式推销产品，对产品本身的信息及服务信息避重就轻，甚至虚假信息，侵犯消费者的知情权，造成消费者的损失，其利己主义价值观可见一斑。基于网络购物的虚拟性、隐蔽性、跨时空性、瞬间性等特点，加之网络交易的监管力度差，消费者求偿无法得到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因此，网络商家以虚假信息欺瞒顾客，使顾客得不到商品信息或服务保障的事件时有发生，反映出网络卖家的自律意识相对较差。由此可见，普及全网的伦理道德教育具有极其深远的意义。只有强化网络道德的自律性、宣传网络道德的必要性、构建电子商务环境下的诚信机制，才能使电子商务在正常有序的环境下健康发展。
（4）制定和完善电子商务相关法律法规
电子商务的发展对现行法律法规已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很多不能直接适用于电子商务环境，而随着电子商务的迅猛发展，在未来一段时间之内这种矛盾将越演越烈，更加凸显。同时，电子商务需要法律法规为其发展保驾护航，只有以完备的法律体系作为保障，电子商务才能健康地发展下去。因此，在制定适用于电子商务环境的法律法规时，首先要在国家对电子商务宏观调控的基础上，建立具有威信的、公正的电子商务认证机构，结合国家政府部门建立健康的电子商务交易秩序，完善电子商务环境下消费者保护网络。各级政府机关制定相应的工作规范和政策制度，对电子商务的发展起到监管作用，针对网络经营者和消费者，制定与电子商务相适应的行为规范和准则、具体的管理方案和操作的行业标准。在现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化，凸显网络经营者的义务和责任，进一步规范新兴的购物方式。这一系列法律制度的改革和完善，必然会推动我国的法制进步。
（5）优化事后救济法律制度
网络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着重体现的是一种通过预先了解和预判的事先救济，但是这种事先救济也无法实现网络消费者知情权益的完全规避，一旦出现此类纠纷，事后救济法律制度应进行优化。传统的诉讼制度对时间和经济的消耗都体现出了很高的维权成本，电子商务基于网络的特点，使得举证、知情等难度进一步提高，求偿成本进一步加大。因此，寻找一条便捷、高效、经济的事后救济法律制度，已成为网络消费者的迫切需求。特别是一些网络消费者会因为网络商品成本比维权成本还要低而放弃维权，这样会极大地伤害网络消费者对电子商务的信任，从而阻碍电子商务的发展。在世界发达国家都建立了小额诉讼制度，这对网络消费者权益保护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我国现行的《民事诉讼法修正案》也给予小额诉讼制度更多的法律保障，把民事诉讼的简易程序借鉴过来以适用诉讼标的比较小的网络案件。这种诉讼标的小、方式灵活、程序快捷、费用低廉，因此更加符合网络消费者的诉讼需求，也更加体现了“公平与效率”的司法精神，同时，也完善了符合我国国情的多元化法律纠纷解决机制。
2.健全我国电子商务模式下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法律程序
（1）设立在线投诉中心
基于电子商务在我国的纵深发展，伴随着电子商务发展的一系列法律纠纷也相继产生，而现有法律在很多问题上无法直接适用于电子商务，所以电子商务中的一个问题，并不是一部法律或者一个政府部门就能够解决的，因此，政府管理部门应该和消费者保护机构建立在线投诉中心，对网络环境下商事活动中出现的侵害消费者权益的事件进行处理，从救济成本方面也可以更多地保护消费者，而且也解决了投诉地域分散的问题，使得消费者增强了信心，提升电子商务发展的信誉保障程度。
（2）优化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相较于传统的交易模式
电子商务环境下发生的交易纠纷存在着时空差异，适用目前现行的法律制度，在司法程序下进行调解、仲裁、诉讼等程序的成本较高，而且需要的时间较长，导致效率低下，使消费者在知情权受到侵害时面对高额的司法费用和较长的司法时间而无法得到保护，因此会产生维权恐惧。然而，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建立，可以使公正的第三方机构介入网络交易纠纷，利用事实证据、行业惯例及相应的法律法规进行在线调解，特别是组建以政府和消费者共同认可的具有权威性的第三方在线调解机构，以公平、诚信的态度进行在线调解，这样有助于纠纷的解决，提高了效率，节约了司法费用，节省了时间成本，使纠纷能够快速稳妥地解决，优化了司法资源的有效配置。
（3）构建网络信任在线评估体系
对网络经营者建立网络信任在线评估体系，可以让更多的网络消费者对准备交易的网络经营者的诚信进行评估，防微杜渐。对于对商品和服务信息披露不够完整、准确的网络经营者，消费者就可以预先评估其诚信度，对消费者知情权益起到事前保护作用。实践证明，现如今，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宏观体系下，对于许多经济纠纷的解决，以市场调解为主，以法律调解为辅的方法比较适合。构建网络信任在线评估，对一些信誉不好的网络商家，自然就不会受到顾客的青睐，要想获得更多的效益，就必须遵守网络交易的行业规则，诚信经营，不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益，这样才会赢得消费者的信任，才会发掘出更大的市场。通过网络信任在线评估，也构建了网络经营者和网络消费者之间沟通的桥梁，使网络交易在公平、诚信的环境下更好地发展，对保护消费者的知情权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
（4）完善网络信息在线共享
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信息沟通应该是多向的、互通的、共享的，把零散的、单一的信息进行有效集成，把不良的、虚假的信息进行过滤和删除，才能形成健康的网络信息环境。无论是政府部门、网络经营者，还是网络消费者和第三方认证机构，都可以通过网络信息在线共享机制，获得足够的、真实的网络信息。由政府部门牵头，将信誉优良并经过登记认证的市场主体的信息进行适当披露，建立健全信息公示平台，不断扩展其广度和深度。同时，为满足社会的信息需求，还应该建立一整套完善的信用评价体系，最终形成可以支持在线共享的公正、客观、真实的信息网络。
五、结语
1．1教育服务消费者对知情权的认知情况
对知情权权益了解的消费者人数不到一半，其中大多数家长表示，他们并不清楚法律的明文规定，对于知情权益的具体内容、对象、范围认识不清。由此分析得出，权利主体的法律意识还比较淡薄，不能依法实现教育服务知情权。另外，依据表2对知情权了解主动性分析，绝大多数家长有主动维权的动力和积极性，通过法律知识的普及加之有效的法律途径，势必能达到有效的维权效果。
1．2教育服务消费者主要关注教育信息公布情况
调研结果显示，家长表示比较关注的教育信息主要有:收费标准与项目、教学设备设施、师资力量、教学理念与特色、业余活动的开展、营养餐饮状况、儿童智力开发成效等。而调查中完整公布上述信息的幼儿园极少，其中会主动公开不完整信息的占35%，主要表现为对教学理念和特色、专业课程开展、师资力量等信息的公开;而被动公开、选择性信息公开的办园机构占65%，其中尤以收费标准和收费项目、教学效果评估等信息为甚。同时消费者表示获取信息渠道太单一，主要通过家长到校、教师家访、集体活动等途径获知相关信息，不能形成多元化、开放化信息公布体系。
1．3相关制约因素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造成教育信息不透明、教育信息不对称的原因，主要表现为两方面:首先，幼儿园义务主体没有依法、自觉履行义务(依上述信息公布情况可知)。这是多方因素作用的结果，主要为:自身法律意识不强，不能形成有效自律;政府监管不力，强制干预力度不够;法律法规不健全，法律依据欠缺等。其次，消费者没有主动行使知情权，主要在于消费者法律意识的淡薄。另外有关救济机制的缺乏，使得侵权行为得不到有力惩处，信息利益损害得不到及时补偿。
2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2．1信息公开力度不够
教育服务消费者主要关注教育信息公布情况，调研结果显示，信息公布力度不够主要表现为:第一，教育服务信息选择性、虚假性公开。如前所述，办园机构为了争取生源，往往对办园优势加以夸大宣传，对于不足往往采取“隐瞒”态度，造成服务信息公开的不完整、不真实。第二，教育服务信息公开平台不够。信息公开主要通过家长到校询问、集体活动、手机收阅等亲自参与的方式进行，没能充分发挥网络平台，如校园网站、校内微信、微博、QQ等新兴媒体进行及时、有效地与交流信息。因此，信息渠道有待扩展。第三，信息公布时效性不强。多数幼儿园不会主动公开信息，在家长提出信息公开申请后，往往不能及时有效公布，造成信息公布不及时，损害消费者的知情权益。
2．2相关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力
学前教育知情权保护受制于多方因素，其中政府的监管不力以及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是主要原因。对于知情权，虽然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此有明文规定，但具体到学前教育则没有明确规定。另外，虽然《教育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学校应当“以适当方式为受教育者及其监护人了解受教育者的学业成绩及其他有关情况提供便利”，但没有明确规定幼儿家长的知情权，对违反信息公开的处罚规定也不多，难免使教育服务消费者的知情权成为一句空话。另外，有关部门在幼儿园创办之初资格审查不严，办园过程中监管不力，对其侵权行为采取放任态度，助长了侵权行为。
2．3教育消费主体意识淡薄
学前教育信息透明化受阻，教育服务知情权得不到有效保护，从法律关系主体角度分析，主要原因为:义务主体法律意识淡薄，不能有效形成自觉;权利主体意识淡薄，外部他律力量不强。首先，义务主体意识淡薄。学前教育市场化下，更多民办幼儿园兴起，开始走上自我营利道路。受利益驱动及对法律义务主体地位认识不清，多数幼儿园不会主动、全面、正确公布相关信息，往往采取不主动公布或选择性公布的态度。尤其是对一些可能带来负面影响的信息(这些信息往往又是消费者最关注的信息)更是采取“捂”“瞒”的态度。另外，学前教育信息的专业化，极易造成权利义务主体间信息的不对称，影响消费者做出正确、合理的消费选择。其次，权利主体意识淡薄。调查结果显示，绝大多数家长对知情权法律内涵及其重要性不甚了解。例如就有家长明确表示，只要对幼儿成长有利，不会在乎对其财力投入，更不会主动向学校申请收费标准和项目公开。从目前的情况来看，公众的信息公开权利意识还比较淡薄，不能很好地行使教育服务信息知情权。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学前教育信息的不透明，引起信息的极度不对称。最后，消费者学前教育服务信息的认知和防范程度决定了教育机构守法的程度。消费者若不主动行使自己享有的知情权，对教育消费信息缺少认知，就会丧失有效行使选择权、决定权、监督权的基础，失去对学校盲目营利行为的制约。但若消费者重视知情权，督促幼儿园主动公开相关教育信息，则能促使透明、公开的教育信息环境的形成，促进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
3促进教育信息公布，保障消费者知情权的建议
3．1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在当前学前教育知情权法律法规缺乏的现状下，《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虽可以为教育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提供法律依据，但是不能有效适应学前教育行业的具体特点。因此，加强学前教育消费者的立法保护，通过具体信息公开内容、方式、渠道以及违法后果的明确、具体规定，才能有效保障学前教育消费者的知情权。
3．2健全奖惩机制，打击侵权行为
知情权的保障依赖于法律法规的实行，同时也需要激励机制的促进、监管体系的建立以及由此引起的社会服务和公共意识的增强。在此，激励机制能增强义务主体对信息公开价值与效益的认同感，激发幼儿园营业主体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而与此相对的惩罚机制，主要通过对违法主体利益的剥夺、限制来引导规范其行为。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主要通过对行为主体的经济性或非经济性惩罚以及必要责任的承担等途径来实现消费者权益的保护。此外，提高幼儿园从业者遵纪守法还得依靠教育执法部门加强对幼儿园信息公开的监督。
3．3构建多元、开放平台，保障受教者的知情权
平台搭建需要多方主体有力配合。首先，需要执法部门履行职责，加强监管，提供服务。其次，需要办园机构履行义务。办园机构应当主动承担信息公开的责任，主动向有关部门汇报相关信息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的信息工作。与此同时，面对家长的咨询、疑惑要热心讲解，充分告知，保证受教者的知情权。第三，需要广大民众的参与。消费者作为服务质量的最终检验者和最后承受者，有权利也有能力对相关服务提供意见与要求，这是构建信息公开平台的动力。家长、孩子们的信息反馈要加以重视，这是检验信息真实性、科学性的有效途径。第四，社会舆论的监督也有助于促进学前教育信息的透明与完善。此外，网络通讯工具也为幼儿园及时、快捷地公布信息提供了有利条件，应充分利用微信、微博、网站、QQ等多种交流工具进行信息公布。
3．4加强法治宣传，提高法律意识
论文摘要:目前我国对消费者权益的保护尚不到位，尚未建立科学、全面的保护体系。本文在对消费者知情权进行概述的基础上，分析了现阶段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存在的缺陷，进而提出了完善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对策，以期推动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事业的发展。
一、消费者知情权的概述
(一)消费者知情权的含义。消费者知情权，是指消费者享有的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充分、准确、适当信息的权利。消费者知情权不仅保障消费信息的真实性，而且还应当保障其准确性、充分性、适当性，是消费者做出理性选择的有力保证。知情权体现的是一种非平等的关系，强调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以保护，体现了追求实质上的自由平等的现代法的精神，是现代民法确立的一项重要民事权利。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特征。消费者知情权的特征有两个:第一是主体的特定性，即消费者知情权的主体是生活消费者。正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2条中规定的那样:“消费者为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生活消费是指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而消耗物质产品或消耗劳动服务的行为。这里的为生活需要而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消费者是指为个人或家庭的生活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的自然人。第二是消费者知情权实现时间上的特殊性，即消费者只有在购买、使用商品或接受服务时才享有知情权。
(三)消费者知情权的内容。《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第2款明确规定了消费者可以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信息的内容，即:“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说明书、售后服务、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消费者知悉真情权的内容大体有三类:第一，关于商品或服务的基本情况包括商品名称、商标、产地、生产者名称、生产日期等;第二，有关技术状况的表示，包括商品用途、性能、规格、等级、所含成分、有效期限、使用说明书、检验合格证等;第三，有关销售状况，包括售后服务、价格等。
二、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现状
(一)立法缺失和滞后。要使消费者知情权得到实现，完善的立法是基础。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益向纵深发展，我国的消费者知情权立法显出滞后和缺失的尴尬境地。例如，在现代消费中，电子商务因其快捷而越来越具有重要的消费地位，网络消费的电子化和即时性等特点也使得消费者难于收集证据，一旦消费者知情权受到侵犯，消费者在寻求救济时就会面临确认侵权人和举证的双重困难。另外，法律对于消费者知情权在某些方面的规定过于原则和笼统。例如:在“售后服务”方面，《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仅仅规定经营者有义务实行售后服务，而对于售后服务应达到什么样的程度则没有规定，消费者得到的只是一个不具有实际操作性的“售后服务权”。对于消费者的询问权，《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也只是规定经营者对消费者就其提供的商品或服务的质量和使用方法等问题提出的询问，应当作出真实、明确的答复。对经营者不履行答复义务却没有规定对应责任，导致此义务难以落实，该规定成为一纸空文。
(二)缺乏方便、快捷的消费诉讼程序。由于消费者诉讼的标的金额小、标的分散，且诉讼程序繁杂又漫长，即便是采用民事诉讼中的简易程序，诉讼期限也显过长，消费者要为此耗费掉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这对于本身经济实力就不雄厚，没有足够闲暇时间来应付诉讼，而且缺乏完备的专业知识的广大消费者而言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再加上消费者自身权利意识不强，认为个人力量不足以对抗企业组织，对于复杂的诉讼程序感到陌生和畏惧，对于司法制度缺乏足够的信赖，因而不知道或不愿意起诉来请求损害赔偿，自甘受损，任其请求权趋于腐烂。
(三)缺乏有效的行政保护。在目前，行政机关对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还存在着种种问题:首先，在保护消费者权利的国家机关的设置上，我国缺乏政策制定和管理处罚合一的、单独的行政机关对消费者进行保护，通常是在各级政府的领导下，由工商、卫生、质检等部门在必要的时候联合执法。这些部门往往各自为政，缺少合作与大局意识，对违法者的追查不彻底，还常有互相推诿和扯皮的现象出现;其次，消费者知情权作为消费者享有的一项基础性权力，对它进行有力的保护可以起到很好地事先控制消费风险的作用，从而防范于未然，尽可能避免消费者为了解决消费纠纷而耗费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因而行政机关对消费者知情权进行事前保护非常重要。
三、完善我国消费者知情权保护的建议
(一)完善消费者知情权立法
1.充分发挥惩罚性赔偿制度的作用，加重经营者侵害知情权的民事责任。鉴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9条的适用范围非常狭窄，且其适用条件又常加以严格解释，使消费者的损失很难得到有效补偿，所以，今后立法应扩大经营者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范围，如误导行为、隐瞒行为也要承担民事责任、适用加倍赔偿规定;同时要体现出“罚当其责”，对多次实行欺诈或误导行为的，消费者可要求多倍赔偿。
2.法律应赋予行政权力适当干预的依据。行政机关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侵犯消费者知情权的行为，在法定限度内对经营者进行行政处罚。行政机关的这种合法的介入，对于弥补法律漏洞、保护消费者知情权是大有裨益的。
3.增设消费者的特别撤销权(或反悔权)。经营者提供虚假信息、误导信息等不过是想通过增加交易量来获得利润，若能设置消费者基于误解的撤销权或反悔权，将对经营者形成一定程度的威胁，促使其向消费者提供详尽而清晰的消费信息，而消费者也可以运用这种更简便易行的权利保障手段维护自身权利。需要注意的是，在设置该权利时，条件要求不能太高，程序也不能太复杂，应考虑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而与民法上一般的撤销权有所区别。
(二)建立方便、快捷的消费者诉讼途径
1.建立小额诉讼法庭。在诸多消费受损现象中，给多数消费者带来小额损害的所谓“小额多数损”现象占相当比重。针对消费者投诉面广、金额少的实际情况，可借鉴英、法等国的经验，设立小额诉讼法庭，以此来简化诉讼程序，提高工作效率，便于消费者投诉，降低投诉成本，提高消费者的积极性。笔者建议在大中城市商业集中区设立小额诉讼法庭，以方便消费者的投诉，使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及时得到保障。
2.采用集团诉讼。集团诉讼在国外已不鲜见，但我国诉讼法领域尚未规定该诉讼方式。集团诉讼可以扩大同一诉讼主体的主体容量，通过判决效力的扩张，使更多的权利主体的合法权益得到保障。在消费者权益保护领域，纠纷中的被侵权人往往因个别请求额低，诉讼费用高而放弃诉讼请求。个别的放弃就意味着最终全部放弃。而集团诉讼允许在未经别人特别授权的情况下起诉，就可在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同时，也维护其他成员的合法权益。因此，在我国有必要积极推进集团诉讼制度，促进消费者权益的有效保护。此外，建议赋予消费者组织集团诉讼的权利，使其在消费者权利保护的工作中发挥更大作用，更能增强其与经营者抗衡的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更有利于维护消费者的群体利益。
3.免除诉讼中先予执行的担保。消费者在受到经营者的侵犯后，往往因为看病治疗、误工、与生产经营者交涉等，给经济上造成很大的负担。而进行消费诉讼又会给消费者再次增加负担，并且这些负担将会持续一段时间。先予执行制度不仅解决了消费者在经济上的部分困难以方便消费者的诉讼，而且也会增强消费者保护自己权利的信心，更可以避免胜诉后的执行困难，有利于消费者权利的保护。从我国《民事诉讼法》第97条、98条的规定看，消费诉讼是可以申请先予执行的。消费者应学会充分利用这项诉讼程序的规定来保护自身的权利。建议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作出对先予执行的消费诉讼免除担保的规定，这样更方便消费者权利得到迅速的恢复和补偿。
(三)强化消费者知情权的行政保护
1.针对卫生、工商、质检等部门“各自为政”的弊端，建议在各级人民政府中设立一个独立的具有综合行政管理能力的消费者权利保护机构，明确规定该机构的职权和活动范围，使其能够具有保护消费者必要的行政措施能力。该机构一方面可以收集有关消费者反映的意见和建议反映给上级有关的政策制定部门，制定适合本地区的消费者权利保护法案。另一方面可对本地区侵害消费者权利的企业进行处罚，对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送交检察机关提起刑事诉讼。此外还可以为消费者提供法律咨询和帮助。
2.针对重“事后补救”，轻“事前防范”和“事中监管”的执法弊端，要加大行政机关对经营者行为的事前、事中的监管力度，将力量向预防违法行为倾斜。
3.政府还应积极履行公共服务的职能，通过多种渠道向消费者提供消费信息，全面推行消费教育。需要注意，政府在有关消费公共信息时应注意信息的真实性、充分性、时效性和适当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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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知情权是消费者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消费者取得其他权利的重要保障，是消费者完成自身消费活动的前提条件。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义务主体——生产经营者，在一些公用企业的公益合同中，政府作为一种特殊的义务主体，其在消费者特殊领域的消费活动中的特殊地位不容忽视。此外，媒体以及其他组织也承担着越来越多的消费者知情权义务。
[论文关键词]消费者知情权 义务主体 消费者
一、前言
消费者知情权是消费者获取法律规定的商品和服务有关信息的权利。它是消费者取得其他权利的重要保障，是消费者维护其在消费过程中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实现公平交易、自由选择的前提条件。消费者只有在知情权得到有效保护的情况下，才能妥善选择商品、服务以及交易对象，减少因信息不对称而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消费者带来权利损害。在一般的有关消费者促销费活动的民事合同中，生产经营者在市场交易过程中处于一种信息优势地位，再加之消费者自身知识的匮乏和能力的限制，使得消费者处于一种自然弱势地位，法律虽然有规定经营者披露产品信息的义务，事实上他们往往难以客观公正的将产品所有有用信息告知消费者。在特殊的消费者消费活动，主要是与政府有密切关系的公用企业产生的公益合同中，消费者处于一种更加弱势的地位，交易的另一方不仅仅是处于行业领先甚至市场垄断地位的公用企业，往往还包括国家或政府施加的力量，使得这种合同具有特殊性，公用企业当然有披露产品信息的义务，但是国家或政府在这一合同中的地位值得探讨，在一些情况下，比如国家或政府推出一些政策要求这些企业临时做出调整，那么其应当与其政策所涉及的相关企业共同履行相应的告知义务，以保障消费者的正当权益。这时，市场活动中，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不再限于生产经营者，还包括行政主体等。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历史考察
知情权，又称了解权或咨讯权，一般认为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伯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首次提出的，其基本含义是公民有权知道他应该知道的东西。作为保护和扩大新闻自由的护身符。知情权是一个逐步被大家接受的过程，由萌芽到发展以致后来的完善，无不是社会公众与掌握信息的一方力量做斗争的结果。
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和二战后市场秩序的完善，知情权逐渐被引入到市场经济领域，将知情权引入消费者领域的，是美国前总统肯尼迪，他在1962年3月15日做的《关于保护消费者利益的国情咨文》中提到消费者的4大权利，其中之一便是消费者知情权。作为当时经济最为发达国力最为强盛的美国，其国内市场的一举一动都为世界所关注，肯尼迪提出的消费者权利保护问题当然也受到世界范围的关注。1964年，国际消费者组织联盟提出了包括消费者知情权在内的消费者8大权力。此后一部分发达和发展中国家通过立法保护各项消费者权利。1985年4月联合国大会通过了《联合国保护消费者准则》，将“使消费者获得足够的资讯，能依其希望及需要作出之情的选择”的权利进行确认，这也标志着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得到了世界范围内的认可并不断扩充消费者的正当权益。我国1993年制定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中言明消费者包括知情权在内的9项权利。其中《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八条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者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者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等级、主要成份、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服务的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知情权作为消费者享有的一项基础性权利，是消费者完成自身消费活动的前提条件。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能够起到事先控制消费风险的作用，改善消费者在信息不对称状态下的不利地位，从而防患于未然，尽可能避免消费者为了解决消费纠纷而耗费不必要的人力和物力。因此，对消费者知情权应该更多地体现为事前的保护，而非事后的救济，否则有违法律设置知情权的初衷。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事前保护除了要求生产者、经营者履行相关交易信息的披露义务之外，还要求政府积极发挥作用，加强市场管理，及时为消费者提供真实的消费信息和必要的消费知识。
三、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
（一）生产经营者
生产经营者即商家是消费者知情权中最传统的义务主体，自古代法买卖契约中存在的卖方应如实告知所出卖之物使买方知悉标的物的必要情况开始，商家就成为最早的消费者知情权义务主体。商家的义务主要集中在以诚实信用为核心的告知义务、瑕疵担保义务等，这一时期还没有形式意义上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知情权隐含在民事法律关系中的“诚实信用原则”里。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义务主体的商家告知义务范畴极广，也是个发展中的概念，《罗马法》时代的瑕疵公示早已不能满足现代法律要求，告知义务不仅要说明商品潜在的隐患，而且要依法将商品原料构成、加工方法等给予公示，诚然商业秘密和知识产权同时也是对告知义务的合理限制。商家作为义务主体，除了《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规定的义务外，还应当承担社会责任，比如，使用新型节能材料、采用降低污染的生产方法等。
（二）政府
政府作为一个特殊的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越来越为公众所重视，作为义务主体的政府在消费者知情权中扮演着三重角色。首先，政府在国有公司中的角色是股东；政府作为国有企业的股东之一，有参与国有企业决策的权利，现实中政府较少参与国有企业制定具体的经营策略，主要由企业的直接管理者来制定和实施。然后，政府在《产品质量法》中的角色是监督者；作为一个监督者角色的政府，往往由于其控股的国有企业就是某一领域标准的制定者，其监督者的角色在这一方面大打折扣，往往更多地监督一些民营企业而缺少对大型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监督管控。最后，政府在现代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中扮演主要的义务主体。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和政府职能向服务型转变，政府在现代消费者知情权保护中扮演者越来越重要的义务主体。作为义务主体，也就意味着要承担义务缺失时应当承担的责任，政府也不例外，特别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公用企业，其对社会公众的影响最大，关系最为紧密。
据国家工商总局消费者权益保护司介绍，公用企业侵权是目前消费者反映的一大热点问题。如邮电通信企业强行为用户配发电话机并收取不合理费用，电力部门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电表并强制最低消费，自来水公司强迫用户购买其指定的给水设备和水表，手机通讯价目繁多且价位居高不下，航空服务晚点频繁而不承担相应损害赔偿责任，天然气价格制定过程不合理……各种垄断行为严重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公用企业自身有履行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同时，政府对这些公用企业施加的政策性规定也应当履行好对消费者的告知义务，以保证消费者的知情权。
（三）媒体
媒体不仅在现代社会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其作为最新发展起来的义务主体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也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首先，媒体是消费者知情权主要的公示者；然后，媒体是商家主要的广告商，成为商家重要的利益体；再次，媒体是知情权重要的监督者，肩负着保障消费者权益咽喉的作用；最后，媒体是消费的重要引导者，如《消费导报》、《购物指南》等。虽然媒体是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但是，其不同的行为所承担的法律后果是不同的。媒体出于社会公益，对一些市场上的产品进行深入介绍时，造成的消费者权利损害不应当承担责任；但如果是为了利益，对产品进行广告宣传，由此造成的消费者权利损害，相关媒体是要承担责任的。
（四）其他组织
主要包括非政府组织，如消费者协会、各种公益性组织、民间组织等。这类组织在维护消费者权利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作为消费者知情权的义务主体，更多的是一种公益性质的主动的来承担保护消费者的义务，不是法律强制规定的。政府应当承认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培育民间力量，将对生产经营者监督的一部分职权转移给社会力量，自身集中精力于宏观事务。
【摘要】在信息社会中，知情权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消费者的知情权是消费者权利体系中的基础性权利。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法律赋予消费者知情权的原因。知情权作为确立消费者人格的基础，除了要求生产者，经营者与性信息披漏义务之外，还要求政府的积极保护，实现对消费风险的事先控制，从而更好的保护消费者。
【关键词】消费者知情权消费者人格法律保护
一﹑知情权的含义和性质
知情权是直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8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的商品或接受的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消费者有权根据商品或服务的不同情况，要求经营者提供商品的价格﹑产地﹑生产者﹑用途﹑性能﹑规格，登记主要成分﹑生产日期﹑有效期限﹑检验合格证明﹑使用方法说明书﹑售后服务或者内容规格费用等有关情况。
由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常被列为经济法范畴，因而往往招致一种误解：知情权为经济法上的权利。其实，消费者享有的知情权应属于民法上的权利，且属与现代民法上的权利。因为享有知情权的主体是消费者，义务主体为经营者，两者皆为民法上的主体，因而这种权利必然具有私法之性质，即属于民事权利的范畴。值得注意的是，消费者享有知情权已与传统民法精神大相径庭：传统民法从自由平等的抽象人格出发，完全着眼于主体间的平等关系，强调对双方主体同等的保护。而知情权体现的是一种非平等的关系，强调给予作为弱者的消费者以侧重保护。这正如中国民商法学者梁慧星先生所言：“消费者权利与传统民法上的权利在性质上是不同的，因为消费者权利是以经营者和消费者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为基础的，其目的在于对消费者的弱者地位予以补救。”可见，消费者的知情权与现代民法精神相整合，属于现代民法范畴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知情权是专门针对保护消费者的弱者地位而提出的，是与消费者这一身份密切联系在一起的，是确立消费者与生产经营者实质平等的法律人格的基础。因此有学者认为知情权是民法中人格权内容扩张的一个表现。
二、消费者知情权的实现方式
（一）政府直接提供及公益性社会团体的信息披漏行为
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对信息的直接提供能使消费者获得市场所不能提供的信息，是消费者实现知情权的主要方式之一，也是国家与社会适度干预原则的具体体现。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向消费者提供信息的最大优势在于他们具有一般个体消费者所不具有的能力去获取被经营者掩盖的真实信息，并向社会公布。因此国外许多国家与地区都规定了政府与公益性团体对消费者的信息提供义务。
当然消协对商品和服务进行的社会监督也应该是程序合法正当化，不能随心所欲，应该按照经营者与消费者共同认可的标准定期把商品或服务排一个队，按照公正的程序进行比较，不能厚此薄彼，并把相关的信息及时，准确告知社会公众，同时政府和公益性社会团体在提供信息是注意不能侵犯经营者的个人隐私，商业秘密等合法权益。
（二）消费者自己主动收集信息
消费者主动去收集，了解信息，有利于激励消费者运用自身的力量去改变信息劣势，有利于提高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正如李昌麟先生所言：国家保护，经营者自律，消费者觉醒是保护消费者利益的三大法宝。而消费者本人应是其自己利益的最好维护者。当然消费者主动去搜寻有关信息是消费者实现其知情权的一种方式但不应是主要的方式，同时消费者主动搜集信息也要注意不能侵犯经营者的技术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
（三）经营者的自愿信息披漏行为
在市场竞争的体制下经营者为了争夺消费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更有力的位置，使自己的商品或服务能为广大的消费者所接受，以便使自己的企业能够生存与发展下去，越来越多的经营者会在法律规则或交易规则之外自行披漏一定量的信息。这种行为符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立法宗旨，是值得法律肯定与鼓励的行为。如在SARS病毒流行期间，不少商业经营者打出了本店不以野生动物作为食品原料。本店提供分食制服务，本店每个4小时消毒一次等广告，主要向消费者披漏信息，做出承诺，以争取消费者的光顾。
三﹑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法律救济
（一）《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实体性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9条明确规定，消费者应经营者利用虚假广告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向经营者要求赔偿。广告的经营者虚假广告的，消费者可以请求行征主管部门予以惩处。广告的经营者不能提供经营者的真实名称，抵制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第49条规定，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或者后服务的费用的1倍。第50条也有相关规定：经营者对商品或者服务做人人误解的虚假宣传的，可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责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警告，没收违法所得款，责令停止营业，吊销营业执照等。《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的上述保护性规定是比较具体的。这些规定主要侧重于民是与行政上的救济规定，并具有相当的现实操作性。这些规定为消费者的维权行动提供了法律依据，有利于消费者知情权的保护。
（二）《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程序性规定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34条规定：消费者和经营者发生消费者权益争议的，可以通过下列途径解决：（1）与经营者协商和解；（2）请求消费者协会调解；（3）向有关行政部门申诉；（4）根据与经营者达成的仲裁协议提请仲裁机构仲裁；（5）向人民法院提讼。
这一条文为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提供了程序法律依据。
（三）完善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的程序立法
虽然《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了调解，仲裁诉讼等消费者之情权受损救济的程序性规定，但往往由于受害者的劣势地位，人数众多，诉讼费用昂贵及其他诸多因素，只是在中国阶段发生的许多损害消费者权利纠纷不易迅速解决。而根据对消费者知情权受损救济的特点，美国的小额法院及集团诉讼制度可供我们参考：小额法院审理形式简便，诉讼费用低，纠纷解决迅速。而在集团诉讼中，当一个受害者后，法院可发出通知，其他因该侵权行为而受害的消费者可来登记并在这项诉讼中得到赔偿，有利于迅速保护受害消费者的权益。
论文关键词 隐私权 知情权 冲突 协调
一、隐私权与知情权
（一）隐私权
隐私是指自然人免于外界公开和干扰的私人秘密和私生活安宁的状态。 隐私权的概念起源于1890年美国法学家萨缪尔·沃伦和路易斯·布兰黛斯在《哈佛法学评论》上发表的那篇著名法学论文——《隐私权》（Therighttopricy），文中提到：“保护个人著作以及其他智慧成果或情感的产物之原则，是为隐私权”。 王利明先生认为，隐私权是公民享有的私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项人格权。
（二）知情权
知情权（therighttoknow），是指公民，法人及其他组织知悉、获取信息的自由和权利。知情权相比隐私权所涉范围更为广泛，可分为公众知情权和个人信息知情权。公众知情权是社会公众普遍享有的对社会感兴趣的各种信息及有关治理国家方面的信息的权利；个人信息知情权是公众个人享有的对各种涉及本人相关信息或法人及其它组织了解其内部工作人员和即将成为其内部工作人员的人的相关信息的权利。其中，依公众知情权的客体，又可将公众知情权分为知政权与社会公众知情权。
二、隐私权与知情权的冲突
隐私权与知情权是一对相互冲突的权利。人们一方面希望获得私人生活安宁和个人信息安全，不愿意自己的私人信息被他人获取、公开及传播，另一方面又希望了解一些自己想了解的情况，希望自己能更多的了解社会尤其是政府行为，以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及参政需求。如此一来，知情权的深入势必会侵犯到隐私权，而隐私权也往往成为权利主体借以阻止他人获取信息的挡箭牌，二者的矛盾便不可避免的产生了。
（一）公众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
1.知政权与国家工作人员隐私权的冲突
知政权是指公民、法人及其它组织享有的知悉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及背景资料，了解国家颁布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权利。 党的十七大报告就曾明确指出“要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 同时，2007年1月17日国务院颁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该条例的核心内容就在于保障公众知情权，尤其是知政权。《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规定政府应当主动向公众公开信息的范围，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还可以根据自身生产、生活、科研等特殊需要，向国务院部门、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及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部门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 但在保障公众知政权背后却蕴含着侵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隐私权的风险，因为在政府公开信息以及公众申请获取信息的范围必然包括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学历背景，身体状况，财产状况，个人品行作风及廉政勤政状况等个人信息。而这些个人信息有时却会涉及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隐私。
2.社会知情权与公众人物隐私权的冲突
公众人物，是指在社会上具有一定知名度，被人们广为知晓的那些社会成员，例如著名歌星，体育明星，科学家，艺术家等。作为公众人物，他们的一举一动，都会引起社会公众的密切关注，尤其是在大众传播媒介竞争日趋激烈的今天，为了吸引公众的眼球，提高自身的收视率或关注度，一些媒体就会想方设法去挖掘和报道能够引起轰动的新闻大事件或者“独家新闻”，而这些报道往往很容易就涉及到了公众人物的私人生活领域。
（二）个人信息知情权和隐私权的冲突
人，作为社会的细胞，以社会为生存基础，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孤立生活，基于某些社会交往的需要，在某些特定的社会关系中必然涉及相互之间知晓彼此的信息，如我国《婚姻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夫妻双方应相互忠实，互相尊重。”这赋予了夫妻一方对另一方涉及夫妻生活内容的信息的知情权。而在日益频繁的商务活动中，如在银行开立账户，签订保险合同，商场消费，办理移动通信入户等，商家为了核准客户的真实存在，也会要求客户填写一些个人信息。在上述这些情形下知情权的行使，通常也会产生与对方隐私权的冲突。如在夫妻之间，一方怀疑对方有越轨行为时，对其进行跟踪、监视、监听，就可能会造成对方隐私权的侵害。在商务活动中，商家要求客户填写的如联系方式，身份证号码，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中就涉及到了客户的隐私，而很多商家却没有做到为客户保密，而是把他们的个人信息泄露或出卖给了其他盈利机构。
三、隐私权与知情权冲突的协调
（一）明确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界限
要协调隐私权与知情权之间的冲突，使两权都得到恰当的保护，首先必须明确隐私权与知情权的界限。这需要首先明确隐私权的界限。
第一，划定隐私权的界限要以尊重人格为前提。这主要是因为，首先，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权，不尊重隐私权就是不尊重人格，就是对人格权的亵渎；其次，在某些场合，对隐私权的侵犯并不会造成不良后果，只是损害了受侵犯者的人格，此时，若想通过法律对受侵犯者进行救济，认定其行为为侵犯隐私权，就要以该行为没有尊重他人人格为依据。
第二，明确隐私权界限的基础是确认一般意义上的隐私权。一般意义上的隐私权主要包括以下内容：（1）隐私权的主体只能是自然人。学界通说一般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的权利，不包括法人。况且，对于企业法人的“隐私”，也就是商业秘密和技术秘密等，我们已有其它法律如《公司法》、《知识产权法》、《刑法》去保护，所以也没有必要把法人纳入隐私权保护的主体。（2）隐私权保护的客体是个人私生活秘密。
（二）在立法中明确对隐私权的直接保护
纵观各国立法，隐私权的保护方式基本上可以分为直接保护、间接保护、间接保护与概括保护相结合三种。 直接保护，是指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当自然人因为自己的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可以直接以其隐私权受到侵犯为由请求法院予以救济。如美国为了保护隐私权，颁布了《隐私权法》、《家庭教育及隐私权法》、《财务隐私法》、《金融隐私权利法》、《电信隐私法》、《儿童网上隐私保护法》、《计算机竞争和隐私保护法》、《录像隐私保护法》等一系列相关法律。我国对隐私权采取的是间接保护方式，法律并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当隐私权受到侵害时，必须借以名誉权受到侵害的理由请求法院救济。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中规定：对侵害他人隐私权，造成名誉权损害的，认定为侵害名誉权，追究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中也重申：对未经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隐私材料或以书面、口头形式宣扬他人隐私，致人名誉受到损害的，应按照侵害他人名誉权处理。但是，隐私权并不等于名誉权，二者虽有重合之时，但也有一些侵犯隐私权但并没有达到侵犯名誉权的情形发生，此时，要以侵犯名誉权为由来保护隐私权恐怕没有法律依据。况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侵犯隐私权的现象也更加复杂，很多新问题的出现已经不是用保护名誉权的方式能够囊括了。所以说，在民法中直接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规定，更利于对隐私权的保护及救济。
（三）在我国宪法及其它法律中明确规定知情权
虽然近年来很多学者及立法工作者都开始关注知情权，但不论是宪法还是其它基本法律，都未对知情权进行直接规定。有关知情权的宪法依据，一般是从规定言论出版自由的法律条文中引申出来。同时，我国其它一些法律虽或多或少体现了知情权的内容，如《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关于消费者知情权的规定，但并不完善。目前这些体现知情权保护的法律，要么是没有直接规定知情权的内容，如《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等基本法律；要么虽直接规定了知情权，但位阶太低，或只是适用于特殊领域，如《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等。因此，在宪法及相关法律中明确规定知情权及其适用范围，适用程序及法律责任非常必要。
（四）协调两权冲突的具体解决对策
1.公众知情权与社会公众人物隐私权之间冲突的协调
国家工作人员和明星，科学家、艺术家等同为社会公众人物，与一般社会公众相比，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知名度，其私人空间也会相对狭窄。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言，出于保护社会公共利益的目的，必须对国家工作人员的隐私权予以限制，但这不代表他们就没有自己的隐私，国家工作人员与社会政治和公共利益完全无关的私人生活，私人事务等隐私也应得到保护。对于明星等其他社会公众人物而言，为了满足社会公众合理的好奇心的目的，对他们的隐私权加以限制，他们的一些私人生活、私人空间或许是公共希望了解的对象，从而被“娱记”曝光，如很多明星的结婚仪式全过程都可以从网络上浏览到。但这也不是说他们就没有任何隐私，任何关于明星等公众人物私生活的曝光还是要以不伤害其人格尊严为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