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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勇老师出生于上个世纪的饥饿年代，成长于动乱的岁月，1982年二年制高中毕业，属于“早产婴儿”。在家干了二年木工活。1984年经上级主管部门“比武招亲”，17岁的他就嫁给了教育，实现了自己心仪已久的教育梦。自知“先天不足”的他只好“不待扬鞭自奋蹄”，刻苦自修完专科、本科到研究生课程。对语文，他情有独钟，人生风雨几十年，一直以书为伴。每当夜阑人静，他常独坐窗前，借着一盏孤灯，拜谒孔子、庄子、屈原、司马迁……；也曾迎着晨光，享受过唐诗宋词与《古文观止》；也曾潜心拜读过杜威、苏霍姆林斯基、叶圣陶、于漪、李镇西等大师的论著，也曾在自己自费订阅的10多种教育杂志中广泛涉猎。这些阅读，丰富了他的人生，厚实了他的基础，启迪了他的智慧，使他不满足于现状，立志做一位语文教学的探索者。
参加教育教学工作30年来，陈勇老师先后在重庆市铜梁县大庙镇兴复小学、石院小学、大庙镇中、司马初中、四合初中、大庙中学任过教，小学包过班，教过初中语文、化学、历史、政治、地理等学科，1990年开始专教初、高中语文，当过小学、初中、高中班主任27年。
在长期的班主任工作中，陈勇老师一直坚持“以德为先，以理服人，用爱感人”的教育理念，对学生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导之以行，用教师的人格魅力去教育和感染学生。在班级管理中，他充分尊重学生的主体地位，尊重学生的个性，注重培养学生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能力，让学生充分体验到当主人翁的自豪观和责任观。如教的2008级18班，这个班级由于关系户多，学生来自四面八方，县外学生占60%，他创新了工作思路，大胆放权，通过民主选举班干部，实行班干部轮换制。后又成立了以王恒力等5人组成的“督查组”，负责对班干部的考核、任免。师生共同制定了“人心齐、学习优、班风正、校有名”的目标。针对班上有拉小团伙和各自为政的现象，在班上开展了“讲团结、讲正气、讲大局”的“三讲”教育。通过这些措施，班上班风班纪发生了较大变化，学习成绩一直居平行班前列。在班级管理中，他更加注重对“弱势群体”的关心和保护。如2005级班上女生肖珊由于生长在农村，长期自卑，加之父亲意外伤亡，更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他通过多次的交心谈心，平等对话，在心理老师和他的共同努力下，该同学终于走出了阴霾，顺利考上了南京理工大学。育人中树立辩证的师生观，在班主任工作中，他力求做到“实话实说”，他给学生说自己的家庭，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教学工作中的酸、甜、苦、辣，力求让学生理解，老师也是一个平常的人，跟学生一样，也有缺点和错误，但老师一直在不断地修正和完善自己的行为。对学生老师更应该学会宽容，学会换位思考，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位置上去想想，去体验，重视和了解他们的心理需求，这样，学生才会和你真正交上朋友。正因为如此，调入铜中13年来，他带了2004级10班、2005级22班、2008级18班、2009级21班四届毕业班，每个班在高考中都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不管是重点还是一般本科上线率都居同类班级前列。特别是2004级10班，该班是理科平行班，高考重点升学率达47.1%，远远高出同类其他班。2009级21班参加高考，升学率为100%，重点上线率为67.8%，本科上线率为95。4%。600分以上22人，受高分“二视一”保护的有3人。由于带班成绩显著，学校德育工作年会几乎每年都由他去做经验交流，所写的德育论文《浅谈对高三后期人性化管理》、《让班主任也拥有诗意的生活》分别发表在《重庆教育论丛》和《中小学教育教学研究》杂志上，《浅谈对高三后期人性化管理》获《班主任》杂志社举办的全国《班主任》杯征文大赛三等奖，《让班主任也拥有诗意的生活》获中国教育学会举办的2007年全国中小学论文赛一等奖。《对高三毕业班级管理的几点探索》、《怎样做好新时期的班主任》、《实迷途其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均获得重庆市德育论文大赛二等奖。他所带的2004级10班、2008级18班、2009级21班分获校先进班集体和县优秀班集体。
在30年的教学工作中，陈勇老师除了严格按照教学常规要求进行教学外，还一直用“兴趣为先，学以致用”的原则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工作，认真学习新课程理念，在课堂上与学生平等对话，在对话中师生常常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注重教学过程中预设和生成的关系，及时反思自己教学中的得失，深入到学生中去，随时调整教学思路和方法，教学效果显著，深受学校领导重视和家长称赞。如2004级所带理科平行班，高考平均分为104.51，上110分的有20人，最高分李珂 125分，及格率为97.1%。2008级9班张金莉以语文123分顺利考入清华大学艺术系。2009级所带班级高考语文平均分为109.13，及格率为100%。2012级1班语文二诊考试，张以126分获年级第一、六校第二。一班参加高考语文平均为106.6分，16班平行班为100.5分，圆满完成了学校下达的各项指标。
在搞好常规教学工作的同时，陈勇老师十分注重对学生课外兴趣的培养，大胆改革课堂教学模式。如利用语文课前三分钟开展了“阅读经典”、“佳作欣赏”、“海阔天空”、“课文质疑”、“故事接龙”、“新闻联播”等栏目，激发了学生学习语文的兴趣。在班上还办起了“雏鹰文学社”，成立了阅读、写作、书法、演讲、研究性学习等兴趣小组，学生多次在各种活动中获奖。如蒲小龄、李珂等分别在《语文报》、《学语文》上发表过文章。指导学生多次参加全国中语会会报《语文报》举办的“暑假读报知识竞赛”，指导学生分别参加了中国报刊协会、、全国中语会等6家单位举办的第八届、第九届、第十届“语文报杯”全国中学作文大赛，其中刘涧瑶的《泪水》一文获重庆市唯一的全国特等奖，郭博、黄雁、高琅等20人分获省级一、二、三等奖。他本人5次获优秀指导奖。
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你想让教师的劳动带来乐趣，使教育工作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乏味的义务，那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研究的这条幸福之路。”近年来，陈勇老师一边抓教学，一边积极的投身于教研教改的时代洪流中，反复阅读教育大家如叶圣陶、于漪、李镇西等的教育教学专著，也从自己自费订阅的10多种语文类报刊中汲取营养。这些阅读丰富了他的人生，厚实了他的基础，启迪了他的智慧，使他不满足于现状，立志做一位语文教学的探索者。于是，他结合自身的教学实际，近年来先后参加了三个国家级课题研究。“优秀电影促进高中生德商提高的实证研究”、“《刘雪庵音乐作品选》校本课程开发研究”这两个课题分别于2005年12月和2007年10月结题，其中“优秀电影促进高中生德商提高的实证研究”获国家优秀子课题奖。《新课改下重点高中提升课堂教学的有效途径研究》已于2013年12月结题，市级重点课题“区县市级重点中学争创示范高中，实现持续发展的研究”于2007年5月结题，市级课题“高中语文写作能力知识化研究”已于2011年12月结题。课题成果影像作品《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和论文《优秀电影与语文学科整合的思考和实践》都获中央电教馆课题研究成果二等奖，论文《电影与语文学科整合初探》获重庆市第四届优秀电教科研成果二等奖，研究报告《优秀电影促进高中生德商提高的实证研究》获第五届优秀电教研究成果一等奖，《追求的脚步―铜梁中学示范高中建设与研究》获市教委研究成果一等奖，还有多项科研成果在县内得到推广。
帕斯卡尔说：“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陈勇老师积极参加课题研究之余，将自己的研究心得和教学反思述诸文字，近年来也小有收获：在《语文报》、《中国教育科学》、《中小学教育教学研究》、《科学咨询》、《师资建设》、《电教世界》、《重庆教育论丛》等刊物上发表教育教学类文章10余篇，论文《语文教学中如何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从课文教学中对学生进行写作指导》等12篇获得全国一、二、三等奖，论文《对高三毕业班管理的几点探索》等8篇获重庆市等级奖。参编课辅读物《高考个性作文》、《中学生报》、《凤山驼铃》等6种。
正因为教研教改成绩突出，陈勇老师2005年12月获第四届“语通杯”全国“教改新星”提名奖（重庆市高中组最高奖，全市仅2名），2007年12月获全国“教改新星”称号，2010年被评为全国教育科研先进个人，2013年被聘为西南大学兼职副教授，2014年被语文出版社聘为“全国语文名师成长大讲堂”客座讲师。
(贵州省安顺市黄果树风景名胜区黄果树镇大洋小学561022)
【内容提要】对民族教育是采取因地制宜、因民族制宜和分类指导的方法，还是一刀切照搬城市教育那一套办学经验，这成为我们研究民族教育的关键性问题。我校从2004年起，完成了促进适龄儿童入学的历史任务，实现了“普九”目标后，大胆改革，把优秀民族民间文化引进课堂，开展“蜡染工艺美术课”和“双语”教学，率先在全区农村小学开设英语课，聘请女生辅导员给当地布依族女孩讲解生理卫生知识，初步探索出民族地区小学教育综合发展的一些新思路。
关键词 民族；教育；发展
一、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不一定照搬城市学校教育发展模式
在党和国家十分重视民族教育的今天，如果民族地区小学教育仍然依照城市学校的模式，全国上下统一用一个标准、一套教材，显然违背了新一轮课改的精神。那么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又如何开展？黄果树大洋小学的做法也许有一些可借鉴的东西。
我校建校于民国廿三年，历史悠久，早已远近闻名。因校舍为石木结构，年久失修，加上规模小，直至2001年3月，特申请使用了《李嘉诚基金会西部教育计划》基建资金七十万元人民币修建了配套完备、功能齐全，于2003年9月投入使用的新型学校。
2004年，基本实现“普九”目标后，学校根据新课改要求，重视学生全面发展，大胆改革。（一）除了开足开齐国家规定的课程外，结合当地实际，挖掘地方优秀民族民间具有特色的文化艺术资源，整理编写《布依族民间文化艺术》校本教材，把布依族优秀民间艺术文化引进课堂，开设民族民间文化课程；（二）引导学生学习操作和品评欣赏民间文化艺术，让学生体验到求知的快乐，促进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方式的形成，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学校因此而受到各级各界的重视。国家教育部、贵州省教育厅、省、市教科所（民族局）的领导和专家曾到校视察，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滋根基金会（海外华人组织）的友人曾到校访问，对大洋小学的做法表示肯定和赞赏。
二、民族民间文化是民族地区小学可以挖掘的一笔宝贵财富
各民族都有自己别具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都受到保护、受到重视。2002年10月8日，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宗委下发了《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黔教发[2002]16号文件），2006年贵州省“两会”期间，一些代表、委员把民族民间文化保护写成提案，2013年12月，党的十三中全会提出的“保护传统文化”政策。近几年，各级政府不仅在民族民间文化保护方面有了新的举措。而且开展了这方面的工作。在这一精神的感召下，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大潮中，民族地区小学完全可以结合实际，把当地最灿烂的民间文化艺术引进课堂，让学生从小就学会弘扬和传承宝贵的优秀民间文化。
2002年10月8日，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民宗委《关于在我省各级各类学校开展民族民间文化教育的实施意见》（黔教发[2002]16号）颁布实施以来，大洋小学按照文件精神，率先把布依族优秀民间文化艺术引进课堂，每周每班安排两节民族文化课，聘请当地民间艺人到校担任民族文化艺术辅导员，传授技艺。2007年大洋小学被贵州省教育科学研究所确定为“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进行优秀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保护与传承教育实验研究》的课题实验学校。在这一背景下，教师们自主研究、采访、调查、搜集、寻求一脉相承的文化根源，触动教师的思维习惯和教学能力的提高。与此同时，聘请专家、老师整理编写三至六年级的《布依民间文化艺术》校本教材，让学生学习、领会和感悟优秀民间文化的精髓，从而自觉学习和传承优秀的民间文化。
2008年秋，罗仕慧老师执教的“快乐的布依女孩”恰入其分地渗透了蜡染工艺服饰的教学，他能用自制的课件向学生展示了风格朴质、美观大方的布依蜡染服饰，孩子们画出了许多漂亮的身着布依族蜡染裙的布依少女，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再如我们结合美术欣赏课《剪纸》，有机地融入了民族剪纸艺术，把勤劳、纯朴的布依人的民风民俗，都创作成为剪纸作品：身着布依蜡染服饰的布依族大嫂喂年猪，布依族汉子挑年货等，方寸之间，尽显布依韵味。
由罗仕凤老师执教的课题研究课《布依族传统蜡染裙的认识》将布依蜡染制作及服饰文化恰如其分地引进美术课堂，引发了学生极大的学习和研究兴趣。这节课代表大洋小学参加贵州省民族民间文化教育课堂教学优质课录像评比中荣获省级壹等奖；同时，我校还编写了一份《布依织锦工艺流程》教学设计，操作性强，具有很高的实用价值。不知不觉之中，我们的研究已深入课堂。我们还将布依民间文化艺术引进校本课程，伍德超老师执教的《布依民间文化艺术的分类》一课在全区校本课程验收活动中得到考核小组的高度评价。
2010年3月，大洋小学出色地完成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在中小学美术课程中进行优秀民族民间美术文化保护与传承教育实验研究》的子课题实验研究。2011年3月，罗仕凤老师指导学生作品在参加“贵州省中小学民族民间文化教育教学成果展示”活动中荣获省级一等奖2件、二等奖3件、三等奖4件，同时她自己作品在参展中获一等奖1件、二等奖2件并接受记者采访。2012年5月，黄果树大洋小学舞蹈----《斗笠下的布依娃》荣获多彩贵州舞蹈大赛黄果树选区一等奖。2012年6月，笔者撰写《美术课程与布依族蜡染艺术相结合的研究》课题实验研究报告，荣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贵州教育学会主办的(2012)教育科研论文.教学设计评选活动中一等奖；2012年11月，笔者撰写《布依族蜡染课程资源开发利用初探》，荣获贵州省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一等奖，次年2月，此文荣获国家教育部主办的全国第四届中小学生艺术展演活动艺术教育论文二等奖；2012年11月----2013年5月，笔者主持课题组教师进行校本课题《美术课程与布依蜡染艺术相结合的研究》的教学实验研究，在参加首届贵州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学成果奖评选活动中荣获优秀教学成果三等奖；2013年7月，笔者撰写《地方文化转化为美术课程的尝试性思考》，荣获贵州省教育科学院、教育学会主办的(2013)教育科研论文.教学设计评选活动中一等奖。在“优秀民间文化艺术”的学习中，学生积极参与制作表演，学点蜡、蜡画及图案设计、脱蜡技巧、评选最佳布依蜡染制作设计师等。笔者认为：在开依文化进校本的进程中，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学生对校本课程不仅有浓厚的学习兴趣，更重要的是在走出教室走出校门的学习实践中，提高了自身的综合实践能力，教师和学生共同收集民间故事，探访布依名人，查询民风民俗。孩子们用稚嫩的笔触记述着，创作着，尽管还很肤浅，但他们的交际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收集整理资料的能力、合作意识、创新意识以及动手操作能力都得到了相应的锻炼。在老师的指引下，学生逐渐对布依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会有意识的了解布依文化，谈论布依文化，并尝试着设计蜡染工艺……通过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我校教师“站起来了”、“动起来了”，积极收寻资料，寻访名人，进行乡土采风等，开阔了视野，增长了科学以外的知识，增添了无穷的乐趣，学生也真正“回归生活了”，开始“主动发展”了，于是，校园文化氛围不再单单是学科知识，更多的是学生在实践中收获了。
黄果树大洋小学的师生认为，民族民间文化是一笔可以挖掘的宝贵财富。
三、开展双语教学是民族地区小学提高教学质量的好方法
布依族学生从小在母语的环境里生活，用的是母语的思维习惯进行思维，母语是他们表达思想感情最精确、驾驭最熟练的思维工具，用这个工具去学习新适应，
认识新问题，就会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对于不懂汉语的布依族学生来说，由于语言障碍，在接受单一的汉语言形式的学时，对教师传授的知识极少能理解和接受。而双语教学的优势则在于它充分认识到布依族学生的语言使用特点，使语言思维和语文文字符号相一致，学得快，认得牢，跨越了语言障碍，开起了学生智慧的天窗，充分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从而可以极大地提高教学质量。
贵州布依族是一个有语言有表音文字的民族，布依族教育主要以汉语言教学为主，黄果树大洋小学刚刚进校门的学生大多数不会使用汉语，过去使用汉语言教学，教学成绩并不理想。近几年来，学校在使用汉语教学的同时，根据学生多数不懂汉语的实际情况，在学校开展布依族语言辅导教学的双语教学模式，教学质量比过去有了很大提高，学校教师伍德超等4名布依族教师成了“双语”教学骨干，其中一人参加了省级“双语”教学师资培训班学习。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的探索表明，开展“双语”教学的确是帮助民族地区小学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好方法。
四、开设英语课是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趋势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各民族、各国家之间的交往不断增加，多掌握一门语言将增强学生今后走向社会的竞争能力。英语作为世界上第二大使用语言，占全球语言工具中的显著位置。新一轮课改也要求各地因地制宜开设英语课，因此开设英语课将是今后民族地区小学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在一次对升人中学的毕业生进行调查时发现，布依
族少年儿童因为家庭贫困，语言障碍等多方面的原因，学生大多数对学好中学课程缺乏信心，成绩不理想，有些少年儿童产生厌学情绪。针对这一情况，学校利用本校罗仕慧老师是师范英语专业毕业的这一资源，率先于2004年开设英语课。学生毕业计人初中，由于在小学打有英语基础、英语成绩突出，受到中学老师的重视，学生普遍增强了对学习的自信心，其他科目的成绩也相应上升起来。我校毕业生伍明霞同学升人初中后，英语和数学成绩在中学全年级获得第一名。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开设英语课培养学生自信心，提高学生成绩的做法得到上级的好评。
五、聘请女生辅导员是对民族地区小学女童的关爱
2013年9月黄果树大洋小学聘请安顺市知名专家包友刚医生为女童讲解生理健康有关的知识。我校根据布依族女孩爱跟本民族年龄稍大、有文化、有知识的女孩交流的实际情况，聘请当地一位20多岁的女孩（高中毕业）经过卫生部门的一些培训后到校担任女生辅导员（伍秀），主要给学生上健康教育课和讲解生殖卫生知识，学生普遍反映很好。
民族地区教育落后，究其原因，除了经济发展滞后，教育投人低，师资力量薄弱，学校布局不合理，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外，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原因就是民族教育没有真正从少数民族地区和民族地区的特点出发，因人、因材施教，无论办学体制，教育模式或是教学方法都一贯沿袭城市化的发展模式，使少数民族学生难得进、留不住、学得难。黄果树风景名胜区大洋小学的做法虽然还处于探索阶段，但学校不断创新的办学形式，必将焕发出民族教育的生机活力。
参考文献
[1]《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民族教育的决定》（2002年7月7日）
[2]《走进新课程》（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9月出版，主编：朱慕菊）
关键词叶圣陶 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 教育研究
如果要在叶圣陶对现代中国的众多贡献中，找出一个最突出的贡献，人们恐怕会在文学和教育两个领域举棋不定。是的，在文学上，作为五四新文学的开创者之一，叶圣陶以文学为武器，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专制和压迫，提倡自由和平等，虽然这些观念和态度是五四时期“流行的”，但落实于叶圣陶的文学创作“却能不落俗套，不带陈腔”，因而有学者认为：“在所有的《小说月报》早期的短篇作家中，叶圣陶是最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一位”[1]。在教育领域，叶圣陶一生从事小学、中学、大学各层次的教学工作，编辑中学生喜爱的杂志，选编语文教材，撰写教育论文，成为“语文教育界的一代宗师”[2]。也许，我们无须生硬地将叶圣陶的贡献分割为一个个孤立的领域，因为叶圣陶的文学和教育活动，甚至包括他的编辑和出版事业，都是融为一体的，即躬身实践后人有些漠然的“五四”理念。
叶圣陶最初的职业是教师，他绝大部分的文学创作都与学校、教师、学生有关，至1928年长篇小说《倪焕之》问世，叶圣陶已成为现代中国成就最大的教育小说作家。文学是叶圣陶传播教育思想的载体，教育又为叶圣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叶圣陶的教育探索主要集中于中小学，固然与他从事中小学教育的经历有关，但更根本的原因则是五四时代的感召。当时的文化先驱都在为建设全新的现代中国而摇旗呐喊，叶圣陶以朴实、坚韧的精神，加入到这支队伍中，他深知，未来的中国是由未来的主人――今天的孩子所决定的，所以，“教育越进步，便养成更键全的个人……全数的社会，都包含着这样的个人，社会便永永改进”[3]。对于叶圣陶而言，教育的目的是通过完善个人而改进社会，而什么样的个人是健全的？什么样的社会是理想的？叶圣陶的回答是：从封建专制和旧的伦理道德中解放出来的人是健全的；摆脱贫穷、落后、外辱，实现自由、平等的社会是理想的。这不仅仅是叶圣陶一个人的理想，也是那个时代共同的心声，即通常所说的“五四”理念，正如朱晓进先生所说：“叶圣陶教育思想的内核及其形成，其实正是与五四时期文化革新的核心价值诸如‘人的觉醒’、‘思想启蒙’‘人的现代化’等是相一致的”[4]。其哲学基础是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和科学思想。与其说叶圣陶以终生的教育探索来回答这个问题，毋宁说，他以坚韧顽强的精神固守这个答案。
人道主义、个性主义和科学思想贯穿于叶圣陶的全部教育探索之中，形成了他对中小学教学目的、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及成绩评定的独特认识，这些具有前瞻性的教育思想，对当前中小学教学改革颇有启发意义。
一、教学目的：培养健全的人
时至今日，依然存在儿童为什么要上学的问题。这个问题对于农村和小城镇尤其具有现实性和针对性，因为当前的中小学教育并不着意培养学生的谋生技能。宏观考察从民国至今的中小学教育，谋生技能始终不是中小学教育的强项和目标，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一些中小学毕业生也曾被作为人才加以任用，其中部分人士作出了杰出的成就。既然中小学不培养特定的谋生技能，那么，儿童为什么要接受中小学教育？中小学教育与谋生技能有何关系？
叶圣陶从教之初，正值民国前后，当时的社会环境可谓是真正的“乡土中国”，除了少数高门巨族之外，大多数乡土社会的民众――小市民、小商人、手工业者、农民，都面临如何规划子女的未来及谋生问题。事实上，乡土民众中只有极少数人选择让自己的子女上学，更多的则是让子女从小跟随师傅学习一门谋生手艺，这就必然产生了对比，如果在谋生技能上，中小学生不能胜出一筹，那么，中小学教学的优越性在哪里？
学习具体的技艺，确实有利于日后谋生，这一点叶圣陶是认可的，“学得一技一艺，得以养家活口”[3]，但叶圣陶显然不满足于把“养家活口”作为人生的目标和最终的追求。中小学教育超越于习艺谋生之处在于：“要什么小学教育？原来人之所以可贵，并不在他既已为人，乃在他将进而为更高尚的人”[3]。“各种功课有个总目标，那就是‘教育’――造成健全的公民”[3]。叶圣陶把中小学教育的目的归结为培养“更高尚的人”“健全的公民”“更键全的个人”或“独立不倚的人”[3]。总之，在叶圣陶看来，中小学教育的目的是对“人”的培养，而不是单纯地传授谋生技能。这既是对教育本质的思考，又回荡着五四时代特有的人文之声。教育的本质和目的是什么？历代教育家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各自作出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回答，但都紧紧围绕对“人”的培养。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具有完美道德的人，柏拉图把学习的目的理解为“使灵魂的视力向上”[5]，亚里士多德重视教学的阶段性和针对性，但目的依然是对“人”的全面培养――体育、德育和智育的和谐发展。20世纪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杜威则把教育对人的培养深化、细化到能力、习惯，甚至情感：“（教育）不断地在创造个体的能力，填充他的意识，形成他的习惯，训练他的思想，并发展他的感情和情绪”[6]。中国古代思想家荀子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所谓“终乎为圣人”，就是把人的道德与能力培养到最高境界。把培养“健全的人”作为教育的目的还与五四时代的主旋律分不开，“五四”是一个充满人文理想的时代，它的最强音就是“人”的解放，即从旧的制度与伦理中挣脱出来，呼唤人的自由、平等，正视人性，追求人的现代性。鲁迅的《狂人日记》就发出了这种声音，让狂人自惭形秽的“真的人”，就是“五四”所理想的人，郁达夫表达得更直接：“的最大成功，第一要算‘个人’的发现”[7]。
叶圣陶所说的培养“健全的人”与当下中小学生的“综合素质”教育颇有不同。“综合素质”教育重视对学生各项能力的培养，但各项能力的总和并不等同于“健全的人”。叶圣陶所理解的“健全的人”是把“人”放在核心位置，这样的人应该具有“独立不倚”的现代品格，具有高尚的道德和良好的能力，并且要能服务于社会，“教育要为全社会而设计，要为训练成对社会做点事的人而设计”[3]。如果能够培养出“健全的人”，虽然未有一技一艺，但他们的素质和能力能够使之有益于社会，远甚于一技一艺，谋生自然不成问题。这样的中小学教育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对社会，都比师徒式习艺更为有益，因而更具优越性。
二、教学方法：激发、启发与分组教学制
如何进行中小学课堂教学，是能否真正实现教学目的之关键所在。作为具有实际教学经验的教师，叶圣陶对这一问题思考得特别深入，并反复撰文，从不同角度予以阐发。中小学课堂最常用的教学方法是讲授法，这种教师在上面讲解，学生在下面记录的方法，叶圣陶称之为“演讲”法，认为这种“注入式”教学法是“最不妥善的教育方法”[3]。对于教师而言，注入式教学无需深度介入的热情，要么照本宣科，至多无非是扩大知识范围，把自己所懂的一一教给学生，叶圣陶认为这种教学“算不得学校教育”，将其称为“学科杂货店”[3]――出售学科的知识，学生可以去买，教学变成了一种“买卖”，缺乏对学生心智的启迪。对学生而言，这种当代教育界称为“一言堂”或“填鸭式”的教学，确实使人易于陷入疲倦，叶圣陶联系自己听讲的实际，认为这样的教学对于学生是“一种难受的刑罚”[3]。
既然“注入式”教学不足取，那么，中小学应该如何进行有效的课堂教学呢？叶圣陶认为“知识只有自己去求”[3]，因此教师的作用不是开“学科杂货店”，贩卖知识，而是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启发学生思考。在叶圣陶看来，死记硬背的知识，除了应付考试，对学生并无实际的益处，是把“‘学习’认作‘记诵’”[3]，记诵只是对知识的记忆，考完之后，往往很快就忘记了，不会对学生的心智产生实际的益处。真正的“学习”是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发展自己的心智，因此启发学生思考，让学生在课堂上练习、尝试、讨论尤为重要，而更重要的则是激发学生的求知欲，一旦学生内在的求知欲被激发出来，学习就真正变成了一个自我完善和自我提升的过程。
叶圣陶倡导的教学方法重在对“人”的培养和锻炼，注重熏陶学生的道德、情操、志趣，使之成为“健全的人”，从而既有益于自己的人生，又有益于社会。这也是五四时代“人”的觉醒在教育界的回响，较之于单一学习某一技艺的师徒式习艺，其高下简直判若云泥。
叶圣陶倡导的激发学生创造欲望与潜能、启发学生思维与感悟的教学方法，对当前中小学教学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及实践价值。在理论上，中小学教学只有真正回到对“人”的教育上，才能从根本上体现学校教育的优越性，使“人”的主体性、责任感、能力得到培养或锻炼，从而奠定学生作为现代人、文明人应有的品格。当前的中小学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在音乐、美术、手工等方面下了不少功夫，相当一部分家庭为之投入了大量的资金，学生也忙于、苦于、疲于学校与课外培训之间。6年小学教育，再加3年学前教育，犹如一场全家人参与的漫长的马拉松长跑，耗去了大量的时间、金钱和精力，可最终并无有力的证据表明这部分孩子在个人生活及社会贡献方面优于其他人。家长和学校的误区在于，对“技艺”的崇尚掩盖了对“人”的培养，而没有健全的人格，纵使有一技之长，也无法拥有完美的人生，更无从作出更大的社会贡献。在实践中，要真正发挥“激发”和“启发”的作用，最迫切的就是要推行分组教学法，让学生真正成为课堂的主人，教师则要甘当“催化剂”[8]，在提问、答疑、论辩中，教育、引导、塑造学生，一旦学生的主体意识被唤醒，潜能亦将随之释放，既能把握自我，直面人生，也能服务社会。目前，分组教学制在世界范围内普遍被采用，国内各级学校亦应与时俱进，中小学亟需率先行动起来，因为现代心理学和教育学都认为，人的个性、心理形成期大约在童年或少年时期，也就是其接受中小学教育时期，他们一生的幸福、成败都与此有关，正如意大利教育家玛利娅・蒙台梭利所说：“成人的幸福其实是与他童年时期的生活紧密联系的……一个人的个性特征就是在他童年心灵的敏感和秘密时期形成的”[9]。当然，分组教学制不能流于形式，只有当教师真正潜心于激发、启迪学生，使之形成健全的个性、心理，才能发挥它真正的作用，因之为他们日后获得“成人的幸福”打下坚实的基础。
三、考试制度与成绩评定：灵活、多样、据实
教学目的决定教学方法，而教学方法决定考试制度和成绩评定的方法。自设立学校以来，就有学校的考试制度。古典文献中，记载西周时期即有完备的学校教育及考试制度的构想，设想隔年考查制，所谓“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10]，这种二年一次的考试制度注重了学习的规律，考查的是学习的实效，考试方式也相当灵活。从秦汉时期以来，大型考试逐渐固定在笔试和口试，小型考试则以笔试为主。叶圣陶面对的现实就是笔试成为评定学生成绩的唯一方式（体育、音乐除外）。学生为了通过考试，抓住“会考试题汇编”之类的书死记硬背，“现在有人要用考试作为一个个的圈儿，把读书人的心拴住，被考者则把它看作一道道的关口，希望能侥幸通行过去：这样还有什么教育的意义留存下来呢”[3]？叶圣陶称这样的考试制度为“考试本位”[3]。关于考试的形式和内容及成绩的评定，叶圣陶有过精当的分析。当时各类学校的考试中，常常出现“夹带”现象――偷带教科书、小纸片进入考场或考前将相关内容写在书桌、门窗上――这些作弊方法流传至今。叶圣陶认为，作弊固然不对，但问题出在考试内容、目的和成绩评定方法上。“夹带”表明考试内容是死知识，考试目的是检查学生是否记住了，成绩评定方法是只看卷面，由此把“学习”变成了简单的“记诵”。叶圣陶指出，那些没有“夹带”的学生，“不过把教科书之类带在心里头去应试而已，如果考过之后不久就忘掉那些记诵了的，实际还不是跟靠着夹带应试的一样落空”[3]？叶圣陶把考试方法与教育目的结合在一起思考，他认为，评定学生的成绩，要考察学生的“知能”发展状况。“所谓知能，包括思想和行动，也就是整个的生活。一个学生在学校里受教育，他的成绩好或者不好，要看他的知能发展到什么程度，要看他是否随时利用了所学得的东西去应付实际生活，方可断言”[3]。因此，学习成绩的评定要全权交给授课教师，让教师根据学生的言行作出判断：“贤明的教育家不看重什么考试，他与学生日常接触，学生的一举一动都是他据以下评判的资料啊。惟有不甚明白这个道理的人才特别看重考试”[3]。简而言之，叶圣陶倡导的成绩评定方式是考察学习的实效，考试方法则是灵活、多样、综合的，与上文提及的西周文献中的相关构想颇有相通之处。
遗憾的是，叶圣陶八十年前批评的成绩评定方式及考试方法至今未有改观，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笔试和卷面几乎是评价学生成绩的唯一尺度，“考点”“知识点”“考试指南”之类的书籍几乎填补了中小学生，特别是中学生所有可资利用的课余时间，催生的不仅是叶圣陶诟病的“记诵”式应考的形式主义，而且也助长了言行不一之风，因为成绩的等次只看卷面怎么答，而不看实际怎么做，怎么想。这样的考试指向了对知识的记诵或掌握，而忽视了对“人”的培养，而中小学教育最迫切的任务是培养“健全的人”，提升国民素质，不必也无须成为考试培训基地。
如果要真正通过中小学教育培养出“健全的人”，从而提高民族的总体素质，就有必要正视叶圣陶对中小学成绩评定及考试方式的批评，改革现有的考试及成绩评定制度，从重知识转向重行为，从重形式转向重实效，从单一转向多样。当然，考试制度与成绩评定方法的改革离不开教学方法的转变，更离不开教师素质的提升以及教学条件的改善。总之，只有中小学教育回到对“人”的教育上，并具有配套的设施和观念，考试制度与成绩评定方法的改革才是切实可行的。
叶圣陶关于教学目的、教学方法、考试制度及成绩评定的思考和设想，是一个“系统工程”，是20世纪前期在中西社会文化思想对比、交流、碰撞环境中，中国教育家作出的独特思考，这种思考既继承了中国古代教育的智慧（如重启发），又吸纳了西方现代教育的精华（如重实践），它的灵魂是如何使中小学教育在培养出“健全的人”的过程中发挥积极的、实际的影响。这个“系统工程”体现了叶圣陶的人道主义情怀，它志在改进所有受教育者的精神，使之利己利人。同时，这个“系统工程”也注重学生的不同个性，反对任何权威和高高在上的教学，主张实现学生的自我价值，体现了个性主义的教育观。再者，在教学方法及成绩评定等方面，又融入了科学的精神及务实的态度。一言以蔽之，叶圣陶中小学教育思想乃是人道的、个性的、科学的教育。它对于当前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中的几个关键问题，具有启发、借鉴和参考价值。例如，教学目的要真正对准培养“健全的人”。只有当全社会对这一目的达成共识，才会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法，“激发”“启发”“分组教学”才能产生实效。而真正致力于培养“健全的人”的教学，决不会采用简单、机械的形式主义的考试制度及成绩评定方法。当然，这个“系统工程”的实施需要加大教育投入，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但唯有如此，中小学教育才会有真正的突破，个人的幸福和国民素质的提升才会有保障，才会为实现中国梦打下最坚实、最可靠的基础。
叶圣陶对教育探索的独特之处，不仅在于他的教育思想是“五四”理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精辟、独到地揭示了中国现代教育的文化精神和基本原理”[11]，而且还体现在他以满腔热忱创作了《倪焕之》等教育小说，以当时具有较大影响力的文学艺术形式描绘、思考、探索中小学教育，此中足见他对教育兴趣之浓，思索之深。当前中小学课程教学改革不应忽视这笔宝贵的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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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小学教师；研究心理；剖析；矫正
中图分类号：G63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0568（2016）19-0045-03
尽管当前中小学教师研究工作已经广泛开展，但我们在基层教育科研管理中，发现中小学教师对教育教学实践疏于研究或研究不深入的现象仍然比较突出。究其原因，这固然受中小学教师的科研素质、科研环境等客观因素的制约，但更与他们在研究心理上的偏差直接相关。本文试图通过对教师几种典型的消极研究心理的描述和案例剖析，提出一些矫正方法，借此对中小学教师实践研究的价值、特点、方法、成效、精神等方面作一些诠释。
一、怠惰心理
教师囿于自己的经验与惯性进行教育教学，面对新的问题不求甚解、更不想通过探索和创新改变工作现状，追求卓越，对科研工作没有热情，甚至漠视。如余老师，工作10年，为评职称，偶有县级教学比赛获奖，主持县级课题已结题，县级论文也有获奖。但是，前后跨度几年的课题和论文都是同类内容，且同一主题前后两篇论文，无论新度、广度、深度都无太大差别，获奖等次不高。
以上现象反映了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怠惰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教师还未达到把自己作为教育实践研究主体的境界，对研究的价值没有深刻的认识。在中小学教师研究意识上，普遍存在3种偏差：①唯功利性。如余老师为了比赛和评职称而申报课题，一旦课题结题，论文过关，对研究就开始产生惰性，思维定式，陷入“被动研究”的泥潭。②成果意识错位。把课题、论文的获奖当作科研的唯一成果，而忽视了研究主要成果――教师实践行动的改善及在研究过程中的专业成长。③研教不相融。如余老师满足于凭借积累的学科专业知识和经验进行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却不能直面自身工作的新问题而开展能动研究。即使有研究，也只是在同类内容、同一水平上打转，难以产生好的实践成效。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他会越来越缺乏研究的动力。
怎样矫正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怠惰心理呢？
（1）教师要激活从事实践研究的主体意识。爱因斯坦说：“全部的科学不过是日常思考的提炼。”教师要充分认识自身研究对于教育实践和理论的独特价值，以及对于教育生活的意义，使自己不至于在日复一日的单纯教学中日渐懈怠。实际上，只要在教学的同时坚持研究，就会明白“我要研”的真正意义。表面上看过程很辛苦，实际上享受了思考的乐趣、成功的愉悦，还有那种油然而生、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工作激情。这与职称、荣誉无关，而是教师自我价值的一种体现，是自身能量的一种释放，这种释放会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而增强。按照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当研究获得成果时，则超越了外部物质奖励，得到了精神激励（效能感和成就感），这恰是人的高层次需要。
（2）要拟订循序渐进的长期科研规划，以积极主动的态度投身于科研工作。在研究中，教师修炼自己的研究能力，从而为创新工作、提高教学效益和实现自身价值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恐惧心理
教师把科研神秘化，对完成研究工作表现出畏难情绪；或者对于自己、他人的点滴成果不屑一顾，盲目攀高，眼高手低，导致研究的自信心不足。如新手教师毛老师，刚毕业三年，热情、开朗、深得学生喜欢。但如果让他申报一个课题进行研究，他会说：“课题啊，这么难，那是专家学者们所做的事。”跟他同一办公室的李老师也会说“我都教了很多年了，还没有做过一个课题研究，要做就做个像模像样的，过几年再说吧。”
以上现象反映了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恐惧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教师在入职起始阶段，对教育实践研究的特点还不能很好地把握。具体表现为：①无科研入门动机。如毛老师毕业头三年忙着“适应”教育教学生活，也缺乏科研操作的基本知识，说是做课题研究与己无关，其实是心里胆怯。他若让这种畏难情绪蔓延下去，必定会影响其专业成长。②科研意识偏颇。在新手教师看来，科研是高大上的。课题研究要经过申报立项、开题论证、中期检查、成果提炼、结题鉴定等环节，整个是“像模像样”的，而自己所做的日常工作则极其普通，跟研究划不起等号，于是自然地把教学与研究割裂成两张皮。若不从日常实际教学生活入手，而想以凭空臆想的研究改变教学生活显然是不现实的。对科研的偏见必然会影响研究工作的自信心。这样，教育教学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就会从眼皮底下溜走。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他们很难有一个适合自己的研究课题。
怎样矫正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恐惧心理呢？
（1）教师对中小学教师实践研究特点应有一个清楚的认识。布克汉姆说：“教育工作是一门研究和实践联系十分紧密的科学化程度很高的作业。”教师基于对自己真实的教育教学生活的观察、思考、探究和改进，生成教育智慧，去解决实际问题，既是一种工作，也是教师的一种研究，两者相互依赖、相互促进。教师的研究不仅能深化教育教学，还能增强自信和力量，并且教师对自身的研究实践具有独特的优势。知道这一点，教师就不会排斥研究，也不会把研究神秘化。
（2）要努力提高自己会“成为一个研究者”的信心。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达成“教”与“研”的融合：一是学中做。教师研究除做课题外，还包括诸如理论学习、教研活动（集体备课、公开课等）、经验交流、论文撰写、专题讲座、学术报告、教育论坛、成果展示、文集编印等，每一次完成“作业”，都可看作是教师的实践研究过程。而教师最主要的研究应是课堂研究，如教师有目的地学习某一教育理论、反思内化，并将其运用于课堂；观察学生在课堂上的反应，收集反映有关教学效果的数据，与以往教学进行对比分析、得出结论等。这一过程把教学和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二是做中学。苏霍姆林斯基写成的《帕夫雷什中学》被世人奉为教学的经典之作，而他称该书是“根据我个人经验写成，在某种程度上是笔者在帕夫雷什中学任教33年、其中包括26年任校长工作的总结”。确实，这是苏霍姆林斯基每天早上花3个小时，记录平时点点滴滴体会的结果。事实上，研究不是专家学者的专利，每一位一线教师都可以在做中研。只要教师真正行动起来，养成一种事事观察、思考、总结、反思的良好习惯，他就是一个研究者。
三、盲从心理
教师未能把教育理论本土化、个性化处理，只是照本宣科、依样画瓢地进行研究，导致研究与实践对接不上，收效甚微。如擅长声乐的黄老师，自己及所带的合唱团曾在省市许多歌唱比赛中获奖。当她得知她在外省的一位同学做了一个关于校园舞台剧的课题，曾获得省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时，她想，自己与这位同学水平不相上下，同学能做好的事自己也能做好。于是，借鉴同学的研究课题，她也去申报校园舞台剧的研究课题，结果没有立项。
以上现象反映了中小学教师研究的盲从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教师对教育教学问题复杂性的认识和科研方法素养的欠缺。如黄老师对她的同学校园舞台剧研究课题获大奖比较迷信，且归因单一。其实这一课题获奖肯定是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这不仅与她的同学的素质特点（擅长舞蹈）和良好的研究品质直接相关，而且与其所在学校浓厚的舞台剧研究氛围和组建的研究团队等因素分不开。黄老师认为同学在做课题，她也要做一个，没有考虑自己的实际情况，就直接进行“借鉴研究”，申报了课题，这样生搬硬套，只能是“形”似“神”伤。做课题研究不仅需要借鉴他人的先进经验，更需要自己在实践中体悟，找到适合自己的主题和方法。黄老师若能借鉴她同学校园舞台剧研究的成功经验，然后再在自己擅长的合唱团建设问题上展开研究，那是可取的。
怎样矫正中小学教师研究的盲从心理呢？
（1）教师在实践研究中要有所突破，需要根据自身条件选择可能做好的研究主题，不盲从。教育问题的复杂性之高，需要更广阔的思考，不能局限于狭隘。研究，其实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教师要在背景分析和自身条件分析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主题和切口，制定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并在研究实施中根据反馈情况不断调整，直至取得较好的研究成效，从而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法和措施。研究工作，认真、谦逊和独立思考都是必需的，不应采取简单化的态度。
（2）重视掌握、运用科研方法。适合教师实践研究的常用方法有经验总结、行动研究、个案研究、调查研究等，观察、访谈、叙事等是常用手段。重要的是，各种方法运用要适宜。世界上不可能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即使同一个问题发生在不同时间、不同地域、不同学生身上，其处理方法也会不一样。作为一种实践研究，必须以实践为导向，要选择适合研究主题又适合研究者自己的研究方法，并做到扬长避短。同时，在研究中若发现方法选择不当，要及时调整，在失败中学习，不断提升自己的方法论素养，最终实现教育研究的个性化。
四、敷衍心理
教师满足于完成日常工作，对于研究任务，应付了事。甚至有时为了粉饰，投机取巧，将他人的研究成果挪为己用。如有这样一些老师，从教多年，教学成绩还不错，但搞起研究，就是藏着力气使不出。还有一些老师，虽然教学成绩平平，在课题申报时，却未见用力就拿出“漂亮”的研究方案。一问，是“借”的，只是稍稍改动了其中几个字而已。
以上现象反映了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敷衍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教师对研究的任务和功效没有强烈的认同，还没有把研究转化为自己内在的需求。客观上看，大致有3种情况：①研究任务与工作时间相矛盾。一线教师，工作具体繁杂，不愿花更多的时间搞“耗时巨大”的研究，能应付即是。②研究任务与工作实际脱钩。有时学校为了完成一定的研究任务，要求教师参与研究，而非教师实际所需，教师往往是被动应付。③研究任务与现成资料相重合。偶尔发现需要解决的问题与现成资料有较高的一致性，有时就虚化研究过程、抄袭他人研究成果。当然，“外向型”任务强制教师研究已经偏离了中小学教育科研的方向，应予以纠正。但从主观上看，教师还没有感受到研究给自己带来的变化和力量，缺乏研究所需的内在的自觉性和责任感。抄袭则暴露了某些教师职业道德的缺失。
怎样矫正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敷衍心理呢？
（1）教师要增强“教育科研是教育的第一生产力”的认同感。创新能力已成为教师的核心能力，教师应借助研究力量推进对教育教学实践的创造性探索，因为它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教师教书育人的高度、思路和方法。“高瞻”才能“远瞩”，“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必是长流水”。同时，教师只有不断研究，才能在忙碌中拥有这份高远，永葆教育教学的热情，享受学生成长和智慧传递的幸福。
（2）学校要加强对科研工作的管理。教育科研是学校发展的“推进器”。科研兴校，是不争的事实。学校在把科研作为教师任务规定下来的同时，还要注重科研的专业引领。树立科研典型，培养科研骨干，引领教师找到研究的正确方向。合理安排教师的研训工作，不做伪培训、伪研修、伪学习。建立科研诚信责任制，以避免教师胡乱应付、投机抄袭等不良行为，增强科研成果的信度和效度。
五、浮躁心理
教师想研究，会研究，但不能静心，缺乏毅力，对研究或浅尝辄止，或在“瓶颈”前泄气，或在“高原”中倦怠，最终不能形成好的成果。如时常可见学校的一些骨干教师，有能力，但研究水平起伏很大。有时选题精准，但缺乏事实分析；有时数据充足，但缺乏严密逻辑；有时方案堪称完美，但操作不够详实；有时成果有特色，但统而概之、人云亦云。很少做到真问题，真研究，真问题，深研究。
以上现象反映了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浮躁心理。造成这一心理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教师对自己的目标定位偏低和对实践研究缺乏钻研精神。没有高远的目标追求，成就水平偏低，在研究上就会缺乏“挖深井”的韧性，也很难有所建树。实践研究如西天取经，需历经“九九八十一难”。教师可能面临的困难有：①缺一双“火眼金睛”。“跟风”选题，缺乏个性，跟着感觉走，也鲜有科学性。②缺一场“面壁参禅”。教师不能静心潜沉下来，阅读源头性书籍和材料，从大量源头信息中分析、筛选、厘清问题，从表面深入到本质，悟出禅意。③缺一副“三头六臂”。因大量的繁杂事务需要处理，对研究实施过程中的观察调查、个案收集、数据整理、改进讨论等各个环节难以顾全。④缺一次“打坐诵经”。清静内心，将研究手稿中浅层经验、个案特色进行理性提升，提炼成可诵读可推广的“经文”。研究缺少以上任何一项磨难，哪怕你是“科研骨干”，也只能草就成果，难得“真经”。
怎样矫正中小学教师研究的浮躁心理呢？
（1）教师要从不辱育人使命的高度提升精神气质，使自己保持激情不老的心态。教育是一种慢的生活，教育研究更是一种慢的艺术。开展实践研究，应有长远的眼界，求真务实、锲而不舍的精神，寻找自己在实践中有深刻体悟的专题突破，做到从真问题出发、长期性跟踪、严谨性收集、规律性探索，取得成果必定是水到渠成。有人说：能够在一个行业做出点名堂的人，往往不是什么特别聪明的人，而是能够坚持不懈做下去的人。只有树立教育研究有所作为的境界，才能摒弃浮躁。
（2）加入到科研团队中去。同伴之间的思想交流和思维碰撞，有利于开拓研究的信息源，更新理念，打破思维“瓶颈”；也有利于共享研究智慧和乐趣，形成“共振”效应，以获得更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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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叶圣陶；新文学；国文教育；国文科；中学生国文程度；抢救国文
叶圣陶，名绍钧，原字秉臣，1911年改字为圣陶，他既是现代国文教育的缔造者，又是新文学的创始人。基于叶圣陶这两方面的成就，对他进行的研究已有相当之多，然而，这些研究始终无法打破教育和文学的隔阂，无法同时将既是新文学作家、倡导者又是国文（语文）教育家的叶圣陶完整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实际上，叶圣陶是现代国文教育和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联结点。民国期间，具有教育家和作家双重身份的叶圣陶并不是一个特例，新文学的作家、倡导者介入中小学教育领域在当时是一股潮流，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就是叶圣陶、、朱自清、夏丏尊等人。新文学的倡导者和作家为什么会如此热心于介入中小学教育事业呢？“新国文”和“新文学”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关系呢？本文正是试图通过具体研究叶圣陶具有代表意义的对国文科性质的认识，来回答这两个问题。
1912年，叶圣陶中学毕业后到苏州言子庙初等小学担任国文教师，由此开始了他不平凡的教育生涯。叶圣陶从教之始，正是爆发，民国创立之际。这年，教育部了《普通教育暂行办法通令》，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小学读经科一律废止”，对初等小学教育颇为重视。江苏省都督府也接连了几项教育通令，推广初等教育，废止简易识字学塾，酌改为初等小学或补习科。苏州学界解聘了一批“旧教员”，新设和扩建了一批初等小学，补充了一批新教师。实际上，“国文教师”这一称谓也才出现没多久，在此之前，中国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分科教育，只有作为启蒙教育性质的私塾“蒙学”，内容是识字、读经讲经，为以后参加科举考取功名打基础，教师则被称为“私塾先生”。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为应对时势巨变，清政府颁布了由张百熙所拟的《钦定学堂章程》，产生了新的系统的学制，因该年为壬寅年，所以称其为“壬寅学制”。但这一学制并没有得到真正实施，次年又颁布了由张之洞、张百熙和荣庆合订的《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范围内得到了实际推行，这也就是“癸卯学制”。“癸卯学制”课程中，中小学设有“读经讲经”和“中国文学”必修两科，并在《学务纲要》中明确规定：“其中国文学一科，并宜随时试课论说文字，及教以浅显书信记事文法。以资宦科实用，但取理明辞达而止。”从教学宗旨看“中国文学”科已经颇重实用，为以后国文单独设科奠定了基础，其实就是国文科的先声。到了1912年，也正好是叶圣陶从教那年，民国南京临时政府在《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文》和《中学校校令施行规则》中废除了“读经讲经”一科，设置“国文”课，从此才有了“国文科”和“国文教师”的正式称谓，中国具有学科意义的现代语文教育也由此诞生。 可见，叶圣陶从教之始，正是现代分科教育体制下“国文科”诞生之际，“五四”也在此时酝酿和爆发，社会处在新旧两派思想相互交替争夺的状态中。实际上，在言子庙初等小学仅仅执教两年后，叶圣陶便被教育界守旧的一派所排挤丢掉了这份教职。 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当时教育界旧派势力的强大和新旧争夺的激烈程度。在这样的背景下，对于新诞生的“国文科”应该如何，社会上新旧两派存在着激烈的争论，而最能代表这场争论的是30年代在叶圣陶、夏丏尊等人主编的《中学生》杂志上发起的关于“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和40年代同样是叶圣陶主编的《国文杂志》上围绕“抢救国文”问题爆发的争议。
这两次争论叶圣陶都非常积极的参与。在第一次有关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中，他分别写了《中学生国文程度的讨论》、《读了》和《再读》、《欢迎国文教师的意见》概括了这次讨论得出的对国文科的几点共同看法。在第二次讨论中，他又写了可以作为“抢救国文”争论的总结性的文章《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两次讨论中他的主要观点包括：“赞同国文科的目标是在于养成阅读能力和写作能力，阅读与写作又须贴近现代青年的现实生活，尤其是后者才是国文教学成功跟失败的分界标；”“阅读的材料却不必要名作，只要内容形式都没有毛病的就行”，“不能像医生配药似的，哪类文章包含道德教训，要读多少，哪类文章包含某家思想，要读多少”；“写作在乎是否“言之有物”，“必须要先有所感，先有所思”，而反对只会作一些鹦鹉学舌似的文章，要能用活的语言写出实际生活；”
如若将叶圣陶对国文科的这些主张和1917年发表在《新青年》杂志上被公认为“五四”文学革命的开创之作《文学改良刍议》进行对比，我们会发现他们的观点是何其的一致。此文有两个重点，一是强调“言之有物”，即以“情感”与“思想”为文学的“灵魂”，反对“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思想，又无真挚之情感”的形式主义倾向。其次是强调文学写作要摆脱“奴性”，“不作古人的诗，而惟作我自己的诗”，“人人以其耳目所亲见亲闻所亲身阅历之事物，一一自己铸词，以形容描写之。但求其不失其真，但求能达其状物写真之目的，即是功夫”。 同样叶圣陶主张在中学国文教学中不能以文言文为高深，而以语体文为卑浅，这就是反对文言文为文学正宗，力图确立中学国文科中白话文学作品的地位；国文阅读材料不必要“国学根柢”“固有文化”，正意味着白话文作品，新文学作品可以入选；要让学生“有话可说”“言之有物”，更是五四文学革命的直接主张。因而，我们知道叶圣陶、朱自清在国文教学上的观点和《中学国文之教授》和《再论》两篇文章中的立场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站在新文化、新文学的立场上来看国文教学的。
这两次讨论，叶圣陶在国文科认识上的新文学作家立场已经清楚可见。进一步将叶圣陶民国38年间所写的有关对国文科性质认识的论文进行系统地归纳，我们可以发现他是通过将国文科和公民科和文学科进行区分，从而界定国文科的性质。首先，国文科是区别于公民科的，国文科并不全部担负养成学生修养的责任，而只是承担全部教育的一部分责任，这便是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叶圣陶《国文科之目的》一文依然是从中学生国文程度低落的论调谈起，认为“在这里，颇有问一问国文科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的必要。我们的回答是‘整个的对于本国文字的阅读与写作的教养’。换一句话说，就是‘养成阅读能力’、‘养成写作能力’两项。”而其中“要养成阅读能力，非课外多看书籍不可。”认为教授阅读重要在方法，至于“修养云云那是身体力行的事，民族精神也得在行为上表现。”他认为要想单靠国文科提倡修养，振起民族精神，是不现实的，“不免招致‘文字国’的讥诮”。“要养成写作能力，第一宜着眼于生活和发表的一致；说明白点，就是发表的必须是自己的意思或感情，同时又正是这意思或感情。”“至于文体，语体文和文言文原没有划然的界限。然而就亲切、便利等条件着想，语体文应该普遍地被应用是无疑的。学生就性之所好，兼作文言文，当然不必禁止，一定要作了文言文，才算国文程度不低落，这成什么话？”在这篇文章当中，叶圣陶已经指明国文科目的只在于养成学生阅读和写作能力两项，而不单独承担养成修养的责任，并且进一步言明了对待中学作文文体的态度，从实用角度是鼓励用语体，当然也并不排斥文言。1940，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 中更明确地谈到：国文是各种学科中的一个学科，各种学科又像轮辐一样辏合于一个教育的轴心，所以国文教学除了技术的训练而外，更需要含有教育的意义。说到教育的意义，就牵涉到内容问题了。这是应该的，无可非议的。不过重视内容，假如超过了相当的限度，以为国文教学的目标只在灌输固有道德，激发抗战意识，等等，而竟忘了语文教学特有的任务，那就很有可议之处了。叶圣陶在此文中认为国文教育内容方面固然不容忽视，但方法方面尤其应当重视，认为这是国文教学必须明确的第一个基本观念。1942年《略谈学习国文》 中进一步指出“在人群中间，经验的授受合心情的交通是最切要的，所以阅读和写作两项也最切要。这两项的知识和习惯，他种学科是不负授与和训练的责任的，这是国文科的专责。每一个学习国文的人应该清楚：得到阅读和写作的知识，从而养成阅读和写作的习惯，就是学习国文的目标。”其次，叶圣陶认为国文科又是区别于文学科的。叶圣陶在《国文教学的两个基本观念》中所谈的第二个基本观念就是：国文的涵义与文学不同，它比文学宽广的多，所以教学国文并不等于教学文学。以前，国文教材是经史古文，显然因为经史古文是文学。“五四”以后，通行读白话了，教材是当时产生的一些白话的小说、戏剧、小品、诗歌之类，也就是所谓文学。这两派实际是一路的，都以为国文教学是文学教学。叶圣陶认为这样的认识是错误的，他说“其实国文所包的范围很宽广，文学只是其中一个较小的范围，文学之外，同样包在国文的大范围里头的还有非文学的文章，就是普通文。这包括书信、宣言、报告书、说明书等等应用文，以及平正地写状一件东西载录一件事情的记叙文，条畅地阐明一个原理发挥一个意见的论说文。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叶圣陶又说，“至于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的专习，那是大学本国文学系的事情，旁的系就没有必要，中学当然更没有必要。我不是说中学生不必读经史古文与现代文学，我只是说中学生不该专习那些。从教育意义说，要使中学生了解固有文化，就得教他们读经史古文。现代人生与固有文化同样重要，要使中学生了解现代人生，就得教他们读现代文学。但是应该选取那些切要的，浅显的，易于消化的，不宜兼收并包，泛滥无归。”在《读罗陈两位先生的文章》一文中，叶圣陶又说“语文法不是古文笔法，也不是新文学做法，只是我国人口头笔头习惯通行的说法。”
叶圣陶这样界定“国文科”的性质颇有意思：作为的支持者和思想启蒙者，叶圣陶却更愿意将国文科看成一个培养学生技能的科目，强调它区别于公民科，不单独承担思想教育的责任；作为新文学作家和倡导者，叶圣陶又强调国文科区别于文学科，强调语文法既不是古文笔法，也不是新文学的做法，它是不偏重于白话新文学，也不偏重于文言古文的学科。他强调了国文科的独立性和中立性，这是为什么呢？
在叶圣陶1942年为《国文杂志》写的发刊辞《认识国文教学》 一文上，我们能够找到他强调国文科独立于公民科、思想科的原因。文中写道：“国文教学没有成绩的原因，细说起来当然很多；可是概括扼要地说，只有一个，就是对国文教学没有正确的认识。学校里的一些科目，都是旧式教育所没有的，唯有国文一科，所做的工作包括阅读和写作两项，正是旧式教育的全部。一般人就以为国文教学只需要继承从前的传统好了，无须乎另起炉灶。这种认识极不正确，从此出发，就一切都错。旧式教育是守着古典主义的：读古人的书籍，意在把那一套程式和腔调模仿到家，不问它对于抒发心情相配不相配，有效果没效果。旧式教育又是守着利禄主义的：读书作文的目标在取得功名，起码要能得‘食廪’，飞黄腾达起来做官做府，当然更好；至于发展个人生活上必要的知能，使个人终身受用不尽，同时使社会间接蒙受有利的影响，这一套，旧式教育根本就不管。因此，旧式教育可以养成记诵很广博的‘活书橱’，可以养成学舌很巧妙的‘人形鹦鹉’；可是不能养成善于应用国文这一工具来应付生活的普通公民。”我们可以明白叶圣陶力主国文科区别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真正原因：他是要将新的国文科与旧式教育的“文以载道”传统割裂开来，确立起国文科培养现代公民适应现代生活能力的新传统。但这里存在一个有趣的悖论：叶圣陶为了割裂新国文与旧式教育传统，就需要强调国文科区别于公民科、思想科的独立性，强调国文科只是一个阅读和写作技能层面的训练，无关乎思想和修养；然而，他之所以强调国文科的责任是培养学生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又是因为这是作为一个现代公民适应现代生活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叶圣陶这种区分正是他站在新文化和新文学的立场之上，反对国文科承继旧式教育的“利禄主义”、“古典主义”的一套，主张新的国文科应该为培育现代公民服务，这是一种以“新”取代“旧”的思维模式，其反对旧式教育“文以载道”，却又确立了一种新的“文”与“道”的关系。
在这个区分中，我们可以看到叶圣陶新文学作家的立场，但是他为什么又要强调新的国文科又区别于“新文学”呢？我们可以发现，叶圣陶在说国文科区别于文学科的时候，他强调的是国文科的教材除了经史古文和新文学之外，还有许多的“普通文”。为什么要看普通文呢？因为“中学生要应付生活，阅读与写作的训练就不能不在文学之外，同时以这种普通文为对象。”在《国文随谈》一文中，他更加详细谈论了这个问题。他针对民国教育部所定的几条国文教学标准谈了自己的看法，针对“阅读一般文言文”一条谈道：“可见初中要读‘一般文言文’，高中要读‘古书’，都为适应当前的情形。如果当前的情形改变了，就是说，报纸、公文之类不用文言了，固有文化扼要而且正确地记述在历史教本里面了，初中就不必读‘一般文言文’，高中就不必读‘古书’”。又针对“除继续使学生能自由运用语体文外，并养成其用文言文叙事说理表情达意之技能”一条谈到：“至于高中要写文言，也只为适应当前的情形。而当前的情形不是不能改变的，据许多人的意见，语体文普遍地应用，这一个倾向现在已经越来越显著，只要大家再努力，语体文便可整个儿取文言而代之。于是高中只需求语体文的‘精’，那个‘精’也就不难达到。这里偏重语体文，撇开文言，并不存在有什么成见。只因现代人要用文字表白情意，唯有写语体文最为贴切，最能畅达，文言写得无论如何到家，贴切与畅达的程度总要差一点的缘故。” 叶圣陶还特别针对“培养学生创造国语新文学之能力”一目谈道：“就字面看，好像每个学生必须成为‘国语新文学’的作者，即使并不动手‘创造’，至少要有‘创造’的能力。可是一般的见解，文学创造是天才与努力的乘积，并不是人人能够着手的。说人人要能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是大家承认的。说人人要有文学创造的能力，就好比说人人要有国画创作音乐创作的能力一样，事实上必然办不到。”在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出，叶圣陶主张国文科要区别于文学科，要关注“普通文”：是因为普通文是生活中常见的文字材料，要应付生活就必须要学习普通文，这是其一；此外，国文科不肩负培育新文学作家的责任，因为文学创造的能力不是人人都有，因而要国文科承担这一责任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但国文科培养学生用本国文字叙事说理表情达意却是能够做到的，这是其二。透过叶圣陶对国文科性质的这两个区分，我们可以明白，叶圣陶心中的“新国文”是在反对旧式教育和旧文学中诞生的一个学科，是现代教育和现代文学合力产生的一个学科，必然就承担了传播现代新思想和新文学的任务，是新文学倡导的理念和创作实绩使新国文科得以诞生。在现代分科教育的体制下，它一方面和其它各科一起承担了现代教育的总体任务“培育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又确立了自己不同于思想科和文学科的学科特性——培育学生“适应现代生活”的阅读和写作技能。这就是叶圣陶对新国文性质上的认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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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国文教学》叶圣陶、朱自清合著 开明书店 1946年出版
[8]、《阅读与写作》夏丏尊、叶圣陶合著 开明书店1938年4月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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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中学生》月刊 叶圣陶编 1930年1月创刊 华东师范大学特藏报刊阅览室
[11]、《国文月刊》叶圣陶编 1940年创刊 华东师范大学特藏报刊阅览室
关键词：小城市；中小学；空间布局；均衡化
中图分类号： Z822.7文献标识码： A
作为我国最普遍的城市形式，中小城市是我国城市体系的中坚。根据《中国二十一世纪议程》，我国的城市化目标为适当控制大城市，积极适当发展中小城市与大力发展小城镇。在我国城市化发展历程和城市建设过程中，小城市这一环还比较薄弱，随之而来带给小城市诸多方面发展的不利因素。根据第七届中国中小城市科学发展高峰论坛上的《中国中小城市发展报告（2010）》绿皮书，依据中国城市人口规模现状，提出：市区常住人口50万以下的为小城市，50万―100万的为中等城市，100万―300万的为大城市，300万―1000万的为特大城市，1000万以上的为巨大型城市。麻城市市区人口约30万，是典型的具有中部特色的小城市。
小城市由于受自身发展条件、发展机遇和执政者的执政能力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发展过程中会遇到各种难题，在基础教育领域就表现在教育资源的不均衡发展上。基础教育是人才培养的奠基工程，是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本积累。在教育公平这个当今社会广泛热议的话题下，实现基础教育均衡发展，是提高教育质量和效率的最有效的途径。之所以社会上出现“择校热”，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小学校的空间分布不均衡造成的校际差异，优秀的教育资源不能最有效地被大多数学生利用，由此产生一系列的教育、社会问题。
1 麻城市市区中小学空间布局现状
麻城市市区共有四个街道办：龙池桥街办、鼓楼街办、南湖街办、黄金桥街办，共有中学11所，小学22所（见图1、图2）。中小学的师生数量情况具有很大的校际差异（见图3、图4）。
麻城市的基础教育质量在黄冈乃至湖北都排名前列。以麻城市第一中学为例，自2009年以来麻城一中有5人进入清华大学、4人进入北京大学，2人进入香港中文大学，1人进入香港城市大学，近800人进入全国“985”和“211”重点院校。但是，麻城市市区的整体教育质量仍有待提升，归根结底的原因是中小学空间布局不均衡，由此造成非常显著的教育资源不公问题。
综合来看，麻城市市区中小学的空间布局均衡发展，面临以下瓶颈：
（1）新老城区发展时序上的差异，造成学生就近入学的不均衡。作为老城区的鼓楼街办和龙池桥街办，在人口集聚和经济效益的带动下，中小学数量明显多于南湖街办和黄金桥街办。新区的中小学配套设施严重不足，而老区的中小学服务半径过小，学校配套设施过度密集，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在黄金桥街办的中小学生，因为学校服务半径的问题，会造成上学距离增加，时间、金钱上的成本花费明显高于老区街办的入学学生。
（2）师资力量分布不均衡，非重点发展的学校的教师整体素质有待提高。由于教育设施的差异性，造成了教师资源配置的不均衡。当前重点学校师资力量过剩而非重点尤其是偏远地区师资非常缺乏，形成教师资源配置不均衡、结构性矛盾突出的局面，中心区和城郊分布不均衡，城市超编与城郊地区师资紧缺并存；学科分布不均衡：城郊中小学外语、信息技术、音乐、体育、美术教师普遍短缺。
（3）由于小城市城市规划区范围较小，经济薄弱，受周边大城市的影响，难以拉动全市范围的经济发展，加上人口基数等原因，对于教育的发展有一定影响。麻城市区的中小学普遍规模较小，除几所重点学校以外，其它学校难以形成集聚性，“麻雀”学校过多，且分布较散。长期注重对中心城区的重点学校的发展，难以兼顾全市区范围内学校发展的平衡，造成了“择校风”盛行。
（4）相关教育管理部门在管理体制上存在一定漏洞，对于基础教育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在终身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没有足够重视。有关规划建设部门没有从长远角度考虑中小学校的规划建设问题，国家关于基础教育的相关政策、制度没有落实到位。
2 空间布局均衡化视角下的中小学布局原则
调整学校布局,不是简单地撤并几所学校,而是对原有教育格局和教育体系的一场变革。这个过程中不仅涉及到学校、教师和学生及教育资源的迁移, 还涉及到政府和人民群众及产权问题等，因此必须进行妥善处理和安排。
（1）均衡发展
均衡的概念不能跟均等混淆起来。均衡状态可能是一种相对的平衡状态，而不是绝对意义上的均等化。提倡均等化，容易让人产生误解，不能片面地追求平均化而忽视了平衡的重要性。在城镇的某一个区域内，不能错误地认为所有学校应该同等规模，这是不符合实际发展需要的。在学校的空间布局上，我们应该尽可能多的让学生接受教育，确保其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均等。应根据人口及居住分布，结合生源、人口密度、交通等因素综合考虑各类学校的均衡分布。
（2）就近入学
在偏远山区、城乡结合部、农村等地方，学生上学的成本是非常高的，其中尤为突出的就是上下学所耗费的时间和金钱。由于家庭与学校在地理位置上相隔较远，学生浪费了很多不必要的精力。中小学空间布局应该在最大程度上覆盖有接受教育需求人群所存在的地方，让学生可以方便地接受教育，这样也有利于学生自身的发展。既要考虑人民群众接受优质教育的要求，又要方便学生入学，不给家长和学生带来过多过大的困难。
（3）安全入学原则
中小学生接受教育的前提条件是确保其安全地上下学，因此，学校的空间布局应该充分考虑交通、地理位置等方面的影响，避开主要的交通干道和人流车流较多的地方，确保学生的人身安全。
（4）环境适宜原则
中小学的布局应该结合学校本身的特点来确定，应选择交通便利、地势平坦、环境宜人、公共服务设施完善、远离污染源的地段，避开较为喧闹嘈杂的环境，创造适宜中小学生学习的条件。
（5）集约化原则
中小学校建设应保证一定的规模，考虑到周边人口基数的影响，以及区位、经济等因素，设置合理的学校服务半径，最大限度的利用教育资源，避免重复建设，节约社会成本。
（6）综合性原则
中小学的空间布局要考虑的因素有很多，包括人口、经济、交通等方面，不能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因素，只有综合全面地制定发展规划，才利于中小学发挥空间利用的最大化效益。
3 教育公平引导下的中小学空间布局规划策略建议
麻城市市区各街道办事处的中小学空间布局较不均衡，建议分街办或者片区进行中小学规划布局，不同街办或片区具体对待。完整的中小学校空间网点布局，是促进优质教育资源均衡发展的基础。然而受城市发展进程影响，中小学校空间布局是受不同城市地域的用地发展限制的。如城市新区往往用地条件比较宽裕，而老城区一般用地比较紧张。因此，规划对于老城区――鼓楼街办、龙池桥街办的学校首先满足空间布局的要求，对“麻雀”学校进行撤并改造；对于新区――黄金桥街办，由于用地宽裕，从长远规划考虑，可以提高学校的建设标准。
中小学校的发展是一个客观的过程，存在过渡时期，在制定规划指标时，既要严格按照国家相关规范执行，又要考虑实际需求与可能，带有适度的弹性。小城市由于人口规模和经济规模有限，对比大中城市而言，中小学校的空间布局有自己的特点，规划时要因地制宜。远期中小学校考虑到长远的发展，注重基础教育的均衡发展及中小学发展趋势，规划应该具有一定的弹性，以为将来城市总体发展及基础教育的调整留有余地。
（1）基础教育是民族振兴的基石，中小学的规划发展影响着城市未来的很多方面，因此，中小学的空间布局规划应该引起规划者的重视，将其作为城市规划中不可忽视的环节，这样才能保证基础教育的长远、健康发展。
（2）合理调整师资分布，提高非重点学校教育水平。政府可制定相关的政策和利用多种途径调整师资分布，例如，可大力倡导青年志愿者组织开展对偏远学校的教育扶贫；提高非重点学校的教师待遇水平；提升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从硬件、软件条件着手，吸引优秀人才的到来。
（3）通过各方面的综合努力，包括国家政策、社会、个人等多方投入，加大学校建设的资金筹措力度，加强市场化运作，努力改善优秀教育资源较为集中的局面，保证中小学校能够配备现代化的教学设施，让更多的学生能够享有优质教育教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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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生源；就业；多元化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的高等职业教育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勃勃生机。音乐教育作为高职院校的新课程，给高职教育注入了新鲜血液。但是，由于专业的特殊性和办学经验的不足，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状况还不尽人意。如何发展高职院校音乐教育问题值得探讨。
1.目前高职院校音乐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
1.1培养方向单一
高等职业教育是实施职业培训的主要机构，实践中以实际的、技术的、职业的特殊专业课程为主，其目的是为社会提供各种技术人才。社会需要什么人才，我们就应该培养什么人才、输送什么人才，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生存和发展。因此，高职院校的专业设置不能一成不变，而是应根据市场需求的变化而改变的。音乐专业也是如此。
高职院校大多是从师范、技校等中专学校转型过来的。由于先天不足，音乐教育还不能像其他专业那样有很大的改变，在教材的选用、课程的设置及授课的方式上都是继承了一贯的师范性，除了培训基层音乐师资外，对市场的其他需求环节和学生的就业心理都不了解，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和培训措施，因而不能适应职业教育发展的需要，从而极大地制约了音乐教育的生存和发展。
1.2教学科研滞后
随着教育改革的深化发展，教育科研的意义越来越为大家所共识。它不但是推动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要，又是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提高教师素质的需要，更是发展和完善学科理论的需要。因此，教育科研水平的高低，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一个学科的前途和命运。[1]然而，由于各种原因，科研的滞后始终成为音乐专业发展的瓶颈。
首先是教师的价值取向产生了变化。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多教师忙于“炒更”，或在校外带学生，或到歌舞厅唱歌，或忙于各种演出活动，为了赚钱，他们很难有时间静下来研究教学，更谈不上搞什么科研，写什么论文了。在各大城市的购书中心，你会看到很多歌曲集、琴谱等东拼西凑的书籍，却很难找到一本有学术参考价值和独到见解的音乐教育论著，整个专业科研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是一贯形成的惰性。大多数教师都没有科研意识，认为做教师就是备课、上课、批改作业而已，甚至连备课都不认真，根本就没想到要作调查研究，要出教研成果。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更是如此。
最后，机制的不健全也是科研滞后的重要因素。大多数高职院校被资金、生源、师资等现实问题搞得焦头烂额，根本无暇去顾及这些业务上的问题。
1.3教学与社会脱节
一直以来，音乐教育除了极个别的重点音乐院校设有表演系之外，其他的院校基本是以师范专业为主的。这就明显地限制了专业的发展空间。即便是设有表演系的院校，其教学也明显与社会脱节。当今音乐市场明显以通俗、民族唱法占主导地位，除了极个别的大型演出外，很难看到传统音乐的影子，在一些中小城市就更加明显了。中央电视台这几届歌唱大赛的获奖歌手，通俗组谭晶的歌声传遍长城内外，妇孺皆知;民族组的王宏伟唱响大江南北，无人不晓。而美声组的歌手连名字都很难让人记住，这不得不让人深思。再看一下音像市场，除了堆积如山的流行音乐和民族音乐外，古典音乐也很难找到相应的位置。这不能不说这是教育与社会脱节的悲哀。
高职院校也莫不如此。诚然，师范类是一块大蛋糕，我们必须去争取，但社会上需要音乐的地方的确太多了，如歌舞厅的歌手乐手、一些简单的音乐制作、为企业、单位作曲填词等，只要我们真正了解市场的需求，有目的地培养人才，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也一定能办得有声有色。
2.高职院校音乐教育多元化的意义
针对上述弊端，高职院校音乐教育必须进行改革。实施高职院校音乐多元化教育，不失为一种好的途径与方法。
首先，实施多元化教育，可以拓宽专业的生源渠道。发展高职院校音乐教育，不但可以拓宽专业渠道，避免了原来一只脚走路的不利因素，获得更多的学生资源;而且在社会培训方面，能更多层面地网络音乐爱好者，为专业提供了可持续发展的机遇。学生是教学的主体，没有学生就成不了学校，更谈不上专业的发展;拓宽生源渠道，学科就有了生存的基础，教育就有了发展的空间。
其次，实施多元化教育，可以拓宽学生的就业空间。由于原来培养方向的单一性，我们培养的学生毕业后只能从事地方的基础音乐教育工作，在就业上没有选择的余地。而发展音乐教育，设置对口的专业，从原来的纯师范性，拓展到社会娱乐、舞台表演、旅游公关、社会音乐生活以及多学历发展各个层面，广开就业门路，这不但有利于专业的生存发展，而且为毕业生的就业提供了更加广阔的选择空间。
第三，实施多元化教育，是社会文化生活不断提高的需要。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及审美情趣也在发生着变化，广大的人民群众在解决了温饱之后，都有艺术参与的需求。原先仅有的音乐教育体系已不能够满足人们音乐素养日益增长的需要，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的多元化，可以实现广大群众的艺术梦想。
第四，实施多元化教育，是音乐教育本身的需要与跨越。长期以来，高校音乐教育都是以培养音乐高端人才为主的，在模式上也就是师范和表演两个专业体系，培养目标跟社会需求严重脱节。实施音乐教育的多元化，无疑给传统的高等音乐教育注入了新的生命。
3.高职院校音乐教育多元化的对策
根据音乐专业自身的学科特点，现在不少毕业生甘做自由职业者而主动放弃专业单位的工作。随着音乐专业毕业生的增多和公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他们将不再是阳春白雪，而是要更多的走向大众，面向基层;因而未来音乐类毕业生就业趋向将是多元而不是一元的。因此，要发展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拓展音乐教育的生存空间，就必须走多元发展的道路。[2]
3.1立足师范性，抓好师资培训
师范教育永远是个大市场，立足师范性，是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生存的基础。从生源角度看，地方基础音乐师资仍存在很大的缺口。对108所普通中学、795所小学和195所幼儿园中作过一次调查，结果发现，普通中学有专职音乐教师的有86所，占调查总数的79%;小 学中有专职音乐教师的仅有382所，占48%;而幼儿园的师资大都来源高中或幼儿师范学校，基本都是以包班的形式上课，不存在专职与否的问题。从城乡区域来看，城镇的音乐师资相对饱和，而广大农村地区就严重短缺了，有些学校的音乐课由其他科教师兼任，有的干脆就不开音乐课，这在山区尤为严重。加上每年都有一些教师退休，由此可见，音乐师资的培训仍有很大的空间，只要抓住机遇，高职院校在基础音乐师资的培训上应该大有可为。
另一方面，立足师范性，可以充分发挥高职院校的资源优势。由于许多高职院校刚从师范学校或其他中专学校升格而来，在教师配置、教学设备、课程编排及培养思想上都有一贯的师范性，因此，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身优势，避免资源浪费。
因此，立足师范性，确立师范教育的基础地位是最切合实际的，它是高职院校音乐教育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3.2增加流行音乐元素，面向娱乐市场
改革开放后，为适应社会的发展，我国的就业制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就业实行双向选择，人才自由流动。就业制度逐步走向市场，并开始形成国家宏观调控、城乡协调发展、单位自主用人、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供求、社会提供服务的新机制。[3]
随着城乡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娱乐的需求也在发生变化。原有的卡拉OK形式已经不能满足广大群众对娱乐生活的多元需求，众多的娱乐场所在歌手和乐手上还有很大的缺口，尤其是熟悉电子声乐和懂得电脑配器的人才更是供不应求。有一位从事乐队工作的同学，他就职于最高级的一间歌舞厅，除了正常的上班外，每天晚上还要跑几个场子。从表面看好像是为了增加演出收入，但从深层去分析，就凸显了这方面人才的短缺。因此，看准市场的需要，根据学生的特点，因材施教，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把流行音乐请进课堂，有目的地培养一些流行歌手、民族歌手，开设电声乐培训和电脑作曲等新课程，不仅可以拓宽专业的生存渠道，获得更多的生源，也为学生的就业提供了多重选择的机会。
3.3发挥学科优势，走跨学科发展道路
所谓跨学科发展，就是在本专业以外的其他专业开设本专业的课程。音乐教育以其独特的知识性、技术性、情感性和娱乐性的特点，在高校的学分选修和双学历培训两方面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现在高等教育几乎都采用学分制的管理办法，除了必修课要达到足够的学分外，选修课也要取得相应的学分才能毕业。在选修门类上，音乐教育专业可以开展独唱辅导、合唱队训练、键盘乐、民族器乐、电声乐等课程，以其独有的娱乐特性和丰富多彩的活动形式，在众多的选修课中赢得一席之地。
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一些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就业人群已不再像过去那样一种工作干到老了，也不可能凭一门手艺干一辈子，随之而来的将是一个学习型的社会，提倡活到老学到老。现在到处找工作的人，往往腰缠几张文凭，也只有这样才能多些机会找到工作。
音乐教育具有实施双学历培训的优势，因为音乐教育有不同于其他学科的特点:首先，它不需要死记硬背，在学生的学习时间上提供了可能;其次，音乐特有的娱乐功能，可以满足大学生心理发展的需要;再次，音乐教育具有可动手操作性，符合大学生活泼向上的年龄特点。因此，把专业课与基础公共课合理安排好，让学生在同一时间内多修几门音乐专业课，获得多一张文凭，这对大学生来说也是梦寐以求的。因此，实行双学历培训，对拓展高职音乐教育来说，无疑是个明智的选择。
3.4开展社会音乐教育培训，实现教育产业化
实现产、教、研的有机结合是高等职业院校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法宝。社会培训是音乐专业走向社会、推销自己、获取效益的主要途径。高职院校开展社会音乐教育培训，大体可分为学历提高培训和兴趣培训两种。
随着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对教师的学历要求也日益提高，学历达标成了教育界的时尚话题。如幼儿园教师要达到中专学历、小学教师要达到大专学历、中学教师要达到本科学历等。作为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大可抓住机会，利用师资和设备的资源优势，在节假日搞些学历提高的培训:如幼儿师资培训班、小教音乐大专班等，从中提升自身的价值。
在兴趣培训方面，现在许多家庭都买有钢琴，年轻的家长们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在完成功课之余，学点音乐以陶冶情操。因此，学校要抓住机遇，开设一些器乐培训班，开展一些合唱活动和音乐普及讲座等，为社会音乐生活提供教学和后勤服务。这样一方面可以创收，为学校经济建设作点贡献;另一方面可以让专业走出校门，提高社会知名度，有利与专业的持续发展。
当然，社会音乐教育培训的项目还可以很多，甚至也会随着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而改变。但是，只要我们齐心协力，真正了解社会对音乐的需求，高职院校搞音乐教育培训是应该大有作为的。
3.5合理利用资源，实现大小课的有机结合
所谓合理利用好资源，就是把所有相关学科的教师、设备充分利用起来，避免无谓的浪费。合理利用资源无疑是办好一间学校的关键，这对高职院校的音乐教育更是如此。
前面提到专业设置的一些想法，在实施中应着重注意课程的整合。如乐理、试唱练耳、欣赏、合唱指挥等课可以采用公共课的形式，由固定的教师去授课;而教育学、心理学和其他文史类的课程更可以和其他专业的学生一起上;声乐、钢琴、电声乐、电脑音乐等技术课程可根据专业设置的需要由不同的教师上小课或小组课。在教室分配方面，可以有专门的教室供公共课使用，而小课则可在教师的工作琴房上课;同班的同学在上大课时在一起，其他时间可以上自己的专业小课，也可以自行练习，充分利用时间资源，提高学习效率。
参考文献:
[1]卢明德.中小学教育科研方法与论文写作[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