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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高等教育研究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摘要题】理论经纬
【英文摘要】Justlike
一切研究活动，无论是认识世界的科学研究活动还是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要想取得实质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特别是要想取得重大的进展以至突破，都需要某种程度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当然也不例外。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作为一个命题，并不是一个新问题。那么为什么今天重新提出这一问题？简单地说，一是因为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在指导当前改革实践时，创新还远远不够，需要研究者加以特别的关注；二是长期以来，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问题并没有给出清晰的答案。
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进行讨论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涉及很多问题，比如方法的创新、研究思路的创新、研究结果的创新和研究过程的创新等等，此外还要涉及研究者的自身素质。笔者这几年参与了高等学校的一些教学改革实践，有很多感悟，想从实践的角度对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做些探讨，以求教于同行。
一、高等教育研究要重视解决实际问题
由于研究活动的复杂和研究者思想方法的多样，研究活动的创新是没有一个统一模式的。仅以学科和研究对象为例，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对象，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研究活动创新的路线和方式方法。美国学者贝尔曾提出：自然科学是根据一种有顺序的范型来组织的，社会科学是根据概念之间的关系来组织的，人文学科则是借助同一中心来组织的。（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哈佛大学普通教育委员会也有类似的说法，认为自然科学来自逻辑，社会科学来自关联，人文学科来自想象。（注：王伟廉.学术领域的特点对大学本科课程编制的影响.江苏高教，2002,(4).）学科研究对象的差异，必然会影响到研究活动本身。在研究活动中，这些不同的研究对象至少使研究者在处理题材的方式上有所差异。理工科研究者要在题材的逻辑上下工夫，社会科学研究者则更加关注现象之间的关联并极力寻找这些关联之间的规律，人文学科研究者则更多地借助想象和猜测来把握事物的本质和体味其中的奥妙。尽管不同的学科和研究对象在研究的结果上可能相同或相近，但它们所执行的研究活动的践线却大相径庭，创新的途径上也极为不同。
高等教育研究的对象相当广泛，既涉及自然科学领域的一些逻辑性很强的问题，又涉及社会科学的很多问题，同时也涉及人文学科的很多问题。而且同传统的学科相比，它的成熟性很低，以致很多国家到现在还不承认它是一门学科。此外，高等教育也和整个教育研究一样，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早在20世纪初，美国哲学家杜威就曾说过：“教育科学的最终现实性，不在书本上，也不在实验室中，也不在讲授教育科学的教室中，而是在那些从事指导教育活动的人们的心目中。”（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
教育研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需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而其他学科的研究结果只有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产生了作用，才能称之为教育科学研究自身的内容。虽然这些研究结果本身是科学的，但“在它们对教育的目的有所贡献之前，就不是科学的，至于它们是否对教育科学有所贡献，只能在实践中发现。”（注：杜威.教育科学的资源[A].引自杜威教育论著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281.）可见，教育研究并不存在什么纯学术研究，教育研究的真谛在于解决问题，即解决教育实践中提出的需要解决的各种理论的、政策的和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说，教育研究具有极强的实践性。因此，教育研究如果不和教育实践相联系，就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教育研究的创新。教育研究的创新与教育实践的创新是一个整体，是教育研究创新的两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侧面。
二、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方面的特点
无论中小学教育研究还是高等教育研究，要创新就要解决问题，但高等教育研究与中小学教育研究活动相比，在解决问题方面虽然有很多共同之处，但也有不少特殊的地方。这种特殊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在宏观方面，高等教育研究在解决问题时要更多、更直接地涉及到社会、经济、科技、政治、文化方面的研究内容，以解决高等教育与社会其他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需要更多地与社会接触。二是在微观方面，高等学校内部的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活动的研究，在复杂性上比中小学教育研究要大得多。在高等学校，学科专业林立、课程复杂多样，而且高等学校处在科学技术发展前沿，特别是大学，云集了各类科学家和高层次人才。这些特殊情况使得高等教育研究者比起中小学教育研究者来，在进行微观的教育研究的过程中，对教育实践者的影响力要小得多，进行高等教育实践和高等教育改革的难度也大得多。
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能只关注研究者自身在研究活动过程上的创新和研究活动结果上的创新。因为单靠研究者自身的创新，还远不能保证这些创新的研究成果能在实践中得到运用。这几年的高等教育改革的实践证明，高等教育研究者在进行研究的同时一方面要通过各种方式从理论思想上让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者和高等学校里广大的教职员工接受某种创新的改革思路，另一方面还要充分调动广大的改革实践参与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才能将改革启动起来并推行下去。因此，在谈论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时，必须要关注在实践第一线的领导者和广大教职员工，使他们不仅参与到改革的实践中来，也同时参与到高等教育研究活动中来，从而实现高等教育实践的创新。就微观层面的改革而言，大学里集中了大批的专家学者和高素质的管理人员，他们才是真正的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源泉。他们的创造性一旦调动起来，高等教育改革的进程就会大大加快，高等教育研究的水平也会因此而大大提高。过去，我们的高等教育研究者仅仅考虑自身的研究活动和研究结果的创新问题，而没有考虑到实践参与者的创新问题，特别是其他学科专家参与高等教育改革实践从多学科视角带给高等教育研究的勃勃生机的可能性。实践也证明：忽视实践者的创新潜力，无论对于高等教育的改革实践还是对于高等教育的理论研究来说都是不利的。
若将上述的观点加以概括，可以这样来理解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不等于高等教育研究者的创新；它包括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活动的创新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由此引申出的高等教育研究者自身研究活动的创新和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的相互结合，是我们高等教育研究特点所决定的，也是改革时代对高等教育研究活动的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研究的创新，只有在高等教育实践参与者的创新实现之后，才真正能够实现。
三、高等教育研究者的思想转变问题
对于高等教育研究者来说，要在研究活动中创新，除了应该调动广大实践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外，本身也有一个转变思想的任务。不仅仅要转变教育思想，也要转变研究思想。
从实践的视角来看转变研究思想的，可以归结为这样一个命题：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和关照理论建设的实际问题研究的相互交叉和结合是高等教育研究创新的思想基矗
所谓“关照实际问题的理论研究”，就是在进行任何一项理论研究的时候，要树立起解决实际问题并付诸实践的意识。其中也包括如何调动实践参与者的创造性。在这里，理论研究在实践上的具体化和可操作性是衡量这项研究是否具有真正创新意义的主要标准。具体说，任何一项理论研究，无论是微观的还是宏观的，都应关照到实际的问题的解决。在理论品格上，都应具有实践含义。例如宏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政策含义，微观的理论研究应具有课程含义或教学含义。
（一）目标和期望
1.目标
作为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改革和创新的一部分，合作研究网络计划致力于帮助较小的、地区的和科研项目较少的高等教育机构调整研究体系，鼓励这些机构将研究活动聚焦于其优势领域；促进研究能力较弱的高等教育机构和其他机构开展合作，从而提升双方的研究能力；帮助地区高等教育机构解决与研究相关的难题；提高创新体系中不同部门间、大学间的合作水平；通过合作研究服务地区的优先发展事项。[5]
2.愿景
澳大利亚合作研究网络计划制定了长期和近期愿景。长期愿景是在高等教育机构间建立可持续的伙伴关系或合作关系，通过合作研究网络项目实现各机构的研究目标，提高各高等教育机构的科研能力，通过合作研究网络项目促进国家研究和创新的发展。近期愿景是提升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研究水平，可以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局限于此）：增加合作研究的出版物数量，改善联合申请澳大利亚竞争性赠款的情况，增加研究活动或研究人员人数，增加具有较高学历的研究人员人数，提高研究管理的效率等。[6]
（二）申请资格和申请程序
1.申请资格
较小的、地区的和科研项目较少的高等教育机构在具备一定条件时便有资格申请资金建立合作研究网络项目，并成为项目的领导机构。具体要求是：在2007年和2008年获得澳大利亚竞争性赠款少于250万美元，或者在2007年和2008年获得澳大利亚竞争性赠款少于1200万美元，且距离州政府100千米或者更远。依据这些条件，16个机构具备申请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资格，分别是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巴拉瑞特大学、巴彻勒土著高等教育学院、邦德大学、堪培拉大学、中央昆士兰大学、查尔斯达尔文大学、查尔斯特大学、埃迪斯科文大学、墨尔本神学院、新英格兰大学、澳大利亚圣母大学、南十字星大学、南昆士兰大学、阳光海岸大学和维多利亚大学[7]。此外，《2003高等教育援助法》中表A和表B列举的其他学校可以作为合作伙伴参与合作研究网络项目，但领导机构必须限定于上述16所大学。另外，私立研究机构、国际机构和公共资金资助的研究机构也可以作为项目的合作伙伴。这意味着合作研究网络项目不仅可以利用国内资源，也可以利用国际资源。
2.申请程序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机构想要参加合作研究网络项目，获得项目资金，必须通过以下步骤。第一，合作机构提交项目意向书。项目意向书包括：项目描述，内容涉及拟参与的合作伙伴、项目目标和预期结果；简短陈述，阐述拟议项目如何帮助参与机构达成目标，特别是如何提高领导机构的科研能力，以及如何使合作机构受益；简要说明如何满足项目目标和选拔标准；制定参考预算，明确资金的数额、主要支出方向及每个参与机构可获得的资源；指出合作研究网络计划支持该项目的必要性；明确项目所需成本，制定项目实施时间表；说明从每个合作伙伴处获得的支持[8]。每个符合资格的领导机构只能提交一份项目意向书，但是可以作为合作者参与多个合作研究网络项目。
第二，管理者和合作机构讨论项目意向书。合作研究网络项目提案必须与参与机构的目标和任务以及高等教育改革内容联系在一起。同时，合作研究网络中的合作关系要有一定的可持续性，并且能够提供潜在的长期利益。鉴于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重要性，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会与领导机构讨论合作研究项目的策略
和期望。此讨论可能会修订拟议项目的范围、结果、资金数量等，但任何一项修订都要获得所有参与者的同意。管理者认同项目意向书后，申请才可以进入下一个程序。第三，领导机构提交详细的资金支助申请。资金支助申请必须包括：最终讨论后的项目描述；简单陈述拟定项目如何帮助参与机构，特别是如何提高领导机构的科研能力以及如何使合作机构受益；简要说明项目如何满足目标和选拔标准；提供详细的项目预算；列出项目可利用的资源，包括资金、员工、学生、基础设施等；提供详细的时间安排；预测项目和各种重要的绩效指标可能产生的结果或利益；制定事务管理计划和风险管理计划。资金支助申请必须在第二阶段结束后的四周内提交。
第四，管理者对申请项目进行评选。合作研究网络项目需参加竞争评选，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的官员和相关专家对申请项目进行评估的标准主要有：项目如何满足拟定目标，项目如何支持参与机构的任务和战略方向，项目在研究能力建设方面预期的结果和效益，参与机构特别是领导机构的研究能力，参与机构提供的支持措施，合作项目是否能够长期持续，项目对政府高等教育创新系统的战略和结构改革的支持程度，项目对提升各机构研究质量的作用等。通过评估，管理者会最终选出符合要求的合作研究网络项目。
（三）资金管理和使用
1.资金管理
每一个申请成功的合作研究网络项目要和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签署资金协议，获得相应的资金支助。资金协议的内容包括项目合作伙伴、项目总资金、约定的项目绩效指标和结果、约定的时间表和相应支出等。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领导机构必须提交一份年度报告，说明费用支出情况、项目取得的成绩、遇到的问题和挑战等。如果项目没有满足资金协议中的要求，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有权力中止项目资金的投入。
2.资金使用
合作研究项目的资金可以用于保障该项目顺利进行，比如，为参与项目的研究人员和教学人员支付的工资；为项目设立的奖学金；用于职工和学生的学术交流，联动监管或职工的发展计划，共享研究设施，购置研究设备；建立和加强合作经费等。领导机构一般获得项目资金，但也可能会转让一部分资金给合作伙伴。
二、启示
（一）设立专项资金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为提高较小的、地区的和科研项目较少的高等教育机构的研究水平和培训能力，设立了合作研究专项资金，鼓励这些机构与其他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合作，从而提高各自的科研水平，完善相应的研究系统。这一举措为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研究奠定了物质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高等教育机构间开展合作研究的积极性。通过充分利用各高等教育机构的资源，合作研究网络项目能够招募到高水平的研究人员，这样有利于高等教育研究的不断创新和发展。目前，我国高等教育界由于机构间的合作研究较少，从而导致许多资源、信息以及优秀人才无法实现交流共享。因此，我国需要加强高等教育机构间的合作研究，设立专项研究资金，鼓励高等教育机构开展合作研究项目。
（二）支持科研能力较弱的高等教育机构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重点关注研究能力较弱的高等教育机构。师资水平、地理位置及资金不足等问题常常制约着这些高等教育机构科研的发展。鉴于此，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主要帮助这些机构提高其科研能力。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虽然发展迅速，但逐渐呈现出一定的不均衡性。科研创新似乎成了重点大学的专利，很多地方高校以及地理位置偏远的高校在科研竞争中缺少优势。然而，这些高校却是地区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因此，快速提高这些高校的科研能力是当务之急。由于这些高校自身力量相对薄弱，政府部门应给予特别支持，鼓励开展合作研究，实现科研发展目标，从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三）成立管理合作研究项目的专门机构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合作研究网络计划由产业、创新、科学、研究和高等教育部监督和管理，该部门对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申请资格和程序进行严格要求，对资金的管理和使用进行密切监督。此外，该部门对合作研究网络项目的有效性进行评估，即项目能否给澳大利亚创新体系、社区、企业、工业以及整个国家带来利益。在这一专门机构的管理下，避免了权责不清造成的各种问题，保障合作研究网络项目能够有条不紊地开展。针对我国高等教育机构间合作不充分的现状，成立专门的管理机构来促进合作的开展和进行很有必要。
论文摘要：在高等教育供求主体中，大学生是双重身份的主体：对于高等教育机会需求而言，学生是需求主体；对劳动力市场而言，大学毕业生将成为劳动力供给主体。因此，大学毕业生就业成为供求均衡度的计量指标，也是实现各个主体利益的集中反映。在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的框架下探讨大学毕业生就业，是实现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的关键，以保障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的平衡。
一、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的“联姻”
20世纪9o年代末。我国高等教育迅速扩展，扩大高等教育供给是为了满足个人对高等教育日益增长的需求，以及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高等教育的挑战。但是，高等教育供给的数量增长只是其中一个方面，更关键的问题是高等教育供给是否能够转化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人力资源。确切地说，无论是满足社会还是个人需求的高等教育供给，其最终结果必须实现大学生个人从潜在的劳动力转化为现实的劳动力，大学毕业生要在就业的劳动力市场上实现配置。实现这个配置过程要求：作为高等教育服务供给者的学校能够在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之间建起通畅的渠道，企业和大学毕业生之间又能够相互了解，以使所有的供求主体利益更加协调发展。这些要求的实现只能在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中完成，可想而知，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否事关重大。由此可见，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的“联姻”是供求实现的最基本前提条件，就业市场机制的重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高等教育供求伴随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变化，如果就业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利益冲突就会得到化解；反之，利益冲突就会加剧。
就业市场机制对高等教育供求的数量和层次结构都有影响，因此，高等教育供求就要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作出灵敏反应。我国学者康宁博士认为，由于大量人口涌向高等学校，高等教育供给的压力越来越大。如果仅仅只从规模扩大来缓解眼前人口压力带来的矛盾，势必导致大量人才出现“无效供给”局面，出现人才过度和人才缺岗的双重浪费现象。以致这种结构性失调供给的人才数量越多，则无效供给造成的结构性浪费越大，最终使生产性成本上升，劳动生产率下降。因此，高等教育的发展是一种有质量的数量增长和有效益的规模发展。从某种意义上讲，讲结构就是讲数量、质量和效益的结构优化；讲供给与需求的均衡就是讲结构性供需均衡。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是实现资源配置的场所，它反映着高等教育供给数量和结构达到平衡气象变化。概言之，高等教育供求是通过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来实现，它制约着高等教育供求主体的行为(见下图)。
在高等教育供求实现过程中，劳动力供给者(学生)、劳动力需求者(企业)、高等教育服务提供者(学校)都需对劳动力市场作出应有的反应。也就是说，高等教育的供求活动已纳入劳动力市场的运行机制之中，只有这样供求活动才能满足各个主体的利益，促进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否则，高等教育供求主体之间就会滋生出难以消解的利益矛盾，演变为利益冲突。因此，高等教育供求主体利益必然是大学生就业市场配置效果的反映，因为高等教育供求与就业市场之间存在“联姻”关系。
二、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配置规律
按照劳动力经济学的解释，劳动力市场是劳动供求双方进行劳动交换而发生的一系列劳动合约的总和，是一种劳动供求之问以劳动交换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深层反映。劳动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在劳动力市场变化中，作为劳动交换的当事人，劳动力供给者和需求者双方的行为是理性的，即以寻求最大利益为其行为的基本动机，并以各自收益与成本的均衡为原则决定各自的供给和需求。在收益与成本均衡点相等之处，双方自愿达成劳动供求数量和工资率的劳动合约。这个收益均衡点就是工资率，即工资率作为一种劳动(小时)的价格，是一种灵活的“看不见的手”，它在劳动供求之间进行利益的分配，同时，通过利益引导，在社会各个部门、各个企业之间进行劳动资源分配。工资率作为劳动供求运动的结果，既显示已有劳动供求状况，同时又引导劳动供求发生变动。调节着劳动力自由流动从而导致劳动资源在各个企业和部门之间的分配作为个体劳动力供给者，他们需要适应市场的安排，因为对社会绝大多数劳动力供给者来说，劳动是唯一的谋生手段。市场配置理论强调：劳动力市场的重要作用在于将社会的劳动力资源有效地分配到各个企业和部门中，其结果是不仅改进了整个社会的生产效率，而且也改进了人力资源的有效利用境况。正如我国学者付钢战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劳动力市场与企业所有制没有必然的逻辑对应关系，它与行政性劳动资源分配体制主要的差异在于：(1)劳动力市场对于劳动资源的分配，是以劳动交换为基础。通过劳动合约形式而实现的；(2)它是一种微观经济主体在寻求自身利益过程中自动进行的配置和改进效率的社会形式，无需任何人格化和行政力量来安排。”由此可见，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可以作为一种信号，调节着企业和劳动力维护自身利益的行为，从而达到对劳动力资源的有效配置。劳动力有效配置可以使劳动力的使用效率达到最大化，如何能够实现劳动力有效配置，经济学家的诠释如下：
第一，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虽然劳动力市场配置过程是复杂的。但就其本质而言，不过是调节市场中“经济人”的主体行为过程而已。在人力资源的市场配置过程中，劳动力市场出现两个独立的主体：供给主体和需求主体。需求主体指一切用人单位。包括“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供给主体指凡有劳动能力又愿意就业的人。按照“经济人”假设原理，供求双方都是理性的“经济人”，那么，作为劳动力使用的企业就成为需求方，它们在利润最大化目标下，以劳动的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为用人原则雇佣劳动者；而提供劳动力个人就成为供给方，他们是以个人收入与福利的最大化为就业目标。王善迈教授对此曾经作出比较具体的描述。他指出：“劳动力供求主体双方在劳动力市场上(有形与无形的)双向自由选择，供与求相互间展开自由平等竞争，最终以劳动合同形式完成配置过程。劳动合同规定双方的权益，约束双方的行为。作为劳动力的价格——工资，由劳动力供求决定，并在供求均衡点上形成均衡工资。工资的水平与变动，反过来调节劳动力的供求，并引起劳动力在地区、行业、职业间的自由流动。”其实大学毕业生作为劳动力特殊组成部分。与一般意义上的劳动力市场配置没有本质区别，对劳动力市场配置有着相同的反应，即大学毕业生就是劳动力的供给者，要与企业这个劳动力需求者进行交换，双方的行为均为“经济人”，不过学校作为(大学毕业生)劳动力培养者也被卷进这个交易的活动中，因此，依据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解大学毕业生就业就比较有规律可循。
第二，政府干预学派的观点。关于劳动力市场配置，政府干预学派的理论是对古典经济学予以补充。新凯恩斯主义的供求调节理论认为，失业是劳动力市场的非均衡结果。正如罗莫尔(Romer，D．)指出：“产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价格／工资粘性就会使市场波动演变为就业波动。”非瓦尔拉斯均衡和配给制度理论是在继承和发展凯恩斯主义供给理论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该理论认为，如果没有适合性的话，失业的存在就是不可抗拒的现实。在研究劳动力供给调节问题时，“瞬时一般均衡理论”的观点代表了一种普遍意义的看法。被绝大多数经济学家所接受。-它强调劳动力的消费和供给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二者通过预期工资和财富价格的变化引起劳动力供给的变化，从而引起就业数量的变化。同时，瞬时一般均衡理论承认自愿失业，认为市场上存在的寻找工作的失业状态的人只是由于固定工时制的原因，在工作和闲暇两种状态中作出选择。失业表现为市场固定工时工资所带来的效应小于这段时间用于闲暇所带来的效用。瞬时一般均衡理论很好地解释失业的原因，为解决失业问题另辟蹊径，对促进社会的公平和稳定起到了很好的作用。据此，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可以这样解释，随着社会劳动效率提高，个人闲暇时间增多，“失业”则是劳动力配置过程中存在的一种不可抗拒的状态。第三，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关于劳动力的配置进行了比较深入细致的分析。2o世纪60年代以美国学者舒尔茨等人为代表的人力资本理论揭示了人力资源在劳动力市场有效配置中的发生和发展过程。到70年代，一些西方学者在此基础上提出“筛选理论”、“社会化理论”和“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这些观点提醒人们，如果一味地以数量为目标的高等教育供给增加，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能得到有效配置，是因为教育本身不能绝对地改变劳动力市场的现状，而且还要受劳动力市场的影响。首先，筛选理论的观点将教育只是当作劳动力配置的一个“信号”。该理论的代表人物迈克尔·史播斯在《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一文中曾经指出：“筛选假设系指把教育看成是一种帮助雇主识别不同能力的求职者，以便将他们安置到不同工作岗位上的装置的理论。”筛选假设理论把人的属性按照特点分为两类：一类是叫做标识。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永远不变的那些属性，如性别、种族、家庭背景；另一类叫信号，指的是人后天形成的、可以改变的属性，如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个人阅历等。筛选假设理论认为个人受教育并不意味着对经济增长起作用，教育只不过是一个筛选的手段和方法。如果说教育对经济增长有促进作用，就是教育有效地把能力不同的人配置到不同的工作岗位上而已，由此，能力不同的人，工资收入是不同的，教育和收入是正相关的。筛选假设理论强调的是高等教育的甄别作用，当人才不再紧缺时，甄别的信号就不明显。人力资源不可能实现有效配置。其次，社会化理论也是在人力资本理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理论。代表人物英克莱斯等人认为，学校不仅是学生学习的场所，也是学生进行社会化的地方，人的社会化程度与将来的就业密切相关。教育的过程就是要努力使学生进入高度等级化、社会化和世俗化的社会过程。社会化理论更加关注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培训，特别是为大学生将来走向社会做准备工作，使毕业生更好地适应劳动力市场。再次，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的代表人物之一M·卡诺依(MartinCarnoy)认为，劳动力市场不是统一的市场，而是分割为二元或多元的劳动力市场，即主要劳动力市场、次要劳动力市场、垄断劳动力市场和竞争劳动力市场等。求职者受教育程度决定其进入那一种劳动力市场，个人收入多少与其所处的劳动力市场层次相关。劳动力市场分割理论进一步强调作为不存在统一性的劳动力市场始终是处于分割状态，劳动力能够进入哪一级劳动力市场完全取决于个人受教育程度；主次不同的劳动力市场的待遇存在本质区别，根据市场分割理论的判断，受高等教育者可能得到的预期回报就显而易见，如果个人希望获得高回报，就必须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就必须接受高层次的教育。
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论对所有劳动力的配置过程做了一般解释，实现大学毕业生在劳动力市场的配置，就是要求高等教育供给要面向劳动力市场。K·辛齐利夫(K．Hinchliffe)在《教育与劳动力市场》一文中明确地指出：“在5O年代后期以前的模式中，劳动力被视为同质的。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这种观点不再被接受。对劳动力的需求逐渐在一系列市场背景下得以解释。每一种市场都对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劳动者的背景有一定要求，有关教育和培训的要求尤为重要。”这说明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劳动力有明显的差异性，从某种意义上讲，高等教育就是一种专业教育，它是直接为社会输送各类高层次劳动力服务的。高等教育供求实现必须面向劳动力市场，高等教育供给需要兼备双重使命：其一，作为高等教育服务市场中的生产者要满足高等教育机会需求者的要求；其二，作为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商品的供给者要满足社会对劳动力的需求。高等教育只有成为完成上述双重使命，对两个市场作出良好的反应，才能使供给达到合理的状态并转化为有效供给。
三、大学毕业生在就业市场配置中的调节因素
从劳动力市场配置理论的研究中可以归纳如下三点：劳动力的工资、劳动力市场信号、主次劳动力市场分割。这是劳动力市场机制能否有效发挥的三个关键的焦点问题，因此，也是衡量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机制健全与否的因素。
其一，就工资而言，在对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配置调节过程中出现扭曲。一直以来对大学生就业的思考中，常常要求大学生要调整心态，降低对高工资的奢求，促进就业市场配置的实现。大学毕业生经过就业市场配置过程中的“博弈”，已经将自认为合理的工资水平降了又降。以致出现了“零工资就业”的现象，但是，就业率还是在下降。由此可见，从宏观上，工资对大学毕业生就业市场配置起不到调节作用。
考察我国的工资变化，我国工资制度中的“体脑倒挂”问题已经解决，但是，现存的工资制度还存在问题，工资制定缺乏根据，存在着行业界限。地区之间差异明显。工资制度一直在改革，但都是针对在岗人员采取的激励机制，并没有对大学毕业生就业产生具有推动作用的影响。
“循环经济”一词是美国经济学家K.波尔丁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生态经济时谈到的。他受到当时发射的宇宙飞船的启发来分析地球经济的发展。他认为，宇宙飞船是一个孤立无援、与世隔绝的独立系统，靠不断消耗自身资源存在，最终它将因为资源耗尽而毁灭。唯一使之延长寿命的方法就是实现宇宙飞船内的资源循环。
循环经济的主要原则可以概括4R原则。一是资源利用的减量化原则（Reduce），即在投入端实施资源利用的减量化，主要是通过综合利用和循环使用，尽可能节约自然资源。二是产品生产的再使用（Reuse）原则。强调在保证服务的前提下，产品在尽可能多的场合下，用尽可能长的时间而不废弃。三是废弃物的再循环（Recycle）原则，指在材料选取、产品设计、工艺流程、产品使用到废弃物处理的全过程，实行清洁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废弃物的排放，力争做到排放的无毒化和资源化，实现再循环。四是再思考（Rethink）原则，就是不断深入思考在经济运行中如何系统地避免和减少废物,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生产率,实现污染物排放最小化、废弃物循环利用最大化。
传统的循环经济理论主要侧重于自然资源的循环，主要研究的是工业循环经济。20世纪70年代以来，科技进步日益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人类进入到了一个以智能经济、知识经济为主流的崭新社会，信息资源的占有量和使用成为界定财富的最新标准。至此，资源的内涵与外延已由传统的自然资源范畴扩展和囊括到能够为人类利用的所有物质、能量和信息的自然、经济和社会三大系统。
高等教育属于服务性行业。我国的高等教育既具有社会资源系统的属性，又具有经济资源系统的属性。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要投入大量的资源。因此在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同样可以运用循环经济的理念。目前，还没有学者专门研究用循环经济理念指导我国高等教育行业的发展。循环经济理论指导的高等教育称为高等教育循环经济。其具体内容就是在高等教育领域贯彻循环经济原则，目的是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高等教育循环经济同样具有4R原则。减量化原则（Reduce），就是以尽量少的资源投入和消耗，包括自然资源、社会资源等各种资源，实现高等教育投入效益的最大化；再使用原则（Reuse），强调在保证教育教学质量的前提下，使得投入的高等教育资源能够实现最大效益。同时，尽力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再循环原则是指人才培养的全过程的监控，从市场调研，专业设置，到教师配备，教学设备的完善，教学计划的指定，全过程都应该最大限度地减少资源浪费。这种浪费一方面包括高等教学所投入的各种资源浪费，另一方面是所培养出来的人才资源的浪费;再思考原则（Rethink）,就是不断深入思考在市场经济运行中及时调整战略，不断创新我国高等教育培养模式，在提高高等教育资源利用效率的前提下，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质量，为社会培养更多更好的人才。
二、发展高等教育循环经济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有利于提高我国的竞争力。世界经济论坛的《2005至2006年全球竞争力报告》显示，中国排名第49位，较上年下降了3个位次。（9月26日《国际金融报》）。我国的全球竞争力排名连续3年下降，这和我国的高等教育有密切的关系，主要是高等教育培养的人才质量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同时缺少人才充分发挥作用的良好环境。《2005年中国人才发展报告》指出，在中国、美国、日本、德国、俄罗斯和印度六国人才国际竞争力排名中，中国位居第四，仅排在俄罗斯和印度之前，属于第三层次，远低于排在第一位的美国。人才竞争力指标评价体系主要包括人才队伍、人才投入、人才产出和人才环境四个方面的要素。根据这一体系，中国的人才优势主要体现在人才队伍上，而在人才投入和人才环境方面明显处于劣势地位。在人才队伍上的优势主要来自于中国的人才潜力，得益于中国劳动力数量巨大、教育水平不断提高。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循环经济，可以提高我国人才培养质量，优化人才使用环境，有效地提高我国的科技竞争力。第二，有利于节约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一方面是教育投入不足。目前发达国家教育经费支出与本国GDP比值约为6.2%，发展中国家约为4.0%，而我国近几年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率，不仅与发达国家无法相比，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投入力度相比亦有很大差距。另一方面资源浪费也很严重，没有发挥资源的最大效率。在校内资源方面，表现为很多地方不顾地方实际，建设大学城，专业设置方面贪多求全，有经验的教授上课的很少。学校的产品——培养的人才资源方面又存在严重的浪费现象。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最新出版的2006年人才蓝皮书《中国人才发展报告NO.3》指出，我国人才浪费严重，通过发展高等教育循环经济，就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第三，有利于缓解上学难、上学贵的情况。据测算，普通高等院校一般专业每年生均成本一般是在10000～20000之间，而财政拨款、学杂费等收入来源生均收入只有7000～11000元，还有一定的教育成本无补偿来源。现在，很多大学生上不起大学，一个重要原因是学费太贵。统计表明，每个大学生每年学费在5000元左右，加上住宿费用、生活费用，每年不少于10000元。而去年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却不到3000元。同时由于高等学校资源利用效率不高，出现经费短缺，这使得乱收费问题日益严重。2006年老百姓反映最强烈的问题就是教育乱收费。发展高等教育循环经济，可以大大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可以减轻学生负担。三、发展高等教育循环经济的策略和措施
一是在投入层面，完善高等教育投入结构，要挖掘新的投资渠道，改革和完善现有的投资渠道，继续大力提倡多渠道办学，要加大财政对高等教育的投入。首先要充分发挥国家财政投入的主渠道作用，加大投入的规模，提高投入效率。有学者提出，改革国家对高校投资拨款体制，实行模拟资本金制度。资本金制度的一个中心内容就是资本金的保值增值。国家（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根据高等院校的发展方向、规模、历史投资水平等因素,确定一个资本金的投资基数,每年以此基数为基础,再经过对高等学校办学效益的考核结果，确定以后对各个高等院校的投入比例。可以结合教育部各个普通高校进行的教学评估进行，以此作为今后对高校投入的重要依据。此外，应该倡导多渠道投资，吸收社会资金和外资，作为我国高等教育投入的来源，如发行教育债券、发行教育彩票、设立教育基金、用调节税收的手段鼓励向教育捐资集资、吸收外资等。现在为止，我国的高等教育还未对外资开放，其它社会力量办学还存在各种障碍。为此，应该尽快出台科学有效的措施，给各种资源进入高等教育领域提供便捷渠道。
二是在资源使用层面，要加强教学教育改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要改革目前高等教育资源配置体制，主要取决于高校内部的分配与管理机制。近几年高等教育在巩固成果、深化高校内部管理体制改革的进程中,取得了不少成功的经验和尝试,但在现行教育资源配置机制下,高校各要素（教学、科研、后勤、基建、校产、行政办公、人员费用）的运作和资源占用与传统机制没有本质的差别，缺乏效率考核和导向,没有制度创新的激励机制,高校内部争资源,市场经济意识淡漠,无成本概念的现象比较严重。统计表明，高校内部资源真正用到教学和科研等方面的比例不高，很多资源被行政费用、人头费用挤掉。因此笔者认为，第一要精简机构，特别是一些行政服务型机构，严格控制人数和经费总额。第二将有限的经费向教学和科研第一线倾斜，要制定科学完善的激励机制，鼓励广大教师，特别是高级职称的教师投身与教学与科研第一线；进行教育教学改革，根据市场需要设置专业和课程，以培养学生的实际能力为重点，探索新的教学模式。第三在资源的投入方面应该有科学规划。使得投入资源能够发挥最大效率，各个高校应该根据自己特点，结合市场情况进行专业设置，避免贪多求全的情况发生。改变那种“校园越大越好，学生越多越好，专业越全越好”的落后观念。上级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严格监控，对于不顾自身具体情况的盲目扩张行为应该坚决制止。
三是在资源循环层面，要加大制度创新力度，力争使得现有资源发挥最大效率。高等学校的资源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高等学校本身具有的硬件和软件资源，硬件包括校舍、运动场地、图书馆、实验室等，软件包括师资队伍、声誉、学校文化等方面；第二类是高等院校所培养的人才资源，这是最重要的资源。因此，对于第一类资源，应该在充分调研基础上，进行资源配置机制改革。鼓励学校之间的资源共享，在平等协商基础上，高校之间共用图书馆、实验室，学生可以在不同高校间选课，学分互认，鼓励教师到不同高校兼职，兼职收益归己，同时鼓励学校和社会资源共享，学校可以与社会协作，进行课题研究，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对于第二类资源，也就是高校所培养的人才资源的循环。全社会应该树立大人才的观念，从全社会的角度认识人才所发挥的作用，避免人才浪费。为此要加强配套制度改革，要取消户籍限制，使得户籍制度不再成为人才流动的障碍。目前虽然各地进行了户籍制度改革，但是离理想的户籍制度还有很大距离。很多大学生不愿意到一些非国有、小型企业、农村工作，主要是户籍制度的问题。在这方面应该加大改革的力度，以更科学的户籍制度推动人才合理配置。要建立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鼓励人才自由流动。在建设社会注意新农村的实践中，要建立长效的激励机制，鼓励人才向农村流动、向经济发展水平较低方向流动，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才价值。
四是再思考层面。高等教育发展必须和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因此，必须根据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从建设和谐社会的角度，不断思考和完善我国高等教育的办学模式。应该大力借鉴国外发达国家先进办学理念，结合我国实际，经过不断思考和探索，摸索出适合我国特点的高等教育办学模式，绝不能照抄国外的经验。同时我国的高等教育办学方式应该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做出科学的调整。只有这样，才能使得我国高等教育实现可持续、科学地发展，为经济社会提供更有力的人才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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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教融资；捐赠收入；学杂费
一、目前我国高教融资渠道分析
(一)政府投入
这种方式是我国目前高校融资的主要来源，包括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企业办学校的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高等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服务，肩负着培养国家急需高级人才的重任，政府作为直接、最大的受益者，对于高等教育就有了“社会责任”，就必须为高等教育的发展筹措经费。不论高教如何采取多渠道融资，政府都应该是高教最主要的投资者，都不能减少自己作为主要投资者的责任和义务。
(二)学杂费
自1998年开始在非市场的前提下向广大在校大学生收费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学费标准一直在大幅度提高。学费提高的主要原因，除政府对高教投入不足外，还由于高教成本被滥支或者被过高估计。由于我国学费增长的速度远快于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人均收入增长，不但很多农村居民难以承受较高的高教收费，就是收入较高的城镇居民对负担高教收费也倍感沉重，这也造成了很多社会问题。
(三)企业对高校的资助
改革开放以来，各大学打破传统的办学模式，积极探索科技与经济结合的新路子。这样不但增强了大学的物质技术基础，改变了其闭门研究的沉闷气氛；也加速了企业改进生产设备的步伐，为提高企业生产率提供了物质基础。这种产学结合模式主要有：高校通过技术市场向企业转让科技成果；企业出资在高校建研发中心；高校出智力，企业出资本共建合资企业等等。
(四)社会捐赠
我国高校在社会捐赠这条路子上面起步较晚，目前就是北大、清华、浙大、南大等国内成立较早的著名高校建立了捐赠机构。相对比国外高校，我国高校的社会捐赠管理工作不够专业，规模小，同时缺少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政策支持。尽管高校在对待社会捐赠方面存在这样那样的不足，社会捐赠收入已经显现了它在高校建设发展以及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补充作用，因此我们应尽快完善其相关基础工作建设。
二、美国高教融资渠道分析
(一)政府资助与拨款
美国政府对高教的资助与拨款可分为邦、州和地方三级政府的资助与拨款。其中联邦政府的资助拨款由拨款、贷款与合同款、研究与发展中心的资助三部分组成。联邦政府的拨款大部分给了公立院校，贷款和合同款的流向比较均衡；研究和发展中心的资助更多的是给了拥有高水平科研人员的私立高教机构。州的资助和拨款更多的是用于本州的发展，其贷款和合同款相对公平的分配给本州的公私高教机构。地方政府资助主要用于中小学教育，用于高教的比较少，但是其作用仍不可忽视。
(二)学杂费
美国的学杂费除了包括狭义的学费外，还包括：住宿费、膳食费及申请费、注册费、学生活动费、停车费、成绩单费等各种杂费。学杂费是美国私立高等院校最重要的财源，在私立高校各项收入中居于首位。1980～1981学年占36.6%，到1992～1993学年已上升至41.2%。相对私立高等院校昂贵的学杂费，公立院校的办学经费由于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所以学杂费收费相对较低。1980～1981学年占12.9%，到1992～1993学年也仅仅是18%。
(三)捐赠收入
捐赠收入是美国高教的一个重要经费来源，尤其是对私立院校而言。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各界募捐的数量越来越大，其形式也发生了很大变化。现在常见的募捐形式有：现金捐赠，增值证券捐赠，不动产所有权捐赠，有形资产捐赠，延展捐赠，寿险捐赠，信托捐赠，企业对等认捐等等。捐赠收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经费紧张的局面，另一方面加强了高校与社会各界的联系，有一举两得之功效。
(四)美国企业与高校的合作
美国的大学不但是传道授业的场所，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主要场所。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高校与企业在科研上的合作获得了更多的经费以供研究之用，这一合作有利于增强大学的物质技术基础，提高大学的教学质量，解决了部分大学生毕业以后的工作安置问题。美国的公司企业从利用基础科学以解决新的生产实践和提高生产的知识密集角度出发，对与大学合作科研也显示出了极大的兴趣。对美国政府来说，竭力支持双方的科研合作，企业增加了对大学的科研资助，减轻了政府的一些负担。
三、美国高教融资对我国高教经费来源的启发
(一)建立高教募捐机制
结合我国具体社会、经济和文化特点，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教多元化投入机制，创立我国高校募捐机制，实现高教多元化。一是应该在高等院校内部设立募捐发展办公室，其领导者直接对校长负责。这样就可以使得募捐有专人负责，开创了募捐的渠道，就可以保证资金来源的稳定性。二是从事募捐工作的人员职能应专业化。募捐的效果主要和募捐人员的素质相关。一所大学募捐宣传的质量和力度，募捐计划的吸引力等等都要通过募捐工作人员体现出来。所以要使募捐工作人员职能专业化。三是募捐形式要多样化。目前我国高校募捐形式主要是现金捐赠和有形资产捐赠这两种，形式单调，使得资金来源狭窄，捐款渠道不畅。因此有必要开创募捐新形式。
(二)大力发展股份制办学
近年来，高校专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在校数持续快速增长，尤其是从1999年高校扩招以来，经费和发展这一矛盾越来越突出，仅靠政府投资高等教育已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因此，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高等教育，鼓励企业，个人及其他社会力量，通过控股、参股形式投资办教育。通过股份制办学有利于筹集资金，有利于所有权与办学权的分离，有利于完善学校的自我约束机制，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促进教育竞争、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实现高教产业化，是解决高教供需矛盾、推动办学体制改革，开发民间教育投资潜力的重要途径，是我国高教发展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三)推动“银校合作”新局面
一是要完善法律法规，政策上为“银校合作”清除障碍。在“银校合作”过程中，还没有建立规范的规章制度对银行进行监督；各银行在高校市场争夺过程中出现不规范竞争的苗头；有些银行业不能及时归还贷款。种种情况要求我们要重新审视“银校合作”，积极完善其法律法规。二是转变思想观念，扫清“银校合作”思想障碍。高校长期以来一直靠政府拨款办学，缺乏“谋生”能力，因此面临资金困境时，要从思想上改变“一等、二靠、三要”的态度，积极利用金融渠道为自己“谋生”。真正把高等教育纳入市场轨道，让其真正参与市场运行。三是从体制角度改革“银校合作”。“银校合作”使得银行将原来为企业服务的机制应用于高校办教育，高校则由原来与财政部门打交道变为与银行等金融机构打交道，这里面肯定有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通过体制改革来解决这些矛盾。银校双方都要转变观念，对规章制度、服务方式等方面加以改革，推动“银校合作”事业的发展。
(四)建立高校基金制度，组建教育基金
通过建立高等教育基金制，可以逐步改变我国高等院校的行政管理附属地位，使得高等院校真正成为面向社会自主办学的法人实体；可以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使政府对高等教育的管理由行政干预逐步转变为政策引导和宏观调控；可以促使政府在拨款上面向公平、透明和效益的方向发展。在这些方面，美国高等教育已经给我们做出了成功的例子。高教基金制的建立要与高教管理体制改革及其他改革以及政府职能的转变协调一致，配套进行；建立国家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将中央一级财政预算中的高教投资和事业性经费划拨给国家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由其分配；各省高教管理基金委员会的建立要据各地的实际情况，分期分批进行，不搞“一刀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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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的内涵
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即是指政府对发展我国高等教育事业的财政拨款。包括两项内容，一项是预算内教育经费（教育事业费拨款、基建拨款、科研经费拨款、其他经费拨款）；一项是各级政府征收用于教育的税费（城市教育附加费、农村教育事业费附加、地方教育费附加、企业办学校教育经费、校办产业、勤工俭学和社会服务收入用于教育的经费）。
财政投入的绩效评价是现代财政基础评价理论发展和实施提高教育财政投入效率实践探索的结果。当前公认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的核心目标,就是在高等教育资源投入总量不足的条件下，要求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能科学合理配置高等教育财政资源，从而提高高校管理效率及与市场的协调能力,保障高等教育目标的实现。其评价的基本原则为经济性原则、效率性原则和有效性原则。
高等教育的经济效益除直接效益之外，绝大部分表现为间接效益，即教育项目的产出——各级各类毕业生进人生产岗位后高效率工作而为社会多创造的价值，即毕业生的工资进行计算，具体涉及：经济和收益的增长、收入差距的缩小、经济行为的改善和教育的外部效果。如何让有限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发挥最大的教育效益，一直为各国政府所关注，其间对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考核显得尤为重要。
二、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的现状与问题
使用现有的绩效考核指标并结合上述的产出模型对我国的高等教育财政投入进行考核，笔者发现了如下问题：1.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产出效率偏低，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挥。与劳动力相比,教育资本的产出弹性是0.023，远远低于劳动产出弹性1.134。这一结果一方面说明高等教育财政投入仍然欠缺，仍然是制约高等教育产出扩大的瓶颈；另一方面，实际到位的财政投入中用于学校基础设施建设的比例较高，使资本投入的效益短期内难以显现。2.高等教育的效益较强地依赖于专任教师比例。在我们的投入产出模型中,α=0.023。如果以专任教师总数替代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总数，那么我们得出的α＞0.023。即在高等教育的劳动投入中，专任教师对高等教育产出的影响更强。换言之,现阶段我国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的效益随着高校专职教师的增长而增长。在使用现有的绩效考评指标对我国的财政投入进行考核的时候，我们发现绩效指标本身还不完善，并不能全面有效地反映财政投入的状况，从而使得整体的财政投入机制不能真正地激励高校竞争，促进高校办学效益的更快提高；财政投入也不能成为政府宏观引导和监督高等教育的有效杠杆。而且财政拨款公式的设计往往以学生数作为单一的政策参数或者核心考核指标，忽略了财政投入机制的多目标要求，也不能体现多政策参数对学校办学行为的多重激励作用，不能实现政府利用财政投入对高校办学进行引导和监督的多重政策目标。
三、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体系的构建
在构建高等教育财政投入绩效评价体系之前，首先应明确财政投入配置的政策目标或者说资金分配的政策目标，因为目标描绘了体系构建的方向所在；在目标确定的基础上，再来寻找达到目标的路径选择。这些目标可以归纳为：1.充足，即投入总量能满足高等教育发展的需要，是否能满足培养国家所必需的毕业生的需要；2.公平，即资金在各高校和各项目之间的公开和公平的配置；3.效率，即力图达到成本——收益和成本——效益的教育效率标准；4.绩效，即资金的预算或者拨付是否有绩效考核因素做支撑；5.稳定和可预见性：即高校的运作稳定，对于自身可以获取的资金配置也是可以预见的。
关键词：档案学高等教育；中国；加拿大；比较研究；武汉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1引言
档案学高等教育担负着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的重要责任，同时，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也是衡量一国档案事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笔者选取了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和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作为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的两个典型机构进行比较研究。分析中加在档案学高等教育方面的异同与优劣，使我国档案高校明确自身优缺点，进行调整完善，以更好地适应档案事业发展的需要。
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前身可追溯到1934年湖北私立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设立的档案管理特种教席，为我国档案学教育之滥觞。目前，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与政务信息学系在教学水平、科研实力、教育层次等方面，均走在全国档案学教育的前列，是中国档案学高等教育的极佳典型。196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图书馆学院；1981年，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开始招收档案专业硕士研究生，开了整个北美地区档案专业硕士教育的先河。1984年，图书馆学院正式更名为“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目前，哥伦比亚大学设置了种类丰富的档案学研究生培养项目，包括档案学硕士、档案学硕士(原住民研究方向)、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哲学博士(档案学方向)等，且为档案工作人员提供进修教育，成为北美地区档案学高等教育的典范。此外，2009年，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成为iSchools联盟第31位成员，这是唯一一家来自发展中国家的成员机构，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也是该联盟的成员之一。因此，二者在档案专业成立的背景、现实科研水平等方面都具可比性。
2中加档案学高等教育现状比较
2.1培养层次。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档案学专业，培养层次分为博士、硕士、本科教育三个层次。2003年，经全国博士后管理委员会批准，武汉大学建立了“图书馆、情报与档案管理”博士后流动站，招收档案学博士后高级研究人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档案人才教育培养体系。完整的教育体系有利于学生形成扎实的专业功底，同时，也可能由于教学内容较为集中，导致学生的知识结构范围相对狭窄。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的档案学人才培养层次起点较高，从培养硕士研究生开始，向上延伸至博士层次。学院招收所有正规大学任意学科背景的本科毕业生进入档案专业学习，但学生成绩在本科期间至少在“B+”以上，同时，还招收外籍学生，为国外培养档案人才。
通过比较，我们可发现，两个学院在培养层次上存在较大差异。我国三个层次的培养模式，其中，以培养本科学生为主体，主要原因是我国各级档案机构数量众多，且社会整体档案意识不断增强，人才需求量大。而加拿大的档案学高等教育起点高，且可为国外培养专业人才，与加拿大总体教育水平高密不可分。
2.2培养目标。
武汉大学档案学专业在不同培养层次其培养目标亦不相同：在本科阶段的教育中，要求学生“能在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以及各种信息机构从事档案管理、信息管理和信息服务”，侧重于培养学生的“技能”：在研究生阶段，则要求学生“具有独立从事研究、敦学或担任专门技术工作的能力”，注重学生“教学”与“科研”能力的培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在硕士阶段，则主要培养学生“能够高效地计划、实施和提升档案馆保存、组织和有效利用社会记录信息的能力”，注重对档案从业人员工作技能的培训；在博士培养阶段，主要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目标，“能够从理论和方法论角度丰富档案专业核心知识，通过研究创新贡献于信息学领域及其学科的发展”，意在提升档案学教育的发展水平。
通过培养目标的对比分析，我们发现，两国虽然都认为档案专业是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但加拿大更注重培养学生的应用能力，因而，直到博士层次才主要培养学生的学术能力；而我国则始终贯彻“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因而，设置了不同的培养层次来贯彻这一专业教育理念。
2.3课程设置。
课程设置是反映档案教育培养目标的重要指标。为了便于比较，本文选取了两个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进行分析，课程设置详情见下表。
武汉大学根据时展的要求不断调整教学内容，例如，设置了《电子政务原理与应用》、《数字档案馆原理与技术》等课程。学院设置了4个研究方向，包括：档案学理论与应用；电子文件管理；政府信息资源管理；档案管理现代化。研究生课程的设置分为必修课、选修课和补修课三类，应修学分不少于28学分，学科通开课不少于8—10学分，研究方向必修课不少于4学分(至少2门)，其余为选修学分。
自1981年设置档案学课程以来，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紧密结合本国档案工作发展的现状，不断调整课程的设置。学院要求学生应完成48学分的课程，其中，24分为核心课程，24分为选修课程，以及一些0学分的课程和实践活动(例如参观)等，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可以选择写毕业论文。在毕业论文的要求上，中加两国存在较大差异，在我国，完成硕士毕业论文并通过答辩，是获得硕士学位的必要条件，而加拿大则可以根据学生的兴趣来进行选择是否写毕业论文。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与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图书、档案与情报研究学院档案学硕士课程设置
通过两个学院硕士课程的比较，我们还可以发现，两个学院课程设置，均具有浓厚的院系背景色彩，武汉大学设置了许多与政务信息相关的课程，而哥伦比亚大学则设置了图书馆学相关课程。
2.4师资队伍。
根据相关统计结果，近年来，我国档案学专业教师在数量与质量上都有了较大改善：从职称结构上来看，2000年至2008年，全国具有“正高级”职称的档案学专业教师数量逐年增加，由52人增至84人，增长约61.5％；从学历结构上看，2000年至2008年，具有博士研究生学历的档案学教师数量大幅增加，由2000年的26人增至2008年的129人，增长近4倍。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拥有较强的师资队伍，经调研，目前，档案系共有教师10名，拥有“正高”、“副高”职称的教师占整个师资队伍的80％，拥有博士学位的教师占60％。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除了拥有12名档案专职教师外，还拥有26位兼职教师，共29人拥有蹲士学位，占师资队伍的76％以上。兼职教师来自当地一些信息机构或大学图书馆、城市档案馆，拥有非常丰富的实际工作经验。通过调查，笔者发现，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师资队伍中一个非常突出的特 色——教师的国籍构成多样化，分别来自加拿大、美国、英国等，这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多国文化与档案信息资源的沟通与交流。
3启示
我国档案学教育具有多层次的培养模式，有利于系统地培养档案人才，这是我国的优势。同时，也存在问题与不足，应进行一定的改革。
3.1在培养目标定位准确化的前提下，分类型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美国档案工作者协会(“SAA”)在1982年和2004年，分别开展了对档案工作者职业发展状况的调查，并根据得出的结果指导档案研究生教育和档案就业工作的开展，使美国的档案学高等教育取得r良好的教育效果，成为世界范围内档案学教育的典范。而我国与加拿大都没有档案工作机构为高校档案学教育进行类似的实际调研，并指导其制定培养目标，这是两国档案学教育的共同缺陷。
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分为本、硕、博三个层次，其中，本科教育是整个培养体系的基础，硕士、博士阶段均以培养学生科研能力为主。在本科教育阶段，教师就应指导学生明确自己的职业规划，对本科毕业后希望直接从事档案工作的学生，增加其专业技能性课程的比重，并为学生积极提供实习机会；而对有研究兴趣的学生，在本科教育的后期，就要注重他们研究能力的培养，为他们开设基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课程。不可否认，当前，我国档案学研究生大都处于导师助手的位置，在导师确定的研究课题下，负责基础性的研究工作，不具备“独立从事研究工作的能力”，显然，不符合硕士、博士阶段的培养目标，这也是制约档案学基础理论发展的瓶颈。
3.2课程设置在坚持特色化的基础上，适当增加相关学科的内容。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档案学课程体系中，特别是专业核心课程，体现了浓厚的“档案”特色，如，设置了《档案古文书学》、《档案文献管理与著录》等课程。由于其档案学专业是由图书馆学院与历史学院合作建立而成，因此，课程和培养项目的设置还体现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叉与融合。该校档案与图书馆学双硕士项目中，要求学生完成档案、图书馆学两个学科的基础课程，培养学生适应文档一体化、图书与档案管理一体化工作需要的能力，使之成为“复合型”人才。
教育部档案学学科指导委员会提出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要培养“宽口径、厚基础”的“复合型”人才。档案学高等教育要真正达到此目标，必须在保证学生学到专业核心知识的同时，打通与其他相关学科的隔离，拓宽学生的知识面。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也大都依托历史学或图书馆学建立起来，长期以来，为了保证学科发展的独立性，我们过多地关注削弱甚至消除与历史学、图书馆学有关课程，今后，我们应该适当增加这些相关课程的内容，达到“厚基础”的人才要求。此外，为了适应学科、职业以及社会发展的需要，还应注重提高学生综合素质能力，如英语、计算机能力。全国档案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加强以计算机网络设备和数据库为主要内容的档案信息化基础建设，是“十二五”期间档案工作的主要任务，因此，我国档案学高等教育在培养档案专业人才，特别是培养“技能型”人才时，要着重加强学生计算机能力的培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