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1-30 06:0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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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 城镇化 农村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是我国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内涵之一，而城镇化则是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在城镇化进程中，具有传统特征的农村政治文化也必将随着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而实现转型。这种转型，意味着农村“依附型”政治文化将逐渐转变为适应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
一、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的传统性分析
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本质上属于农耕文化，它萌芽于夏商周时期，定型于秦汉时期，贯穿于整个封建社会历史的全过程，甚至在今天依然发挥着它的影响力，特别是在象征着传统农业社会的农村地区，这种政治文化依然根深蒂固。
（一）王权主义
在中国传统社会，王权是国家权力的核心，它控制和影响着社会的各个层面。王权的至高无上性和不受制约的性质，使得社会严格按照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度进行排序，社会资源的分配也是按照等级地位的高低和权力的大小来进行的。在传统农业社会，地位卑微的农民在社会资源分配中自然处于最不利的处境，他们不得不接受来自于上层阶级的统治和剥削，同时也不自觉地形成了对政治权力的崇拜意识和依附观念。在传统政治结构下，这种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作为弱势群体的农民的利益，从而成为千百年以来根植于中国农民内心深处的坚固的政治意识。近现代以来，中国先后进行了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生产条件和农民权利状况都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中国正在朝着民主法治社会的目标迈进。但是，由于政治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思想依然在我国农村社会普遍存在，影响和制约了农村民主政治文化的成长。
（二）宗法观念
宗法观念起源于家长制。在中国传统社会中，以家长为核心的家庭管理模式，同样适用于家族、乡里、郡县以至于国家。在这种模式中，权力高度集中于一人身上，并且通过血缘或其它古老的形式得以传承，而其他人必须接受和认同家长的权威。家长制的这种等级意识和人治传统，就造成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宗法观念。宗法观念以儒家经典为依据，主张三纲五常，主张用传统的伦理道德来统治整个社会，实现社会的和谐。长幼有序、贵贱有等，尊卑有别的思想，实际上绘制了一幅礼治的经纬图。宗法观念在以家族为基本构成单位的传统社会是有重要意义的，它是统治阶级进行社会治理的有效工具，对维护整个社会的秩序和稳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在今天的农村社会，传统伦理道德的继承和发扬，对维护社会风气和构建农村和谐社会而言，也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但是，家族式集权管理的模式却是不适应当前我国农村民主政治发展要求的，因为它忽视甚至抹杀了农民个体的权利和自主意识；同时过分强调血缘关系也会导致农村政治生活中徇私舞弊和裙带腐败的产生，甚至会造就一些横行乡里的“村霸”行为。这些现象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的存在，不仅不利于农村民主政治的成长，还直接危害了农村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因此，对传统政治文化中的“宗法观念”，必须秉持“扬弃”的态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三）平均主义
在生产力低下的中国传统社会，平均主义是贫苦百姓最美好的政治理想，也是统治者巩固其王权的政治策略。所谓“民不患寡，而患不均”，就是统治者对社会期望的基本认识。因此，无论从百姓角度看，还是从统治者角度看，平均主义都是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一个突出表现。这反映了人对于社会公平和公正的最基本期望。然而，对平均主义过分追求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锅饭”现象和对个人利益的否定，这在今天注重生产效率的时代背景下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保护公民个人权利的基本政治原则。因此，必须将“平均主义”的政治文化逐渐塑造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影响
（一）城镇化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积极影响
农村地区是我国传统政治文化最坚固的阵地，农村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不仅要求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求逐渐消除传统政治文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塑造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治特征的政治文化。近些年来，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至城市，接受了现代城市文化的熏陶，其根深蒂固的传统政治观念逐渐发生转变，政治认知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政治行为也显得更加理性。这些劳动力在返乡之后，会对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发挥一定促进作用，加之农村自身现代化水平也有了一定提升，因此，现代政治观念引入和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共同促成了当前我国农村政治文化正在逐步实现现代转型。概括来说，城镇化进程主要在以下方面对农村政治文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增进了农村公民的权利意识。传统政治文化中的“王权主义”思想留给中国农民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和权力依附意识，即在无条件服从权力的同时忽视了自己的利益诉求，并形成了对个人权力的盲目崇拜。这种观念不仅不利于公民权利的维护，而且会助长农村政治生活中的不正之风。在城镇化进程中，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在参与城市生活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遇到了诸如拖欠工资等许多侵害自身权益的行为，在他们团结起来维护切身利益的过程中，实际上正是其公民权利意识不断成长的过程。而公民权利意识的成长，是现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基本条件之一。
2.培养了农村公民的法制意识和规则意识。建设法制社会是我国社会主义政治发展的基本目标之一。我国农民由于受传统人治思想的影响，加之长期以来农村法制教育水平低下等原因，造成了农民的法治观念淡薄，缺乏规则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在城镇化进程中，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和经济往来加速，观念和思想的交流融合也进一步加深。已经在城市地区成长起来的法治观念也逐渐影响到了农村公民的思想意识，促使他们逐渐树立起了尊重法律和利用法律手段维护自身权益的观念，也使得农民的政治参与行为变得更加理性和克制，这对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和社会风气的维护是非常有利的。
3.激发了农村公民的创新精神和注重效率的意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张“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而不再是传统的“平均主义”、“大锅饭”。农村公民在城镇化进程中深度参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设，培养和锻炼了他们开拓进取、坚忍不拔和与时俱进的精神，同时也获得了在社会生活中注重效率的基本认识。这一观念的形成，使他们能够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快节奏，也更加能够积极有效地参与政治生活，并在政治生活中认同他人的才能。
（二）城镇化进程对农村政治文化的消极影响
城镇化进程为农村政治文化的现代转型带来了契机，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消极的影响。首先，城镇化造成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至城市地区，给农村地区的政治文化建设带来了主体缺失的根本性影响。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的大量涌现，使农村地区丧失了政治文化建设的最活跃的生力军，同时也造成了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影响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其次，城镇化进程中随着城乡交流的日益频繁，城市中流行于一小部分人的腐朽堕落的思想也随之影响到了部分农村人口，特别是在城市打工的年轻人，从而对农村政治文化的健康成长产生了不利的影响。这些消极影响都是今后应当着重注意预防和消除的，但总体来说，城镇化给农村政治文化带来的更多是积极和正面的影响，我们应当进行客观全面的评价。
三、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路径思考
我国农村政治文化现代转型的基本目标，是将传统的依附型政治文化转变为现代的、民主的、参与型的政治文化。在城镇化进城中，要实现这一转型，必须考虑到以下几方面的路径：
（一）完善农村政治参与机制，营造民主政治氛围
村民自治制度是我国农村政治参与和民主政治建设的基本平台，长期以来承担着农村社会自我管理的功能。但由于在许多农村地区，政治参与的制度和实践经常脱节，导致村民自治制度并未能普遍促成农村公民民主习惯的养成。因此，必须进一步完善村民自治的制度建设，更重要的是，真正将村民自治制度下的政治参与落到实处，形成村民参与乡村事务管理的民主政治氛围，从而促进现代民主政治文化的形成。
（二）加强学校教育，提高农村公民的政治认知水平
从现实情况来看，学校教育是当前我国农村政治社会化的主要渠道，也是提高农村公民政治认知水平的最有效的途径。而政治认知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公民文化形成的基础。因此，需要进一步加强农村公民的政治法律教育，特别是对青少年的学校教育，培养合格的社会主义公民。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农村中小学教育的人员和资金投入，努力实现教育公平，促进农村教育现代化，为农村社会的现代转型打造良好的基础。
（三）对传统政治文化进行合理“扬弃”，使其融入现代政治文明
我国传统政治文化虽然整体上是一种“依附型”政治文化，与现代民主政治原则不相符，但在某些具体内容上仍然具有一定的现代价值，如对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的重视等。因此，在农村政治文化建设中，应当注重现代政治文化与传统政治文化的适当结合，塑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民主法治的农村政治文化。
（四）通过城乡一体化建设减少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村社会的整体转型创造条件
关键词土地制度家庭承包制土地股份投包制创新
21世纪上半叶，中国将完成农业的现代化改造。随着现代化程度的提升，现代农业对规模经济的要求与现行分散承包的土地制度之间的矛盾将日渐加剧。如何通过现行土地制度的创新加速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研究课题。
一、土地制度创新的约束条件和方向选择
土地制度不是某种因素、某种力量作用的简单函数，它是某个特定时期特定政治、经济及社会诸多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土地制度创新必须充分考虑到制约其生成的种种条件。制约我国当前土地制度创新的主要条件有：
第一、我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国家，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始终被认为是决定经济社会主义性质的基础。由于土地的特殊重要性，决定了土地制度不仅是农业部门最重要的制度安排，而且是整个社会经济制度最基本的方面。特别是对于那些农业比重还很高甚至是国民经济主体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土地制度更成为整个经济制度的基础和核心。鉴于我国整体经济性质和土地制度在整个经济制度安排中的重要地位，现阶段土地制度的创新不能也不应当越出公有制的框架。
第二、从总体技术特征来看，我国尚处于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过渡阶段，广大中、西部地区，传统农业的特征还相当明显。全社会70％左右的人口仍然要依靠这个最原始产业提供生存保障，近50％的社会劳动人口仍然只能从农业中得到就业机会。根据马克思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性质的原理，现阶段土地制度安排必须与农业发展过度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而不能超越农业发展阶段去建构现代农业阶段的先进的
土地制度模式。
第三、农业现代化是我国农业发展追求的而且是希望尽早实现的目标，现阶段土地制度安排应有利于将农业生产导向现代化目标。鉴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和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以及工业化加速导致农业资源的非农转移，粮食安全问题已成为政府推动农业发展的首选目标。政府这一农业发展目标偏好，决定了它必然倾向于有利于上地产出率提高的土地制度选择。增加农业生产收人，缩小农业生产与非农生产之间的利益差距，是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所追求的最现实的目标。上地制度的设计必须有利于满足农民对收人增长目标的追求，这＃才能使农民成为推动农业发展最积极的力量。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的设计，既要有利于政府产量增长目标与农民收人增长追求之间的协调，又必须使它纳人有利于推进农业现代化早日实现的长远目标的轨道。
第四、一种土地制度是否合理有效，最终只能由农民在这种制度下的行为反映作出检验。一种可行的土地制度，不仅不能背离广大农民的意愿，相反应当反映他们的利益要求。在我国农业发展现阶段，占有土地是广大农民最基本的愿望，土地的流转化程度低就是证明；产权不受侵犯是来自农民最强烈的呼声，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农民对过重负担的抵制和抱怨；家庭经营是最受农民欢迎的生产组织形式，改革前后农民截然不同的工作态度是最有力的说明。
土地产权制度的有效性，来自制度安排与其所对应的约束条件的协调性。针对不同的约束条件，只能实行不同的土地制度安排。我国新型土地产权制度，只能在上述约束条件给定的框架内生成，并且只能是这些条件的内在要求处在耦合和均衡状态时的产物。上述约束条件给定的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的创新空间是相当狭小的。它们决定了我国土地制度创新只能沿着如下方向推进；（1）在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寻求产权主体明确、产权权能完善的新型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也就是说，虽然对现行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改革是必要的，但这种改革最好是集体所有制的完善或新型集体所有制实现形式的建构，而不应是对集体所有制的替代。（2）在家庭经营不变的基础上探求土地资源有效配置方式和有利于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土地利用方式。家庭经营方式的改变，不仅背离了广大农民的意愿，也会使政府粮食总量增长目标至少经受不确定性的风险。
二、土地股份投包制：新型土地制度模式的设计
在理论界提出的各种土地制度模式中，完善家庭承包制模式对现阶段土地制度创新约束条件的考虑相对最为充分，因而它受到政府的推崇并成为我国现阶段上地制度建构的主体模式。这一模式最积极的意义在于对家庭经营方式的充分肯定。这种肯定首先源于推行改革20年来农业家庭经营的成功实践，并且可以从世界农业发展的普遍经验中获得支持，同时现代产权理论和农业发展经济学中亦不乏理论依据。但是，家庭承包制完善模式的最大问题在于，它对传体体制下形成的土地集体所有的权属关系存在的固有缺陷采取回避态度，试图绕过所有制通过经营形式的改善来克服根源于所有制的产权缺陷。不可否认，这只能延缓和积累矛盾，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现有土地产权制度的不足进而刺激农业增长。
在现有土地制度创新模式中，土地股份合作制最具创新意义。一方面它在集体所有制或公有制的前提下比较好地实现了集体产权的明晰化，另一方面又为土地的集中和规模化经营提供了一条极富启发性的思路；一方面它迎合了农民实实在在占有土地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满足了政府土地制度创新低政治风险的要求。不难分析，土地股份合制与我国现阶段土地制度创新依赖的约束条件之间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协调的，因而它的出现受到理论界和决策部门的高度关
注。现有土地股份合作制探索反映出来的最突出问题，是存在着以合作化经营或集体化经营否定家庭经营的倾向。尽管其出发点是试图克服家庭分散承包带来的规模不经济，但这种倾向还是值得认真反思的。因为农业中集体经营的低激励效应和高管理成本不制转变为土地股份共有制，并把股份共有制视作集体所有制的新型实现形式。土地股份投包制提出的主旨在于消除一些土地股份合作制理论与实践中的一个重要误区，即忽视农业产业特性而试图以集中化、统一化经营取代农户的个体经营。因此，与土地股份合作制相比，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突出特点，是试图使家庭经营方式在土地产权清晰健全、土地配置规模合理的基础上继续成为农业持续增长和农业现代化实现的制度性保证。
三、家庭承包制向土地股份投包制的过渡
土地股份投包制设计的基本目标，是希图在较易得到政府和农民双方接受并支持的基础上，建构起土地合理流转和有效集中的机制，从而实现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顺利过渡。土地股份投包制的现代化指向和规模经济偏好决定了其建构的主要条件是，农村非农产业应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农业劳动力能够实现较大规模的非农转转移，使目前紧张的人地关系与劳地关系得以改变。如果没有二、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创造出相对宽松的人地比例关系，70％左右的农业人口依然凝固在农业上实现就业和维持生存及低水平发展，那么，以减小土地有效流转阻力的土地股份化设计必然失去意义，以扩大农户经营规模的投包机制亦无发挥作用的可能。
>地股份投包制建构条件表明，目前我国大部分地区特别是二、三产业发展落后的中、西部地区，还不具备该模式普遍推行的条件。因此，上地股份投包制在我国的建构，第一，在时间上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因为我国农业人口的比重还很高，农业人口的非农转移任务还相当艰巨；第二，在空间上将由点到面逐步扩展，首先在二、三产业发展较快地区形成，然后随着非农产业发展的地域扩张而逐步推开；第三，在农业发展战略上，应把土地股份投包制的建立与加速二、三产业特别是农村非农产业的发展结合起来。
土地股份投包制是土地制度变迁的目标模式，而这一制度变迁的起点则是现行的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由于在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方面的一致，使得两种制度模式之间能够实现较好的衔接。其衔接过渡可以通过三个阶段完成：
1、由农户土地承包权向农户土地股份所有权转换阶段。（1）认定目前集体土地按人均承包的合理性；（2）限定这种合理性的有效期限为截止目前，以后土地不再根据人口的变动而调整；（3）在承包权稳定化的基础上，赋予农户对经营的集体土地份额的股份所有权；（4）实行土地股份所有权和相应份额土地经营权的统一，农户可以直接经营自己应占股份的土地。
[关键词]信贷资产证券化；风险；控制
一、资产证券化和信贷资产证券化
1资产证券化的概念。资产证券化(Asset-backedSecurities，ABS)，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具有可预期的、稳定的未来现金流收入的资产组建资产池，并以资产池所产生的现金流为支撑发行证券的过程和技术。
2资产证券化的起源。资产证券化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当时，由于通货膨胀加剧，利率攀升，使金融机构的固定资产收益率逐渐不能弥补短期负债成本。为了缓解金融机构资产流动性不足的问题，政府开始启动住房抵押贷款二级市场，为房地产业的发展和复兴开辟一条资金来源的新途径。1968年美国推出了最早的抵押贷款债券。1983年针对投资者对金融工具不同的期限要求，又设计发行了抵押保证债券。到1990年，美国3万多亿美元未偿还的住宅抵押贷款中，50％以上实现了证券化。当前，资产证券化已成为美国资本市场上最重要的融资工具之一，遍及应收账款、版权专利费、信用卡、汽车贷款、消费品分期付款等领域。金融管制的放松和《巴塞尔协议》的实施，也大大刺激了资产证券化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3资产证券化出现的意义。资产证券化在很多国家都是政府为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发展而出现的，这宣告了一种全新融资技术和金融工具的诞生，它在一定程度上激活和丰富了国际金融市场，并且在现代经济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可能成为未来资本市场融资方式的主力军。
作为一种有效的结构融资方式，它通过对流程进行精妙的设计安排，使融资者和投资者等各利益参与方按照它们各自的承诺所确立的各种合约，能够相互支持、相互牵制，为发起人和投资者各自开辟了新的融资渠道和投资渠道，进而达到风险分担、互利共赢的目的。然而，由于收益和风险的伴生性，资产证券化业务在给融资者和投资者带来收益的同时，整个证券化业务过程每一业务环节均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
4信贷资产证券化是狭义的资产证券化。广义的资产证券化包括以下四类：实体资产证券化、信贷资产证券化、证券资产证券化、现金资产证券化。狭义的资产证券化是指信贷资产证券化，即以信贷资产作为基础资产的证券化，包括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消费信贷、信用卡账款、企业贷款等信贷资产的证券化。本文探讨的重点是信贷资产证券化，即狭义的资产证券化。
二、我国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的意义
1增强资产的流动性，提高银行总体盈利水平。资产证券化的初衷就是使缺乏流动性的资产组合起来变现和出售，以尽快收回资金，增大货币的扩张效应。在传统的信贷管理方法下，短期存款负债与长期贷款资产期限的不匹配，增加了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如果将贷款证券化，使长期被占用的银行贷款转化为证券出售给投资者，则整个金融系统就有了一种新的流动性机制，银行就可较快地回收资金，扩大金融资金来源渠道。资产证券化本身并不意味着收入的增加，而在于释放资本，以获得更好的投资机会。把释放的资本用于其他较高边际收益的项目，将增加更多的潜在利润。此外，通过资产证券化，商业银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入途径：如利用收取本息与转交托管人的时间差可获得浮利收入、附加收入等。另外，银行可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保持对地区和行业的相对优势，扩展其他业务，实现规模经济。
2增进银行资产的安全性。证券化的金融制度不但提供了高度的资产流动性，而且导致了大量替代品和投资机会的产生。通过证券化组合、出售、购入，商业银行的风险被分散给了其他投资机构和单个投资者，加强了银行系统的安全性。资产证券化也为处理银行不良资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决思路。
3改善信贷结构，优化商业银行的资源配置。通过建立资产证券化市场，实现贷款等资产的流通转移，回流资金，获得新的投资机会，可以在较大程度上盘活资产和转移信贷风险。同时还能够刺激居民住房贷款、汽车贷款及耐用消费品贷款，有效地解决消费信贷的资金约束问题。可见，信贷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典型的金融创新，为货币政策更好地发挥作用拓展了空间，为商业银行配合货币政策实施提供了更多的手段。
4开拓银行业与证券业合作的新领域。资产证券化的推出，改变了传统银行以“吸存放贷”为主的角色，使其同时具有“资本经营”的职能。首先，资产证券化带来了融资方式的创新，贷款资产组合多样化能满足不同投资者的要求，从而达到优化资源配置的目的。其次，证券化可以使商业银行通过在市场中较好地匹配长期和短期的投资者与融资者，真正发挥金融中介的作用。资产证券化同时也可以拓展证券公司的业务领域，在发达国家的证券市场上，已经有许多资产证券化所需的结构化工具被创造出来，如抵押担保债券，高级或附属证书结构及过手证书结构等都是最常用的资产证券化工具。这种多元化、合作化的发展趋势，将有助于国际金融业由分业到混业经营的实现。
三、我国实行信贷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风险问题分析
可以把我国的信贷资产证券化简单地分为优良资产证券化和不良资产证券化。
1优良资产证券化不存在风险问题。商业银行的资产可分为优良资产和不良资产。优良资产是指资产按照协议使用，已经及时实现了到期的权益，并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保证未来权利和义务的实现，没有其他可能影响资产信用的情况出现。
优良资产本身意味着较高的信用和可预见的现金流，通过适当的组合和大量的资产，可以产生稳定的现金流。通过真实出售，可以获得外界高级别的信用支持，实现信用增级。可以认为，采取适当的营销策略，优良资产的证券化能够顺利进行。
2不良资产证券化存在的风险问题思考。自1999年4月以来我国相继成立的四家资产管理公司，将资产证券化作为处理不良资产的主要方法之一，标志着国家大规模处理不良资产的决心。但我国商业银行20％左右的不良资产率，隐藏着很大的风险。因此，不良资产证券化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
按照人民银行2002年1月1日开始正式实行的贷款五级分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和损失五类贷款中，次级、可疑和损失可以归于不良资产。损失是指义务主体不复存在或完全没有履行义务的可能。可疑和次级是指存在或明显将存在违约可能的资产，但未来仍有全部或部分收回权益的可能。次级相对可疑来说，流动性要好，保全的可能性大，违约程度轻。不良资产的证券化和优良资产证券化相比较，存在以下目前无法克服的困难：
(1)如何处理损失。资产证券化的核心在于解决资产的流动性问题，实质是对资产的收益、风险、流动性等的重新组合与分配，不会产生额外的收益，不能用来弥补损失或亏损，因此对于损失，资产证券化是无能为力的，损失必须通过核销或其他方法处理。
对于次级和可疑类，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在处理这两类贷款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存在损失。如果通过账面价值处理，谁将承担这种一定存在的损失?商业银行不会承担损失，因为资产证券化的核心是真实出售，证券对商业银行没有追索权。特设交易载体SPV作为一个特设机构，实际上相当于一个“空壳”公司，投有能力承担损失。外部担保机构对于这种损失更加没有动力承担。
另一种考虑是根据次级和可疑贷款的期望收益进行折价处理。但一方面，商业银行根本不愿意折价处理，因为次级和可疑贷款以账面价值挂在账上时，不必确认损失；但如果在他们在位时确认损失，他们就可能会承担部分责任，尽管最终总会追究责任，但只要不发生在他们任上就行了。另一方面，商业银行有动力掩盖不良资产的资信状况，通过一些处理减少账面上的不良资产，把损失转嫁出去，从一定意义上说存在道德风险。
(2)不良资产的稳定现金流问题。宜于证券化的资产最关键的条件或者最基本的条件，是该资产能够带来可预测的相对稳定的现金流，而银行不良资产能否产生未来现金流或者产生多大的现金流就是一个疑问。按照我国商业银行对不良贷款的认定方法，能够按期付息的贷款都是正常贷款，是银行主要的利润来源，自然不会被列入剥离范围。列入剥离范围的不良贷款中，损失贷款由于不可能产生现金流因而不可能证券化，有可能进行证券化的只是次级贷款和可疑贷款，但其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因为体制方面的原因造成了长期“沉淀”。根本不可能产生现金流。可以说，不良资产本身就意味着存在极大的违约风险，现金流是极不稳定的，资产证券化其本质上只是一种交易手段而已，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散风险而不可能消除风险，更不能挽回实际上已经形成的损失。
(3)信用担保问题。资产证券化，尤其是不良资产的证券化，必须有信用担保才能使该证券为市场投资者接受。由于银行不良贷款已存在有明显风险，因此担保主体的寻找将极为困难，虽然国家财政在特定时期必须承担保证责任，但国家财政的承受能力毕竟是有限的。
(4)道德风险问题。不良资产的处理，需要高超的技巧，但SPV没有这种能力，也没有相应的信息；不良资产和商业银行有很大的关联，但真实出售后，变得与它无关，它将不会花精力去处理有关问题，有时甚至会损害投资者的利益，例如商业银行可能要求债务人将用于归还证券化资产的款项转移到非证券化的资产上；商业银行如果可以通过资产证券化处理不良资产，则对放贷质量也更加漠视，反而使不良资产有膨胀的危险；债务人原先可能为了不破坏与银行的信任关系，尽力履行义务，现在权利义务关系转到与之没有关系的SPV上，债务人更有动力赖账；如果投资者预期到这种情况，将不会购买这种证券，存在“逆选择”问题。
(5)商业银行的“旧车市场”效应。再考虑这样一种情况：市场上同时存在两种证券，一种为优良资产证券，一种为不良资产证券，因为信息是不对称的，信息的披露也是有限的，投资者不能充分了解证券所依附的资产的资信状况或者了解的成本很高，更重要的是可能存在虚假信息。在一个劣质品充斥的市场里，根据著名的“旧车市场模型”，劣质产品将把优质产品赶出市场，但根据上面的分析，只制造劣质产品对商业银行的意义不大，优质产品对商业银行更有意义，因此，商业银行为了树立只生产优质产品的声誉，必须放弃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想法。
四、我国不良信贷资产证券化的风险控制
根据国务院的有关规定，四家资产管理公司(AMC)可以综合运用催收、转让与出售、资产置换、债务重组及企业重组、债权转股权、租赁、资产证券化等多种手段处置接收的不良资产。为了提高回收率，已经开始运作的AMC把接收过来的企业债权大体上分三类处理：一是对既无还款意愿又无还款能力的企业(主要是中小客户)，采取破产清算进而核销债权的方式一次性处理；二是对于有能力还款但不愿还款的企业，采取提起法律诉讼的方法，通过法律手段追回债权；三是对于愿意还款但目前没有能力还款的企业(大多数为这种企业)，采取债转股、分拆重组、行业重组、资产置换、债务置换等方法处置，其中国家经贸委推荐的技术先进、制度不存在问题、产品有市场，只是财务成本高的该类企业，采取债权转股权的方法处理。
关键字：传统文化现代社会价值
一、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
关于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内在关系，借用美国文化社会学家E·希尔斯的话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即使我们承认，每一代人都要修改前辈传递下来的信仰和行为范例，我们还必然会发现，大量的信仰过去被拥护，现在仍然被拥护，许多行为范例过去被奉行，现在仍然被奉行，而且，这些信仰和模式与近期出现的范型相互并存。”[1]这短短的一句话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已发生“错位”，传统文化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二是传统文化有很大的稳定性，因而现代生活中仍存在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因素；三是尽管现代生活仍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某些内容，但这种继承不是一成不变的拷贝，而是有所修改的被接受并发展；四是现代生活在创造着新的文化。这或许可以用错位——继承——发展——丰富来表述现代生活与传统文化的辩证关系。
（一）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错位
现代生活是不同于传统生活的生存模式。适应传统生活而产生的传统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文化体系，已不能完全适应现代生活的需要。这是由于传统文化本身以及时代都处于不断的发展之中。从其本身来说，传统文化都有两重性，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又有落后、腐朽的一面；从其发展的不同时代因素来说，由于现代反差，传统文化既有适应现代生活的一面，又有不适应甚至阻滞现代生活的一面。由此导致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发生了错位。
（二）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
中国传统文化虽历经挫折、甚至像五·四和“”那样的摧残而薪火不灭。这里面有着深刻的原因。从传统文化的本质属性上看，传统文化有其时代性，依赖于一定的历史条件，但除去其含有的时代性因素，还包含着普遍意义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可以为现代社会所继承。例如人与人之间的互爱互助、重视家庭、诚实信用、正义勇敢和爱国等等文化特质仍是现代人的生活信念。其次，对一个民族来讲，传统文化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它是现代生活的文化基点和历史条件。任何一个民族的现代生活都不能建立在虚无基础之上，而必须建立在一个被批判过的传统之上。马克思深刻地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2]
（三）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发展
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原封不动、一成不变地传给下一代的，而是有选择、有创造、有意识的文化发展过程。有选择，是指现代人在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细致的分析之后，选择其有现代价值的精华部分继承下来，抛弃其不适应现代生活的糟粕。有创造，是指通过对传统文化精华部分的重新阐释，赋予其新的内涵和形式，使其更适应现代生活。有意识，是指现代人作为文化创造和选择的主体，要有主体意识、自主意识、文化意识和反思意识等等，积极能动地、独立自主地接受和吸收传统文化并使之为自己所有。这样，经过现代人继承的传统就有了某种不同于它从前的特点，具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和规定性，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呈现着的文化传统，成为融入了现代生活并流传下去的传统文化。
（四）现代生活对传统文化的丰富
现代生活也在创造着新的传统文化。现代人的生活决不是简单复制已有的传统，相反，它是指向未来的一种创造。在现代生活中，根据变化了情况，创造出我们传统中所没有的、崭新的东西，它们中具有遗传活性的就会流传下去成为新的传统，从而丰富了传统内容。
由此可见，传统文化与现化生活毕竟是不同的概念，因而存在着历史反差。现代生活是传统生活的延续，内在地包含有传统文化的某些因子。这些因子经过转化而成为以现代生活方式展现的传统文化，成为现代人的一部分，并且通过现代人的生活实践而不断丰富着内涵。总之，现代生活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方式的呈现、历史继承、现实创造与丰富发展，传统文化是现代生活的历史条件、文化基点与现实影响因素。
二、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生活中的意义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中，传统文化对人们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简略说来，它作为社会整合的精神遗产、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道德建构的再生资源和生活观念的导向因素，对现代的社会政治生活、经济生活、道德文化生活和贯穿三者之中的生活观念有着极大的价值。
（一）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社会思想文化的整合价值
对一个国家或民族来说，社会成员之间的结合和凝聚是其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借以凝聚的力量，既有经济利益的聚合力，又有种族血缘的亲和力，还有政治政权的控制力，但最根本的还是传统文化所产生的文化整合力。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化整合力量对现代生活具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思想统摄性，传统文化可以超越地域、阶级、党派、种族、时间的界限，以文化为纽带，以思想为桥梁，产生巨大的而又无形的文化整合力量。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的“文化中国”、“大一统”、“兼容天下”、“爱国主义”等观念，构成了中华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主要内容。正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形成和发展，增强了中国人的共识，形成了民族文化认同感，传统文化成为人们共同意识和自觉奉行的原则，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进行规范，由此出发产生出思维、行为的趋同性、和谐性和一致性。传统文化这种整合力，增强了中国人的本根意识，激发了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的和自豪感。传统文化正是通过人们心理上的认同、感情上的拥戴、行为上的遵守，如同一只无形之手将人们联系起来，形成“同心同德”的社会整合力量，将整个民族的感情、意志凝聚成为一个牢固的整体。促进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
（二）传统文化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动力
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作为现代经济之树成长的土壤，蕴含着促进中国经济增长的潜在因素与动力。古有“洪范五福先言富，大学十章半理财”之说，甚至有人把传统作为调节社会资源的第三种手段。总结起来，这些潜在的动力因素包括：
(l)由“忠”引申出来的爱国精神，社会成员愿意为国家牺牲个人的利益，有利于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实施宏观的经济政策；有助于理顺中央与地方关系，体现全局性、利益统一性，减少外在经济现象，促进国民经济整体发展。
(2)以“孝”为核心的家庭关系，家庭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活动中起着凝聚和传承作用，家庭注重对子女的教育、保持高储蓄率，家庭成员勤劳、互爱互助。这些为经济增长准备了必要的资金、人才和劳动力等要素。
(3)在忠孝的基础上，集体主义成为伦理道德的基本准则，从而有利于形成具有目标同一性的团队意识和企业精神。
(4)强调刚健自强。《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种自立意识和自强不息的精神有利于激励和鼓舞社会成员发展经济、脱贫致富、自我奋斗、积极进取，不断开拓改革开放的新局面。
(5)强调“厚德载物”。《周易大传》云：“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这种宽厚为怀、虚怀若谷、宽容大量的气度休现在今天，就是一方面善于竞争，另一方面善于联合，广纳博采、放眼世界、关心大局、以大局为重。
中国传统文化不仅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一种精神上的推动力，而且提供某种“制动力”，使中国经济不致脱离常轨，保证社会各方面协调运转。当前我国市场经济发育不健全，市场游戏规则没有完全建立，导致经济生活中的种种负面现象，如某些企业唯利是图，某些个人为谋利不择手段，影响市场经济正常运行。而中国传统文化对这些行为有种“纠偏矫正”功能，它的一些经济道德资源让参与经济活动的土体有了主观的自主的软约束，警戒人们不致失去控制，从而保证市场经济健康、稳定、有序地运行。
（三）中国传统文化是塑造公民现代人格的精神资源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典型的“德性文化”，其最有继承价值的部分就是传统道德。传统道德中的精华为社会主义新道德体系的建构提供资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提供重要的原料和营养。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的“阐发之道”值得我们借鉴。传统道德从最切近的孝锑之道引发出处理不同社会关系的伦理道德，由近及远富有感召力；还以人类普遍感受性为基础，坚持“推己及人”(《论语·卫灵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颜渊》)、“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由己及人，容易引起人的共鸣；由小及大，由家及国及天下，层层推进。古人曰：百善孝为先，从古至今，孝道一直是中国社会最重要的伦理规范，是一切伦理原则的起点和核心，“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论语·泰伯》)，以孝为开端加以推广放大，阐发出孝敬父母、赡养老人、夫妻之间互敬互爱忠贞专一、长幼之间友爱恭让、邻里之间互帮互助和睦相处、重视家庭、工作认真上进、遵纪守法、爱国等等优良传统。我们今天开展公民道德建设，要想使各项道德规范深入人心，取得实效，就要效法中国传统道德的“阐发之道”。
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是一种大伦理观，其“天人合一”思想为建立现代的生态伦理、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天人合一”的思想是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的。它的内容包括：把“仁爱”之心扩展到自然万物，对自然友善，尊崇自然，泛爱众生；认为人与自然万物同类，“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张载《西铭》)；节俭而有效地利用自然资源，尊重自然规律的前提下，合理开发，做到不违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礼记。祭文》)，“山林泽梁，以时禁发”(《礼记》)，这样才能得到自然的赐予和恩惠，达到天人协调，“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林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这些思想与生态伦理学原则息息相通，对协调人与自然关系、树立环保意识、政府确立经济及社会发展战略有一定参考价值。正是由于传统道德中蕴含着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75位诺贝尔获得者才齐集巴黎发表声明：如果人类要在21世纪生存下去，必须回头到2500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
总之，我们要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配套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要建设与现代经济生活、物质生活相适应的现代精神生活，就要汲取统道德文化的资源，补充现代人的精神养料。
（四）传统文化对现代生活观念的引导价值
中国传统文化经过两千多年的考验，己深深融入中国人的生活之中。现代中国人要走向现代生活，心须具备现代健康文明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至少有三点对树立健康文明的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一是积极的入世精神；二是务实的实用理性精神；三是乐感文化精神。
所谓“入世精神”，就是关心社会现实的人生态度。积极的入世精神，是以儒道法三家为主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共同特点，它有利于树立积极的生活观念。
所谓实用理性精神，是一种普遍现实的生活观念。中国传统文化从产生开始就是一种以伦理思想为核心的实用理性文化。传统文化主干的儒学就是适应中国社会现实需要的、使用兼具、内外无二、本末一贯的“实学”。孔子“不语乱、力、乱、神”((论语·述而)))、“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述而)))，其所学、所思、所论、所教都与社会实际生活有紧密联系。后儒们秉承着这一精神，无论是在行为方式或者是思想观念上，都体现出强烈的实践理性特质，“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或实用理性一直是儒学固有的内在品质。正是在有着这种内在精神的儒学的熏陶下，数千年来，中国人形成了勤劳实干、践履笃实、不尚空谈、朴实坦诚、反对虚妄的务实主义的生活态度，才能“在一切实际事务中……远胜过其他东方民族。”[3]
所谓“乐感文化精神”是指一种乐观的生活心态。积极的入世态度和务实精神都是为了追求和保持今世的幸福与快乐。中国传统文化中“贵和持中”的思想运用到现代生活中就是一门高深的生活艺术，或说生活技巧，有利于树立一种辩证、开朗、乐观、健康的生活心态。“贵和持中”的思想是最具有东方色彩和充满生活智慧的理论。它运用在日常生活中的人际关系上，“和”就成为了一种调和社会矛盾使之达到中和状态的深刻哲理。“和”不是没有矛盾，而是对立基础上的统一，多样性基础上的同一性，故有“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之言。如何才能达到“和”?中庸方能。中庸就是不走极端，而是“凡事叩其两端取其中”，无过亦无不及，这是圣人才能达到的境界。所以中庸不是折衷主义，不是简单的静态的承受，而是一种理想状态和在动态过程中对程度分寸的把握和选择，充满了辩证法的光芒。在复杂矛盾的现代生活中，在时间、空间与心态的交汇中要保持健康良好的心态，凡事不强求，讲求适度，力求理性自觉、主体意识去缓解人们因价值观念剧烈变革而产生的不适感和焦躁不安的情绪；以知足常乐、恬静自然去化解人们的迷失感、疲于奔命和不满足感；以传统的深沉感情去抚平人们的逆反心理、怀旧情绪。乐感文化是人们精神的“制衡器”和“减压阀’，，给现代生活以一定的启示意义。
另外，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蕴涵着其他对树立现代生活观念有借鉴价值的因素：如传统的俭朴、未雨绸缪、居安思危、量入为出等思想对现代消费观具有一定意义，其它如中国人独特的艺术审美观、重意境美与自然美、重精神享受等意识对树立现代闲暇观有可取之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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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注：
[1]E·希尔斯:《论传统》.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2页.
关键词：传统法律文化； 现代价值
一、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要特征
中国传统的政治思想以儒家思想为主体，在今后几千年的发展中，又融合了法家、道家以及佛家的思想，最K形成了以“礼制”为核心的、独特的法律文化。其主要特征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家族本位、伦理中心
在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 人们的行为必须维护家族的利益，符合伦理的要求。家族主义是指个人的行为必须以家族和家族利益为目的，个人必须服从于家族。张晋藩先生认为：“中国古代社会是沿着由家而国的途径进入阶级社会的，因而宗法血缘关系对于社会的许多方面都有着强烈的影响，尤其是宗法与政治的高度结合，造成家国一体、亲贵合一的特有体制。”家法与国法不仅在本质上一到致，而且适用时想通，凡属违犯国法的行为定为家法所严禁，反之，违反家法的行为也必定为国法所不容，由家法与国法共同组成的传统法律，是中国所独有的。伦理中心是对人们在血缘、辈份方面作出的规定， 也是评价人们行为是否得体的标准。人一出生， 就陷入一个由血缘和地缘共同编织的人际关系的网络中， 这个网络构成了人们生活、劳动、交往的大致范围， 亲属关系成为人们主要的社会关系，亲情义务渗透到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作为家庭成员，他们在严密的伦理关系的束缚下，几乎是做为家长的附属物而存在，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 这是血缘社会的基础。
（二）礼法互补，差序格局
中国古代最早的“礼”是原始社会祭祀的一种宗教仪式，随着社会的发展，“礼”包含的内容越来越多，涉及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由于“礼”的主要功能在于“别贵贱”、“序尊卑，确定了“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的宗法等级秩序。这样就有了一定的约束功能，因此受到统治者的青睐。经过长期的演变，“礼”就由原来单纯的风俗习惯演变成了规范人与人之间行为规范，人人必须遵循，“礼”就逐渐有了法律的作用，后来就以国家制度的形式规定下来便有了强制性。可以这样说，“礼”是法的核心内容，法只是“礼”的外在表现形式。
需要指出的是传统社会中的“礼”并不是一视同仁的，因血缘和地缘的不同，“礼”本身也呈现出一定的层次性。“它是以因人而异的等差性为特征的，它的作用就是论证等差的秩序和结构的合理性，并使之固定化、永久化。”礼的等差性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人际关系中的等差性，人和人的血缘不同，亲疏关系也就不同。这种以自己为中心所形成的有远有近的关系，就形成了所谓的“差序格局”， 差序格局具有极强的伸缩性，会随着位于中心的人的地位而有所变化，但无论怎么变化，以自己为中心的格局却始终不会改变。
（三）无讼是求， 道德教化
无讼”理念提倡谦和、无争、互让互爱、道德教化，包含了适应当时社会的和谐价值。首先，和谐是“无讼”理念追求的最高价值理想，也是调解最终的追求目标。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在社会关系中协调与和睦是第一位的。民众往往以争讼为道德败坏的标志，以无讼为教化有道的标志。其次，古代中国人以讼为凶，以和为贵。传统的中国社会是以乡土社会为主的熟人社会。民众消极的诉讼观念使人们不愿用国家公权力来解决各种纠纷。在熟人社会中，民众处于相互依存的社会关系中，而法律所能处理的法律关系只是其中的某一方面或一小部分，其他方面的社会关系则往往被排除在外。因此，儒家所憧憬的理想社会是人们各守本分、和睦相处，不为私利而争斗，每个社会成员都能享受良好的社会秩序所带来的实惠和福利，这种和谐、安定、平静、有序的社会状态一直是中国人所崇尚和追求的。“无讼”作为和谐的表象和我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自然也为人们所想往。
二、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价值
通过对传统法律文化的研习，我们不仅可以从中找出其在历史发展中出现的合理性和曾具有的积极作用，而且也可以从中领会到许多值得现在及将来借鉴的东西。
（一）“重义轻利”与现代社会的义利取向
儒家的义利观集中体现在“见利思义”和“义以生利”这两个观点上。“见利思义”，即是当一个君子面临利益关系时，要以是否合乎“义”为标准，来判断是否获得或占有这些“利”。这是一个基本的道德自律原则。这就是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否则就是“见利忘义”。对于那些损害他人和社会道德准则的获利机会，则一个正直的君子应摒弃的。
目前，我国已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给人们的物质生活带来了巨大变化的同时，也给人们的思想带来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它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人们可以充分的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尽可能地创造更多的财富和更大的价值。另一方面，也由于经济的发展和制度的不协调性，市场经济在发展初期还具有盲目性。市场经济提供的宽松的环境容易导致人们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甚至等腐败现象的出现。这些都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我们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需要重视的。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利”的同时，必须遵循一定的“义”的规范，达到了这个标准的经济行为就是将“义”与“利”统一的行为，就是合乎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的行为。
（二）“无讼息争”与现代社会的调解机制
应当承认的是，诞生于儒家背景下的“无讼”思想有它的历史局限性，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古代法学的不发达等等。这些缺陷无疑对当代的法制现代化是不利的，但是其中所蕴含的追求和谐的精神仍具有现代价值。“无讼”就是中国传统社会中人们对于秩序和稳定追求的集中体现。当前的中国社会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原有的经济政治体制正在慢慢的瓦解，但是新的体制还没有完全的建立起来，调节人们之间利益的标准并没有完全的形成，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丛生的时期，因此，稳定就成为了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化中所追求的秩序价值就有了现实的意义。
我国现行的人民调解制度是人民群众的创举，也是我国古代的调解制度的一种继承和发扬。通过一些社会组织或是有资历的人充当“法院”的角色，进行调解解决一些社会纠纷，不仅可以维护当事人原本良好的人际关系，更重要的可以防止矛盾的进一步激化，达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目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大大减轻了司法机关的压力，节省了司法资源。
（三）“民本思想”与现代社会的以人为本
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民本思想主要体现在重民、贵民、安民、恤民、忧民、亲民、爱民等方面。告诫统治者只有以民为本，做一个贤明的君主，才能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尊重，维护国家的长治久安。一旦统治者“失德”，就没有资格也不符合“天意'来完成统治，新的、道德高尚的统治者也必然会取而代之。
如今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我党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因此，我们在践行群众路线中要重视发挥传统民本文化的作用，借鉴弘扬传统的民本思想，古为今用，得出有益的启示，用新时代君子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对待群众，树立在群众中的良好形象和威信，用真情实感去爱民，启发我们一切为群众着想，重视民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狠刹“”，防患于未然，做到为民务实清廉，不断提高执政能力，永葆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实现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参考文献：
[摘要]大学廉政文化建设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教育主管部门应该认真总结和提炼大学廉政文化建设的内涵和实施途径，突出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提供制度保障和教育阵地，进一步完善许价体系。高校应该在教育主管部门的引导下，积极推动师生参与学校管理，把廉政文化建设融入学生党员培养、学生社团活动、大学诚信体系建设当中，开拓廉政文化建设的互联网平台，从而进一步推动大学廉政文化建设。
[
关键词 ]现代大学制度 大学 廉政文化
[作者简介]白致铭（1975-），男，吉林白城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廉政建设。（北京 100191）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1004-3985(2015)20—0040-0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必然要在大学、政府和社会三股力量的博弈中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这一制度变革的结果是“建立一种政府宏观管理、社会参与、学校自主办学的多元合作管理模式，形成自我发展和自我约束制度”。现代大学制度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涉及多个方面。在这个过程中，高校文化建设，尤其是廉政文化建设，无疑发挥着重要作用。
一、廉政文化建设是现代大学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
美、德、英、日等发达国家的大学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备的制度体系，要点包括大学自治与政府管理有机结合、提倡学术自由、强调民主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等。其丰富的制度建设和创新经验，是现代大学制度内容的主要来源。美国教育家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曾说：“大学像其他人类社会组织一样，处于特定时代总的社会结构之中而不是之外……它是时代的表现。”大学制度是最重要的教育资源之一，其内涵随着时代的进步而不断变化，而大学的文化传统则是大学制度的基础。无论是以柏林大学为代表的欧洲模式，还是威斯康星大学所践行的美国模式，都脱胎于适时的大学文化传统。没有“学术自由”的观点，就没有古典大学“教授治学”的制度；没有“服务社会”的思想，就不会有现代大学董事会的产生。
大学廉政文化是大学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高校现存环境中师生员工对廉政的道德认知和价值取向，是廉洁从政的先进思想道德观念及其影响下形成的廉政制度、法律规范、组织、体制、机制、意识形态的总和，是以校园为主要活动空间，以领导为关键、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以促进校园精神文明建设为指导思想的一种群体文化。校园廉政文化是大学内的一种思维观念，是大学组织内协调与控制的隐性力量，对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有着重要的影响。在一个缺乏廉政文化的校园内，很难产生高效的现代大学制度。
二、大学廉政文化建设要统筹规划
廉政文化建设是所有教育机构都应该履行的社会责任，各级教育管理部门应该在认真总结归纳既往经验的基础上，不断探究廉政文化建设的特点、规律及方法、制度、载体等，将科学的理念与方法内化为具体的行动，以推动廉政文化建设的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第一，大学廉政文化建设要突出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高校廉政文化是廉政文化与高校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它以先进的廉政思想为核心，以廉政制度为保障，以高校的校园文化为载体，教育和引导师生形成敬廉憎腐的良好风尚。提炼具有中国特色的大学廉政文化核心价值不能背离的基本原则，要充分借鉴发达国家的有益经验，但最重要的是认真总结我党近百年来的具体实践并深入挖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文化建设具有传承性，要做好大学廉政文化建设，就要积极从我国的传统文化人手，从改革开放的实践人手，找到师生认可的突破口。进入21世纪以来，尤其是十之后，我国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社会风气更加开放，民主法制思想深入人心，为大学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很好的舆论氛围。
第二，大学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教育管理部门提供制度保障。大学廉政文化建设与大学制度建设之间是相互促进的关系。大学制度建设引领廉政文化建设，大学廉政文化建设促进制度建设。高校为维持其正常运转和教学生活秩序而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以及具有大众认同度的传统习惯，是国家法纪和学校要求在高校校园的条文化和规范化，是党和国家的制度文化在高校日常管理和办学体制中的具体体现。建立现代大学制度的过程中，政府与大学的依法定位、学术组织的建立健全和章程建设的不断完善，都将对高校廉政文化建设产生本质的影响。大学制度建设要突出诚信体系的建设，这不仅仅是廉政文化建设的需要，更是大学的核心任务。
第三，大学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教育管理部门进一步开拓教育阵地。高校校园文化中，廉洁文化虽然不以主导性文化的形式存在，但其对大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培养有着独特作用，在高校文化育人中具有重要地位。校园文化是廉洁意识培养的有效载体。大学廉政文化建设的主要对象是教师和学生，文化水平相对较高，因此必须在廉政文化建设的平台上有所创新。首先，要进一步丰富课堂等传统的教育途径，既要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专题讲座的作用，也要精心编排和组织，与其他课程内容相结合，增强协同性。其次，要突出社会实践在廉政文化教育中的作用，鼓励学生深入社会，积极参加各种调研活动，建立学生社团。最后，要广泛借助各种媒体，尤其是网络媒体的作用，通过传单、报纸、杂志、书籍和广播、电视、电影、互联网等，全方位地增强廉政文化建设的渗透力和感染力。
第四，大学廉政文化建设需要教育管理部门进一步完善评价体系。廉政文化建设不是高校校园文化的主体，同时具有滞后时间长、显效慢、评估难等特点，但这并不代表就不能评估。马娟认为，可以从定性和定量两个维度去拟定测评指标，按照投入强度、推进力度、直接效果和社会及经济效益4个方面建构评价指标体系。重视对廉政文化建设的领导机制、工作机制以及所取得的实际成果的具体测评，结合运用网络与信息技术、心理分析、社会调查、数据统计等方法，评估廉政文化建设的效果与效率，为制定相应的政策法规与对策建议提供科学、合理的量化依据。
三、大学廉政文化建设要积极践行
文化建设必须附着于合适的载体，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因此，高校必须抓住时机，在现代大学制度建立的初期，将廉政文化理念灌注其中。
第一，要积极推动师生参与学校的运行管理。当前，高校中已经建立了诸多师生参政议政的平台，如教代会、职代会、学生会等，应该进一步发挥这些平台的作用，为师生参与学校管理创造更多的机会。要引导和鼓励教师承担更多的管理责任，尊重学术自由和学术自觉，把学术权力落实给学者，让教师亲身体验到权力与责任的平衡。要切实完善行政管理制度，增强工作自信，坚持行政权力必须围绕学术权力、服务学术权力，协调大学内设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服务于学校的发展。要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精神，保证廉政思想在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各个环节中体现出来，让学生在得到知识的同时获得道德的熏陶。
第二，要建立并完善学校的诚信体系。诚信体系是社会的基石，更是廉政文化建设的促进剂，要把廉政文化建设与校园诚信体系建设有机融合、协同推进。学校诚信体系中的监督和惩戒机制既是对失信师生的鞭策，更是对守信师生的鼓励。要通过学校诚信体系建设，最大限度地杜绝学术造假、考试抄袭等不良行为的出现，对于学术造假、行为失范的教师要坚决清出教师队伍。要建立相应的机制，鼓励学生申请免监考等守信行为，要在奖学金发放、优秀生评选等方面采取一票否决的制度。诚信体系建设要坚持公开、民主的原则，以制度为保障，让失信者受到惩罚，让参与者受到教育和奖励。
第三，要加强对全体教师，尤其高校党政领导干部的廉政文化教育。教师的师德师风直接影响大学生的思想和行为。廉政文化建设要立足新常态下的社会现实，围绕从严治党的时代课题，紧扣教书育人的中心任务，对现实问题给出符合时代特点的解答和引导。党政领导干部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和从政道德教育，要通过集体学习、个别谈话、现场实践等方式，加强自身责任意识、使命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培养，增强拒腐防变的能力。普通教师要提高学术道德素养，避免剽窃他人著作、虚构实验数据等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要树立和宣传教师中的优秀代表，以榜样的示范作用促进教师廉政意识的加强，影响和促进大学生廉洁意识的养成。
第四，要在学生党员群体中加大廉政文化建设宣传力度。大学生是高校的主体，在校学生党员是高校廉政文化建设的核心，要从战略高度把廉政文化教育作为重点工作，落实到党员日常教育和管理当中。首先，要把住入党关。积极分子的培养和教育是确保学生党员质量的重要环节。要在积极分子的教育培养过程中加强廉政文化教育，并将其作为重要的考核标准。其次，要引导学生党员进行自我教育。青年学生具有很强的求知欲，要针对学校和社会上的热点问题，引导学生运用分析问题，增强自我判断和自我约束能力。最后，要加强学生党支部建设，严格支部组织活动。要选配好支部书记，严格落实各项组织制度，通过组织活动，发扬党内民主，了解党员的思想状况，增强对党员的思想教育。
第五，要充分利用学生团体开展廉政教育。学生社团在学生中具有很强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可以作为学生和学校之间沟通的桥梁，也可以成为学校宣传教育活动的阵地。首先，要积极扶持各种学生组织，增强学生组织的管理能力和独立性，提高学生社团的公信力。其次，要在廉政教育工作中注重调动学生社团的主观能动性，采用市场规则，以立项申报的方式确保宣传效果。在项目确定上，既可以是有关廉政教育的专项宣传，也可以是大主题下的子项目。最后，要有意识地打造廉政教育的宣传品牌，提高宣传的影响力。校园内的文化艺术活动、社团活动或社会实践活动，都有可能成为廉政教育的宣传品牌。
第六，要积极利用互联网等新的传播平台。大学生是互联网的积极参与者，充分利用互联网等新媒体是提高廉政文化宣传效果的必然选择。要制作适合微博、微信等新兴媒体传播的作品，紧贴网络热点，加强师生的参与和互动，使廉政文化建设平台上的内容更全面、更及时，交流更方便、更灵活。要注重扶持具有影响力的教师甚至学生或学生团体，充分利用自媒体对亚文化传播的促进作用，推进廉政文化建设。互联网不仅仅是宣传教育的平台，也是诚信体系的承载平台和廉政文化建设的考核平台，有利于营造更好的校园廉政文化氛围。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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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我国建设的不断推进与改革的不断深化，现代国有企业也在不断发展壮大，其中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作为企业重要的发展内容，能够直接影响到国有企业未来的发展状况。本文将针对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相应的探究，从而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 现代国有企业 文化建设 思想政治 管理方式 生产经营
随着现代国有企业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的有机结合已经成为了现代国有企业未来的实际发展趋势，国有企业必须在把握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二者之间内在联系的基础之上，针对所存在的问题及固有联系进行相应的努力与探究，从而采取措施去促进现代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以及企业文化建设的进行。
一、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和企业文化建设的内在联系
自改革开放以来，国有企业的经济体制发生了转变，其国有企业也在迅速发展壮大，但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注重国有企业文化属性的进一步转变。所以对于企业文化建设又有了新的要求，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之间具有相应的联系，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能够为企业文化建设奠定基础，企业文化建设能够反过来推动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进行。
思想政治工作其属性偏向于政治，所包含的内容基本上属于党和国家所下达的总路线与总方针，做好思想政治工作于个人来说不仅仅能够促进廉政，同时也能够塑造企业与员工正直的工作面貌。另外落实好思想政治工作也是为了确保国有企业能够明确党的发展目标，积极配合党的发展路线，为国计民生而进行奋斗，从而实现社会主义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
而企业的文化建设则是文化属性与经济属性成分较多，是企业自身的发展行为，每个企业都会有自身的企业文化，都会进行有企业特色的文化建设，这种文化建设更加有利于企业去进行综合性的管理与控制，才能够提升企业的软实力，促进企业的经济发展与综合水平。所以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之间是互帮互助并且相辅相成的，不仅仅能够促进企业整体思想上的统一，同时也能够调动企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以思想进步带动企业经济文化的整体进步与发展。
二、如何落实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并且推进企业文化建设
（一）建立企业职员档案库，丰富培训活动
思想政治工作的落实不是仅仅设立出规章制度就可以完成的，要落实到每一个企业领导以及企业职员的身上，所以需要建立相应的企业职员档案库。这样就可以以建立企业职员档案库的方式了解企业职员的实时动态，分析思想行为，从而针对员工的整体及个体情况进行针对性的思想政治工作。其实施的手段就是丰富职员们相应的培训活动。对于企业员工要实现再教育，因为国有企业的思想政治工作有时候会根据社会实际发展情况进行工作内容的相应改进，所以及时进行思想培训与思想教育都能够较好与党及国家的发展方针相接轨。
（二）完善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
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的过程之中，需要不断完善理论，使其能够较好地指导相关工作，因此在进行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中可以合理借鉴国外的企业文化建设模式，同时也要注重在地域化区别上的相应改进，在引进新的企业文化建设的过程时，需加强企业文化理论体系的本土化进程，在理论体系中不仅仅要体现我国国有企业的实际特点，同时也要根据企业自身的特征进行相应的调整与转变。除了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之外，也要明确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以及发展目标，从而实现企业文化建设以及思想政治工作理论体系的完善。
（三）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之间的融合
我们不应该将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脱节来看，而是要将二者进行有机结合，以加强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的融合方式，促进对于二者关系认识的同时，也要加强其思想政治工作与文化建设之间的发展。这不仅仅是企业与党之间的重要的建设项目，也是企业实现自身发展的重要路径。
三、结语
在国有企业的发展过程之中，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也是其发展过程的重中之重，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大背景下，国有企业要在把握企业文化建设的发展趋势背景下，落实好思想政治工作，促进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相融合的同时，利用加强对企业职员的教育培训、完善企业文化及思想政治理论体系等多种方式，促进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二者关系的把握，从而进一步促进国有企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1] 孙琳.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关系研究[D].昆明理工大学，2015.
[2] 陈肖帆.论国有企业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的融合[D].湖北工业大学，2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