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3-04 18:2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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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乃生命之源、人类之母，润泽万物，孕育文明。中华文明发源于水资源丰富的江河流域，人们在用水与治水的活动中创造了灿烂的水文化，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水文化遗产，这些都成为我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服务于水利建设一线、为水利改革和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技术支撑的水利类高职院校，应责无旁贷地承担起水文化教育的重要使命。
一、水文化及水文化教育的内涵
水文化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形态加以研究，是1988年10月在蚌埠召开的淮河流域治淮宣传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水文化是水与文化的联姻，有着丰富的内涵，研究者从不同的视角对其进行了诠释。文中的水文化主要是指广义上的水文化，即全社会以水为载体共同创造的与水有关的科学、艺术及制度、习俗等在内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的总和。从文化形态上看，水文化表现为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两个方面。物质文化是文化建设的前提和载体；精神文化是全社会及水利行业长期创造形成的一种特定的精神环境和文化氛围，是水文化的核心和灵魂。
水文化教育即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实施各种水文化方面（包括各种形态的水文化）影响的教育，以把其培养成为社会所需的专业人才。在水利高职院校开展的水文化教育，教育对象具有特定性，受教育环境有着天然的优越性，施教者具有相对的专业性。这为水利高职院校实施水文化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但水利高职院校水文化教育的现状却不容乐观。
二、水利高职院校开展水文化教育的必要性
已有研究表明，河海大学、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南昌工程学院是本科高校中水文化教育研究和实施的先行者，高职院校中浙江水电专科学校、安徽水利职业技术学院开展水文化教育的效果相对显著。但整体来说，水利高等院校能够卓有成效地实施水文化教育的并不多，多数院校尚未构建起完整的水文化教育体系。
（一）开展水文化教育，是教育内在规律的必然要求
学校是传授知识、传承文化的场所，优秀的文化也是培育人的重要手段之一。人类灿烂的水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和当今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水利院校加强水文化教育与研究，培育高品位、高质量的校园文化，既是建设“人文校园”的重要内容，是建设校园和谐文化的组成部分，也是充分利用水文化资源培育人、塑造人、丰富人们的精神内容、提升人们的精神境界的重要形式。水利高职院校承担着为水利建设一线输送人才的重任，开展水文化教育对培养21世纪现代水利人才有着重要意义。
（二）开展丰富多彩的水文化教育，是水利专业学生素质提高的要求
大学生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教育。在水利高职院校中，对学生实施水文化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有助于培养学生的水利情怀和“献身、求实、负责”的现代水利精神，培养学生“兴利除害，造福人民”的行业思想、“科教兴水”的行业职责。加强水文化教育与实践，实行文理科相互渗透、科学技术和人文精神相互交融，既可以拓宽水利水电类专业的学科领域，提高专业学习兴趣，又可以向人文社科的研究方向拓展。这有助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从而为水利工作发展提供全面的高素质人才。水文化教育的开展，能够进一步增强水利事业接班人的认同感、归属感，既能承接历史，又能面向未来，既能凝心聚力，又能居安思危，使广大学生始终以水利发展为己任，积极投身于全面小康社会和和谐社会的建设中。
（三）水文化教育的开展，是高职院校校园文化提升的需要
校园文化是一种氛围、一种精神，是学校发展的灵魂，是凝聚人心、展示学校形象、提高学校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水文化教育是水利高职院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集中反映了水利高职院校的主流价值观和办学方向。加强校园水文化价值体系建设不仅有助于彰显学校的水利特色、提升校园的人文氛围，更是确立一种育人理念、营造一种育人环境。水朴实无华、平淡无奇，却因其自由而富于力量的秉性被看做是理想人格的象征，并被广泛地用于喻人、喻性、喻德、喻道。在先哲那里，水不再只是一个自然现象，而被赋予了人的精神意义，并上升为我们民族精神的象征。为政之道有“拯救黎民于水火”，交友之道有“君子之交淡如水”，修身之道有“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为人之道有“上善若水”“利万物而不争”“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正善治，事善能，动善时”。水利院校的学生需要具备献身、求实、负责的水利精神，水的这些品质恰恰可以成为水利院校培养学生的目标，把水文化与水利学校文化结合是再恰当不过的。例如，重庆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的校训“上善若水、学竞江河”，浙江水利水电专科学校校训“博于问学，笃于务实”、办学宗旨“弘扬水文化，培育水利人”，黄河水利职业技术学院校训“守诚、求新、创业、修能”，南昌工程学院校训“自强不息、格物致知”，无不蕴涵着水利精神。
（四）水文化教育的开展，有助于科学利用水资源
人与水的和谐相处，是水文化概念提出的初衷，所以说人水和谐是水文化的核心。只有深入了解水，人们才能亲近水、保护水、爱惜水，从而实现人水和谐。水利院校学生是水利行业的后备人才，通过水文化教育要让他们懂得科学治水原理和人水和谐理念。例如，都江堰布置无坝引水枢纽，调节水流的“鱼嘴”分流工程。通过水文化教育，要让他们了解我国水资源的现状。我国是一个严重缺水的国家，人均淡水占有量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4，是全球13个人均水资源最贫乏的国家之一。研究表明，全国669座城市中有400座供水不足，其中严重缺水的城市有110座。在32个百万人口以上的特大城市中，有30个长期受水困扰。通过水文化教育，要培养学生“爱水、惜水”的情怀和“亲水、乐水”的情操，提升其环保意识，促使其科学地利用水资源。
三、水利高职院校水文化教育的内容
开展水文化教育是水利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校园文化的结构具有三个层次，“物质文化是基础，制度文化是纽带，精神文化是灵魂”。水文化教育则主要是围绕物态水文化、精神水文化和行为水文化而开展的。
（一）物态水文化使文化显于形
物态文化是一种以物质形态存在的比较直观的水文化，大致包括水形态、水环境、水工程、水工具等。水的不同相态寄托了人类的各种情感，古代的诗人词匠常常临水而歌、临渊赋诗；水环境与人的生活息息相关，人们的耕作需要水的灌溉，人们的饮食需要水的调和；水工程和水工具则凝聚着人类的智慧和创造力，反映了人们改造自然世界的成就。水利高职院校要充分运用天然的水以及水利人创造的水工程、水工具等，将其作为水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让学生把所学的文化理论知识与物态的水文化有机结合起来，加深其思想认识，鼓励他们为成为新一代水利人而努力。另外，水利高职院校还要充分利用自身的优势，把水利工程搬进校园，建设仿真水工建筑群。例如，黄河水利电力职业技术学院水利水电技术实训基地建造了一座人工堆砌的瀑布，飞流直下，甚为壮观；浙江水利水电高等专科学校则四面环水，校园内有河道，图书楼是水电站造型，体育馆是流水型设计。这些有形的水文化足以让学生耳濡目染，幻化于行。
（二）精神水文化使文化化于心
精神水文化是水文化的核心，是人们在长期的水务活动中形成的一种心理积淀和一笔精神财富，具有历史的继承性和相对的稳定性。精神水文化主要包括水哲学、水精神、水文艺、水著作、水风俗等，是水利人在长期亲水、管水、治水等实践活动过程中悟出水的启示而形成的作品，并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中积淀为水利人的精神，演变为现代水利精神，即“献身、求实、负责”。这些著作抑或是水利精神在无形中激励着代代水利人，使他们义无反顾地投身于水利事业。因此，精神水文化尤其是水著作、水文艺应该成为水利高职院校水文化教育的重要内容，激励学生为现代水利事业而努力，使学生能够内化于心，形成一种向上的力量。
（三）行为水文化使文化融于性
行为水文化是人们在从事水事活动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水文化，是人们在日常的饮水、治水、管水、用水、亲水等方面营造起来的的文化。例如，学校进行的水利教育，水利工程建设和水资源、水工程管理中的治水文化行为、管水文化行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爱水、亲水、惜水及人水和谐的文化行为等。水利高职院校教师要对学生进行深刻的水文化教育，培养他们水利工程行业治水、管水的技能，使他们在日常行为生活中养成亲水、爱水、惜水的习惯。通过行为水文化教育，培养学生上善若水的性情，使他们无论是在日常生活中还是在工作岗位上，都能以水文化为指导并且贯彻始终。
四、水利高职院校实施水文化教育的途径
（一）充分利用学校独具水利特色的校园环境
水利高职院校在学校建筑和校园景观上要充分体现水文化，既展现出水文化的历史，又充分体现现代水利技术，并且充分利用校园已有水利设施建筑实训场和水利模型，使学生在优美的校园环境中、在专业文化知识的学习中耳濡目染水文化的历史变迁，沐浴古代和现代水利人的丰功伟绩，从而受到潜移默化的影响。另外，将水文化作为水利高职院校校园文化建设的主旋律，开展爱校爱水的活动以及与水相关的文化文艺活动，在校风校训中融入水文化。通过水利先哲的传世作品和伟大形象、校园内有特色的水文化符号等隐性教育，使学生在无形中受到水利精神的熏陶。
（二）发挥教育科研对水文化教育的主力作用
高职院校学生的课内外文化活动丰富多彩，要坚持将水文化教育作为校园文化的主旋律进行宣传，高度重视水文化宣传推广活动。校园文化主要包括对学生进行的正式的知识文化传承教育以及丰富多彩的课余文化生活，即课内文化教育与课外文化教育。对于学生来说，它有着内化于心的行为上的约束力，注重学生品质的提升。
要落实水文化教育，首先，要充分发挥教育科研的作用，在课堂中开设水文化系列选修课程。例如，《水与艺术》《水与人类文明》《水与社会》《水与地域文化》等。在传授学生专业知识、技能的同时，要结合中国几千年的治水实践，在学生心中播下扎根水利、发展水利的种子，培养他们的人文情怀，使他们养成良好的水文化行为习惯。另外，水利高职院校应组织力量编写相关的内部实用型教材，加强教材建设；建立水科学研究所，组织科研团队，深入开展水文化研究，构建水文化教育研究的师资队伍。全院师生齐心协力，将水文化教育落实在行动上。
其次，要高度重视水文化教育的宣传，积极发挥课外教育的作用。每年新生入学时，举办以水文化为主题的新生入学教育，以水利知识趣味问答等形式，生动、形象地向大一新生灌输学校博大、深厚的水文化特色教育，为学生开启大学生涯意义重大的第一课。在每年的“世界水日”和“中国水周”活动中，策划规模较大的水利百科知识竞赛，使学生切身体会开展水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开展丰富多彩的第二课堂活动，使学生通过切身体验，在学习的基础上将“献身、负责、求实”升华为自身的精神境界。为促进学生对水文化的深刻认识并付诸行动，还应鼓励学生自己创办水文化创意研究室，由学生亲自动手设计大量极具特色的水文化产品并向社会宣传。
（三）注重培养学生献身水利的精神
水利高职院校要充分重视榜样的示范作用，培养学生对水利事业的热情和无私奉献精神。一方面，可以邀请一线水利专家和优秀的校友现身说法，使学生了解水利行业的艰苦和伟大，使作为未来水利人的他们对“水”有一个深入的了解和认识；另一方面，组织学生参观水景观、考察各流域水利工程、采访杰出水利人，增强他们对水利工程的感性认识。另外，还要经常组织、开展各种以水文化为主题的研讨会，让学生参与水资源调研、水土流失重点防治区及水土保持小流域治理等一些实践考察活动，让他们切身感悟水利工程的重要性以及水利事业的责任重大，培养学生知水、乐水、爱水的博大情怀。
当代山水画大家孔仲起先生，以善于表现“云水”，尤其是江海潮水而翘楚于当代画坛，其艺术具有相当的高度与深度。
山水画直接面向自然取景，是“法自然”的，如清代画家梅清所谓“笔师心，心师目，目师华山”。而自然界的水又分为江河湖海、飞瀑溪泉及水口等多种形式。依存条件不同，水的形态千变万化，不尽相同，所以对描绘者而言须要理解和使用多种不同的表现方法。如宋代著名山水画家、绘画理论大家郭熙在其著作《林泉高致》中所说：“水，活物也。其形欲静深，欲柔滑，欲，欲回环，欲肥腻，欲喷薄，欲激射，欲多泉，欲远流，欲瀑布插天，欲溅扑入地，欲鱼钓怡怡，欲草木欣欣，欲挟烟云而秀媚，欲照溪谷而光辉，此水之活体也。”因为水的灵动与形制的不规则性，在山水画创作中，水的表现往往有相当的难度。所以郭熙又说：“近世画工，……画水则波不过三五波，此不淳熟之病也。”即使是在山水画巅峰时期的有宋一代，对于水的表现尚且如此难以把握，可见画水之不易。
而在种种“水“之中，海水、潮水因其难以捉摸的动态和激扬特征，又是最难表现的。宋代山水画理论家韩拙就在《山水纯全集•论水》中提到：“夫海水者，风波浩荡，巨浪翻卷，山水中少用也。”这其中的“少用”，主要是指广阔如江海之水者、灵动之如海潮之水者，在创作中难以表现。
孔仲起说：“我爱行云流水，爱其生气流动，无虑无塞，无碍无际。所谓云行雨施、海阔天空。”他又说：“大海开阔，海纳百川，具有广阔胸襟的含义。海水千变万化，惊涛骇浪，起伏不定，汹涌澎湃，给人以无穷的想象的余地，给人以积极向上的启迪……”通过这些语言可以看到，孔仲起先生笔下的云水，已不仅仅局限于形态上的描摹，而更在于注重精神气质上的把握。他主张“作画贵在气质，而气质并不抽象，首先要具备人类普遍的感情、达观的气度、开阔的胸襟，面对美好事物的灵敏性和表达欲。”希望通过画家笔底山水画的描绘，“追求自我意识，民族意识和空间意识。从自我本真到民族本土到世间宇宙，由小及大、天人合一的意识，追求往复天地、回归自然的意识完善。”他这样做是为了表现以前少有人表现的大江大海的云水形象，也是为了达到个人修养与气质的圆满与完善，表现新时代的精神面貌，进而给人以大气磅礴的陶冶，为历史留下当代作风，当代气质。
海水的难以表现，孔仲起是有深刻的认识的。他自己曾说：“千百年来画山水的，山画了许多，画水的却很少。画水也停留在高山流水，画江河、大海的比较少，一种讲法，江河大海比较难画，画家故意避开，扬长避短。”本着这种知难而上的精神，在对于“云水”的描绘中，孔仲起尤其专于描绘江海潮水，而且善作山水巨制。江海潮水的神与态，于孔仲起的山水画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如他的《大江东去》、《观水》、《云烟海天》、《惊涛拍岸》等一系列的作品，或关山万重，江河如练，或危峰耸峙，洪波涌起，或白浪滔天，喷珠溅玉。对于中国绘画的新题材开掘和雄壮美学意蕴的拓展，具有重要意义。
自古至今，历代大画家在山水画创作中无不重视“云水”的表现，并形成了一套行之有效的表现云水的技法与理论，发展至今，称为“云水法”。孔仲起先生所专注于探索的江海浪潮表现手法，是山水画传统中“云水法”的一个重要内容，并且在笔墨技巧和美学内涵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发扬与拓展。“山无水则不灵”，“云水法”与树法、石法作为山水画表现手段的三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伴随着山水画的确立而出现的。最早的卷轴画作品之一的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摹本）还处于“水不容泛”的阶段。及至隋代展子虔的《游春图》中，以极细的线条勾水波，开始有起伏荡漾之势。至唐代二李，山水画确立，画家也开始掌握了水的描绘技法。
马远居杭州，坐拥钱塘江与西湖，所以他所表现的水，无疑主要应该来自于这两处。这一点与孔仲起先生可以说有相同之处。不同的是，孔仲起先生笔下“水”的取形与灵感，更多的来自于钱塘江，来自于闻名天下钱江潮水。通过观察我们可以看到，马远的《水图》的12幅作品之中多数还是用笔细腻、以线为主的描绘方式。其中《云舒浪卷》、《层波迭浪》两桢描绘有水的波浪起伏之势，但是也依托于平面的水波。并无孔仲起绘画中浪花飞溅、潮水奔腾神态描绘。所以在对海水、潮水奔腾激越气势与神采的描绘上，孔仲起笔下的水，多以高远手法取景，将潮头浪尖拉于目前，往往整幅画面以浪潮作为主要表现对象，以粗短的“线条”或者“方点”写浪花飞溅，辅助于湿笔淡墨渲染的云雾，大浪大潮，波涛汹涌，喷薄激射，如他在2000年所作的《惊涛拍岸》，2001年作的《大江东去》以及《冲浪千年传》、《回头潮》等一系列描绘钱江潮水的作品，描绘有“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壮美意境；而画开阔的水面，他则多以平远法取景，以关山万重衬托大湖大海，，辽阔无涯，如1999年做《观水》、《祖国万岁》图巨幅，平远构图，一反古人画水细钩线描之法，以墨法画关山万重迭嶂，云海苍茫茫茫，大河源远流长，奔腾入海的势态，有“黄河之水天上来”开阔胸怀。相比较于马远的《水图》，孔仲起笔下的水无疑是“变又过之”的典型。宋代韩拙在《山水纯全集•论水》中总结说：“凡画水者故宜天高地阔为佳也”，孔仲起的这一类作品可以说是深契此道。
1.1生态修复
水利水电开发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可通过规划环评制定一系列的修复措施，尽快恢复生态环境的完善性，避免引发更大规模的生态问题。水利水电开发中的生态修复，必须以规划环评技术作为依据，实行建设补偿，与此同时跟踪开发中生态变化的指标，充分利用监测途径补偿生态缺陷，体现规划环评在生态修复中的作用与控制优势。生态修复结合规划环评的状态，制定符合生态保护的方法，补偿水利水电开发中的生态不足。
1.2构建制度
水利水电的开发速度越来越快，根据规划环评的实况，我国相关部门应对水利水电开发提出制度约束，通过构建制度形成环境评价的体系，用于规划环评的实践中，科学保护水利水电中的生态环境，确保水利水电所处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优化环境评价。
2规划环评技术在水利水电开发中的应用
根据水利水电开发与规划环评技术的关系，分析规划环评技术的实际应用，体现技术性的环境保护，由此确保环境保护下水利水电的顺利开发。具体分析如下：
2.1环境评价
环境评价技术能够提高规划环评的应用效率，满足水利水电开发的基础应用。环境评价技术可以根据水利水电项目的基本情况，划分评价的范围，在此基础上确定评价对象，深入研究水利水电项目中的多个差别，由此确保环境评价技术更加适用于水利水电项目的开发。水利水电开发中的环境评价技术，主要包括数学模型和情景分析等，利用系统的评价方式，得出水利水电开发的环境依据，避免水利水电开发偏离环境保护的要求。
2.2区域分析
不同区域的水利水电项目，对环境存在不同的影响。水利水电项目属于国家基础建设，呈现区域性建设，增加了规划环评技术的应用压力。为优化水利水电的开发，需在环境评价技术中引进区域分析，根据规划环评的以往经验，完善区域性的环评分析。区域分析决定了水利水电项目中的环境规划，同时明确环境在区域中的表现特征，能够降低水利水电项目中环境规划的难度，有利于提高环境的稳定度。环境评价技术中的区域分析，归属于一类基础性的措施，可以为水利水电开发的规划环评提供技术性的保障。
2.3政策评价
政策评价是规划环评技术的核心，辅助环境评价技术进行决策。政策评价具有一定的实用性，其可以发现环境评价技术中的差异点，全面反馈水利水电开发中环境因素之间的关系，同时渗透到政策评价中。政策评价在水利水电开发规划环评中，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如：
(1)政策分析，利用价值观念分析水利水电中的环境现状，实行多维度划分，进而实现多个层次的政策解析；
(2)政策预测，利用定性的分析，得出政策中的环评信息，通过判断环境评价技术前后的政策形态，估计环评的价值；
(3)政策评估，利用实践规划出水利水电项目中的环评价值，评估环境评价技术在项目开发中是否具备效益和效率保障。
2.险预测
规划环评技术在水利水电开发中，可以经过一系列的动态行为，找出开发过程中引发环境破坏的因素或潜在因素，并预测可能出现的风险。环境评价技术能够根据水利水电开发中的环境风险，估计此类风险引发的损失，包括经济损失和生态损失，而且风险预测具有一定的决策优势，预先评估风险损失，有利于控制开发中的环境破坏，充分控制开发行为，保护生态环境。
3结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竞争的日趋激烈及管理经验的日趋成熟，税收筹划逐渐为我国企业重视和运用，日益成为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加强财务管理新的着力点。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以符合政府导向为前提，通过组织、投资、经营、理财活动的事先筹划和安排，充分利用税法所提供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在内的政策规定，利用会计所提供的选择机会获取最大的税后利润的经济行为。它具有以下几个显著的特点：
（1）合法性。税收筹划不仅符合税法的规定，而且符合税法立法的意图，这是税收筹划区别于偷税避税的根本点。在合法的前提下进行税收筹划，是对税法立法宗旨的有效贯彻，也体现了税收政策导向的合理有效性。国家在制定税法及有关制度时，对税收筹划行为早有预期，并希望通过税收筹划行为引导全社会的资源有效配置与税收的合理分配，以实现国家宏观政策。因此，税收筹划不仅不违法，而且作为纳税人的权利受到国家的保护。
（2）整体性。税收筹划的整体性，一方面指税收筹划不能只注重于某一个纳税环节中的个别税种的税负高低，而要着眼于整体税负的轻重；另一方面指总体税负的轻重并不是选择纳税方案的最重要依据，应衡量“节税”与“增税”的综合效果。税收筹划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现在的财务利益，还要考虑纳税人的长期利益；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所得增加，还要考虑纳税人的资本增值；不仅要考虑纳税人的税后财务利益最大化，而且还要使纳税人因此承担的各种风险降到最低。总之，税收筹划只有从纳税人财务计划、企业计划这些整体利益出发，趋利避害、综合决策，才能真正达到目的。
（3）目的性。税收筹划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减轻企业的税收负担。减轻税收负担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在多种纳税方案中选择税负最低的方案；二是在纳税总额大致相同的各方案中，选择纳税时间滞后的方案，这就意味着企业得到一笔无息贷款，通过税负减轻而达到收益最大化的目的。
（4）筹划性。在经济行为已经发生，纳税项目、计税依据和税率已成定局后，再实施少缴税款的弥补措施，不能认为是税收筹划。正如战争的战略战术要在开战前做出一样，税收筹划必须在经济行为发生前产生，事先进行规划、设计、安排，并指导该经济活动的进行。
二、企业的税收筹划策略
（一）筹资活动的税收筹划
1．债务成本与权益成本的选择。根据税法规定，负债的利息费用作为期间费用，可以在税前扣除，这样，负债利息就有抵税的作用；而股息和其他权益资本的支付不能列为期间费用，不得在税前扣除，只能在税后利润中分配。所以，企业在确定筹资渠道时，必须考虑对债务资本的利用。当然，还要考虑负债的杠杆效应，只有当息税前利润率大于负债成本率时，采用负债筹资渠道进行筹资，才能既减轻企业的税负，又能体现企业价值最大化的财务管理目标。
2．企业自我积累筹资与负债筹资的选择。企业自我积累资金，属于税后资金，已经承担了所得税的负担；同时，其资金成本是所占用资金的机会成本。而向金融机构的贷款，其利息记入当期损益，可以抵扣当期利润，其税收收益特别明显。
3．融资租赁的利用。融资租赁是现代企业融资的一种重要方式，企业在管理通过融资租赁获得的资产时，视为自有资产，计提折旧。这样企业不需要筹集大量资金可以使用资产，同时，计提的折旧又可以抵扣当期利润，当然可相应减少企业的应纳税所得额。
（二）投资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1．投资退税。根据我国税法规定，外国投资者将从外商投资企业分得的税后利润，再在国境内直接投资举办产品出口企业，经营期不少于5年的，经投资者申请，税务机关批准，全部退还其再投资部分已缴纳的企业所得税税款。又因为企业地处沿海经济开发区，外商投资者可适用24％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假设地方所得税免征），这样，该项再投资可以享受退税额为：600÷（1－24％）×24％×100％＝181．58（万元）2．购买国产设备投资抵免企业所得税。按规定，在我国境内设立的外商投资企业，在投资总额内购买的国产设备，符合国务院《关于调整进口设备税收政策的通知》中规定的《外商投资企业指导目录》的鼓励类、限制乙类投资项目，其购买国产设备价款的40％可用当年比前一年新增的企业所得税进行抵免。当年抵免不完的，可在5年内抵免；在免税年度购买的国产设备可以适当延长抵免期限，期限为7年。该新办企业符合以上规定，可按40％抵免企业所得税，抵免额为500×40％＝200（万元）。
3．减免税优惠。新办企业属于生产决策外商投资企业，经营期在10年以上，可享受“免二减三”的税收优惠，由于减半期后产品出口达到70％以上，仍可享受减半征收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因其地处沿海经济开发区，适用税率为24％，减半征收后则实际适用税率为12％。这样，该企业10年内前两年免税，后三年适用12‰的税率。由于有第二项优惠，该企业仅需就最后三年的1050万元利润按12％税率纳税。
（三）经营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1．发出材料计价方法的选择。材料是企业产品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材料价格的高低，直接影响企业的成本，也影响企业的利润，进而影响所得税。材料价格由于采购地点、采购时间不同，其价格也不一样。根据现行财务会计制度规定，企业材料费用计入成本的方法有先进先出法、后进先出法、加权平均法、移动加权平均法、个别计价法等。不同的计价方法，对企业成本、利润、所得税的影响都很大。因此，发出材料采用何种计价方法，是税收筹划的重要内容。当材料价格不断上涨时，采用先进先出法计入本期成本的材料费用就低，而采用后进先出法就高；当材料价格不断下降时，采用后进先出法就低。所以，企业可以根据一定时期市场价格的升降趋势来确定企业选择哪种方法，以达到理想的效果。当然无论选择哪种方法，一经选用，在一定时期内不得变更。2．固定资产折旧方法的选择。固定资产折旧方法有平均折旧法和加速折旧法两大类。平均折旧法是把固定资产的应计折旧额在固定资产的使用期内平均摊销，或者按预计使用量平均摊销，这样，计入每期的折旧成本都是相同的，在其他条件不变的前提下，采用平均折旧法对企业的应税所得没有影响。而加速折旧法是在固定资产使用前期多提折旧，随着固定资产使用效率的逐渐降低，对其计提的折旧也逐步减少。虽然在固定资产的使用期限内计提的折旧总额和平均法完全相等，但在固定资产使用的前几年，由于多提折旧，计入成本的费用增加，也就减少了固定资产使用前期的经营利润，相应减少了企业的应税所得，相当于得到政府的一笔无息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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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
3．费用摊销方法的选择。企业经营活动中，有一些需要分期摊销和预提的费用项目，由于选择的摊销方法和摊销期限不一样，必然引起计入各期的费用不同，进而影响到企业的利润、所得税。因此，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应根据财务制度规定，选择有利于企业的方法，以达到延期纳税的效果。
（四）分配过程中的税收筹划
广义上说，分配活动包括税前利润和税后利润分配，税前利润分配涉及到企业所得税问题。由于企业以前年度亏损可用税前利润弥补，也可用税后利润弥补（超过亏损弥补期限），因此，企业应力争在亏损弥补期限内用税前利润弥补亏损，以达到节税的目的。税后利润分配对企业来说，不直接涉及所得税问题，但企业的所有者、投资者通过对被投资企业利润分配政策的影响，进行税务筹划，同样可以达到节税的目的，如企业股息、红利分配中就可以进行税收筹划，因为当投资者是自然人时，其获得的股利要按“利息、股息、红利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当投资者是法人时，如果投资企业和被投资企业双方适用的税率不一致，则其分得税后利润要涉及到补税问题。为了帮助投资者获得更多的税后净收益，被投资企业在分配股利时要充分考虑税收因素，进行相应的税收筹划，以减少股东的所得税支出。作为被投资企业应该考虑的是公积金转增资本可筹划的问题以及股利分配的时间和数额也可筹划的问题。
三、进行税收筹划应注意的问题
（一）要注意它的合法性。如何减抑税负，是企业追求的目标之一，但要达到某些目标必须在税法规定的合法范围之内，税收筹划是法律认可的、是合法的，至少是不违法的。实际中要多用节税筹划方式和负税转嫁筹划方式，尽量少用避税筹划方式。税收筹划不要超过必要的限度，否则就不是税收筹划，而是偷税漏税行为。因此，纳税人应树立正确的纳税意识，用合法的筹划方式合理安排生产经营活动，以获取正当利益。（二）税收筹划活动要充分考虑实际税负水平。影响税负实际水平的因素有货币时间价值和通货膨胀。货币时间价值对企业投资绩效及税负水平的最深刻影响，表现在现金流量的内在价值的差异方面。在税收筹划中，企业应提高应收现金的收现速度和有效比重，在不损害企业市场信誉的前提下，尽可能延缓税收支出的时间和速度，控制现金支付的比重。考虑通货膨胀因素会形成应税收益的高估。同时，还应注意到通货膨胀也使得企业延缓支付税金，会达到抑减税负的效应。
（三）税收筹划要考虑边际税率。对税收筹划影响较大的税率不是某项税负的平均税率，而是其边际税率。边际税率是对任何税基下一个单位适用税率，也即对每一新增应税所得额适用的税率。在实践中，往往会出现“边际税率越低，税收收入越高，边际税率提高，税收收入反而降低”的怪现象，这反映了边际税率变化对纳税人心理的影响及对经济行为的影响。企业应通过对边际税率的考察，核算税收筹划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合理开展税收筹划活动。
长江下游三角洲从河姆渡、罗家角、崧泽至良渚文化为止的新石器时期农业，已连续绵延达3000年以上，稻的种植始终贯串整个过程，便利渔猎采集的比重逐渐有所下降，稻米为主的粮食供应的比重逐渐增加，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而稳定的食物来源，促进了原始社会人们的劳动分工，导致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均和私有制的产生。在这个过程中，作为当时全社会的物质生活供应之基础的稻作农业及生产工具本身也经历着相应的变化和发展，成为良渚文化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因此，本文拟就这一时期稻作的生产问题，作一些配合的探讨，以供交流。
良渚时期的生产生活用具显然较崧泽、马家浜时期有了很大的演进，表现为：在农具方面，种类增加，分工明细，如扁薄的长方形穿孔石斧、有段石锛、石镰等，突出的新农具是磨制精细的三角形石犂和破土器，还有一种因类似现在的耘田工具而被称为“耘田器”，类似现在的千篰而被称为“千篰”。陶器方面，由马家浜时期手制的厚胎陶器转向轮制的薄胎陶器发展，而且种类繁多，有的还是精细刻划花纹和镂孔，或施用彩绘。值得注意的是炊器的鼎取代釜，其工艺水平较马家浜时期有很大的改进。据对余杭新石器遗址47处的出土炊器的分别统计，鼎有18处，占总数的38.29%，釜仅一处，占2.12%；其余的豆、壶、罐等都比釜要多得多。[4]装饰品中玉器大大增多，除一般的珠、璜等外，突出的是大型的玉琮、玉壁和玉钺。生活工艺品方面有发达的竹编、麻织和丝织品。
陶器、炊器、玉器和编织方面的显著演进，是与农业生产工具的改进同步进行的，反映了以水稻生产为代表的农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农具中的三角形石犁和破土器，有众多的种类和形式，牟永抗和宋兆麟的论文对此已作了详尽的分类鉴定和探讨，并提出了两者各自具体操作方式的推论，很有说服力。[5]良渚文化石犁和破土器的出现，是从河姆渡、罗家角的耜耕阶段向人力犁耕过渡的转折点和里程碑，崧泽时期出现的小型石犁则是这一转折的中间过程。从良渚以后便慢慢转入有史以后的畜力犁耕了。良渚石犁的出现为我国犁耕起源的演进历史提供了关键的实证。笔者在最近一次同美国学者的座谈中，一位美国学者说，据他所知，中国的犁是从欧洲传入的，笔者即简单介绍了良渚的事例，他就信服了。说明对良渚文化的多方面成就，需要向国外多作介绍。
根据农具种类的增加和工艺技术的改进，特别是与劳动生产率有关的石犁和破土器的应用，并参考现今少数民族原始农业农展阶段的一般规律，可以对良渚时期的稻作生产技术及其生产水平试作一些分析讨论。
我们知道，原始农业最初是使用刀耕（火种），然后转到耜耕或锄耕。刀耕的要点是烧除地面草木后即行播种，而进行翻土，因而必须年年或隔年就要放弃，另找新地，要等到弃耕地的地面植被恢复生长，才能进行第二次的刀耕。为此，刀耕农业的一个单位的播种面积需要7~8倍以上的土地面积作为后备，以资轮转，一个人一生砍烧同一块土地只不过三四次。[6]进入耜耕以后，土地可以连续使用的年限大大延长了，因为翻土可以改善土壤结构和肥力，并改以休闲取代不断的撂荒。到了使用人力拉的石犁，就更进一步提高了耕田的效率，因为耜耕或锄耕是间歇性的翻土，每翻一耜土，人就后退一步，又重新翻一耜；而石犁是连续性的翻土，人拉犁头可以一直向前行进，土块随着陆续翻起，中间没有间歇。人力拉犁在本世纪50年代的侗族人民中还有使用，称为木牛。据宋兆麟在侗族中的调查，锄耕一人一天只能耕1担田（6担田合1亩），木牛耕田两人一天可耕4担田，如果是牛拉犁，则一人一牛可耕14担田[7]这虽然是侗族50年代的资料，但因为所处的耕作阶段与良渚的人拉石犁相似，可以供我们参考，且很有启发。
在良渚出土的农具中，“耘田器”和“千篰”，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两个问题。“耘田器”以其形状酷似现代水田使用的耘田工具而命名。一些文章在分析良渚农业所达到的水平时，就径直认为良渚时期已使用耘田器进行耘田的先进技术。
首先，我们要问，4000多年前的稻田是直播还是移栽的？我想答案应是直播。现代南方的稻田绝大多数都是插秧的，插秧的稻田，行距间隔清楚，所以可用耘田器耘田。而插秧的技术，有文字或物证可考的，最早见于汉朝，汉代的南方考古发掘表明，像广东佛山出土的陶水田模型[8]和四川新都同土的薅秧画像砖，[9]都有农夫弯腰在水田中双手薅秧的形象，或者是手持长棍用足薅秧，就是没有使用类似耘田器的工具。现今杭嘉湖宁绍一带的农民也多以手薅为最常见，江西一些地方是手持杖、用足踏的方法，仍同汉代一样。所以，很难想像4000多年前即已发明使用耘田器这样先进的工具。又，耘田是与插秧配套的，上述广东和四川的水田模型都是以有秧田育秧为前提的。有插秧必有秧田，4000多年前是否已有秧田、本田之分呢？看来有这个可能性是很小的。
至于直播，又有撒播、点播之分。如果是撒播，长大起来的稻株，疏密不一，不可能行距分明，也就是无法使用耘田器的。除非是点播，技术又很精确，行株距分明，才可以使用耘田器，这在4000年前是还做不到的。可举日本弥生时期的稻田为例，日本自古多火山，火山爆发时被火山灰掩埋的稻田遗址，常常保留下稻田的原貌，包括诸如田埂、沟渠、水塘以及稻株的穴迹，为国内所未见。笔者在日本参观过好几处这类遗址，以京都府八幡市内里八丁遗址最为典型。该遗址经清理后，可以清楚看到如同现代一样的大片稻田，由小块小块的田埂围成，每块稻田中的稻丛歼穴，历历可数，并可用电脑绘制出整片稻田，其中每小块稻田的穴数，一穴不漏地显示出来，以供进一步的面积、产量等的推算。使人印象很深的是，这些残存下来的稻穴，密度非常大，但各穴的间隔距离又极不一致。紧密处两丛稻之间不足10厘米，疏远处两丛稻相距可在50厘米以上，没有规则可言。这是典型的原始稻田的反映，这样的稻田，不问其为移栽或是直播，是无法使用耘田器耘田的，也不便于人在田内行走，进行手工的除草。反之，也就说明那时候还没有耘田工具或手工除草这一环节。内里八丁遗址属弥生晚期，相当于中国的三国西晋时期，日本的稻作是秦汉前由吴越人传去的，至此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其栽培密度仍然没有规范化，可见行株距的规范改进是很缓慢的，这也可供我们参考。
再看南方有史以来的稻作技术，在很长一段时日里，都还是实行“火耕水耨”即利用水淹杀草。如西晋时的鄮县（今浙江鄞县），其稻作水平还是：“遏长川以为陂，燔茂草以为田；火耕水种，不烦人力。”[10]如果良渚时期已知道使用耘田器除草，只能认为有史以来西晋时的鄞县稻作是一个大倒退。
海南岛黎族的水田稻作是利用天然低洼积水地，用人或牛把草踩到水中，把土壤反复踩松软，即撒上秀种，不施肥，亦不除草，草长起来，则用水淹之。[11]由此看来，出土的“耘田器”当是另有用途，比如开沟之类，而不是相当于现今的稻田耘田。
关于千篰的问题，与耘田器有些类似。因其形制同现今农村使用的相似，从而推测当时可能使用千篰捻河泥作为稻田肥料。我们知道，河泥是一种缓效性有机肥，通常是在冬春时捻取，作为桑园及稻田基肥，这在明末《沈氏农书》中有详细叙述。根据文献记载和肥料史的知识，肥料种类的增加是有一定先后和规律的。就基肥而言，最初使用的基础肥是家畜粪和人粪，然后是绿肥、饼肥；再次是堆肥，草木灰、焦泥灰等，最迟利用的是河泥。因为捻河泥的劳力最费，数量很大而肥效较低，在肥源十分紧张的时候才开始利用。文献上出现捻河泥是在宋朝，这是因为宋代的人口激增（北方战乱，大量北人南下），对粮食和衣着的需求压力很大，促使增加稻麦两熟和发展蚕桑，凡此都需要开辟肥源，利用冬春相对农闲，捻取河泥以作桑园和稻田的基肥，河泥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出现，所以不见于宋以前的文献。4000多年前的原始农业，一般不施或少施用肥料，所以连续种植几年以后，地力下降，需要更换新地。在通常的人畜粪肥或草肥都不一定使用的情况下，很难想象会先使用起河泥来。所以，良渚的千篰可能是一种戽水和其他用途的工具，而不是捻河泥的工具。
既然良渚时期的稻作已开始使用了石犁和破土器，劳动生产率较之耜耕有成倍的提高，那么，当时的水稻产量是否也有成倍的增加？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分析，如果是指水稻的总量增加，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因为劳动生产率提高可以扩大耕种的面积，即使在单产不变的情况下，也可提高总产量；如果是指单位面积产量较之耜耕阶段有一定的提高，也完全是可能的，但这种提高在整个良渚时期是比较缓慢而稳定的，不会有大幅度的突破。
生态文明国际论坛连续在贵州省举办，使得全世界的眼光齐聚贵州，他们以探索和挑剔的目光，开始发现和了解了中国西部贵州这片17万平方公里的山地高原，是一方多彩而又神奇，仍然保持着生态和谐的土地。当七月炙热的酷暑席卷全球，地球村的村民们在热浪中煎熬时，爽爽的贵州却凉风习习，大自然的恩赐，让来自世界各地、齐聚贵州贵阳的代表们，在会期间沐浴着生态文明赋予人类的清爽，体味着大自然和人类和谐相处的惬意，让全体贵州人自豪，让全省17个世居民族兄弟姐妹们从中受到生态文明的启迪，从而开始了贵州人在冲击经济洼地的搏击中与生态文明建设协调发展的新探索！形成了一种新思路和全新概念，描绘出一幅贵州人心中颇为独特的绿色“中国梦”。而归兰山和水族人则正是其中一颗耀眼的明珠，光彩夺目，绽放异彩，正向推进生态文明和经济建设进程携手迈进！为圆中国梦奉献一片山地高原的青春世界和本民族文化。
二、在贵州省2013年生态文明国际论坛年会开幕时发来的贺信中，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指明了方向
在贺信中指出：“走向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重要内容。中国将按照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贯彻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形成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清的生产生活环境。”。⑴的贺信，成为都匀及水族同胞创建旅游安康，生态经济，有机农业等功能格局的基本要求和奋斗目标，也是都匀及水族同胞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和谐发展的根本保证。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中华儿女孜孜以求的“中国梦”，如果以生态文明建设为切入口，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则是现阶段贵州乃至都匀及水族同胞的中国梦。
三、2014年10月贵州省省长陈敏尔在会见全国工商联常委、香港中华总商会常务会董事叶志光一行时说：“当前贵州正在认真贯彻落实提出的守住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的指示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环境友好型、生态友好型产业
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崔之东（贵州都匀市委党校，贵州都匀558000）摘要：归兰山是贵州十大非著名山峰之一，景区内分布着许多奇珍异石及少数瀑布景观，是一处尚待开发的旅游处女地，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大家庭水族同胞居住地之一。由于自然、地理、历史等多方面原因，边远贫困的水族同胞经济文化发展仍然相对滞后。随着贵广高铁的开通，推进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发展旅游业，是水族同胞摆脱贫困从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的根本路径。关键词：归兰山景区；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中图分类号：F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6035（2015）06-0106-01贵州旅游资源丰富，很多景区景点具有独特性和唯一性，随着交通等基础设施条件加快改善，贵州旅游发展前景广阔，贵州交通‘天亮’了，贵州旅游发展的春天己经到来。”⑵2014年12月26日，贵阳至广州高铁开通，为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提供了新机遇。贵广高铁途经都匀东站，都匀东站正好距归兰山景区及水族村寨较近，如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后，地球村的客人们出站便可乘车50分钟到达，可以更好地去领略那水族历史文化，独享着原生态大山中这无尽的妙趣和大自然那沁入心灵地洗礼。
四、都匀市原三个水族乡（奉合、阳和、基长）于2014年5月合并并取名为归兰水族乡，可以更好地发挥优势，形成归兰山风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和经济发展的合力
归兰山风景及水族文化旅游开发的优势在于它的原生态和悠久的水族历史文化，有一种震撼人心的自然美，当与水族的风情和文化融合在一起，便揉合出人与自然，历史与现在，现在与发展的独特的美丽和憧憬来。而且它潜在着巨大的经济价值和发展后劲，一但开发成功，不仅给世人奉献了一处旅游胜地，而且将为该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产生有力地推动，改善水族群体的居住环境，承传水族人的独特文化，而且因此将召回长年在外打工的青壮年，归兰水族乡有12000多人可回乡投入建设自己美好家园的劳动中来，走上勤劳致富、实现与全国同步进入小康。
五、水族同胞对归兰山景区及水族历史文化旅游开发寄予极大的期望，如果能够得到有效地开发，水族同胞将会全力支持
一、税收效应理论及其对纳税主体的效应分析
经济学理论所说的收入效应是用来说明货币收入一定条件下，商品价格上升与实际收入变化之间的关系，即被迫购买价格已经上涨的商品等于减少实际收入，从而减少几乎所有商品的购买量。从税收角度而言，所谓收入效应是指由于课税或增税使纳税主体的收入发生变化，改变总体收入水平，使纳税主体境况变坏的效应。税收收入效应的大小由纳税主体的总收入与其缴纳的税金之比例，即平均税率所决定的。平均税率高，税收负担重，则对纳税主体的收入效应大；反之，则产生的收入效应小。一般来说，税收的收入效应不会对纳税主体“工作努力”产生妨碍，因为税收增加会使纳税主体收入减少，所以纳税主体为了取得更多的收入而不得不减少闲暇等其他方面的享受，能激励人们更加发奋工作。
经济学理论所说的替代效应是用来说明相对价格变化及其所造成的与私人支出模式变化之间的关系，即一种商品价格上升，而其他商品价格不变的情况下，用其他商品来替代价格上升了的商品。从税收角度来看，所谓替代效应是指由于政府实行差别税收待遇，使某种商品或劳务与另一种商品或劳务之间的相对价格发生变化，导致人们改变对各种商品或劳务的选择，用一种不征税或少征税的商品或劳务来代替征税的或税负重的商品或劳务。替代效应是由税收的边际税率或边际税负所决定的，边际税率越高，替代效应越大；反之则越小。一般地，替代效应不利于鼓励人们努力工作，而会导致人们增加闲暇。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是税收对纳税主体产生的两大基本效应。收入效应反映了征纳双方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关系，也反映出税收对经济的激励作用。替代效应则表明，当课税超过一定限度时，人们通过逃避税收，会对经济产生抑制作用。著名的“拉弗曲线”揭示了税收负担程度的经济效应和财政效应，同时也是对税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的最好证明，即，一定程度的税收负担既能保证税收收入，又对纳税主体产生收入效应，激励“工作努力”；税负超过一定限度，不仅不能取得最佳税收收入，反而产生较大的替代效应，激励逃避税收。政府课税必须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负担能力或负担心理，既保证税收收入的极大实现，又维护纳税主体相应的合法权益，促进纳税人“工作努力”，力图淡化税收替代效应的负面影响。
二、税收调控理论及其对纳税主体的激励与制约
税收调控经济的职能及作用方式概括起来有两种：其一，税收自动稳定机制。税收自动稳定机制也称“内在稳定器”，是指政府税收规模随经济景气状况而自动进行增减调整，从而“熨平”经济波动的一种税收宏观调节机制。例如政府对所得课税，在经济衰退时期，纳税主体收入下降，即使不改变个人和企业所得税的税率，国家课征的所得税税额也会自动下降，并且在累进税率的作用下，税收减少的幅度大于纳税主体收入下降的幅度，从而增加社会总需求，起到反经济衰退的作用。相反，在经济高涨时，纳税主体的收入上升，国家征收的所得税相应自动增加，并且在累进税率的作用下，税收增加的幅度会大于个人和企业收入上升的幅度，从而抑制社会总需求，减缓经济活动的过度扩张。其二，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相机抉择的税收政策是指政府根据经济景气状况，有选择的交替采用减税和增税的措施，以“熨平”经济周期波动的调控政策。在经济发展的不同时期，政府根据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对比状况，以及总供给与总需求内部结构的分配状况，通过增税或减税措施，以及税负差别待遇，调整人们的收入分配状况和消费水平，进而刺激或抑制消费和投资欲望，包括扩张性的税收政策和紧缩性的税收政策。比如，在经济衰退时期，实行减税措施，通过相对增加市场主体的可支配收入，刺激消费需求增加，推动生产规模扩大，刺激经济复苏，从而促进国民收入恢复到充分就业水平；在经济繁荣时期，通过增税措施，相应减少人们的可支配收入，抑制私人消费和投资需求，从而扼制社会总需求，防止经济过热。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税收调控方式的选择要求遵循“黑箱原则”，即要求把受控的经济主体作为一个“黑箱”看待。调控方式一般只考虑四个基本问题，即：（1）税收政策的制定；（2）税收政策与实施结果之间的关系；（3）受控经济主体整体的行为反应；（4）适时调整税收政策。具体来说，就是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并不深入到企业内部，过问企业内部的具体经济情况和特性，而是针对经济主体的整体状况和国家的政策目标来制定税收政策和组织实施，对所有的经济主体产生同样的效力。
三、税收效应及税收调控理论——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
由税收效应理论和税收调控理论的基本描述及其对纳税主体的影响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政府课税应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的利益，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的合法权益的体现。
税收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理论表明，政府课税应有一个合理的限度，必须兼顾财政需要和纳税主体的利益，税收制度的法律地位和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得以确立，税收才能取得财政、经济的最佳效应，这是依法治税的前提。国家通过合理、完善的税收制度，依法治税，既保证国家的税收权益，也依法维护纳税主体依法纳税后的合法权益。纳税主体在依法纳税的前提下，对经营、投资、理财活动筹划和安排，取得的任何经济利益，包括节税收益，归根结底属于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应当受到法律的承认和保护。依法治税是税收筹划合法性的前提。
2.税收对经济的调控与影响来自于纳税主体对课税的回应，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对税收的正向回应。
税收调控理论表明，只要税收存在，就必然对经济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来源于纳税主体对课税的回应，包括正向回应和负向回应。政府利用税收调节经济实质上是通过税收利益差别来引导纳税主体行为使之产生正向的影响，实现一定的社会、经济目标，因而政府不仅注重如何制定税收政策。而且更关注纳税主体对税收政策的回应。就纳税主体而言，既然外在的税收环境存在利益差别，不从中作出筹划或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就课税主体而言，运用税收调节经济旨在通过纳税主体对税收利益的追逐来实现调控目标，而纳税主体追逐税收利益的途径有逃税、避税和税收筹划，其中，逃税和避税的主要后果是导致政府税收流失，是政府所反对的；税收筹划则对经济产生直接影响，这种影响是好是坏，取决于税收制度是否合理。税制合理，税收筹划对经济产生正向影响；税制不合理，税收筹划则产生负向影响。因此国家可以利用的只有税收筹划。也就是说，税收筹划不仅对纳税主体是必要的，对实现税收调节目标同样也是必要的。税收筹划本身与税收政策导向是一致的，它有利于税收政策目标的实现。
3.税收调控范围和手段划定了税收筹划的范围和途径。
税收上的利益差别，使得税收负担具有弹性。从纵向看，在不同经济时期，国家选择实施扩张性或紧缩性税收政策，使不同时期的税收负担具有弹性；从横向看，国家在地区之间、产业之间、产品之间乃至行为之间，实施不同的税收政策，也使税收负担具有弹性。由于税收调控纳税主体行为是通过弹性税负来诱导纳税主体行为的，因此在税收负担有差异或有弹性的领域里，税收筹划是可行的，是有利可图并且是安全的，是国家所鼓励、所利用的。而在税负无弹性的领域，税收筹划则是无为的、无效的，纳税主体减轻税负的行为，只能是逃税或避税。这也表明，如何根据税收政策找出弹性税负，才是税收筹划的根本途径。
4.税收调控方式决定了税收筹划是纳税主体获得合法税收利益的唯一途径。
税收通过外在税收环境刺激或制约企业的行为选择，使企业适应税收的变化，形成对所有的经济主体总体上一视同仁的激励与制约机制。这表明税收调控并不针对具体的纳税主体，不同的纳税主体所面临的是同样的税收环境。在市场经济中，纳税主体要想获得合法的税收利益，只有通过税收筹划才能实现，而企望得到国家的个别优惠是不现实的。同时，国家税收政策也将根据调控目标与政策实施结果的状况作出新的调整，这就要求企业税收筹划应及时与税收政策变动作出相应的配合，与时俱进地更新税收筹划的内容与方法，而不是一成不变的。由于税收政策的变动，某些今天看来行之有效的税收筹划方法，明天则可能是偷税行为。
四、影响税收筹划的税收因素分析
分析影响税收筹划的主要因素目的在于：把握税收筹划的必要程度，即纳税人在财务规划中把多大精力放在税收筹划上是适宜的；了解税收筹划大致范围和可能达到的程度有多大，节税潜力如何；能带来最大节税利益且又最简便易行的途径何在以及税收筹划所应考虑的其他相关因素。
影响企业税收筹划的税收因素可概括为四个方面：
其一，税收负担水平。税收负担水平包括宏观税收负担和微观税收负担水平。从宏观上看，衡量一国税负高低的公认指标是税收总额T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从微观上看，衡量一个纳税人的总体税负一般不是单纯以某一税种的税负来衡量，而是以企业资本回报率即资本收益率来评价，资本收益率是净收益与利息支出之和同投资总额之间的比值。通常情况下，税负越轻，资本回报率越高，税负越重，资本回报率越低。
税收负担水平对税收筹划的影响主要表现为：首先，税收负担水平决定税收筹划的广度和深度。如果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较低，企业税负可以承受，纳税人就没有必要精心筹划节税策略。因为如果进行税收筹划还要花费一笔节税成本，而所取得的税收利益对资本回报率影响又不大，此时税收筹划的必要性就大打折扣。但是，如果宏观税负和微观税负水平高，税收则成为影响资本回报率的重要因素，是否实施节税策略结果是完全不相同的。其次，国家间税收负担水平的差异，影响跨国纳税人的投资决策。由于国际市场上不同国家或地区同类商品税负轻重不同，不同国家或地区的所得税税负水平也有高低之差，相应的投资回报率也相当之悬殊，所以跨国纳税人在实施经营和投资过程的税收筹划时，往往青睐于税负低的国家或地区。
其二，税负弹性。税负弹性是决定税收筹划潜力和节税利益的关键因素。税负弹性越大，税收筹划的余地和可能的节税利益就越大，税收筹划就越有利可图。在一次性总额人头税制下，由于不具有税负弹性，不产生替代效应，纳税人就没有税收筹划的余地。而在多种税、多次征的复合税制下，各个不同的税种各有不同的弹性，为税收筹划提供了条件和空间。其中，主体税种由于覆盖范围广、税源大、税法规范相对比较复杂，其税负的伸缩性就较大，成为税收筹划所瞄准的主要税种。
税负弹性取决于税种的构成要素，其中主要包括税基、扣除项目、税率和税收优惠。由于税基的宽窄、扣除的大小、税率的高低以及税收优惠的多少，都有较大的弹性幅度，因此各税种构成要素的弹性大小就决定了各税种的税负弹性。一般而言，所得税的税负弹性要高于其他税种，也就成为税收筹划的主要税种。
其三，税收优惠。税收优惠是国家税制的组成部分，是政府为了达到一定的政治、社会和经济目的，通过给予一定的税收利益而对纳税人实行的税收鼓励。税收优惠反映了政府行为，是通过政策导向影响人们生产与消费偏好来实现的，也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重要杠杆。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无不把实施税收优惠政策作为引导投资方向、调整产业结构、扩大就业机会、刺激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加以运用。
税收优惠对于纳税人来说，是引导其投资方向的指示器。充分运用税收优惠政策是税收筹划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既方便、又安全，而且税收利益非常可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