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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1999年12月17日,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邀请部分专家、学者就“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进行了专题研讨。以下是部分专家、学者的观点。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体制改革的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到目前为止,中国宏观经济运行当中始终没有解决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这个问题,这是我们在具体工作当中碰到的比较尖锐的问题。也就是说,在中国,尽管市场经济进展到现在,政府究竟哪些事情能干,哪些事情不能干,实际上还不是很清楚。现在采取的许多宏观经济措施还是政府主导的,比如积极的财政政策、三年国企解困、债转股、开发大西北、发债1000亿、配套贷款1000亿、限产压库等等。这些宏观政策实际上都暗含一个前提,政府是可以驾驭市场经济的。实际上,这个前提本身不存在。为什么呢?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是,政府在市场经济情况下,已经不可能、没有这个能力、没有这个信息、没有这个知识、没有这个资源来确保经济运行逼近多重目标。对于一些经济总量,比方说总投资、总消费、总股价、总价格水平、总储蓄,政府目前也没有办法确保它们的总量和速度。
第二,有关金融改革。目前,对金融改革的不同学术观点相当多,存在很多争议。金融改革进展到现在,实际上剩下的是三个比较简单的问题: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利率自由化、人民币可兑换。中国金融改革的顺序和其它国家相反,我国是金融改革都改完了,最后利率还没有市场化。别的国家金融改革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利率市场化。从中国整个价格体系来看,所有的价格基本上都放开了,唯独利率价格目前还是管着的。能不能管得住是个问题。
第三,在中国宏观经济运行中,货币政策效果有多大?这两年来,原来觉得财政政策可以引致出需求来,现在看来也不如想象的那么多,特别是在消费和非国有投资的增加方面,引致出来的总需求也不是那么大。货币政策究竟在中国有多大作用?现在看来,货币政策在中国是困难重重。基础货币增加比较慢,基础货币投放的渠道比较堵塞。利率已经连续7次下降。1年期存款的名义利率已经到了2．25%,名义利率已经基本降到谷底。尽管通货膨胀率是-3%,实际利率是5．5%,但一个国家的名义利率不可能再低。其它政策,如公开市场政策也不行。工农中建现在手中拿的国库券是最好的资产,不可能卖给央行。扩大再贷款,现在大家不要你的再贷款,这也比较困难。
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樊纲:讲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宏观经济与金融改革。在过去20年中国经济改革和结构变化中,最大的变化是我们发展起了一个很大的非国有部门,它占74%的工业增加值,63%的GDP。但是,我们没有发展非国有的金融机构,这是一个大问题。非国有机构在整个金融资产中所占的比重不到20%,这还算上那些国有股份制企业。自然产生的问题是,创造了不到40%国民总产值的国有部门占有着大多数的金融资产,而创造了70%产值的非国有部门占有着少部分的金融资产。这就产生了双重问题。一方面,国有企业坏债发展到了难以容忍的地步。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的融资渠道不畅,发展受到融资的限制。1998年中央政府、中央银行积极鼓励银行向中小企业、非国有企业贷款。但是1998年尽管增量有所增加,但非国有经济总的感觉是融资渠道在收缩、在下降。因此,1998年非国有投资第一次出现历史上下降的局面。一方面,国有企业已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非国有经济也不能发展。因此,当前宏观经济的问题确实直接和金融体制的问题相关。从这个角度来看,要想根本解决问题,金融改革是当务之急。
怎么实现金融体制的改革呢?中国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和教训是,你想改革这个体制,第一步要做的是去发展新的东西,而不是先去改旧的东西。第二,没有新体制的发展,没有竞争的发展,是不会改革的。国有经济现在之所以改革,是因为非国有经济的很大发展,市场竞争的很大发展,逼着它去改革。金融体制也是这样,金融体制现在最缺的是竞争。现在很多人寄希望于开放和外资机构的进入。对外开放了,对内竞争怎么发展。而且对内竞争的发展能够培养对金融市场的管理水平,能更好地应付国外历史悠久的机构进入中国后的管理问题。我认为,现在从金融改革的角度来看,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非国有银行和非国有金融应该作为首要的任务来做。这件事情做好了,其它很多事情会跟上,包括国有企业的改革、国有银行的改革。最近我们作了一些调研。浙江有些信用社是真正私人的信用社,坏帐率为0．06%。地方的中小银行之所以能更好地为中小企业服务,是因为它运用了许多地方的信息,它的交易成本可以很低,效率可以很高。因此,第一步是创造竞争性的环境。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货币政策和宏观政策的运用问题。货币政策现在的效果确实有限,其基本原因就是刚才所说的,因为我们现在的通货紧缩、宏观经济的运行状况恰恰是由于金融体制的问题造成的。但是,货币政策效果不大,并不是说不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即使搞财政政策,也需要货币政策的配合。这一点,我们需要有所认识。谢平刚才讲过,财政发债券,银行巴不得拿债券,它可以当好资产,一年就可以不干事了。然后基础货币不能增加,债券就有了挤出效应,政府投资的增加实际上挤掉了一部分私人部门投资的增加,因为政府投资等于把贷款吸过去了,而基础货币并没有增加。如果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比如增加基础货币来发债券。因此,在此提出的问题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配合问题。当然,这是一个比较具体的技术操作问题,也是这几年在宏观政策研究和操作方面值得吸取的教训和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国务院政策研究室宏观司司长李晓西:先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财政政策走来走去,走到了金融改革。大家都知道,财政政策中关系重大的是发国债。发国债这个问题,本来是财政政策,但往前再走一步,就是货币政策,和货币公开市场操作工具相关。我们现在的公开市场操作过程中的债券和品种很少,短期的更少。因此,需要丰富的国债品种,这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的结合点。我们现在发国债,都是商业银行接收。商业银行接收后,是在银行间市场上进行交易,银行间市场和交易所市场没有沟通起来。因此,国债公开市场操作没有一个统一的资本市场,限制了货币政策调控的能力,也限制了财政政策发国债对经济的作用。一个新的问题是:这两个市场之间能否有一个沟通?进一步的问题是为什么会有这些市场呢?各类资本市场的统一就涉及到如何理顺央行、证监会、保监会的关系。一步一步推下去,就会发现,财政政策确实需要金融体制改革的配合。顺便说一句,两个市场沟通起来,需要利率市场化。第二个例子是,从货币政策往前走一走,也会走到金融体制的改革。货币政策最集中的是货币供给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和上一年相比,M0、M1、M2差不多都增长15%左右,而且货币政策该放宽的都已经放宽。但最近的企业家调查系统调查了3500家企业,反映的第一大困难是资金短缺问题。一方面,资金供给已经放得比较宽;另一方面,企业感到资金还比较紧张。这如何解释?这就涉及到金融体制改革的问题:利率没有市场化。利率没有市场化,判断货币供给的多少,就没有利率这个最准确的标准,而只能是看同比。同比的问题是,和5年、10年的平均数相比,感到比较合理;可是和超常时候相比,感觉到比那个水平要低。但实际上很难说清是否正常。一方面水库里有水,一方面地里的小苗感到干渴,没有水喝。这就说明我们整个金融体制的传导机制发生了困难。首先,中央银行再贷款给商业银行,商业银行宁可去买国债,宁可少担当贷款的风险,自我约束和自我激励是不对称的。同时,它自己设立的约束机制也非常强,有信贷员终生负责、三级审贷制等等。商业银行从本质上来看,是国家银行,可以到财政部核减亏损指标。它要是不盈利,是不是就不生存?如果真是西方类型的银行,就不能生存了。不赚存贷利差,凭什么生存和发展?因此,要改革商业银行,使商业银行的行为真正商业银行化。货币政策要真想知道供给量的多少,知道钱流到企业中去能否用得起来,就必须要改变金融体制。
三个结论。第一,经济发展到今天,我们的经济已经到了相对过剩的阶段,我们的改革也到了攻坚阶段。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改革统揽全局”。我认为这是改革到目前阶段不能回避的主题。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一点,如果没有改革的推进,发展很难持续。第二,小的政策调整、小的改革,也有助于宏观调控。另外,有人认为,宏观调控是短期的,体制改革是中长期的。我认为不完全是这样。有些小的制度调整,短期就见效。比如同行拆借市场,现在允许进来七家证券公司,情况马上和原来有变化。大的根本性的体制改革,当然需要很长时间。就体制改革本身而言,很多小的制度改革,不要忽略。第三,经济体制改革从总体上看是渐进的。但我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是渐进和激进相结合的。一个阶段是激进,一个阶段是渐进。对于激进还是渐进的判断,不能仅从速度来看。有些东西的变化是质的变化,质的变化就是激进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研究所副所长、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李扬: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说经济形势好,GDP前三个季度增长率为7．4%,在世界上是很好的指标;净出口在增长;经常项目的盈余在扩大;公布的数字说企业的效益在转好,等等。坏消息也有,物价持续下跌;财政赤字在增加;失业率并没有改善;收入水平看来是在下降。人民银行最近公布存款数据,居民存款在下降,企业存款在增长。对居民存款下降的解释是7次降息加上征收利息税。更基础的原因是收入跟不上。各方面的消息非常混乱。最近得到武汉的一个消息是,尽管7次降息加上加税,武汉的居民储蓄存款仍在巨额增长,据调查,老百姓说存款仍然是储蓄的主要形式。我是倾向认为武汉的居民是对的。目前我们没有几种储蓄形式,实物储蓄没有,股票、债券不能染指,只有存款。消息的混乱,不是一个好现象。从1996年开始,中国经济一直处于极为矛盾的状况。
中国经济正处于一个深刻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大家都谈结构调整,讲这个词时,大家心里想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中国的经济学词典里,特别是官员讲结构调整,就是长线和短线。长线压一点,短线增一点。现在的结构调整则不是那么回事。首先,它是在全世界进行结构调整的大背景下进行的。其次,是在全世界都在发展市场经济这个大背景下进行的,是在全球经济过剩、通货紧缩的背景下进行的。这几个背景是非常强的背景。从中国的情况看,结构调整很重要的是更新它的科技基础,总体来说要提高经济效益。这样一些事情是非常大的事情,不可能在短期内实现。因此,我们将会有一个长期的中速发展过程。
说得具体一点,现在的有利因素有一些,第一,中国事实上还在完成工业化,工业化是能解放生产力的,从供给方面会有增加,从需求方面也会有贡献。第二,它在进行体制改革。体制改革尽管没有改革初期皆大欢喜的结果,但净的效果还是会促进经济增长。第三,中国政府已经高度重视了这样一些问题。各种各样的措施都从传统的控制通货膨胀为主的基点转向促进需求这样一个基点,这是很大的一个制度性的变化。我觉得有这么几个大的条件存在,中国经济不会太差。
（一）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应定位为“培养应用型人才”
根据目前独立学院学生的自身“文化基础差，社会活动能力相对较强”的特点，把独立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定位为“培养应用型人才”是比较合适的。[6]这意味着，让学生培养为毕业后能解决实际问题、直接满足社会需求的人才。在教学活动中，应该注重培养“理论联系实践”解决实际问题，能够教给学生实际有用的理论、积累较多的实践经验、形成良好的专业技能。
（二）培养应用型人才所依据基本原则
1.协调发展知识、能力和素质原则培养应用型人才，要在课程设置、教学形式、培养方向方面，注重培养学生全面素质，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使学生能够掌握最有用的知识，形成终生学习、适应飞速发展变化的当今社会的职业核心能力。建立合理课程结构首先，课程体系的构建需要系统完善。其次，适当精简课堂教学课时，增加实践内容，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和创新意识[7]。再次，根据实际情况，除了闭卷考试，还可以采取实践考核、综合开卷考核等形式进行考核。
2.统一要求同时注重学生个性发展学校根据学大纲开设专业课程的同时，也要根据现实需求和学生情况开设一些适合的选修课，让学生获得一定自主性、根据个人情况自由选课，利于的学生个性化发展。加强实践，突出应用型应用型人才的培养，注重对学生的创新性和实践性进行培养。与此相适应的，学院需要增设更多的实践教学环节，如：课程设计、实验教学、课程实习与实践、专业实习与实践、毕业设计、职业资格培训等等对学生进行专门培训；学院也可以开展各类学科竞赛、组织各种社团活动，拓展学生素质，加强应用能力，帮助学生快速适应未来的职场生活。
二、基于独立学院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经济学教学改革
（一）基于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对经济学教学要求
经济学作为大学经济学基础课程之一，要求学生通过学习对经济学知识和基本方法、规律得到初步掌握，并可以形成对经济学的整体认识、养成经济学思维习惯。独立学院的经济学教学，侧重于培养经济学的应用能力，具体有以下几点要求：
1.专业教育与素质教育并重因经济学作为大学基础课程的自身特点，要求教学工作需要注重培养专业性，教给学生专业知识并养成专业能力。但基于独立学院对人才培养的实际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中更要注重对全方面素质的提升，不能有所局限。
2.解释现象同时说明本质因为西方经济学主要是对经济现象的进行的研究，所以经济现象背后一些因素，比如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影响常常会被忽略。所以，在课堂教学中要更多补充介绍这些经济现象背后本质性因素起的作用，弥补不足。
3.讲授理论同时更要注重培养实践性经济学本身就是一门抽象和概括性较强的课程，教学目标也要求学生掌握一定的理论能力，所以在教学活动中难免会中独立学院的学生感到枯燥乏味。但结合独立学院学生的特点和“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教师在教学活动大大增强实践性、操作性，用一些开放、互动模式来增强体验性，加深学生对理论的理解和记忆，提高运用经济学知识进行实际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二）目前独立学院经济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
1.教学形式不够灵活目前独立学院进行经济学教学，仍然是以填鸭式教学为主，与学生互动少，没有把学生体验当成教学活动的考虑因素，不够调动他们的积极主动性。学生课后只是复习课堂笔记内容，很少进行资料查阅分析现实问题，不利于能力形成。
2.教学内容不够丰富在独立学院进行经济学教学，往往根据统一的计划、使用材来进行教学，没有考虑到当地独立学院的实际资源情况、学生素质和社会需求，无法满足培养合格的应用型人才的要求。
3.教学考核形式单一在目前的实际教学情况中，经济学的考核形式仍然是试卷考试。但仅仅通过一次答题考试显然无法考核学生的综合应用能力，需要改革，增强其他种类考核形式对学生进行全面工作的评价。
（三）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下的经济学教学改革措施
1.在教学活动中增加教学案例独立学院中可以结合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将一些典型经济案例引入教学课堂，并对学生进行启发式提问、引导学生主动分析、思考，形成在具体情境中进行探索思考的能力，培养综合能力[8]。学生可以通过查阅资料、分析讨论、探索解决问题等环节，加深了对知识的理解、提高了实际应用能力。可以在教学过程中结合实践教学环节，建立基础实践—专业实践—社会实践的教学体系，紧密结合职场需求制定实践教学内容，设计实验、技术实习、社会调研等环节。此过程中，应注重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组织学生更多地参加社会实践活动。学校方面，应建立校外实习基地，加大对实习基地建设的资金投入，保持与固定企业的合作关系——即校企合作，定期为企业输送在校的专业人才。通过校企联合，建立订单模式，为学生创造提前体验职位的条件。
2.根据市场实际需求进行经济学教学在独立学院中根据市场实际需求进行经济学教学活动，指的是：首先要根据学生本身不同的知识基础来设计教学内容进行教学，利用他们的个性化发展需要；其次要在教学活动中考虑到社会需要对学生进行教学，比如联系我国实际经济背景和经济时事，在经济学理论的框架下，讲述不同经济背景下的就业机会、就业挑战有何不同等等，来让学生在感性层面增强经济学意识。人才培养计划是促成校企合作的重要因素，通知制定关于培养方、委托者、学习者之间的协议，确定不同负责人的职责，独立学院负责培养专业人才，而合作的企业负责对优秀人才的招录，增加校企合作热度，全面深入地培养人才。采取多样考核方式，全面评估学生素质对学生能力的考核，要结合独立学院应用人才培养的要求，采取多种形式来进行。就是说，不可局限于试卷考核，平时考勤次数、听课效果、论文水平、小组讨论能力等形式都可以纳入考核因素之中，符合教学目标，让教学公平，提高教学质量。同时，在校企合作中，独立学院应与企业协商，使得企业能够为校内教师提供实地接受培训、入职上岗、跟班探讨、师带徒的机会，让教师能够身临现场积累实践经验，丰富阅历，并设置相关实践考核体系，将教师在实践任职期间的表现、工作完成情况以及晋升情况进行严格考核，制定审核标准。
三、结论
经济全球化将推动我国的改革进入新阶段，例如：经济全球化大大增加了对政（论文库）府的压力，彻底的政（论文库）府改革不可避免；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全面的市场竞争，加快企业改革，提升企业的竞争力越来越具紧迫性；经济全球化强调金融的国际化，金融部门的市场化改革将首当其冲。
加入WTO为我国提供了新的改革动力。加入WTO是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接轨并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必然选择。加入WTO意味着我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全面开放阶段，逐步放开包括金融、保险、电讯、会计、咨询、旅游等国民经济中的重要产业。我国加入WTO，目的是通过开放市场来解决经济转轨中的深层次矛盾和问题。开放倒逼改革是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新特点，以全面开放推进市场化改革，大大破除生产力发展的制度障碍，以形成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从而在改革开放中提高国家的竞争力。
加入WTO，给我国经济改革留下的时间和空间都十分有限。进入新世纪，改革更具紧迫性。加入WTO，参与经济全球化，我国经济转轨的紧迫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强烈，改革受到严格的时间限制。同时，改革又要面临国内外的双向压力。既有国内压力，又有国际压力。前20年我们的改革虽然存在国际压力，但是因为没有加入WTO，一些规则的遵守带有很大弹性，今后不遵守就要受到惩罚。因此，改革的内容必须符合现代市场经济的规则。从这个意义说，加入WTO是我国的第二次开放，第二次改革。
二、经济全球化将促进经济转轨国家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的结构性重大变化。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形势，我国应当积极推进结构性改革
我国按照WTO的规则参与经济全球化，必然使原有的产业结构、体制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为此，未来几年，我国经济转轨的重要任务在于结构性改革的实质性推进。在保持宏观经济和社会稳定的前提下，抓住机遇，适时地实施和推进结构性改革，就能加快体制创新，从而为促进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经济的较快发展提供真正动力。
结构性改革是改革推进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要求，它强调制度框架的改革和经济调控规则的改变，主要目的是为企业创新发展提供一个良好的制度及规制环境。我国经过20多年的市场化改革，经济体制转轨正面临着许多新的矛盾和挑战：其一，我们采取的渐进式改革的方法在实践中取得历史性成就，同时改革中积累和遗留下来的深层次问题、结构性矛盾日益集中地突现出来，日益对改革进程和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形成制约；其二，无论是在宏观经济层面或经济运行层面，结构性调整和结构性改革交织在一起，结构调整在相当大程度上依赖于结构性改革，结构性改革为结构调整注入新的动力与活力。这是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的重要特点；其三，经济全球化趋势的加快和我国正式成为WTO成员，从外部对我国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和进程提出新的要求，带来新的动力和压力。
由于体制性的结构问题成为改革的突出矛盾，因而实行并加快结构性改革是新形势下改革的重要选择。推进结构性改革，对我国“十五”时期的经济结构调整，对促进经济的较快增长，对保持社会的长期稳定，都会产生重要的作用。应当说，20多年的改革实践已为结构性改革创造了很好的基础。在当前宏观经济和社会都比较稳定的情况下，实施结构性改革的条件也是比较有利的。
推进结构性改革是实现制度创新的关键所在。经济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实质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逐渐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过程又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转轨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整体。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就是面对新旧两种体制的结构性矛盾，加快培育发展新体制因素，并逐渐形成新体制的合理结构，以充分发挥新体制结构的整体优势和作用。因此，结构性改革阶段既同以往的改革相联系，又表现出这一阶段改革的重要特征：
——强调体制创新在推动经济改革中的根本性作用。结构性改革不仅仅在于注重一项新制度的安排，更重要的是重视制度结构的合理性。因为任何一项制度都有其结构性，都以其他制度安排为补充。制度的互补性及其合理结构是一项新制度充分发挥效应的基础和前提。
——强调改革的配套性。由于体制的结构性特点，配套改革的结构性改革阶段具有决定性的作用。结构性改革注重整体改革的配套性、系统性。我国现阶段的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国有企业要与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相配套；深化农村改革要与加快城市化改革相配套；经济体制改革要与政治体制改革相配套。结构性改革既要求经济体制改革的相互配套，同时也要求与社会改革、政治改革的密切结合。伴随经济改革产生的矛盾和问题，已超越了经济本身。全面的配套改革将成为一个大趋势。
——强调法制化建设对推进改革的作用。以立法来保证体制创新的自觉性和目的性，同时制度化、法制化又是结构性改革的基本目标。没有法治的体制创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体制就难以确定。保护已有的改革成果，规范未来的改革行为是结构性改革对法制化提出的基本要求。一是与产权保护（包括知识产权）相关的法制建设对结构性改革的成败具有关键作用；二是依法行政，用法律和制度约束政（论文库）府行为是法制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任务；三是加快与重大改革措施相关的法律制度建设，例如，从法律上进一步明确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事权，这对我国这样一个大国来说十分重要。
经济体制转轨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不仅是一种运行机制代替另一种运行机制，它本质上是体制创新与新体制结构因素不断积累的过程，并且这个转变过程必然是经济结构、社会结构以及政治结构有机结合、整体转变的过程。顺应效率和发展的要求逐步推进和实现这种结构性的调整和改革，对经济转轨国家来说最具实质意义。事实上，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适应于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推进结构性改革，为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寻求出路，也是当今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正在共同致力实现的目标。
作为发展中的大国和经济体制转轨国家，我国推进结构性改革既有与其他国家相同的共性，又有特殊的规律性。当前，我们既要解决制约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矛盾，比如城乡结构、产业结构、就业结构等，但更要关注在我国经济转轨的特定时期，优化制度性结构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根本性作用。
三、把握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经济转轨的特点，我国应当通过重大利益关系的调整，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改革目标
实践证明，经济全球化正面临着一个严峻的问题，即如何防止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扩大。我国的经济转轨已把缩小收入分配的不合理差距提到重要议程。为此，要把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进行有效协调作为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任务，并由此使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政治结构之间相适应。经济改革在某种意义上是经济利益关系的变革和重新调整，在此过程中必然有人受益，有人受损。关键是经济改革能够兼顾利益相关各方，并通过相应的社会改革对利益受损者以及社会弱势群体给予合理的补偿和救助。伴随改革开放的过程，我国原有的社会利益机制、利益格局以及相应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改革新阶段，迫切需要对重大社会利益关系做出主动的、积极的调整。这已成为当前我国改革所面临的突出矛盾。
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最终的归宿，将在新时期改革进程中更加突出。使人民群众在改革过程中受益和得到实惠，是过去20多年我国经济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经验。我国改革的最终目的是要实现广大百姓的共同富裕。随着改革的逐渐深入，原有的利益格局已经发生了重要变化。现实生活中与人民群众利益相背离的现象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严重影响了人们对改革的预期，挫伤了人们理解、支持和参与改革进程的积极性。这突出地表现在各种收入差距不合理拉大；政（论文库）府部门利益集团化和非公共机构倾向突出，腐败蔓延；伴随结构调整和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口增多，城市贫困人口增加；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并由此产生种种结构性矛盾和问题。
在错综复杂的外部环境下，在不确定性因素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的改革更需要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并保持社会稳定的关键。实施并推进结构性改革，应当客观地分析改革的基础和条件，注重分析和把握改革的主要推动力。新时期推进结构性改革，需要格外强调广大群众在改革中的地位和作用，高度重视广大群众拥护改革的程度和参与改革的热情。按照“三个代表”的要求，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首位，应当始终是改革的根本出发点。
市场经济的优势在于它在不同社会及文化中的差异性及适应性。在某种意义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是人民市场经济，是广大人民群众作为主要获益者的市场经济。因而它的根本优势在于广大人民群众不断获取利益基础上的广泛参与。作为顺利推进我国结构性改革的重要保证，明确结构性改革的目标，增强改革的透明度，让广大群众了解改革的进程和内容，并使他们中的多数在改革中获益，过去是、下一步仍然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性改革应予坚持的重要原则。
加快推进产权制度改革，打造与新体制有效运行相适应的制度性、社会化的基础。改革进入新的阶段，实现产权制度改革的突破至关重要。产品短缺是计划经济体制突出的特征和现象。但从制度的缺陷讲，传统计划经济体制最大的短缺是产权的短缺，它的基本特点是产权主体的单一化。这是传统经济体制下不可能产生竞争、没有经济活力的制度原因。经过20多年的改革进程，我国的产权制度改革在某些方面已经有所突破，已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的基本格局。但同时也应看到，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还远未完成。随着市场经济的逐渐展开和深入，产权主体的社会化成为一个必然的要求和趋势。结合我国经济改革的实际进程，以无偿和有偿相结合的原则，多种途径实现企业家、尤其是创业型企业家的价值，规范推进具有我国特色的职工持股制度，有效构建企业与职工的利益共同体，由此推进产权主体由单一化向多元化、社会化的转变，打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微观制度基础，是新时期经济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外，要从法律上赋予和保障农村土地产权关系，为农民增收创造根本性的制度条件。
改革以来，我们在体制上有一个重大变化，就是所有制改革使我们的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结构有了重大变化。经过20年改革，我国形成了四种比较典型的所有制模式。第一种是以东北几省为代表的国有经济模式，国有经济的地位还没有动摇；第二种是以广东的前期和上海的后期为代表的外资经济模式；第三种是以江苏为代表的集体经济模式；第四种是以浙江为代表的混和经济模式。这四种模式特征清楚，对比鲜明。其中对比最鲜明的是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和浙江的混合经济模式。东北的国有经济模式在我国历史上作出过重要贡献，但是改革开放后，由于国有企业的体制和机制弊端造成国有企业产权不明晰，历史负担沉重，所以东北地区近几年的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还面临着许多困难，存在许多问题，如生产效率低，下岗人员多。与此同时，浙江则不同，浙江发展很快，这与它的混合经济模式有很大关系。以温州为代表的混合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曾受到过激烈的抨击，说它存在三个问题，一是私有经济泛滥，二是商业道德沦丧，三是公益事业无人关心。20年后的今天，事实完全不是这样了，温州不但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居于领先地位，而且公益事业也取得长足进展，如大家集资修建公共设施，大家一致打假。从这些情况看来，国有企业多的地方，社会问题就多；相反，多种所有制经济同时发展的地方，就比较稳定。所以，所有制结构不调整，一切无从谈起。加快改革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国有经济的战略布局，收缩国有经济战线，既有利于坚持公有制，又有利于政府从面大线长的国有经济困境中解脱出来，真正转变职能。因此，中央下决心调整国有企业的战略布局，让国有资本从有些领域坚决退出来。
关于如何科学地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本文主要谈以下四个问题：
（一）国有经济战略调整的目标。十五届四中全会提出国有经济应控制国民经济的命脉，国有经济要控制的行业有：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骨干产业。我将其归为两类，一类是政府不投资，则没有人愿意投资的行业；另一类是别人想投资但国家不让投资的行业。除此两类，其他行业都可以鼓励非国有资本进入。换句话说，除此两类，在其他行业国有资本都可以退出。应该强调的是，国有资本的退出只能是“适当退出”而不是“全部退出”。前一阶段流行国有资本全部退出竞争领域的说法，这是不正确的。因为政府要通过国有资本在产权市场的自由流动来实现一些特殊目标，如产业结构的调整，社会保障资金的筹措，等等。另外，即使在以上所说的两类行业中，国有资本也不一定要处于垄断地位，引进非国有资本也是必要的。
（二）国有经济要占优势这个理论要发展。在我看来，国有经济的调整不要有比重限制。以前我们的全民经济比重很大，我们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差点被搞垮了；现在我们的非公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国有经济减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前进。
（三）国有经济调整的主体是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全民所有，到底由谁来代表？由国务院代表，但国务院是个很大的概念，也管不过来，还得由各级政府来代表。但是，各级政府不能随意调整处置国有资产，必须公开、有偿。
（四）国有资产的调整要与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结合起来。有种说法是，借国有资产调整的机会建立经营者持大股。这要视实际情况而定。要使经营者持大股，就必须把握以下几点：一是经营者的定位不一定是原有的经营者；二是不能一股独大（当然卖给私有企业主就不要管一股独大）；三是持大股不是无偿持股；四是持大股的经营者不能享有不同于职工的非市场优惠，要优惠就一定要有根有据。
总之，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将朝着两方面的目标进行，一是大量的国有资本从漫无边际的战线和领域退出；二是形成国家控制、多元化的控股格局。
其中，对于垄断性和公益性极强的行业要注意两点。第一，国家控股就可以了；第二，个别垄断的行业国家完全控制，那些带有竞争色彩的还可以进行切割，可以放开。
二、关于国有企业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
我们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搞得很早，但现在进展并不理想，搞起来的也不规范。有人前不久做过一个调查，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十分规范地实行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这也许有点片面。今后，我国的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要在规范上做文章，主要是四个方面的规范：
（一）要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现在很多国有企业，董事长、总经理没有权，几乎企业所有干部都由政府部门来任命，董事长不能制约总经理，总经理不能制约副总经理。建立规范的出资人制度，应把握三点：一要明晰企业内的国有资产出资人代表，这个代表在一个企业一定要是自然人，而且必须通过招聘产生，必须赋予它相应的权力；二是出资人代表要按规范程序给予董事会行使国有资产投资人职能；三要建立严格、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使出资人代表为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尽职尽责。
（二）要建立规范的产权组织形式。我们不能仅仅从政治意识形态角度考虑，要从经济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资本主义最初的产权形态叫业主制，跟我们现在的雇主制差不多，一个人是老板，其他人是雇员，产权制度很清楚。但是这种业主制有个问题解决不了，就是资本有限，不能赚更多的钱，这样就引入了股份制，扩大了资本。形象地说，如果业主制是一个人的资本主义，那么股份制就是几个人的资本主义。到20世纪50年代末又有了发展，为了进一步放大资本，资本家把一部分股权以有偿、优惠的形式给了劳动者，使股权进一步分散，又形成了所谓的“人民资本主义”。到后来，资本经营者觉得还不够，要使企业获得更大利润，股权结构还应改善，让有才华的专家学者进入董事会，成为非资产董事，即非资本董事决策企业事务。这说明资本主义的股权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我们的国企改革就是要在明晰产权的基础上尽量形成多元化的产权结构。国企改制在产权组织形式方面应把握三个原则。一是尽量不搞独资，如果必须搞独资的话，也要搞多个国有部门的联合独资，以避免形成垄断；二是尝试国家控股的多种股权设置。绝对控股尽量少，要相对控股，特别是搞“黄金股”的控制形式。黄金股这个概念来自于英国，就是通过法律规定使企业中的极少量资本，拥有特殊的权利，在重大问题上可以一票否决。这种制度的好处是：吃小亏、占大便宜；四两拨千斤；船小好调头。如果企业经营不下去了，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处置它，卖不出去就搭配着送出去。三要科学设置和有效发挥独立董事的作用。政府要给国有企业选派至少两名独立董事，以保持决策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但这方面产生了误区。一些人认为，要激励独立董事，就得给独立董事股权，因此，好多独立董事在企业持有股份。这种董事就不能叫独立董事。独立董事不能在所在企业持股。那么，怎样激励独立董事呢？现在正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有一种办法是按上市公司的交易量提出一定比例的资金，设立独立董事基金，独立董事的薪金奖金从此基金中发放。这个钱还是出自这个企业。如果要搞独立董事必须把握两点，这个人一要独立，二要“懂事”。
（三）建立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当前我国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十分混乱，传统的东西和现代的东西混在一起，使法人治理结构很不规范。西方的法人治理有三层，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关系非常清楚。我国是八架马车，老三会，新三会，再加一个经理班子，一个外部监事会，关系十分复杂和混乱。各方面的关系，特别是党委和厂长的关系很难协调。有些企业即使建立了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各管理层也基本上由上级任命，各层之间无法进行有效的领导、制约，最终使企业无法有效运作。近几年进行了一些探索，但还没有一套合适的办法。在目前的情况下，主要是理顺党委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四者关系。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要体现中国特色，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有效结合起来。这又是一个新课题。不管谁管干部，优秀的管理者必须通过市场机制选出。这有两方面好处：一是可以选到真正有才华的人；二是入选的人必须努力工作，否则有下岗的压力。但是我们的国情是党管干部，怎么把党管干部与市场机制结合？我们经过研究已经提出了一个方案，就是先党委提条件并公布，再由有关部门在社会上招聘，经过筛选，剩5个或3个人时，由党委来确定。这个方案才开始试点。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必须走出几个误区，一是走出国有企业的董事长或董事由国家部门指定的误区，通过市场招聘产生董事长和董事；二是走出企业的资产出资人是一个机构、一个班子的误区，变出资人为自然人；三是走出董事长比总经理大的误区，两者是不同责任的主体；四是走出照搬西方模式的误区，要把西方的东西研究清楚，结合我国国情加以应用；五是走出副总经理由董事会决定的误区，还总经理应有的权利。在建立国有企业规范的法人治理结构方面，任务非常重，如果把这些都搞好了，国有企业是有出路的。
（四）建立规范的激励和约束机制。第一，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与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搞好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前提是经营管理者职业化和经营管理者的选择市场化。只有职业化和市场化才能解决薪金的合理定价问题和“红眼病”问题，才能使权力与责任对等。所以，激励和约束机制的建立必须和企业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相结合，使人才选拔市场化。第二，激励与约束并举，在激励的基础上，强化约束力，不能只讲激励，不讲约束。给予激励的同时，应规定工作的目标，如果达不到目标就得处罚。处罚的方式可以考虑以现有的资产进行赔偿，由于非经营因素产生的，还要负法律责任；而最重要的是要建立一个企业家档案，把企业搞坏的人，要逐出企业家行列，而不是换个企业或调到行政部门当官。我曾经对一些企业家说过，中国的企业家是辛苦的企业家，辛苦在于既要办企业，还要办社会，而且还不能自主办；同时，中国的企业家也是最幸福的企业家，他把一个企业搞垮了不仅不去负责任，而且还可以去当官。这都是我们的体制的弊病，我们必须对此进行改革，使激励和约束对等，尤其是道德约束、逐出和禁入制度非常重要。第三，激励要考虑国情。一是形式上可以多样化，如采取股权激励，实行年薪制等等；二是差别不要过大，不要动辄就跟美国去比较，我们没有美国的经济实力，也还没达到美国的发展水平，要着眼国情，跟自己的老百姓比。要体现差别，但不能分化得太厉害；三是应同时考虑对非经营管理者不同形式的激励，对技术贡献者，对特别的劳动奉献者，也要进行激励，因此，激励不仅仅是对企业家，还包括企业的优秀员工。总之，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重要的不在于把财产分给个人，而在于通过财产关系和利益关系，建立一种激励与约束机制，在这个基础上建立一种责任机制，建立为企业发展竭尽全力的责任主体。这才是我们的关键。
三、关于建立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的问题
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是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个大问题，我们已进行了大量探索，但遗憾的是至今还没有探索出一条既适合国情，又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的国有资产管理模式。国有资产运营体系改革的难点在于既要保持国家对资产的所有权，又要使国有资产的运营充满活力。下一步国有资产的运营管理要朝下面四个方面努力。
（一）要解决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又无人负责的状况。目前国有资产多头管理，财政部门管理，企业工委管理，还有其他部门的管理，非常多。多头管理、集体管理却无人负责，致使国有企业不同程度都存在经济问题。造成这些问题的原因，除企业家个人道德素质原因外，主要还是体制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查起来非常困难，问题背后涉及到方方面面，盘根错节。如果不从制度上根本解决，这些问题很难解决。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使国有资产保值增值的统一的管理机构，使责任和权利集中，避免多头管理却无人真正负责的现象。
（二）要授予各级政府国有资产处置职能，使各级政府对辖区的国有资产除特殊情况外有高度的处置权。
1.粗放式的经营管理模式。
一些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未形成系统的、精细的管理模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粗放式管理模式上，没有合理的优化配置资源，没有用较少的投入获得较大效益的意识，在“做大做强”的企业目标下，往往只是注重“做大”，甚至牺牲效益来扩大企业规模，给企业带来了很高的财务风险。不少企业在经济管理问题上存在误区，部分国有企业领导盲目认为经济就是积累起来的金钱，因此对企业的总体规模和总体收入相当重视，甚至把经营收入作为企业运营过程的核心价值和最终目标，但对如何形成企业在技术或管理方面的核心能力却不甚关心。所以很多国有企业都存在这样的问题：盲目扩大企业规模或进行多元化投资，短时间内营业收入提高很快，但是利润率出现了下降，经过几年发展后发现在有些领域的投资完全失败，企业开始出现亏损。
2.忽视对创新型人才的培养。
众所周知，人才对企业发展所起的作用巨大，而创新型人才尤其宝贵。但是在不少国有企业中，高中层管理人员更加青睐执行力强的人才，也就是听话的人才，能够不折不扣地执行管理人员的决策。而对于创新型人才，在国有企业的管理文化与氛围中，得不到重视与培养，他们创新的积极性和才能都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3.国有企业人员分流。
在许多国有企业的发展中，有些部门的人员严重超出了企业发展的实际需要，随着市场竞争的不断加剧，国有企业在深化改革中面临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而企业要想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就要对一些生产技术能力较低的人员进行裁减，以此来争取企业相对较高的经济效益和生产效率。再者就是由于企业的停产或破产，一部分工作人员失业。但考虑到社会对这些人员有限的接纳能力，企业将之释放到社会中不能得到社会的适当接纳，这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的稳定性，所以在深化改革过程中，这些企业对其所释放人员的妥善安置也是国有企业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
4.国企的管理经营者的问题。
在以往的国有企业发展中，其经营管理者都是由政府直接任命的。不可否认，绝大多数管理人员在经营之初都是合格的管理人才，拥有足够的管理才能。但企业面临的市场环境在不断发生变化，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当一个企业的管理工作出现问题，管理人员出现失职，给国家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时，受企业管理体制的影响，伴随着我国国有企业中管理者未指定有效的问责机制的事实，国有企业的管理者受到的最大处分也就是撤职，但对已经造成的巨大经济损失，撤职并不能起到任何弥补作用。6.此外，国有企业在初期按行政系统、行政区划分管理、迫使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自成体系，这些阻碍了综合利用和专业化协作，降低了运营效率；当前部分国有企业具有社会优势资源的垄断权，使其拥有超额垄断利润，一方面这种垄断违背了市场公平竞争的原则，破坏了市场竞争中的平衡性，另一方这种垄断使得企业不思进取，没有动力去提高企业经营管理水平、不断改善产品或服务。
二、产生国企改革中经济管理问题的原因分析
自从我国加入WTO以来，国有企业经历了投资主体多元化、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一系列改革措施，目前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但从国有企业的发展现状来看，企业的经济效益与其预期效果之间还存在着一定差距，企业的竞争力与国际一流跨国公司相比也存在着明显距离。通过分析我国国有企业目前的现状，产生国企改革中经济管理问题的原因如下：
1.国有企业的产业结构不合理。
目前，从我国国有企业所占的比重来看，在三大产业中，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最大，而在第三产业中所占的比重却很小，发展相对也比较缓慢。究其原因，工业主要靠资金、技术，服务业则更加注重管理创新，而这方面正是国有企业的薄弱点。而且在我国国有企业所占比重最大的第二产业中，其内部结构也存在很大问题，在制造业中，国有企业的发展速度较快，在加工工业中，重复建设严重，轻纺织业生产能力过剩，但一些基础性产业诸如新能源、原材料、运输等却发展得相对落后。
2.国有企业的产权不清晰。
国有企业的产权属于国家，但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按照地域结构，国家将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分别下放到各级地方政府，然后各级地方政府再按照政府部门职责进行再分解。这样，地方政府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但对于国有企业的经济主管权，地方政府应如何代表国家对其行使，国家并没有制定出相关的规章制度，这将造成国有企业所有权主体的模糊，国家对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只是形式上的。
3.国有企业经营体制不健全。
深化国有企业改革，需要建立起规范的公司治理结构和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这应该是适应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但是国有企业往往没有积极性主动进行治理结构调整和管理制度改革，只是被动地满足监管的需要。这就导致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徒具形式而无实际作用，企业依然是人治而非法治，而且因为在改革中频繁更换企业管理层，导致管理制度也没有很好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另外，在目前的国有企业改革中，许多国有企业仍然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和完善的约束机制，对于企业经营管理者而言，这就会导致他们挪用侵占国有资产谋取私利，给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对于企业广大员工，则导致他们在生产经营过程中不规范操作，缺乏积极创效的动力。
4.落后的国有企业运行方式。
在国有企业的长期发展中，国有企业的运行方式具有政治化、非理性化的特点。政治化具体表现在国有企业的存在方式具有一定的行政关系，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主体。在进行各种生产经营决策的过程中，企业的管理者很大程度上要服从于政府部门，在运行中，企业的各种政策靠外部行政单位推动。非理性化表现在，政府主导企业扩大或缩小产业规模，主导企业投资的领域和方向，企业经营管理者对投资风险不负担任何责任。这些都不利于充分发挥企业经营管理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造成企业管理落后，在经济管理中形成一系列问题。
三、结语
一、有必要恰当地估计当前改革的进程，以利于进一步增强人们深化改革的决心
我国的经济体制，经过近27年的改革，不仅有力地突破了原来那套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而且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使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整个国家的社会经济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举世公认和有目共睹的。当前的改革形势，总的说也比较好，这都应当充分加以肯定。但时至今日，对整个改革的进程，究竟处在一个什么样的阶段，存在两种明显不同的估计。如有的认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形成，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继续完善的问题；有的则认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或者说“四梁八柱”已经基本形成，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必须进一步突破深化，使之能够尽快全面建成的问题，由于对改革进程估计的不同，理所当然对深化改革的决心和力度的认知就不会完全一样。
对于上述两种不同意见，我个人认为，后一种比较符合改革的实际。其理由主要是：党的十四大报告和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规定，我国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对四个重要方面的体制，包括市场、企业、宏观和分配，进行全面系统的改革。但至今为止，这四个方面的改革，发展都很不平稳，即有的领域改革发展较快，或者说基本上已经可以按照市场经的原则运行了；但有的领域，改革的发展则明显落后，或者说在相当程度仍然只能按照计划经济的原则运行。例如：
1、在市场方面：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主要标志，也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首先必须推进的改革。因为没有市场，就不可能有市场经济。但到现在为止，其进展情况大体只是：商品市场发展较快，以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农副产品收购总额和生产资料销售总额为例，其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的比重，已经分别达到了95.6％、96.5％和87.4％，说明商品市场已基本建成。但要素市场的发展却很不理想，至今土地一级市场基本上还是国家垄断的；资金和资本的运用，绝大部分还主要由国家计划或政府意图安排；劳动力在国有企业中仍然不能合理流动等。当然，无论在什么国家，商品和要素都不可能达到100％的市场化。但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国家，其综合市场度至少应该达到85％左右，而我国现在大约还只有60-70％。说明我们在这方面还有相当的距离。
2、在企业方面：企业体制机制的科学化，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顺利运行必不可少的微观基础。目前改革的现状大致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已经基本形成，特别是非国有制企业，不但其体制机制已经能够同市场经济相适应，而且成了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增加收入、繁荣市场的重要力量。其所提供的国内生产总值和劳动就业岗位，已经分别占全国的2/3和4/5左右，真可谓功不可没。但国有企业，除一些中小型企业已经陆续改制以外，绝大多数大型企业，特别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其体制机制至今还没有发生根本的变化，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要求仍然不相适应。
3、在宏观方面：建立科学有效的宏观调控制度，是保证市场经济健康运行，防止经济出现剧烈波动甚至混乱的重要前提。因此，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依靠层层政府机构、采用指令性计划和行政命令进行调控的方法，必须进行改革。在这方面，至今为止，有关调控手段的改革，即主要运用金融、财税等经济手段和必要的法律手段，来代替指令性计划和行政手段进行调控，仅已经基本建立起来，而且在最近两次宏观调控中得到了成功的运用。便一整套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包括机构精简、职能转换、人员压缩等，不仅至今还未到位，而且成了当前进一步深化改革的主要障碍与阻力。
4、在分配方面：如何坚持按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认真搞好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不仅是在市场经济运行中，有效调动发挥劳动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和不断增强改革动力的重要手段；而且是构建和谐社会、达到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目的的主要条件。这方面的改革，现在进展的基本情况是：在同一行业和同一单位的初次分配中，原来那种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分配制度已经打破，主要体现效率优先，按照劳动数量和质量的分配格局已经逐步形成。但不足的是，在不同行业和不同单位之间，仅仅由于经营与垄断条件的不同，劳动者的分配差距明显偏大，加之，一整套必不可少的再分配制度，包括严格的税收调节制度和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至今还没有全面建立起来。导致在贯彻“效率优先”的同时，如何做到“兼顾公平”的改革问题，至今也还是没有解决。
与此同时，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不仅要求在上述四个方面的改革，都达到一定的程度，而且还必须有一套完善的法律法规来加以规范或巩固。现在非常明显，我们这套法制也很不健全，许多必不可少的法律法规都还没有建立起来。
因此，准确地说，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框架已经形成但未基本建成，计划经济体制虽已不占优势，但在许多方面仍然起着重要作用这样一个两种体制并存的过程之中；或者说，还只是一个“半拉子”工程。这个过程，既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为两种体制并存，互相之间的矛盾、漏洞、摩擦甚至冲突必然较多，在实际生活中，出现这样那样的经济秩序混乱甚至某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在所难免，同时，这也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两种体制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优越性不可能充分发挥出来，人们对改革的拥护程度必然明显降低，改革的动力势必不足，有时甚至会受到种种责难与非议。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地认识与恰如其分的估计。从而下定决心，充分调动和发挥多方面的积极性，因势利导，大踏步地把改革继续推向前进，力争尽快渡过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阶段，取得改革的最终胜利。决不能将改革的进程估计过高，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基本建成，甚至说已经进入了“后改革时期”。从而放松改革的进一步深化，贻误时机，导致各种经济社会矛盾越积越多，甚至掉入所谓的“拉美陷井”，使改革前功尽弃。
二、要正确认定深化改革的思路，以利于重点改革措施的顺利推进
当前深化经济改革，重点肯定应该放在上述至今明显滞后的四个主要方面，即要素市场化，国有企业体制机制，政府行政管理体制和建立合理的再分配制度。但从现阶段的条件看，要将以上四个方面改革一起全面推向前进，也不可能。寻首先应该选择哪个方面？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与研究的问题。因为选择得好，则可能做到事半功倍，顺利推进；选择得不好，有可能导致事倍功半，踌躇不前。今年以来，人们对改革重点的强调，多集中在两个方面，即以政府改革为重点，或者以国有企业改革为中心。这从当前改革滞后影响的程度或者“抓纲带目”的重要性来看，应当说都很正确，没有什么错误。但从实际情况出发，我认为现在要加快这两个方面的改革都很困难。这主要是因为：
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不仅直接涉及种种权力和利益关系的深刻调整，而且在许多方面还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从理论上说，经济体制改革，归根到底是权力与利益关系的调整，这一般不难理解。但过去的调整，主要是在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或者企业与个人之间的调整；而且往往是从上调到下，从少调到多，从无调到有的调整。也就是说，从地方、企业和个人的角度来衡量，一般都是得利的多，受损失的少。因此，比较容易为人们理解和接受。而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所带来的权力和利益调整，基本上是一种政府自身和横向的调整；特别是属于政府机构精简、职能转换一类的改革，对于某些政府单位和个人来说，最终可能是机构有撤无立，权力利益有失无得的调整，其阻力肯定是很大的。加之在我国现行制度下，政治体制是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基础，也就是政府行政体制必须服从和服务于政府体制。政治体制改革不动，政府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不少都是难以到位甚至是很难启动的。
国有企业改革的困难也类似，不仅涉及种种权力利益的调整，而且涉及不少意识形态问题。例如，国有企业改革的核心是产权改革，改革的目标是通过产权的改革或重组，将中小型企业逐步有偿转制为非国有或非国有控股的企业，大型企业逐步改为“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公司制股份制企业，在理论和原则上本来已经解决，这是很有利的。但是，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国有企业的产权改革或转制，似乎又变成了非常奥妙和敏感的问题，真要较快推进，很可能就会受到传统观念的批判与非议，特别是在对于国有企业的主要经营者如何选拔任用等问题上，现有的一些政治原则也很难逾越。
因此，我认为当前的深化改革，最好能够适当先避开上面两个难点，改为以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为重点，这样做，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好处：一是基本不会涉及政治体制改革与意识形态的争论问题，从而大大降低深化改革必不可少的重要前题。二是政府有这方面的压力，群众有这方面的要求，推动改革的动力相对较强。因为生产要素不市场化，由于金融系统长期吃“大锅饭”而困扰政府的国有商业银行呆账坏账，和各式各样依赖土地以寻租的腐败现象不可能减少，不搞好合理的收入分配调节，群众普遍不满的分配不公和居民收入差距过于悬殊的问题不可能解决。三是有利于缓和乃至逐步化解我们当前面临的两大潜在的风险：一个是金融风险；一个是社会风险。这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在近期有可能出现的两大重要风险，或者说有可能发生的所谓“危机”，是我们在领导经济改革与经济发展中，必须加以重视并认真对待的。
有关进一步深化上述两方面改革的一些重要内容，分述如下：
1、关于进一步加快经济市场化进程，积极推进要素市场化问题。其核心，是要尽快搞好资金和土地两大要素的市场化。在这里，金融体制改革首当其中。改革的重点：
一是要进一步完善资金市场。包括：积极推进国有商业银行的公司化，通过产权重组，改制上市，吸收境内外机构投资者入股，实现产权明晰与股东多元化，以有效转变其经营机制，建立起科学的法人管理结构，增加外来人的监管。从而尽可能减少各种漏洞与损失，大幅度提高银行资金运用的效率和效益。同时，适当发展非国有金融机构，继续贯彻落实利率市场化政策，缓解中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建立健全资金市场的各种规章制度与秩序，确保资金市场的不断健康发展。
二是要进一步发展资本市场，特别是股票交易市场。包括：尽快通过股权分置改革，解决长期存在的同股不同权、同股不同价、同股不同利的股市扭曲问题；加强对股市的严格监管，形成一套合理的进入与退出制度，以尽可能提高上市公司的质量，增强广大股东入市的积极性与信心。从而使股市真正成为既能够有效发挥积聚社会资金，扩大直接融资渠道，促进企业经营机制转换、优胜劣汰的重要作用；又能够防止变成少数单位和个人，依靠弄虚作假、谎报信息、故意圈钱，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的场所。
三是要逐步放开外汇市场，稳步推进汇率市场化。在这方面，前不久我们已经开始起步、对人民币汇率进行了小幅度合理调整，并将原来基本与美元挂钩，改成了以一揽子货币为参考。力争在不太长的时期内，逐步建立完善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保持人民币汇率的合理、均衡上的基本稳定。
加快土地市场化改革的重点：一是根据我国人均耕地少、土地稀缺的实际，对土地征用必须依法严格控制，防止土地闲置与浪费；二是在征用土地时，必须对农民或城市拆迁居民进行合理的补偿，防止因此损害农民或居民的利益；三是对批准可开发的土地，除特殊情况外，必须通过公开招标拍卖，防止少数单位和个人，利用土地寻租谋私、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发生。
2、关于加强收入分配调节，逐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保障制度。其要害是，要尽快想办法缩小现在居民收入差距过大与城乡低收入居民的基本生活缺乏必要保障的矛盾。在这方面，当前需要深化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是合理调整积累与消费的分配关系，适当降低积累率，扩大消费基金的比例，现在我国的国民收入分配中积累率太高了，消费率太低了，如2004年两者的比例达46∶54，不仅大大超过发达国家一般20∶80左右的水平，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一般30∶70左右的水平。由于在社会生产中，投资品与消费品的生产，客观上存在着一定的比例关系，在分配中积累率太高，意味着投资的规模必然很大，势必导致投资品的需求过大，供应紧张，价格快速上涨；消费率太低，意味着群众可能消费的能力偏小，购买力不强，势必导致消费品的需求不足，市场销售不畅，价格非正常下落，从而影响社会生产的正常运转和经济效率效益的提高，适当压缩积累的比例，扩大消费的规模，不仅将有效缓解现在明显存在的投资品与消费品二者供求错位的突出矛盾，使市场特别是消费品市场进一步趋于繁荣，从而进一步提高企业开工率，扩大劳动就业，增加国家税收，给整个经济发展带来良性循环。而且，通过对扩大部分消费基金的合理分配，有意识地较多向农民与城市低收入居民倾斜，还有利于缩小高低收入分配差距，有效缓解现在由于居民收入差距过大所带来的种种社会压力。
二是严格控制部分行业职工收入分配水平过高问题。在一般市场经济国家，同等水平的劳动者，在不同行业工作的收入水平，除了极少数高技术、高风险的行业以外，一般不是很大的，但我国现在不是这样，二者的收入水平往往相差悬殊。究其原因，主要是一些垄断性行业，一方面依靠国家赋予的垄断地位，一方面又可根据市场供求不断上调产品销售价格，导致其利润率长期虚高，职工收入水平也居高不下。这是非常不合理的，应当想办法严格加以控制，以利于从源头上消除这种不合理的分配差距。
三是切实加强完善税收制度的调节。在一个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必须实行效率优先的分配原则，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间的收入差距往往都是比较大的。不如此，不可能调动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为了分解这种差距过大可能带来的矛盾，国家必须通过征收所得税，遗产税或赠予税等制度合理加以调节。即对一定水平以下的低收入居民，可以免征个人所得税，对超过一定水平的必须依法纳税。而且税率是累进的，收入越多纳税的比例越大，从而有效调节原来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关于个人所得税制度，现在我们已经初步建立起来，但由于一套相应的合理扣除制度与征管的办法很不健全，其应有的良好作用还远远没有发挥出来；特别是对于遗产税、赠予税，我们还处在议论的阶段。在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中，必须将其作为改革的重点，确实建立健全起来。
一、所有制关系
1．所有制变革。20世纪80年代，由匈牙利、波兰、捷克等东欧国家开始，蔓延到苏联的“市场社会主义”改革，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完全相同。东欧国家的改革，实行国家所有制并发展市场，取消命令经济。改革产生了一些变化，但是不彻底。
从中得出的第一条经验教训是，一个有效能的市场或者说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在所有制结构、财产所有权结构中私有制占主导地位和财产私有权的支配地位。这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有制所有权结构中的地位，不是以其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来反映，而是以企业的规模与性质去决定。如大型企业、金融机构是否具有私有性质。
私有制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其所有者既可以是人格化的，亦可以是非人格化的。所谓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明确的、明晰的，它或者是专门的投资机构、或者是投资者集团、或者是某位个人。所谓非人格化的所有者，即企业的所有者是不明确的、不明晰的，它或者是保险机构、或者是银行及投资基金、或者是证券市场中购买上市公司股票的投资者。在美国的所有制结构中，非人格化所有者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在东欧改革中，这一问题曾引起较大争议；我个人认为应以非人格化的所有制占主导、但是从过程发展的顺序看，所有制的起源是从人格化的所有者开始，逐步进化到非人格化在所有制结构中占主导、支配地位。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二条经验教训是，运行良好或有效能的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必要条件是，允许并鼓励个人所有制即个人化、人格化的所有权制度，不要以非私人的所有制或非人格化的所有者硬性地人为地取代个人的所有权制度。
2．东欧国家国有企业变革。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与生产资料所有制变革，如何处置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国有资产？有两种设想，一是出售所有权，二是分配所有权。
其具体操作有多种方式与技巧，如抵押、股权证等。所有国民及国有企业员工都能得到国有资产分割出的一小部分所有权。捷克和俄罗斯就是这样做的。1989年，我在一本《通往免费社会主义的道路》的书中指出，对国有企业应采取拍卖等形式销售，而不是配置给国民。如果每位国民都分配，企业就有很多所有者，也就等于没有所有者，这是社会主义企业的普遍问题。
国有企业常常出现亏损而资不抵债，对这样的企业不能拍卖销售，只能破产。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三条经验教训是，对于国有资产不应分配给每位国民，但可以大规模销售出去。
3．如何选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所有制变革、企业变革，未来企业的所有者是由企业内部人担当还是由企业外部人承负，是Insider还是Outsider，用效率这把尺子衡量也是很困难的。当私有制被强大的社会力量推动后，企业内部员工的愿望是谁靠近火谁先得到肉（注：中国相应的说法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而市场经济的经验证明Outsider作为企业所有者是更有效率的。这是因为，Out－sider更易于监督企业管理者，如果企业管理者没有效率，来自外部的企业所有者可能容易地将其解雇。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四条经验教训是，对于由谁来担当企业未来的所有权人，Outsider比Inside，获得所有权要好。当然从法律上并不需要禁止Insider所有制，只是政府应鼓励Outsider所有制。
4．怎样对待亏损企业。企业由于亏损资不抵债不能生存下去，宣布破产是一件困难的事。这是一个有秩序的过程，债权人将分割破产企业，以拍卖的形式将其肢解卖掉，可能会有人买下整个企业。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五条经验教训是，对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重要的手段是通过破产与清偿实行私有化。
二、经济运行中的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
在东欧国家经济改革开始之时，我们必须去做两个重要方面的改变。一是自由化，即废除早期对经济活动的法律限制、行政约束和官僚管制的所有变革，包括劳动的自由、放开价格、市场进入与退出自由等；另一方面是改变所有制。那时起，我们需要新的约束、新的规则。在原先经济条件下，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一种行政管制，体制上分为上层的管理部门和下层的执行者，通常由上层下达命令，由执行者执行命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体制上是一种平行的、横向的关系，规章制度与约束机制是买者与卖者的关联。这种市场约束成为我们市场化改革中最大的问题。因为在过去，人们习惯于遵命。而现在市场经济中，卖者与买者不是被命令与命令关系，但却出现了卖者不能按照承诺兑现合同、拖延时间不按期交货；而买主则在收到货物后不履行付款义务，以至形成债务连锁反应。
约束系统的另一个层面是银行与企业的关系。银行借款给企业，而企业作为贷方却既不还本又不付息。这在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中，违约不履行合同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但在后社会主义国家对此还远不适应。在《短缺经济学》中，我讨论了软预算约束带来的危害。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软预算约束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国有企业拖欠的债务总会由政府处理掉。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六条经验教训是：改革需要新的规则与约束，一个有效能且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强化合同管理、严肃全融纪律秩序和硬化预算约束都是必要条件。
在制度变迁的初始阶段，银行仍为国家拥有，这是造成软化预算约束的一个重要原因。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不能得到偿还，这成为一种隐蔽的财政补贴。一些企业看上去拥有很多财产，但亏损的窟窿却更大，坏帐、呆帐很多。在经济运行中，应该注意呆坏帐指数，如果指数很高，那会对银行系统构成威胁，成为一种定时炸弹。在市场经济状态下会发生金融危机，而且可能会突然发生。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七条经验教训是，银行提供给企业的软贷款是没有透明度的，应清理和改组那些不能依据审慎和缜密的银行业务规则运行的金融部门，将来完成银行部门的私有化。
三、法治法制建设
新的规则、纪律、约束能够得以遵循、遵守、执行，必须有制度保障，这要从一系列立法工作做起。如破产法、合同法、会计法、银行法等等。法律规范必须严厉、明确，需要完备的法律法规系统，且法纪亦严明。熟悉民商法的律师应起重要作用。
从东欧国家经济改革中得出的第八条经验教训是，强化国家法律是有效能且良好运行的南场经济的必要条件。
四、对腐败行为的防范监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