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7-09 09: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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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中日信托法立法差异比较分析不足及改进
中国和日本都是在本国缺乏信托制度历史沿革和传统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从英美法系中整体移植了信托法律制度，基本上保留了其整体的价值功能与法律构造。但一项外来制度能否在本国发挥作用，关键在于它是否能够和本国的法律传统与法律框架及现实的社会、经济、文化环境较好地融合起来，使其能切实符合本国实际。日本《信托法》实行已有近80年历史（1922——），实践证明是比较成功的。我国《信托法》刚刚开始实行，其效果如何尚待时间检验。但分析探讨中日信托制度立法上的差异，及其产生的不同的法律后果，无疑将有助于我们对信托这一新生制度的认识和在现实生活中的运用。
一、关于“信托”的定义
从信托产生、发展的历史和功能看，其最基本的含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信托财产的转移，主要是所有权的转移，也可能是其它处分，如在财产权上设定用益物权或担保物权；一是受托人对信托财产的管理、处分，这都是信托的最本质内涵。可以说，二者缺一则不成其为信托。因此，日本《信托法》第一条明确指出：“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办理财产权的转移或其他处理，使他人遵从一定的目的，对其财产加以管理或处理。”这个定义完整、清晰地表现了信托的两个基本内涵。而我国《信托法》第二条却是这样定义的：“本法所称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信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权委托给受托人……。”这个定义中的关键之处在于“委托”一词含义不明。一般来说，“委托”多用于行纪和关系中，即一方（行纪人或人）接受另一方（委托人）的委托，以自己（行纪关系中）或委托人（关系中）的名义，为委托人的利益行事。但无论是行纪还是，与信托都有本质的区别，即前者均不转移财产的所有权，而且所有权与利益不产生分离，都归属于委托人，而后者须有财产权的转移，而且所有权与利益发生分离，所有权归受托人所有，利益则由受益人享有。因此，“委托”一词非但没有揭示信托的本质属性，而且混淆了信托与行纪、等法律关系的界限，是不科学的。我国大众对信托的概念和性质的认识本就非常模糊，立法上更应该讲究用词的准确和明晰。也许，我国是考虑到信托财产“二元所有权”的特性，担心与我国现有的民法体系格格不入，而有意作出这样含混不清的规定。但信托制度发源于英美法系，其特性决定了大陆法系民法的传统架构很难将其完全包容。我们既然决定将其移植到国内，就应该按照它内在的法律属性清晰地定义它，从而将它同其它法律关系区别开来。在这方面，不妨可以借鉴日本移植信托制度所采取的开放务实态度。
二、信托公示的效力
信托财产的独立性是信托制度的一个基本法观念。独立性是指信托一旦有效设立，信托财产即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固有财产中分离出来而成为一项独立的财产。从而使信托财产处于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三方债权人的追及范围之外。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可以保证信托财产的安全，确保信托功能的实现，但同时也给交易第三方带来了困扰，因为第三方无从知道交易对象究竟是不是信托财产。因此，法律有必要在保证信托财产独立性的同时，切实保护交易第三方的利益，在这方面，信托公示制度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信托公示，是指通过一定方式将有关财产已设立信托的事实向社会公众予以公布。从而使交易第三方对交易对象是信托财产还是受托人自有财产能充分识别，保证第三方的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确保第三方免受无谓的损失，从而平衡受益人和第三方的利益关系。从国际上看，英美信托法并未规定信托公示制度，而大陆法系的日本信托法则有此规定。日本信托法第三条规定：“对应登记或注册的财产权，如不登记或注册，其信托不得对抗第三者。”我国也规定了信托公示制度。《信托法》第十条第一款规定：“设立信托，对于信托财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办理登记手续的，应当依法办理信托登记。”这一规定能有效保护第三方利益，保障交易安全，提高交易效率，对受托人履行职责也有监督、促进作用，是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但我国的信托公示制度与日本信托法存在一个重大差异，即日本信托法采取的是公示对抗主义，我国信托法则采用了公示生效主义，把是否经过信托登记作为信托是否生效的要件。《信托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未按照前款规定办理信托登记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不补办的，该信托不产生效力。”信托公示对抗主义与公示生效主义之间存在着截然不同的法律效果。前者只影响信托的外部关系，即信托与第三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对信托的内部关系则殊无影响。对已经公示的信托财产，可以对抗第三方，即信托关系人可以对第三方主张信托关系存在；应公示而未公示的信托财产，则不得对抗第三方，即信托关系人不得向第三方主张信托关系存在；后者则既影响信托的内部关系，也影响信托的外部关系。对信托的内部关系而言，一旦信托尚未登记，则对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不产生法律效力。即使信托契约已经登记，信托财产已经由委托人转移至受托人，受托人仍无权利义务管理、处分信托财产，受益人也无权利收取信托财产所生利益，委托人也可以信托尚未生效为由随时取回信托财产；对信托的外部关系而言，既然信托尚未生效，受托人尚无权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信托财产仍归委托人所有，则第三方就信托财产与受托人交易，当然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委托人可以根据物权法原理，直接从第三方处追及该信托财产，受托人还可能承担无权处分他人财产的法律责任。可见，采取信托登记生效主义，不单对交易第三方无法律保障可言，对受托人、受益人来说也缺乏保障。从国际上看，英美信托法制根本无公示制度存在，甚至还有所谓秘密信托，即有意不让外人所知的信托，同样无损于信托功能的实现。日本信托法采取了信托公示对抗主义，以更好的平衡受益人与第三方的利益关系。我国信托法则走上了另一个极端，非经登记，信托不生效力。立法本意可能是为了督促委托人和受托人及时办理信托登记，确保交易安全，却忽略了信托制度存在的功能和目的，在实际上危害了交易安全，损害了受益人、受托人和第三方的利益。笔者认为，信托的设立应主要是一种契约行为，一旦委托人和受托人就信托设立事宜达成一致并签定书面合同，委托人将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则应认定信托生效，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之间根据信托合同发生权利义务关系，受托人依合同处理信托事务对外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信托公示仅产生得对抗第三方的效力。我国应考虑对《信托法》第十条有关信托公示效力的规定进行修正，以期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
三、信托管理人制度
受益人应该自行维护其自身利益，这是信托法的一条基本准则。但在某些特殊场合，受益人却无法或难以行使这一权利。具体包括以下情形：1、在公益信托，受益人是不特定的社会大众；2、信托契约仅规定了受益人的资格或条件，却未明确指明该受益人，或者规定受益人必须具备一定的资格或条件，而受益人因为资格或条件的具备或丧失可能发生变更；3、在信托成立时，受益人尚不存在，例如以将来出生的子女或将要设立的法人为受益人；4、在信托人多而分散的情况下，受益人行使受益权存在诸多不便，而且由于“搭便车”现象的存在，许多受益人可能怠于行使受益权。为了切实保护上述受益人的利益，通过立法设立信托管理人，代受益人管理受益权和信托利益，就显得必要。日本《信托法》第八条规定：“受益者不特定或尚不存在时，法院可根据利害关系人的请求或依职权选任信托管理人……信托管理人，就信托事宜得以自己的名义，为前项受益者行使诉讼上或诉讼外行为的权限。”由此可见，信托管理人独立于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之外，以自己的名义，行使受益人的权利，而为诉讼上或诉讼外的行为。前者包括以受托人违背管理职责或者处理信托事务不当给受益人造成损失为由提讼，或者当受托人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时，请求法院撤销；后者包括受领信托收益，查阅、抄录、复印与信托事宜有关的记录、帐簿及批准受托人的辞任等。可见，日本信托法对受益人的保护是十分周全的。相比之下，我国信托法没有普遍设立信托管理人制度，这不能不说是立法上的缺憾。从信托制度的主旨看，主要出发点就是谋求受益人的利益。但当受益人存在上述情形时，一方面其自身无法行使权利，法律又不另行规定他人代为行使，则其享有的受益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另一方面，受托人不知向谁交付信托收益，还可能由于缺乏监督而怠于行使管理、处分权，从而造成受益人的进一步损失。从保护受益人、监督受托人的角度看，设立信托管理人制度有百利而无一害。实际上，我国《信托法》为公益信托设立了信托监察人制度，从第六十五条的规定看，所谓信托监察人，实际上就是日本信托法中的信托管理人（但监察人这一用语是否恰当，尚值得商榷）。既然公益信托可设立管理人，为什么私益信托不能规定管理人制度，颇让人费解。建议对私益信托也设立管理人制度，以切实维护受益人的利益。
四、关于信托财产占有瑕疵的承继
在信托关系中，信托财产的所有权须由委托人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因此而成为名义上的所有人。当信托财产为动产时，委托人将财产交付于受托人即实现财产权的转移。依照大陆法系民法制度，信托财产似也可适用“善意取得”制度。果如是，则即使委托人对出让的财产的占有有瑕疵，只要受托人受让时为善意，信托财产就发生有效转移，信托也因此成立。信托一旦成立，信托财产则发生“闭锁效应”，可以免受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的债权人的追及。委托人可以利用把非法占有的财产设立信托的手段来逃避真正财产所有人的追究。由此可见，如果在信托财产的转移上适用“善意取得”制度，会鼓励委托人滥用信托，侵害他人利益。另一方面，受托人虽然取得信托财产的所有权，但他并不能从该财产上取得利益，因此也无必要使他获得优于真正财产所有人的保护。因此，法律有必要排除“善意取得”制度在信托关系上的适用。日本信托法第十三条规定：“受托者占有信托财产时，应承继委托者占有的瑕疵。”这一条规定再一次显示出发源于英美法系的信托制度与大陆法系传统民法构架在部分领域的冲突和矛盾以及日本在移植信托这一外来制度时所采取的开放务实态度。与此相比，我国信托法则再一次体现出立法上的不足。我国仅规定：信托财产必须是委托人合法所有的财产（《信托法》第七条）；委托人以非法财产设立的信托无效（《信托法》第十一条）。立法本意也是否定委托人以占有有瑕疵的财产设立信托，但这种规定在实务操作中却会产生种种不便。依日本信托法，只要委托人的占有有瑕疵，则受托人的占有也同样有瑕疵，则财产的真正权利人可根据物权法原理直接向受托人主张权利，追及该财产；依我国信托法，当委托人以非法财产设立信托时，先要确定其无效，由受托人向委托人返还财产，财产的真正权利人再向委托人主张财产权利。而且，按照我国信托法的规定，信托成立一般采取合同形式，则依合同法原理，究竟谁有资格主张信托无效也是一个难解的问题。我国不妨借鉴日本信托立法的经验，直接规定受托人应承继委托人对信托财产占有的瑕疵。
五、关于受托人委托他人信托事务的责任问题
信托关系产生于当事人之间的信赖关系，因此，原则上受托人应亲自办理信托事务。但法律也规定一些例外情形，允许受托人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代为处理。我国信托法和日本信托法对此都有明确规定：当信托文件另有规定或存在迫不得已事由时，受托人可以委托他人代为处理信托事务（该他人在下文称为“转受托人”）。但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应承担的责任问题上，中日信托法却规定迥异。我国信托法第三十条第二款规定：“受托人依法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的，应当对他人处理信托事务的行为承担责任。”日本信托法第二十六条则规定，受托人只负选任和监督方面的责任；而代替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者，与受托人负有同一责任。由上可见，我国信托法对受托人的责任适用的是传统民法中的本人和人理论，即认为人行为的法律后果归属于本人（受托人），则行为产生的责任理所当然也应由受托人承担；日本信托法则超越了传统的民法理论，而把受托人的这种委托行为视为是处理信托事务的权利义务的转移，即转受托人不是以受托人的名义、为受托人的利益行事，而是直接为受益人的利益、以自己的名义处理信托事务，他处理信托事务无须受托人另行授权或批准，也不对受托人负责；而受托人除了保留选任和监督的义务外，不再有处理信托事务的权利和义务，不再管理、处分信托财产，也不再承担相应的责任，信托财产管理和处分上的一切权利义务及其产生的责任都转归转受托人所有。比较两种规定，可以看出，日本信托法对受益人的保护更加周全，也更符合信托本身的功能设计。一般来说，受托人是在迫不得已、自己确实无法亲自处理信托事务或自己处理信托事务会给受益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才会将信托事务委托他人。按照我国信托法的规定，转受托人只是受托人的人，只对受托人负责，不直接对受益人负责，因此很难保证其能尽职尽责；另一方面，受托人在无法亲自处理信托事务而另行委托他人的情况下，仍不能免除责任，这既不公平，也会打击受托人当初接受信托的积极性；日本信托法则既确保了转受托人对受益人同受托人一样的责任，保护了受益人的利益，又在受托人不再实际处理信托事务的情况下免除其相应的责任，也保护了受托人的利益，提高其接受信托的积极性。因此，比较而言，日本信托法的设计无疑更加合理有效。
六、关于受托人对受益人的责任
信托一经设立，委托人就基本退出信托关系，而由受托人承担为受益人利益处理信托事务的权利义务。可见，信托关系中最重要的内容就是受托人和受益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一般情况下，既然信托财产的收益和损失都归属于受益人，则受托人当然只在信托财产现存的范围内，对受益人负履行的责任，即受托人对受益人承担的是有限责任。这一点，我国信托法第三十四条、日本信托法第十九条都有明确规定。但在例外情形下，即如果受托人因管理不当或违反应尽义务造成信托财产减少而损害受益人时，就应对受益人负无限责任，受托人必须以自有财产赔偿受益人的损失。在这方面，中日信托法都有规定，但其内容却大相径庭。我国信托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禁止受托人“将信托财产转为其固有财产”，第二十八条原则禁止“受托人将其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进行交易或者将不同委托人的信托财产进行相互交易，”如违反规定造成信托财产损失，受托人应承担赔偿责任；日本信托法则在第二十七条规定，“受托人因管理不当，致使信托财产遭受损失”的，受托人负赔偿责任。由此可见，我国信托法对受托人承担无限责任的情形采取的是逐一、具体列举的方式，日本信托法则是采用抽象、概括规定的方法。正是这种立法技术上的差异，使日本受托人对受益人承担无限责任的情形远比我国要宽泛，因为“管理不当”远远不止我国信托法规定的两种情形。
一般说来，受托人对受益人负有以下几方面的基本义务，如果违反这些基本义务而造成信托财产损失，都应承担无限赔偿责任：1、忠实义务，即以受益人利益为处理信托事务的出发点。包括两方面：（1）受托人不得置身于信托财产利益与其自身利益彼此冲突的地位；（2）受托人处理信托事务时，不得自己得利，也不得使第三方获得不当利益；2、注意义务，即受托人应尽善良管理人的注意义务，象处理自己的事务一样处理信托事务。这在金钱信托中尤为重要。如果受托人随意将信托财产投入高风险、高投机领域，有可能给受益人造成重大损失；3、分别管理的义务。因为信托财产的独立性，其并不属于受托人的自有财产范围，所以受托人理所当然应将自己的固有财产与信托财产以及受托管理的多个信托财产分别进行管理。这可以防止受托人滥用权利给受益人造成损失或对不同的信托财产给予不公平的待遇。
从我国信托法看，仅对受托人违反忠实义务的情形规定了无限责任；而日本信托法规定的“管理不当”则涵概了上述的全部情形，即只要受托人违背了对受益人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分别管理义务和其它应尽义务，并因此给信托财产造成损失的，都必须承担无限赔偿责任。可见，在日本信托法下，受托人对受益人承担了更多更重的责任，从而促使受托人更加尽职尽责地履行信托义务，处理信托事务。这是实现信托目的所必须的。信托是为受益人利益而设立的，受益人对信托财产却没有管理处分的权利，其信托利益能否实现主要依赖于受托人，因此只有课以受托人较重的责任，才能促使其更好地履行对受益人的忠实义务、注意义务和分别管理义务及其它法定或约定的义务，从而更有效地保障受益人的利益。相比之下，我国信托法对受托人的责任规定明显偏轻，虽然规定了受托人对受益人的注意义务和分别管理义务，但对其违反义务而给信托财产造成损失的，竟没有特别课以任何责任。可以认为，按照我国信托法，在此情况下，受托人仍然只需承担第三十四条规定的有限责任。这实际上是鼓励受托人滥用权利，极不利于对受益人利益的保障。可见，与日本信托法相比，在受托人的责任问题上，我国信托法存在着严重的不足，应当考虑对相关规定作出适当的修改和补充。
参考文献：
1、周小明：《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法律出版社，1996年4月版
【关键词】信托环境；监管；内部治理
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我国信托业步入了相对调整期，信托业的发展处于滞缓和混乱境地。新形势下，经济全球化和WTO给金融业发展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信托业环境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改善信托业环境要同时从外部环境和内部环境着手，把握机遇，健全法制，完善内部治理，加强创新。
一、信托业发展面临的外部环境：机遇和挑战并存
外部环境是影响信托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外部环境的变化给信托企业带来的可能是机遇，也可能是威胁。新形势下，信托企业发展在外部环境作用下可凸显优势，也能显现劣势。
（一）优势
1．国民收入增加，信托财产增多，能够增加信托需求。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135823亿元，增长率为10%；而2004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59878亿元，增长率提高到10.1%。与此同时，居民储蓄存款额也在逐年增长。2003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110695亿元，增长率为17.4%；2004年末，城乡居民储蓄存款达126196亿元，同比增长14%；至2005年末，该数据上升至287200亿元，增幅达18.95%。财富的增加是推动信托业发展的基石，带动了信托产品数量和结构上的变化。据统计，2005年信托公司的集合资金信托业务共推出446个产品，其中投资于基础及公用设施、房地产、金融证券领域的产品数量位居前三甲，极大的促进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2．经济结构调整，为金融业发展带来了机遇，也带动了信托业的发展。这种结构调整一方面源于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冲击。我国是贸易大国，其产业结构必须符合全球化趋势，同时必须应对外来竞争作出相应的调整；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发展本身的需要。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其中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第三产业的迅速发展，信托业做为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分支，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3．资本市场的逐步完善使得信托投资运作更为安全、高效。我国已形成了全国性的证券监管体系，在证监会的严格监管之下，证券中介机构和投资者队伍都在不断壮大。近年来，债券市场和股票市场的发展也相当迅速，可以说，资本市场正在逐步走向成熟。信托投资运作必须具有安全性和流动性，才能确保受益人的利益不受侵害，相对成熟的资本市场为其提供了保障。
4．法律法规不断健全，监管不断加强，为规范信托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武器。首先，“一法两办法”构造了信托制度的基本法律框架。其次，有关企业年金基金、信托投资基金、集合资金信托业务、房地产信托业务管理的通知接连不断，及时有效的处理了信托市场出现的新情况。再次，近年《信托投资公司信息披露管理暂行办法》、《信托业务会计核算办法》、《信托投资公司监管评级体系(草案)》等一些细则的颁布，不仅进一步完善了信托法律制度，而且与国际监管准则接轨，对信托行业乃至整个金融业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在监管上，提出了“六位一体”的信托监管模式，即：央行监管+信托投资公司自我约束+行业自律+信托当事人监督+中介机构监督+社会各界监督。此外，2005年10月银监会确定了“分类监管”的监管思路，严格依照“公司法人治理结构、资产规模、资产质量、公司盈利能力、服务与创新能力、信息披露体系、风险防范体系”等考核内容来建立评级体系，通过54项指标和对应的不同权重对信托公司的综合素质进行量化考核，实现信托行业的优胜劣汰。
随着法制的不断健全，监管的不断加强，一个规范的信托市场在不久必将出现。
5．竞争与合作加强，有利于提高信托机构的核心竞争力。目前信托业务及类似信托业务主要在五类机构中展开竞争，包括商业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公司、保险公司等。同时，业务的竞争区域也从国内扩大到了国外。竞争的加剧有利于信托机构降低成本，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从而增加竞争优势。
信托机构之间以及信托机构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也给信托业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银行、证券、保险和基金等金融机构不仅被作为信托公司的竞争对手，也成为其重要的合作伙伴。一批代表银信、信信、信保、信证合作的信托产品正在不断出现。
（二）劣势
以上这些环境因素的变化为信托业的发展带来了机遇，但同时信托业的发展也面临着巨大的威胁和挑战，这些可视为信托业发展面临的劣势。
1．由于社会对信托的认同度低，在经济快速发展而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信托业务开展将更加困难。我国目前的信托法律法规不健全，现有的法律框架无法有效的规范信托业的发展，导致社会公众对信托的认知度低。在竞争如此激烈的新形势下，信托机构要开展业务，保持原有的市场份额将会更加困难。尤其是《商业银行设立基金管理公司试点管理办法》正式颁布后，商业银行可发起设立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直接进入到基金管理这一典型的信托业务领域，这将对中国理财市场上的传统主流机构——信托公司造成直接冲击。
2．在由分业向混业发展的大趋势下，信托监管更加困难。在新形势下，信托机构与保险公司、银行、证券机构等其他金融机构的密切合作不仅是信托机构竞争的需要，也是其自身业务发展的内在要求。由此，信托投资范围将涉及到银行、保险、证券、基金等多个领域，而在我国金融业分业监管的大前提下，在实施信托监管时，很可能会出现政出多门或无人监管的情况，这对监管机构将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3．在资本市场逐步开放的环境下，信托投资风险更大。目前大多数信托凭证只是在信托计划内由受托人回收，因此信托在较大程度上存在流动性风险，即在受托人发生资金周转问题或其他原因时，信托人需要赎回信托凭证时因渠道不畅可能一时难以变现。道德风险在信托风险中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为将募集从事实业投资的信托资金用于炒股或合同外的其他目的，以及受托人在信托投资中违背审慎经营原则，增加信托财产的风险等。此外，伴随着信托投资规模的扩大，投资方式的增多，在信托投资时，专业投资人员投资水平的差异也可能导致技术性风险。
二、信托业发展面临的内部环境：症结在于制度问题和缺乏创新
内部环境因素是企业的可控因素，企业能够根据需要自行调节。目前，我国信托业面临的内部环境主要呈现以下三个特点：
（一）企业内部管理机制不够完善
从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上看，目前大部分信托公司都已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缺乏明确的职责界定，越位和缺位现象严重。据统计，公开披露2004年报的33家信托公司中国有资本控股50%以上的有19家，80%以上的有14家，国有资本持股最高达到99.256%。一股独大使得关联交易频频发生。仅去年就有四家信托机构被停业整顿，再次暴露出信托公司内部治理结构中的严重缺陷。从企业管理运行上看，信托投资公司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制度。尤其是在经济体制变迁，风险种类、结构都发生变化的条件下，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后果将更加严重。信用风险、利率和汇率风险以及道德风险的产生都会导致企业效率低，偿付能力不足等问题。
（二）人力资源明显不足
目前，大部分信托投资公司都严重缺乏专业的技术人才，致使很多员工在产品销售、基金管理、投资运作等方面都难以胜任。相比国外的人才队伍而言，国内的信托业人力资源明显显得不足。人才的匮乏，队伍素质低，导致服务不到位，进而导致社会认同度低。
（三）缺乏创新意识，拓展发展空间能力低
1．产品创新。如今各家信托投资公司都推出了自己的产品，但与其他公司相比，各信托公司都无法体现自己的专属优势和经营特色，产品基本上都集中于基础及公用设施、房地产、金融证券三大领域，其他领域的产品或创新产品少之又少。
2．流通机制创新。《信托法》规定受益人的信托受益权可以依法转让。尽管所有信托计划都规定其信托产品可以转让，但现有的转让模式缺乏有效的流通平台，基本上还处于原始阶段，即投资者要转让手中已持有的信托合同，必须自己寻找买方或由信托投资公司帮助介绍买方，双方谈妥后，再到信托投资公司营业场所办理转让过户手续。这种实现机制制约了产品的流通，也限制信托产品投融资功能和长期规划功能的发挥。
3．投资方式创新。国内的信托公司在资金运作上仍以间接投资为主，直接参股和收购的形式很少。而事实上，直接投资更能加强双方的亲密协作关系，不仅有利于新产品的开发，也有利于信托公司实力增强，而且资源共享（客户、人力、品牌资源）可以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三、推动我国信托业发展的策略
新形势下，我国的信托业发展应该抓住机遇，利用外部环境优势，改善外部环境劣势，同时不断改善企业的内部环境，以促进信托业的快速发展。
（一）加大宣传力度，增加信托需求
中国传统节约储蓄的观念决定了信托知识的宣传是一个必要的过程。在宣传的过程中，注意循序渐进，由浅入深，不宜采用轰炸式手段。根据人们了解事物的一般规律，逐步利用媒体、报刊杂志、海报等直接渠道进行宣传，信托公司也可适时举办“员工服务到家”活动间接进行宣传，还可通过争取各种金融系列活动的参与资格，扩大认知度，培养社会信托意识。
（二）进一步完善信托监管制度，支持信托业的发展
对信托业的监管应该建立以政府监管为主体，行业自律和社会监管为支撑的监管体系。应该加大法律法规的监管力度，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减少关联交易发生；对新型信托产品流通机制的建立给与制度上的引导，建立全国统一的网上交易中心，逐步推动集中交易市场的构建；发挥信托行业协会的作用，同时建立信托信用评级制度，以社会监管为导向，加强行业自律；积极推进分类监管评级方案的实施，建立与国际接轨的量化式评级体系。超级秘书网
（三）在完善信托机构内部管理机制的基础上，加大创新力度
从组织机构设置到业务操作上，信托机构都应建立媒配套的行之有效的管理制度和操作细则。包括奖惩制度、风险管理制度和监督反馈制度等。同时注意经营和决策的透明性，提高经营行为的自律性和自觉性。
在协调稳定的基础上，信托机构还要不断创新，加强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拓展新的发展空间。在产品创新上，信托公司应寻找自身的经营特色，并做好市场定位，发挥专属优势，探索具有自身优势的专业化发展的经营模式，而不是盲目追求综合性、全能型的经营模式；在流通机制创新上，制定具体的流通细则，允许信托受益权以信托受益权证书形式分割转让流通，考虑建立统一的网上交易中心，适时建集中的交易市场；在投资方式创新上，通过增资扩股，改善股权结构，提高资本实力，提高风险防御能力。
[摘要]同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信托和保险存在着优势互补、互动发展的关系，在信托、保险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一方面信托未作为保险投资渠道而得到重视和利用，另一方面保险业面临着拓宽资金运用渠道的当务之急。应将信托纳入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促进保险资金运用多元化，加速保险公司投资业务的发展；根据保险资金的性质特点和运用原则，灵活设计信托产品，为信托赢得资金来源；根据信托业发展需要，开发新的保险产品，开辟新的保险市场，推动保险服务创新；加强信托、保险金融服务融合，实现优势互补、资源共享。
一、从信托业、保险业的职能看，信托业和保险业存在着优势互补、互动发展的关系
目前，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契约关系成熟、商业信用乃至货币信用的发展，以及分工的日益精细繁复，信托得到了蓬勃发展。保险公司既是风险保障的提供者，又是金融资产的管理者。在创新和国际化的大环境中，各金融机构业务全能化、综合化，积极开发新产品，信托适应性强，灵活多样，富于弹性，保险公司管理着全球40％的投资资产，保险和信托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美国的信托业经历了起源于保险业，后逐步推广发展成为商业银行兼营信托业为主的信托模式的发展历程，目前金融信托业已成为金融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的信托机构可成为联邦储备委员会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成员。在美国，保险公司是资产证券化交易市场上的重要机构投资者，并通过本身的风险管理的专业能力，以抵押贷款信用保险为资产证券化增强信用。美国的保险公司通过创立或加入共同基金、不动产信托投资公司等多种信托方式拓展投资渠道，如投资不动产信托（REIT）不向美国联邦当局交纳所得税，同时必须将其收入的90％分配给股东，美国许多州也对REIT豁免交纳州所得税，REIT与债券、股票的相关性均很低，有利于降低整个投资组合的风险。日本1996年的金融改革取消了银行、证券、信托子公司的业务限制，允许信托银行发行金融债券，允许寿险、财产险以及保险业和其它金融业相互渗透，取消保险公司资产运用限制，放宽保险商品设计限制，废除养老金“532”资产运用限制，放宽证券投资信托资产运用限制，人寿保险公司可以作为形成财产基金信托的受托人，日本已经进入了“信托时代”，信托的金融功能和财务管理功能均得以充分发挥，信托业务蓬勃发展。英国的投资型保险是将终身险、养老险、定期险及年金金额与投资信托基金的市价连接起来，英国寿险公司通过与既有的投资信托公司合作、与既有的投资信托基金的管理公司合作，共同创设投资信托基金，自行创设投资信托公司自行管理等方式进入单位连接保险市场。由于英国是投资信托的发祥地，投资型保险顺利发展，投资型保险保费占总寿险保费比例达到50％。
三、加强信托保险的互动发展是中国信托业、保险业发展的现实需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保险业保持30％以上的增长速度，初步形成了国有、民营和外国资本共同参与的保险市场体系，保险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不断提高，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随着保险业务的快速发展，可运用的资金不断增加。截止2003年底，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已达8739亿元，预计到“十五”期末，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将达到10000亿元。近年来，保险资金运用渠道逐步拓宽，如允许保险公司购买中央企业债券、参与同业拆借市场的回购、投资证券投资基金、办理大额协议存款等。根据保监会网站提供的统计数据，2003年我国保费收人为3880.4亿元，截止2003年6月底，银行存款为3576.3亿元，国债投资为1262.5亿元，证券投资基金投资为365.8亿元，资产总额达7782.6亿元。由于保险投资体制不完善，资金运用率普遍偏低。从现有的保险投资结构来看，目前保险资金仍以银行存款为主，占保险资金运用额的一半以上，其次是国债，其它为投资证券投资基金、金融债券、企业债券等。而银行存款中人民币大额协议存款占72.1％，由于协议存款的利率大幅度下调，使保险业的资金收益下降。由于受资本市场的影响，保险业2002年证券投资基金的收益率是负21.3％，从而使保险业的资金运用率由2001年的4.3％下降到2002年的3.14％。在保险业快速发展的新形势下，保费收入的快速增长与保险资金运用渠道狭窄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保险业的发展面临着如何拓宽资金运用渠道，在保证资金安全性、流动性的前提下，提高资金盈利能力的问题。
与证券市场低迷形成对比的是，不断涌现的信托产品相继掀起了购买热潮。随着《信托法》、《信托投资公司管理办法》的实施，信托投资公司在中国金融体系中的功能和市场定位将逐渐廓清。信托投资公司将回归本业，作为经营信托业务的金融机构，专业化的、综合性的资产管理机构，适应社会对外部财产管理制度的强烈要求，基于委托人的信任广泛开展受托理财活动。信托投资公司可以受托经营资金信托业务，受托经营动产、不动产及其他财产的信托业务，受托经营国家有关法律允许从事的投资基金业务；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中介业务等。受托经营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的国债、政策性银行债券、企业债券的承销业务，可以接受为了公益目的而设立的公益信托等。在管理、运用信托财产时，可以依照信托文件的规定，采取出租、出售、贷款、投资、同业拆放等方式进行。信托公司受托理财的信托财产，除了现金、动产、不动产、股票、有价证券等有形资产，还包括物权、债权、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等无形资产。《信托法》、（管理办法）为信托业的重塑和市场化经营提供了很宽的业务边界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信托投资公司在目前金融业分业经营的背景下，事实上成为国内唯一准许在金融市场和实业领域同时投资的金融机构，根据实业投资和金融投资之间的热点灵活改变投资方向，具有国内其它金融机构无法比拟的行业优势，从而拓宽投融资渠道，提高资源优化配置的效率。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凭借其专业优势推出各具特色的信托产品，集合社会资本，投资经济建设，开创了以信托计划为金融工具投资城市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房地产建设的新通道，具有稳定的投资回报、良好的流通性、安全、稳健等特点，从而受到了广大投资者的追捧。
进入2003年，随着股市行情的变化，面向资本市场的股票、债券等信托计划纷纷面世。信托产品的设计反映出信托公司具有多元化的投资渠道，能够根据实业投资和证券投资之间的热点转化，灵活地改变投资方向的优势。根据北京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的追踪统计，自2002年7月18日至2004年1月末，已推出的集合信托产品达255个，总规模约为252.62亿元。广泛涉及城市土地开发、基础设施、房地产建设、管理层收购、证券投资、外汇、不良资产的处置、融资租赁、股权投资等，信托产品的开发日益市场化和多元化，信托创新成为中国金融市场的一个亮点。
由于信托公司在办理信托业务过程中，不得通过报刊、电视、广播和其它公共媒体进行营销宣传，接受委托人的资金信托合同不得超过200份，保险业聚集的可用于中长期投资的巨额保险基金成为信托公司营销的重点。然而，与银行、证券、保险并列成为现代金融体系四大支柱的信托业还远未作为保险的投资渠道加以重视和利用。金融业内部加强协调和沟通，实现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是现代金融体系的基本要求。加强信托、保险的合作，在合作中优化资源配置，进行优势互补，是信托业和保险业发展的内在需求。四、加强信托、保险合作的思路
（一）将信托纳入保险资金运用渠道，促进保险资金运用多元化，加速保险公司投资业务的发展
投资管理已成为发达国家保险公司经营的重要环节，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提高保险资金使用效率，已成为中国保险业发展的当务之急。新（保险法）对原有资金运用的禁止性规定作了适当修改，授权国务院在法律规定范围内对其它资金运用作出具体规定。应充分认识信托具有功能齐全、手段灵活、综合性强的特点，可以连接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金融资本与产业资本，以出租、出售、贷款、投资、同业拆放、融资、租赁等多种方式为信托资产提供金融服务的作用，将信托纳入保险资金运用渠道，利用信托的桥梁和管道作用，利用信托的专业理财优势，投资国家重点工程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从而打通保险资金运用于基础设施、市政建设等众多领域的通道。
（二）根据保险资金的性质、特点与运用原则，灵活设计信托产品，为信托赢得保险资金来源
保险公司的经济补偿职能、融通资金职能和利润最大化的追求使之必然要运用保险基金。保险基金是保险公司专门用来履行保险合同所规定的赔偿或给付义务的专项资金。由于保险资金的筹集和支付受保险契约的制约，所以保险基金在履行经济损失和给付义务方面就具有保证性、及时性和条件性的特点。保险资金不仅要保证其专用性，而且还必须具有随时处于备付状态的变现能力。保险基金的性质、特点与构成决定了保险基金的运用原则，保险基金的运用更注重安全性和流动性，以保证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因此信托公司利用保险资金开发信托产品时，必须增强流动性、安全性的设计，利用银行、证券、网络等渠道提供交易、转让、质押贷款等流动性平台，在强调本金安全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实现低风险下的较高回报，吸引大规模的保险资金为信托赢得长期稳定的资金来源。
（三）根据信托业发展需要，开发新的保险产品，开辟新的保险市场，推动保险服务创新
由于央行规定，信托投资公司从事信托业务过程中不得承诺信托资金不受损失，也不得承诺信托资金的最低收益。信托投资公司在推出信托产品时为了增强信托产品的吸引力和投资者的信心，在确保资金安全控制风险方面应采取多种保障措施，如利用良好的政府背景由地方财政予以支持，进行资产抵押和质押、股权回购、第三者担保、风险评估、利用银行信用增信等。可发挥保险的保障和经济补偿职能，开发增强信托产品安全性的保险产品，开拓新的保险业务领域，由信托公司和保险公司共同承担信托风险，为委托人提供保证本金安全和预计收益率的实现的保险保障，为信托产品增信。
摘要：在当今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的许多行业在这次“海啸”中被淹没，但同时也有些行业经受住了考验，小额信用贷款就是这些剩下硕果中的一颗。一直以来我国的小额信用贷款在扶贫工作中展现其特有魅力，在活跃城乡经济方面更是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回顾并思索我国小额信用贷款成长经历，对比他国小额信用贷款的发展之路，充分挖掘其成功背后的原因，不仅能更好地促进小额信用贷款成长，还能为我国其他行业的发展提供借鉴和帮助。
关键词：小额信贷；城乡经济；协调发展；信贷扶贫
我国的小额信用贷款最早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1993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成立“扶贫经济合作社”；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倡导商业性小额信用贷款的试点；2006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挂牌成立，开始试行小额信用贷款业务。中国小额信用贷款的发展时间要比外国晚十多年，但已取得了许多重要的成就，尤其在扶贫和活跃城乡经济方面效果显著。同样地，它也存在供给不足、机构整体水平不高，面临政策、管理能力和资金来源的限制等方面的巨大挑战。因此，如何正确分析当前我国小额信用贷款的发展之路，拓展小额信用贷款，成为我国信贷业的一项重要课题。
1小额信用贷款的含义
根据中国小额信贷发展促进网给出的定义，“小额信贷”（Microfinance），从国际流行观点看，是指专向中低收入阶层提供小额度的持续的信贷服务活动。以贫困或中低收入群体为特定目标客户并提供适合特定目标阶层客户的金融产品服务，是小额信贷项目区别于正规金融机构的常规金融服务以及传统扶贫项目的本质特征；国际主流观点认为，各种模式的小额信贷均包括两个基本层次的含义：第一，为大量低收入（包括贫困）人口提供金融服务；第二，保证小额信贷机构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这两个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矛盾的方面，构成了小额信贷的完整要素，两者缺一都不能称为是完善或规范的小额信贷。从本质上说，小额信贷是将组织制度创新和金融创新的信贷活动与扶贫到户（或扶持到户）项目有机地结合成一体。
2中国小额信用贷款发展情况
2.1中国小额信贷发展阶段
1994～1999年为第一阶段，这个阶段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是实验和示范，主要是以项目的方式来推进；同时，该阶段主要是把小额信贷作为扶贫的手段和工具来看待，人们重点探索的是孟加拉乡村银行式小额信贷项目。
1999～2005年为第二阶段，与前一个阶段相比较，该阶段政府开始介入小额信贷。同时，正规金融领域特别是农村信用社领域，开始利用小额信贷的一些机制来开展信贷活动。从2002年开始，借鉴农村信用社经验，政府开始针对国有企业下岗失业职工再就业发放自主创业贷款。
从2005年开始至今为第三阶段，该阶段具有了小额信贷只贷不存的特点。这一阶段政府积极介入，监管部门推出了很多有利于小额信贷发展的框架。从整个行业来讲进入了商业可持续发展的阶段，供给和需求都出现了多样化的特点。2006年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开始试营小额信贷业务，标志着商业化信贷的形成。
2.2中国小额信贷组织形式分类
（1）利用双边或多边项目成立专门的机构（办公室）来管理和操作外援资金，按照出资机构的要求和规章进行运作。按这样的组织机构来运作的项目有UNDP的项目、世界银行资助的项目、UNICEF的项目、执行期间的澳援青海项目、加拿大CIDA的新疆项目等。
（2）利用民间机构（非政府组织）来实施小额信贷扶贫。由这样的组织机构运作的项目有社科院的“扶贫社”项目、香港乐施会的项目。
（3）三是由政府部门成立专门机构的管理和操作扶贫贴息贷款。由这样的组织机构运作的项目有陕西省、云南省、四川省和广西自治区等政府扶贫项目。
（4）由金融机构直接操作的小额信贷项目。例如，河北省滦平县农村信用社的小额信贷项目、澳援青海项目执行期满后交到地区农行执行的项目。以及从2002年开始全国范围农信社开展的农户小额信用贷款和农户联保贷款。
不同组织机构实施的项目有各自的特征：一般说来，民间机构和外援项目重视社会发展和持续发展目标；政府项目注重发展速度和规模；金融机构的项目多数注重持续性和风险控制。
2.3我国小额信贷发展取得的成效
在监管当局的引导下，截至2005年，国有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小企业授信总额3.26万亿元，其中小企业数量为485.53万户。通过对已成立的小额贷款公司贷款数据的分析，目前小额贷款公司的平均贷款余额大致在4-7万元之间，平均年利率约为18%，小企业贷款难的问题有所缓解。从商业银行角度分析，开展小企业贷款业务有助于信贷结构优化，降低了信贷集中度、推动商业银行发展战略调整和经营转型。
3对比他国小额信用贷款
小额贷款在国外大大促进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和个人收入水平，然而在我国小额贷款虽然引入时间较早，但是它发挥的作用却远远低于外国，以下几个国家小额信贷的发展模式值得我国借鉴和思考。
3.1经典模式
3.1.1GB模式
GB（乡村银行，GrameenBank）是孟加拉国小额信贷体系的核心和基础，也是最具代表性的形式,其特点是专为贫困群体主要是农村贫困妇女，提供存、贷款、保险等综合服务。获得GB贷款的借贷人从得到贷款后的下周起，每周分期还贷一次，贷款期一般为1年，每周还款率为总贷款本息的2％。GB贷款实行连带责任制,借贷人需参加由不含直系亲属的5人组成的互助互保贷款小组，再由6-8个小组组成一个中心，分别选出组长和中心主任。为了建立小组成员间的相互帮助和监督，发挥联保作用，形成组内制约机制，要求借贷人和GB各拿出少量资金，共同建立救济基金，用于紧急情况时帮助借款人；同时双方还再拿少量资金，为借款人办理医疗保险。中心主任每周（或每旬、每半月或每月）召集中心会议，检查贷款项目落实和资金使用情况，办理放、还、存款等手续，并交流经验。GB目前基本能自我实现持续发展，贷款回收率达98％。
3.1.2孟加拉国的GB实行的是NGO模式的典型
GB的基础是以贷款小组为单位的农户组织，贷款小组由社区内社会经济地位相近的贫困农户自愿组成。小组成员相互帮助选择项目、监督项目实施、承担还贷责任；在小组基础上建立中心，作为贷款交易和技术培训的场所，提供小额信贷，但要求贷款农户分期还款，定期参加中心活动。对于遵守GB规则、在项目成功基础上按时还贷的农户，给予连续放款激励。GB实行商业化经营，内部推行以工作量核定为中心的成本管理。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建立依赖于市场化经营的组织体系。
3.2国外小额信贷的成功经验
主要有：为小额信贷建立良好的法律、法规体系；以中低收入者为对象，提供以免担保贷款为主体的综合服务；以自愿为原则，建立借贷人自己的组织和相应的运行机制；以非政府组织为主体，建立依赖于市场化经营的组织体系；以政府支持为前提，主动与政府保持密切合作和良好关系。
3.3引入中国后产生的问题
第一，所有小额信贷几乎都直接模仿了孟加拉的GB模式，但未能有效地与实际相结合，形成小额信贷体系化，没有确立可持续发展宗旨，缺乏持续发展能力。第二，我国小额信贷一直被作为一种扶贫方式，缺乏专门针对农村小额信贷机构的金融政策和法律制度。第三，与国际上普遍通过适当提高利率，来排除非小额信贷对象贷款人的做法不同，我国政府一般规定其利率不得高于法定利率。第四，政府和农业银行共管的正规金融小额信贷存在政策属性和商业经营的体制性矛盾，责、权、利关系模糊，经营成本高，贷款回收率低。第五，小额信贷机构服务规模小。一是贷款余额规模非常小，二是覆盖范围小。第六，小额贷款出现多而滥现象。
4分析我国小额信贷产生的问题
4.1根据自身的特点来发展
中国地理、经济、社会环境和国外有着很大的区别，所以要充分地结合自身的特点来制定发展战略。孟加拉、印度等国家的小额信贷取得了较大的成功，但是这些地方与中国的地理、社会条件差异很大，这些国家处于低纬度地区，地形以平原为主，人口密度高，农业人口巨大，农业占GDP比例较大，社会闲置劳动力较多，具有极强的生产潜力，非常适合小额信贷的培育。而中国大部分地区处于高纬度，东西人口分布不均，经济发展速度很快，社会闲置劳动力很少，政府注重发展农业，商业、手工业活跃。中国家庭注重高存款、低消费，对于通过借贷来进行生产和发展并不习惯。
4.2思想上正确对待借贷人
中国是由数千年封建思想古国转化为社会主义文明国家的，许多人的意识中仍存在一些阶级等级思想，在与农村和城市贫困借贷人的接触中，不自然地就在思想上划分了阶层。贫困借贷人需要通过借贷获得生产资料，从事高效率的生产使自己走出困境，这点正与小额信贷分配公平和提高生产效率相符。
4.3如何摆脱金融市场垄断
中国小额信用贷款问题的产生和金融市场的垄断有着极大的联系，中国农村金融制度的运行和变革，由于走的是一条“机构路径”，长期以来只注重农村金融机构的存在形态，忽视了农村经济对金融资源多层次、多元化需求和农村金融制度整体功能发挥，机构改革举措不少，但固有问题却总得不到有效解决。一方面，由于没有实现金融功能的相应途径，农业发展对某些金融功能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另一方面，由于金融过度集中于正规途径，商业金融对利润的追逐使某些金融功能又发挥过度，其结果必然是金融资源配置的效率和公平双双受到损害。如农村的4万亿元存款只有1万亿元作为贷款返回农村，其他都流到了城市。而返回农村的贷款又被地方政府、金融机构的关系户或富裕户截流，难以起到农业贷款的作用，降低了金融机构进入农村市场的热情。
4.4政府要加大对小额信贷的投入
小额信用贷款是一项对扶贫工作和活跃城乡经济有极大帮助的经济行为，但是它的发展遇到了许多政策、资金方面的困难，如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的小额信贷业务就没有国家给四大国有银行一样的政策补贴，导致其小额信贷的高利率而缺乏竞争力。小额信贷的活跃性同样不足，目前只有几家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合作社在开展小额信贷业务。所以政府拓宽小额信贷，加大对其资金投入，才是解决其发展滞缓的关键所在。
5对小额信用贷款的几点建议
第一，打破信用合作社和少数几家商业银行一统信贷市场的局面，鼓励各家商业银行加信贷体系建设，吸纳资金入股，并建立多种金融机构，实现金融的多样化，从而完善市场金融的竞争体制。第二，尽快出台相关法律，规范小额贷款条件和程序。要以信用贷款，不需要抵押；金融监管方面应采取相对灵活的政策和做法。第三，关注小额信贷的“可持续”。通过满足小额信贷的多元目标，如小额信贷资金的持续回收和不断扩大，小额信贷的受益人实现就业和摆脱贫困等，最终实现小额信贷的可持续发展。第四，对小额信贷进行宣传，教育、培训相关工作者，合理发放和运用小额信贷，减少风险，实现致富。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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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焦瑾璞.探索发展小额信贷的有效模式[J].中国金融，2008（2）
关键词 文化新闻 文化产业 文化品位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化新闻，与政治新闻、经济新闻一样，是新闻报道的主要类别之一。新世纪以来，国家对文化建设空前重视，兴起了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大繁荣大发展的新。在新形势下，文化新闻紧抓机遇，迅速成长，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局面。本文以综合性报纸的文化新闻为例，从新闻地位、题材范围、文化品位、报道形式等多个方面，探讨当前文化新闻的发展态势，为文化新闻的发展创新提供理论支持。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指的文化新闻仅指动态性的新闻报道，不包括静态性的副刊和读书周刊等文化气息浓郁的特刊专刊。
综观当前报纸文化新闻的现状，主要呈现出如下四个基本特征。
一、新闻地位显著提升
文化新闻是新闻报道的主要品种之一，国内综合性新闻，传媒机构里大都设有“文化部”、“文艺部”、“文娱部”或者类似名称、职能的新闻采编部门，但是长期以来，文化新闻的地位相比政治新闻、经济新闻而言显得不很重要。新闻学教科书中很少见到关于文化新闻的专题论述，通常见到的是“文艺新闻”。《专业采访报道学》中称：“文艺报道是对文艺领域里新近发生的事实的报道。”而所谓文艺是指“文学与艺术的合称。有时也泛指文化与艺术。”事实上，文艺新闻只是文化新闻的一部分。此外，文艺新闻有时还会与其他相关题材合并共存，有的报纸将文艺与科学、教育集中在一个版面，合称“文教新闻”，有的将文艺新闻与体育新闻合称为“文体新闻”。进入90年代，为了满足大众的消遣娱乐需求，都市类报纸文化新闻的报道重点转向影视演艺圈题材，通俗有趣的娱乐新闻由此兴起并占据了文艺版面的主要地位，有的报纸将文艺新闻改称“文娱新闻”，有的完全改为“娱乐新闻”，严肃高雅的文化新闻则被边缘化，成为娱乐新闻版面“补白”、“插空”的豆腐块，导致报道结构严重失衡，形成了文化新闻娱乐化潮流。有学者指出：“在娱乐新闻大行其道的今天，文化新闻处于尴尬地位。其一就是对文化新闻重视不够。”揭示了娱乐新闻喧宾夺主的现象。进入21世纪，国家对文化建设日益重视。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报告决定“把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作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文化是人类的灵魂”，做出了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的重大部署。新形势下，新闻媒体对文化新闻空前重视，加大报道力度，综合性报纸纷纷开设文化新闻专版固定刊出。以《人民日报》为例，2002年前，该报的文化新闻与教育、科技新闻集中在同一版面。经过调整，至2003年初推出文化新闻专版，通常固定在第11版刊出，与经济、政治等版面相并列。2009年6月就有5篇关于数省文化建设的工作综述刊登在该报头版头条位置。地方党报如《湖北日报》在2006年改版时首次开设文化专版。即使是以娱乐为主打的都市类报纸也开始注重文化新闻。如《华商报》从2007年7月起在娱乐新闻版外开设“文化新闻”版，经常性刊出。该报先后策划了“评选陕西文化十大符号”、“陕西文化强”等大型系列报道，产生了良好的社会反响。这些现象说明，文化新闻告别了一度冷落的弱势境遇，成为当前新闻报道的热点之一，标志着它由相对边缘状态晋升至举足轻重的主流阵地，与其应有的重要地位相符合。
二、报道题材走向“大文化”
从理论上说，文化新闻的报道范围非常广泛，原因在于文化是个涵盖广、内涵深的大概念。文化的定义很多，大体上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文化涵盖了人类的一切文明活动，如《辞海》对文化的解释是“文化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通常狭义上的文化仅指精神文化，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宗教、历史、科学、语言等。从新闻实践来看，不同阶段文化新闻报道范围在不断变化。传统文化新闻以文艺题材为主，包括文学、音乐、美术、舞蹈、戏剧、电影、电视等领域的新闻。娱乐新闻兴起后。影视演艺圈信息成为文化热点。近年来，随着文化建设的迅速发展，文化新闻的报道范围较之以往有了显著拓展，既有宏大的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建设、国家重大文化活动，也涵盖了高雅的文物考古、文化艺术、图书出版，同时囊括百姓喜闻乐见的影视动态、文艺演出、名人明星、动漫游戏等等娱乐新闻，广泛涉及现代文化、历史文化、网络文化、旅游文化、民俗文化、科学教育等社会生活领域的文化现象，内容丰富，包罗万象，体现出涵盖一切精神文化的大文化格局。其中，影响力较强的新题材有：
1 文化产业。与以往历次“文化热”不同的是。新一轮的文化建设将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视为必由之路。文化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就是大力繁荣文化产业。经过数年发展。文化产业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就。2009年l至5月份，文化产业在金融危机之中逆势上扬，平均增幅达17％，显示出旺盛的生命力。缘此，文化产业成为当前文化新闻的重点报道对象。支庭荣曾将文化产业报道大体概括为6种模式：会议模式、取经模式、名片模式、作坊模式、考古模式、圈地模式等，主要内容是宣传文化产业政策、介绍文化建设举措，展示文化建设成就。以《人民日报》为例，2009年6月在头版头条位置刊发了《江苏：文化滋养万户千家》(6月9日)等4篇分别报道各省文化产业发展成就的工作通讯，此外还策划了系列深度报道“我国文化产业逆势上扬观察与思考综述”，分别刊登在头版和文化专版上，彰显出文化产业报道的重要性。2009年7月22日，国务院《文化产业振兴规划》，这是我国第一部文化产业专项规划，也是继钢铁、汽车等十大产业规划之后国家新一轮产业规划中的第一个产业振兴规划，标志着文化产业真正作为一种产业得到国家前所未有的重视，这就意味着文化产业报道必将持续升温。
2 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新世纪以来，继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提高国家软实力成为民族共识。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要“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标志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达到新的高度。基于上述时代背景，新闻媒体加强了传统文化宣传报道力度，报道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国学”报道。“国学”一般是指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华传统学术，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精英文化，也是中华民族之魂。新世纪以来，学者们积极倡导国学，高校设立国学院、办国学班，政府出台政策大力支持，国学热蔚然成风。新闻媒体及时报道国学发展动态，发挥着推波助澜、营造舆论氛围的重要作用。夙以文化内涵深厚而著称的《光明日报》在大力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方面不遗余力，堪称样板。早在2006年1月10日。该报创办了国内媒体中第一个、也是唯一的“国学版”，加上原有的“史学”版和“文学遗产”版，一共拥有三块版面直接宣传传统文化。其中“国学”版每月两期，开设了“国学动态”、“国学演讲厅”、“国学访谈”等专栏，多层次
多角度报道国学发展信息、传播国学知识，赢得了海内外文化界的一致好评。
二是传统节日报道。中国传统节日承载着中华民族的文化血脉和思想精华。2005年6月，中央宣传部等部门联合发出《关于运用传统节日弘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的意见》，要求新闻媒体“要充分发挥新闻媒体对宣传民族传统节日的导向作用，切实加强对民族传统节日的舆论宣传，积极营造尊重民族传统节日、热爱民族传统节日、参与民族传统节日的浓厚氛围。”受此政策引导，每逢春节、清明、端午等传统节日，大量节庆报道就会浓墨重彩地出现在报纸版面上，报道内容包括节日风俗源流、群众庆祝活动以及相关的学术研讨活动、旅游商业活动等，俨然一席节日文化盛宴。例如，2008年8月7日是传统七夕节，又被视作“中国情人节”，《大河报》紧紧围绕爱情主题推出了新闻套餐，主要包括A33《往事国粹》整版综合报道《七夕让世界看到中国人的浪漫――奥运会使七夕节备受瞩目》、C06版专题报道《甜蜜蜜》以及C18《鲜闻》，这些内容反映了七夕节带给人民群众的浪漫享受，对于弘扬民族文化、活跃民众文化生活起到了切实有效的重要作用。
三是文化遗产报道。文化遗产在概念上分为“有形文化遗产”和“无形文化遗产”。“有形文化遗产”即传统意义上的“文化遗产”，包括历史文物、历史建筑、人类文化遗址。“无形文化遗产”即非物质文化遗产，通常所说的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杂技、民间美术、传统医药等传统民间文化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行列。我国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拥有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它们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价值、思维方式、生活方式、风俗习惯。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了将“扶持对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的保护工作”，显示出国家对文化遗产工作的高度重视。目前，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成就显著，已经确立了数量可观的国家级、省级文化遗产保护项目，昆曲、五台山等项目已经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每年6月10日定为“文化遗产日”。从新闻实践来看，报道主要集中在文化遗产发掘和保护以及文化遗产申报等方面，包括常见的文物考古报道。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报道为例，迄今为止已有多家省级党报推出过大型系列报道，如2006年3月至lO月，《郑州日报》推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原行”系列报道十五篇，《四川日报》2006年12月25日起至2007年初推出“走近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南方日报》2009年2月18日起推出《岭南记忆――广东非物质文化遗产系列报道》。这些报道着重介绍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历史、现状、文化意义、未来发展以及存在的问题，其中包括许多生存濒危的民间文化，对于及时有效地保护和传承民间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三、文化品位由泛娱乐化走向雅俗交融
文化新闻担负着传承文化的社会责任，具有文化内涵丰富的基本特征。文化品位则是判断一则文化报道文化内涵高低的重要依据。所谓文化品位，是指新闻报道所蕴含的文化份量、文化的价值取向，通常有雅俗之分。具有文化品位的文化新闻不仅能让读者和观众从中获得新鲜丰富的文化娱乐信息，而且获得思想、知识以及审美享受。但是，在过去的数十年中，从文化新闻衍生出来的娱乐新闻为迎合市场需求，不惜降低格调，以炒作明星隐私、绯闻为卖点，导致一度低俗之风泛滥，严重影响了文化新闻的整体形象。学者们纷纷撰文予以批评，张帆等人提出要“为文化新闻正名”，将它与文化品味低级的娱乐新闻区别开来。事实上，娱乐新闻一般出现在都市类报纸上。即便是在泛娱乐化浪潮中，仍有些报纸一直坚守着文化责任，对肤浅庸俗的娱乐保持着一定距离。如《光明日报》、《南方周末》等品牌大报的文化新闻以思想性、知识性、学术性见长，是精英文化的传播主渠道，文化底蕴深厚，文化品位高雅，即使涉及娱乐题材。也是以文化视角去深刻解读。各级党报肩负着宣传先进文化的政治使命，对娱乐新闻往往敬而远之。如今，随着地位的提升、题材的拓展，报纸文化新闻的文化内涵日趋丰富，由此推动了文化品位的升级。形成了文化娱乐各执一端雅俗交融的格局。例如，过去党报的文化新闻多以相对枯燥的政策、会议消息为主，现在逐渐增加了文化产业、文化作品、文化人物、学术活动等报道的比重，专业性、知识性、艺术性均有不同程度地增强，在“三贴近”报道方针的指引下，报道更具亲和力和感染力，文化品位趋向雅俗共赏。都市报的文化新闻继续发挥其轻松活泼的特色展开报道，以此适应大众文化口味，故而文化内涵相对稀薄，文化品位趋向通俗。娱乐新闻经过近几年新闻主管部门的治理整顿，低俗之风有所遏制，有些报道开始跳出隐私、绯闻的小圈。尝试从文化的高度去解读娱乐新闻，实现娱乐新闻的升级转型。例如，2009年初。小沈阳成为娱乐新闻的追逐热点，《重庆商报》连续5天推出以“重庆咋出不了小沈阳”为题的系列报道，对沈阳和重庆的演艺市场进行对比分析，探讨如何催生“小重庆”。这组报道触及了文化体制改革、文化产业发展等深层次问题，引起社会强烈反响，展示了娱乐新闻亦可深刻严肃的另一面。
四、报道形式时尚多变
地位的提升、内容的拓展带动了报道形式的创新。就报道体裁而言，消息、通讯、专访、特写、述评仍是文化报道的基本体裁，但是表现形式已然有所不同，体现出与时俱进、时尚多变的特征。
首先，文化新闻版面丰富，分类有序。随着文化新闻报道资源日趋丰富，文化新闻版面有所增加，往往以一叠多版的体量出现，各版类别各有不同，文化新闻由此进入规模化生产、精细化加工发展阶段。比如《东方早报》把文化新闻与娱乐新闻相分离，又将文化版面细分为“作家”、“视界”、“舞台”、“人文”、“焦点”，随具体情况进行调整增减。《京华时报》将文娱一体，各个版面分别为“综艺”、“影视”、“乐谈”、“胡同”、“资讯”等。
其次，注重策划，营造强效影响。过去的文化报道多为一事一报，单薄零碎。现在，每逢重大文化新闻，报纸就会精心策划推出专题报道，务求做大做强，做细做足。有时则会主动出击，自拟选题，推出系列报道。例如，2009年5、6月。华商报精心筹划了“陕西文化强”系列专题报道，连续刊发了《陕西文学家底大揭秘》、《红色撑起延安文化产业一片天》、《陕西民俗文化需要有心人》、《曲江“模式”+高新“创意”=现代风尚》等重点稿件7篇，报道均设计栏头突出处理，整版推出。对陕西文化建设进行全方位深度报道，引起广泛关注。除此之外，还有报纸开始参与策划、协办一些文化论坛、商业文化活动，加强与社会各界的互动联系。例如，2007年，《华商报》曾经与西北大学共同主办“首届陕西文化产业发展论坛”，与会的官员、专家、学者和文化产业界代表近40人就陕西省如何将文化资源优势变为文化产业优势进行探讨，引起社会好评。
关键词：信托业，法制建设，金融特点
信托业是金融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1979年，随着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的成立，我国的信托业获得重生。但是，直到如今，已有20多年历史的我国信托业仍没有取得大的进展。本文认为，信托业没有获得发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制方面的不健全是一种根本缺陷。有鉴于此，本文拟通过对信托业发展特点的分析，探讨我国金融信托业的法制建设问题。
信托业的灵活性特点及其影响
信托业与法律的关系既互相排斥又密不可分，这种关系反映了信托业的灵活特性。并且，这种复杂的关系在信托业起源时即已注定了。
信托起源于西欧的“尤斯”制，它与西欧的土地制度密切相关。尤斯制的含义是由土地占有人（委托人）将土地交给受托人代为掌管，受托人将土地上的收益交给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受益人享有对土地收益的权利。这种制度，实际上是对所有权的暂时分割，委托人对土地享有使用权和受益权。通过尤斯制，土地占有人实现了土地的自由转移，受托人将土地收益交给委托人或委托人指定的受益人如教会。这样既规避了法律的转让限制，又达到了自己的目的。
从以上对于信托起源的考察，可以发现，信托起源于对法律的规避。这是信托业与其他行业在与法律的关系方面最大的不同点，这种不同点也一直保持到现代—信托设计具有很大的灵活性，信托业务纷繁复杂，无法整齐划一。但另一方面，信托业的发展又必须依赖于法律的保护。由于信托行为涉及委托人、信托人和受益人三方面的权利义务，关系较为复杂。且这种信托关系往往持续时间较长，并伴随着财产权的转移。特别是在现代社会，信托一般由商业性的机构如信托公司和银行信托部经营，如何对它们的行为进行规范。这一切，都决定了现代信托业必须要有严格而有明确的法律来保障，只有这样，信托机制才能够顺利运行。
总之，一方面，信托业因为灵活性而常被用来规避法律；另一方面，信托业又极需要法律的保护。这就对信托法律的制定带来极大地挑战。
在英美国家，这种灵活性还是可以较容易解决的，因为英美国家以判例作为法理依据，在必要时可以根据具体情形做出变通，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适应信托业的发展和需要。但在大陆法系国家，法律规定以条律为特点，在灵活性方面远不如英美法系国家。所以，对于信托业的灵活性往往难于适应，信托成为法律监管的一个难点。如果法律对信托业规定过严，因为市场本身存在着不确定性，往往造成信托业不能适应现实需要，而限制信托业的发展。如果法律规定松弛，又会因为法律上给信托业留下的口子太大，容易造成市场的不规范，从而产生投机行为，这也不利于信托业的发展。
不过，在法律以条文规定为特点的国家，也可以制定出具有较好操作性的信托业法律。这需要在充分理解上述灵活性特点基础上，还要对现代信托业的复杂性特点有深刻的理解。
信托业的复杂性特点及其影响
在对于信托业的内涵，人们对它的认识还是远远不够的。这从信托业的定义中就可以看出。迄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令人完全满意的定义。有人认为，“简单地说，信托就是一种转移财产并加以管理的设计。”即信托公司受客户委托，管理其财产，并在信托契约到期后，将财产及管理期间的收益，交给客户指定的人。但它至少没有把保证信托包含进来。
信托业如此复杂，包含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至于要给它下一个确切的定义确实很困难。因为几乎所有事情都可以与信托挂上关系，如公司信托、个人信托和公益信托等等，正是由于信托业务普遍很复杂，信托公司常常被称为“金融百货公司”。
其实，从法律规范的角度而言，也没有必要非得有一个精确的定义。制定法律并非仅需要概念，它更需要确定要为之实施法律的范围。确定一个较为合适的信托法律实施的范围，可以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关法律，不仅能够极大地适应信托业的复杂性，而且也能最大程度地解决信托的灵活性问题，从而提高了信托法律的可操作性。对于信托立法而言，要确定信托业的法制范围，最好的办法是先对信托业需要监管的方面进行分类，分别制定相关法律。通过对信托业进行划分，分别确定范围以实现对信托业的管理，是信托法制建设的最好办法。但是，由于有各种不同的标准，确定信托业的范围，也是极不统一、极为复杂的。例如，按照信托关系发生的基础分类，可分为自由信托和法定信托；按照信托服务对象划分，可以分为个人信托和法人信托；按照信托目的划分，又可以分为民事信托和商事信托，等等。
因此，要对信托业分类以便实施法制建设，必须要有一个合理的标准。这一标准的建立，首先要能够适应时代的发展，不致于很快落伍；分类不能过于繁琐，为每一个小业务项目制定一部法律也不现实；法律也要对信托业的各个领域基本涵盖。
不同层次的信托法制建设
按照上述标准对信托业划分监管范围，形成有关的法律，以适应信托业灵活性和复杂性的特点，可以更好的发展信托业。具体而言，根据不同调整对象的要求，信托法律可以分为三个层次。
信托基本法，即信托法。制定信托法的目的主要是解决各种信托关系的共通性规范，如信托的设立、变更和终止；信托财产的法律地位；信托关系人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等等。这是整个信托业都必须遵守的法律，是信托业的根本大法。
信托业法。这是适应现代社会信托由非营业组织向营业组织转化的趋势而制定的。由该法律规定市场准入规则、业务范围界定和业务经营规则等等。对此的规定是在信托法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监管的结果，其专业性和针对性更强。
信托业专门法。针对一些较为成熟且很重要的信托业务，可以制定相关的专门法律予以规范。这一层次的法规调整的领域针对性最强，但每一部法规调整的信托业务范围也更专门化了。根据信托标的物的划分，这一层次的立法可以分为两个大的方面。
首先是金钱信托。金钱信托是投资管理类信托产品，由客户即委托人将金钱委托给信托机构，由信托机构按委托人所设定的投资意愿框架内投资。按照收益的不同，它有两种基本形式。一种是信托投资，由信托机构代为运营信托金，所产生的收益和损失统由委托人负责，与信托机构无关；一种是信托存款，由信托机构运用信托金，到期后信托机构保证本金安全，并付给委托人一定的利息，如果信托金更有额外的收益，则还要付给委托人一定的红利，即保本保息又分红。无论是上述的两种金钱信托产品或其它形式的信托产品，在当前国内外都非常流行，例如我国现在开放式基金和封闭式基金，或西方国家的年金信托，都为人们所熟悉。金钱信托现在已经成为信托业发展的一个基本方向，其操作方法已经基本成熟，通过专门信托立法对其加以规范是极为必要和可行的。
其次是普通财产管理信托。所谓普通财产，即除金钱之外的动产和不动产，种类非常多，如地产、证券和发行公司债等等。各种信托业务性质也有极大的差别，如发行公司债有资金融通的功能，遗嘱信托则往往包含有财产转移和管理的功能。因为各种信托财物标的不同，且信托行为性质不同，对于一些常见的可以分别专门制定立法，如遗嘱信托。而对于一些并非经常的信托业务，如寿险信托等等，则可以通过加强第一个层次的信托法和第二个层次的信托业法，采取兼管的方式，以弥补第三个层次专门立法的不足。
综上所述，信托的首要特点是灵活性，它起源于对于法律的违背，但它的发展又需要法律的保障。信托的第二个特点是复杂性，它涵盖着众多纷繁复杂的业务范围。正是由于这两个特点，对信托业进行法制建设，就需要对信托业分别划分监管范围，分而治之，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监督和保障信托业的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关键字：信托委托个人理财法律性质
信托制度源于英国中世纪的用益物权历经百年在英美法国家成熟成型，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对受托人的信任，将其财产转移给受托人，受托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处分财产的关系。[1]这就牵扯到三方当事人——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大体来说，整个信托法就是在对三方进行权利义务的分配与经济利益的平衡。
信托制度与委托制度具有相似之处，首先两者都是通过委托行为而产生，其次都以信任为建立之基础。再次，两者均为诺成合同、双务合同。委托人和受托人既享有法律规定的权利，同时承担相应的义务。但是他们之间又存在着明显的区别。首先信托可以因合同、遗嘱等其他委托方式设立，而只能通过委托合同设立。其次信托中的受托人享有充分的权限处理信托事务，不受委托人或受益人肆意干涉，而只能根据委托人的授权进行活动，权利受限。再次，委托关系成立后双方当事人可以任意终止即委托人或者受托人可以随时解除委托合同。但信托关系成立后受托人不得随意辞任，受托人辞任须经委托人和受益人同意。信托存续具有稳定性和连贯性，不因委托人或者受托人的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等缘故而终止，而这种情况下委托合同即行终止。[2]第四，信托中受托人是以自己名义处分信托财产并直接承担法律后果，而除特殊情况一般须以被人名义从事相关活动，行为的法律后果由本人承担。另外英美法中信托财产权须移转，所有权与受益权分离，而委托中财产所有权是不移转的，此为信托法引入国内最大的争议。
当前银行业的个人理财业务正遍地开花，然而多家银行在这项中间业务上却不同程度地面临“零收益”、“负收益”的困境。剔除金融领域的制度障碍，我们发现就连理论基础——理财业务的法律性质在不同文件中定性模糊甚至相冲突，一个制度的法律性质决定和影响着其所涉及的各方的权利义务，从而使其具有不同的风险特征和监管要求，“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结合我国当前的法规政策找准“是什么”这一理论起点非常必要。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管理暂行办法》第9条规定：“综合理财服务，是指商业银行在向客户提供理财顾问服务的基础上接受客户的委托和授权，按照与客户事先约定的投资计划和方式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的业务活动。在综合理财服务活动中，客户授权银行代表客户按照合同约定的投资方向和方式进行投资和资产管理，投资收益与风险由客户或客户与银行按照约定方式承担。”委托、授权、风险本人承担，这一规定就明确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法律关系定性为委托法律关系。后来银监会有关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办法》和《指引》明确界定了个人理财业务是建立在委托关系基础之上的银行业务”，[3]从而进一步支持了这种观点。但是《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风险管理指引》第9条又规定“商业银行应当将银行资产与客户资产分开管理，明确相关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在管理、调整客户资产方面的授权。对于可以由第三方托管的客户资产，应交由第三方托管。”强调了属于信托关系中很重要的财产独立性，与《信托法》第16条规定“信托财产与属于受托人所有的财产相区别不得归入受托人的固有财产或者成为固有财产的一部分”相契合。
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口号“受人之托，代人理财”也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银行与客户之间的信托法律关系。但是还须针对个人理财业务进行相应分类具体分析，综合得出结论。
按照管理运用方式不同，可以分为理财顾问服务和综合理财服务，按照银行是否承诺保证收益可以分为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和非保证收益理财计划，而根据《暂行管理办法》第13条“非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可以分为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和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
如前所述，《暂行管理办法》第9条对综合理财服务的理解是委托关系，而理财顾问服务则不同。银行从客户利益角度出发，利用自己在理财投资领域中的信息优势和理财经验，向特定的客户提供咨询的一种专门化和个性化服务。但银行不为客户做出具体决策，不管理和处分客户的资金，有权做出最终的投资决定的仍是客户本身，并承担由此产生的收益和风险，银行只有权获取一定的佣金收入。[4]这是典型的技术咨询合同，依合同法应属委托关系。
对于保证收益理财计划，因为“商业银行按照约定条件向客户承诺支付固定收益”，与银行储蓄存款保本并承诺利息的性质颇为相似，为防止引发银行借用这一理财业务变相高息揽储，恶性竞争，所以有必要将“固定收益”限制在相应的存款利息以下。虽然“其他投资收益由银行和客户按照合同约定分配，并共同承担相关投资风险的理财计划”，似乎表明本金之外的投资风险和收益共担共享，与单纯储蓄不同，但所占比重过小，此理财业务以保值为主要目的，所以依然应定性为借贷法律关系。
信托法上受托人仅对因“违反信托目的处分信托财产或者因违背管理职责、处理信托事务不当致使信托财产受损的”，须以自己财产补足信托财产。但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依然承诺保证本金支付，没有信托法上的条件限制，所以也无法解释为信托法律关系，只能作借贷关系解释为当。
但是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就不同了，“商业银行根据约定条件和实际投资收益情况向客户支付收益，并不保证客户本金安全的理财计划”在该业务的实际运作中，客户将资金账户的管理权全部授予了银行，银行成为了名义上的所有人，自主管理和处分的权限很大，其与委托制度中，人必须严格按照委托授权的内容和范围来处理相关事务否则就构成无权或越权的规定存在很大不同。非保本浮动收益理财计划在以下三点上面符合信托关系特征：一是所有权与利益分离，二是信托财产独立，三是受托人只承担有限责任。所以将其解释为信托法律关系更为妥当，同时还能有效保护弱势地位的客户利益。
综上所述，在商业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的法律性质上，立法规范本身就模棱两可，态度摇摆不定，开展的具体业务内容又大相径庭，很容易因为一个细节变动引致其法律性质的变化，所以有必要理顺目前纷繁的个人理财业务，以法律性质为起点探讨法律规制和监管措施。
参考文献：
《银行理财产品法律性质辨析》李勇
《银行个人理财业务监管法律制度研究》宋佩
《信托法论——中国信托市场发育发展的法律调整》吴弘贾希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