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8-13 17:0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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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福建沿海城市福州、厦门和泉州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较快，其余漳州、龙岩、武夷山等地则着眼于发挥历史文化、民俗文化、茶文化、老区文化等文化资源优势，形成了若干具有地方特色的优势文化品牌和产业基地。但是从全省范围来看，福建文化创意产业还处于规模不大、辐射面和影响力有限的阶段，且产业所涵盖的行业、部门各地认知不一，专门的数据统计资料也较为欠缺。总体而言，比较突出的问题有:1.缺失文化保护意识作为文化创意产业的精神核心，文化和礼俗传承能够在保护属地文化的基础上，提升文化创意产业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但由于保护意识欠缺，一些具有代表性的礼俗文化或承载，却日趋减少或业已消失、被破坏。如始建于清乾隆元年(1736年)的福建闽侯江氏古民居(永奋永襄厝)，曾是书院。宅院木雕艺术精妙，不饰彩绘，插屏、椽头、门窗、格扇、斗拱、梁枋等通过线刻、影刻、浮雕、圆雕、透雕等手法，体现古代高超的雕刻艺术，堪称“古代木雕刻艺术馆”，1992年被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但笔者现场调查发现(2013.12)，江氏古民居的开放不仅没有保护好美轮美奂的雕饰，更有部分精美雕饰已经丢失或损毁;同时由于修缮缺乏保护意识，如村民直接以水泥等涂抹墙面古纹饰，造成了古民居的破坏。2.政策体系不完善虽然福建各地纷纷出台推进产业发展的文件和有关制度，但现有的相关政策分散而繁琐，缺乏系统的开发体系和扶持措施，特别在资金、税收等方面没有成熟的政策支持，特别不利于中小文化创意企业的发展。财政扶持资金补贴多用于对已经有成果的开展奖励，但对研发阶段补贴不足，缺乏对文化创意产业中最重要的创新能力、创新团队的支持，影响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内涵建设。同时，文化创意产业管理和服务体系还不够完善，政府未设专门机构进行管理。创意产业的各子行业分属广电总局、文化部、版权局、新闻出版总署等不同的管理部门，各自为政，缺乏统一的协调和推动。从创意、制作到发行、销售成体系的产业辅导尚未形成，知识产权保护不到位。3.人才资源匮乏文化创意产业作为跨领域、跨学科的产业形态，改变了传统产业以资本、劳动力、资源为主的模式，转变为一种以文化、技术、创意为支撑的智慧产业，人才因素被摆到了首位，强调人才的智慧力、创造力和创新力。由于产业对人才的要求极高，优秀人才的匮乏已成为制约福建省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瓶颈之一，呈现人才总量不足、结构不均衡等现象，产业内加工类人员较多，创意、策划、营销等高层次专业人才缺乏，具有一定文化艺术鉴赏力和判断力，了解技术并能够看准产业发展方向，懂得经营管理和电子商务等复合型人才更是紧缺。调查表明，目前文化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68%以上从相近行业转型，远高于其他行业26.4%的平均水平。
二、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路径及启示
(一)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路径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起源于1994年“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的“社区总体营造”活动，借鉴日本造村运动，通过社区自主提案，实施文化设施基础调查，了解社区文化历史脉络以及目前的发展状况，然后进行整体规划发展和设计，并由政府给予相应的资助和指导。这一活动以民间为主导，通过人文重建，打造基于乡土的创意理念，特色鲜明。其中，特别关键的是将文化产业与文化工业进行区分，体现了创意文化的独创性、地方性及差异性。到了2002年，“行政院”提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计划”，针对不同类型文化创意产业，就人才培育、研究发展、产学合作、租税减免等提出整合机制，配合地方政府、专业人士、民间和企业协作，共同推动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⑥根据台湾有关部门网站及相关研究报告整理发现，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现已形成了较为成熟的运行机制(见图1):众所周知，台湾拥有复杂的历史脉络和文化背景，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紧扣这一鲜明的地域特色，将文化元素运用得淋漓尽致，成功推广出不同的文化创意产业内容:一方面传承并发扬着中华文化的深厚底蕴，另一方面却又交错出现了原住民、日本、荷兰、西班牙等地文化剪影，使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奇迹般地呈现出迷人的多元文化交融模式。其划分出的“创意生活产业”形成台湾文化创意产业分类中独有的类别———“以创意整合生活产业之核心知识，提供具有深度体验及高质美感之产业”，集中在工艺文化、饮食文化、生活教育等方面，其分布与地域、城乡的差别即所在地文化、自然生态体验密切相关，不仅纵向延伸，而且产业间横向整合、跨界经营、多元发展。
(二)启示1.极强的文化保护意识，重视地方特色文化与现代元素的整合。台湾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离不开民众对文化保护的重视，其最大优势在于重视地方特色文化的作用。在此前提下，台湾文化创意产业民间创造力源源不绝，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性和多样性，同时结合现代美学打造出精致化的文化创意产业，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持续的创意支持。2.完善的政策规划和设计，佐以法律法规保护产业的发展。台湾“政府”通过部门间联动，从不同角度支持文化创意产业，扶持政策融合了人才培养、科研、产学合作、租税减免、融资集资等诸多方面，通过财政资金的大力扶持，鼓励专业人士和民间机构协同合作，佐以完善的法律法规，为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保障。
理论上，在区域经济发展模式中，产业布局存在空间引导型联动模式、产业转移型联动模式、产业链聚集型联动模式和总部经济型动模式等四种模式。⑦对于新兴的闽台文化创意产业产业而言，空间引导型产业联动模式比较合适，体现为闽台同一文化体的资源整合和高度聚集，形成相互协作的产业结构，进一步打造整体竞争优势。在政策设计上，体现为通过一系列的调控手段，改善文化创意产业的投资环境，深化产业的文化内涵，提升吸引力。闽台文化渊源可追溯到一千多年以前中原移民入闽，以闽南方言和部分客家方言为背景的闽南文化和客家文化，使闽台成为一个具有共同文化的融合区，表现在草根性、边缘性、多元性、开放性的相融合。⑧进一步而言，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坚韧的传承性、非强制的规范性、盲目的非理性、原始的广泛性、现实中的功利性、交往中的人情性、强烈的反差性、多源的兼容性、广阔的辐射性。⑨在这样的背景下，两岸在文化创意产业合作上有着共同的文化基础，推动了两岸文化创意产业联动机制基本形成。对于闽台文化创意产业而言，联动机制的设计关键首先在于合理规划、科学引导，切忌盲目抄袭，重复建设。两岸文化创意产业联动机制首先应该从两岸的地域和文化特色出发，妥善规划，谋求差异化关联定位，关注以传统文化为核心的创意，借助两岸同源同根文化底蕴，设计有关联性的文化创意产品。
(一)打造共同化礼俗互动模式源于上古祭祀的中华传统节日，虽经岁月变迁，却仍保留着祭神、礼佛、祭祀祖先等基本内容。闽台岁时节庆习俗如出一辙，日期一致，仪式也大致相同。闽台共同习俗通过宗教祭祀、喜庆表演等节庆文化充分呈现，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和历史发展背景，福建与台湾形成了同一民俗文化区，构成形式、内容相近相似的整体，呈现出稳定的传承性、鲜明的现实功利性、强烈的感染力、强大的群体汇聚性、厚重的文化性等特征。⑩台湾乡间流行的南音、高甲戏、梨园戏等戏剧种类均自于福建闽南地区，同时台湾海峡沿岸乡里诸多地名相同，如两岸均有东石、马祖等。其他民俗习惯，诸如服饰、饮食等也都与福建有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正如林国平所说的:“闽台民间信俗历史悠久，影响广泛，是历史的产物，虽然没有雅文化的精致，大传统的高深，但其内核则体现了雅文化的精神，反映大传统的气质”。瑏瑡泉州闽台缘博物馆对岁时节庆元素运用得极为成功:按“春、夏、秋、冬”四个时节，展示闽台两地相同的民俗习性，按照地缘、血缘、法缘、商缘、文缘等五缘关系，分为“远古家园”、“血脉相亲”、“法缘相随”、“开发同功”、“文脉相承”、“诸神同祀”、“风俗相通”等七大部分。茶，亦为闽台民众休闲的主要内容之一。已有上千年之久的茶文化，凝聚着地理灵性。茶类的创制要数福建最多，安溪铁观音、武夷岩茶、茉莉花茶、白茶等品种纷呈，品茶的技艺也数福建最奇。台湾的茶产业，则源自两百年前的福建，文山包种、东方美人、冻顶乌龙等茶类亦各有特色。两岸茶产业延伸而出的文化创意产业，可结合不同时令茶类品种和特色，融以种茶、制茶、售茶、品茶、赛茶等茶乡礼俗，通过不同的创意联想，必能产生独特的文化创意产业效益。由此，在两岸创意业者的互动上，需要在相同文化背景下，结合当前台湾文化创意产业转移特点，深入研究福建文化创意产业现状，着重布局区域急需的、产业关联度高、知识密集度高的文化创意产业领域，才能有效运用台湾创意企业所带来的知识和技术外溢效应。
(二)深入发掘闽台民间文化内涵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形成了社会的基本结构，宗法制度“尊世系、辨昭穆、别贵贱、继世传统”，反映着宗族和宗法制度在历史上的深远影响。闽台素有“陈林半天下”的说法，台北市陈氏大宗祠和台中市林氏大宗祠最为有名。陈姓源于大陆，皆属中原陈姓后裔。中原陈姓在漫长的社会变迁中，不断徙居他乡，其中大部聚居于闽，后经闽迁至台湾。在闽台农村，几乎村村可见宗祠，宗族制度的遗存，对闽台族亲产生重大影响———宗族通过修谱、标榜郡望、堂号，修建祠堂、宗庙、会馆，举行祭祀、合食会食、迎神赛会等活动体现了宗族的亲和力。与宗族密切相关的民间信仰不可小觑，福建民间信仰在台湾也得到传承，除少数由中原传入的天地、关帝崇拜等，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两岸民间信仰存在着十分密切的互动关系，主要表现形式是福建民间信仰通过分灵、分香、漂流等途经传播台湾后，台湾分灵庙则定期到福建祖庙进香谒祖瑏瑢———起源于五代宋初莆田湄洲岛的妈祖女神，作为海上保护神，在台湾的宫庙多达上千座，信众多达上千万。其他如闽南保生大帝、闽西客家定光佛等，也随着移民入台而得到供奉。祖籍福州下渡的“临水夫人”陈靖姑，佑妇幼济良民，深受百姓爱戴，古田大桥临水宫为纪念和供奉陈靖姑而建，为东南亚、台港澳等地130多座临水宫的祖殿，每年都有台胞组团千余人前来进香朝拜。瑏瑣宗祠和信仰文化实为闽台文化创意产业可进一步挖掘的亮点，然而，对文物保护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缺失，使得这个领域成为盲区，前文所提及江氏古民居，在修护的过程造成毁损;部分传统礼俗仪式也因为现代文化的侵吞影响而逐渐湮灭，不复存在。台湾对原住民文化的保护模式或值得借鉴，上世纪90年代以来，有台湾学者和政府官员开始关注台湾原住民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布农族(Bunun)是台湾原住民的一个族群，人口约4万，主要居住在中央山脉，由于封闭的居住环境，至今仍沿袭游耕农作方式，礼俗文化口耳相传，保存完整。布农族牧师白光胜通过建立“布农部落”，进行了文化创意产业的创新实践，取得良好的效果，为原住民文化保护传承和现代生存方式探索提供经验和借鉴。瑏瑤由此，闽台两地在创意产品设计上，应特别关注居民、开发商或管理者造成的资源被破坏和消亡现象，尽量避免文化的庸俗化;同时合理划定保护范围，制定相应保护措施，通过对传统文化内涵的深入挖掘，聚焦传统文化的核心精神，在现代社会，尽量减少传统文化的变异，确保在社会现代化进程中核心文化价值的留存。
(三)完善文化创意产业政策及扶持政策随着2009年首个两岸联合培养人才实验区在福建的设立，莘莘学子陆续赴台学习，持续开展已经五年的闽台高等教育合作项目目前已经开始有毕业生，具备两岸学习背景的学子为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奠定了雄厚的人力资源储备，形成闽台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独一无二的人才优势。由此，首先建议福建省相关行业主管部门应形成联动机制，立足本省经济发展需求和产业升级战略高度，科学分析福建省文化创意产业特征，进行福建省创意人才培养的总体规划和资源整合，注重创新、创意能力的培育，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打造适合产业需求的行业环境，切实提升两岸文化创意产业品质。其次，由于台湾的动漫、工业设计、家居设计、广告、时尚设计等产业具有一定的成熟基础和竞争优势，福建省政府有关部门在制订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政策时，建议专门设计对台文化创意产业的招商引资政策，通过政策设计和行业协会牵头，推动福建省文化文化创意产业脱颖而出，而台湾相关厂商与福建各地具有优势的外贸制造业结合，也可助力台湾厂商拓展大陆市场，同时提升福建省制造业附加值和品牌形象。
(四)以民间力量推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台湾有近500万客属同胞，约占台湾总人口的17%。客家是汉民族中重要而独特的民系，流离不定的辗转迁徙，使得客家先民时时、处处扮演着外来住家的角色，故被称为“客家”，并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中原传统文化为核心，同时又带有浓厚的南方各土著文化色彩的新文化形态———客家文化。台湾苗栗为客家大县，60%以上人口是客家人，大部分于清朝雍正、乾隆年间从广东、福建一带移民台湾。每年4－5月桐花盛开季节，当地政府以“花现山城美乐地”为主题策划的“苗栗客家桐花祭”，结合苗栗桐花盛开、翩然飘落之“四月雪”美景，由协会、社团、基金会等民间艺术机构举办配套活动，同时在流行青春剧中刻意安排“桐花祭”植入，使得“桐花祭”成为一个结合赏花、歌舞表演、木雕展览、绘画写生、制作彩陶、集体婚礼等活动嘉年华，在吸引游客的同时也展示了客家文化与内涵。政府的角色定位为政策制定，但并不参与市场运作，政策需要市场内各方来具体执行，社团、协会等民间机构就是其中重要的参与者。尤其是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设，民间机构的参与不可或缺，作为“客家人的中转站”、“客家摇篮”、“客家祖地”，福建宁化石壁的“世界客属石壁祖地祭祖大典”，永定“土楼文化节”等活动都吸引了众多的台湾客属。但由于现有活动均存在内容相对较为单一的现象，举办活动时虽有较大的影响，但后续发展尚需发力。由此，建议由地方政府牵头并制定相关政策，鼓励社团、协会等民间机构参与文化创意产业的建设，加强两岸民间社团和机构的互访，设计相关的文化创意产品，进一步发挥福建作为台湾大部分人祖籍地的文化联想。如在福建客家属地，可融合永定土楼建筑群，以及连城姑田“游大龙”、罗坊“走古事”、芷溪“花灯”等节庆习俗，整合“闽西干”、“九门头”、客家擂茶等饮食文化，提升两岸文化的互动性，同时通过系统的规划和精心的设计，在原有祭祖等活动的基础上，借鉴台湾经验，设计精致的艺术品创作、创意设计竞赛、文化展演等系列文化创意产品。客家文化品牌内涵得到提升和整合，不仅能够吸引台湾客属，对大陆游客而言同样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两岸文化融合、传承与弘扬由此绵延不绝。
四、结语
民间文化的产生是以传统民间社会生活为基石的。传统民间社会生活的大环境练就了民间文化的造物理念、生活方式、生产形式、信仰、价值观以及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如：在农耕时代下，人们的思想上有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多子多福的期盼、对风调雨顺的期待、对“天人合一”的追求、对“佛”“神”的尊崇等，并通过手工制作的方式将这些思想和文化意识形态蕴含在生活中，产生了具有审美价值和文化功能的剪纸、年画、皮影、民间玩具等等艺术形式，结出了丰硕的民间艺术果实，这些艺术形式具有“自给自足”“纯手工”“朴素”的特点，与生活紧密相关，表达了人们的思想情感。因此，作为一种艺术形态，民间艺术是民间文化的物化形式和形象载体，体现了在农耕文明历史条件下的传统民间文化特质。并且，民间文化为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对民间艺术的产生、发展和存在产生着重要影响。正因如此，民间文化的发展和平衡对民间艺术的繁荣具有决定性作用，民间文化生态平衡性可以为民间艺术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优良的生存环境。反之，民间文化系统的生态失衡将直接导致民间艺术的落寞，甚至会使其退出艺术舞台。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外来文化的影响，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及精神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用上了科学技术带来的高效农具、住上了宽敞的高楼大厦、贴上了时尚的装饰画、玩上了更具趣味性和挑战性的电子玩具等。从民间文化自身来看，其所处的“自然—文化—社会”生态系统中，自然与社会要素都发生了改变，这使得民间文化的生存环境下的农耕时代背景逐步消失，因此，民间文化的生态平衡性受到冲击。民间文化的失衡，使得生长于民间社会生活之上并承载民间文化内容的民间艺术也丧失了其生存的土壤，导致了许多民间艺术作品粗制滥造、庸俗、肤浅并且种类在日益衰落、流失。民间艺术失去了广泛的民众基础，不再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要么被认为是“落后”的东西退出市场，要么被认为是“古董”束之高阁，失去了原有的现实性和必要性。那么，该如何去拯救传统文化中的民间艺术呢？如何让民族文化中的瑰宝重新散发出光芒呢？
二、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的发展
1.处理好文化发展，把握文化主流
民间文化根植于广大民众的生活，蕴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当人们的生活方式、交流方式等诸多因素发生改变时，人们更快、更方便地接触到各种现代的、外来的文化形式，并快速地被感染和铺开，这使得传统的民间文化受到冲击。因此，处理好文化的发展，建立健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体系，是寻求民间文化及其艺术形式发展的根本。民间文化应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中发展，这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自身的提炼，即重新审视民族传统文化本身，将封建的、愚昧的、不适合现代生活方式的部分进行舍弃处理，将现代文化中的内容融合在传统文化中，实现既有民族传统文化根基，又具时代性和生命力的中国民间文化的主体，形成现代的中华民族文化特征。其次是融合外来文化元素，正确吸收外来文化中的优秀成分，丰富文化形式和内容，壮大文化队伍，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存，使多种文化形式融合在文化队伍中，才能形成完善的、适合时代需求的民间文化和民族文化，给民间艺术的发展提供充足的养料，使民间艺术这棵树枝繁叶茂、硕果累累。
2.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
在构建现代的、具有传统文化根基的民间文化基础上，丰富和扩展民间艺术的形式与门类，是对民间艺术的延伸与发展。张道一提出“民间艺术是一种‘母性’艺术，是民族文化的根之所在”。民间艺术的“母性”特点就在于：它以文化根基为养料、具有繁衍发展的能力。这就我们需要抓住繁衍的内在动力，去发展更多的艺术形式。就传统的民间艺术造型形式和内容来看，不管是剪纸、年画、泥塑玩具，还是皮影戏，它们都具有共同之处：是以民间固有的美学理念为审美尺度进行的造物活动，具有艺术性、民俗性，是生活和审美相结合的产物，体现了人民大众的理想、感情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一种真正‘为生活造福的艺术’”。也就是说，民间艺术之所以具有魅力，是因为其蕴涵着人们对生活美好的期盼。那么，就造物物质本身而言，其造型形式、风格、内容、表现的手法、新的视觉形态就可以根据现时代的审美、时尚、甚至是新型材料等等方面去挖掘更多的素材和元素，提升和扩展已有的民间艺术形式美感、丰富素材及主题，使其更符合现代生活内容，更贴近人们的现代生活。这样的民间艺术就再不会是古董和文化遗产，而是民间艺术的再生和繁荣。
3.将民间艺术与现代设计结合
采撷的可能性在于民族生态文化的“生境血缘”。对其采撷尊重了民族文化与人类生产生活间的客观联系，回应了当下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破解思想资源贫缺与实践乏力的需要。
(一)少数民族生态文化蕴涵了丰富的生态思想资源蕴含于经济生产、社会生活及精神信仰之中的生态智慧，衍生于人们在长时段生产生活中习得的经验，积淀于生命环境在时空中的变化，诠释了“人”对于生态系统之中“他者”的尊重与理解。1．人与自然的共生观共生的生态环境塑造了共生观念。各民族经济文化类型多为对自然环境依赖性较大的攫取型经济。各族人民在“采集渔猎经济、畜牧与农耕”等经济活动中，他们的“精神特征不在于它的逻辑而在于他对生命的情境。他对自己的观点既不是理论的也不是实际的，而是共生。在自然世界中，他们并未将自己放置于一个独特和优越的位置上。所有生命形态都具有亲缘关系”②。以生活于稻作文化区域的壮族为例。壮族先民通过自然崇拜、万物有灵、图腾信仰的精神路径，嫁接了同处生态系统中万物与人的亲缘关系，建立起共生秩序，以约束人类干预自然的尺度，实现人与自然环境的平衡。壮族创世史诗《布洛陀经诗》中“稻谷、鱼、猪、牛、马”等都各有“灵魂”。在共生状态中，诸物皆灵魂与肉体合一，人类与自然和谐共处。一旦因人不当干预，将生境诸物的魂吓跑(驱赶)出肉体，将导致人面临生存危机。《布洛陀经诗•造火》中就有因人不当使用火，而致“王的三代祖宗不愿留，王的祖神不愿住”③的记载。共生平衡失调，“河鱼妖怪，稻谷妖怪，牛妖怪，银钱妖怪，首饰妖怪”④等人类生存条件恶化的灾难必会出现，最后只得在布洛陀⑤的指点下，当事人通过仪式展开忏悔，并收敛起干预自然的尺度，才使得生存环境中的诸神、祖先、诸物恢复至共生秩序，人方得安居乐业。同样，我国其他少数民族原生宗教文化中也都广泛存在蕴含共生观的现象。如:傣族、彝族、白族、哈尼族、纳西族、布朗族等少数民族的“神林文化”、藏族的圣山圣湖崇拜、侗族的万物崇拜、布依族的图腾崇拜等，都表明各少数民族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在诸多禀赋共生智慧的文化内涵中，我们虽无法运用现代逻辑去理解其合理性。然而，无论禁忌是否符合现代人观念的“情”与“理”，它作为人与自然环境关系的调控手段确实存在。“他们对待自然万物的方式与对待，都体现了一种共生道德情感，进而成为一种集体意识和情感活动”⑥，并以此维系着人类与自然间的共生秩序，为人在特定自然生态环境中获得可持续发展提供了保障。2．适度开发的发展观适度开发观阐述了人对大自然的“干预尺度”，它解决了人如何调和自身发展与自然资源保护的智慧。为适应区域地理条件与生产力状况，“靠山吃山，靠林养林”成为生存于该时空中的少数民族人民获得生存与发展的主要经济思维，并“形成了与之相适应的耕作技术。如:为不伤害土壤中植物根系，尽可能地采取粗放的免犁技术;为顺应不同植被的生态状况，对土地进行功能区划，实施差异化的耕作技术;为可持续利用土地资源，实行多时段土地轮歇制度等”①。以森林资源为例，“我国长江流域(26.69%)、黑龙江流域(24.82%)的森林蓄林资源占据了全国森林蓄积面积的51.51%”②，两江流域之所以有森林资源的大储量，除自然涵养外还同居住于该地的少数民族所秉承的适度开发理念分不开。例如:侗族有“爱护森林、植木造林、封山育林”的传统，至今还有很多侗寨仍旧保留着“儿孙林”③的习俗;云南富民彝族，认为竹林的生长兴衰象征民族的兴衰;怒江傈僳族多以禁止采伐的茶树、紫柚木等植物为氏族命名;蒙古族、赫哲族对所需保护的树种、草原有明确的要求，不许砍伐的种类甚至连树枝也不许采摘。可见，正因民族生态文化对自然资源的适度开发利用做出了要求，才有效防止了人们对森林资源的过度开发，保护了生物多样性，保持了人与自然生态系统间的和谐。
(二)少数民族生态文化中蕴藏了丰富的生态制度文化生态制度文化产生于人类的生活生产实践，并通过意识干预与组织制度起到约束文化主体的作用。我国少数民族也正是通过这套制度文化的约束来保护生态环境。1.以习惯法保护生态环境形成于日常生活与劳作过程中的习惯法，是少数民族人民用以保护自然资源的主要制度性内容。“习惯法是独立于国家明文法之外，依据民间社会权威与社会组织，赋有一定约束力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的总和”④。我国清代“嘉庆”至“咸同”年间的贵州布依族村寨便出现了《护林碑》。贵州兴义顶效的《护林碑》载道:“窃思天地之钟，诞生贤哲;山川之毓秀，代产英豪。是以惟岳降神，赖此外城之气所淤结而成。然山深，必因乎水茂;而人杰必赖以地灵。以此之故，众寨公议，近来因屋后放牲畜，草木因之催催，巍石成嶙峋，举目四顾，不甚叹息。于是齐集与岑性面议，办钱十千，木品与众永人为后代，于后代培植树木，禁止开挖”⑤。依碑文可见，村民已认识到人和自然之间的共生关系，并明文禁止开挖砍伐树木，并将种植树木作为一项社区规范确定下来。同样，纳西族在其原始经典教义《东巴经》中也同样蕴含了水资源保护的制度性内容。如:禁止向水中扔垃圾;禁止向河流中吐口水，禁止在水源地宰杀牲口，禁止在水源旁排便等。分布于黔、湘、桂的侗族《侗款》在自然资源确权方面有详细的规定:“屋架都有梁柱，楼上各有川枋，地面各有宅场。田塘土地，有青石作界线，白岩做界桩。山间的界石，插正不许搬移;林间的界槽，挖好不许乱刨。不许任何人，搬界石往东，移界线偏西。让得三分酒，让不得一寸土。山坡树林，按界管理，不许过界挖土，越界砍树。不许种上截，占下截，买坡脚土，谋山上草。你是你的，由你作主;别人是别人的，不能夺取。屋场、园地、田塘、禾晾，家家都有，各管各业，各用各的。”⑥自然资源产权的明确，解决了私有资源与共有资源产权不明、环境责任不清的问题，进而为保护生态环境奠定了制度性基础。2.有效的组织制度保障较为完善的组织制度保障了各项生态保护规则落于实处。首先，在组织领导上，由经社区民主推选出来的首领(组织)实施执事活动。如苗族“议榔”是苗族社会的基础组织形式。“议榔”最高权力机构是合款大会，大会由榔头、款首主持，制定“款约”，并选举产生各种执事首领。“款约”涉及到社会生活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地区安全等诸多方面。至今“议榔”在苗寨中仍发挥着自律作用;其次，严肃惩罚措施。族人一旦被认定违反习惯法，将按照习惯法所规定的内容实施处罚。“黔南瑶族，以习惯法为准则，审判时由寨老召集族众，对违法者施以批评教育、请酒赔礼或惩罚示众;贵州水族则由‘三老四公’负责履行乡规村约的处罚权，对违反习惯法者给予惩罚”①;第三，以生态道德性施行制度内容教育。惩处是对身心的处罚，教育在于提升内心的意识。两者的有效结合为乡规民约秩序的运行提供了“道德”保障。“如壮族习惯法中的惩戒条约直接规定了，一旦触犯习惯法，当事人没有选择余地，仅有接受和服从。违法者不仅要受到条约规定的惩处，个人还将在未来生活中背上‘骂名’。在广西龙脊十三寨，对于违法者的‘游村’和鞭挞刑，不仅使违法者在身体上要接受处罚，还要在心理上接受其他村民的嘲讽、谩骂。”②同时，“在大部分甚至全体村民到场的情况下，对违反者实施惩处，以实例对村民进行现场教育”③。得益于上述生态管理意识与管理制度的存在，生态意识与生态行为才得以在“有形审判”与“无形教育”中获得塑型，少数民族地区的生态环境也因此获得了保护。
二、采撷的意义
采撷少数民族生态文化，汲取人类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的智慧，对我国建设生态文明有积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有利于民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开展区域是生态文明建设实施的基础单元框架。民族生态文化不仅为我们思考制定少数民族地区开展生态文化建设政策提供基础性的依据，也凭借其生态智慧的共通性可为国内其他地域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智慧滋养。“我国地理空间是一个自西向东逐级下降的斜坡，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东连横断山脉，地势下降至海拔1000～2000米的云贵高原、黄土高原和内蒙古高原，其间又有塔里木与四川等盆地。向东是海拔1000米以下的丘陵地带和海拔200米以下的平原。三级阶梯落差，南北又达30个纬度，温度与湿度的差距自然形成了不同的生态环境。”④在如此特殊地理环境中，生成了具有不同文化性格的民族单元，孕育出多样的民族文化。生态文明作为一项关系人类福祉的发展旨愿，如其开展能够尊重民族地区经济文化差异与历史生态文化，可克服生态文明建设政策的“水土不服”，提升生态文明建设的质量，增强其信度与效度，真正满足符合区域人民的长远发展利益需要，从而达到保护生态环境与经济发展相协调的目的。
(二)有益于贡献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建设现实环境问题并未因生态环境保护法律制度的建设而消失，生态环境形势依然严峻。“发生如此状况的归因在于，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子系统追求的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同一生态系统之中，生态保护在执行依据上出现了‘文本规范’与‘实践规范’的剥离”⑤。文本法与实践法之间存在的沟壑，无疑会导致生态环境保护政策的实施无力，致使生态环境状况恶化。事实上，文本法与实践法之间存在沟壑产生的原因，有着深刻的“现代化”背景。“现代法律体系，是现代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当代中国正处于在现代化过程中，这是文本法与实践法分离的重要原因”⑥。其一，因自然历史而形成的中国传统社区，社区内的规则往往是根据具体情景做出行动判断，其情境规则不以效率为协调指南，而以协调“人与自然、人与人”间的和谐为目标。如此的“情景化法规意识”(行为规范意识)，距离依据西方文明法律制度设计而成的政策系统还有相当的距离;其二，当下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主要由外力主导，生态环境保护同样也是借以“现代化”的力量，将民族文化排除出去，继而选择了一条不顾区域历史传统文化，发展经济与保护生态环境的道路。预防与消解上述症结，需调整社会系统与生态环境系统的关系，从认识与理解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子系统入手，促成社会文化系统与生态系统实现衔接，并为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的法律制度建设困境提供解题路径。也因此，富含生态制度智慧的少数民族生态文化关照了特定时空下的生态环境与人文环境，对其采撷于文本法与实践法沟壑的弥合是大有裨益的。
无庸讳言，也存在着普遍的问题：其一，编导对于舞台形式和包装的过分强调，除了让观众有耳目一新之感，却难以产生情感和内心的共鸣与震撼。其二，编导对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内涵的发掘不够深入，作品形式大于内容，忽视了贴近生活、贴近人民、着重对内心情感挖掘的基本要求，观众反响缺乏；其三，该类作品获奖不少，而市场表现差强人意，“叫好”不“叫座”，往往变为偏离市场需求的政府或商业行为。这些问题的存在，由于缺乏专业的理论总结和反省，也难以成为前车之鉴。
在世界范围内，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荟萃并传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如爱尔兰的“大河之舞”、“舞之魂”、“红磨坊”等百老汇歌舞剧等，在世界观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其市场效应也有目共睹。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和国际地位的提升，为自己的文化塑造全新的艺术形象，是21世纪的中国面对的巨大问题，同样也是地处西南的多民族的贵州一直在力求突破的问题。在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的艺术形象，是其精神追求的重要体现，其意义及价值尤为深远。
如何在这样的状况下总结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的得失，深入思考怎样重新定位和打造当代民族文化的问题，探索以适应时代需求的舞台艺术来传承光大民族文化，力争做到既“叫好”又“叫座”，就成为一个亟待形成理论成果的课题。
鉴于民族民间舞台艺术作品纷呈而理论滞后的现状，我们认为，除了对舞台艺术本身的状况和得失进行评述、比较研究外，更应该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当代文化、当代文化市场、民族文化的弘扬和传播等大视野来思考、研究民族舞台艺术的系列相关问题。一是借助比较文化、文化市场学、传媒学等理论，宏观考察并研究西部民族地区的舞台艺术；二是西部地区民族众多，文化形态多种多样，在进行全面研究的同时，需了解和掌握各地区民族民间舞台艺术所表现的不同的民族文化内涵。
而尤为重要的，是从认识上解决民族舞台艺术当代化的一些关键性问题。首先，“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一概念，并非是指文化的民族个性和形式、风格等表面特征，而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中与人类共性相通的核心内容。民族文化自成一个独立的系统，是一个民族对世界、生命和人生的认识，具有普遍的人文和人本的意义。我们要从民族文化的历史源流、地域特点和审美个性中，看到它对于人类生活、生命和生存的普遍意义，这样才能找到民族文化中最动人、最持久、最有力量的内核。对于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这是一个基本的形成准则，也是我们评述舞台艺术的出发点。
其次，民族民间大型舞台艺术，同样是经济全球化时代的当代传媒手段之一。中国民族文化的历史演变和地域特点，是以漫长的农耕文明为依托的；而时生了巨变，民族文化生存的土壤也发生了迅急的改变，乡土生活的形式和内容都在日新月异，因此，我们要把民族文化放在当代的文化框架中来弘扬。民族大型舞台艺术面对这样复杂的变化，应充分考虑其作为文化产品，如何成功完成品牌的塑造与传播，引起关注，进入市场，从而获得更好的保护和发展的问题。
第三，近年出现的西部地区大型民族民间舞台艺术作品，如歌舞“云南印象”、舞剧“天蝉地傩”、山水实景晚会“印象•刘三姐”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和效应，走出了民族舞台艺术进军当代文化市场的成功之路。这些作品除了展现民族地区歌舞艺术的独特魅力，其创作定位、品牌推广、市场运营等都具有适应当代文化市场的创新和探索。如大型现代民族舞剧“天蝉地傩”，以贵州著名的、古老而悠久的傩文化，及蜚声中外的侗族音乐文化等原生态艺术为主要创作素材。贵州的傩文化艺术，被国内外誉为“戏剧的活化石”，是数千年在高原山地间传承、流变的古老的东方艺术，形成了多元的宗教、民俗、艺术和表演的复合文化体；贵州的侗族大歌蜚声世界，与侗民族生活方式息息相关，引起诸多学者和音乐人的关注，是贵州原生态民族文化的代表性艺术。
将民俗文化和旅游业结合到一起，能够有效刺激我国传统文化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这方面，由于一些旅游地区的政府过分追求经济利润的增长，去大量的破坏传统，追求商业化的效应，这种做法导致了很多民俗文化的资源遭到很严重的破坏，不再展现出其原有的原始性特征2。现如今的经济水平不断发展，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不断深化，世界上的国家都紧密相连，形成一个经济共同体。在经济的变革之下，世界文化也互相渗透，潜移默化当中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在不断变化的思想观念影响下，对我国民俗文化的发展带来很大的冲击，一些民俗文化发生了改变，再也不复当年的味道。同时还要注意一点，民俗文化是一个地区特有的精神产物，具有神秘性的特点，目前有的地区完全照搬其他地区的民俗文化，对神秘性的特点形成了一定的破坏。在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开发方面，由于民俗文化旅游是在近些年中刚刚兴起的旅游方式，很多人对其认识度不够，在开发过程中便体现出一定的问题。比如产品的形式过于单一化，缺少创新性。除了小部分的少数民族地区之外，大多数民俗文化旅游地区无法将民俗文化全部为游客提供出来。除此之外，民俗文化旅游还缺少一定的市场营销战略，没有推出精品的产业，让自己在激烈的竞争中失去了代表性的意义。另外，民俗文化旅游中存在的问题体现在民俗文化的保护方面。将民俗文化应用在旅游产业中，也是一项艺术，需要在整个过程中处理好民俗文化的保护工作。但是根据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有一些旅游地区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而不考虑对于民俗文化的保护，反而让传统的民俗文化体现出商业化的特点。甚至有些游客反映，曾经引以为傲的传统，如今也沦为庸俗的产物。另外，也没有了解清楚民俗文化的保护与开发主体的关系问题，完全忽视了民俗文化的“知识产权”，所有旅游地区的民俗文化大同小异，没有独特性3。
二、基于文化生态视角的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属于层次比较高的生态文化旅游，需要全力去开发和发展。在今后推进民俗文化旅游的过程中，要全面树立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眼光，以此来实现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可持续发展目标。
（一）在文化生态的视角下规划民俗文化旅游建设目标任何事物的发展都需要提前进行规划，规划是发展的基础保证。在推进我国民俗文化资源的规划上，要遵循以下几方面的内容：首先是要处理好自然环境以及民俗文化之间的关系，让其全面、协调的发展。民俗文化的旅游要想规划完善，就要保证民俗文化的多样性和完整性，在保证民俗文化生态资源完整的同时还要促进自然环境的发展。其次，还要处理好旅游资源的开发问题，让当地居民得到利益上的平衡4。从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者这个角度上来看，既要考虑到开发旅游资源的利益性，也要充分考虑到当地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通过市场经济的体制来促进旅游资源的合理分配，在对自然资源的合理控制下有效维护好民俗文化的完整。第三，还要在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中注意到生态教育的问题，通过民俗文化旅游来开发文化资源，平衡好经济价值和文化价值，让我国的每个人都能认识到保护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提升对文化生态平衡的保护力度。
（二）在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旅游业除了能带动当地经济效益之外，还能带动其周边产业的发展，文化旅游产品就是周边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好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就要分析好区域中的特点，基于文化生态的视角参与到民俗文化产品的开发中。针对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点，即使要开发旅游产品，也要加强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不能只注重经济效益，不管生态环境的效益；第二点，开发民俗文化的旅游产品也要注意到民俗文化中带有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某个方面，努力营造出鲜明的民族气息氛围，让游客在这种鲜明的氛围中加强对祖国传统文化的热爱；第三点，对民俗文化旅游活动的开发，要结合每一个游客的思想意识，以便于能让每一个游客参与其中，强调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受5。比如说在民俗文化旅游的活动中，可以增加一些民间的节日习俗，让游客感受到旅游地区和其生活的地方有着哪些差异性。旅游活动离不开衣食住行，其中吃是最重要的活动之一，针对餐饮文化，也要给食物赋予鲜明的民族特点，比如在饮食过程中加入一些禁忌和礼仪等，在能表现民族的饮食文化的同时，还能加强对民间传统文化的教育。民俗旅游的开发者还应该加强对于民间的文艺活动的开发，如剪纸、戏曲和歌舞等，既体现出民族文化的意义，又丰富了旅游活动的内涵。
三、结论
1．1民俗文化概念及文化生态
民俗文化是在特定地域环境下形成的人与环境互动的风俗传统。从文化资源的整体来看，民俗文化是展现地域风采、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有效载体，也是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动力。从民俗学视角来探讨民俗文化，主要从其构成要素来分析，一方面民俗文化是对传统物质文化生活的传承，比如某一民族区域的生产、生活习俗、衣食住行特点等;另一方面是对民族社会生活的传承，主要包括民族区域内的节日习俗、婚丧嫁娶礼仪习俗、家族文化、语言艺术及游艺竞技习俗等内容。民俗文化旅游是对文化旅游的深化和发展，对其定义和阐述尚未获得统一的界定。有学者从“民俗”与“旅游”的结缘上，提出民俗文化旅游是以民俗事象为主要载体的旅游活动;民俗文化旅游是借助于民俗来开展旅游项目，并将某区域的民俗事象和风俗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进一步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和独特性，并将其鲜明的文化内容和形式呈现给游客，以增强其民俗文化的深刻内涵;民俗文化旅游就是以某特定区域民俗事象为资源来吸引异地游客从事体验和观赏活动的总和;民俗文化旅游是建立在特定区域民族文化传统风俗资源基础上，以保护和开发旅游产品为主要方式，并以展现地方民族性风俗为主要标志的旅游产业。从广义来看，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民俗与文化的统一体，既要强调民俗旅游的生命力，又要开发民俗文化资源。随着生态旅游发展趋势的日益突显，民俗文化旅游的生态性特征更是受到普遍的关注。藉于民俗旅游、生态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从民俗、文化、环境、人所构成的文化生态，将民俗文化、自然环境、人文环境进行融合，从而构成以文化为核心，强调文化与环境的生态和谐，从而实现对地域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保护与传承。
1．2民俗文化与旅游的关系
民俗文化是建立在自然资源的基础上，并作为一种生活文化得以传承。民俗文化在逐渐被抛离原生态的生存环境下，作为被观赏的对象，并在承载原有意义的形式外壳下，体现出独特的文化底蕴和审美价值。民俗文化作为一种资源、一种产品，在越发需要给予保护的生存空间里，尊重和延续原生民族的有形、无形文化，从文化生态学的视角来审视民俗文化与旅游活动之间的关系，从而提出生态化民俗文化旅游的概念。借助于生态旅游的发展思路，将民俗文化与旅游资源开发作为双重目标的新型旅游模式，既能够满足游客对地域性民俗文化的精神需求，又能够实现对民族区域自然和生态民俗文化的保护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从民俗文化与旅游的关系来看，民俗文化旅游将民俗文化的整合与保护作为旅游资源，增强了生态旅游的文化内涵，提升了生态旅游的文化品质，从而为民俗文化的生态保护和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构建成双赢局面。
2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及存在问题
2．1我国民俗文化旅游的现状
我国民俗文化旅游产业起步较晚，但随着国内旅游市场的迅猛发展，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化发展势头也是显著的。特别是基于民族区域的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如湘西民俗文化旅游、山西民俗文化旅游、江西民俗文化旅游、内蒙民俗文化旅游、云南民俗文化旅游等资源的开发，更是将民俗文化旅游推向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新兴的旅游产业，在展现民族文化风采、弘扬民族文化上，其地位和作用尤为突出。我国民俗文化资源丰富，既能够满足游客对文化空间“求新、求异、求知、求乐”的心理需求，又能够从浓郁的民俗文化氛围中带来较高的经济效益。随着全球化经济发展新时期的到来，民俗文化旅游作为旅游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开发模式上逐渐形成了民俗观赏、民俗活动、民俗商品、民俗服务四大类型，并从民俗文化资源基地建设到产品服务包装、设计，以及民俗文化保护等方面都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成果。
2．2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存在的问题
“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国际化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的趋势，对于民俗文化旅游产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在推动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民俗文化旅游产业在资源开发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一些弊端，不仅使得原本优秀的民俗文化资源失去吸引力，还造成对民俗文化的污染，降低了民俗文化独特的个性。主要表现有以下几点:一是在民俗文化资源整体开发上缺乏有效规划，特别是依据常规开发模式，无法从历史学、文学、艺术学，以及社会学等方面进行综合分析和全面挖掘，仅仅在民俗文化基础上重视“旅游牌”，难以从旅游资源的规划上体现科学性、文化性、时代性。浅层次的文化宣传、一味地追求民俗文化项目，同质化、模式化、公式化现象不仅降低了民俗文化旅游的品质，还带来资源的浪费。二是在民俗文化旅游基础设施建设上显得落后，特别是对于偏远民族区域旅游业来说，由于交通不便导致的游客数量不足，不仅无法实现对民俗文化旅游资源的有效开发，也制约了区域旅游业的有效发展。三是在民俗文化旅游投入上力度不足。我国民俗文化资源是丰富的，而缺少有力的资金投入又是现实问题，因资金投入不够而使得民俗文化资源只能“养在深闺人未识”。四是在民俗文化旅游人力资源管理上显得不匹配，特别是从业人员综合素质水平较低，如导游人才的缺乏，旅游资源开发专门人才的不足，不仅难以支撑民族文化的有效传播，也给民俗文化旅游带来发展瓶颈。五是在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上轻保护现象普遍。开发旅游资源是一把双刃剑，在处理开发与保护问题上，以牺牲生态为代价的盲目开发，不仅对环境资源造成损耗，也对民俗文化的传承带来灾难。为此，积极分析民俗文化旅游资源开发中存在的不足，协调好民族文化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在促进地方经济文化发展的同时，推动民俗文化旅游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3我国民俗文化旅游可持续发展的思路
民俗文化旅游作为高层次的生态文化旅游，在推进民俗文化资源开发与保护上，既要遵循文化传承的规律，又要协调好旅游产业的有序化发展思路，以实现民俗文化旅游开发的科学性、可持续性。
3．1文化生态视角下规划好民俗文化旅游的建设目标
科学规划是实现民俗文化旅游生态化发展的前提，其设计目标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一是处理好文化生态、自然生态与民俗文化之间的协调发展。民俗文化旅游在规划上首先要平衡好生态民俗文化与社会发展及自然环境的关系，注重民俗文化的本真性、多样性、完整性，以及文化传承的延续性，在维护民俗文化生态资源不枯竭的前提下来促进民俗文化、自然环境的健康发展。二是处理好旅游资源开发、社区居民、游客等多方利益平衡。作为对民俗文化资源的开发者，要从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上，做好开发者、当地居民、游客多方的利益分享与公平，既要组织好旅游资源的开发与保护，又要通过市场机制来促进旅游利益的合理分配，并在积极地改造自然、合理控制利用的基础上，维护好民俗文化生态系统的完整与稳定。三要从生态民俗文化开发中体现生态教育的目的，作为以民俗旅游为导向的文化资源开发，要平衡好经济价值与文化价值的关系，通过对生态民俗文化的合理开发来传播和促进各方面人群对生态环境的认识，提高维护文化生态平衡的自觉意识。
3．2文化生态视角下设计好民俗文化旅游产品
生态化民俗文化旅游产品的设计，需要从其区域自身特点来进行分析，结合民俗文化生态旅游的特殊性，从生态民俗文化实体的开发、参与性民俗活动的开发、民俗精神文化的开发、民俗文化旅游商品的开发等方面来进行研究。对于以景观实体为特征的民俗文化旅游设计，要注重以下几点:一是对于原生态民俗村寨的挖掘与保护并重，在展示民俗文化的过程中要强调对原生态景观的保护。二是对于人造民俗文化景观的开发上，要在文化移植的同时，注重对民俗文化趣味性和观赏性的挖掘，并能够从鲜明的民俗文化氛围中，运用多种表现手段来增进游客对文化的认知和体验。三是对于生态博物馆的开发上，要从自然资源的整体性，民俗文化的思想性，以及文化遗产保护上来进行全面开发。对于参与性民俗活动的旅游设计来说，重在引导游客的参与，强调游客从亲身体验中来获得对民俗文化的精神感受。如对于一些民间节庆活动，从活动内容的组织上要积极健康，并能够在展现民俗文化的同时，让游客从参与中感受到民俗文化的鲜明性和差异性;对于民族餐饮文化，在体现“食”的同时，也要赋予其新的审美价值，如引入礼仪、禁忌、艺术等文化内涵，既展现民族传统饮食文化，又对地方民俗特色饮食文化进行了宣传;对于民间文艺如戏曲、绘画、雕塑、歌舞等资源的开发，则从民族文化的历史意义，以及传统文艺的鲜明特征上来进行丰富和宣传。
3．3文化生态视角下保障好民俗文化旅游开发
关键词：原生态 民族艺术 民族文化 生态保护
在全球经济交往日趋深入的今天，全球文化在不断的交往与碰撞中相互融合。在中国的艺术长廊中，有一种艺术形式被称为原生态民族艺术，这为文化全球化的今天带来了别样的生机。
一、原生态民族艺术与民族文化
原生态，顾名思义，代表着生命之态、自然之态，是一切生活及艺术的根源。原生态一词最初见于声乐比赛，随后在表演艺术等领域迅速蹿红，成为文化领域的特殊符号。原生态这一概念被引入文化领域之后就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特征存在着。而所谓的原生态民族艺术，多是指一些原始的、原创的、民间的、乡土的艺术形式，其作为一种特殊的民间智慧存在于我们所生活的社会，可以说原生态民族艺术是在特定的原始环境中衍生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艺术形式。作为比较原始的民族艺术，原生态民族艺术的素材多源自于对自然的崇拜以及人类的本能，经过不断的融合和发展，逐步形成了一种以原始为基本的奇特的艺术形式。原生态民族艺术所代表的，是民间艺术和民族风俗所组成的一个多元的文化空间，是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相融合的产物。
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在没有被更多的人认识的时候，往往是以一种民间艺术的形式存在。不论何种民间艺术或民族艺术，都有其丰富的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特别是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民族艺术，其本身就具有特定的精神功能，是整个民族广泛遵守的行为准则和价值标准。原生态民族艺术在未被发掘之初，是只在这个民族内部流传的一种艺术形式，表现的是这个民族所特有的精神生活，往往带有原始文化的特征在里面，会有对自然现象的原始崇拜的现象。也正是因为这种原始的活动及其所代表的文化活动，这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才能被称为原生态的民族艺术。当某种不为人知的民族艺术及民族文化被众人所接受的时候，带给人们的往往是来自原始文化的冲击，这也许就是为什么这些民族文化为什么被称为原生态民族文化的原因，就是因为其本身所具有的原始的、乡土的甚至是神秘的气息。人们通过原生态的艺术形式，了解这个民族的物质文化生活，甚至可以了解这个民族的起源，这就是原生态民族艺术呈现给世人的来自于非物质文化的整体价值。原生态民族艺术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其本身所展示的是一种原生态的生活态度，是这一民族的价值体系、心理认同在艺术文化上的体现。
二、原生态民族艺术和民族文化的生态保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