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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上海文化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SWOT战略分析包括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分析，具体如下：
（一）上海大众的优势（S）分析1．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制造工艺。德国的大众汽车制造公司是世界上著名的汽车设计制造集团，中德合资的上海大众在成立之初就开始引进德国先进的科学技术和生产制造工艺。先进的技术和工艺带来的产品质量无疑给消费者带来了良好的口碑，上海大众逐渐被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所认同，市场占有率一直很高。2．品牌多样化。上海大众旗下有着桑塔纳、帕萨特、朗逸、POLO、途观、途安等知名品牌，包括斯柯达旗下的晶锐、明锐以及昊锐等品牌。在当今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多样化的子品牌带来的是较高的市场占有率，从而刺激消费者的购买欲望，赢得了消费者的信任。3．完善的售后服务。上海大众一贯秉承“大众标准，全程无忧”的服务理念，不断的改进和完善售后服务体系，扩大汽车消费市场的衍生业务，在广大消费者心中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二）上海大众的劣势（W）分析
1．产销脱节。世界上大多著名的汽车厂商的生产和销售是一体化的，从而使产品能够不断地适应市场的需要，而上海大众则不同，负责研发和生产环节的上海大众与负责销售的上汽大众是脱节的，缺乏有效的沟通，再加上部门之间一些不必要的摩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上海大众的与时俱进。2．新产品的投入较少。在2008年推出了新款车型朗逸之后，近几年来一直没有新的产品的推出，大都是在原有平台基础上进行小改款，被消费者认为是换汤不换药，影响了上海大众的进一步发展。3.DSG问题尚未解决。早在2012年3月15日之前，就有许多报道称大众的双离合变速器存在问题。高速时动力突然消失又突然爆发，低速时车身抖动严重等现象层出不穷，车主们很快发现升级以后故障依旧，时至今日，许多车主对大众只是进行技术性处理而不召回的做法耿耿于怀。
（三）上海大众的机会（O）分析出租车市场商机无限。众所周知，前些年的出租车乘用市场常年被桑塔纳2000、桑塔纳3000等大众车型占据，他们都是由上海大众为上海出租车改装的专用车型，属于出租车的定制产品。
（四）上海大众面临的威胁（T）分析1．日系车逐渐回暖。近年来，日系在华进行密集的产能扩张。一方面，2013年汇率高企的日元以及快速增长的中国车市，无形中都加速了日系车企在华的本土化进程。另一方面，自事件爆发以后，棒喝顿悟的日系开始在华反思和救赎，由此看来，日系车的强势崛起才刚刚开始，是上海大众未来战略中的重大威胁。2．发动机动力低于平均水平。2009年，大众将被神化了的TSI加DSG的动力组合引进国内，然而，在通用、PSA、长城、比亚迪纷纷推出涡轮增压搭配双离合的动力系统后，大众的优势一去不复返。
二、上海大众汽车的市场营销策略分析
上海大众营销策略分析包括产品策略、价格策略、分销渠道策略、促销策略体。
（一）上海大众产品策略产品策略是企业市场营销4P组合的核心，是企业开展市场营销活动的基石。上海大众的产品线组合非常丰富，涵盖了AO、A、B、SUV、MPV等所有产品，根据上海大众的规划，未来还会推出小型SUV和中型SUV，并且都可能国产，这样一来，上海大众基本完成汽车产品线的全面覆盖。
（二）上海大众的价格策略上海大众的定价策略很好地利用了潜在客户品牌的声望的心理来确定商品的价格，所以即使定价不低但是仍然能够刺激潜在客户的购买欲望。
（三）上海大众的分销渠道策略在上海大众的分销模式中，厂家扮演着生产者的角色，4S店扮演批发商的角色，二级经销商扮演零售商的角色。在这个模式下，上海大众严格执行标准化的深度分销管理，教育引导渠道成员承担部分分销渠道的职能，取得了不错的绩效。
（四）上海大众的促销策略营销的最终目的是把产品销售出去并获得赢利，而促销就是销售产品的艺术和技巧。上海大众的广告大多突出机械的质感和美感，从机械层面到审美层面再到人性化的设计，从广告中就能感受到上海大众不凡的造车工艺，而这些层面正是能被中国大多数消费者所接受的。上海大众另一个比较关注的是车展，特别是一些国际国内的知名车展，每次车展上海大众都会为我们带来新的产品设计和驾乘体检，但不变的是上海大众一贯的先进技术和安全的车身制造，虽然上海大众在车辆的外形以及人性化的配置上有所欠缺，但这并不影响上海大众在国人心中的地位。
三、上海大众对中国汽车行业的发展带来的启示
面对激烈的竞争，如何在现有的市场走的越来越好，上海大众要坚持一下几点：
（一）必须坚持自己的特色上海大众在这一点就做得很聪明，因为他们知道，任何企业都不可能拼接一己之力把所有方面做得都达到同行业的顶尖水平，所以他们多年来保持自己的造车风格。即使后来的日韩系品牌凭借时尚的外观设计以及人性化的造车理念迅速崛起，但是上海大众凭借其先进的造车技术和高强度的车身设计仍然保持自己独有的优势。
（二）让模仿成为过去时大众在成立之初到现在，近三十年的时间，不断地使自己的产品回归家族化设计，无论从车身设计到平台共用，大众都坚持着自己的特点。借鉴和模仿在发展初期，是各车企最经济实用的模式，而一些自主品牌坚持的是不断地模仿和变化。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发展，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由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变迁为宋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的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也承载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关键词]
海上丝绸之路；宋丽海上航线；海洋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G1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007（2017
）01008907
[收稿日期]2016-09-07
[作者简介]
1魏志江，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韩国研究所所长、博士生导师，延边大学朝鲜半岛协同创新中心兼职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韩关系与丝绸之路区域史；2魏珊，中山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东亚国际关系。（广州510275）
宋朝与高丽朝之间的海上航路，是中韩两国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发展。海上丝绸之路（Maritime Silk Road，简称海丝路或MSR），迄今为止虽然中外学术界对其概念和内涵仍然莫衷一是，但本文认为其内涵应该是指从中国东南部沿海港口出发，然后向东北亚延伸至朝鲜半岛，接着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后经日本博多湾、九州以及西南诸岛、琉球群岛地区的东北亚航线和中国东南沿海继续向西南方向延伸，经过中南半岛南下后通过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然后抵达红海、最终行至地中海沿岸的航线。因此，宋丽海上航线和两国海洋经济文化的交流，毫无疑问构成了中韩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内容。目前，中外学术界对宋丽海上航路与经济文化交流的研究已经取得了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其中中国学术界的主要代表有陈高华、宋、吴泰、杨渭生、王文楚、陈炎、祁庆富等学人；分别参见方豪《中西交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年版；宋《宋商在宋丽贸易中的贡献》，载《中韩关系史论文集》，时事出版社1979年版；陈炎《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陈高华、吴泰《海上丝绸之路》，海洋出版社1991年版；王文楚《古代交通地理丛考》，中华书局1996年版。而国外的主要代表性学者有韩国东亚大学的金庠基、高丽大学的李镇汉、金渭显、尹明哲、姜仲吉等教授和日本学者内藤h辅、森平雅彦等先生，他们撰写了一系列研究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经济文化交流的论著。本文拟在学界先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就宋丽海上航路与海洋文化交流等问题加以论述。
一、宋丽海上航路的演变和发展
宋丽海上丝绸之路航线的变化，与两国的政治外交关系和辽宋丽三国关系密切相关。因而，宋丽海上丝绸之路的演变和发展大致经历了前、后两个阶段。
前一阶段（960-1071年），宋丽海上航线的内容主要是指登州（今山东蓬莱）到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的航线。918年，泰封部将王建杀弓裔自立，建立高丽王朝，之后与中国五代十国的后唐、后晋、后汉和后周政权均维持着朝贡关系，利用朝鲜半岛西北海岸的翁津与中国山东半岛的登州展开交往，从而维持其与中国中原王朝的交流。宋朝建立后，高丽与宋的交往同样也是利用此条航线，据《宋史・高丽传》载：淳化四年（993年）“正月，治遣使白思柔贡方物，并谢赐经及御制。二月，遣秘书丞、直史馆陈靖、秘书丞刘式为使，加治检校太师，仍降诏存问军吏耆老。靖等自东牟趣八角海口，得思柔所乘海船及高丽水工，即登舟，自芝冈岛顺风泛大海，再宿，抵翁津口登陆。行百六十里，抵高丽之境，曰海州，又百里，至阎州，又四十里，至白州，又四十里，至其国。治迎使于郊，尽藩臣礼。延留靖等七十余日而还。遗以袭衣、金带、金银器数百两、布三万余端，附表称谢。”[1]（14040）通过考察可以知道，宋朝时期的登州，郡名东牟，为现今山东的蓬莱县；八角海口，为现今山东福山县西北的八角镇；芝冈岛，为现今山东烟台北芝罘岛，其距离登州约20公里。高丽人归国，亦沿此航路，“先是，式等复命，治遣使元证衍送之。证衍至安香浦口，值风损船，溺所赍物。诏登州给证衍文据遣还，仍赐治衣段二百匹、银器二百两、羊五十口。”[1]（14042）安香浦，距离登州10公里左右，其虽非登州治下，然仍有登州给发文据放行。故宋朝天圣年间以前宋人出使高丽，多由登州附近如八角海口启航，并由登州管辖。高丽翁津，也就是现在朝鲜海州西南的翁津；阎州，是现在朝鲜的延安，高丽时代称为盐州；白州，是现在朝鲜的白川。据《宋史》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阕。从之。”[1]（14046）因此，五代、宋初以来，登州一直是与高丽通航往来海上航线的起点，《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载：“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二月甲戌令登州于八角镇海口治官署，以待高丽、女真使者。”[2]（1918）宋仁宗时也说：“新罗、高丽诸国，往年入贡，其舟船皆由登州海岸往还。”[3]（3829）因此，自高丽王朝建立直到宋神宗熙宁四年（1071年），这段航线不仅是宋丽海上交通时利用的主要航线，也是唐朝与新罗时期进行海上贸易和文化交流的主要航线，同时还是日本遣隋使和遣唐使往来的主要航线。另外，密州板桥镇至高丽的航线是此段航线的支线，即由密州板桥镇（今山东胶县）出港到高丽翁津口后登陆，据《长编》记载：元丰六年（1083年），入内供奉官、勾当龙图、天章、宝文阁冯景为高丽国信使，“令排办修补过河船及按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之得二处海道并可l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4]又据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记载：“自中国适高句丽，唯明州道经此，若自登州、板桥以济，则可以避之。”[5]（121）故密州通高丽之港口，实为板桥镇，元v三年（1088年）改板桥镇为胶西县，但此海路很少使用。
1020年，辽丽两国恢复朝贡关系，在这之前由于战争的关系两国处于敌对状态，朝贡关系也一度中断。1020年后，辽丽关系进入了一个相对持久稳定和平发展的新时期，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1125年辽国灭亡。在这一时期，辽丽两国使节的往来频繁密切，高丽通过以下名义遣使辽国，比如四季问候、谢横宣、谢册封、谢恩、进贡、贺正、贺即位、吊祭、告奏、告哀等，辽国则主要通过吊慰、告哀、横宣、册封、贺生辰、来祭、来诏、起复等名义，如此之后，辽丽两国朝贡体制终于全面确立起来，并且构成了东亚地区国际秩序的基础。因为辽丽之间关系的改善，使得高丽先前结盟宋朝以牵制契丹的外交政策，此时已经显得不太重要。1022年（宋天禧五年，高丽显宗十三年），高丽决定停止使用宋“天禧”年号，“复行契丹年号”，并且在高丽显宗二十一年（宋天圣八年，辽太平十年，1030），遣使元颖等前往宋“贡金器、银厨、刀剑、鞍勒、马、香油、人参、细布、硫璜、青鼠皮等物”[1]（14045）后，断绝了对宋的朝贡，“其后绝不通中国者四十三年”。[1]（14045）故以宋仁宗天圣年间开始，宋丽两国由于断绝邦交，两国航路基本上亦处于断绝的状态。迄1071年（宋熙宁四年），由于宋朝“联丽制辽”政策的再度实施，宋丽邦交得以恢复，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也进入了后一阶段。
后一阶段（1072-1279年），宋丽之间的海上航线主要是由明州（今浙江宁波）到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的航线。关于航路改变的原因，学术界已多有论及，主要是北宋从国家安保立场，以登州“地近北虏，号为极边。虏中山川，隐约可见，便风一帆，奄至城下。自国朝以来，常屯重兵，教习水战，旦暮传烽，以通警急。”[6]故宋朝在庆历年间，特下诏实行海禁，以禁止海商自海道往登、莱州进而与辽国经商贸易，故登州通高丽海道亦渐废弃。直至宋熙宁四
年（1071年），宋恢复邦交，宋出使高丽的海上航路改为明州往返，盖亦由于高丽之请求，《宋史・高丽传》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七年，遣其臣金良鉴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1]（14046）而宋朝册封出使高丽和宋商赴高丽贸易，则规定由明州往返。其具体航线，在《高丽史》、《高丽史节要》以及《宋史》、《宋会要辑稿》等史籍中所载甚略，唯宋人徐兢所撰《宣和奉使高丽图经》（以下简称《高丽图经》），其卷34 至39《海道门》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十分系统、明确的记载，为研究宋丽海上航路和高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宋丽关系的重要史料。除中国学者王文楚、祁庆富等教授对《高丽图经》做了较为深入的考证外，近年来，日本九州大学东洋史学科森平雅彦教授结合文献记载和实地考察，对宋丽海上航路进行了考证、复原。宋丽航路自明州出发，到达定海（今镇海县）后、经过虎头山（今镇海县招宝山东北的虎蹲山），向东航行到达昌国县（今定海县）的沈家门、梅岑（宋代又称补陀洛迦山，即为现在的普陀山）。从这里出海后，进入白水洋、黄水洋、黑水洋，即从现在浙江沿海、长江以北到淮河入海口为黄水洋，黑水洋
也称黑水沟，即淮河入海口以东、山东半岛以东、以南的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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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夹界山
又称古五屿，“华夷以此为界限”，现在的五屿西南为小黑山岛，岛南是中韩两国的领海分界处，也就是中国与高丽的海上分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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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白山而至高丽。据王文楚先生考订，白山即为现在大黑山岛东南面的荞麦岛，并谓徐兢《高丽图经》记载有误，王氏谓“《高丽图经》记载，先过白山，后至黑山，同书又记载徐兢等归国，‘早过黑山，次过白山，’则黑山在北，白山在南。今大黑山岛东南有荞麦岛，恰为航路所经行，盖是。《高丽图经・黑山下》云：‘黑山在白山之东南’，与海路途径不符，当误，或为‘白山在黑山之东南’之误。”[7]（37）然而，中国学者祁庆富和日本学者藤田明良均认为，白山为黑山岛西北之红岛，日本学者森平雅彦经过实地勘察后亦认为徐兢记载之“白山”，当为今之红岛，朝鲜时代亦称红衣岛，其距黑山岛西北约十八公里，海岸线为高耸的断崖所环绕，其恰如徐兢所谓“连亘如城”，其断崖显露的硅岩、砂岩在日光下映照得如白玉一般，故名白山。
王文楚先生虽然注意到《高丽图经》有关黑山和白山的途径航程，但是却忽略了其“白山”条谓：“是日午后，东北望一山极大，连亘如城。日色射处，其白如玉。未后风作，舟行甚快。”[5]（75）而荞麦岛，不过为周围一公里左右圆锥状的小岛，显然与其状如城垣的白山岛不符，故徐兢使团先经过白山岛，后抵达黑山岛的往返记载无误，而王氏实误矣；使团由白山所抵达的黑山，也就是现在韩国的大黑山岛，是宋丽时期海上丝路南路的枢纽，也是船舶往来停歇的地方；经过黑山岛，沿群山列岛海岸向北，抵达紫燕岛
即现在韩国京畿道广州境内，处于首尔东南方向，日本学者津田左右吉考证为现今的仁川西部的永宗岛。参见[日]津田左右吉《关于元代高丽西北境之混乱》，《朝鲜历史地理（卷二）》。
。然后到达急水门水道，进入礼成港，在碧澜亭登上陆地后，再由陆路抵达高丽的都城开城。碧澜亭，位于现在开城西礼成江东岸，船舶在这里停舟靠岸登上陆地，前往开城。从宋神宗熙宁后直到南宋，宋丽之间的海上航路都是经过此段路线，如果能够顺着季风之便，五、六日就可以到达。
另外，宋丽海上丝路南路航线的泉州港，也是宋朝与高丽贸易的重要港口，如《宋史・罗拯传》写道：“拯使闽时，泉商黄谨往高丽，馆之礼宾省。”[8]（10646）苏轼亦谓：“切问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中国学者陈高华先生曾经就《高丽史》的记载，归纳出北宋时期泉州海商往返高丽的史料，达十九起。其中，前述泉商黄谨（为“慎”之误）还充当了宋丽恢复邦交信使的角色。如高丽文宗二十二年（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年）七月，“宋人黄慎来见……遣慎等来传天子之意，”[9]熙宁二年（1069年），黄慎等由高丽返宋，“其国礼宾省移牒福建转运使罗拯云：“本朝商人黄真、洪万来，称运使奉密旨，令诏接通好……今以公状附真、万西还。”[1]（14046）由于宋朝规定：诸赴高丽、日本贸易者，例由明州市舶司给予公凭发解启航，即“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番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得受而遣焉。”庆元，即北宋之明州，据《宋史・地理志》载，南宋绍熙五年（1194年）升明州为庆元府，故名。所以福建海商由泉州出港赴高丽贸易，显然违背了宋明州市舶司管辖之规定，以致苏轼不得不奏请云：“元丰三年（1080年）八月二十三日中书扎子节文，诸非广州市舶司辄发过南藩纲舶船，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10]（459）然而，根据陈高华先生统计，《高丽史》明确记载明州商人不过三起，数量上远低于泉商十五起，盖“福建狡商专擅交通高丽，引惹牟利，如徐戬者甚众。”[11]（445）因此“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448）徐戬，泉州海商，苏轼说他：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10]（459）又谓哲宗元v四年（1089年）十一月，徐戬“于海舶内载到高丽僧统义天手下侍者僧寿介、继常、颖流，院子金宝、菱善等五人，及赍到本国礼宾省牒云：‘奉本国王旨，令寿介等五人赍义天祭文来祭奠杭州僧源梨。’”[11]（445）苏轼让他从明州回国，但是“访闻明州近日少有因便商客入高丽国，”[12]（448）而“泉州多有海舶入高丽往来买卖，”[12]故而将寿介等“发往泉州，附舡归国。”[11]（445）故北宋后期至南宋，明州虽然一直是朝廷出使高丽往返之港口，但也不能否认民间海商由泉州赴高丽贸易者亦多。不过，由泉州出港，驶往高丽礼成港的航路，应该仍然是由泉州港海岸北上，循着明州往高丽的航路往返。南宋时，由于海外贸易发达，泉州成为了北上连接明州和高丽，向西连接广州、粤东，从而通往南洋的海上航路枢纽，东南亚、印度洋以西等地区的商舶常常往来于此。不过，与明州港相比，泉州主要是印度洋、南洋以西的船舶往来停靠的港口，在与高丽海上往来的交流中，依然不能取代明州的地位。
其次，在宋丽海上丝绸之路往来中，增进了两国人文典籍的交流。高丽使臣于海上来华，通常会进行大量的求书、购书活动，如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年）赐予高丽《大藏经》一部，太宗淳化元年（990年），又赐予高丽使节《密藏诠》、《逍遥咏》和《莲花心轮》等佛经。淳化四年（993年），应高丽之请，赐儒家《九经》于高丽。宋真宗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高丽使郭元辞归，真宗应其所请，再赐予《九经》、《史记》、《两汉书》、《三国志》、《晋书》以及《圣惠方》、诸子、历日、御制诗、《国朝登科记》等。宋哲宗元v元年（1086年），高丽使来贺哲宗即位，哲宗应其所请赐予《文苑英华》一部。哲宗元符二年（1099年），高丽进奉使尹等乞赐《太平御览》等书，哲宗诏曰：“所乞《太平御览》，并《神医普救方》，见校定。俟后次使人到阙给赐。”[1]（14045）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高丽使王r、吴延宠回国，宋徽宗又赐高丽国王《太平御览》一千卷。除宋朝廷赐予外，高丽使节还被允许自行前往书肆购书。宋神宗熙宁七年（1074年），诏国子监许卖《九经》以及其它经史子集诸书给高丽使节。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高丽使求买《大藏经》、《华严经》各一部，诏从之。宋哲宗元v七年（1092年），哲宗不顾苏轼反对，允许高丽使购买《册府元龟》以归。宋丽典籍交流还体现在高丽大量高僧、留学生以及宋朝商贩于宋朝购买书籍以献于高丽国王，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高丽博士任老成从宋朝购买了《大庙堂图》一铺并记一卷，《社稷堂图》一铺并记一卷，《文宣王庙图》一铺，《祭器图》一卷，《七十二贤赞记》一卷，以为高丽营造有关庙堂之参考。此外，宋商李文通于宋仁宗天圣五年（1027年）赴高丽时献给高丽国王图书579卷，宋哲宗元v二年（1087年），宋泉州商人徐戬等二十八人至高丽献《新注华严经》版，宋光宗绍熙三年（1192年），宋商又献《太平御览》，高丽奖励其白金六十斤。
随着儒家经典和《史记》、《汉书》、《三国志》等史书大量输入高丽；高丽也有诸多书籍传入宋朝，如高丽宣宗八年（1091年），宋哲宗以高丽国书籍多好本，特命馆伴将所求书目录授予高丽使李资义，嘱其“虽有卷第不足者，亦须传写附来”。[14]故次年（1092年），高丽使即献《黄帝针经》于宋哲宗。此外，原本宋朝已保存不完全的《说苑》，由高丽献出后才得以补全完整；还有已经失传的《周易占》、《黄帝针经》等古籍，也是通过高丽重新输入到宋朝。加强了两国以书籍为载体的人文文化交流。
再次，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构成了宋朝与高丽海上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主要体现在两国《大藏经》之交流、僧侣的往来和中国科举制度、儒佛道三教教义对高丽佛教的影响等。其中《大藏经》等佛教典籍的互赠和交流影响较大，如前述泉州海商徐戬，其“先受高丽钱物，于杭州雕造《夹注华严经》，费用浩瀚。印版既成，公然于海舶载去交纳，却受本国厚赏。”；
《东坡奏议》卷六。按，《续通鉴长》卷四三五引苏轼奏议，称：“泉州商人徐戬。
而高僧人文往来，则主要是高丽僧人谛观、义通以及高丽王子义天到宋朝的访问交流，其中谛观、义通为中国天台宗的复兴做出了很大的贡献，特别是对天台宗相关典籍的回归起到了重要作用，高丽僧义通也被后人尊其为天台宗的第十六祖。高丽王子义天是在宋哲宗时期来到中国的，他遍访名山古刹，带来的大量华严宗典籍弥补了中国华严宗典籍的缺口，并受到宋哲宗的接见，拜杭州慧因寺的净源法师为师学习华严宗，对华严宗的复兴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外，义天还请天竺寺的从谏法师讲解天台教观之道，其回国时，带回佛教典籍和儒家经书一千多卷，在高丽弘扬天台宗、华严宗，提倡“教观兼修”，主持高丽国清寺，创立高丽的天台宗，并拜从谏为初祖。因此宋丽两国高僧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行文化交流，极大地丰富了两国人文文化交流的内涵。
此外，随着两国人文往来和科举制度传入高丽，高丽除科举取士外，还实行僧侣的科举考试制度，称为僧科制度。僧科有预备试和正式试之分，预备试主要在各山门或宗派内进行，预备试合格才能参加国家正式大选。大选也有禅宗选和教宗选之分，禅宗大选一般是在广明寺的禅宗僧侣中进行，教宗大选则于王轮寺在各教宗僧侣中进行。如果禅、教大选合格，就授予初级法阶大选，然后按照如下法阶晋升：禅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禅师-大禅师；教宗法阶：大选-大德-大师-重大师-三重大师-首座-僧统。而高丽时代的僧职主要是僧钅录司，僧钅录司有左右两衔，两衔各有都僧录，下设副僧录、僧正，都僧录掌管一切佛教活动，其渊源显然是受到宋朝科举制度的影响。
随着宋朝儒佛道三教传入高丽和宋丽两国佛教文化的交流，中国的儒佛道思想对高丽的佛学思想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高丽儒佛道三教合一和天台宗的创立。高丽太祖以佛教立国，但是，佛教内部的宗派矛盾不断，尤其是以海印寺为中心的南岳和北岳两派水火不容，相互攻击。为了解决佛教内部的门户之争，从宋朝回国的义天大师提出了“教禅合一”、“教观兼修”的主张，义天认为：佛有教禅二法，但两者各有偏执，教法注重外修而忽略内心观照；禅法则强调内心作用而无视外部修炼，故“学教之人多弃内而外求，习禅之人好忘缘而内荨2⑽偏执，俱滞一边，其犹争兔角之长短，斗空花之浓淡。”[15]（452）因此，义天提出“教禅兼修”。但是，在教宗和禅宗的关系上，义天主张教宗融摄禅宗，并对“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禅法颇有微词，其提出禅宗本义是“籍教习禅”而非“离教习禅。”其实，义天的“教观兼修”的思想并非自创，而是深受中国华严宗高僧圭峰、晋水和清凉大师的影响，华严宗即主张“教禅一致”，尤其是清凉大师认为：华严宗“法界缘起”与天台宗的“三谛圆融说”相互契合，并认为华严宗靠经典义理解悟、洞彻法界，与禅宗不立文字，以心传心的解悟过程是一致的，因而华严宗与禅宗是相通的。义天大师不仅与上述晋水（净源大师）相互往来切磋佛法，而且，对华严宗经典颇多研究。在儒佛道的关系上，义天十分重视三教合一，尤其是对宋朝援儒入佛的思想大力弘扬。其主张“得释门遍于五时，儒典通乎六籍，包罗大小，通观尊卑，虽设教有殊，而崇孝无别。”[15]（452）这些思想显然受到了宋朝佛法的影响。此外，十二世纪末期，郑仲夫、崔忠献等武臣之乱，高丽教宗势力受到重大打击，1205年，高丽改吉祥寺为曹溪山修禅寺，高僧知讷以《金刚经》、《六祖坛经》为本创立了曹溪宗，其亦主张“教禅不二”，但与义天主张“教主禅从”不同，而是强调“禅主教从”，在具体修行方面，主张“定慧双修”，从而将“渐悟”和“顿悟”统一起来。此外，受到宋僧大慧普觉禅师的影响，知讷融合儒家的忠义，提出禅宗的“忠义之心”即佛教“菩提心，乃名异而实同。”从而体现出三教融合和诸宗汇通的倾向，此与中国佛教的儒释道三教合一，显然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宋与高丽海上航路的发展，可以说是中韩历史上海上丝绸之路发展、演变的重要阶段，宋丽海上航线先后经过山东半岛的登州（今山东蓬莱）沿岸至高丽翁津（今朝鲜海州西南）航线和由南部明州（今浙江宁波）至高丽礼成江碧澜亭（今开城西海岸）航线的变迁，而南方福建的泉州港，亦成为宋代对高丽海上贸易和人文交流的重要口岸。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体现了宋代海上对外贸易的发达，而且也体现了宋丽两国物质贸易的繁盛，宋丽海上丝绸之路，不仅是丝绸、瓷器、茶叶等贸易品和高丽其他土特产品的交流，也承载着两国制度文明、海神信仰和宗教文明等人文和精神文化的交流。
⒖嘉南祝
[1]脱脱：《宋史・高丽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 年点校本。
[2]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八十四），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
[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五十八），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五），神宗元丰六年六月条，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
[5]徐兢：《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年。
[6]苏轼：《东坡奏议・登州诏还以水军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7]王文楚：《两宋和高丽海上航路初探》，《古代交通地理丛考》，北京：中华书局，1996年。
[8]脱脱：《宋史・罗拯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点校本。
[9][韩]郑麟趾：《高丽史・世家・文宗二》（卷八），朝鲜古书刊行会本。
[10]苏轼：《东坡奏议・乞禁商旅过外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1]苏轼：《东坡奏议・论高丽进奉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2]苏轼：《东坡奏议・乞令高丽僧从泉州归国状》，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13]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零二），神宗元丰三年正月辛巳条，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
关键词：《长恨歌》；自由性；时尚性
有人这样描述上世纪三十年代首都南迁后北平的萧条：“王公贵族和官僚衙门破败了，许多院子里种了庄稼，成了菜园，城里原没有什么商业工业，供奢侈享乐的娱乐业一下子萎缩”。1而上海在西方资本的迅速扩张和西方文化强烈冲击下，平地而起地发展、繁荣了起来。高楼林立，车水马龙，十里洋场，灯红酒绿。当年的上海不仅人多，也杂。外国人之多，国籍之杂，故被称为世界主义的城市。多元的文化冲击交隔着租界林立的上海，使上海充满着自由的精神。王琦瑶就生活在这个开放的时代里，本来那个时代的许多年轻女子还是足不出户的，而《长恨歌》中的主人公王琦瑶却敢在上海这个特定的背景下去拍照片，并被上海生活杂志选为“沪上淑媛”，照片被登上了杂志，煞是惹人艳羡。从这就可以看出当时上海的自由和开放。当选“上海小姐”后她出席庆典剪彩，被人青睐、宠爱。这样的女学生及其生活方式在商业文化异常繁荣发达的上海之外是无法想像的。而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的生涯，更是上海自由生活方式的最集中的体现。作者曾这样写到，“那是用闲置的青春和独守的更岁作代价的人间仙境”，“不甘于平凡，好作奇思异想的女人，谁不想做‘爱丽丝’？”，“这城市的自由真不少，机会却不多，最终能走进这公寓的，可说是‘爱丽丝’的精英”。2甚至在王琦瑶搬进平安里后未婚怀孕，都未能激起平安里的多的涟漪。小说中还有这样一段描写：“有时，平安里的柴米夫妻为些日常小事吵起来，那女的会说：我不如去做三十九号里的王琦瑶呢！男的就嘲笑道：你去做呀，你有那本事吗？女的便哑然。也有时是反过来，那男的先说：你看你，你再看三十九号里的王琦瑶！那女的则说：你养得起吗？你养得起我就做得起！男的也哑然。以此可见，平安里的内心其实并不轻视王琦瑶的。甚至还藏有几分艳羡”。2这充分说明了自由促进了宽容，宽容又给予自由更大的空间，这种特有的文化环境给予了一个上海孤弱女子四十年的平静生活。
城市的时尚通常是城市之中的某种大规模运动。时尚的潮流和讯息一般体现在城市人的服装、发型、言辞、社交以及偶像崇拜等方面，并且时尚在极大的范围内还主宰着城市人的趣味。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一直都引领着时尚的潮流。当然，对主人公王琦瑶来说，时尚的来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成为时尚的先锋。王琦瑶从来不会为人生的意义或为国家与革命这一类重大问题伤神，她在时尚中发现了一个能够竞技的舞台，并为之倾入了所有的心血，“这是一个女人的风头，淮海路上的争奇斗艳的女孩，要的不就是她？那一代接一代的新潮流，推波助澜的，不就是抢上一个风头？”2的确，王琦瑶的竞技场所就是各种派对、照相馆、选美或者舞会。曾有一道诗这样赞美上海的飞速繁荣：“穷奢极丽筑洋楼，亘古繁华第一州，行遍申江三十里，令人过去又回头”。3“一九五四年底的上海，是花团锦簇的上海，那夜夜歌舞因了而变得名正言顺、理直气壮。其实那歌舞是不问时事的心，只由着快乐的天性”。2这段话准确地概括出了上海文化的繁荣与时尚。从“沪上淑媛”到“上海小姐”的当选是王琦瑶生命中的辉煌历程，“喜庆的鞭炮是一连串的，窗玻璃的灯光是赤橙青蓝”。投票的方式也是充满了万种风流。决赛中载歌载舞，歌唱、舞蹈、京剧轮番上场，有声有色。这就像当今社会流行的选秀活动一样，也是一轮一轮进行角逐。王琦瑶在红白两色康乃馨的簇拥下，哀怒娇羞，惹人怜爱地登场了，这场面不乏浪漫与时尚。
外来语也是上海文化时尚性的一个很重要的表现方面。由于不同民族之间的相互交往，本民族语言往往要从别的民族语言词汇里借用一些外来语，以充实和丰富自己的词汇，汉话普通话如此，方言也是如此。上海以前被称为“十里洋场”，洋人云集，因此上海话中的外来语也比较丰富。如“拉司卡”，它是英语Lastar的音译，原意为“最后一张牌”，但上海人只取其“最后”的意思。如“拉司卡一块洋钿”，“只剩拉司卡一个人”等。再如“毕的生司”是英语emptycents的间译，empty是“空”的意思，cent是“分币”，上海人用它来表达“身无分文”，如说“袋袋里毕的生司”，这个词也有人写做“瘪的生司”，“瘪”字比“毕”更为生动传神。在《长恨歌》中也出现了这样的外来语，如“老克腊”它来自英语colour，“表示那个殖民地文化的时代特征”。，而在上海人眼中这是“某一类风流人物，尤以五十和六十年代盛行”。还有文中吴佩珍带王琦瑶去片场玩的一段，她们不停地听到“开麦拉”的叫声，“开麦拉”来自英语camera，是“照相机、摄影机”的意思，在这里是“开始用摄影机摄像”的意思。（作者单位：宝鸡职业技术学院）
参考文献
[1]李天刚.海派文化和都市文化[J].上海文化艺术报，1995.
1.1轴向应力
生产管柱的轴向应力应该包括管柱的自重、井内钻井液的浮力、压力载荷、弯曲载荷、冲击载荷、温度载荷、管柱屈曲以及管柱摩阻等因素的共同作用。
1.2轴向应力弯曲载荷
当管柱发生弯曲时，由于狗腿度所产生的弯曲应力会产生附加的轴向力，计算中考虑了弯曲应力产生的附加轴向力的影响。
1.3三轴应力
当三轴应力超过屈服强度时，就会引起管柱屈服失效。三轴安全系数是材料屈服强度与三轴应力的比值，只是为了与单轴破坏准则（屈服强度）进行比较而设立的一个理论值。
2海上生产管柱结构设计实例分析
海上高温高压气井生产管柱需要满足气井全寿命周期内压力温度的变化，同时需重点分析高温高压气藏的应力敏感、井筒承压能力、现有海上施工工艺的成熟度、海洋作业环境以及后期修井措施等问题，确保施工作业的顺利进行、气井开发的安全高产。陆地高温高压气田常规射孔生产联作一趟下入的管柱形式能否满足海上气田生产和修井要求，还需进行进一步分析。以东方气田D2井为例，对一趟下入式和两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分别进行了深入的分析。东方气田D2井的目的层为黄流组，压力因数1．50～1．93，地温梯度4．17℃／100m，完钻井深3358m，177．8mm（7in）尾管回接完井。
2.1井筒温度预测分析
利用Wellcat软件对洗井结束、开始生产、开始生产后关井、生产1a后、生产10a后这5种工况的井筒温度进行了预测和分析。由于地层与井筒和井筒内流体的传热作用，随着深度的增加，流体和井筒的温度是增加的，并最终趋向于井底的地层温度。开始生产时从井口到井底的温度变化是最小的，但是温度是最高的。生产10a后井口温度明显降低，这是由于长时间生产造成地层压力降低导致产量降低，并最终导致井口温度明显降低的显著原因。
2.2射孔生产联作一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受力分析
D2井射孔联作一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基于以上5种工况下的井筒温度分布，利用Well－cat软件分别计算了初始状态、管柱下放、生产封隔器坐封、环空打压验封、过提、管柱内加压射孔、生产初期、稳定生产期、关井、油管掏空、油管泄漏等不同工况下生产管柱的受力情况。
2.3射孔生产联作两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受力分析
考虑到气藏的高压特性和海上作业的安全风险，生产管柱若采用上部封隔器一道密封难以保证长期生产的井筒完整性，一旦封隔器密封失效，油套管环空连通，井筒全部充斥高压气，事故风险极高。所以，推荐D2井采用两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双封隔器坐封，形成两道环空屏障，保障井筒安全，管柱类型为射孔联作式生产管柱。第一趟管柱利用钻杆将射孔枪送入井底，送入到位后坐封顶部封隔器，脱手。第二趟下入生产管柱，下部插入密封，再投堵坐封生产封隔器，然后管柱内加压射孔。该管柱类型的主要特点是射孔管柱和生产管柱需要两趟下入工序，完井工期相对多，射孔作业后，射孔枪留在井内；但对于气井长期生产管柱设置双重密封，井筒安全更可靠。后期压力衰竭，上提上部生产管柱进行修井操作，简单易行。基于5种工况下的井筒温度分布，计算多种可能工况下生产管柱的受力情况。分析结果表明在各种工况条件下的生产管柱强度校核均可以满足设计要求。管柱内加压射孔工况下生产封隔器以上管柱受拉，以下生产管柱受压，两封隔器之间管柱受压最为严重，井口受拉最为严重。加压射孔时管柱强度安全系数大于临界安全系数，此时轴向安全系数为1．661，接近临界安全系数。因此在这一工况操作时，要严格注意封隔器有可能发生解封以及油管破坏的风险。
2.4环空密闭空间流体膨胀分析
D2井生产管柱上部采用油管携带式封隔器，下放至2651m；下部采用插入密封式封隔器，下放至2920m（两者之间相差269m）。这样出现了封隔器以上的油套环空和两个封隔器之间两个密闭区域。以下对环空密闭空间流体膨胀情况进行了分析。由环空密闭空间温度变化引起密闭压力变化结果：区域1（0～2651m），环形空间由于温度升高引起的圈闭压力为69．8MPa，可以在生产过程中通过井口放压控制压力；区域2（2651～2920m），密闭环空流体膨胀压力上升19．20MPa，通过强度校核，发现流体膨胀不会对油管及封隔器产生破坏。常规射孔生产联作一趟下入式管柱和两趟下入式生产管柱形式在不同工况条件下均能够满足海上气田开采要求，但考虑海上作业条件和风险承受能力，并结合后期井筒安全保障和修井作业难度，推荐海上高温高压气田采用射孔生产联作两趟下入式生产管柱。
3认识与建议
1）油管和井下工具应根据地层压力、流体性质及产能情况进行优化设计，满足井下温度和压力的要求，同时确保在高温高压的地质条件下满足生产的需要。在满足安全和工程需要前提下，高温高压气井尽量减少井下工具数量。
2）高温高压气藏采用生产射孔联作管柱，在采气井口安装到位后，管柱内加压射开地层，可以消除井筒作业过程中的井漏、喷、涌等风险，直接投产，减少了压井作业和诱喷程序。
[关键词]商业化 世俗化 金石趣味
在造成的“五口通商”之后，上海自19世纪60年代起，逐渐成为国内最大的商埠和中西文化的交流中心，号称“十里洋场”。张鸣珂《寒松阁艺琐录》中记“自海禁一开，贸易之盛，无过上海一隅，而以砚田为生者，亦皆于于而来，侨居卖画……”由于上海经济渐趋高度发展和城市人口膨胀造成的市场繁荣，以及运动的影响，各地画家多来上海居住﹑谋生和寻求发展，上海成为全国画家最多最集中的城市。政治和经济的变化，带动了审美观点和创作思路的改变，使寓居上海的画家群体萌发了革新要求和实验新的创作实践的愿望，新的画风应运而起，形成清末民初著名的“海上画派”。
近代的“海上画派”，并不是狭指中国画中的一个风格派别，而是泛指一群敢于破格创新，甚至吸收西方手法技巧的海上画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共同开拓了海上新画风。海派在总体上呈现以下风格：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开拓创新，个性鲜明；重视诗书画印诸方面的修养，从民间艺术中吸取营养，雅俗共赏；借鉴吸收外来艺术。海上画派最具代表性的画家有赵之谦﹑虚谷﹑蒲华﹑任伯年和吴昌硕等。
海上画派在题材的选取上偏向于花鸟画，其次是人物，再次山水。由于受绘画商品化的影响，海派绘画大多表现的是与市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实性题材。WWW.133229.cOm海派画家大多擅长画花鸟，很少有人画山水画，这是因为花鸟画更能赢得市民的喜爱，容易出售。与传统的表现优游山水的林泉之志不同，其选取的多是月季﹑玉兰﹑牡丹﹑海棠﹑﹑美人蕉等以及白菜﹑萝卜﹑南瓜﹑大蒜﹑柿子﹑蟠桃﹑枇杷等具有吉庆色彩和生活气息浓的题材入画。这与上海的环境有很大关系。经济的繁荣使市民有能力购买绘画作品装饰厅堂，这样就推动了审美习惯的改变。那些寄托了人民富贵发财愿望色彩的绘画作品很符合他们的需要，而画家为了生存就必须根据主顾的需要而创作绘画作品。
海派绘画在色彩上非常鲜明，色墨浓郁而又热烈，具有浓重的商业化色彩和强烈的世俗性特点。海派绘画作品的色彩喜用民间绘画中的大红、青绿等鲜艳对比强烈的色彩作画，使其风格与民间绘画的色彩格调相似，这是因为市民们大多喜欢色彩鲜艳对比强烈的绘画作品。一个画家要想很容易地卖掉自己的作品，就不能不考虑市场的艺术趣味。海派画家用色浓重的另一个原因可能和西洋绘画的影响有关。由于上海是一个“十里洋场”，海派画家的创作不可能不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在任伯年和吴昌硕的作品中经常用洋红色，而洋红颜料就是从西洋带来的，而任伯年的人物画受西方写生法的影响，每当外出，必备一手折，见有可取之景，就铅笔勾录。酸寒尉像中吴昌硕所穿官服，均用大块色彩渲染而成，不见一笔勾线，以没骨法画人物，凭借的是冼练而准确的写生功力，才能将人物画得形简神全。而其画的花鸟画中呈现的光影效果也是受西方绘画的影响。
海派绘画中具有强烈的金石趣味。海派起于赵之谦，他被公认为给“海上画派”之形成以决定性影响的人物。赵之谦诗书画印四绝，又精通古文字学。其书法初宗颜真卿，画则学习南北两派，书致力于篆﹑隶﹑八分以及北魏书，锤炼出流媚华妍的风格。其篆刻初学浙皖两派，融会诏版﹑碑刻﹑砖文﹑钱印﹑镜铭﹑石鼓文之类的金石文字入印，是继浙皖诸派之后大家。其印章法讲究，古劲雄厚，凝练俊美，独创新格，人称“新浙派”或“赵派”，为篆刻艺术开创了广阔前景。赵之谦的画融徐渭﹑石涛等人写意法，用鲜艳的色彩来配合放逸的笔法，加上精巧的布局，对海派后来的画家有重要影响。除了赵之谦以外，把篆隶笔法和篆刻刀法融入到绘画创作中另一杰出人物当首推吴昌硕。吴昌硕学画时博取陈淳﹑徐渭﹑朱耷﹑石涛﹑金农﹑赵之谦诸家之长，尤其推崇徐﹑朱﹑赵三家，又继承赵孟芾以来以书入画的传统，“以榴写花，草书作干”。吴昌硕的画讲究诗书画印整体的美，崇尚气势，笔力老辣而富有金石气。他以篆隶笔法和篆刻刀法融入绘画之中。吴昌硕一生最爱梅花，画了多幅梅花图，甚至将自己的性格﹑思想和人品也融在高洁清雅的梅花之中。由于他有着坚实的书法和篆刻功底，又能将他们与绘画艺术有机结合，在用色上大胆创新，形成独特的艺术风貌，使作品具有浓郁的金石气，别具一格，对后世写意花鸟画产生巨大的影响。
海派绘画中任伯年的人物画比较出色。任伯年出生于年代，其一生清政府都处于国弱民穷，落后挨打的风雨飘摇之中。任伯年用他的画笔曲折写出对祖国前途的担忧和山河大地的深沉感情。他常画的《关河——望萧索》﹑《故土难忘》﹑《关山在望》为直抒胸臆之作。这些画单人独马远眺前方或跪拜地上，画中萧疏寒林﹑荒漠大地一片苍凉，表达了画家的爱国热肠和忧患意识。在《观刀图》中，画面绘大树和假山旁的两个壮士和一位妇女，一位壮士正抽刀出鞘，女子则双手抱刀，三人都怒目圆瞪，似面敌欲战。画中之景是豫园点春堂的环境，三人显然是当年占据此地反抗腐朽的满清当局和洋人枪队的小刀会英雄。他在题款地指出为点春堂而作，分明是回忆当年和想象所见的人物及景象，用画笔表达一股勇气，表达自己对国家“恨铁不成钢”的怒气。
海派绘画的画法简练概括，运笔飞快。海派画家作画或没骨晕染，或勾花点叶，皆粗笔阔墨顷刻而成。海派画家这种快速作画的方法与画家的效益追求有密切关系，这种画法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创作出大量的绘画作品，以满足供不应求书画市场。
海派绘画在审美境界上具有强烈的世俗情调和浓厚的生活趣味。由于海派深受绘画商品化的影响，他们的作品具有强烈的迎合市民欣赏的口味。赵之谦画上的“大富贵”﹑虚谷的“松鹤延年”、“紫绶金章”等皆是代表，吴昌硕画面色墨浓郁的富贵牡丹都具有很大的商业化世俗化味道。海派在题材与绘画内容上，都与传统的文人画有了截然的区别。古代文人画家所追求的超越世俗的艺术精神和优游山水之间的林泉之志在这个“十里洋场”中已没有存在的社会基础，传统萧条淡薄的艺术境界和孤芳自赏的高逸品格早已和当时上海商品社会的审美情调大相径庭。色彩灿烂﹑装饰味浓的海派绘画更多表现出的是一种大富大贵的市民精神和欣欣向荣的商业气象。
以开放发展的眼光看海派绘画，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从民间绘画以及西方绘画中吸取营养，形成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使绘画更加符合社会的审美需要，从而成为绘画史上的又一高峰，对后世绘画艺术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和启发意义。
参考文献：
[1]高春明.上海艺术史.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2，4(1).
日前,由东华大学承办的“2012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国际服装论坛暨环东华时尚周”在上海世贸商城隆重开幕。作为历届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的品牌项目，今年不仅延续了往年以论坛为平台，汇聚国内外专家学者共话行业焦点话题的优良传统，更从服务上海市、长宁区和东华大学共同签署的“环东华时尚创意产业集聚区”战略合作协议出发，在连续10年举办“东华时尚周”的基础上首推“环东华时尚周”。
出席开幕式的领导和嘉宾有：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蔡达峰，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副会长夏令敏，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副主任邵志清，上海市长宁区人民政府区长李耀新、副区长杲云。出席开幕式的还有中外教育界的领导专家、企业界人士及校友。东华大学校长徐明稚，党委副书记浦解明、殷耀，副校长陈招应、刘春红、邱高等校领导以及校党委常委袁孟红出席。开幕式由东华大学副校长刘春红主持。
“上海国际服装论坛”是政府、高校、产业及企业之间进行时尚思想和创意文化的高层对话，是相互分享智慧、凝聚共识、成就未来的互动平台，迄今，已是东华大学第18次承办论坛、第11次举办时尚周。“环东华时尚周”的举办，是我校坚持在传承中创新，致力于促进上海时尚创意产业与教育进入“政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新时期的具体举措。开幕式上，蔡达峰代表上海市人大对活动开幕表示祝贺，并充分肯定我校始终坚持特色发展，推动传统纺织产业向时尚创意产业转型所作的积极贡献。希望我校继续围绕上海创新驱动、转型发展大局，坚持自身特色、坚持产学研相结合，不断培养人才和集聚人才，推动自身和产业发展。夏令敏、邵志清、杲云等也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徐明稚在致辞中表示，东华大学将一如既往地发挥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创新等方面的优势，弘扬学科特色和优势为国家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服务，谋求“开放、集聚、适变、持续”的协同创新新机制，在上海建设国际时尚之都、发展时尚创意产业和时尚设计教育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开幕式上，来自英国伦敦时装学院(FIT)的12名优秀硕士应届毕业生带来了以“POEMTRY”为主题的盛大服装展演，共展出120套学生设计的服装作品。据了解，伦敦时装学院是国际时装教育界专业细分最全面的院校，是我校开展国际化合作办学伙伴之一。在时尚创意教育领域，东华大学已与包括法国巴黎、美国纽约、英国伦敦、意大利米兰及日本东京等世界五大时尚之都著名服装院校在内的12个国家和地区的31所院校开展了合作办学，有80多位外籍教师开设了70余门合作课程。与施华洛世奇、伊泰莲娜、德库宁、意大利IED等著名企业联合建立30个时尚研究基地，在雅戈尔集团、ESPRIT、ADIDAS等中外著名服装企业建立了26个教学实习基地。学校与日本文化学园合作举办的“艺术设计专业”本科教育项目获评“2011年上海市示范性中外合作办学项目”。据悉，本届服装论坛暨环东华时尚周将持续5天，以学术论坛、时尚庆典、创意大赛、时装、成果展览等形式开展，主要内容包括两大论坛、六大动态秀和六大静态展——题为“协同创新，共建时尚之都”的主论坛和题为“中国历史刺绣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讨会”的特色论坛；伦敦时装学院优秀学生作品展演、“海思堡.东华”2012秋冬学生作品秀、2012“巧帛.东华杯”服装设计毕业生作品决赛、中国十佳服装设计师——罗竞杰专场会、2012 “雅莹.东华杯”中日合作班毕业生作品秀、2012第八届“YKK.东华杯”研究生服装设计作品大赛等六大动态秀；2012第五届东华大学—施华洛世奇创意设计大赛优秀作品展、2012中日合作班毕业生作品静态展、2012东华大学第四届创意市集展、2012东华国际现代艺术展、2012新水墨艺术邀请展与2012估衣——平衡与循环：刘佳婧个展等六大静态展。
亮点一：
2011“雅戈尔”上海国际服装文化节教育创新论坛，论坛主题：艺术设计教育改革与产业发展。
亮点二：
“雅莹浙江民营企业与东华时尚周”零距离作品交融；
亮点三：
国际著名服装院校学生优秀作品联展及雅莹浙江民营企业的服装作品秀；
亮点四：
创意飞扬・时尚东华2011首届“卡拉扬・东华杯”箱包设计大赛；
亮点五：
课程创新・学子受益“元梦园・东华杯”中意国际合作课程成果展；
亮点六：
十年历程・硕果累累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教学科研成果10年回顾展：在“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承办东华时尚周”已有十载，回顾东华大学服装・艺术设计学院在这十年中取得的育人、科研成果、创新办学，极为振奋心田。东华大学的科研成果，从时尚服装、活动制服成功为上海世博会设计志愿者服装、航天服装，从设计、制造到市场策略、销售，到服装艺术设计到概念艺术设计领域的延展，深层次在加深，东华大学的科研实力在不断的凝练与提升。东华大学的教学改革，十年稳步走来，不断前行。服装专业特色人才培养的模式创建，国际化人才培养的思路与合作创新，为教学内容的深化、教学手段的丰富、提供了高水平的探索平台，各专业学生良好的就业状况是对我们教学成功的最好肯定；
亮点七：
永恒经典・精彩纷呈
1：“雅莹・东华杯”东华大学服装学院中日合作班2011届毕业生作品静态、动态展；
2：2011第五届东华大学一施华洛世奇创意设计大赛五年回顾；
3：2011第七届“YKK・东华杯”研究生服装设计作品大赛；
4：2011“巧帛・东华杯”服装设计毕业生作品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