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3-01-06 07:29:42
序论：在您撰写新型城镇化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不仅要有国家统一规划，而且还要有地方城镇规划标准。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不仅要严格按照中央十二五规划要求进行统筹规划、完善功能、合理布局，而且还要再全国范围内加强城镇化建设，确保我国东、中、西，以及大、中、小等，全面协调发展。在每一个城镇建设过程中，要积极结合本地的环境条件、人文地理以及资源禀赋和产业发展基础等，对其发展进行准确定位，做精、做细城镇化建设和发展方案，最终形成自己的发展特色，以此来避免千城一貌、格式化发展局面。在此过程中，城镇规划应当具有前瞻性、连续性以及权威性和衔接性，一旦形成了规划方案，除按必要调整或修改的部分，一律不能随便改动。目前国家已经出台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对新型城镇化的发展做了科学、系统的规划和实施步骤。
2、强化非农用地供应控制，确保粮食安全生产
对于13亿的中国而言，只是单纯地依赖国际市场发展，可能无法有效地确保粮食作物的及时供应和生产安全性。因此，实践中为了能够确保我国十八亿亩耕红线不便，地方政府及土地管理部门，应当严格控制耕地总量，尤其是在非农用地规划建设过程中，一定要严格把关，确保土地规划的动态平衡性。在此过程中，还要注意土地的有效利用率，通过城市建成区内部用地结构的合理化和集约利用度的提高，节约土地资源。
3、新型城镇化要全面提升生态文明水平
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还要注重生态建设。在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一定要牢固树立低碳、绿色环保理念，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生态经济以及低碳绿色经济。同时，还要不断强化和力求节能减排，从源头上有效控制能耗、防治污染，淘汰落后企业产能，从而促进现代新型城镇化建设。在此过程中，还要有效利用节能技术、新工艺产品和新材料。在生态环境治理过程中，政府应当优先采用经济和法律手段，而且还要适当的采用行政手段。其中，经济手段主要是指收费、排污权交易以及补贴。实践中，补贴和收费制度已经被广泛的应用到实处，但对于部分企业而言，宁愿少交罚款，也不愿投资污染治理。在未来的环境监管中应积极研究和尝试排污权交易制度，以达到污染物总量的控制。
4、要通过信息技术发展，系统推进和引导新型城镇化的科学发展
《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正式出台，为我们展现的绝不是一个大干快上的跃进计划，而是强调人的城镇化和绿色智慧城市的伟大蓝图。作为城市信息化建设的新模式和新阶段，解决“城市病”的重要途径，智慧城市在新型城镇化过程中的作用引起了特别的关注。在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政府一再强调要把创新放在深化改革的核心位置，尤其要发挥科技创新的作用，因此，在建设新型城镇化中，李江颖领航动力信息系统有限公司湖北武汉430072信息化被寄予了厚望。如何将信息化、工业化与新型城镇化进行融合发展，似乎也成为诉求相关者普遍关心的问题。城镇化的过程往往也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一个过程，在城市化率快速提升的背后，掩盖的是城市化过程中衍生的巨大经济与社会问题。人口拥挤、交通拥堵、环境污染、住房困难等“城市病”层出不穷。这警示我们：在解决了人口从农村进入城市的问题之后，更大的挑战是如何解决“以人为核心”的宜居环境，以实现健康、可持续的发展，推动城乡保障、社会事业、公共服务设施的均衡化。走新型城镇化道路就是要紧紧围绕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智慧城市（镇）是信息化与城镇化结合的有效模式，这样可以有效满足现代化新型城镇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工作需求，帮助地方政府和有关部门提高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准。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采取公共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其中包括污水处理、交通设施、空气质量监测、水电气供应、轨道运输、公共安全、社会保障、金融以及城管等系统，而且对现代信息技术的依赖性不断增强。从实践来看，信息化建设不仅可以有效改善供需结构，扩大消费需求，可不断优化产业结构及其发展，促进新型城镇化转变，促进经济成功转型，以此来确保城镇化建设进程的可持续。在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有机地融合在一起。互联网、电子商务、电子支付等应用的普及，将改变政府、企业和居民传统的交易和消费行为，推动现代服务业发展壮大。新一代信息技术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到2020年将发展成为国民经济支柱产业。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城镇化是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与农业现代化相辅相成。要遵循城镇化的客观规律，积极稳妥推动城镇化健康发展。新型城镇化建设是较为复杂、系统的工程，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既要积极筹划，千方百计推进城镇化的进程，又要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稳中求进，不可急功近利，不搞城镇化的“”。
5、结语
(一)新型城镇化
党的十提出了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发展战略，“新型城镇化”其在人口集聚、非农产业扩大、城镇空间扩张和城镇观念意识转化四个方面与“传统的”城镇化概念并无显著差异，但在实现这种过程的内涵、目标、内容与方式上却有所区别。“新型城镇化”的战略重点是“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相互协调，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同时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推动各地区严格按照主体功能定位发展，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因此，“新型城镇化”的“新”，涵盖了城乡一体、产城互动、节约集约、生态宜居、和谐发展等内容，把生态文明理念和原则全面融入城镇化过程，实现大中小城市、小城镇、新型农村社区的协调发展，实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城镇化。推行“新型城镇化”，一是顺应世界各国实现现代化的普遍规律，加快我国的现代化进程;二是推动国民经济健康持续发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三是解决高速城镇化带来的弊端，最大限度地将改革开放成果惠及广大人民;四是建设包容性、和谐式城镇，实现中国城乡的可持续发展。
(二)城市生态安全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分业的扩大，人类逐步创建了城市并建立起现代城市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消费模式。在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对交通、能源、建筑、信息等方面的需求迅速扩张的同时，城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影响凸显，城市自身的可持续发展面临着日益严峻的风险，人类在享受现代城市为自己带来幸福生活的同时，也伴生出越来越多的生态安全问题，日趋严重的城市生态安全已经极大地妨碍了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生态安全，是指城市环境和生态条件(如食物、居室、大气、水环境、交通及生物环境)对市民的身心健康、生命支持系统的繁衍、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威胁程度和风险大小。典型的环境问题为城市的“五色效应”，即红色的热岛效应、绿色的水华效应、灰色的雾霾效应、黄色的沙尘效应、白色的秃斑效应。此外，大多数城市的“生命线”缺乏自我保障能力，遇到自然灾害，抗灾、减灾能力差的公共设施往往无能为力。更有人口疏导布局缺失、产业布局不当造成交通拥堵引发额外化石能源消耗，停车困难出现的“人与车争地”现象，由此而来的焦虑进一步造成公众的身心伤害。城市生态安全受到的影响不仅表现在经济方面，在社会发展发面也表现突出。如盲目的城市人口扩展使城市中的中低产阶级迅速壮大，中低端的医疗教育服务建设难以跟上。城镇人口存在生态健康危机，包括环境病加剧、适应能力降低、心态脆弱与心理亚健康。城市生态风险和生态危机加剧，城市生态安全维护的形势极其严峻。为改善人居环境，建设宜居城市，提高城市生态质量，维护城市生态安全刻不容缓。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必要性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作为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十报告提出“建设生态文明”应该增强生态系统稳定性，以明显改善人居环境为核心目标;以构建国土生态安全格局为主要途径，并强调生态保护应该“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和“顺应自然”。因此，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一)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对生态安全极为不利
我国传统的城市用地布局规划方法主要是:在“预测城市人口规模并根据人均用地指标确定用地规模”的基础上，编制土地利用规划以及空间功能布局。经过多年的城市化发展，实践证明，这种传统的规划方法不能有效地解决城市生态问题，而且逐渐暴露出了诸多弊端。
(1)传统规划用明确的规划界限人为地划分出城市、各个功能区块的用地界线，对生态绿地景观系统的整体性与有机联系性考虑欠缺，造成了区域、城市及单元地块间的联系不足。
(2)城市是复杂的人工生态系统，确定城市用地规模和功能布局的自变量(如人口等)通常较难预测，从而导致规划的滞后和被动，或因“超前”规划而造成大量土地闲置。不管是“滞后”还是“超前”，这都会造成城市扩张的无序和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等问题。
(3)绿地系统、环境保护等规划在我国传统的城市规划中仅仅是后续的“点缀”，传统规划的本质其实是城市建设用地配置。这样的规划方法与理念下，自然环境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也忽略了它的区域特性、功能连通性、空间易达性等生态功能。
(二)生态安全格局构建是城镇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目前，我国大多数的城镇建设在经济发展的利益驱动下不断向无序扩张。各种形式蔓延的土地开发和建设，不考虑环境与道路体系，不仅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还造成了城市以及周边生态环境严重受损，生物多样性面临危机。城市的生态安全格局正由于城市的无序发展而遭到严重破坏。如今，人们逐渐意识生态环境对于社会、经济以及人类自身的重要意义，“变粗放为集约式经济、变掠夺为调控式资源开发”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已成为现今乃至未来指导城市发展的重要原则之一。过去“以经济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和“以交通优先原则的城镇建设”两种规划模式存在的共同问题是“缺乏对生态环境的关注和尊重，忽视了人居环境的建设”。未来城镇的发展，决策者和规划师必须注重人与自然的生态和谐，制定正确的、生态化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发挥人为因素在城市人工复合生态系统中的正面效应，加强城市生态安全的建设，以减少“切碎斑块、异化廊道、蚕食基质”等破坏原有生态格局的开发行为，加强城市各层次、各系统和各要素之间的建设和联系，改变以往城市的无序蔓延，这才是今后城镇发展的必由之路。
三、成都市天府新区生态安全格局构建的思考
(一)天府新区概述
建设天府新区是实施《成渝经济区区域规划》、落实成渝经济区发展国家战略的关键内容之一，按照“再造一个产业成都”的目标，新区建设确定了“以现代制造业为主、高端服务业集聚、宜业宜商宜居的国际化现代新城区”的总体定位。新区位于成都市主城区东南，规划范围1578平方公里，其中建设用地面积650平方公里，规划人口600万～650万人，届时成都市主城区总人口将超过1100万人。
(二)天府新区生态基础与城市格局
成都平原地处我国青藏高原———中部丘陵区的大生态过渡带，而天府新区处于山地———成都平原的生态过渡区，具有典型的生态过渡带环境，生态要素丰富多样，相互融合。成都天府新区范围内拥有森林、湖泊、河流、平原农耕等多种生态系统，生态资源丰富，囊括了龙泉山、牧马山、彭祖山、龙泉湖、锦江、鹿溪河等多种生态要素，各要素交错联通，山水相融。《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确定的城市空间拓展方式为“中心集聚，走廊拓展”。城市空间格局以成都“一核、两区、双中心”的整体结构为前提，按照组合型城市理念，构建“一带两翼、一城六区”的新区空间结构。这样的空间结构体现了以资源约束和生态保护为前提，防止城市粘连发展的组团式布局理念。
(三)城市生态安全构建模式和实现
1．带———楔式格局。
《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2011～2030)》确定的市域生态系统格局为“两带五楔、双环多廊、九园十湖”，其中涉及天府新区的重要要素有龙泉山生态屏障带和三圣乡———龙泉山绿楔。《四川省成都天府新区总体规划(2010～2030)》提出建设“一区两楔八带”的生态绿地系统，其中一区指龙泉山生态服务区，两楔指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上述两个规划把握了天府新区内的核心生态要素和资源，将龙泉山生态屏障、三圣乡———龙泉山绿楔与彭祖山绿楔等大型生态空间确定下来，但是缺乏对绿隔地区与城市之间关系的考虑，带和楔之间缺乏联系和协调。
2．掌———指式格局。
1947年哥本哈根提出了手指形态规划，城市新区开发沿着几条狭窄的放射状走廊，走廊间被森林、农田和开发绿地组成的绿楔所分隔。这种间隔式的布局，使城市的人工生态系统与乡村的自然生态系统交错而临，蜿蜒曲折的空间肌理与自然开敞的生态环境协调共存。通过对成都天府新区生态本底和核心资源的梳理，可以发现存在两只“手掌”，龙泉山现状自然资源丰富、植被茂密，具有突出的空气净化和气候调节作用，可以作为绿色生态源。龙泉山近年来存在生态环境的逆向发展趋势，长期的人为活动导致自然原始森林植被被破坏，代之而起的是天然次生林和人工栽培的乔木林、果树林和竹林，因此更应该进行生态修复和生态保护，发挥其生态涵养区的功能。彭祖山具有稀有的原生态之美，彭祖山风景区是国内独有、世界唯一以长寿养生为特色的文化旅游风景名胜区，有“成都南后长寿宫”之称，是天府新区周边重要的生态资源，是天府新区的绿色生态“后花园”。分别以龙泉山和彭祖山作为生态源，可以构建生态廊道手指状深入城市组团，形成掌———指式生态格局。成都市生态系统控制规划将龙泉山生态源和彭祖山生态源组织多条生态绿楔和生态廊道，并在生态源之间以及廊道之间构建有机的联系，将生态环境引入了城市组团，构建一个有机、稳定的生态系统网络，形成“双屏藏源，多廊融城”宏观生态格局。
四、结论与建议
(一)基本结论
生态安全格局构建中的生态系统，不是一个单纯的量的问题，最重要的是质的问题。为构建高品质的生态安全格局，在“新型城镇化”和宏观城市空间结构下，成都天府新区的生态建设主要包含两大举措:一是对大型的自然植被斑块、水面等发挥物种生存和水源涵养功能的区域进行保护和建设，促进区域生态系统稳定发展;二是通过生态绿楔、生态廊道和生态节点的建设，以水平方向的链接强化城镇发展空间与生态源的有机联系，拓展生态源的服务功能，缓解经济开发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和破坏，增加城镇发展空间内部的景观异质性。基于此，生态建设主要考虑从水系和林地两个方面加以推进，生态保护则通过划定生态控制线和控制生态绿隔地区内的建设用地来实现。在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引导下，成都天府新区未来城镇发展将应注重生态规划的运用，考虑将生态安全格局构建引入传统土地利用规划中，共同促进新型城镇生态基础设施用地和城市发展用地布局的合理性和生态性。在基于生态安全格局的城市发展框架基础上，从功能布局、产业、交通等多个方面着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城镇建设和转型将脱离原本功能单一、服务滞后的发展模式，着力构建“产业集聚化、功能多元化、环境生态化、区域协调化”的新型城镇。
(二)对策建议
1．建设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生产方式、产业结构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对经济结构实现战略性调整是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的重点。国际经验表明，保护环境不会必然减缓经济发展，而快速的经济发展并非一定要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最有效的节能减排是结构性节能减排，即对城市的经济结构实行战略性调整，把城市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生产活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环节。对高耗能、高污染的传统产业进行升级改造，对传统产业中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产工艺进行淘汰、鼓励企业采用更为先进的设备和技术手段，把传统产业对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由重化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转变为以现代服务业为主的产业结构，推进天府新区区域经济增长与高能耗、高污染“脱钩”发展。
2．倡导城市生态安全下的的生活方式、消费观念
生态安全下的城市既包括了城市的生产方式的转变，也包括了消费观念和生活方式的转变，必须把生态安全要求贯穿到城市生活、消费的各个环节。消费是人类生存发展的基础性活动，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重要环节，是市场经济赖以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基础。消费需求决定社会生产，消费模式的变化将引导社会生产方式的改变。一方面“居民消费结构优化，衣食住行用水平不断提高，享有的公共服务明显增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另一方面盲目消费、挥霍浪费却让我国城市消费观念、生活方式偏离了可持续发展的轨道，导致经济发展与能源资源供应矛盾尖锐，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城市人居的生活质量下降。因此，唤起市民的生态安全意识，转变城市的消费观念、生活方式，代之以节约能源、适度消费、降低污染的观念。促进城市居民从自己做起，从生活细节做起，推广“低碳生活方式”，使“理性消费、绿色消费、低碳消费”由概念变为每个公民的自觉行动。
3．树立生态文明的新观念，追求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统一
成都天府新区建设应牢固树立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的观念，由只要“金山银山”不要“绿水青山”转变为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水青山”，再上升为“绿水青山”也可以转化为“金山银山”。用生态经济化推动成都天府新区城市建设，不仅包括了生态环境的改善有利于提高城市的软实力，改善投资环境，提高城市的市场竞争力，还包括了生态建设、生态产品的供给为新兴产业、经济发展提供了新的增长点。
4．强化和改善政府对城市生态文明建设的职能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乡一体化的深入发展，淮北市城镇化的进程不断加快，2013年城镇化率58.6%，高于安徽省平均水平。但与我省合肥、芜湖等市及沿海发达地区相比，还有不少差距，主要表现在地、矿统筹发展不够，城镇化的质量不高；中心镇规模普遍偏小，集聚度不够；城镇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不尽完善，承载能力偏弱；第三产业，特别是乡镇地区的第三产业发展较为缓慢，对就业的吸纳能力明显不足。因此，要进一步强化市矿统筹协调发展，优化城镇功能结构和空间布局，着力提升城镇化内在质量，构建以相濉主城区为核心，以临涣、百善、南坪等镇为基础，以新型农村社区为单位的城镇格局，引导和推进主城区、濉溪县、中心镇、一般镇和广大农村地区的协调、一体化发展。1）在地、矿统筹上，淮北市为典型的资源型城市，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应强化地矿统筹，统筹地上建设与地下资源开采。主城区重点治理东湖、中湖、南湖、相湖、乾隆湖，以绿道为串联，形成五湖连珠的生态公园；濉溪县城向东拓展尽量避免占压杨庄煤矿资源，向西发展应与刘一、刘二矿煤炭开采相协调，逐步治理塌陷区，形成以休闲娱乐为主，调蓄、水产养殖为辅的西部生态公园；市辖三区及濉溪县下属各镇，压煤村庄应及时搬迁，煤炭开采要反哺塌陷村庄搬迁安置，按照城市居住区或美好乡村的标准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改善人居环境，提升城镇化质量。2）在规模结构上，到2015年，城市主要设施指标和环境指标超过全省平均水平，部分指标达到或接近国内先进水平。建成区面积达到96平方公里，人口达到95万，建成皖北区域性大城市。形成主城区———开发区新区———县城———中心镇———农村新型社区为梯次的城镇结构体系，从而扭转城镇规模普遍较小、人口集聚程不高的不利局面。3）在职能定位上，主城区和濉溪县城通过产业转型升级，优化产业结构，实现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构筑交通同网，生态共筑的一体化发展格局，使其成为全市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各中心镇通过完善配套服务、强化产业布局，大力培育特色乡镇经济，为新型城镇化提供经济支撑；农村地区作为城镇化的重要支点，充分发挥资源丰富和环境优美的优势，为城镇化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4）在产业构筑上，以市开发区新区、龙湖项目区、凤凰山食品工业园、濉溪和杜集等经济开发区的建设为载体，构筑产业发展平台，坚持产城融合发展的原则，以产业化促进城镇化，以城镇化带动产业集聚，通过两者之间的有序互动和协同发展，加快产城相融，实现产城一体。不仅要把产业发展平台建成产业集聚程度高、科技创新能力强、走循环经济发展的主体区域，更要建设成为设施配套、功能完善、环境优美的宜居宜业的城市新区。从而实现产业发展平台和城市之间的互促互动，为增强城镇的吸纳能力和承载能力提供有力的支撑。
二、创新体制机制，为新型城镇化提供有力保障
1.强化规划引导。
不断完善城镇规划体系，强化城市规划与国民经济发展规划以及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协调，提高规划的科学性，使规划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始终发挥引导和调控作用。
2.明晰城镇之间的产业分工。
坚持以产促城，以产兴城，用产业发展带动城镇化建设，建立健全产业布局跨行政管辖区域转移的利益协调和补偿机制，坚持错位发展，明晰产业分工合作，延长产业链，形成主城区和各乡镇之间产业结构合理，产业布局科学的产业发展新格局。
3.建立区域一体化的综合承载体系。
把城乡一体化与美好乡村建设，努力实现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促进城乡共同繁荣。坚持把城市基础设施延伸到乡村，把基本公共服务覆盖到乡村，建立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重要基础设施一体化的综合承载体系，实现基础设施和社会设施的一体化和同城化，不断增强城市的吸引力和承载力。
4.完善土地保障机制。
要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的协调，注重多规合一，坚持规划先行。按照新型城镇化的要求，科学制定村庄合并和美好乡村建设的目标和时序安排，避免大拆大建，实现土地的集约节约利用；以主城区、县城、中心镇、一般镇和村庄居民点为重点，探索建立土地指标分配机制，保障区域协调发展。
5.创新投融资体制。
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是中国经济长期健康增长的重要保障和主要动力。面对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所存在的诸多失衡问题，我们必须积极推动人口迁移转换、城镇产业优化升级、城镇空间积聚和功能完善，实现我国城镇化由非均衡向均衡发展转变，推动我国城镇化可持续发展。人口城镇化可持续发展是人口迁移和转换的统一过程。促进人口的迁转均衡应把人放在一切经济社会活动的中心，以人为本，既着力解决“进入”问题，更着力解决“融入”问题。第一，要进一步完善福利与户籍相分离的人口管理制度，加快落实稳定居住为依据的城市户籍准入制度，以有稳定就业岗位的农民工为重点，把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具有稳定劳动关系的农民工及其家属逐步转为城市居民。第二，推动城市户籍准入与农民土地权利分离。充分尊重农民自主选择权，同步完善征地和土地流转制度，支持农村生产要素和资源参与市场平等交换的权利主张，使农民留乡有地有收益，离开土地也有保障，这样既有助于解决和减少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的土地矛盾问题，同时也为我国未来城镇化发展留下一定的缓冲空间。第三，加快推进就业、教育、住房、社保等制度的改革步伐，促进人口城镇化发展的过程共治和成果共享，尊重与重视转移人口表达意愿和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逐步形成转移人口与城市居民统一平等的公共服务制度体系。同时特别重视转移人口后代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并做好义务教育与高中阶段教育的衔接，以避免代际发展机会的缺失。在确保城市效率和生活质量的前提下，使城市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消费和污染最小化，实现城市发展向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绿色城市发展模式转变。
二、遵循生态文明理念，加强城镇化建设
（一）实行生态文明经济发展模式
在加强新型城镇化中，生态文明经济呈现“三低一高”（低投入、低能耗、低污染、高效益）的发展特点，生态文明经济由生态化技术体系支撑，生态化技术体系从技术研发开始就考虑维持“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持续、协调、全面发展。生态化技术体系在应用时不仅考虑其对自然的开发能力，而且充分考虑对生态系统的修复能力，重视提高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以既满足人的需要又有益于生态平衡为尺度，力图兼顾当代人的利益、子孙后代的利益以及地球生命系统的整体利益。在加强新型城镇化中，低碳经济和生态文明消费型经济都是经济与生态的协调发展，使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相协调，在比较宏观的方面，较少关注社会因素；侧重生态环境的承载力。绿色经济有宏观与微观之分，宏观上的绿色经济是指立足于“自然—人—社会”复合生态系统的持续、协调发展，以人类健康和保护自然为目标，实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与最优化的经济发展形态；微观上的绿色经济是指工业产品、农业产品、服务产品在生产、加工、营销和消费等环节，无污染的、不损害人类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的、符合资源节约、环境友好的生产和消费范式；侧重自然、人、社会的健康与发展。在生态文明经济思想的指导下，继承传统经济中发达的水平维和强大的力量维，摈弃传统经济发展中对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人类健康和人的全面发展产生的负效益和负价值，应用现代生态化技术体系武装改造传统产业，在建设新型城镇化道路上，把传统经济的改造、提升融入到生态文明经济的发展当中，能够使它们有机联系、协同发展，相辅相成，既互相补充又互相促进，构成一个系统，形成生态文明经济体系，具有更强大的功能。
（二）建立健全生态保护法律法规
随着我国环境的日益恶化，体系较完备的法律系统，对城乡环境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显得越来越重要。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能够将引导环境指导思想从环境末端治理向环境的防治改善转变。我们亟需填补有关环保领域法律、法规的空白，出台必要的支持实施措施，使环境工作法律监控无死角。现提出以下几点措施：第一，以法律的形式明晰企业关于环境治理的权利和义务，采取守法激励政策切实发挥企业的主观能动性，提高企业的社会责任感。第二，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执法的规范化和可操作性。以美国为例，美国环境执法的主要行政机构是美国环境保护局（简称USEPA），在USEPA的推动下，美国已经建立起一个高度完备、严密法律制度体系。有《清洁空气法》、《清洁水法》、《濒危动物保护法》等，涉及到各个领域和各个环节各个细则，凡构成对环境造成污染的污染源都在法律的严密监控下。第三，应制定严格的处罚条例，加大环境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明确环保部门环保责任制度，对环境违法行为，既要处罚环境违法单位，又要处罚环境违法行为所在环保部门的相关责任人，确保执行让法律不再成为一纸空文。第四，应该制定针对农村环境治理的法规及具体实施的细则，农村城镇化进程中的问题比城市的环境治理更加复杂，需要进行大量的研究考证制定严密、科学的法律规范。虽然相继出台了《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用污泥中污染物控制标准》等农业环境制度性标准。
（三）制定和完善生态保护经济政策
1.1新型城镇化对房地产投资的影响作用
1.1.1对城镇新区进行建设以及旧区改造促进了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由于新区建设需要房地产的直接相关投资，房地产资金会直接注入，从而带动了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另外，城镇旧区的搬迁改造也会带动当地房地产市场发展，以及房地产投资的增加。同时，搬迁户对住房的需求也会增加，供求效应促使房地产投资增加。
1.1.2新型城镇化中人口的增加相应推动了对住房需求的增加
据数据显示，中国城镇化每年以约1%的速度推进，城镇人口年均增长4%~5%，从而带动新增住房需求快速增长。由于新型城镇化的速度不断增快，大量的人口向城镇涌入，他们对住房的消费需求也不断扩大，对住房面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房地产投资也会相应地增加。
1.1.3新型城镇化带来的生活水平提升带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由于城镇化的不断发展，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于房地产有着更高的需求。如房屋置换、休闲旅游、娱乐消费等，这些都对房地产消费投资提出了新的要求，带动了房地产投资的增加。
1.2房地产投资对新型城镇化的影响作用
房地产业是城镇化的重要物质载体，积极稳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房地产业的健康发展。在新型城镇化发展过程中，人口和城市面积都高速膨胀，必然会带动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相应地房地产投资在一定时期内的快速增长会推动新型城镇化的发展。
1.2.1房地产投资的增加解决了城镇化中一部分人口的就业
由于房地产资金的增加，房地产市场的发展，需要更多的工人来参与到房地产建设中来，因而解决了部分人口和进城务工人员的就业问题。另外，房地产相关产业的发展也会使得相关行业人员的需求增加，解决了城镇化中部分人口的就业问题。
1.2.2房地产投资的增加扩大了新型城镇化的建设资金
城镇化建设的不断发展也要求建设资金的不断投入，房地产投资的逐年增加、配套建设的不断增大，促使新型城镇化朝着环境更和谐、配套更完善、服务更全面的方向发展。房地产投资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加快了步伐，两者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房地产投资要和城镇化发展相适应，与产业发展相协调。投资滞后会影响房地产及相关产业的发展；投资超前则会造成资源和能源的浪费。
2结论与建议
2.1结论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城镇化发展水平与房地产投资存在正相关协整关系，二者之间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在短时期内，我国城镇化水平的变化对房地产投资增加影响不大，不是其增加的原因，而房地产投资的变化则会使城镇化水平发生一定的变动，即城镇化水平对于房地产投资的影响不显著，而房地产投资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显著。在长时期内，我国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对于房地产投资具有一定的影响拉动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力大于房地产投资对于新型城镇化的影响推动作用。
2.2建议
从发达国家的城镇化发展经验来看，房地产本身的逐利性会给城镇化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难题，会导致城镇化的片面发展，房地产的健康发展才能有效促进新型城镇化。鉴于此，我国在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应合理引导房地产投资的方向，使两者协调健康发展。
2.2.1城镇化方面
首先，根据城镇自身特点，科学规划其长远的发展，引导房地产在城镇化发展中的合理投资，避免盲目的开发投资或者是滞后的房屋建设。其次，重点做好保障性住房的建设工作，在保障性住房的规划、容量、地址、分配和管理等方面合理设计，加大过程控制与服务管理。再次，完善城镇的基础配套建设，建立生态宜居、宜业的城镇，提升城镇居民生活质量水平。最后，根据住房市场的供需合理供应房地产市场的土地，做好旧城改造和征地安置补偿工作，保障人民的正当利益。
2.2.2房地产投资方面
1.从发展速度来看：城镇化水平加速提高，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扭转。
城镇化首先表现为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转移，城镇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的过程。全市城镇常住人口由1990年的71.5万人增加到2013年的260.3万人，增长264%，远高于同期常住总人口增长幅度（44.1%）。带动城镇化率由1990年的22.6%提高到2013年的57.1%，年均提高1.5个百分点。自2010年开始，嘉兴城镇化率首次高于工业化率（工业增加值/地区生产总值），到2013年，两者间的差距由2010年的1.4个百分点扩大到7.5个百分点，城镇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局面得到改观。
2.从发展动力来看：由依靠工业化核心主导向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撑转变。
一方面，以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特征的新型工业化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第三产业尤其是生产业将迅速发展，2013年，全市服务业增加值增速位居全省第2位，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首次突破40%，科技研发、信息软件、商务服务等新兴服务业增长11.8%，分别高出GDP增速、服务业增加值增速和工业增速2.2、2.4和0.5个百分点；另一方面，随着工业优化升级，资金和技术对人工的挤出效应更加明显，服务业对就业的吸纳作用进一步凸显，成为推动城镇化向纵深跃进的后续动力。
3.从发展布局来看：嘉兴已由依靠单个城市平面扩张转向市域城市群式发展。
嘉兴于2006年在全省率先出台第一个覆盖全市域的城市总体规划，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640300”的布局体系。经过多年推进，嘉兴城镇空间格局体系不断优化，城镇化区域协调程度较好。2013年，嘉兴市区城镇化率67.7%，居县（市）首位，所辖的5个县市城镇化率均达到50%以上，其中最高平湖市城镇化率为55.3%，最低桐乡市城镇化率52%，相差并不大。
4.从发展质量来看：嘉兴城镇化发展综合水平在全国和全省处于中上位置。从全国比较来看，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最新的《中国城镇化质量综合评价报告》，基于2010年的统计数据，从城镇自身发展质量、城镇化推进效率和城乡协调发展程度3个维度共34个评价指标，对全国28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城镇化质量进行了评价。根据该报告，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列第31位，处于中上水平。在112个20万-50万人口的中等城市中，嘉兴城镇化质量指数位居第5位，优势比较明显。从省内比较来看，根据省统计局的《2012年浙江省新型城市化进程综合评价分析》，2010-2012年，嘉兴新型城市化综合评价依次位列全省第6、第5、第4位，呈逐年上升趋势。
二、面临四大制约
1.省级开发区（园区）产业规模档次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对高端要素的集聚作用。
总体看，嘉兴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的亩均投入产出率不高、经济总量偏小、主导产业不强、高端要素集聚能力不足。2013年，全市12家省级以上开发区（园区）亩均工业产值199.2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253.2万元，与杭州亩均工业产值446.3万元相比更是相差甚远；经济密度（工业主营业务收入/投产工业用地面积）为248.8万元，低于全省平均的321万元；主要产业集中度为48.4%，一般集中度较好的多在60%-70%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数占园区内工业企业总数的比重仅为1.6%，研发人员数占园区内从业人员总数的比重仅为3.2%。
2.城镇发展能级和规模效应偏弱，制约新型城镇化整体发展水平的提升。
城镇化最主要的效果就是集聚效应和规模效益。就嘉兴看，一方面，中心城市在带动整个区域发展、提升城镇化整体水平上应起的核心主导作用并不突出。2013年，市区常住城镇人口占全市比重由1990年的41.1%下降到26.7%，市区GDP占全市比重只有24.8%，按常住人口计算的人均GDP低于全市平均4804元。规模以上高新技术总产值比重只有21%，低于全市平均及多数县市。地方财政收入、固定资产投资等主要指标增速也均低于全市平均。另一方面，中心城镇在带动腹地区域发展、推进农村就地城镇化上应起的关键节点作用并不突出。全市44个新市镇中，常住人口达到10万人以上的只有5个镇，人数最多的许村也仅12万人。平均每个镇常住人口数5.7万人、建成区面积6.1平方公里。城镇规模偏小，功能偏弱，产业支撑乏力，对周围农村地区难以形成有效的吸引。
3.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制约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核心作用的发挥。
根据浙江大学米红教授的研究，嘉兴人口总量在422万左右较为适宜，如牺牲部分满意度，到2020年最高人口容量在539万人。2013年，嘉兴实有人口549.6万人，常住人口455.8万人，资源环境承载的实有人口数量已近极限。按照新型城镇化“以人为本”、均等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的要求，嘉兴户籍人口的城镇化率只有34.9%，远低于57.1%的水平。按照2006-2013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1.3个百分点的增速计算，到2015年，全市城镇人口约270万人左右，2020年城镇人口约325万人左右。目前嘉兴城镇人口数约260万人，即未来还有60多万人将集聚到城镇。据测算，一个农民进入嘉兴这样的中等城市，城市配套成本约10万元/人，如将所有外来人口全部转化为市民，配套资金超过600亿元，成本巨大。
4.资源环境基础薄弱，制约新型城镇化内涵集约式发展。
新型城镇化是绿色、生态、集约、可持续发展的城镇化。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的影响下，嘉兴资源贫乏与粗放型利用并存，高耗能高污染行业居高不下与生态环境容量的矛盾依然突出。土地利用效率低下。全市城镇建成区面积由1990年的66.4平方公里扩大到2013年的245.9平方公里，年均增长6%，是同期城镇化率年均增速的4倍，城镇发展所占用土地的增长与城镇化水平的提升不相适应。城市环境污染严重。全市市控以上地表水监测断面，五类和劣五类水质河流断面占比为76.1%，全市在役9个饮用水水源地水质全部不达标。市区环境空气优良天数比例只有58.9%，空气质量在全省排名第9位。能源消耗居高不下。2013年，全市七大高耗能行业能耗995.1万吨标煤，增长3.6%，占全部规上工业能源消费的比重达78.5%。
三、重点处理好“三对关系”
1.结合实际，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把握“三个跳出”。
一是要跳出城镇化发展城镇化。要更多地从产业的角度、文化的角度、生态的角度和服务的角度来关注以及评价城镇化发展。二是要跳出模式化发展城镇化。推进新型城镇化要更多地从本地现实出发。就嘉兴来看，需考虑人口空间分布相对分散的现实，在推进农村人口转移集聚的过程中，要加强就地城镇化的探索和尝试；考虑传统产业比重长期偏高的现实，重点围绕产业特定价值链环节的技术改造和市场拓展这两头，加强研究扶持。三要跳出嘉兴发展城镇化。要把推进新型城镇化放到以沪杭为中心的长三角城市群发展的大背景中去筹划，避免被沪杭苏甬大城市边缘化、郊区化。
2.注重质量，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处理好“三对关系”。
一是处理好城与产的关系，推动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坚持以先进制造业为主导，加强产业选择的战略设计，打造“2+1”的产业体系。整合提升产业转型升级载体，省级以上开发区要凭借资源和政策优势走品牌式发展道路；市镇工业园区要探索打破镇域行政管理界限，整合地理相邻、产业相近、功能相同的园区，逐步形成“一区一业、一园一品”的特色产业园区。二是处理好城与镇的关系，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强化中心城市规模和功能的双重支撑，规模上要稳健拉开发展框架，功能上要重点强化高端制造、科研教育两大功能，确立其在区域产业链中的高端地位。推进县域经济向一体化“都市区”经济转变，统筹全市规划体系，实行双重管理、以市为主的规划管理体制。突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市、县（市）总体规划的融合衔接。建立公共服务并轨衔接的体制机制和跨行政区域的资源要素交易平台。建立以小城市为战略节点的四级城镇体系。三是处理好城与乡的关系，促进城镇和三农建设协调推进。坚持确保粮食安全和发展现代农业相结合，落实稳粮增产各项措施，加快农业和农民的现代化。探索建立以职业、居住地划分的城乡统一的户籍管理制度。探索农村土地承包权长久不变、集体资产股份制的体制机制，改革完善集体建设用地和宅基地制度。实行土地指标按产业项目竞争择优配置机制和差别化地价政策。推动“亩产税收”政策在服务业等其他行业的全面实施。
3.创新机制，强化新型城镇化发展“三大保障”。
新型城镇化核心要解决我国旧型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一是人的问题，即农民工的半市民化，2.34亿的农民工及其随迁家属未真正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大量农业转移人口未能融入到城市社会。二是地的问题，建设用地的增长速度远远快于城镇人口数量增长的速度，城市的容积率比发达国家要低得多，城市人口的人均占比面积高于发达国家，人均占地面积从2000年的130平米上升到2012年的142平米。三是业的问题，即产业发展和就业问题。产业发展呈现“东高西低”，农民工为寻求就业，跨区域大范围的流动，导致城镇和社会也是高流动。四是生态的问题，一些特大城市的“城市病”日趋严重，交通的拥堵、环境污染的加剧、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不足等。为解决这些问题，新型城镇化的发展逻辑是坚持城镇化要从“市”而来，走市场化的发展新模式，切实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同时，要通过政府引导，依靠制度创新建立跨城乡的全国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土地和资本市场，打破城乡二元市场结构格局，推进生产要素的流动和公共资源的均衡配置，实现人、地、业、生态等要素的协调互动发展。城镇化金融支持路径的选择取决于城镇化的发展逻辑，要通过制度创新，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金融支持城镇化发展路径。
二、新型城镇化金融需求分析
金融是新型城镇化建设中的核心支持因素，是协调人、业、地、生态等要素的中枢环节。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在快速推进之中，城镇化将引发巨大的潜在投融资需求。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在金融需求结构上表现为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的融资需求占比将大幅提升，在金融需求量上呈现出资金数量大、周期长、低成本等特点，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需求。
相较于农村地区，城市和城镇的重要特征就是拥有相对完善的基础设施体系。根据世界银行定义，基础设施可以分为经济基础设施与社会基础设施。其中，经济基础设施是指长期使用的工程构筑、设备、设施及其为经济生产和家庭所提供的服务，具体包括电力、通信、自来水、管道煤气、排污等公共设施，水利、道路等公共工程，以及铁路、交通、港口、机场等交通设施。社会基础设施主要是指教育、卫生保健等公共服务设施。据测算，每转移一个农村人口需要增加城建费用约6万元，那么仅仅当前转移就业的2亿农村户籍的城镇人口就将产生12万亿元的建设资金需求。随着未来人口的自然增长以及城镇化的不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资金需求将继续扩大。
(二)人口城镇化的金融需求。
人口城镇化主要是部分农业人口选择从事非农业劳动，转而进入城镇生活，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换。农民进入城市生活，在住房、教育及医疗、社会保障和个体经营方面，需要一定的金融支持。
(三)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金融需求。
新型城镇化的加快，必然伴随着主导产业、支柱产业的转换。意味着需要投入大量的金融资源来支持新型城镇各类产业的调整以及集约型、低碳型产业的发展，推进城市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小微企业的发展，为新进人口提供就业机会，营造良好创业环境，增强城市经济活力和竞争力。
(四)新农村建设的金融需求。
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是统筹协调、相互促进的关系，伴随着新型城镇化建设进程的推进，强农惠农仍将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新农村建设资金需求巨大。综上，根据新型城镇化规划，2020年常住人口的城镇化比率要达到60%左右，未来人口城镇化比率将以每年接近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每年将有大约1300万人进入城市。按照2012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在2012年的抽样调查研究显示，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新增城镇人口每增加一人，财政支出平均需要8万元，那么未来每年城镇化需要的新增财政支出就将达到10400亿元。财政资金的配套是解决城镇化金融需求的一个重要方面，剩余部分资金缺口仍然要通过其他制度设计予以安排。
三、新型城镇化金融供给分析
在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资金供给存在不同的特点。1986－1990年期间，以财政投入为主、银行信贷为辅，1991－1997年期间，以土地资源收益为主、银行信贷为辅，1998至今，城镇化建设资金来源主要渠道有政府财政资金、政策性金融、商业性金融、政府融资平台、地方债等五个方面。
(一)政府财政资金。
包括中央政府的专项补助、国债资金、地方政府预算内的城建资金以及土地出让金收入等等，而土地出让收入成为地方财政支持城镇市政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重要甚至主要来源。近年来，土地出让金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30%以上，占地方财政收入的70%左右。
(二)政策性金融投入。
它是介于财政投资和商业银行贷款之间的融资来源，在我国主要是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政策性银行，根据国家宏观经济政策要求，向新型城镇化中的基础设施等提供融资。
(三)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借入。
主要是设立城司，通过土地或用财政等政府信用作抵押，从银行取得贷款或者发行建设债券，国家审计署的公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全国各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206988.65亿元，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29256.49亿元，地方政府债务资金有87%投向了市政建设、土地收储、交通运输、保障性住房等基础性、公益性领域。
(四)地方政府债券。
2011年和2012年两年中央政府在确定的地方政府债券发行规模内，本着自愿原则，选择经济基础较好、债务负担较轻、资本市场发育成熟的上海、浙江、广东、深圳作为地方政府自行发行债券的试点省(市)，其余地区仍由中央财政发行。今年国家又批准了京沪苏浙等十个地方政府自行发债。
(五)商业金融支持。
商业金融体系有着较强的吸纳社会闲散资金的能力，各地在城镇化过程中，通过大力发展商业银行、丰富信贷产品，为新型城镇化建设提供多元化金融服务，推动人口城镇化、产业城镇化、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的协调发展。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现有金融体制难以有效匹配城镇化建设资金供求双方，与城镇化旺盛的金融需求相比，金融供给总量明显不足，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财政收入难以长期支持城镇化，尤其是土地财政不可持续。二是政策性金融提供资金及服务能力有限。三是平台融资额度有限且容易累积风险。四是通过资本市场获得的融资有限，大量的社会资本未参与到城镇化建设中。五是农村金融服务存在金融抑制现象，难以满足城镇化建设需要。
四、金融支持新型城镇化的路径选择
解决新型城镇化建设的金融供给问题，核心是理顺城府和市场功能边界问题。在城镇化建设中，政府与市场功能边界划分存在以下影响因素。
1.资金规模与投入周期。
投资规模大、建设与回收周期长的城镇化建设项目，普遍具有外部性，存在商业效益较低或投资风险较大的问题，呈现明显的公共产品特征，难以通过完全的市场商业性渠道获得金融支持。然而政府资金规模有限，如何调动市场力量，实现政府与市场的有效结合，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问题。
2.区域差异与金融发展水平。
不同区域的城镇化发展阶段不同，其金融发展水平也存在较大差异。以东中西部固定资产资金来源结构为例，根据2013年统计年鉴，西部地区经济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国家预算内资金投入占比达12.8%，城镇化建设对财政资金依赖度大大高于东部地区的3.5%与中部地区的4.2%;国内银行信贷仍是城镇化建设的重要资金来源，西部地区金融市场不发达，资金主要依赖于银行信贷，国内贷款投入比例为16.0%，中部与东部地区则分别为8.6%和14.2%;自筹资金主要来源于地方财政、企事业单位贷款、发行债券等，西部地区地方与市场力量较弱，自筹资金比例仅为59.3%，中部与东部地区则分别为76.2%和61.2%。
3.信息透明度。
对于村镇、中西部地区以及部分建设项目，信息透明度相对较低，信息不对称致使商业性金融机构难以发展业务。各级政府需要对这些领域进行合理规划，搭建完善的信息沟通机制，实现市场与政府信息共享，提升信息透明度，健全相关保障机制，保证城镇化建设的顺利进行。
4.风险收益水平。
在城镇化建设中，部分项目具有公共物品特征与公益性质，如垃圾、污水处理等设施建设，难以产生现金流，需要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等政策予以支持，保证还款来源。此外，一些行业、项目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风险较高，担保不易落实，还款来源有限，商业性金融机构无力承担，也需要政府介入保障。因此，为解决城镇化建设资金供需的矛盾，推进城镇化建设，必须创新融资模式，明确政府与市场的功能定位，处理好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的关系，根据新型城镇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构建差异化、个性化的长效金融支持体系。
(一)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
建立透明的收费制度加强项目现金流建设，推进公私合营PPP项目的选择，以责权利对等的合约规范各种经营主体的经营行为，吸引社会进入市政公用事业领域。财政资金主要支持无现金流、无收益的纯公益性项目，并通过建立财政资金引导基金，全方位吸纳社会各类资金投入新型城镇化建设;政府要积极推进信息透明度、构建良好的金融生态环境。
(二)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融合发展。
积极发挥政策性金融在支持农业、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等方面的作用，拓宽低成本、长周期、安全性高的融资来源渠道;发挥商业性金融在促进产业发展和结构升级方面的优势，加强对城镇化建设中能产生现金流的经营性项目的支持力度，增强对重点产业及中小城市、中小企业的金融供给，实现新型城镇化的产城融合发展。
(三)建立多元化融资渠道。
赋予更多地方政府自主举债权，建立健全地方债券发行管理制度，不断创新市场债等融资工具;大力发展资本市场，推进资产证券化，建立产业链投资基金，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提供多元化的资金支持，发挥市场在资金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城镇化资金保障机制。
(四)推进城镇化金融支持模式动态化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