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12-29 06:15:25
序论：在您撰写新增长理论论文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另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引进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一系列的随机质量改进引起的，而这些创新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的结果，并且新发明会使旧的技术或产品过时，从而退出市场，这种过时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经济存在一个随机的增长路径，也就是说由于假定创新是以柏松概率到达，因此增长路径是阶梯跳跃的，这里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但同时创新会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市场结构的调整。
而这种市场结构调整的过程中会出现模仿过程，产生所谓的后发优势效应，也即一国技术水平离国际技术前沿水平越远，则该国可以学习的技术就越多，学习潜力也就越大，技术进步也就越快。在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亚洲四小龙就成功实现了赶超计划。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跨国增长在出现这种“俱乐部趋同”的同时，另一方面又表现有“富者愈富，穷者愈穷”的两极分化。如整个的非洲大陆与世界的增长路径相差越来越远。Howitt&Mager-Foulks（2005）对这种跨国增长的差异进行了初步探索，构建了一个包含研发和技术转移的熊彼特增长模型来解释跨国增长的差异。认为技术转移并非像新古典理论所描述的是一个瞬时的无成本的过程，相反跨国或跨地区的技术转移是一个有条件有成本的过程。
新增长理论在讨论开放经济条件下的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时，主要讨论了国际贸易影响经济增长的四个机制:(1)国际贸易方便了技术信息的国际传递，降低了创新成本。(2)国际竞争使厂商为巩固地位而从事研发。(3)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使每个厂商面临一个更大容量的市场，因此技术创新的收益会增加。(4)当两个国家的产业结构，技术水平差异较大时，可能促进专业化生产，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以上我们简要回顾了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可以看出技术进步作为经济增长的动力得到广泛的共识，区别在于新古典增长理论认为技术进步是外生于经济系统，并且资本的积累对经济的最有增长路径没有影响。新增长理论则着重分析技术进步的表现形式和内在机制，认为分工，人力资本的积累，企业研发，技术与知识的外部性，政府的公共产品服务都能促进经济的增长。因此新增长理论有很强的政策指导意义，使得经济的管理者不像过去那样被动，根据这一理论，政府有必要主动参与经济管理。另外新增长学家也开始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重要作用，如透明的经济立法，激励制度等。因此把制度因素引入模型，并统一技术，物质资本，人力资本，及其他增长因素来研究这种跨国增长的差异，应该是新增长理论的发展方向。
[关键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增长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新增长理论出现了。新增长理论吸收了斯密的社会分工思想，社会分工产生专业化，而专业化生产又导致规模收益递增。但是社会分工同样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新增长理论认为当这种收益与成本相等时，社会分工达到最优水平。分工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正是由于这一思想，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新增长理论关注的是技术进步的形成机制，如社会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边干边学，创新和研发等。
罗默（1986）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并且假定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生产率。而正是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才不会无限降低，也即稻田条件不成立。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导致厂商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积极干预时，厂商缺乏生产新知识的动力，增长将放慢或停滞不前。因此罗默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另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引进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一系列的随机质量改进引起的，而这些创新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的结果，并且新发明会使旧的技术或产品过时，从而退出市场，这种过时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经济存在一个随机的增长路径，也就是说由于假定创新是以柏松概率到达，因此增长路径是阶梯跳跃的，这里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但同时创新会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市场结构的调整。
[关键词]新古典增长理论新增长理论增长
由于新古典增长理论的不能解释经济增长的微观机制，新增长理论出现了。新增长理论吸收了斯密的社会分工思想，社会分工产生专业化，而专业化生产又导致规模收益递增。但是社会分工同样导致社会交易成本上升。因此新增长理论认为当这种收益与成本相等时，社会分工达到最优水平。分工的发展促进技术进步，正是由于这一思想，新增长理论把技术进步内生化，认为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内生的，因此新增长理论关注的是技术进步的形成机制，如社会分工，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边干边学，创新和研发等。
罗默（1986）认为决定经济增长的技术进步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是厂商追逐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并且假定知识不同于普通商品之处在于知识具有溢出效应，这使得任何厂商所生产的知识都能提高全社会整体的生产率。而正是知识溢出的存在，资本的边际生产力才不会无限降低，也即稻田条件不成立。由于知识的溢出效应导致厂商的收益低于社会收益，因此在政府不积极干预时，厂商缺乏生产新知识的动力，增长将放慢或停滞不前。因此罗默认为政府有必要对经济进行干预。
卢卡斯（1988）认为全经济范围内的外部性是由人力资本的溢出效应造成的，人力资本的内部效应是提高厂商的生产率，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是提高全社会的知识水平，进而促进经济增长，并且用全社会的平均人力资本来衡量这种溢出。而且根据这一模型得出发达国家的人力资本水平高，因此它的资本边际生产力和普通劳动者的工资水平都比发展中国家高，物质资本收益递增将诱使外国资本和工人流向发达国家，并且就是在同一国家内部也会出现人才和资源从不发达地处向发达地区集中。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各个国家间发展的不平衡。巴罗（1990）认为政府服务也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因素，其中公共产品模型认为公共产品有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壅塞模型假定公共产品有部分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因此公共产品对所有的厂商有溢出效益，并且政府制定产权保护可以促进私人厂商收益的提高，从而促进资本积累和生产。但是这些模型也有其缺陷，主要是对内生技术进步的分析不足，注重强调技术的外部性，而忽略技术进步的本身可以提高拥有该技术的厂商生产力，同样也可以促进经济增长。
除去技术进步是经济增长的推动力量外，新增长理论认为资本的积累也促进经济增长，Ak模型假定生产函数为：Y=AK，模型中的资本包括物资资本和人力资本，并且它们之间有完全的替代性，因此资本的边际收益不变，在AK模型中人均消费，人均资本都以相同的不变比例增长，经济增长率与生产技术和消费者的偏好有关，这里消费者的偏好将决定是进行消费还是储蓄，进而影响资本的积累。这类凸性增长模型认为：经济的增长取决于资本的积累，而要使资本无限积累下去，则要求资本的边际收益不能无限下降，而物质资本的边际收益是递减的，因此雷贝洛认为只要经济中存在不受不可再生要素影响的核心资本就可以做到这一点。这种核心资本通常被认为是人力资本。
另外新经济增长理论还引进了熊彼特方法，AghionandHawitt(1988,1992)认为经济的增长是由一系列的随机质量改进引起的，而这些创新也是具有不确定性的研发活动的结果，并且新发明会使旧的技术或产品过时，从而退出市场，这种过时被称为“创造性毁灭”，经济存在一个随机的增长路径，也就是说由于假定创新是以柏松概率到达，因此增长路径是阶梯跳跃的，这里经济增长来源于创新，但同时创新会导致产品的更新换代，市场结构的调整。
一、古典国际贸易发展观及其补充和修正
有关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理论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期，当时，欧洲正处于资本原始积累阶段，重商主义代表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其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财富的内涵以及外贸的作用上。他们认为，只有金银才是真正的物质财富，若要使一国经济增长惟有不断增加金银货币。而增加的办法只有两条：一是开采国内金银矿藏；二是发展外贸。由于一国的金银矿产贮量是有限的，因此，若想财富不断增长，就只有发展对外贸易，并且要确保贸易顺差，这样才会使外国金银源源不断地流入本国。
在评论重商主义“贸易差额论”的基础上，自由贸易理论的典基人亚当•斯密第一次对国际贸易与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进行了系流阐述。在其代表作《国富论》中，斯密指出通过开展国际贸易各国可以根据本国的优势进行专业分工，这种分工有利于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推动国民经济的增长；此外，对外贸易可以为一国剩余产品实现其价值，斯密假定一国在开展国际贸易前，存在着闲置的土地和劳动力等资源，受国外市场的吸引，闲置的资源将被利用，使一国产量增加，从而增加了国民财富。
另一位古典经济学大师李嘉图从贸易对一国利润率的影响来说明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认为，一国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是资本积累。而在封闭的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会使利润率下降，从而减少资本积累。而通过开展对外贸易，从国外进口低价食物和必需品，可以降低劳动力价格、提高利润率、增加资本积累，从而推动经济增长。此外，李嘉图通过比较成本说，论述了国际贸易对所有参与国的经济增长都有利。
后人对古典贸易发展理论进行许多开拓性的研究，使之不断地得到补充和发展：首先，受古典贸易发展理论的影响，后来的经济学家虽然从不同角度进行了研究，但得出的结论却基本相同——即国际贸易有助于一国或地区经济增长和发展。其次，也有不少学者对贸易促进经济发展提出疑议，主张自由贸易不一定有利于一国经济发展的长期利益。
二战后，伴随着一批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独立，从发展中国家的角度来研究贸易“引擎”的理论逐渐兴起。这一理论认为，对外贸易不仅不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而且还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一定的负作用。
古典国际贸易理论及其后的补充和修正，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国际贸易对一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但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上述理论很难解释国际贸易活动中的一些新现象。
二、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
新增长理论，又称为内生增长理论，是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一个西方宏观经济理论分支。新增长理论各个增长模型包含的共同观点是：经济增长不是外生因素作用的结果，而是由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决定的；政府实施的某些经济政策对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影响。贸易发展问题是新增长理论中的一个主要内容，人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该理论的贸易发展内容：
1、规模收益递增。
传统的国际贸易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强调了比较优势在解释国际贸易方面的作用，以规模收益不变的假设为分析基础。但事实上，很多行业都具有生产规模越大，生产效率越高的规模经济的特点。尤其是现代化的工业，大规模的生产反而会降低单位产品的成本。
1986年罗默对阿罗(1962)“边干边学”模型作了修正，用“知识”代替了“资本”，并把知识分解为一般性和专业化知识。罗默认为，一般知识可以产生规模经济效益，专业化知识可以产生要素的递增收益，二者的结合不仅能形成自身递增的收益，而且能使资本和劳动要素投入也产生递增收益，从而使整个经济的规模收益递增，递增的收益又成为长期经济增长的保证。
罗默(1986)模型给出的生产函数为：y[,i]=f(k[,i],K)(1-1)
式中，y[,i]为i企业的产出，k[,i]为i企业生产某产品的专业化知识水平（在这里即人均资本水平），K为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
如果采用C-D生产函数形式，式(1-1)可表示为：y[,i]=k[a,i]K[η](1-2)
由式(1-2)，当α+η=1，即k[,i]、K的规模收益不变时，经济将以一个固定的比例增长，其中资本收益递减正好被外生的技术变革所抵销。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减时，经济增长将趋于停止，因为技术变革的效果不足以弥补资本边际收益递减的效果。当α+η＞1，即要素的规模收益递增时，经济将会加速增长且长期增长。因为这种递增的收益形成垄断利润，从而又成为研究与开发的资金来源，投资促进知识积累，知识又刺激投资，形成一种良性循环。这就是经济能够在长期内生持续增长的主要原因。
1990年罗默在《内生的技术变化》一文中提出了他的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在这个模型中，罗默引入垄断竞争的假设条件，并将经济分为研究与开发、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生产三个部门，将生产要素划分为有形资本、原生劳动（即非技术劳动）L、人力资本（用受教育年限衡量）H和技术四种投入。其中，技术与第一模型一样源于劳动的社会分工，人力资本则既可用于研究与开发部门，也可用于最终产品的生产。
据此，罗默给出了最终产品的生产函数形式：
附图
式中H[,1]为用于生产的人力资本（H[,2]为研究与开发部门的人力资本，H=H[,1]+H[,2]），Xi为用于生产的第i个投入的数量，为有形资本，A为中间产品。中间产品的生产涉及两部分成本，一部分是生产过程的耗费，另一部分则是向研究与开发部门的购买。研究与开发部门的技术开发使发现新的中间产品成为可能，推动中间产品A的边界向外拓展，A随着时间变化的变化率为δH[,2]A。
为了说明收益递增，罗默将知识视为一种具有特殊性质的经济物品，是一种“不竞争”物品，即知识具有共享性，因此知识存量可直接参与新知识的生产，且运用的经济成本很低。知识同时也是一种“专利”产品，企业为获得新发现的专利必须付出一定的代价，这是对研究与开发部门投资及其风险的必要补偿，从而也保证了研究与开发的动力。知识还具有扩散性、可无限积累性，这些都决定了技术变革的外在经济性。因此，知识的生产具有个体收益（出售专利权）和与正向外在经济性相关联的社会收益。
在新增长理论的各种模型中，除凸性增长模型仍像新古典增长模型一样假定总量生产函数是规模收益不变外，罗默模型、卢卡斯模型、格罗斯曼—赫尔普曼模型都假定总量生产函数呈现出规模收益递增。
在这样的理论背景下和国际贸易的现实条件下，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将规模收益递增（即规模经济）引入国际贸易分析中，为国际贸易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分析框架。这一理论说明，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如果每个国家都只生产几类产品，那么每种产品的生产规模均能以比以往各国什么都生产时要大得多，世界也因而生产出更加丰富多样的产品。参与贸易的各国让渡某一种贸易商品的国内市场给贸易伙伴，双方分别通过扩大市场来形成某种规模经济，释放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下降和生产能力提高，从而从这些贸易中获得利益。由此揭示互利的贸易不一定要基于比较优势。不仅如此，克鲁格曼认为，由于规模经济的存在，现实中的国际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不同于传统贸易理论所假定的完全竞争市场，而是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于是，不完全竞争被引入国际贸易理论中，极大地丰富了国际贸易理论和人们对于国际贸易问题的认识。
2、贸易是实现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新增长理论家认为，知识和技术的溢出是经济实现持续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国际贸易又是技术外溢进而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途径。
由式(1-1)可知，罗默(1986)模型中某个企业产出的增长还依赖于K这一所有企业均可使用的一般性技术知识，且K=∑k[,i]。显然，在开放经济条件下，K值会因受益于企业数目的增加而增大，从而使得参与国际分工的企业有更大的产出。
由式(1-3)可知，罗默(1990)模型中最终产品的产出与中间产品A有关，当A的边界外推时，最终产品的产出将增加。随着以国际商品交换为媒介的国际分工的深化，有更多的中间产品产生，无疑会推动最终产品产出的增加。
卢卡斯(1988)模型了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他假定有两种消费品C[,1]与C[,2]，没有物质资本，而且人口数量不变。那么第i种商品的生产方式为：
C[,i(t)]=h[,i(t)]U[,i(t)]N(t)i=1,2(1-4)式中，h[,i(t)]是专业生产商品i的人力资本，它通过干中学获得；U[,i(t)]是用于生产i商品的劳动系数，U[,i]＞0，且U[,1]+U[,2]=1；N(t)为劳动投入量。由于h[,i(t)]是边干边学的结果，因而随着生产商品i的数量增加而上升。
卢卡斯在这一模型中只考虑了人力资本的外在效应，每种商品的生产和技能积累取决于本行业的平均技术水平。对于特定的商品，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是递减的，因为在边干边学的初期，技能长进快，然后会逐步慢下来。不过由于产品不断更新，后来的专业技能积累会被赋予到新产品的学习上，从总体上看，专业化技能积累是递增的。国际贸易开辟了国际间商品流通的渠道，多个国家的融合，导致产品、生产要素的自由流通，都会使卢卡斯(1988)模型中的hi(t)增大，对生产的增长具有正向的效果。
3、劳动分工与经济增长。
对于劳动分工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其实早在经济学鼻祖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就得到较为深入的阐述。英国的经济学家杨格于1928年对劳动分工理论进行系统深入研究，他不同意亚当•斯密关于市场范围决定分工程度的思想，认为市场规模不仅取决于人口规模，而且取决于购买力，后者又取决于生产率，生产率又依赖于劳动分工的范围。正是劳动分工与市场规模的相互作用下，二者都得以不断扩大。而经济的增长则正是在二者的相互加强作用的动态过程中得以实现。受杨格这一思想的影响，杨小凯、贝克尔等人在力图把分工水平这一生产者最重要的活动内生化的过程中，建立起他们的“劳动分工”演进经济增长模型。
杨小凯—博兰德(1991)模型假定所有人都是事前同一的，都自给自足所有的商品，并且每种商品的生产函数、交易成本以及人们对它的偏好都是一样的。由于专业化利益的存在，经济会从自给自足向劳动分工状态演进。又由于存在着交易成本，人们对专业化水平有一个最优决策，所有人的专业化决策一起决定了当时经济的劳动分工水平，劳动分工水平决定了当时的经济增长率。劳动分工的演进扩大了市场规模，而市场规模的扩大又反过来促进劳动分工的演进，同时提高了交易成本。只要劳动分工演进到一定的水平并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人均收入就会随时间不断提高，从而经济的持续增长是可能的。因此，即使在人口不增长的情况下，只要保持了进一步分工的潜力，经济就可能不断增长，如果人口增长，更严格地说，如果进入交易的人数增多（如扩大对外贸易），则进一步提高了分工的潜力，从而保证了增长率的持续提高。
4、新增长理论的政策内涵。
罗默(1986)认为，知识溢出的存在造成厂商的私人收益率低于社会收益率，不存在政府干预时厂商用于生产知识的投资将偏少，从而使分散经济的竞争性均衡增长率低于社会最优增长率，这种分散均衡是一种社会次优，政府可以通过适当的税收或补贴政策提高经济的均衡增长率和社会福利水平。在引入不完全竞争的罗默(1990)模型中，罗默指出政府可以采用的政策是在向知识积累提供补贴的同时向垄断商品的购买提供补贴，这将导致研究部门人力资本的收益增加，促进更多的人力资本配置于研究部门，同时也消除了垄断因素造成的资源配置扭曲，促使经济增长率提高。
在琼斯－真野模型中，没有税收时的均衡增长率就是最优增长率，经济将渐近地趋于平衡增长路径，经济的稳定增长率既取决于生产技术条件，又取决于消费者偏好。该模型的政策含义是：政府的经济政策能通过影响储蓄意愿和折旧率而影响经济的长期增长率；各国增长率的差异是由各国政府实施不同的经济政策引起的；政府的税收政策一般将造成经济的扭曲，使竞争性均衡不再是社会最优，造成社会福利的损失；政府应实施减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雷贝洛(1991)发展了宇泽模型。雷贝洛模型的一个显著特点是考察了经济中存在不可再生要素时各类资本品在经济增长率中的作用。该模型认为，为了使经济实现内生增长，经济中必须存在一类核心资本。即使消费品和其他资本品均由不可再生要素生产，而且经济不存在生产的规模收益递增，但只要经济中存在核心资本，资本积累过程就不会中断，内生经济增长就可以持续。雷贝洛也将增长率的国际差异归因于各国实施了不同的经济政策，认为那些收入税率较高及产权保护较差的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较低。他还认为：对非核心资本品征税像对消费品征税一样，不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如果政府对核心资本品的生产征税，将导致经济增长率降低；政府应减免核心资本生产税以促进经济增长。
5、南北贸易问题。
关于发展中国家参与国际分工的利弊问题一直是经济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新增长理论把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作为整体来研究，通过模型说明人力资本、知识等促进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的自我积累、自我演进机制，从而说明市场调节不但适用于发达国家，也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南北贸易对南北国家的经济增长都有促进作用，生产从发达国家转向发展中国家为发达国家节约了大量资源，用以促进新产品的开发，同时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也更快了，因为它学习和吸收了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
当然，新增长理论也揭示一些令人堪忧的问题。开放经济中产生的总体效益在不同国家之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造成损失。这一点显然与李嘉图模型的结论相反。事实上，内生增长在部门间产生了不平衡：技术进步在各个部门并不是一致的。在某些情况下，国际贸易将有扩大这种不平等发展的趋势。南北贸易可能使发展中国家专业化于一些初级产品，从而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世界各国为了追求各自的经济增长目标可能引发一些国际冲突等等。
卢卡斯(1988)模型揭示，由于发达国家的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水平比发展中国家要高，致使资本的收益率比发展中国家的要高，因而出现了资本从贫国流向富裕国家的现象。而不像新古典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在穷国，资本稀缺，收益率比较高，致使资本从富国流向穷国。
四、新增长理论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的启示
新增长理论所揭示的不同于传统理论的经济增长机制及其政策含义为开放型经济的发展赋予了新的内容和形式，其贸易发展观对我国经济建设的实践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1、重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
从国情看，我国很符合传统比较优势战略中传统贸易产品出口国特征，但简单地强调这种贸易模式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不利。很多传统贸易开展国的经济由于传统贸易产品技术进步缓慢、国际市场萎缩，这些贸易部门实际并没有很好地起到带动国内经济成长的目的，有的甚至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新增长理论的贸易发展观强调了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规模经济效应表现在生产厂商的边际生产成本随产出的增加而下降，扩大该产品产量进而扩大该产品的市场占有率可以有效地降低成本，增强竞争能力。通常认为，在那些与技术进步、资本密集密切相关的行业才会呈现出规模经济的特征。这些行业一般比传统贸易部门技术等级要求和资金密集程度高。大规模开展这种贸易的意义绝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创汇和调剂余缺等能概括的，其核心目的应该是通过积极地开拓国际市场，改进技术，提高工艺，在享受规模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中处于有利位置。另外，还可以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技术的产业，这些产业面向日新月异的国际市场，技术层次、管理水平一流，可以有效地带动国内其它产业的成长。现时期，我们可以利用东部地区雄厚的工业基础、人力资本、技术优势，有意识地打“规模经济”牌，扶植起一批强大的集团企业参与国际分工。
2、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形成“赶超效应”。
在传统经济增长理论中，对国际贸易仅从“比较成本优势”或“资源禀赋优势”原则进行解释，无法将贸易纳入经济增长的模型中，从理论上阐述清楚贸易——增长效应。新增长理论在这方面取得了突破。新增长理论家们认为，对外开放和参与国际贸易可以产生一种“外溢效应”，即国与国之间发展对外贸易不仅可以增加世界贸易总量，而且可以加速世界先进科学技术的知识和人力资本在世界范围内的传递，使知识和专业化人力资本能够在贸易伙伴国内迅速积累，从而使贸易国的总产出水平提高，经济加速增长。同时，由于知识传播与人力资本的外部效应，各国之间开展贸易还可以节约一部分研究与开发费用，避免重复劳动，这一点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具有特别的意义。它们可以借机学习和吸收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形成一种“赶超效应”，向发达国家的经济逼近。象中国、印度这样的人口大国，参与国际贸易，收益不在于市场的扩大，而在于分享世界上有限的、分配极不均匀的技术人力资源从事技术创新的成果。因此，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趋势下，那些闭关自守或实行自我封闭的所谓进口替代政策的国家，将会失去迅速积累国内人力资本和专业化知识的良机。只有坚持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才能加速进入知识经济的步伐。
3、政府应加强对国际贸易的管理。
新增长理论的经济学家们都比较强调政府对经济的管理。当然，这种管理绝不同于计划经济时代的管制。无论是从技术内生论的角度看，还是从知识经济兴起大环境的角度看，大力发展技术密集型、知识密集型产业是我国经济建设进程中的重中之重。目前，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上述产业的发展尚有较大差距，需要通过发展对外贸易，通过“干中学”，利用技术、知识的“外溢效应”来提高我国的生产技术水平。但是，这种宏观的需要往往同微观贸易厂商的短期利益相冲突，难以通过微观厂商的逐利行为自动形成技术升级。所以，要求政府能采取相应措施，制定一些促进技术、知识积累的税收政策和贸易政策，以促进国际贸易商品结构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克鲁格曼在提出国际贸易的规模经济效应时，也强调一国政府应采用出口补贴、关税等战略性措施，以增强本国具有潜在规模经济优势的产品出口竞争力，更多占据国际市场份额，谋求扩大市场份额带来的规模收益。这种贸易政策观点重新审视了被贸易自由主义者所批判的补贴和关税作用，强调了政府在选择优势产业、保护扩大出口进而扩大国内生产的机制链中的能动作用。
4、正确应对经济一体化。
罗默通过一系列假设，构建模型论证，在经济一体化内部如果仅有货物贸易和流通，而没有技术、知识思想的传播和扩散，则这种一体化并不能促进其成员国的长期经济增长。如果允许一体化内部成员国之间的技术、知识思想的自由传播和扩散，那么每个国家的研究部门都可以在一体化实体总知识存量的基础上进行新的研究与开发活动，因而能够提高研究部门的人力资本产出率。这无疑会推动长期经济增长。一个极端的例子就是，即使一体化成员国之间仅有知识的传播和扩散而没有货物贸易，也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例如，当大陆上第一条由欧洲通往中国的道路（丝绸之路）在中世纪被发现之后，由于货物贸易费用极其昂贵，因而这条丝绸之路对货物贸易几乎没有什么影响。然而通过丝绸之路的旅行家却从中国为欧洲带回了新的技术知识思想（如指南针和火药制造技术等），这些新技术、新知识思想对欧洲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以年均9.5％的高速度持续增长，近年来仍然保持在7.0％以上。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大幅度提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外出旅游越来越成为人们生活的基本组成项目。据国家旅游局统计资料显示：近年来我国旅游收入一直保持两位数的增长速度。2001年，入境旅游人数达8901万人次，旅游外汇收入达178亿美元；国内旅游人数达7.84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达3522亿元人民币；旅游业总收入达到4995亿元，比上年提高了15.0％。伴随着旅游市场的繁荣，与其相关的风险事故的发生率明显上升。这客观上要求旅游险能够快速发展，为有关各方提供风险保障，为旅游市场的发展保驾护航。再者，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使花钱购买旅游险成为可能。因此，有关人士普遍预测旅游热将为我国旅游险市场营造巨大的发展空间，每年的保费收入至少应该有70亿元的进项，是我国保险业务发展的新增长点。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旅游热已经持续好几年，而旅游险市场仍然比较冷清。
一、旅游保险还未引起足够的注视
从需求的角度看，自2002年9月1日起《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规定》开始实施，改强制旅行社为游客投保旅游意外险为强制旅行社投保旅行社责任保险。这一规定的改变使以前倍受冷落的旅行社责任险获得较大发展，财产险公司在旅游险市场中的份额大幅度提高，如按每个旅行社年交保费2万元计，旅行社责任保险的市场规模约为1.8亿元，占整个旅游险市场的15％以上；与之相反，游客自愿购买保险者寥寥，寿险公司旅游险业务增长缓慢，部分地区和公司甚至出现业务滑坡现象。旅游险市场总的需求状况并没有大的改观。
从供给的角度看，旅游险市场上保险卡的种类有所增加，销售方式有所改善，但是存在的问题并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这些问题主要表现为：
1.险种少。当前，只有几家较大的寿险公司经营旅游保险，且可供游客购买的险种只有旅游人身意外伤害险、交通人身意外保险、旅游景点人身意外伤害险、旅游救援保险、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险5种。而且他们大多数都不经营旅游景点人身意外伤害险、旅游救援保险和住宿游客人身意外保险，甚至有的也只经营旅游人身意外保险一种。产险公司除了经营旅行社责任保险外，对游客在旅游过程中发生的行李、证件丢失和盗抢风险至今尚无“货”上市，使这一风险处于无保障状态。整个市场不能为游客提供全方位的保障。而且，游客要想以中意的价格为自己获得较为全面的保障，就必须和几家保险公司接洽，很不方便。
2.保险对象范围过窄。以前，我国的游客是以团体游客为主。而且，国家旅游局在1997年9月出台的《旅行社办理旅游意外保险的暂行规定》强制旅行社为游客办理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各保险公司根据当时的市场情况，从节约经营成本出发，推出了只以团体游客为保险对象的旅游保险，将自助游游客排除在保险范围以外。1999年政府为了拉动内需将“五一”、“十一”假期调整为7天。这一举措带动了旅游热，形成了所谓的“黄金周”。但是这股旅游热主要是受自助游的推动。据有关资料显示：目前自助游已经占到了整个旅游市场份额的80％以上。可是，在很多地区自助游至今仍游离于旅游险市场之外，无法买到合适的旅游保险。
3.保险对象细分不够。首先，旅游市场状况的变化和强制旅游意外险的取消，使得自助游在部分地区走进了寿险公司视野。有些公司已经修改了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将自助游游客纳入保险对象范围，但是和团体游客适用相同的费率。少数公司甚至直接将团体旅游险保单向自助游游客销售。其次，部分公司为了争抢业务，拓展了保险对象的范围，推出旅行保险，将公务旅行者和普通游客一同纳入保险对象范围。这两种变化在提升保险公司业务量的同时也增加了逆选择的可能性，使保险公司面临更大的道德风险。因为：第一，团体游客出游时，旅行社派有专业的导游为其提供全程组织和服务工作，这无疑有利于减少风险事故的发生。但是对于自助游游客来说，由于缺乏旅游常识和风险防范意识，出险的概率要比团体游客大。而且，对于自助游保险来说，由于业务分散，展业费用和其它经营成本明显高于团体游保险。因此，两者不应该适用同一费率。第二，对于公务旅行人员和普通游客来说，由于出行目的不同，心理状态和行为方式往往不一样，结果在旅行过程中发生风险事故的概率也必然不同，两者同样不能适用同一费率。
4.保险责任确定不合理。当前我国旅游险在保险责任的确定上存在着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保险责任过宽。很多保险公司在旅游意外伤害保险中将死亡给付、伤残给付、意外医疗和急性病医疗列为主险责任。对于每个游客来说，只有选择是否投保的权利，没有选择不同保险责任的余地，不能以合适的价格获得需要的保障。殊不知其结果同样是低风险客户退出保险，而高风险客户都留了下来，产生逆选择。另一种倾向是保险责任过窄。目前，几乎所有保险公司都将游客的潜水、滑雪、探险等活动列为旅游险的除外责任，而又不提供此类专项旅游保险。而且，有些保险公司在经营旅游意外伤害保险的过程中发现医疗责任，尤其是急性病医疗责任的道德风险过大，部分地区发生经营亏损现象。于是修改条款，将急性病医疗甚至意外医疗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以外。这样的确能够较好地控制风险，但是与此同时也必然将大量有着较大风险保障需求的优良客户拒之门外。这显然有悖保险经营“保障客户，分散风险，获得利润”的初衷。
5.费率厘订缺乏科学性。目前，我国旅游险费率的厘订不是依靠精算技术，而是由条款制订人员凭经验来确定的。有的公司甚至模仿其他公司的条款，然后臆断地调整费率变动期间和费率大小。这样，在缺乏精算技术的支持下，为了保证经营的稳定性，保险公司的唯一办法就是将费率偏高确定。这种不科学的定价在损害消费者利益的同时也抑制了保险需求，影响保险公司业务的增长。
6.投保渠道不畅。目前，旅游险的销售渠道没有大的改观。旅行社依然是其最重要的销售渠道，主要销售团体旅游意外伤害保险和旅游救援保险；旅游景点主要销售旅游景点意外伤害保险；机票销售点主要销售航空意外险；适宜网上销售的险种相对较多，但是目前开通网上投保服务的只有泰康人寿、平安和友邦等少数几家公司；银行柜台销售尚处于尝试阶段。对于大多数自助游游客来说，投保仍是一件非常麻烦的事。
7.售后服务质量不高。旅游者的流动性较大，在短时间内，游客可能在一个地方投保而在另一个地方出险，甚至可能跨国出险，这对保险公司的核保、定损及理赔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果保险公司的理赔服务跟不上，不仅对旅游者造成损失，也影响保险公司的声誉。
二、游客保险意识淡薄，保险险种单一，制约了旅游保险的发展
我国的旅游险市场所存在的上述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
1.游客保险意识淡薄。虽然说风险的存在和收入水平的提高是保险需求产生的必备条件，但是这两个条件所形成的只是保险的潜在需求。要想把这种潜在的需求转化为现实的需求，必须依赖于人们防范风险意识的增强，保险意识的提高。当前，我国民众的保险意识普遍较差，很多游客存在侥幸心理，不愿意花钱买旅游险。因此，旅游险的市场需求一直不旺。
2.保险经验缺乏，保险技术落后。在现有的经验水平和技术条件下，我国很多寿险公司的旅游险的核保在很多地方还存在不足，尤其是急性病责任部分存在较为严重的逆选择现象。承保之后对医疗责任和自助游的风险控制更是束手无策。一方面，为了防范逆选择，他们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将急性病医疗排除在保险责任范围之外。另一方面，他们只能通过对团体的选择来代替对个人的选择，通过简单的承保程序达到为大量具有相同风险因素的人群提供保障的目的。旅行社在保险公司和被保险人之间充当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是保险公司控制风险的一个“关卡”。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被迫只经营团体旅游险，而将自助游保户拒之门外。
3.相关数据资料短缺。由于旅游险的经营时间短，我国的保险公司手中还缺乏与旅游险相关的各类资料。与其它寿险业务不同的是旅游险的发生概率与一个国家的社会、自然、地理状况、游客的风险防范意识等关系密切，国外资料缺少参考价值。另外，据业内有关人士透露，目前很多公司的旅游险在展业、核保、定损、理赔过程中缺乏规范性，单证管理混乱。这样，即使收集了一定量的资料，这些资料也缺乏可靠性。这使得旅游险费率的厘订缺乏有效的数据支持。
4.对风险和保险的相互关系认识不够。保险公司对保险对象划分不清和保险责任确定不合理，实际上是其对风险和保险的相互关系认识不够的反映。对自助游游客和团体游客、公务旅行者和普通旅游者在相同的费率水平下提供同等保障和将医疗责任列入主险条款，是保险人过分追求保险业务量而忽视风险防范的表现；而将游客的潜水、滑雪、探险等活动列为除外责任，将医疗责任从保险责任中剔除，是保险人过分强调风险防范而忽视业务增长需要的表现。
5.保险市场发育不充分和保险公司的经营管理体制落后。2001年我国的保险深度仅为2.2％，保险密度仅为168.8元，远低于很多发展中国家，保险市场的发育还很不充分。同时也意味着发展的空间非常巨大。现阶段，为了抢占先机各家保险公司忙于市场拓荒，比拼保费收入规模。而相对于其它险种来说，旅游险属于小险种，年保费收入占保险公司总保费收入的比重较低。另外，目前在我国保险市场中占有较大份额的几家保险公司要么是国有独资保险公司，要么是国有企业控股的股份有限公司。这种所有制所决定的经营管理体制是公司高层领导由政府选派，采用任期制，以公司业务发展规模和速度作为业绩考核的重要指针。高层管理者权责不对等，广人员工的付出和收入不对称。这必然会引起企业追求保费规模最大化的短期行为，因为有保费规模就有费用规模，而费用规模与包括老总在内的员工利益攸关。结果，虽然旅游险在很多保险公司的内部管理中被列为A类险种，赔付率一般低于35％，但是仍然不能引起公司高层管理者的重视和激发普通员工的工作积极性。旧产品的改造和新产品的开发进展缓慢，难以适应市场需要。
三、培育市场主体，开发新险种，大力发展旅游保险
解决我国旅游险市场的现有问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因为一方面，民众保险意识的培育是一个过程。这既需要保险经营者和政府做大量的基础性工作，又需要通过大量的风险事故来教育国民，强化其保险意识。这绝不是短期内所能达到的。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需求能够创造供给，而潜在的保险需求向现实的保险需求的转化是以民众保险意识的提高为条件的。因此，在短期内我国的旅游保险需求状况不会有大的改观。另一方面，国有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是我国现阶段金融体制改革的难点，而这一点恰恰是导致我国旅游险市场供给方面存在诸多问题的关键性因素。因为分业经营体制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改变；保险经验不足，保险技术落后可以通过学习来快速提高；而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涉及各方利益的分配格局、保险经营的性质和国家的经济安全，不可能在短期内彻底完成。这样，对于风险与保险的关系的认识也就难有突破；重视保费规模，忽视经营利润的状况也就难以改变，旅游险就很难得到保险公司的青睐，供给状况也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结果，整个旅游险市场也就不可能出现高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从长远着眼，我们应该大力推进民众保险意识的培育和保险公司经营管理体制的转换。
此外，还应该注意从以下几个方面采取措施：
1.加速市场主体的培育，提高旅游保险市场的竞争程度，促使保险公司由拓荒式的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
2.加大新险种的开发力度，把旅游保险服务延伸到吃、住、行、游各个环节，并为特定旅游项目提供专项保险，如峡谷探险保险、水流漂流保险、惊险游保险等，使游客在旅游全程都能够获得需要的保障。
3.对旅游险市场和旅游险条款进行细分，针对团体游、自助游及公务旅行的不同特点制订出不同的保险条款，确定不同的费率，加强风险防范。
4.将风险较大的医疗责任部分制定为特约条款或者附加险，厘订专项费率。这样既可以最大限度地满足客户需求，又可以有效防范逆选择风险，全面提升旅游险的业务质量。
5.加强相关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尤其是与医疗责任部分相关的资料的收集，为科学厘订费率，控制风险，尤其是医疗责任风险积累经验，提供可靠的数据资料。对于那些通过网络平台销售旅游险的公司来说，在这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应该充分发挥这一优势。
关键词： 技术变革；稳态增长理论；稳态增长模型
1.简介
稳态增长理论是说，如果一个新古典增长模型展示了稳态增长， 然后技术变革必须增加劳动，至少达到稳定状态。有时候还说，另一种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但是这确实包含在理论的原始版本中，如果是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在稳定的状态下，技术变革总是被认为是劳动扩大的形式。这些没有逃脱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不论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还是在现在，这都是一个非常严格的理论。我们常常希望我们的模型表现出稳态增长，但为什么技术变革是纯粹的劳动力增加 诱导创新的文献与费尔纳、肯尼迪、萨缪尔森、德兰大基斯、菲尔普斯仔细考虑过但没有明确答案的问题相联系。最近，阿西莫格鲁和琼斯又重新思考了这个谜题。
也许令人惊讶的是，鉴于文献发展的重要性，我们已经找不到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这一理论的证据。并且这就很好解释为什么恰好结果什么也没有提出。为什么技术变革的直觉是必须增加劳动？这一结果的证据通常归功于宇泽的证明，并且毫无疑问的是他证明了这一理论。然而，宇泽主要关注的是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即如果利率不变是常数使资本份额不变的技术变革）和劳动增加型技术变革所展示的相等性和罗宾逊图形分析的正式确定。当然对于稳态增长要求哈德罗中立的技术变革来说这是很小的但却很关键的一步。但是宇泽的现代读者将被两件事所打击。第一是缺乏稳态增长理论的观点和直接证据。第二是缺乏经济直觉，证明方法大多是纸上谈兵。巴罗和萨拉 C 伊―马丁所说的（1995年，第2章）接近提供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这一理论的证据。然而，他们这一理论的观点有更多限制： 技术变革是一个增加了速度常数指数的因素，然后稳态增长要求劳动的增加。这就打开了一扇方便之门，可能会有一些反常的因素增加扭曲技术变革的可能性，使得与稳态增长保持一致。麦卡勒姆也提出了一个一般理论的证据并且和宇泽的方法非常相似：虽然坚持和宇泽的方法接近，然而直觉的结果仍然难以捉摸。
这一观点填补了文献中的空缺。我们提供了一个明确的观点和证明稳态增长理论的证据，以及为什么要提出这一观点的简洁的直觉。
本文的工作报告（琼斯&斯克林杰2005）包含一个受宇泽观点（1961）和关注发展直觉启发的证据。根据我们的工作报告，很多作者提出了更直接的证据。罗素提出了一个快速证明这一理论的数学方法，利用一些方法证明，这些方法来自被称为平流方程的类偏微分方程的物理文献中。
2.陈述和证明的定理
稳态增长定理适用于一个部门的新古典增长模型。我们首先精确地定义模型，然后定义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我们将遵循通常的惯例也指的是一个平衡增长的路径作为稳定状态。根据下面的定义，我们陈述并证明这一定理。
定义2.1新古典增长模型的经济环境如下所示：
Yt=F （Kt， Lt； t）， （1）
Ct+ It = Yt， （2）
Kt = It -δKt， K0> 0， δ≥ 0， （3）
Lt = L0ent， L0 > 0， n ≥ 0 （4）
生产函数F满足标准的新古典主义属性：在K和L规模收益不变，K和L的边际产品递减。
定义2.2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的平衡增长路径是一个在常数指数率中所有数量{Yt， Kt， Lt， Ct， It}增长的路径。
定理2.1（稳态增长定理，宇泽，1961）
假设新古典增长模型建立一个稳定状态的开始日期记作Τ，人均产出增长速度记作g，并且It > 0，t≥Τ且所有的t≥Τ。
Yt=F（Kt， At Lt；Τ） （5）
当At1/At=g.也就是说，技术变革在稳定状态是劳动增加。
证据：（斯克里克特，2006）根据生产函数Yt=F（Kt， At Lt；Τ）让gx表示在稳定状态下数量x的增长率。然后YT=Yte-gy（t-T）例如，所有的t≥T。
Yt e-gy（t-T）=F （Kt e-gy（t-T），Lt e-gy（t-T）； Τ）
因为F体现了K与L的变量回归，我们可以通过除以指数得到以下公式：
Yt=F（K e-gy（t-T）t， L e-gy（t-T）t；T） （6）
如果gy=gk，结果被证明，并且Ate-gy（t-T）但是众所周知的是这一结论的提出――举例来说，它是一个直接结果模型中不断的投资率。在更一般的框架中，它遵循一些稍微单调乏味的代数。
特别是，方程（3）需要的资本积累gI= gK。所以如果我们得出gI= gY。要与Yt =Ct+ It 区别开来必须遵循时间t≥Τ因此给出以下式子：
gY= Ct/Yt・gC+ It /Yt・gI.
再次区分这个表达式要遵循时间和以下给出的式子：
gC（gY - gC）Ct =gI（gI - gY）It.
如果Ct =0，那么等式的右边必须为0，所以我们得出gI= gY。如果Ct ≠0，那么这个表达式只能得到Ct和It以同样的速度增长。但是这需要gI= gY。因此gY= gK。
3.讨论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论的陈述中我们假设的是，在最后一步的证据中投资发挥的是积极作用，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gY= gK。特别的是，如果投资等于0，当gY> gK时，可能会出现一个稳定状态，但是前提是资本和劳动力的增加。在零投资下，资本存量下降呈现指数级的速度贬值。因为资本不是输出的积累，稳态增长定理的逻辑不适用于此。相反，技术变革需要增加资本：第一，以抵消贬值，第二“有效资本”与出口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回见方程（6）。由斯克里克特提出（2006）的理论和证据遗漏了一个条件就是It > 0。
除了它的简单性，斯克里克特的证明相对于宇泽（1961）的来说有另一个优势。宇泽的证据结尾处出现一个新的生产函数G，就是F（Kt，Lt；t） = G（Kt，AtLt）。斯克里克特在方程（5）中表示，在原始的生产函数中技术变革是劳动的增加。
4.结论
在新古典主义增长模型中，资本与劳动之间唯一的不对称是，资本是每一单位输出的积累，而劳动不是。这种不对称背后蕴藏的是稳态增长理论 ，这是被确认的证据。
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方法来连接这种直觉与劳动力增加的结果。按照输出量把双方的生产函数分开，产生“平衡”表达式1=F（Kt/Yt， Lt/Yt；t）。资本积累和继承了输出的趋势，所以资本产出率在稳定状态下是一个常量。劳动力没有继承这一产量趋势，所以Lt/Yt低于稳定状态。为了达到等式平衡，技术变革必须完全抵消Lt/Yt的下降。也就是说，技术的变革必须是劳动的增加。 （作者单位：广西科技大学管理学院）
参考文献：
[1] 保罗・萨缪尔森、威廉・诺德豪斯著，萧琛等译：《宏观经济学》[M]，华夏出版社，1999 年。
关键词：滨海新区；增长极理论；发展；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2）23-0065-03
一、增长极理论概述
法国经济学家佩鲁首次提出了增长极概念，他认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是技术进步和创新，而创新总倾向于集中在一些特殊的企业。这种特殊的企业就是领头产业，即增长极。区域经济中的增长极是指具有推动性的主导产业和创新行业及其关联产业在地理空间上集聚而形成的经济中心。增长极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与扩散效应对区域经济活动产生组织作用。
支配效应。增长极具有技术、经济方面的先进性，能够对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产生支配作用。即周围地区的经济活动随增长极的变化而发生相应的变动。
乘数效应。增长极的发展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产生示范、组织和带动作用，从而加强了与周围地区的经济联系。在此过程中，受循环积累因果机制的影响，增长极对周围地区经济发展的作用会不断地得到强化和放大。
极化效应是指增长极吸引和拉动周围地区的要素和经济活动不断趋向增长极，从而加快增长极自身的成长。
扩散效应是指增长极向周围地区进行要素和经济活动输出，从而推动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增长极的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的综合影响称为溢出效应，如果极化效应大于扩散效应，则溢出效应为负值，结果有利于增长极的发展。如果极化效应小于扩散效应。则溢出效应为正值，结果对周围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增长极具有获取巨大规模经济效益等作用。
增长极的形成、发展，将引起区域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从而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重大的影响。
二、茂名滨海新区发展概况
茂名滨海新区是茂名市在十二五规划期间重点打造的新的经济增长极。茂名滨海新区包括茂南区、茂港区、电白县“两区一县”的20个建制镇，6个街道办事处和高新技术开发区，总体规划用地总面积1 688平方公里，为全国第二；是茂名市向东向南发展的战略拓展区域，是粤西地区具有很大开发潜力和支撑引领作用的新兴增长极。茂名滨海新区的总体布局为“一城两核三湾十区”。“一城”为滨海新城，计划10年后建成区面积达到200平方公里，人口达到150万人。“两核”为水东湾核、博贺湾核，构成滨海新城的核心。前者用来放置中央政务区和中央商务区，重要公共服务设施、金融商贸、商务办公、文化体育等，大都在水东湾核。博贺湾核用来放置物流、会展贸易、先进制造业，港口和运输是这里的重点。“三湾”为水东湾、水东-博贺湾、博贺—吉达湾；三者分别定位为城市滨海景观线（建滨海步行道和广场等）、休闲度假区（建沙滩度假区和主题公园等）和物流港湾（建物流园和保税港区等）。 “十区”则包含了中央商务区、中央政务区、高新技术区、休闲度假区、物流会展区、产业转移示范区、商贸居住区等。
目前，茂名滨海新区已纳入全省发展战略，《茂名滨海新区建设工作方案》获得省政府批准实施。《广东省茂名滨海新区发展总体规划》也于2012年3月获得通过。2012年4月26日，茂名滨海新区举行了成立挂牌仪式。滨海新区城市总体规划正在加紧编制。滨海新区建设已有序展开，市民大道正式通车，市一中新校区已投入使用，海洋大道东段、市民活动中心建设进展顺利，博贺新港区开发建设加快推进。茂名滨海新区合计落实项目投资额已达1 800多亿元。2011年初与中央企业签约总投资1 200多亿元的11个大项目。中建公司和越秀集团也拟在滨海新城区打造大型城市综合开发项目。2011年6月，中国联塑集团入驻茂名，项目首期投资10亿元，建成投产后年缴税可达9 000万元；8月，茂名与中化集团签署石化仓储码头投资协议，在博贺新港区投资兴建100万立方石化仓储库区及8万吨液体化工码头项目；同月，作为实施滨海发展战略的主战场，电白举行“电白向前进”主题招商活动，63个项目或签约或动工或竣工，投资额超过100亿元。2011年11月，中国港湾公司投资50亿元建设博贺新港；同月，天津渤海商品交易所茂名石化产品交易中心敲响“华南第一锣”，该中心将为茂名市各类石化产品与国内国际市场无缝链接搭建平台，打造大宗石化产品“茂名价格”。
2012年，茂名滨海新区已开工和已落实项目达22个，总投资超过1 179亿元。其中，总体投资44.14亿元的茂名石化炼油改扩建项目，既是中国石化集团公司工程建设的重点项目，也是广东省“新十大工程”之一。该项目已于2012年1月19日动工建设。该项目建成后，茂名石化的原油一次加工能力将由目前的1 350万吨／年扩大到2 000万吨／年以上，茂名石化公司年产值将超1 200亿元，年利税将超300亿元，将成为中国第三个炼油能力超过2 000万吨的特大型炼油基地，进一步巩固茂名在广东沿海石化产业带的“龙头”地位。
三、茂名滨海新区发展的战略定位
茂名滨海新区战略定位是建设世界级石化产业基地和广东能源、装备制造、信息产业基地，区域性航运、物流中心和交通运输枢纽，广东海洋经济重点发展区和海洋集聚发展示范区，国家级滨海旅游度假区和滨海旅游产业园区，广东对东盟开放的重要门户，粤西地区的经济核心区，广东新兴增长极，现代化国际化滨海新城。打造成为国家海洋经济试验区、国家综合改革试验区和后发展地区、中国城市可持续发展试验区，成为实施国家南海战略和能源战略的重要载体，逐步成为南中国生态、宜居海滨绿城。
四、茂名滨海新区发展的路径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