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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加速发展,世界经济相互依存为各国发展开放经济带来动力,与此相伴的是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影响日益显现,非传统安全问题与发展不平衡现象日益突出,当代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在增多。在传统国家安全战略中,经济安全的地位在上升,以经济安全为主要内容的非传统安全观成为各国安全战略的重要内容。不过,对于不同国家以及不同国家的不同经济发展阶段,经济安全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这是由各国国情、经济实力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决定的。随着国际力量对于国家的影响日益深入,经济安全的范畴也不只停留在国家间的经济实力的竞争方面,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把经济安全首先界定为国内经济问题,认为经济的不安全成为重要的国内政治和经济事务,经济安全的根本保障在于国内的经济力量。自从20世纪70年代起,当全球经济竞争日益渗透到各国经济发展战略和政治决策过程,影响着国家间的传统政治关系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国际政治的前沿领域,把经济因素引入到国际政治领域来探索全球化日益发展过程中政治与经济的互动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视野里的国家安全问题
国家安全就字面来讲是国家不存在危险和不受威胁之义。本文认为,伴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关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存在发展阶段。
1现实主义的传统安全
国家作为安全主体,所致力维护的是构成国家的四个基本要素的安全:主权独立、、国民生命与财产安全、合法政府的存在和正常运转,维护这四个要素的安全都是国家权力机构的职能,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安全是政治。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生存与发展首先是确保国家主权的安全,这也是传统安全观的核心所在。在二战结束以后的很长时期里,占据国际关系理论主流的现实主义理论把国家权力作为国家间竞争的核心,研究国家利益与国家权力的关系,为传统国家安全观提供了充分的理论根据。
2相互依存理论的经济安全
20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经济迅速发展,世界市场的竞争异常激烈,各国经济往来日益密切,非国家行为体如跨国公司、国际组织等增多,经济一体化、区域化和集团化的趋势增加。国家的军事安全、国家权力受到了来自经济安全的挑战。围绕着国家与市场的核心问题,国际关系理论在实证分析中拓展研究路径,使得经济因素在传统安全中与政治因素一样具有重要的国际关系层面的战略意义,非传统安全观逐渐形成并发展起来,上升到政治和外交的高度,在非传统安全中占重要地位的经济安全受到普遍的重视。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经济全球化进程加快,各国经济竞争加剧,使经济安全问题成为国家安全关注的首要问题。
维护国家安全并不以削弱人权保障为必要前提
国家安全关系到国家的存亡。纵观世界各国历史,无一不是有了政权、建立国家之后,就致力于维护国家安全以巩固政权。一国之长治久安和繁荣富强无不是以国家安全为前提。国家安全体系丧失之后的必然结果是国家灭亡、领土沦丧、政权陷落和人民流离失所。所以《咨询文件》认为,“第二十三条的旨意,就是以法律禁止任何有损国家、、统一及国家安全的行为”。(中文版第V页)“国家保护其公民免受外敌侵犯,确保公民在一个安稳、太平及有秩序的社会生活,追求理想,因此公民对国家负效忠的义务作为回报,这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原则”。(同上)
国际基本人权标准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即应为各个自由、民主社会所尊重和落实。这种标准或准则主要体现在联合国大会于一九四八年通过的《国际人权宣言》里面。现代人权是指一种普遍的、人人皆可平等享有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固有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人权的这种普遍性和人权作为权利之一的特殊性要求各国政府提供各种条件以保证权利的实现。公民享有人权的程度不仅仅取决于物质条件,而且还取决于该国的生存环境和空间、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以及政权的巩固程度。也就是说,国家安全是人们享有人权的第一个必要前提条件。而国家亦负有责任发展经济、提高民主水平,从而满足人们需要的物质条件、科技手段和其它条件。不可想象,某些非洲国家的人民能够在内战频繁、外敌(族)入侵这种内外交困的环境之下享有联合国人权公约提出的那些基本人权。国家都风雨飘摇,人民能够真正享有人权吗?
国家安全与人权保障二者冲突吗?
根据有些反对者的结论,为第二十三条立法必然会剥夺香港居民的基本权利。这实际上是将国家与人权简单对立起来,无论从宪法学还是人权理论上讲都是站不住脚的。诚然,一国的民主程度会影响到该国公民人权实现的程度。没有任何一个现代国家会以镇压人民、剥夺人权为立国的宗旨的,因而那样做会立即导致国家的灭亡或政府的更替。人权的享有程度的确也会受到各国体制的制约的。如果因为反对中国大陆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或对中央政府不信任,从而认定香港特区不能伸张中国国家安全,那么这种逻辑是极为错误的。
这是因为,第一,根据基本法,大陆的社会主义制度不能推广到香港;第二,这种认识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权利;第三,进而言之,以这种理由坚持香港不立法将从事实上造成国将不国的事实。若按这些人的逻辑推论,国家安全立法就是违反人权,不立法就是伸张人权;如果万一在香港发生危害国家安全的行为,香港政府将会无法可依,香港特区之于中央政府的义务也无法履行,香港社会就会进入无政府主义状态。从根本上讲,这不是香港人民的福祉之所在。
根据《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十九条第(2)(3)款,人人有自由发表意见的权利;这一“权利的行使带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因此得受某些限制,但这些限制只应由法律规定并为下列条件所必需:(甲)尊重他人的权利和名誉;(乙)保障国家安全和公共秩序,或公共卫生或道德”。可见,国际公约并没有凌驾于国家之上,或主张无国家疆域或无国家秩序的人权。因之,个人权利的行使不能凌驾于其它人权或集体安全和利益之上。
“自行立法”之下的人权保障
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规定香港特区“应自行立法”维护国家安全。有人认为,“‘自行立法’的意思包括自行决定是否立法、立法程序、何时立法及立法内容等内容”(李柱铭语,二二年十二月十四日《明报》)。李先生具有某些律师狡黠的一面,有意无意地省略“应”字;然而这个字是省略不得的。稍微有点语文知识的人是不会从“应自行立法”的字眼推断出它包括“自行决定是否立法”这一内容的。
根据“应自行立法”的要求,香港政府可以选择的只能是何时立和如何立,因为第二十三条已经指出了“立什么”即应立法的七项内容。可以“自行”立法无疑给香港政府提供了极大的立法空间。在基本法的统率之下,立法过程必须遵循某些不可减让的原则。首先,基本法第三章重申了国际人权公法中认定的那些基本人权准则,因而新的国家安全立法必须以此为依归,这是因为,从法律位阶理论上分析,香港立法机关的任何立法都必须受制于基本法这一最高法律,包括其中的法律原则。其次,基本法规定香港的普通法传统不变。因而,在立法咨询和起草过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关注各普通法国家成文法和判例法的进展。其中,立法咨询不应仅限于普通法国家,因为国家安全和人权保障也是任何一个民主国家都必须面对的课题。再次,我们固然可以参考各有关国家的立法模式或实践,但只有那些符合“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特区的实际情况的经验才是可被借鉴的。反对立法者往往用以点带面的方式,有意无意地夸大或隐瞒某种做法;他们或者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对此,我们必须具备敏锐的识别能力。
法须立,但须慎立
客观来讲,社会上反对立法者的呼声不应被忽视,因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而这正是沟通和咨询的目的。然而,我们也必须指出,任何过份政治化的或情绪化的讨论对立法只能是于事无补。
同时,由于中亚 各国自身地区性战略力量尚未形成足够的替代能力,该区出现了一个相对低压的地缘政治空间。原有的强大军事集团所具有的威慑和屏障作用的丧失,使得多种大国力量相继进入,构成中亚地区安全形势的基本因素呈现出多元化和复杂化趋势。
为了保障刚刚取得的政治独立和国家主权,中亚各国在经历了独立建国的初创时期后,不断完善着各自的国家安全观,并逐渐形成了具有一定共性的对外安全战略。近年随着世界和地区内形势的若干重大变化和多种社会因素的此消彼长。
在世界文明史的长河中,地处欧亚大陆结合部的中亚地区向来是东西方文化和各大国政治势力影响的交汇处。古波斯文明、印度佛教文明在这里汇集,匈奴、蒙古铁骑的征服,汉唐军府的屯驻,阿拉伯人带来的伊斯兰教,突厥人传播的突厥语文化,都使这块亚洲的腹地蒙上了富于变化的色彩。每当一种强势文化进入这一地区时,随着作为这种文化的载体和后盾的政治、军事实力的消长,其势力范围也随时发生着波动。
从公元 18 世纪上半叶开始,沙皇俄国由奥伦堡—乌斯季卡缅诺哥尔斯克堡垒线向中亚北部的哈萨克草原推进。到公元 19 世纪中期,已经南进中亚腹地的沙俄扩张势头在东面遇到了中国清朝政府的抵制,南面又与来自印度的英国殖民势力相冲突。最后,借腐败的清朝政府内外交困无暇西顾之际,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等不平等条约将中国的西部边界大大压缩,夺取了斋桑湖、巴尔喀什湖、伊塞克湖以东的广大战略纵深;又通过两次阿富汗斯坦战争,迫使在亚洲已是强弩之末的英国殖民者做出妥协, 1893 年双方划定土库曼斯坦与伊朗、阿富汗边界,以作为两大殖民帝国势力范围在亚洲腹地的终极分水岭 。在此后的一个多世纪中,整个中亚地区被俄罗斯东正教强势文化圈所笼罩。
1.1国内煤炭生产企业安全事故发生状况煤炭生产作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为我国的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近年来能源紧缺,对煤炭的需求量逐渐增加,不少煤矿为乞求利益忽视安全生产,以致发生多起瓦斯爆炸,造成人员伤亡的严重事故。国家虽然对煤炭企业采取了整合治理、加大监管、完善法律法规等多项措施,但有些煤矿生产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在与西方发达国家的比较中,在煤炭生产过程中的各项安全事故、伴发事故的发生频率与伤亡人数仍然惊人,因此,如何保障煤炭安全生产仍是一个需要长久挑战与研究的课题。
1.2煤炭安全事故诱发因素分析根据历年来所发生的事故率与危害程度,煤炭生产管理部门与安监部门通过对我国多年来煤炭生产企业重特大安全事故的成因分析,发现人因导致的事故占比高达90%。也就是说,参与生产活动的人员所表现出来的个别的或者一系列的不安全行为是引起煤炭安全事故的主要原因。人在从事生产过程中,往往是处于一个“人—机—环境”的复杂系统中,科技的进步也推动着可靠性技术的进一步提升,作业环境的改善,而对于这个环境与生产过程中的人由于心理、生理、精神和精力等原因,存在着较大的不可控性与随机性,所以由人而造成煤炭安全事故频发。
1)煤炭工人的不安全行为可知,我国国家标准中规定了在煤炭生产过程中如何控制出现的一些不安全行为,这些通过研究所能解决的不安全行为对于煤炭安全生产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2)煤矿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煤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安全行为,分别从个体因素、组织管理因素与“人—机—环境”因素等3个方面来考虑。一是个体因素:一般根据煤矿工人的心理生理和心理特点以及单体素质条件,在结合日常生活和工作习惯。二是组织管理因素:煤矿的组织管理系统的失误主要指煤矿安全管理体系失误、安全文化建设和安全培训教育体系的缺陷及安全管理体系的失误,职业健康体系的不完整、激励体系的不科学、安全质量标准不健全以及员工思想和心理需求得不到保障等失误。三是“人—机—环境”因素:人在生产过程中的不安全行为,有一部分是在“人—机—环境”工作过程中相互作用的协同失误,包括机器设备的不安全、人员的误操作以及综合环境引起的不安全等。
2如何构建煤炭安全行为作业体系
2.1行为分析既然在煤矿生产过程中,“人因”是事故产生的主要原因,人的行为是可以进行观察和记录的,是有迹可寻的,所以可以通过对行为的诱导和刺激进行管理和控制。主次因行为分析法运用到不安全行为的致因分析中,并以此来进行煤矿工人的行为管理,将从根本上消除不安全行为的发生,促进“以人为本”安全行为作业体系的形成。
2.2作业现场观察及沟通搜集行为数据到作业现场观察和收集数据是主次因行为分析的开始,为准确而全面的安全行为分析提供原始资料和数据。制定合理的行为观察程序,结合行为观察进行必要的交流和讨论,得到原始的煤矿生产现场的工人行为数据。观察与沟通过程体现在对煤矿生产活动中的重点行为进行仔细观察,渗透到煤矿生产的每个环节,能客观地反映实际生产情况,有重点地选择可能对安全产生影响的行为进行研究、评价和分析。安全行为观察者要对正在作业人员的安全工作时间进行观察,保证观察数据准确可靠。通过这个过程,找出作业人员的不安全行为,并在交流和沟通的过程中探索出不安全行为的根源所在,做出详细的记录、整理、分类。
2.3整理填写不安全行为记录通过观察与沟通,行为观察员在现场观察和交流过程中所积累的原始数据进行整理记录,为后期分析提供依据。
2.4分析不安全为的原因并进行归类运用主次因行为分析方法,对观察收集到的不安全行为进行分析,同时结合与现场作业人员沟通得到的数据,发现最原始的不安全诱导因素,得出不安全行为的具体原因。
2.5建立不安全行为改善模型结合主次因行为分析法,通过对煤矿工人作业现场的不安全行为进行分析,找出不安全行为的最终诱发因素,并以此为基础对不安全行为的诱导因素进行循环控制管理,彻底消除生产过程中的不安全行为,构建一个具有闭合回路系统的不安全行为改善模型,提高煤矿生产作业水平,减少由于“人因”产生煤矿安全事故的概率。
3结束语
以货币数量论为基础的中长期汇率理论,或者称为名义汇率理论,主要是购买力平价理论,绝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取决于两种货币购买力的比值。10年来,使用PPP方法,美元对人民币的比率稳定在1:4左右,绝对购买力平价水平与人民币名义汇率相差一倍。可见,人民币有长期升值的趋势。相对购买力平价理论认为,汇率变动由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决定,中国数年的通货紧缩与人民币升值相匹配。短期汇率理论是利率平价理论,着眼于短期资本流动对汇率的影响,汇率走势决定于两国之间的利率差和远期汇率预期。由于人民币不能自由兑换,利率没有市场化,因此,解释力不强,但基本趋势是不错的。转载于中国
以外汇数量为基础的国际收支理论,可解释短期和中期汇率走势。1994年以后,中国连续出现贸易与资本项目双顺差,国际收支顺差越来越大,外汇市场供大于求,自然产生升值压力。引起外资长期流人的因素是中国市场开放的巨大吸引力,可获得长期高回报。证券和房地产市场发展,则刺激国际投机资本流入。几方面理论和政策实践都指向人民币升值。
不仅如此,人民币升值的真正压力还可以从真实经济中找到根据。当我们在长期经济分析中根据“货币中性理论”,抛开货币因素,名义汇率就变成实际汇率。实际汇率定义为:名义汇率扣除通货膨胀率,或是名义汇率除以两国通货膨胀率之比。其深层次含义是:在中长期排除货币因素后,研究技术进步、经济结构、生产率和工资变动等非货币经济因素对汇率的影响。最新的汇率理论,把“实际汇率”定义为可贸易品价格与非贸易品价格之比。
实际汇率:可贸易品价格(%)/非贸易品价格(%)
国际经济学上的“可贸易品价格”,是指可直接参加国际贸易的进出口商品价格。在通货膨胀时期,出口成本上升导致可贸易品价格提高是汇率贬值的主要根源。首先,取决于工资和地价水平,但在中国并不明显。我国工资在出口产品成本中只占10%,即使因通货膨胀而提高,也不会对汇率有明显影响。其次,是设备折旧和原材料,分为进口和国产两部分。进口价格由国际价格、汇率和关税决定,国内价格以工业品出厂价格近似表示,而不以消费品价格表示。国内通货膨胀率提高,主要是消费品价格上升,滞后于设备和原材料价格的上升大约一年。因此,在通货膨胀非常高的时候,比如1994年达到20%,但并不产生人民币贬值压力,因为在1994年1月1日,人民币借并轨的机会一次性贬值了50%,这是一种提前超额贬值。
20世纪80年代,人民币连续贬值400%以上,主要原因是价格改革,与此同时却在积累着升值的压力。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特别是2000年,人民币贬值的所有压力,如国内价格改革、通货膨胀、亚洲金融危机等都已释放完毕,升值压力就马上显露出来。
人民币升值压力主要来自中长期非货币因素的影响,表现为国内可贸易品价格和非贸易品价格的“双重运动”,其含义有三:第一,国内可贸易品价格相对于非贸易品价格不断下降。这是由于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快于非贸易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也快于本部门工资的提高,因此,出口产品的价格相对下降或者绝对下降。非贸易部门工资比照出口部门提高,超过本部门生产率提高,因此,非贸易品价格绝对上升或者相对上升。第二,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价格相对于发达国家不断下降,特别是在工业化大量引进技术阶段。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的提高不仅快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快于发达国家出口部门,其工资水平的相对提高不仅慢于国内非贸易部门,也慢于发达国家贸易部门。按照“工资生产率弹性”,即工资水平提高与生产率提高之比,中国的出口部门应该是最低的。人们可以理解中国出口部门工资水平提高比美国慢,却不能理解中国出口部门生产率提高速度比美国快。如果认真思考就会明白,这是技术“后发优势”造成的。中国的原创技术少,但在一定时期集中引进技术设备和原材料,则可以迅速提高生产率并降低成本。当本国可贸易品生产率提高快于发达国家而工资水平提高相对慢于发达国家时,出口和贸易顺差就会增加,从而产生汇率升值压力。第三,中国和美国如果有相同的通货膨胀率,人民币将有升值压力,因为两国可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变化不会相同。发展中国家是二元结构,缺乏统一均衡的市场,历史所遗留的价格体系,服务教育医疗和房地产等价格很低,必然连续大幅度上升,而不像发达国家的价格体系已经比较均衡。因此,中国非贸易部门价格的上升一定比美国更快,而可贸易品价格上升则相对比较慢。如果两国通货膨胀率相同,一定是中国可贸易品降价,而非贸易品涨价。而直接决定汇率的,恰恰是可贸易品的价格变化,可贸易品价格下降就意味着对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上述三个特点的核心是:发展中国家国内贸易品部门生产率上升快于工资水平上升,使出口价格相对或者绝对下降,从而产生汇率的升值压力。在大量引进技术和外资时期,可贸易品价格在发展中国家相对或绝对下降。如果以非贸易品价格为1,贸易品价格指数相对于非贸易品下降,这就是“实际汇率”的升值。
二、人民币升值预期下的国际资本流入
名义汇率如果不能随实际汇率变动,就称为“汇率错位”,在固定汇率下往往如此。由于长期保持“汇率错位”,在2000年以后,人民币明显被低估,表现在一系列指标上,一旦被国际资本评估机构发现,他们的投资报告就必然会影响许多大的国际投资机构,并引起各国政府如日本和美国的关注,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出现了人民币升值的预期,从而引起投机资本进入。仔细观察国际收支平衡表可以看出,反映投机资本流动的“误差与遗漏”项目,在20世纪90年代以前一直为负数,每年100多亿美元,这表明了投机资本和腐败资本外流;但是,在2000---2002年间却突然逆转,变成正数,大约每年100多亿美元,这说明在2000年左右,国际投机资本对于人民币升值已经达成共识,并开始大举进入中国。
关键词:零售业 地位 安全
现阶段随着外资进入禁令的解除,摩拳擦掌的国际零售巨头将凭借其雄厚的资金实力、先进的经营理念和信息技术以及庞大而高效的国际化商业链条网长驱直入,一步步蚕食我国零售市场领地,分割我国零售业的市场利润。中国零售业能否保持有利于自身持续发展的安全状态?本土零售业的地位与安全问题日益凸显。
入世后我国零售商业的地位转换
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流通服务是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现代化的大流通,就不可能有现代化的大生产。从国际经验看,商品流通对生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越来越大,流通已成为工业化加速度的根本动力,成为市场的咽喉通道,成为具有战略意义的产业。
流通处在供应链的下游,作为供应链终端的零售业,成为整个供应链中的关键环节,成为流通业中最活跃的部分和最灵敏的传导。零售终端、零售商业为全社会提供商品和服务,与广大群众联系最直接、最广泛、最密切。它的媒介商品交换、提供商业服务的职能是其它产业无法替代的。无论从其产业关联度、贡献率、就业比、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都无法忽视。
国民经济先导产业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我国经济的供求总量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在生产和消费的关系中,消费成为主导方面。消费的内容和水平决定着生产和供给的增长,消费者成为特殊的稀有资源,任何产品要转换为价值必须有消费者购买。零售业作为满足消费需求链的第一个环节,成为整个产品价值链实现过程中举足轻重的前沿行业。它及时掌握消费者的第一手资料,为上游的生产商提供有价值的需求信息,为消费者的购买提供消费引导。随着我国内外贸一体化进程的加快,零售业不仅是联系社会经济有机整体的桥梁和纽带,而且已经逐渐上升为先导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晴雨表。
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零售业的迅速发展,对促进工业的高速增长和农业的稳定增长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随着我国经济向工业化后期过渡,投资率的提升空间已越来越小,消费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基础作用将越来越强。普华永道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国内的消费群已经超越美国和欧洲的总和,成为全球最具增长潜力的单一消费市场。
然而,横向比较显示,我国目前的消费率仍然明显偏低,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加突出。目前中国流通业(批发、零售和餐饮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尚不足9%,而美、日、英、法等发达国家流通业对GDP的贡献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就已达到15%以上。这种差距表明当前我国流通业在这方面有相当的增长空间。
在消费约束情况下,从零售终端、市场终端拉动投资和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对实现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无疑非常重要。近年来,新零售网点、业态的蓬勃发展成为推进流通领域快速发展的重要力量,并将成为当前及未来相当时期内消费品市场发展的新增长点,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增长点。
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
服务业的发展越来越成为衡量一国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指标,西方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领域中一直占据绝对优势。近20年来,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产业转移和国际投资,已经逐步形成一个新的国际产业分工格局,传统的大烟囱产业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主要产业。
中国已逐渐成为世界制造大国,但是服务业的发展相对更加落后。在世界经济服务化水平迅速提高的今天,服务业发展的落后实质上是整体经济结构的落后,也是市场经济体系的落后。作为发展中国家,我们不能满足于传统工业化的成就,不能沾沾自喜于“世界工厂”。要摆脱在旧的国际分工中的不利地位,就必须维护本土企业在服务业中的相应地位。零售服务是具有民族性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自己的终端市场交给外国人。本土零售业必须在对阵中成长、壮大自己,提升我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国家也应该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扶持民族零售业的发展。
入世后中国零售业产业安全问题
进入管制效率低下
进入管制是指在一些市场失效的产业中,为了防止资源配置低效率或过度竞争,确保规模经济、范围经济和提高经济效率,政府机构通过批准和认可等手段,对企业的市场进入,包括数量、质量、期限以及经营范围等进行管制。
零售业由于其产业天然特点,使得它产业的进入壁垒很低,无论是规模经济壁垒、产品差异壁垒、人员进入壁垒还是新企业进入的相对费用壁垒都很低,加上理论和实践中对零售业进入的认识不到位,又不属于市场失效产业,使得零售业非常容易过度进入。
零售业相对来说投资少、见效快,往往是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缩影。入世以来,一些地方政府为了完成引资指标,出让城市黄金地段,甚至绕过原国家经贸委的规定,无条件协助国外零售业大开分店,给予外资零售企业各种“超国民待遇”。外资进入的管制很有限。有专家算过一笔帐:如果这些来中国“抢滩”的超大型的商业设施为了维持生存,必须增加销售额1700多亿元,这意味着将占国内同类型大店营业额的20%左右。这样大的规模和经济总量,已超过国内城市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势必给尚处于成长中的中国中小零售企业以致命打击。
交易成本高而利润低
从国际范围看,我们的制造成本很低,但是交易成本(获取信息、讨价还价、订立合同、执行合同、监督合同履行和制裁违约等的成本)非常高,使得零售业的总体利润水平相当低。
首先是中间环节多。从世界水平看中国的分销商各自的毛利水平都不高,2003年中国销售量前10名的超市和中国连锁百强的毛利润率,分别是12.8%及11.95%,而国外平均是20.56%。因为我们的产品常常都需要经过三四道中间环节(批发)才能交付到消费者手中,国内一层又一层的批发商从产品的分销过程获取了近80%的收益,留给零售商的就非常有限。而在美国,批发商获取的比例是20%,其余的则由零售商获得。同时,物流的落后,使得国内流通渠道的总体费用比国际流通行业的平均水平要高出许多。这样,不仅渠道的总体成本变得非常高,零售商的利润也大大降低。
其次,融资途径窄、债务成本高。国内零售企业大多数属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好比上青天,上银行贷款要抵押、上市条件又非常苛刻;国内零售企业偿债能力很低,长短期负债总数明显高于国外企业。资金的约束明显提高了企业的成本。海外零售企业可通过银行、上市、保险公司、基金、债券等多种途径去完成融资。
另外,信用环境的不健全也无形中提高了信息的搜寻成本,降低了企业利润。
条块分割、整合难
从国际零售业的发展历程和我国零售商业的发展趋势来看,零售企业的集团化、现代化、国际化,商场、超市的连锁化、品牌化、资本化将成为零售商业发展的基本趋势。然而,由于中国特有的体制和人文环境,企业调整、转型与整合面临的障碍一时间难以解决,企业的跨地域、超规模发展困难重重。国内零售企业的联合与地方利益、企业利益、个人利益有很大关系,企业管理层缺乏联合的动力。
当前不少主管领导对流通市场的并购重组还存在片面的认识,将做大做强简单化,把打造几个特大型企业视为当前行业发展的唯一出路。事实上,勉强合并,表面上看好象有了规模经济,但是由于人事、产权、管理问题难以解决,即使合在一起,也很难有真正的整合。华润收购万佳不到一年,总经理挂印而去引发一系列动荡;物美因为业态的不同而从首联退出;联华收购家友后,家友原来的管理团队全体离职。
在国外,企业之间的合并重组是一种市场行为,企业对各自的资金支配、人员先做好统筹安排后,再坐下来谈合并的事宜,而国内的情况正好相反,政府主导的色彩仍然太浓,这些由政府捏合而非市场形成的商业航母,虽然能够形成规模优势,但规模并不等于核心竞争力。
一体化供应链管理滞后
今天,中国零售业仍然停留在实物管理、门店管理的阶段,物流配送能力相当落后。欧美大型零售企业早已经超越门店管理阶段,转向对后台的供应链管理。如沃尔玛直接向供货商(制造商)采购,低价格和规模只不过是其成功的表象,背后是它出色的后勤物流配送(存货补充)能力。7-11开始将物流路径集约化转变为物流共同配送系统,以实现高频度、多品种、小单位配送,逐渐掌握整个产业链的主导权。
由于政策原因,近1-2年跨国零售巨头难以成体系地进入中国,他们在海外形成的业务和链条关系无法连接起来,加之本地化进程的时滞,给中国本土零售业留下了一定的成长空间。随着磨合、适应期的结束,跨国零售巨头将逐渐建立具有全国性战略态势的物流及采购系统,这些系统一旦完成,他们的扩张行动将是不计成本的。
目前国内零售企业仍然凭借其暂时相对供应商的强势地位,收取昂贵的“进场费”,而不是靠供求双方资源有效整合产生的链条和协同效应来赢利。对“通道利润”过分依赖、工商关系的紧张、供应链技术管理的落后等等,本土零售业一体化供应链体系的构建依然任重道远。
外资的垄断日益凸现
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零售业竞争的主要地区。截至2004年4月,50家最大的零售企业中,已有40多家在华落户;而分布的地区也从最初的几个城市和经济特区延伸到内地和沿海20多个省市。
虽然外资零售企业目前在华数量并不大,但它们的优势很明显:首先是管理规范,实力强大;其次,它们在中国的发展计划相当庞大;再次,由于我国城市商业规划和商业立法的滞后,给他们创造了相当的发展空间。据中华商业信息中心统计,从店铺的销售额数据看,外资企业平均每平方米销售额为2.06万元,内资企业仅为1.40万元;在门店方面,5000米以上乃至万米以上,外资零售企业已占有绝对的优势;在销售方面,2003年全国前30家连锁企业销售总额为2704.2亿元,而同期沃尔玛一家公司,在中国直接和间接购买的商品就已达到150亿美元。
一旦不再有地域、股权和数量等方面的限制,外资零售企业在中国的扩张策略将全面转向“内资收购”,这是企业规模急速扩张、也是快速杀伤中国零售业的有效措施之一。种种迹象表明,外资对中国零售业的垄断正在日益凸现,并愈演愈烈。
总之,我们只有正视自身的差距与不足,战略上邈视敌人,战术上高度重视敌人,抓紧时间,踏实行动,才有可能保持有利于自身持续发展的安全状态,并积累长足的发展后劲,真正支撑起中国零售业未来的天空。
参考资料:
目前客户用电安全管理的现状,主要表现在客户电气设备老化严重,对供用电管理重视程度不够,存在管理不规范,运行值班员业务能力不能满足要求等问题。如何做好客户用电安全管理,国网安徽含山县供电公司调度控制中心从专业管理的角度出发,不断加强客户用电安全管理,明确客户安全管理目标:不发生大面积停电及其他重大电网事故;客户值班人员倒闸操作及事故处理正确、规范;不发生由于误操作、误整定、方式安排不当等原因造成客户发生设备及人身事故;不发生客户违反调度纪律事件;不发生由于调度人员责任而造成对客户断电事故。
二、加强客户用电安全管理的主要做法
调度控制中心对接入系统的客户分别从电网运行、设备状况等方面展开调研和分析。对于因供电侧原因影响客户安全供电的隐患立即进行整改,对于客户方面存在的隐患公司各部门加强沟通协调,采取联合客户用电安全服务、明确资产界定和维护范围、严格入网验收和技术监督、规范客户调度协议、开展客户值班员培训实行持证上岗、建立健全电网预警预案机制、加强客户侧继电保护定值管理等措施,提高电网管理水平,确保系统、设备处于安全状态,使客户安全供电工作做到可控、能控、在控。
2.1对于部分较早建成的客户用电安全管理通过深入开展安全用电服务工作,深入客户侧排查安全隐患,发现问题及时帮助客户整改,从客户的供用电合同、客户接线情况、客户设备状况等方面进行梳理,确定生产营销各部门参与范围。由调度控制中心和客户服务中心分别负责,从供用电合同和调度协议的签订履行情况、供电设施和运行方式、客户第一断路器和进线总断路器定值是否符合规定,是否建立完备的停送电联系制度和程序,是否建立完善的安全用电管理制度并有效执行,是否建立完善的变电站运行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是否制定供电中断事件应急处理预案,计量装置及附属设备是否安全可靠,是否存在影响安全用电的其他重大隐患和问题等方面,开展客户安全用电服务工作,实行客户安全用电服务标准化、规范化管理。
2.2对于新投产的客户用电安全管理客户投资的输变电设备在投运前与客户签订运行维护协议,明确双方的资产界定和维护范围,保证不出现维护责任的空白点。严格对客户输变电工程的验收和技术监督工作。组织各专业的业务骨干参与验收,并将验收意见及时反馈给客户,督促整改后进行再验收,直至隐患和缺陷全部排除方可签订供用电合同。要求客户输变电工程投运后应由有资质的单位进行设备检修、巡视、预试和年检,保证设备和通道的完好。针对客户对供电质量的高可靠性要求,制定对客户供电的应急预案,并贯彻执行。同时,加强对县供电公司侧设备的运行维护和管理,制定年度预试检修计划,及时响应客户的需求,协助客户进行检修工作,发现缺陷及时处理,保证设备健康运行。在迎峰度夏期间安排输变电设备红外测温,发现问题及时消缺,保证在高温大负荷期间设备安全可靠运行。为了切实提高客户值班员业务能力,对于新投产客户在签订调度协议时明确客户值班员必须取得上岗资格证后方可与调度机构联系业务,确保启动送电和正常业务能够正常开展。对于已取得上岗资格证的人员,结合停送电联系人培训班的工作,邀请其参加培训,从而保证客户值班员业务知识水平的不断提高。
2.3对于调度专业客户用电安全管理建立健全客户预警预案机制。在大型检修及重大方式变更前,坚持提前告知客户停电范围、工作内容、工作时间及可能造成的后果等,并下达预警通知单。制定详细的保电方案,包括方式安排、保护意见、调度操作原则等,经调度控制中心负责人批准后由调度员执行。加强调度员对预案的学习和培训力度,对于比较复杂的预案,组织进行演练,提高调度员对预案的熟悉程度,确保在发生事故时,调度员能够快速反应,将损失降到最低。重新修订《电网大面积停电预案》《变电站全停预案》等应急预案,责成客户制定非电预案,形成一体化的应急预案体系,提高调度系统应急处置能力。同时注重应急预案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坚持每年开展一次联合反事故演习,演习内容将客户安全涵盖在内,邀请客户观摩演习,提高客户值班员业务技能水平。
三、加强客户用电安全管理的实践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