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2-02-24 11: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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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研究成果不断丰富而来的，却并非是对该领域的研究日益透彻。恰恰相反，该领域的研究日益呈现出一种“不可测化”的倾向，众多学者似乎日益表现出对于“预测及控制”的力不从心，甚至已经有学者认为对于行动进程的预测与控制几乎不可能实现，我们能做的只有适应进程的变化而已。吉登斯、贝克（UlrichBeck）等人甚至质疑现代社会管理能力的有效性以及社会科学研究的最终效用。尽管意识到了该领域研究的艰难性，仍有为数不少的社会学研究者孜孜不倦地将精力与热情投入到这一议题的研究之中。因为归根结底，对于社会运行进程的预测及对其中未预结果的前瞻与控制是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难以割舍的抱负与期盼。而且，该领域的确也不时出现若干令人振奋的研究成果。阎耀军先生的专著《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正是这样的成果。阎耀军先生在社会预测预警领域已经进行了长时间的探索和研究。大约在六年前，他已出版了两本相关专著：《社会预测学基本原理》和《现代实证性社会预警》，分别对于科学的社会预测的理论与方法实践进行了细致阐述。在这两本书付梓之际，他即言明，该领域的研究仅有理论与方法尚不充足，还需有相应的应用技术；仅有预测与预警还不完全，还应有对未来结果的预控。而他最近出版的这部《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正是对社会预控理念与技术缺失的回应。该书直面的正是目前该领域研究中的“不可测”倾向。其要回答的问题是“对社会进程的预测与控制究竟是否可行？”作者的观点是只要我们“创新社会管理体制，改革社会控制方式”，[10](20-22)那么对于社会的预测与控制就应该是可行的。而在阎耀军先生看来，该领域改革与创新的核心点，就是建立新的“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型和科学的预警工具。
二
社会预测的核心难点为何？对于这个问题，默顿认为，社会性行动的五方面因素导致了各种不可测、不可控的未预结果的产生，1.忽视，即相关知识的缺乏。2.失误，即行为的误差，特别是基于过去经验所导致的误差。3.对直接利益的迫切需求所导致的“主动忽视”。4.基本价值，即引导行动者的特定指导价值。5.预言作用，指对于现实的论断（不论真假）本身就会成为现实的一部分，并反过来对现实产生影响。总体而言，默顿是从行动者以及预测者本身的局限性角度来探究这一问题的。默顿的这一思路后来遭到了吉登斯等人的反驳。吉登斯认为默顿忽视了行动者及预测者的“认知能力”（knowledgeability）与“意图性”（intentionality）的重要性。他认为，我们应当在对行动者的意图进行明确区分的基础之上明确复杂的人类行动中的各种行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尝试进一步分析。在此意义上，尽管我们自身不可避免的局限性仍然存在，但我们可以尽量尝试将这种局限性降低，从而对行动的发展进程进行某种预测。从某种程度上说，阎耀军先生顺和了吉登斯的思路，其所提出的“前馈控制”方法的核心也正是将各类社会行动模式化，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对大数据的分析与监控，从而期望实现对社会行动发展的预测。该著从三个角度对这一思路进行了阐释：1.阻碍前馈控制得以建立的四重障碍、三大瓶颈；2.应对阻碍的方法：建立“社会风险模拟器”及其一般模式；3.在一般模式指导下的具体实践应用。“前馈控制”原本是科学实验中的一个术语，指的是“事先分析和评估即将输入系统的扰动因素对输出结果的影响，并将期望的管理目标同预测结果加以对照，在出现问题之前就发现，事先制定纠偏措施，预控不利扰动因素，将问题解决在萌芽或未萌状态”。[10](28-29)简而言之，实际上就是通常所说的“防患于未然”。对于社会发展进程中可能出现的危机，应对方式通常有“应急”与“预警”两种。前者属于反馈型控制，而后者属于前馈型控制。在阎耀军先生看来，有四重障碍阻挡了前馈控制的发展，即社会预测和预警的困难性、危机预报的自风险性、危机事件的长周期性和为官执政的短期性、政绩考核制度不完善。而在前馈控制的发展中，预警工具的科学化是一个关键要素，但受到三大瓶颈的制约，分别是评估工具科学化问题、组织体制和运行机制问题及集成化创新问题。在这样的制约下，传统制度模式的前馈控制机制很难真正建立并发挥作用。阎耀军先生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核心就在于如何真正建立起一个对于不同类别社会行动的动态、切实并尽可能完备的预警模式化工具，从而实现社会预警的科学化。他给出的答案是开发“社会风险模拟器”。这一概念是从国外的“政策模拟器”和“军事作战仿真模拟”演化而来，主要包括两个层面：对社会风险的识别及有针对性的政策推演。为此需要结合社会风险问题进行建模和仿真，通过多种情景下的社会风险问题起因研究，以及多主体的社会安全内在机理研究，提出具有科学性和可信度的理论分析模型并据此建立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模式。一般化的前馈控制模式需要遵循三大原则：即以监测预警和风险评估为前提的原则（或超前预测原则），预警预报和预案启动制度化链接原则（或未萌先动原则），依赖可操作性的技术支撑体系的原则（或操作务实原则）。与之相对的，前馈控制的一般模式由三大模块构成：扰动因素预警模块、预警预控连锁模块、扰动因素预控模块，三模块按流程相连，从而形成了一个动态控制过程。一般意义上的理论建模只是工作的一部分，社会学者真正关心的是这样的研究技术究竟能否以及如何作用于现实社会。阎耀军先生在本书的后半部分介绍了在一般模式指导下的三个具体应用案例。分别是：对我国社会稳定施行前馈控制的尝试；在我国工作中的应用研究；在我国民族关系管理中的应用研究。
三
人类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控制社会进程，这实际上是社会学界长期以来争论的问题之一。以科尔曼（JamesS.Coleman）等人为代表的自信者相信我们可以“设计”（design）这个社会，也有一批学者感叹社会现象的复杂性与因果关系的难觅性。我们究竟能否看到甚至设计我们前方的道路，这既是公众对社会科学研究者的一个质询，也是学者们不应回避的诘问。阎耀军先生用他的这本新著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自己的回应。更为可贵的是，他不仅从社会学角度出发，更是结合众多新兴的学科和理论，如耗散结构论、协同论、自组织理论、突变论等，以及数学、计算机等其他学科的方法，从而有了一个区别于前人的独特的研究进路。不过，由于这一领域研究的复杂特性及科学探索的本质属性，也使得这种进路本身同样会带来许多值得思考和讨论之处。
1.解决主体局限性的大数据的可靠性问题。
为了解决默顿等人所担心的行动及预测主体的局限性问题，阎耀军先生采用的解决办法即是对众多数据资料的统一分析，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人”的局限性。在计算机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的今天，此思路确为可试之路。但是，该思路的一个核心问题即在于整个建模、分析、预测所依赖的大数据的可靠程度究竟如何。这涉及两方面的数据：一是客观的，但却常常充斥争议的数据，比如当下中国的官员切实收入、中国各类宗教的信众人数、各种歧视性疾病（如艾滋病、甲肝等）的确切患者数等。在社会分析及预测领域，越是这种争议性的数据越是对未来的发展起核心作用。但如果这些数据本身的可信性就不强，又怎能基于此而对未来进行预警呢？二是主观指标，比如在建立民族关系预警模型中使用的“大民族主义思想”“、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少数民族自由满意度”等指标。这些指标本身所包含的含义在不同民族、不同地区即有很大不同，因此在大规模数据收集过程中，如何有针对性地进行操作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2.社会预测的反身性问题。
利纳雷斯在继承默顿的“自证预言”思路的基础上，明确指出了由于预测的加入，社会行动本身就会变成以每次预测为节点的非直线型行动。每次预测以及预测所看到的问题，结合行动中业已出现的问题，都会对行动本身产生影响，从而使未来的发展产生不可预知的后果。而这一点，实际上恰恰是社会预测本身蕴涵的一个吊诡问题。因而对社会管理的前馈控制研究，或许也应该考虑到社会预测本身通过对政策的作用对于未来的发展究竟有何影响。
3.预测结果的定位问题。
社会管理在我们国家包含着若干复杂的价值判断，例如在政治学体系中社会管理所包含的价值判断就是在社会系统中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进行适当的利益平衡。而用社会学的眼光来观察，社会管理则是要实现国家对社会过程的有效统治、国家对社会关系的有效处理，国家对社会角色的有效分配等。在行政管理学中，社会管理的基本价值则是强化行政对社会的干预和控制，强化政府行政职能在行政管理中的体现等。也许社会管理的诸种价值判断和理念是可取的，但是我们认为在现代法治国家社会管理的理念必须回归到法治中来。我们允许学术上有关社会管理理念的多元化存在，但是我们不能够容忍在社会治理过程中同样赋予社会管理理念不确定的元素。也就是说我们应当用行政法强化社会管理的理念，通过提炼和强化使社会管理理念与行政法治理念相融合，使现代行政法治理念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理念。
2以行政执法重塑社会管理的意识
从概念上来讲，社会管理是一个涵盖内容较大的系统，在某种层次上讲还包含了文化的因素，其中所包含的事项众多，需要管理的内容比较繁杂。但是对于社会管理的意识来讲，从内涵的角度来讲，却有着与之较大的差别，相对来讲范围较窄。社会管理意识是一种主观上的认知行为，是一种意识领域的执行思维，主要表现在社会公职人员以及行政主体在进行社会管理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一种思维认知。社会管理的过程具有公众性，公职人员在执行的过程中，需要秉承公平、公正、公开的态度，从理性的角度出发，严格按照国家所赋予的权利来参与社会管理，但是很多时候恰恰出现了相反的现象，破坏了这种和谐，过多的将自己的情感片面的带入工作中，为我国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不良影响。这种行为的出现，对于社会公众参与社会管理的意识造成了一定的打击，大大的降低了参与的积极性，制约了社会公众权利实现的职能，所以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公权对私权压制的行为。因此，我们必须以行政法意识构造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树立一种科学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用行政法意识来统摄社会管理意识，我们必须对我国行政法意识中的陈旧部分进行更新甚至创新。这样便使行政法意识与社会管理意识予以统一。
3以行政执法设计和实现社会管理的秩序
1．1档案记录形式呆板，缺少创新性
管理形式雷同性强是社会失范的突出症结之一，也称作“形式主义”。社会管理失范促生了呆板的档案管理形式，严重降低了档案的内在价值。现阶段，信息互动频率逐渐增加，单位之间的信息互补性进一步加强，因此，档案管理方案和管理模式范本就会流行于各个单位之间。会议和文件是管理的主要方式，无论是领导的言论，还是文件的内容都要求具有真实朴质的特点，严禁出现“套话”和“管腔”等形式主义的语言模式，然而受社会中形式主义的影响，领导演讲和文件中大多出现了缺乏实用性、创造性的观点，从而导致档案中出现重复记录的现象。比如在不同级别的文件中屡次出现“科学发展”、“人本主义精神”和“和谐团队”等方面的内容，极大地降低了档案的保存价值。档案管理方式也是提升档案价值的关键因素之一，然而单位档案管理模式多是沿用社会上通用的管理模式进行管理，对增强单位竞争力无益，不利于企业的个性化发展。
1．2档案信息失真，可靠性降低
真实性体现了档案的基本价值，但由于受各种社会失范形式的影响，档案管理中出现明显的信息失真和浮夸现象。比如，在现代社会中，某些单位为了逃避税收，篡改经济数据；有些行政领导为了减少自身责任，少报或者隐报管辖内的安全责任事故或者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从而致使档案记录缺乏真实性，不利于国家及时做出指导政策。为了局部利益而背离客观事实的做法较为常见，是形成管理失范现象的根源之一，客观的社会实践记录才是确保档案生命力的源泉。档案失真包括两个方面，即记录内容失真和管理过程失真，后者是前者的保障。内容失真主要是指档案记录没有真实反映社会实践过程和实践情况，以造假和虚构出的文字或者数字记录活动情形，无实质性的档案价值。管理过程失真，是为达到某种不正当的目的，而将真实的记录进行销毁或者更改，弱化档案的原有属性，不能真实地反映不规范的实践过程。
1．3档案内容缺失，完整性差
在现实的社会活动中，管理理性程度较弱，严重影响了档案管理内容的完整性。社会失范易导致人们做出一系列的不规范行为，比如，在会议上，某些单位领导为了推脱自身责任，而使用模棱两可的语言作为处理意见，或者谈话时避重就轻，甚至要求相关记录人员对自己的发言不予记录。在这种情况下，档案内容缺失较大，一些重大事项的处理决策和方案没有得到及时、完整的记录，或者方式较为含糊，不能为日后提供的参考依据。在社会管理缺失的环境下，各级领导对档案管理工作的重视程度普遍降低，因此，不利于日后成绩的发展。受管理缺失的影响，由于各种背景因素的影响，档案记录长期处于一种片面的记录状态，若不加以制止，不但降低了档案价值，而且容易造成档案管理短板，人们对档案完整性的追求也会逐渐消退，对社会的长远发展及其不利。
2提升档案价值的方法
2．1优化管理内容，改变虚假的记录习惯
在不同的社会中，档案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传统的档案是密闭的、独有的，档案中的技术和经验可以成为企业对外竞争的优势，也容易导致企业陷入孤独的境况。在现代社会中，随着信息公开程度逐渐加深，档案内容日益透明化，单位之间的信息互动越来越多，并在相互借鉴中取得共同进步。如何使公共的档案管理经验成为单位特有的竞争性力，必须结合单位实际情况，对档案管理办法进行革新。比如，对于单位内外部的技术文件、重大过失的处理方法进行收录，并进行长期保存，然而，档案的保存期限并不是越长越好，对于价值较为一般的档案通过鉴定文献类型，设定保存期限，同时按照国家相关档案保存管理条例，定期评定档案的价值，及时更新和消除“过期”文件。
2．2建立档案管理体制，灵活创建管理机构
开展档案工作，必须要有相应的组织机构保障，专门的档案管理部门也是提高档案价值的重要途径。一般情况下，档案管理组织形式分为以下两种，即集中式和分散式，档案管理形式必须与企业的发展情况相对应。目前，管理体制均有了很大的转变，从单位的发展趋势来看，一方面，单位内部各部门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朝着团队化组织方向发展，企业档案的管理权逐渐公开化，单位领导需要进行统一设定设置专业的管辖部门，强调档案管理的独立性。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单位采取单位总部档案管理和项目管理档案管理相结合的方式，即单位内部设立自上而下的档案管理机构体系，任命总部的管理人员为档案部门主管，各项目的档案管理员为部门成员，进行综合管理。
2．3创新档案管理方法，吸收时代元素
档案管理方法关系到信息的有效收集量和保存价值的大小，单位应不断更新档案管理观念，及时吸纳优秀的管理方法。传统的档案管理方法已经成形若干个范式，并在相应的时期促进了单位的发展。但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前进，信息化逐渐成为当今的发展趋势，又创造出更多的档案实体形式，为了更好地开展实体档案和电子档案工作，人们进行了多次尝试，但管理效果仍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要向同时做好不同类型的档案管理工作，管理人员应根据不同的档案种类，确定相应的档案管理方法。比如，对于数量较大的、使用频率高的档案，使用胶片或者磁盘的形式进行存储，对于数据原始档案，通过建立数据库进行存储，对于机密性较强的档案则可利用以上两种方法进行储存。
3结束语
思想政治工作的我教育使人们会认识到，一个发展的社会需要合法有效的社会管理，一个发展的社会需要良好的思想保证，所以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优势，我们必须将这个优势继续发挥。让思想政治工作体现其闪光点。
二、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功能中的作用
1.思想政治工作是社会管理的有效方式、重要保障、具有导向作用
思想政治工作为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拥有稳定的社会环境国家才能健康有序的发展。思想政治工作社会管理功能具有导向作用。现如今社会在高速的发展，社会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思想文化，在多元化思想的背景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任务就是引领主流意识形态，引导人们拥有正确的价值观、人生观。思想政治工作必须着力加强思想文化建设和宣传工作，形成先进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良好局面，保证人们的利益，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同时，在坚持主流意识时，倡导形成包容、多元、互补的文化氛围，为创新社会管理提供思想保证。
2.发挥社会教化功能，让社会拥有良好的氛围
思想政治工作应充分发挥其社会教化功能，不断净化社会风气，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让各种工作高效运转。思想政治工作有助于提高社会效率，当今社会是一个高速发展的社会，文化多元给管理社会带来了不小的麻烦，当代的年轻人更加追求新鲜事物的刺激与享受，追求与众不同、标新立异。因此需要思想政治工作发挥其教化功能，教育引导年轻人的心态，减少人们因为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上的差异所带来麻烦摩擦，减少社会问题。
3.思想政治工作能提高社会管理的应变性
社会管理要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思想政治工作的关键是人，每一个人都会有属于自己的个性，性格特点，在社会中每个人之间都会或多或少的存在差异，不同人的生长环境，文化教育程度高低，思想水平状态都会影响人的社会行为。而社会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强制性，思想教育恰恰相反，思想政治工作教育相对比较柔和。思想教育是将良好的社会观念，社会观、人生观、价值的判定在无形中传播给人们，让人们自己先进行判断什么是对与错，这样无形中的传播不会让人反抗。而且也可以填补社会管理中规章制度所带来的局限性。思想教育工作的开展就像是一把尺子，能很好的丈量社会道德，社会规范。思想教育能提升人们的价值判断，价值选择，人们明白什么是自己想要的才能更好的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回报社会，让社会良好运转，不断发展。
4.思想政治工作能促进社会管理的公平公正
我国拥有广大的人口数量，人是社会动物，在一起必然会出现一些问题，其中社会公平、公正是最主要的，要想社会正常发展，必须做到公平、公正。公平、公正是每一个人的追求，人人都希望可以受到平等公正的对待。现阶段我国正处于发展中阶段，部分体系可能还在完善当中，满足不了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时社会竞争压力的不断加大，普遍让人们情绪无法得到有效的缓解。这时候就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让人们从认知思想上得到根本的改变，提升人们对于生活的幸福指数，让人们拥有幸福感，不会出现消极的态度，所以必须由思想政治工作推进社会的公平、公正。
5.思想政治工作在社会管理中协调社会关系
社会的长治久安，长远发展，必须有长久的眼光，从全局出发，不能仅仅只局限于一隅，看问题不能片面。思想政治工作会拖动社会管理的有序运行，想要得到更好的发展，就要从实际存在的问题出发，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不断提升科学文化水平，发展经济，发展科技，了解国家各个地区的经济生活，民俗现状，尊重不同地区的不同的价值观念，调整发展的方向及目标，让人民的利益得到最大化体现。同时思想政治工作必须深入贯彻落实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完善到社会的机制当中，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满足人们对于社会当中存在的一些事情的诉求，从而使社会高速有效地运作，让社会得到更好的发展。
三、总结
要纠正村庄环境整治的理念错误、目标偏差、重心错位，根本的出路在于重新确立农民的主体地位，从而激发农民建设自己家园的主人翁意识和首创精神;必须矫正新农村建设的内涵，促进乡村区域科学发展，实现乡村“经济、社会、环境”三大系统的当代重构;必须实现村庄环境整治的乡土回归，重构乡村聚落“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可持续发展的空间机理。
(一)主体回归———进一步明确乡村治理的农民主体地位，激发主体创造性在规划设计上，须在调研—制定—实施—维护的全过程逐步恢复农村原有的自治机制。普及基本的营建知识，逐步建立和完善自治章程和村规民约，以及村级财务管理制度。在管理维护中，要借整治行动系统性地制定后续政策，建立全体村民共同保护环境卫生的责任机制，经常性地开展“卫生庭院”、“文明户”等群众性的活动，促进新农村建设走上规范自治的轨道。在强村富民上，要立足农民自愿发展“城需型”产业，促进“产村相融”。充分发挥苏南地区城乡一体化的优势，鼓励乡村提供多元化的休闲消费产品，成立能为村集体增加经济能力、为农户增加收入的多种合作社。这样不仅可以缓冲“靠天吃饭”的农产品生产风险，并且也可以避免城市工业进村所引发的环境污染和市场风险。
(二)内涵矫正———进一步明确乡村综合发展的长期思路，激活整体生命力农村的基础设施、生态环境、精神文化是一个整体系统，不能人为割裂。人、自然、建筑、精神、文化、经济本是一个生命体，只有独立的规划和建设，系统就不存在，新农村建设也就很难做得有完整性，也就谈不上新农村建设的生命力。因此真正意义上的新农村建设，应当立足于乡村文化价值传统，实现“经济、社会、环境”三大系统的当代重构，实现经济特色发展、社会自治管理、环境乡土宜人的综合目标。从而真正实现“乡村是城市的梦想，是城市最后的心灵家园”的美好愿景，以此激发出蓬勃持久的生命力。
(三)乡土重建———进一步明确乡村环境整治的根本特点，激发聚落归属感务必扭转当下乡村建设都市化、景区化的倾向，尊重和体现乡村“生产、生活、生态”三位一体的特征，实现乡土回归。首先，应该充分尊重现有的居民点布局特征，切忌通过拆并村庄来建立规模较大的居民集中区［4］。其次，建设与整治进程要有实事求是的态度。曾经讲过，新农村建设是一项长期工作，要用30至50年时间，这是实事求是的科学判断。再次，必须尊重乡村资源环境特征和乡土文化特点。要做到“垃圾不出村、污水不入河”，“河里有鱼、树上有鸟、地上有虫”的目标［5］。在建设中尽量选用乡土材料、植物，杜绝非功能性造景。施工队伍和劳力也尽量从本地筹集，这样不但有利节约，还能提高村民的主人翁意识。
二、实践:无锡市阳山镇朱村整治全过程的规划设计探索
在无锡市阳山镇朱村等村庄环境整治试点中，由规划设计单位、大学研究人员合作，以“深入乡村地区的社区工作方法和互动式的社区规划过程”，在“村庄整治中实施农村社会管理机制创新的规划融入”这一课题上作出了积极的尝试和探索。
(一)创新整治工作组织体系1．自主与规范的工作组织村庄整治由镇村两级推动实施，牵涉到镇长、建设站长、所在村村民主任(支书)、村民代表，以及全体村民的工作，客观上存在“决策协调”(镇长—村干部)、“实施协调”(站长—村干部)、“利益协调”(村民—村干部)三重主要的协调关系，村干部是一切工作的“中枢”。“以村干部为中枢”的工作机制，有利于工作计划部署、沟通协调、定案决策。人、财、物的使用调度都依托村干部及其领导的村委会班子而开展，责任与信任既是压力也是动力，这个过程本身也提升了村一级自治组织的凝聚力，同时也加强了基层组织与村民的沟通与信任。设计单位则成为这一机制中的信息汇总和方案会诊的平台，起到了“辅助决策”的作用。2．科学与民主的编制工作组织一是实现了多专业力量的融合(见表1)。二是在方案决策上，通过不下十轮的多类型方案论证程序，充分吸纳了各层次各方面意见，使得整治工作更加科学合理。三是规划设计、研究人员以及镇相关专业人员驻村工作，使得所有问题能够在现场协商解决，并且整个过程置于群众监督之下，更能满足群众意愿。
(二)整治中的规划技术支持1．推动促进有效的公众参与具体搭建了一个“村庄整治交流平台”，落实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的成员包括村委会、规划设计团队、有文化的长者和建设单位，是整个村庄整治的组织者;第二层次的成员主要包括村民小组组长和村内党员，负责向上反映村民意见、向下传达整治工作方案;第三层次成员是全村各户村民代表。工作中他们还充分利用了QQ等信息交流工具与平台。根据工作深度和工程推进情况，在各个层次的平台有序进行交流，既能够有效采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减少无谓的争执和反复，提高工作效率。2．GIS信息库建设辅助各项决策以“村民主体”为导向，细化现状调研，绘制“一库一图一表”。以户为基本单元，开展问卷调研，并结合访谈等形式，对各农户的生活情况进行详实的调研，并借助GIS软件，建立每家每户的“村民信息档案库”。详细标识房屋、围墙、场地、树木、菜地、彩钢棚、家禽养殖区等空间的位置和尺寸以及实际使用农户，明确各类“空间要素”的现状实际权属分布情况，这有利于整治中对相关产权问题的处置和补偿政策上的综合协调，也能形象化地反映各家各户对规划目标的现实需求。3．当好乡土景观的专业宣传队一是在踏勘调研中挖掘特色、构思方案。如在阳山镇朱村整治中项目组不但摸清了每一棵树、一眼井、一方菜园的情况，还掌握了村民全日生活作息情况。并通过与文化站、村干部、村内长者和普通村民的访谈，理解农村产业经济、文化习俗、生活习惯的特点，尽量避免方案“水土不服”的问题。二是广泛发动村民参与整治工作以保持村庄特色。如家前屋后、排水沟渠环境清理，自家违建拆除和房屋修缮。比如在村庄内部留下“微田园”，房前屋后、前庭后院，栽瓜种菜，鸡犬之声相闻，既具有实用价值，又保有农村特色和乡村生活的情趣。三是材料工艺的乡土保持。尽量利用好村庄拆除中大量的建筑材料和农村自有的材料。
(三)整治后续长效管理1．整治中实现后续治理机构和章程的完善围绕规划实施搭班子、定章程。在具体实施中，明确划定权责清晰的管理范围边界，明晰界定村庄内农户“私有空间”、“半公共空间”和“公共空间”的界限。重点对“半公共空间”的使用进行明确的界定，激发农户对该区域的自我管理热情。同时又明确了各类空间的整治内容、责任主体，区分村集体统一整治和各家各户自行整治的内容，并明确整治结束后长效管理的责任主体，使村民在村庄整治工作一开始就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种划定空间整治责任的“包干区”方法得到了当地媒体的大力宣传。2．村民自治管理机制的建立和完善为了后续长效管理，配合规划实施和后续维护出台了“整治与管理责任书”，明确村集体统一整治的内容包括墙面粉刷、空调外机包装、储物辅房整治、屋前平台铺地整理、篱笆安装等;住户自行整治的内容包括屋边杂物清理、配合拆除彩钢棚、转移家禽养殖地点、菜园和场地长效管理等。在这次村庄整治活动中，广大村民还接受了一次村镇建设知识、乡村旅游知识、集体议事知识等相关内容的学习，掌握了新的信息，提升了审美情趣;通过镇政府组织的先进样板村考察不但开阔了眼界，而且激发了自我发展、自我治理的热情。3．村庄经济、社会、环境的持续发展在村庄整治进程后期，不少农户看到了环境改善后带来的农家休闲经济机遇，同时借“靠近城镇、紧邻度假区”的区位优势，开始筹划发展农家乐和林果采摘旅游。村委组织全面规划乡村旅游发展，并将产业发展、队伍建设、村民培训与村庄规范化管理系统考虑，这为今后乡村产业发展摆脱传统的工业企业依赖，全面改善农村大环境，提高农村居民现代化意识，实现经济、社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三、总结
1、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指导思想
社会实践是一个艰辛复杂的过程，从最初的筹划、实施到最后的完成和总结会耗费大量的人力，需要较长的时间。当前有许多大学生参加社会实践存在盲目性和从众心理，仅仅凭着一股热情出发，没有做好充足的思想和心理准备，不但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反而有可能会半途而废，一无所获。除此之外，我国当前正处于社会转型期，各种思想齐头并进却又良莠不齐，如果大学生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没有科学正确的理想信念做指导，在实践中就很容易受到拜金主义、功利主义、个人主义的影响，这样一来社会实践不仅会失去意义，更不利于大学生树立健康向上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高校教育的职责是要将当代大学生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后继力量，要想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和主旨贯穿融入到社会实践中，使之成为我们开展社会实践活动的指导思想。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不仅能让大学生在社会实践中具有坚定的理想信念，真正在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做贡献，而且能够对大学生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操的形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实现大学生自觉主动地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理念作为指导自身行为准则的教育效果。
2、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
社会实践活动是培育和践行核心价值观的外化途径，也是价值认知、认同的根本途径，对大学生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基础性作用⑤。因此，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是大学生内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和关键步骤，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带动、宣传作用。十报告通过“三个倡导”分别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凝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崇尚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所主张的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就是将十报告中的“三个倡导”与大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结合起来，以“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为奋斗目标；以“倡导自由、平等、公正、法治”为思想基础；以“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自身行为准则。充分发挥社会实践中实施环节的重要作用，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具有更强的实践性，更易于被当代大学生理解、接受并内化成为自身的价值信念，更好的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
3、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社会实践的总结环节
我们在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融入社会实践的实施环节的同时，不应忽视实践的总结环节，只有通过对社会实践活动的成果进行总结、提炼，才能更好的发挥社会实践的效果。首先，在社会实践的总结中，大学生应该认真总结在参与社会实践活动的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充分认识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正确性、科学性和指导性。通过这一思想总结的过程，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认知将由浅层的、表面的、感性的认识上升为深刻的、内部的、理性的认识，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到自身的理想信念中，并通过行为活动实现这一价值观念的外化。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从社会实践的总结环节入手，通过总结，发现实践活动开展过程中的不足和亟待改进的方面，努力实现社会实践的优化。
二、社会实践在大学生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开展形式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中心内容，具有极强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因此对这一价值观的教育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认知及思想认同的层面，更重要的是将其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参与社会实践活动，领悟在实践中所学到的理论知识，从而实现知与行的有效转化和对接，真正做到知行合一。
1、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
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是充分发挥和调动大学生积极性，将大学生所学知识和技能与广大农村现实相结合的社会实践活动，为高校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供了新的路径，有利于大学生在基层社会实践中了解基层，接受教育，增长才干。由于农业生产劳动的方式以及农村思想政治工作队伍的特殊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传普及在广大农村地区显得较为薄弱。结合这一实际情况，大学生在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开展的过程中，能够通过自身的感悟和创造，将已经内化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思想内涵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文化形式展现出来，更加有效地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宣讲和传播。与此同时，在整个实践的过程中，大学生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涵会产生更深刻的理解和深入的思考，有利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与践行。因此高校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暑期“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相结合，使大学生真正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讲者与践行者，同时也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基层的传播与发展搭建了良好平台。
2、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是大学生出于自愿，基于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的道义，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实践活动。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价值理念、目标导向方面都具有内在一致性。首先，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所倡导的价值理念具有一致性。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宗旨是“奉献、友爱、互助、进步”，强调的是个人对于他人、社会的贡献价值，宣扬为集体利益、志愿贡献的价值理念；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三个倡导”也从国家、社会、公民三个层面出发，倡导广大公民积极投身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国家、社会的进步发展担负起应尽的公民义务。此外，大学生参与志愿服务活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标导向也具有一致性。大学生参加志愿活动就是要在奉献和服务中形成正确的认知，树立理性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目的则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教育，通过价值观教育，培养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坚定理想信念，使大学生成为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与接班人。因此，高校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大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相结合，鼓励大学生积极投入到志愿服务活动中，在服务社会中宣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3、主题式的社会调查
(一)促进子系统内部的联系，维护子系统内部的稳定
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经济职能促进经济子系统内部的联系，通过消除不稳定因素维护这一系统的和谐。(1)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分散的农户联系起来。古代中国国土辽阔，小农经济又使人们处于十分分散的状态，无力应对天灾人祸和兴修大的水利工程，因而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进行干预，需要它来执行一种经济职能，“即举办公共工程的职能。”我国古代各个封建王朝都十分重视农业生产，它们通过兴修水利工程、道路和运河来满足农业生产的灌溉和交通运输等需求，保证经济子系统的顺利运行和发展。封建皇权还设立专门的机构来管理农业生产，通过委派地方官吏来“劝民农桑”、宣教“农本”政策、促进农业技术传播，督察农业生产。这样，封建皇权通过履行其经济职能，把经济子系统内部分散的诸要素一定程度上联系起来了。(2)封建皇权通过消除子系统内的不稳定因素，维护经济子系统的稳定。为了有利于自己的统治，封建统治者十分重视农业生产，极力消除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各种因素，维护农业生产系统的稳定。一方面，他们经常扮演调和阶级矛盾的角色。如实行“均田制”，让少地或无地的农民获得一份土地，这是传统社会的政府利用其强制力进行土地资源配置的正式制度。这使很多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得到土地，成为自耕农。地方豪强对土地的兼并容易激化与百姓的矛盾，于是皇权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豪强和官僚对土地的兼并，维持这个系统的基本平衡。另一方面，他们也赈灾，救助受灾农民。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灾难频繁发生的国家，灾害一旦发生，将严重影响农业生产，甚至威胁到王朝的存亡，因此封建统治者也不敢掉以轻心，通过赈灾使农业生产得以恢复，并以此来显示皇权统治的仁德及其合法性所在。在封建皇权的强力干涉下，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威胁乡村社会系统的不稳定因素。
2．通过“乡绅自治”维持乡镇政治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乡绅自治”有利于收集民间的意见，联系广大农民。社会系统的维持并不能完全靠压制，尤其在“天高皇帝远”的乡镇地区，权力的运行不能完全单向度的由上而下，因为“政治不能只在自上而下的单轨上运行。人民的意见是不论任何性质的政治所不能不加以考虑的，这是自下而上的轨道。一个健全的、能持久的政治必须是上通下达，来往自如的双轨形式。”［11］皇权止于县，把乡镇管理的权利交给了乡绅，这样就有利于收集和反馈民间意见，实现一定程度的上通下达。乡绅与异地为官的官员不同，他们没有离开故土，熟悉当地的风土人情，和乡里百姓往来密切并且有着休戚与共的厉害关系。他们能够把自己了解到的或收集到的有关乡村与村民的信息反映给当地的官员，避免了官方直接面对数目庞大的村民，也避免了因官方不了解民情，做出错误决策而导致官民的直接冲突。因此乡绅起着重要的上通下达的作用，保持了系统信息的畅通。(2)“乡绅自治”有利于平衡官方与农民的利益，维护政治子系统的稳定。乡绅一般都是官方举办的科举考试中获取功名的儒生，他们具有“官方和半官方的身份”，［12］是封建皇权在广大乡村的人。“绅权”依靠的并不是暴力，而是基于其经济能力、身份地位、家族势力和个人德行所获得的一种敬服。［13］所以，乡绅是一种农村社会的内生型权威，它不具有国家这一外生型权威的暴力性质，因而，有功名而无官职的“乡绅”成为把封建皇权与乡镇居民联系起来的桥梁。乡绅因其来自民间的身份，决定了乡绅一定程度上能够代表地方利益。通过乡绅自治，可以形成中央与地方利益尽可能地协调。乡绅的角色是双重的，即起到保护乡民和乡里社会的作用，也起到替统治者管理乡民的作用。所以官方利用乡绅管理广阔的农村地区，不仅得到乡绅的支持，也得到百姓的信赖，也维护了整个子系统的稳定。
3．通过“科举考试”维持乡村文化子系统内部的联系与稳定(1)通过科举考试有效整合乡村的文化精英。科举考试的成熟与完善对意识形态下沉到乡村，形成广大乡镇地区的文化联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科举考试是一种选官制度，对广大乡村开放，它不论出身、不论门第，使广大农村的居民也可以通过这一管道，做到“永久性的行政干部全凭能力获选，不靠亲戚关系或家族人脉。”［14］这给许多农家子弟带来了希望，他们希望实现“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梦想。这一举措产生了极大的向心力，有效地把广大乡镇的文化精英凝聚起来，成为对中央皇权的积极支持者。而且这一选官制度也注意到选拔人数在地区之间的平衡分布，极力消除地域差异，保持各地之间的文化联系。各地儒生由于对儒学的共同兴趣而相互往来和交流，促进了儒家的思想文化的繁荣与发展，同时也在广大乡村地区形成了文化上的统一。(2)通过科举考试维护了儒家意识形态在普通村民心目中的独尊地位，保证了意识形态系统的稳定。封建皇权紧握科举考试这一“指挥棒”，以儒家学说为考试的主要内容，这样促使了儒家学说在广阔的乡村的传播，一些农家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较高的身份和地位。科举考试也造就了一批乡村的儒生，考取功名的乡绅往往成为当地弘扬儒家文化的中间力量，即使是没有获取功名的儒生，在传播儒家文化中也是功不可没，他们把儒家文化融入到小说、戏曲等多种多样的民间文艺中，深刻影响了居住在乡村的中国人的行为方式、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使乡村居民对封建皇权的统治产生强烈的认同感。同时乡村有条件的村民通过培养自己的孩子读书，让他们考取功名，为儒家的意识形态系统输送人才，形成一个内部的良性循环。儒家意识形态产生于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又通过封建皇权的大力弘扬，并且与植根于乡村的选官制度相结合，扩大了它的影响力和对社会的整合力，抵制了其它意识形态的竞争，保持了“独尊”的地位，最终形成了一个稳固的意识形态系统，并且一直持续了两千多年。
(二)强化社会子系统相互之间的制约，维护社会大系统的稳定
1．通过巩固小农经济，防止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失控(1)落后的小农经济的长期存在有利于封建集权统治。小农经济环境下，广大农村居民保持一种分散的状态。他们这种分散的状态就像马克思所说的“马铃薯”，没有团结起来的力量，无法对抗封建皇权。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人们所能够建立起来的组织，只能通过血缘关系的纽带形成的宗族组织。这种以血缘关系形成的宗族组织是中国封建统治长期存在的社会基础。这种家族组织通过儒家意识形态而与国家组织协调起来，形成了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封建君主就是这个放大了的家庭的总家长。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子系统就是矗立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之上，以及这样的经济基础形成的社会结构之上。封建皇权保护小农经济就能够维护乡村社会的宗法结构，宗法结构的稳固保证了家国同构的中央皇权的行使。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人口的流动，从而导致宗法关系的松散，威胁到封建统治的社会基础，这也是封建统治者维护小农经济而遏制商品经济的原因之一。(2)巩固小农经济有利于巩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封建意识形态。儒家意识形态是在小农经济基础上产生的，也为这一基础服务。在很多方面，儒家可被视作以家庭为榜样、为国家建立道德原则的意识形态。［15］没有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的封建家庭结构，儒家意识形态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封建皇权通过保护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以维护儒家意识形态的正统地位。因为，如果放任商品经济和工商业的发展，则必然改变封建家庭结构，产生多元的思想，最后冲击到儒家意识形态。
2．通过政治权力强化对其他两个子系统的制约(1)通过政治权力限制工商业的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就萌芽的商品经济一直得不到发展。因为封建统治者认识到经商可以迅速致富，所以他们“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16］他们“保护落后的经济，以均衡的姿态维持王朝的安全。”［17］这样商人的人身和财产自然就得不到保护，甚至常常受到侵害，商业的发展受到严重的影响。手工业为官方所垄断，民营手工业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梁漱溟先生说的，“后一两千年的中国文化在经济上已盘旋而不进”［18］就是这样导致的。这种状况有利于皇权的统治，小农经济的落后和封闭，使广大的乡村农户就像一个个的“马铃薯”，分散而无力，需要统治者“从上面赐予他们雨水和阳光。”［19］(2)通过政治权力进行思想文化控制。封建皇权对农村的管理单靠武力或严密的官僚组织是不够的，需要广为群众所接受的意识形态。因此，通过政治权力，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一方面，统治者大力弘扬儒家文化。自汉朝以来推行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获得明显的效果，儒家意识形态开始深入人心。封建皇权通过完善科举制度，达到对乡村的意识形态控制。科举考试使乡民可以通过学习儒家学说而获得很高的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力，这使广大的乡镇儒生专注于研究儒家学说而放弃对其他学说的思考。另一方面，他们广设“文字狱”进行思想控制。对任何不利于封建统治的思想和文化进行彻底的清洗，这样达到对意识形态的有效控制，使儒家作为意识形态的作用发挥到极致。
3．通过弘扬儒家文化，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维护封建皇权对乡镇的政治统治(1)巩固儒家学说的独尊地位有利于巩固小农这一经济基础。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中包含着“重农”思想，儒家思想家主张“民以食为天”、“不夺农时”、“不违农时”等，把农业生产放在极其重要的位置，荀子甚至认为财富只能从农业中产生，并且提出了著名的“强本论”，把农业生产与富国富民联系起来，并且明确提出“工商众则国贫”的观点，成为后来很多朝代重农抑商的理论根据。儒家文化作为我国传统社会的意识形态，建立在小农经济的基础之上，极力维护小农这一经济基础。它有一套与农村家庭伦理紧密相关的完整价值观，对乡村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进行了规范，有利于维持一个农业社会的正常运转。(2)大力弘扬儒家学说维护了封建皇权的统治。任何封建朝代都不是单靠武力就能够统治的，所以通过意识形态的灌输而导致对统治者的认同是非常重要的，我国封建皇权通过对儒家学说的弘扬，达到了降低其统治成本的效果。一方面，儒学能够顺应专制皇权发展的需要，通过文化制度对皇权的充分肯定，把皇权的统治法理与宇宙的秩序“融为一体”，达到“对权力的无限性、任意性和全能性政治模式的全力构建。”［20］另一方面，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乡绅充分利用儒家的教化功能，使人心服而达到管理的目的。这种教化可以“防止因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的动乱，也是为了管理的低成本和高效益。”乡绅都是由取得功名的候任官员或者退休官员组成，精通儒家学说，因此他们的思想与整个国家的统治思想一致，可以向百姓灌输儒家的仁义道德观念，达到教化民众进而控制思想、稳定社会秩序的作用。在乡绅的帮助下，使广大乡村“形成了国家官僚机构枝干下的广泛而稳固的根基，从而把一个巨大的农业社会不可思议地组织起来了。”
二、我国传统社会乡镇社会治理的教训
(一)封建皇权的高压统治使一切新生事物无法在封建社会的母体中成长起来封建皇权为了维持系统的平衡，扼杀了一切新生事物。在经济方面，除了抑制工商业的发展外，还极力阻止有利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产权制度的形成。皇帝具有对于天下一切财产的最高所有权，只有在这个最高权力的有效统摄之下，其它一切“下位性”的占用权才可能是“合法的”。这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在政治统治方面，封建统治者除了维持高度中央集权外，在农村则极力维护乡村的宗法制。宗法制有利于通过家族的力量实现对个人的人身控制。个人只是家庭和家族的附属品，受到父权、夫权和族权的严格控制，限制了民主制度的发展。德治与法治是对现代社会进行良好管理的两大法宝，我国的传统社会的管理者在倡导德治的同时却阻碍了法治社会的形成。法治的本意是包括对最高皇权的制约，但是我国传统社会皇帝的特权凌驾于一切法律之上。中国传统法律的基本功能在于:惩罚臣民对神圣君权制度和宗法社会秩序的触犯。［24］这样就使得法治始终没有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由于中国皇权制度的法律只能越来越多地屈从和服于权力的专制性，所以与这个进程相同步的，就是人们对于法律的正面制度意义，给予越来越多的怀疑、限制乃至否定。最后，封建皇权对思想意识形态的强力控制导致了中国思想文化界长期处于“万马齐喑”的状态。思想文化领域由领先世界到跟不上世界发展的潮流，人民处于蒙昧之中，这又反过来影响了经济与政治的发展。
(二)传统社会的社会治理无法改变一治一乱的循环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因权力高度集中而具有很强的脆弱性。先生注意到，“在传统结构中自下而上的轨道是脆弱的;利用无形的组织，绅士之间的社会关系，去防止权力的滥用，不但并不能限制皇权本身，而且并不是常常有效的。”在这种体制中，人民发挥的作用甚微。单靠皇权制约的官僚机器，难以避免的盛行和蔓延，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进行了最严厉的惩罚，但是仍然无济于事。历史上开明的皇帝总是少的，昏庸的皇帝总是占很大的比率，同时一个开明的皇帝，短期内开明是可能的，而长期的开明却是少见的。当皇帝昏庸时就无法有效监控整个官僚体系，也容易导致宦官和外戚专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庞大的官僚集团就会侵占田地、欺男霸女，形成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破坏了经济子系统的平衡。最后也使意识形态失去效用，形成的局面，改朝换代也随之发生。这也是我国传统社会摆脱不了一治一乱的循环的原因。每次改朝换代都导致大量平民死亡，国家陷入动荡中，若干年才能恢复。而且每次改朝换代之后，一切都得重新开始，这样就验证了马克思所说的，“亚洲各国不断瓦解、不断重建和经常改朝换代，与此截然相反，亚洲的社会却没有变化。”
三、我国传统社会治理对当前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启示
我国传统社会的乡村治理模式在历史上起过进步的作用，但与此同时也阻碍了社会的进步。不管怎样，它都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可贵的财富，为我们今天创新乡镇的社会管理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和有益的启示。
(一)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传统社会，我国的经济长期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阶段，成熟的市场经济始终发展不起来，这也是近代以来我国落后的根源之一。今天我们已经充分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市场是资源配置的有效形式，市场是当今能够把广阔的农村联系起来的重要手段。正是市场的存在，促进了农村的社会分工，使人们相互依存、相互需要。市场的优胜劣汰机制也是促进社会进步的主要手段。因此政府对乡镇的有效管理就应该符合市场发展的要求，在乡村建立起完善的市场机制，建立起符合市场发展的健全的法制环境，形成有利于公平分配的利益均衡机制，有利于市场良性发展的产权机制。乡镇政府机关，要按照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转变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在市场意识淡薄的广大乡村，担负起市场培育的职责。乡镇政府本身也要充分认识市场的规律，自觉遵守市场规则，并根据市场规则来检讨自己的行为，减少对市场的过度干预，减少对农业生产的直接干预，而是通过法律法规等间接手段，引导乡镇居民发展乡镇企业、私营企业以及创立合作社等，为他们提供市场信息、资金、技术等服务，引导他们积极有序地参与到市场竞争中来。通过市场的发展，把乡村与城市连接起来，与全国乃至世界联系起来，把农村这个经济系统变成一个充满活力而又全面开放的系统，改变农村封闭落后的状况。
(二)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与公民日益增长的民主意识、参与意识相适应我国传统社会社会管理模式的基本特点是“下级只层层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但是传统社会的国家权力体系毕竟只下沉到县一级，为广大农村的自治留有一定的空间，这也恰恰是封建统治能够长期维持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以前，“全能型”的政府不但抑制了人民的参与热情，而且也没法解决日益增多的社会经济问题。先生认为，要提高乡村管理的效率，“不是加强远离老百姓的中央权力，而是，相反的，应该在基层自治事务中去加强启发和领导作用。”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市场主体逐渐多元，社会事务繁杂多样，以前的管理模式显得捉襟见肘。因此在创新乡镇社会管理的实践中，要转变管理理念，抛弃传统的为民做主的思维，让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实现由管理向治理的转变。乡镇等政府部门不是把政府权力下沉到乡村的每个角落，而是积极推行村民自治，落实“群众事务，群众管理”的原则，让群众成为管理的主体。只有给乡村社会留下一定的自治空间，才能有利于民意的上传和下达，有利于保持整个系统内信息的畅通，有利于新生事物的发展，也可以避免公权力的过度干预而形成好心办坏事，管了管不了也管不好的事情，造成官民对抗。政府甚至要主动培育乡村民间组织，让它们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分担乡镇政府部门的管理职责，形成一个政府与民间良性互动的管理模式。同时也要通过群众的积极参与，来促使政府依法办事，改变传统社会权大于法，使权力无法真正得到制约而造成基层政权无法无天的现象。
(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指导我国传统社会的社会管理模式是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价值体系为指导，这一价值体系为维护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统一人民的认识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它毕竟是与小农经济、与封建专制统治相适应的价值体系。在今天我们进行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形成了利益主体的多元、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舆论不一”也成为常态。因此在思想文化方面，我们除了要继续执行主席提出来的“”外，还需要通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达到规范人们的行为、统一认识和整合社会的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的产物，它与新的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相协调，是征求了各方面意见，综合所有认识后形成的，并且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普遍认同的“最大公约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正因为具有“最大公约数”的特点，才具有广泛的指导意义。新时期的乡镇社会管理理念必然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相统一、相协调，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准绳来检讨政府的管理行为，做到行有依归。同时乡镇管理部门也要通过自己有效的管理行为引领乡村的社会舆情，让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入人心，成为新时期凝聚广大乡镇居民，为实现伟大的中国梦而奋斗的精神武器。
四、结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