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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一个多民族且地域辽阔的文明古国。各地区、各民族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文化，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民风民俗，同时也在潜移默化中深受风俗的影响。
此外，风俗的自产生以来就与民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两者有着众多共同的特性和内容。所谓“民俗者，风俗也”。我们可以将已有的民俗研究成果应用到风俗的研究上来。本文便是运用此方法来对风俗的文化功能进行探讨。
一、 风俗的定义
风俗是我国一个古老而重要的文化概念，自其产生之日起便与我们有着密切联系，并且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它有着独特的起源，发展与传承历史。
“风俗”“民风”等词最早见于《礼记。王制》：“觐诸侯，问百年者就见之。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此外，《诗经》《管子》等文献也有许多记载有关风俗的记载。至汉代，“风俗”一词则已普遍使用。这一时期出现了许多有关风俗的文史资料，如《史记。货殖列传》、《汉书。食货志》、《风俗通义》等。这些资料不但记录了当时的风俗，而且对风俗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探讨，使得风俗的研究进一步发展。汉代以后，我国有关风俗的著作更是不断出现，如《岁时广计》、《东京梦梁录》、《清嘉录》等，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风俗与人们的生产生活是密切联系的，风俗对人们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和进行文化规范的作用。综合中国古代的风俗观，我们可以发现古代学者对风俗有两个典型的概念：一是如《周礼》所说：“俗者习也，上所化曰风，下所习曰俗”；一是如《风俗通义》所说，：“风者，天气有寒暖，地形有险易；俗者，含血之类，像之而生”。通过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风俗的这两种解释都有其合理之处，他们 不同的角度揭示了风俗的特点。前者主要从文治教化的角度出发，是就风俗形成的社会动力而言；而后者则主要是从自然和 社会两个方面对风俗的产生作出解释，认为风俗兼具自然和社会的双重属性。
在近代社会，由于西学东渐的影响，风俗的内涵发生了许多的变化，近代学人对风俗的研究也更为关注。1910年张采亮写成中国第一部风俗史――《中国风俗史》，它以风俗为线索，将政治文化，典章制度，文人风气，生产方式，生活习俗融为一体，以历时的角度，建构中国通史，体现出中国固有风俗概念在接受西学的影响后，发生的独特变化。1922年胡朴安著《中华全国风俗志》，他通过对中华各地风俗的详细记载，既突出了我国风俗的整体性，体现出风俗中的国家意识，又显示出了我国各地风俗鲜明的个性特征。1923年北京大学成立的“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也在旨趣中写到：“风俗为人类遗传性与习惯性之表现，可以觇民族文化程度之高下；间接即为研究文学、史学、社会学、心理学之良好材料。”
而现在，我国对风俗的定义则主要集中在各类学术著作以及各类辞典中，其中较具代表性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以《辞海》为代表，说：“风俗：历代相传积久成习的风尚、习俗”；另一种以《现代汉语词典》为代表，说：“风俗：社会上长期形成的风尚、礼节、习惯的总和”。
简而言之，风俗是在一定的社会共体中，人们普遍公认的，积久成习的各种行为方式的总和。它是一种社会文化传承，有着丰富的内容和多样的形式。
二、风俗的特征
风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形态，在其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特征。这些征主要表现在：
（一）风俗具有社会性
风俗的产生是人民群众集体创造的结果，是得到特定群体认可、接受和传承的文化事象。任何单个人社会行为是不能称为风俗的，只有当这种行为得到其所处社会群体的认可和接受，它才能成为一种风俗。风俗的社会性也可理解为群众性。
（二）风俗具有地域性和多样性
中国文化受地理环境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风俗作为一种文化形态，也必然深受地域的影响。所谓“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便是对风俗地域性的形象说明。由于地理环境的差异，我国各地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性风俗。例如，我国南方和北方民族的居住习俗就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另外，我国的风俗也是多种多样的，这主要表现为：不同的地区，民族有不同的风俗，甚至同一地区，民族也有不同的风俗。风俗的地域性也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风俗的多样性。
（三）风俗具有传承性和可变性
风俗作为一种历史文化传承，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一种跨越时空的文化连续体。同时，风俗还具有相对稳定性，一旦形成便不会轻易改变。然而，由于风俗是与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等相联系的，所以风俗在其发展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受这些因素的影响，从而产生变异。“时异俗易”“移风易俗”等词就体现出风俗的这种可变性。总之，风俗是在传承与变异的统一体中不断发展的。
三、 风俗的文化功能
关于文化的功能，英国文化人类学家马林洛夫斯基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文化根本是一种手段性的现实，为满足人类需求而存在。”风俗作为社会文化的重要领域，充分认识并把握它的文化功能，才能有助于它的传承和发展，才有利于激发全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增强我国文化的活力，从而使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人民的精神面貌更加积极向上。具体来说，风俗具有以下的文化功能：
（一）风俗具有塑造共同的民族心理，培养爱国主义情感的功能
风俗具有社会性，任何一种风俗事象都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社会普遍传承的风尚和习俗。个人的生活习惯，爱好和他所要遵循的礼仪等，只有与社会习俗相结合，社会才会给予承认，才能融入到社会的风俗之中。由此可见风俗是与广大人民群众紧密联系的文化，它是人民群众生产与生活领域的一个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与民族精神。另外，由于风俗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使得它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能够不断强化每一个国民的国家意识与民族意识，增强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例如，我国传统的家族观念强调“精忠报国”，教育子孙后代要热爱祖国，珍惜家人。顾元明先生也指出：“一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待人处事无不反映着民族精神”。
另外，风俗总是和一定的社会群体相联系的。因受同一种风俗观的影响，这些社会群体便容易形成共同的价值观，民族观。因此，像春节、端午节等对全国都有影响的风俗则更容易使中华民族形成共同的民族心理，从而增强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凝聚力和向心力。
（二）风俗具有教育规范功能
风俗作为一种社会文化传统，它有着教育大众，规范人们行为的双重功能。它的这种功能在人们成长的过程中表现的十分明显。例如，一个人出生以后便要接受“诞生仪礼”，成年后则要经历“成人仪礼”，紧接着又要经历“婚姻仪礼”，人死后则又有“丧葬仪礼”。此外，在人的一生中，他还会受服饰风俗，岁时风俗，村落风俗等的规范和影响，从而不断实现人的“社会化”。因此，我们认为风俗既塑造和影响我们的人格，同时又规范我们的行为。风俗的教化规范功能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互为补充，对人的成长发挥着不可磨灭的作用。
（三）风俗具有历史功能
风俗是一种历史文化的创造和积累，是活的社会“化石”，它记载着人类社会传承和发展的历史，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功能。其次，风俗本身也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反映出各个时代的时代特征。例如，我国历史上很多有关记载风俗的著作在今天已经成为研究各个朝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重要资料。另外，对于那些依靠口头传承的社会风俗，其历史功能更是体现的突出。例如，我国一些少数民族的《创世纪》以及各类神话叙事诗不仅反映出这些民族的原始宗教观，而且还记叙了这些民族的文化发展史，至今仍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
（四）风俗具有文化认知和审美功能
通对风俗事象的考察研究，我们对特定时代和特定领域里人们的思想意识，审美意识，精神追求，价值取向及其文化心理将会有更深的理解。风俗作为一种特色的文化事象，其文化认知和审美功能是十分突出的。例如，我们通过传唱各种民谣则可以体会到古代劳动人民审美情趣和精神追求。再如，我们通过写春联，画年画则可以感受到中国书画艺术的独特魅力，也可以感受出中华民族追求美好生活的文化心理。由此可见，风俗是我们认识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
（五）风俗具有娱乐功能
风俗既是人民物质生活的一部分，也是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了满足精神生活的需要，各民族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了许多的娱乐活动，从而达到放松消遣，愉悦身心的目的。风俗的这种娱乐功能又以节日风俗和竞技风俗表现的最为明显。例如，蒙古族的那达慕大会，傣族的泼水节等。另外，风俗的这种娱乐功能也使得其生命力更强，影响更大。至今天，很多少数民族的风俗正是因为其娱乐功能才逐渐走入大家的视线，为大家所熟知。
总之，风俗的内容和特征是多种多样的。同样，风俗的文化功能也是多方面的。通过对风俗文化功能的深入探讨，我们进一步发现了风俗的巨大作用与价值，也发现了风俗对自己潜移默化的影响。对待风俗，我们应采用辩证的观点，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同时，面对传统风俗不断消失的现状，我们要采取有效的措施来保护我们的文化生态环境，使我们宝贵的精神文化遗产得以传承和发展，从而使风俗的文化功能得以继续正常发挥，使我们及我们的子孙能在良好的风俗中健康成长，快乐生活，使我国的文化更加和谐而丰富多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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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史学家班固在讨论当时各地的风俗时，定义“风俗”称：“凡民函五常之性，而其刚柔缓急，音声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好恶取舍，动静亡常，随君上之，故谓之俗。”[1]这段话的大体意思是，由自然环境决定的人们的行为和属性，称为“风”；而由统治者的意愿或行为的影响而形成的习惯，则称为“俗”。二者相加，就是风俗。班固对风俗的解释含有很多科学合理的成分，但是显然过分夸大了统治者在风俗形成中的作用。如果将统治者（君上）改换为社会环境，就能更科学地表述风俗的概念。即风俗是指人们在特定的自然环境和具体的社会条件下形成的群体性的生活习尚。
风俗是群体的产物。一个人从生到死，每时每刻都生活在社会风俗的包围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受到风俗的支配。从特定的意义上来说，人自身就是风俗的产物，正是人们浸润于其间而不自知的风俗，决定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并使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人群相互区别开来。就普通民众而言，他们大多也是从风俗的视角来认识不同的国家或民族的。如对于西方人来说，讲到中国人，他们的第一反应很可能是筷子、茶叶和功夫；而日本民族的象征则是榻榻米、和服及樱花；对于现代中国的儿童而言，肯德基、麦当劳、汉堡，就是意味着西方。在电视广泛普及的现代，中国的普通民众也是从肥硕飘逸，酥胸半露的服饰来认识唐朝，从马蹄袖、红顶子和旗袍来区别清朝的。风俗对于认识社会的重要意义于此可见。
从另一方面来说，不管风俗在社会生活中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它毕竟是通过具体的人的思想或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如果抽掉了具体的人，也就无所谓风俗了。人们在强调风俗绵延久长、无所不在的影响的同时，往往会忽略它的变动不居的特性，低估人在风俗的发展变化中的作用。与其他一切事物一样，风俗也随时处在变动之中。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有些风俗消亡了，有些风俗发展成了礼仪制度的一部分，而有些则一直在民间传承不绝。虽然对不同风俗的发生、发展、消亡的原因的解释还非常不充分，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人在风俗面前并不是完全被动，无所作为的。中国古人从很早起就已认识到了这一点，如《诗经·关睢》“序”中就有“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说法。《孝经》中也称“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所谓“移风俗”或“移风易俗”，就是强调人与风俗的关系中人的能动作用，即摒弃那些妨害人们生活的陋俗，阐扬有利于人们心智的风俗，促进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风俗史的研究一方面固然是为增进现代人对古代风俗的了解，除此之外，为移风易俗提供借鉴，应该也是风俗史研究的目的之一。
一、隋唐五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阶段（公元581-960年），也是风俗史的一个重要转折期。汉魏旧俗和北朝的胡俗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的消化和整合，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新的风俗，这些风俗对封建社会后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影响，有些甚至历宋、元、明、清，影响一直及于现代。就这一时期社会风俗自身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较为突出的方面。
⒈诗歌对社会风俗的浸润和影响
唐代的诗歌不仅是中华民族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之一，也对这一时期的社会风俗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诗歌渗透了社会风俗的方方面面。
【关键词】《史记》；《匈奴列传》；匈奴文化
一、《史记》与《匈奴列传》
《史记》作为我国学术史上一个划时代的标志，它开创了我国通史传记体制文学的先河。其作者司马迁是西汉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和思想家，学者赖明德评价其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才、学、识、德兼备的大历史家，也是一位精通经、史、子、集、历术的大学者。”[1]《史记》主要记载了上至上古传说中的黄帝轩辕，下至西汉武帝太初四年共三千余年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等方面的史实。鲁迅先生将其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2]。《匈奴列传》出自《史记》一百一十卷，位列第五十篇。全篇先从匈奴的祖先淳维讲起，又从族源族称、生产方式、风俗习惯、衣着装饰、婚姻制度、、政治军事等方面介绍了匈奴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对西汉武帝时期的汉、匈和亲及外交关系史进行详细阐述。司马迁用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了匈奴的一部史诗，在叙事编排上更是将汉、匈的人事往来上书写得淋漓尽致。
二、“遣词造句”看匈奴
其一，关于匈奴的族源与别称。司马迁开篇称“匈奴，其先祖夏侯氏之苗裔也，曰淳维。[3]”司马迁认为匈奴是古部落夏侯氏成员淳维的后代，换言之，他认为匈奴源于夏人或华夏，与汉人同宗同族。马长寿在《北狄与匈奴》中称：“我国古代流行一种说法，以为匈奴是夏侯氏苗裔，这种说法在我看来是大有问题的。这一说法最早源于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袭之，唐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也无变搬，但此说直称淳维是荤粥，难免有失严谨。[4]”马先生从史志编排引用的时间顺序来对照探讨，认为“匈奴与华夏同源”一说有失学术水准。除此之外，后人也驳论司马迁一说，认为北狄的一支白狄所建的中山国是夏人建立的，意指匈奴源于北狄。公元前296年，赵灭中山国，北狄兵退北方。从时间和空间来看，这一时段刚好与匈奴在漠北的发家历程相似。照此说来，后人对司马迁所认为的匈奴源于华夏的驳论不无一定的道理。其次王国维通过对甲骨文、金石学的研究，又运用音韵、考据学的方法探究了匈奴在不同时期的族名。他在著作《鬼方昆夷猃狁考》中称：“匈奴是夏代的荤粥、商代的鬼方、昆夷，西周的猃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5]这一说法与《史记•匈奴列传》中“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6]相吻合。而且从这句来看，夏侯氏从禹起，经十七王，历时四百三十余年，而唐尧、虞舜在位也不过六七十载，经此推敲，从时间上便可看出华夏先祖黄帝与夏朝亡国之君夏桀相隔久远，那么又如何阐明唐虞以上就有匈奴先祖的存在，甚至还能成为淳维的苗裔。显然逻辑矛盾，匈奴先祖为夏侯苗裔之说值得反复推敲。其二，特殊字义辨析。《匈奴列传》中出现的“胡”和“匈奴”两种称谓，时常多次进行交互使用。初看称谓，或许会认为是随匈奴演变发展而出现的不同角色变迁得来的，但细读后会发现并非如此。“胡”在该篇首次出现于“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7]首先，这段话中“胡”的第一次出现的背景是：秦国时期，北方游牧民族众多且没有明确的划分，所以此时筑长城防“胡”不仅仅只是防匈奴，也防其他草原游牧部落。并且，之后秦开又专质于东胡。故而，此处的“胡”是泛称。但尾句的“匈奴”则与秦赵燕三国临界，并且匈奴此时也开始在北方草原崛起，大有一统草原的趋势。因此，此处更多是代指“匈奴”，但又由于未完全统一，匈奴仍旧北接丁零、西临月氏、东近东胡，即又有代称诸民族之意。其三，匈奴之妻名号之别谈。尽管匈奴长期被汉人视为是北方草原游牧部族的蛮夷，但随着长期演变与中原王朝多次接触后，文明也得到了开化，开始仿汉设立了一系列官名别号。其最高首领称“单于”，匈奴语作“撑犁孤涂单于”，集军政大权于兹身。下有左、右贤王，“匈奴谓贤曰‘屠耆’”[8]。其下又有“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9]等等。这一体系化发展使匈奴内部得到强化，但令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单于“阏氏”一说。长久以来，受道听途说影响又或是文献了解浅泛的原因，一些人一直认为“阏氏”就类似中原王朝固有观念中的皇后。但通读此篇后发现并非如此。“单于有太子名冒顿。后有所爱阏氏。生少子，而单于欲废冒顿而立少子，乃使冒顿质于月氏”。[10]从原文可看出，头曼单于所爱阏氏并非是正妻，反而更类似宠妾一说。冒顿鸣镝弑父后“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遣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11]，从“一”字可得知阏氏人数并非是一位。但也有例外，冒顿初为太子时，为训练部下曾“以鸣镝自射其爱妻”[12]，此处称“妻”。而既立单于后，面对东胡挑衅，冒顿又“取所爱阏氏予东胡”[13]此处又称“阏氏”。这一明显划分显然必有其中缘由，但可以确定的是“阏氏”应是匈奴单于、诸王之妻妾的统称。
三、“现世观”下的匈奴文化
从现世的角度出发，再看司马迁在《匈奴列传》中的诸多描述，明显会受现代观念的影响，打破对蛮夷固有的偏见，去重新建构新的认知维度，正视其与华夏的异同。正如钱穆先生所说：“在古代观念上，四夷与诸夏实在另有一个分别的标准。这个标准，不是血统而是文化。所谓文化，具体指的是一种生活习惯与政治方式。”[14]在司马迁的介绍中，通过解读文化能更清晰地认识匈奴一族的特征。生活习性上：匈奴“人食畜肉，饮其汁，衣其皮；畜食草饮水，随时转移。故其急则人习骑射，宽则人乐无事”[15]，以畜牧业为主、农猎为辅，逐草迁徙的多层次游牧经济生活以及风俗信仰，从而展示出匈奴民族的不同文化特征。衣着饮食上：“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16]，前半句可以理解，匈奴饮食多因其环境而有所局限。但后半句“贵壮贱老”则使人对此质疑。因为汉人从小深受儒家“亲亲”文化的熏染，骨子里就深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文化传统，《孟子》又有言“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17]。这两种记载一经对比，便会发现匈奴这一做法完全是与汉传统背道而驰，所以说难免会引起质疑。也许，这种做法从今天养生学即为了老人身体健康应少食肉多杂粮的角度去分析，或许还能被大众理解。但若放眼当时的情形，现代人这一想法实在是难以成立。然而，当结合匈奴生存环境，感同身受地去看待这一问题时，便会理解此种行径。正如中行说所言“匈奴明以战攻为事，其老弱不能斗，故以其肥美饮食壮健者，盖以自为守卫，如此父子各得久相保”[18]，匈奴游牧式的经济生活完全是靠天吃饭，除了需要应对恶劣的自然条件外，甚至为了维护族群社会生活的稳定，还要时刻保持高度警惕以防外敌进攻，造成动荡。因此，在自然灾害频发、外敌虎视眈眈的情形下，由于老弱抗灾能力和战斗能力较低，所以大都依靠壮年群体谋生。从而在此特殊情况下，匈奴社会尤为重视社会青壮，故有“贵壮轻老”一说。婚姻风俗上：匈奴社会实行一种“收继婚”习俗，即“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19]。这种说法对现今实行“一夫一妻制”的社会来说，显然是难以想象的。即使今天有这种事情发生，先撇开法律不说，就单单从封建纲常伦理上，旁人也会在背后指手画脚、说三道四。但对游牧社会来说，这种婚俗文化是保证他们整体实力的重要手段。起初部族是为了约束鳏寡，后来随着部族进步，以个体为单位的家庭拥有一定的财富积累和稳定劳动力。倘若女方丧夫，则会独享家庭财富，而匈奴又需要个体家庭财富的量变来保证部族整体实力的质变。因此，为防止这些财源流失，匈奴便从婚俗上来制约成员。所以说，这种婚姻习俗是具有文化和经济的双重意义。
四、结语
通过对《史记•匈奴列传》中遣词造句的阐释，使得对匈奴民族的发展渊源有了更深的认识与见解。同时，司马迁笔下匈奴人独具一格的文化习俗在现世的视角下，也拓宽了对匈奴文化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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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元旦】我国传统习俗中最隆重的节日。此节乃一岁之首。古人又称元日、元正、新春、新正等，而今人称春节，是在采用公历纪元后。古代“春节”与“春季”为同义词。春节习俗一方面是庆贺过去的一年，一方面又祈祝新年快乐、五谷丰登、人畜兴旺，多与农事有关。迎龙舞龙为取悦龙神保佑，风调雨顺；舞狮源于镇慑糟蹋庄稼、残害人畜之怪兽的传说。随着社会的发展，接神、敬天等活动已逐渐淘汰，燃鞭炮、贴春联、挂年画、耍龙灯、舞狮子、拜年贺喜等习俗至今仍广为流行。
【元宵】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正月半、上元节、灯节。元宵习俗有赏花灯、包饺子、闹年鼓、迎厕神、猜灯谜等。宋代始有吃元宵的习俗。元宵即圆子，用糯米粉做成实心的或带馅的圆子，可带汤吃，也可炒吃、蒸吃。宋朱淑真《生查子·元夕》：“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
【社日】农家祭土地神的日子。汉以前只有春社，汉以后开始有秋社。春社在春分前后，秋社在秋分前后。社日这一天，乡邻们在土地庙集会，准备酒肉祭神，然后宴饮。王家《社日诗》“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
【上巳】原定于三月上旬的一个巳日，所以叫上巳。曹魏以后，这个节日固定在三月三日。早先，人们到水边去游玩采兰，以驱除邪气。后来，演变成水边宴饮，郊外春游的节日。杜甫有《丽人行》诗：“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
【寒食】我国民间传统节日。节日里严禁烟火，只能吃寒食。在冬至后的一百零五天或一百零六天，在清明前一、二日。相传，春秋时晋公子重耳流亡在外，大臣介子推曾割股啖之。重耳做国君后，大封功臣，独未赏介子推。子推便隐居山中。重耳闻之甚愧，为逼他出山受赏，放火烧山。子推抱木不出而被烧死。重耳遂令每年此日不得生火做饭，追念子推，表示对自己过失的谴责。因寒食与清明时间相近，后人便将寒食的风俗视为清明习俗之一。元镇《连昌宫词》：“初过寒食一百六，店社无烟宫柳绿。”
【清明】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按农历算在三月上半月，按阳历算则在每年四月五日或六日。此时天气转暖，风和日丽，“万物至此皆洁齐而清明”，清明节由此得名。其习俗有扫墓、踏青、荡秋千、放风筝、插柳戴花等。历代文人都有以清明为题材入诗的。
【端午】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端阳、重午、重五。端午原是月初午日的仪式，因“五”与“午”同音，农历五月初五遂成端午节。一般认为，该节与纪念屈原有关。屈原忠而被黜，投水自尽，于是人们以吃粽子、赛龙舟等来悼念他。端午习俗有喝雄黄酒、挂香袋、吃粽子、插花和菖蒲、斗百草、驱“五毒”等。杜甫有《端午日赐衣》：“端午被恩荣。”
【乞巧】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少女节或七夕。相传，天河东岸的织女嫁给河西的牛郎后，云锦织作稍慢，天帝大怒，将织女逐回，只许两人每年农历七月初七夜晚在鹊鸟搭成的桥上相会。或说：天上的织女嫁给了地上的牛郎，王母娘娘将织女抓回天庭，只许两人一年一度鹊桥相会。每年七月初七晚上，妇女们趁织女与牛郎团圆之际，摆设香案，穿针引线，向她乞求织布绣花的技巧。在葡萄架下，静听牛郎织女的谈话，也是七月七的一大趣事。和凝《宫词》：“阑珊星斗缀朱光，七夕宫嫔乞巧忙。”
【中秋】我国民间传统节日。又称团圆节。农历八月在秋季之中，八月十五又在八月之中，故称中秋。秋高气爽，明月当空，故有赏月与祭月之俗。圆月带来的团圆的联想，使中秋节更加深入人心。唐代将嫦娥奔月与中秋赏月联系起来后，更富浪漫色彩。历代诗人以中秋为题材作诗的很多。中秋节的主要习俗有赏月、祭月、观潮、吃月饼等。苏轼《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韦庄《送秀才归荆溪》：“八月中秋月正圆，送君吟上木兰船。”
【重阳】我国民间传统节日。《易经》将“九”定为阳数，两九相重，故农历九月初九为“重阳”。重阳时节，秋高气爽，风清月洁，故有登高望远、赏菊赋诗、喝酒、插茱萸等习俗。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彝族是四川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有152万，大多居于凉山彝族自治州和乐山市的峨边与马边。彝族的祖先是从西北高原南迁的羌人与本地的古老部落融合而成。汉代的窄都夷、斯榆、冉、昆明，唐代的白蛮和乌蛮，与后世的彝族有渊源关系。安宁河谷是四川境内彝族长期的活动中心。
大小凉山彝族地区在建国前还比较完整地保存着奴隶社会形态，建国后逐步废除了奴隶制，走上了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彝族文化有自身的特色。住房多为土木结构，一般房层低矮无窗，其高楼式民居与瓦板式民居也很有特色。
彝族男子多穿黑色窄袖右斜襟的上装和多拓宽脚长裤，头顶留二三寸头发一小块，称“天菩萨”。头上裹以数丈长的青兰布包头帕，名日“英雄结”。男子以无须为美，左耳带耳珠穿丝线。女子穿多褶长裙。男女外出皆穿“擦尔瓦”披风，形如斗蓬。宗教祭祖活动由毕摩主持。
关键词：《酉阳杂俎》；风俗文化；节日；婚礼
《酉阳杂俎》内容繁多，包括神怪、人事、动物、植物、酒食、寺庙等方面，“弥不毕载，以类相聚”。书中也有关于风俗文化的记录，本文将论述其中的节日风俗与婚礼习俗。
一、节日风俗
（一）上巳节
三月三日，赐侍臣细柳圈，言带之免虿毒。
唐朝时，每年的三月三日为上巳节。上巳节约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主要活动为祓禊。魏晋时期，人们约定俗称地将上巳节的日期定为三月初三，故以后的上巳节又被称为“三月三”。祓禊，犹祓除，指除灾去邪之祭。灾，即灾害、祸患。邪，指致病的因素。祓除的方法有多种，最常见的是水祓，即斋戒沐浴。还有以器具祓，即通过佩戴草木制成的配饰来去除灾邪。书中提到的“细柳圈”，就属于这一类。
细柳圈，是指用柳条编成的圆圈。虿，即毒虫；虿毒指因毒虫引发的疾病。柳树在古人的观念中有驱邪的功用，因此在三月三这一天选择佩戴细柳圈以祓除疫病。唐代时，朝廷对三月三尤为重视。皇帝要在这天宴会群臣，同行祓禊之礼。中宗景龙年间开始赐细柳圈，这在史书中亦有记载：
（景龙）四年春……三月甲寅，幸临渭亭，修禊饮，赐群官柳ㄒ员俣瘛＃ā毒商剖椤ぞ砥摺罚
戴柳圈有祓除疾病的作用，因此人们还编好柳圈互赠，表达健康长寿的美好祝愿。
（二）寒食节
寒食日，赐侍臣帖彩球，绣草宣台。
寒食日，即冬至后的第103天，清明节的前一天，是中国古代重要的传统节日。寒食节有禁火、冷食、祭祀、游艺等习俗。游艺的活动项目也多种多样，有踏青、插柳、打秋千等。
帖彩球，是指用牛皮或布缝制而成的球，并在外皮上贴彩画或绣图案进行装饰。围绕帖彩球的活动主要有踢球、抛球等。寒食节，人们互相赠送制作精美的彩球，一起玩乐，这在唐代诗文中也有体现：
云间影过秋千女，地上声喧蹴g儿。（曹松《钟陵寒食日与同年裴颜李先辈郑校书郊外闲游》）
彩绳拂花去，轻球度阁来。（韦应物《寒食》）
（三）立春节
立春日，赐侍臣彩花树。
“一年之计在于春”，立春节是重要的传统节日，有迎春、打春、咬春等习俗。彩花树，也叫“宜春花”，是人们用彩绢剪成的工艺品。唐朝人用彩花树来表达迎接春天的喜悦，盼望花朵早早开放。有些应制诗反映了这一习俗，如宋之问《奉和立春日侍宴内出剪彩花应制》：
金阁妆新杏，琼筵弄绮梅。
人间都未识，天上忽先开。
蝶绕香丝住，蜂怜艳粉回。
今年春色早，应为剪刀催。
（四）腊日
腊日，赐北门学士口脂、蜡脂，盛以碧镂牙筒。
腊日是腊祭之日，南北朝时将日期定为腊月初八。腊日除祭神祭祖之外，还有击鼓驱疫、吃腊八粥、互赠礼物等习俗。
口脂，由油脂、矿物蜡和各种香料制成，涂在唇上以防干裂，相当于今天的润唇膏。口脂具有香、润等特点，制作时还可以与朱砂等色素调和，以达到着色的效果。蜡脂，是含有蜂蜡的面脂，具有滋润皮肤的功效，相当于今天的面霜。口脂和蜡脂，在寒冷的冬天可起到保护嘴唇和皮肤的作用。碧镂牙筒，是指碧玉镂雕的管状容器。
唐代有皇帝腊日赐群臣口脂的习俗，盛装口脂的容器也十分精美。这种礼物成为百官群臣向往的恩泽，杜甫有诗云：“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腊日》）
二、婚礼习俗
（一）北朝婚礼
1.夫妻交拜之所：青庐
北朝婚礼，青布幔为屋，在门内外，谓之青庐，于此交拜。
青庐，是用青布架设的帐篷或房屋，在此处举行婚宴或交拜仪式。为图吉利，青庐应设在宅院的东南方向。青庐形似游牧民族的帐篷，设青庐的婚俗源于北方匈奴，早在东汉就已在北方民间流行开来，这在文学作品中也有提及，如《孔雀东南飞》中有“其日牛马嘶，新妇入青庐”。这一习俗一直流传，唐代的“露施帐”，就是北朝青庐的遗风：
又今士大夫家昏礼露施帐，谓之入帐，新妇乘鞍，悉北朝余风也。
露施帐后来被叫做“百子帐”，取多子多福的吉祥寓意：
程泰之《演繁露》云：“唐人婚礼多用百子帐，特贵起名与婚宜。”（袁、袁颐《枫窗小牍・卷下》）
2.催新妇
迎妇，夫家领百余人或十数人，随其奢俭挟车，俱呼“新妇子催出怼保至新妇登车乃止。
夫家在迎娶时持续呼喊“新娘子，快出来”，带来了欢乐的气氛。新娘在屋内听喊叫声，直至满意后才会出来。
……其声不绝，登车乃止，今之催妆是也。
北朝的催新妇到了唐朝演化为“催妆”的习俗，迎亲时要行“催妆礼”。女方家门紧闭，男方要通过吟诗催新娘出来，这种习俗体现出唐代诗歌创作的兴盛。
3.打女婿
婿拜阁日，妇家亲宾妇女毕集，各以杖打婿为戏乐，至有大委顿者。
回门那天，女方家人要一起用木杖打女婿，打累了才停止。现今的兰州回族仍保留这种习俗，但并不“真打”，只是象征性地敲打几下。打女婿的习俗，可以为新婚增添欢乐色彩，还可以提醒新郎要疼爱新娘，珍惜两人的婚姻。
（二）唐代婚俗
1.纳彩
婚礼，纳彩有合欢、嘉木、阿胶、九子蒲、朱苇、双石、绵絮、长命缕、干漆九事，皆有词：胶、漆取其固；绵絮取其调柔；蒲、苇为心，可屈可伸也；嘉禾，分福也；双石，义在两固也。
纳彩是在男方请媒人提亲，女方同意议婚后，男方准备好礼物去女方家里求婚。作为结婚“六礼”的第一项，纳彩一直深受重视。“昏礼下达，纳彩用雁”（《仪礼・士婚礼》），纳彩的礼物通常是雁。雁是一种候鸟，行为顺乎气候变化、阴阳往来，象征夫妻关系和谐。并且，雁是一种痴情的动物，象征夫妻恩爱，白头偕老。而到了唐代，纳彩之礼有了很大的变化，不仅数量种类增多，寓意也更加丰富具体，象征夫妻相互磨合、感情牢固持久。
2.亲迎
《礼》，婚礼必用昏，以其阳往而阴来也。今行礼于晓祭，质明行事。
古代婚礼在黄昏举行。到了唐代，婚礼改为早晨迎亲，这种习俗一直保留到今天。
近代婚礼，当迎妇，以粟三升填臼，席一枚以覆井，三斤以塞窗，箭三只置户上。
唐代以前的婚礼有撒谷的习俗，谷豆象征着丰收，预示婚后生活富足。唐代用粟米填臼，是撒谷习俗的演变。臼是捣米用具，臼空，意为无米可吃，生活贫困。因此，迎新妇之前要把臼用米填M，摒除不祥之意。用席覆井、用麻塞窗，皆是将家里可能“入邪”的地方堵住，防止邪气进入。箭在古代被视为辟邪镇祟的法器，能令众鬼畏惧退缩。把箭插在门上，是为了替新娘去除恶鬼。
女将上车，以蔽膝覆面。
新娘蒙面的习俗由来已久。唐代，新娘选用蔽膝覆面。蔽膝是将丝绸面料裁剪成上窄下宽的方形，上面绣上各种图案，系在腹前腰上的装饰品。因垂到膝盖以下，所以称之为“蔽膝”。新娘用蔽膝蒙面，除了遮掩娇羞的神色外，还有阻挡灰尘的作用。
3.拜礼
又妇入门先拜猪枳及灶。
新娘入门要先拜两位神仙：猪栏神和灶神。猪生得肥头大耳，是福气的象征。猪栏神可保佑人们平安无祸，人们杀猪之前都要先祭拜。灶神，又称灶王爷，掌管全家的祸福。每年的腊月二十三，灶神便上天报告人间功过，因此民间每年都要祭灶神，希冀得到“美言”。新娘拜二位神仙，体现了对婚后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时，也象征着新娘作为儿媳，要照顾好全家人的生活起居。
娶妇，夫妇并拜或共结镜纽。
夫妇共结镜纽，是夫妻二人共同给铜镜的镜鼻穿上丝带并打上结，取“永结同心”之意。同时，镜子也是辟邪之物，可以用亮光吓退鬼怪，使家人平安。
4.禁忌
腊月娶妇不见姑。
姑，即婆婆，腊月结婚的新娘不能面见婆婆。按照惯例，在结婚后的第二天，新娘就要拜见公婆，正式成为家庭成员。但在唐朝，腊月娶妻被视为不吉，因此新媳妇的身份不能立刻得到承认。
《酉阳杂俎》中对节日风俗与婚礼习俗的记录，虽然是片段式的，但仍可以为北朝及唐代风俗文化的研究提供借鉴，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
注释：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
同上。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2.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2.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152.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
（唐）段成式撰；曹中孚校点.《酉阳杂俎》[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
同上。
同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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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翻译 文化差异 影响
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的进程中，文化交流日益密切，但不同的国家拥有不同的语言，这就为彼此间文化的交流构成了一定的阻碍，因此为了更好地学习交流各民族特色文化，翻译就成为了必不可少的沟通工具。
翻译，是指在准确通顺的基础上，把一种语言信息转变成另一种语言信息的行为。翻译是将一种相对陌生的表达方式转换成相对熟悉的表达方式的过程。本文主要对浙江地方文化风俗的翻译进行难易分析。
美国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曾指出：“翻译是两种文化之间的交流。对于真正成功的翻译而言，熟悉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因此，翻译不可避免地会受到各种文化差异的影响。
1.社会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浙江地方风俗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形成的特有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有很大的不同，因而翻译就会受到传统习俗文化的影响。
比如“十里红妆”，虽然有很多译文是“The Red Dowry”，但若细想的话，则会发现其不妥之处。汉文化认为红色象征喜庆，结婚时新娘要穿红，所以中国人习惯用“红”表示与结婚有关的东西。但西方人认为白色是纯洁、忠贞的象征，新娘结婚要穿白色婚纱。但若因此将“红妆”翻译成“White Dowry”显然也是不妥的，因为中国人习惯用白色表示“death”，在举行葬礼时才穿白。因此，若将“十里红妆”翻译成“The Red Dowry”，则似乎并不能让西方人体会到其中的真谛。
2.宗教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宗教文化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殊的文化现象，是人类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意识、生活习俗等方面。不同的浸透在各自的语言表达之中，若未能深刻了解东西方宗教文化个性的差异，则会引起错译、误译。
中西方文化中由于长期不同的，决定了两种语言中许多表达方式的差异。英美人有着根深蒂固的基督教传统，而中国人长期信仰佛教、儒家学说，因而在翻译时要顾及各自不同的，特别是有关宗教意义的词语。
如《红楼梦》中的“阿弥陀佛”译成“God bless my soul”，把上帝拿来代替佛教中的无量寿佛，这很可能让西方人以为中国人也信奉上帝。这样的译文大大地减少了中国文化内涵。把“天诛地灭”译成了“stand condemned by God”，这一成语运用“天”、“地”作为最高权力的象征，但它只能适用于深受天道观影响的中国，故不能用反映基督教信仰的“God”取代。
3.地理环境差异对翻译的影响
浙江的地理环境与英语国家上存在着明显差异，而文化离不开一定的自然地理环境。地理环境的差异，使得不同民族在对同一事物的认识上也存在着差异。
比如，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耕牛是勤劳的象征，人们常把那些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人比喻为具有老黄牛精神。鲁迅先生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名句。这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以牛耕为主，耕牛与农民朝夕相处，且勤劳忠厚，自然形成了对牛的热爱和赞誉。与中国不同，英国古代主要靠马耕，牛则很少干活，因此马在英美文化中则是吃苦耐劳的象征。所以汉语说“力大如牛”，英语则说“strong as a horse”。再如“to spring up like mushroom”，汉语翻译过来是“雨后春笋般涌现”。此处英语借用mushroom(蘑菇)，因其生长快，产量高，而且英国不产竹子，所以英国人就不可能以竹笋作形象比喻。相反，中国人一直不断地赞颂竹子，如画家画竹，诗人吟竹，而且竹笋是一种完全具备“比喻新事物大量出现”的植物。因此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英汉采用两种不同的植物进行形象的比喻。
4.文化空缺对翻译的影响
文化空缺是指某些说法（或称之为文化概念）是一国一民族所有，不为其他国家民族所有。比如浙江特色年俗祭灶、分岁酒，端午节挂艾叶、赛龙舟，以及浙江传统戏曲松阳高腔、浦江乱弹等，这都是浙江所特有的文化遗产，不了解浙江文化的西方人是很难理解的。
排除文化上的差异，单从语言上来讲，翻译道路也是崎岖坎坷的。由于受母语的影响，汉语在词的搭配上与英文不同。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保证避免语法错误外，还须时时谨慎，避免出现明显的中式英文。比如“鱼米之乡”，翻译成“aland of milk and honey”，而不是“aland of fish and rice”。再有就是对专用名词的翻译。比如海宁平调、浦江乱弹等。当然，有的专用名词也有现成的翻译，如叫花童鸡，翻译成“yellow mud roasted chicken”。但是，怎样才能确保其翻译的准确性、科学性呢？这就需要查阅文献资料，进行大量的资料比对，结合各自语言的特点，从而确定其最准确、最科学、最具说服力的译文。
除了外界因素给翻译带来的困难外，翻译本身也是一项较为枯燥的运动。但是，翻译能使浙江源远流长的传统文化发扬光大，对译者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动力，因译者是文化传播的使者，本身具有的强烈的文化自豪感，在漫长的翻译过程中，不会因为词汇量大内容又枯燥而中途放弃。再者，译者自身对本土文化有着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在翻译时相对能够做到“信手拈来”，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又一大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