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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A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家庭是孩子最重要的生活和教育场所。家庭教育对幼儿的认知、情感、个性等方面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家长的一言一行都会直接或间接影响孩子。对幼儿家庭教育进行研究，可以更好地促进幼儿身心健康地成长。笔者从中国知网搜索的数据结果显示，国内学者对“幼儿家庭教育存在问题及对策方面”的研究已经很成熟，但很少有学者对“家庭教育和幼儿发展相互影响”方面有深入研究。近几年来，国内对“幼儿家庭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方面的研究学者主要有：郝士艳、徐东、胡丹芝等，他们一致认为，当前幼儿家庭教育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有教育观念落后，教育方式方法不合理，教育内容萎缩，教育环境不合理，家长自身素质不高，并针对这五个方面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解决对策。当前国内学者对幼儿家庭教育方面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当前幼儿家庭教育的研究现状
（1）关于幼儿家庭教育概念界定的相关研究。南京师范大学缪建东认为家庭教育是人类的一种教育实践，是在家庭互动过程中父母对子女的生长与发展所产生的教育影响。这个概念界定方面的代表性的人物是著名家庭教育专家赵忠心。他认为，家庭教育的含义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家庭教育是指家庭中（主要是父母）对幼儿实施的教育和影响；广义的家庭教育是指家庭成员之间相互实施的一种教育……在家庭里，无论是父母对子女还是子女对父母，一切有目的、有意识施加的影响，都是家庭教育。
（2）关于幼儿家庭教育影响因素的相关研究。当前，我国对幼儿家庭教育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有学校因素、家庭因素，但主要还是集中在家庭自身对幼儿教育的影响。幼儿园对家庭教育的指导，直接影响着幼儿的发展。
李泉梅在《影响幼儿家庭教育的因素及策略》中指出：“家庭教育对幼儿的影响因素有主观和客观之分，主观因素有家庭氛围、家长对孩子的期望及评价、家长的行为与教育态度、家长的生活态度及价值观，客观因素有家长的职业特征及文化程度、家庭的结构。”
（3）关于家庭教育与幼儿发展的相关研究。家庭教育对幼儿发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幼儿的个性形成、幼儿的心理健康等方面。
范艳梅《论家庭教育对幼儿个性发展的影响》中论述了家庭环境、家长的教育程度及职业、家长的性格特点对幼儿个性形成的不同影响，提出了有些家庭教育在幼儿个性形成方面走入了误区，并提出了促进幼儿个性形成的具体方法。
2.幼儿家庭教育研究的不足
（1）研究的范围。幼儿家庭教育是家长与幼儿相互影响的教育，而大多学者都集中在父母的言谈举止对幼儿影响的研究，而很少有人研究幼儿的行为对父母的影响。
（2）研究的方法。关于幼儿家庭教育的研究方法多以理论性研究为主，以此来分析幼儿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很少深入幼儿家庭教育的内部，采用实证性的研究方法从实践的角度去探究幼儿家庭教育。
3.幼儿家庭教育研究的展望
（1）研究体现时代性。幼儿家庭教育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不同的家长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就会有不同的教育观念、教育方式方法。父母教育幼儿的观念、方式方法跟着时代的变化也在发生着变化，相关研究只有立足于时代，才能体现其真正的价值，更好地指导实践。
（2）增加幼儿对家庭教育影响的研究。家长教育孩子的过程，也是自身不断感悟和学习的过程，家长的感悟和学习来源于幼儿对家长的影响。父母时时刻刻向孩子学习，才能真正用幼儿的眼光去看待世界，才能更好地了解幼儿，促进亲子关系，促进幼儿更好地成长。
参考文献：
关键词：教育期望；家庭背景；研究进展
中图分类号：G52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5月12日
一、引言
有研究表明，父母对学生的教育期望会对学生自身的教育期望产生影响，进而对其未来学业成绩、教育获得、地位获得和收入水平产生影响。教育期望虽然不是成功的决定因素，但是可以作为一种正向的心理能力，激励青少年更加勇敢的追求学业上的成功。作为影响教育成就进而影响收入分配的重要变量，关注家庭对子女教育期望的变化及影响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
国外有研究发现，低收入家庭倾向于对子女的教育投资不足，同时对低收入家庭孩子进行教育投资的边际回报高于高收入家庭。目前，OECD国家的政府关注的重点之一就是提升低收入家庭对更高级别的教育的渴望，并将之视为一种提升国家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竞争力的手段，中国同样也需要关注这些问题。中国在未来二三十年将面临前所未有的老龄化，逐渐丧失劳动密集型产业在国际竞争中的比较优势，为了从根本上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中国需要完成从人口数量与结构优势向人口质量优势的转变，通过增加人力资本投资，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技术创新能力。然而有研究发现，我国贫穷的农村地区的人口占我国总人口的20%以上，初中阶段的辍学率高达25%，这意味着如果不及时采取措施提高低收入家庭的教育期望，我国未来将有大量劳动力无法满足产业转型升级对工人的要求，同时为我国未来埋下人力资本赤字和收入分配恶化的隐患。对教育期望差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教育不平等，为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降低教育不平等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二、关于家庭教育期望的理论研究
对教育期望的界定有教育抱负和教育期待之分，前者是对具有某种社会属性渴望的一种反思，后者则是人们基于对自身位置和社会运行的理解所设定的更为现实的目标，然而在实际测量中，通常较难对两者进行区分。本文所指的教育期望同时包含了上述两种含义，同时还包含了家庭未来的教育投资需求或预期人力资本投资的含义，即家庭对未来教育投资的计划或者主观选择。根据理性预期学派的观点，人们在进行预期时也会追求最优化，因此本文认为家庭教育期望和实际的教育投资决策具有相似的理论基础。
Becker基于物质资本的投资理论，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模型，他提出人力资本投资的目标是一生收入最大化，而投资的收益、风险和流动性是影响人力资本最优投资量的三大主要因素，其他大部分因素，如家庭收入、年龄、健康、性别、能力等，对人力资本投资决策的影响都可以通过这三个因素进行解释。由此推断，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或许可以通过降低教育投资的流动性约束和失败风险提高家庭的教育期望，而区域经济和教育发展或许可以分别通过提高教育回报率和降低教育投资失败的风险来提高家庭的教育期望。
三、我国家庭教育期望实证研究文献回顾
（一）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影响家庭教育期望的因素可以分为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和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两类。家庭层面的影响因素中关注较多的有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社会经济地位是社会学广泛研究的一个特征，具有多种测量方式，但是大部分都包含了对家庭收入、父母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量化指标的考虑。受数据的限制，大部分研究主要对局部地区或特定群体进行分析，有学者分别对局部地区的弱势群体，如农民、流动儿童和残疾人家庭等进行分析，结果均发现，家庭收入和父母的教育水平分别与家庭教育期望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同时刘保中等使用全国范围的调查样本也得出了相似的结论。陈旭峰使用某市农村学校的数据，王进和汪宁宁使用广州市的数据，通过进一步研究，发现家庭的非经济因素比经济因素对教育期望的影响更大，而宋阳使用南京市中学生的调查数据发现，父母的受教育水平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教育期望，而家庭收入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则不显著。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对家庭层面的其他特征和家庭教育期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李丹使用广西荔浦的调查数据发现，父母的健康状况越好、对陌生人信任度越高和社会公平认同度的认同度越低，则家庭的教育期望越高。王思琦和柴万万通过对作为全国贫困县的河北省西部太行山区的一个县调研发现，农民家庭的教育期望会随着子女年级上升而下降，同时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投资倾向于成绩较好前景明朗的子女及男性后代，教育前景而非经济因素是决定教育选择的最重要因素。与之相似，胡咏梅和杨素红使用西部五省区农村小学的数据发现，学生的学业成绩会显著影响家庭的教育期望。此外，刘保中等使用2010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发现，子女数量越少、孩子性别为男孩、具有城市户籍，以及民族为汉族则家庭的教育期望越高。
（二）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关注较多的是教育回报率，此外少量研究关注了升学率、文化和收入风险。早期的研究中，钟宇平和陆根书使用1998年对中国北京、南京、西安三地14所高校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部分实证结果不支持教育回报上升可以提高家庭教育期望这一观点，并认为这可能和缺乏高等教育成本与收益方面的信息，或不能以经济理性的方式按照成本收益做出决策，或个体承受很大的“按计划地”完成教育的压力等因素有关。后续研究，较少考虑真实的教育回报，大部分考虑的是家庭主观预期的教育回报，但结果基本上都支持教育回报上升可以促进家庭教育期望的观点。陈沁和袁志刚认为土地和高教育都具有“失业保险”的功能因此彼此之间具有替代效应，他们使用1989～2006年“中国家庭健康调查”（CHNS）的数据发现，当教育回报减少时，土地对教育的替代作用增加，即土地拥有量越多，则辍学率越高。廖桂蓉的研究发现，藏区贫困牧民对学校教育往往抱有过高期望，而当现实的教育回报率不能达到他们的期望时，会降低他们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有研究分析了教育收益对高等教育类型选择的影响，许祥云和张凡永使用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家庭高等教育投资行为实证研究”课题组的全国抽样调查数据，发现由于家庭倾向于低估高职教育的收益，同时高估本科教育的收益，使得家庭选择高职的可能性相对较低；与之相似，杨钋和翁秋怡使用2011年度“首都高等教育质量与学生发展状况调查（新生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家庭对高等教育的收入预期越低，越倾向于选择大专而非本科学历，越倾向于选择低选拔性的一般院校而非“985”和“211”高校，他们认为这种选择是为了降低教育成本。此外，廖娟等使用2007年在北京六所高校所做的“研究生教育态度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预期收入对选择研究生教育有显著影响，本科毕业时的收入越高，越愿意直接就业而不是继续读书，预期硕士毕业时收入越高，则越愿意选择继续攻读硕士。
此外，一些学者对其他社会层面的影响因素和家庭教育期望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杨春华使用2000年长春市和乌鲁木齐市的调查数据，研究发现，在任何一个职业层或学历层，期待孩子拥有研究生以上的学历的父母占比，长春市高于乌鲁木齐市，他通过对比《中国城市统计年鉴2000》的数据，认为两地之间，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因素方面相似，而1999年高等教育机构（含中专）的招生数，前者为82.2%远高于后者的37.1%，由此判断，升学率是影响家庭教育期望的重要因素。同时一些学者通过对局部地区的调研发现，农村的教育期望较低，并存在严重的辍学问题，而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1）农村学生在高等教育数量获得和质量获得方面均处于相对劣势；（2）对部分贫困的农村地区而言高等教育的教育费用较高；（3）大学毕业生就业率低，而大部分农村毕业生，从事非正规就业、低职业地位、低收入和边缘行业的概率高，教育投资结果和教育投资期望的偏差越来越大降低了部分家庭对教育投资的热情；（4）农村社会逐渐形成和传播新“读书无用论”的观点。
四、结论
国内现有的关于教育期望的研究较少，主要集中在家庭特征对教育期望的影响，即使涉及区域差异的影响也仅涉及城乡差异，没有对整体各区域间教育期望的差异进行分析，此外只是简单的使用虚拟变量检测了教育期望的城乡差异，没有深入讨论其影响机制。目前，几乎没有学者使用2000年以后的全国范围的数据研究地区间真实的教育回报和教育发展差异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
1978年以后，中国进行了市场化改革和教育体制改革，经历了经济的快速发展和教育的快速扩张。在这个过程中，教育的阶层不平等和区域不平等始终存在，区域间的教育不平等是教育不平等很大的一个构成部分，同时部分欠发达地区面临辍学率较高等问题。对教育期望地区差异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全面的了解教育不平等，为提高我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降低教育不平等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因此区域发展特征对家庭教育期望的影响应成为下一步研究的主要方向。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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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幼儿；家庭教育；中日比较；生态
学前阶段的儿童尚不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需要与父母保持身体和心理上的密切依恋关系，需要父母必要的甚至是全部的帮助。儿童的这种未成熟状态决定了他们必然要接受来自家庭教育的巨大影响。因此，学前儿童家庭教育对儿童以后的发展起着主导性作用。正如原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说过：“儿童教育的最重要的阶段，就是儿童初生几年的最初阶段。正是这个事情，儿童的脑和感觉器官才发展得特别急遽，许多偶然的联想―人的心理基础，特别迅速地形成起来，牢固起来。”[1]国际一些主要媒体和组织近几年来的民意调查，如全球最大的旅游网站Expedia对4 000多名欧美酒店工作人员的调查显示，日本旅客在礼节、举止、整洁、安静等诸多项目中获得第一，并且综合排名位于各国榜首。[2]日本人之所以获得如此好评，其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教育尤其是家庭教育为主要的因素，因为家庭是教育的原点，日本《教育改革国民会议报告》（2000年）指出，“如果教育是一条奔流不息的长河，家庭教育可能就是这条长河第一滴清纯的水”。通过文献分析，归纳了研究者关注幼儿家庭教育中日比较问题的理论框架，梳理多个中日幼儿家庭教育比较的角度，并对下一步如何研究问题进行了初步的反思。
一、多角度比较中日幼儿家庭教育
（一）家庭教育观念的比较
杨丽珠、李灵和田中敏明（1999年）对少子化时代下中、日、韩三国家长的教育观念做了跨文化的比较。首先在儿童发展观上，中日韩家长没有明显的差异，总体上都比较重视教育和培养的作用。其次在对幼儿忧虑的事情上，三国家长都比较关心幼儿体质的发展和性格的培养，中国家长很担心幼儿学习和纪律的问题，韩国家长重视体质和上进心的问题。最后，在幼儿的教育期望和儿童教育策略上，三国家长也有明显差异，中国幼儿家长最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孝敬父母的人，而日本则为有兴趣且快乐生活的人。中国家长在于幼儿交往上感到困难，而日本和韩国更多的是养育方法的困惑。
徐海青，傅毅，周爱琴，刘兴莲（2007年）对中日两国3岁儿童母亲教育观现状做的研究表明中日两国母亲在对子女学历的期待，将来的期待以及对子女职业的期待上差异有非常显著性（P
一见真理子教授在她的一系列国际观察，尤其是对中国学前教育发展的关注和研究中发现：①中国的家长更愿意相信“三岁神话”，对子女的期待和关注度高。②中国的家长在子女的教育中存在性别差异。③在母子一体感上，中国和日本的家长没有显著差异。④对于从0岁开始的教育这个问题，中日家长持不同意见，中国家长觉的无法想象，日本的家长则比较认同。⑤相对于中国家长的明确态度，日本家长在选择上比较模糊，不确定的选择比较多，倾向于选择与政府导向一致的选项。[3]
（二）家长教育期望的比较
桑标（2001年）对家长对幼儿的行为期待做了研究。结果显示：中国的家长对幼儿行为能力期望的高低依次为自我控制、主动积极、合作协调、独立自主；日本母亲则为合作协调、自我控制、主动积极、独立自主。总体上中国母亲对幼儿的期望高于日本母亲，中日两国母亲职业层次和文化程度较高者对孩子行为的期望值普遍高些。
周爱保，陈斌和青柳肇（2007年）分析了幼儿做事能力与家长教育期望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中国与日本之间、日本与韩国之间幼儿做事能力差异显著，而中国与韩国差异不显著；中国家长与日本家长之间、日本家长与韩国家长之间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存在显著差异，而中国家长与韩国家长差异不显著；幼儿的做事能力与家长对幼儿做事能力的期望显著相关，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家庭教育观念是影响幼儿动作发展的重要因素。
内田伸子在她的读写能力的获得与家庭教育的研究中发现，中日幼儿在读写能力的获得与家庭教育的关系上有不同，在日本3-5岁的幼儿中，宽容型家庭教育的幼儿在单词记忆上得分较高，而在中国，3岁的幼儿是宽容型家庭教育的孩子得分高，4-5岁的幼儿是专制型家庭教育的孩子得分高。此外，她还得出结论，经济的差别与幼儿读写能力的获得有显著相关。[4]
（三）家长教育行为的比较
南丁和曹凤仙（2001年）对中日幼儿家长教育行动（行为）做了中日比较。对“和孩子一同玩耍、游戏”、“让孩子帮助做家务”、“适时批评或表扬”等问题的回答率，中日两国大致相同。但是，总是“什么事都替孩子想到做到”的家长，日本仅0.9%，中国为41%，从这个有很大差异的数字是否也可以看出中国家长过度保护的状况。对“教孩子读书写字”这一问题的回答，日本占16.7%，中国占41.8%。日本的家长有些在家里教孩子读书写字（国公立幼儿园几乎是不教的）。但在中国的家庭，不教的仅2%。，日本约一半以上的家长会经常“和孩子聊天”，而中国由于大多数家庭是双职工，与日本相比，家长和孩子谈话聊天的时间就比较少。
田中敏明在他系列的中，日，韩的家庭教育比较研究中，对亲子交流，教育期待，幼儿游戏等方面有了更深刻的发现：①中国的家长对子女的教育期待过高，物质层面的满足多，而日本的家长则要增加与子女的交流时间。②中国的家长应增加子女户外和集体游戏的时间和场地，而日本的家长应与子女共进早餐，增加与子女共处的时间和机会。[5]
（四）父亲参与育儿的比较
金洁和田晓虹（2009年）对父亲在家庭中的教育行为做了比较。在“一起用餐”问题上“有时这样做”的日本有54.5%，中国有31.3%，“经常这样做”的日本有42.9%，中国有61.7%；“一起游戏”问题上“有时这样做”或“经常这样做”的日本有90.2%，中国有94.6%；差异不是很明显。在一些教育行为上，比如“准备或帮助穿衣”“帮助或以前入浴”等问题上，中日父亲还是有显著差异的。中国父亲在“帮助或一起入浴”问题上有81.9%的日本父亲“经常这样做”或“有时这样做”，中国有65.6%的父亲“经常这样做”或“有时这样做”，在“准备或帮助穿衣”问题上日本父亲有72.3%“经常这样做”或“有时这样做”，中国父亲有89.5%。
二、中日幼儿家庭教育比较的启示
布朗芬布伦纳（1979）用生态学的观点来解释儿童的成长环境， 该理论提出的四个系统（微观系统、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宏观系统）中的三个都与父母卷入儿童教育有直接关系，其中的微观系统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基于家庭的父母教育卷入。从目前国内外对中日幼儿家庭教育的研究来看，中日两国家长在与幼儿教育上有很多的不同，差异明显。研究比较集中在家长教育观，教育行为对幼儿的直接影响，也就是微观系统的研究，对中间系统，外层系统和宏观系统的比较研究相对较少，事实上，社会的家庭教育指导系统，社会意识形态等对家长的教育观，教育行为有很大的影响，这也将成为我们今后研究的方向和目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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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教育行为规范》和《家长学校指导意见》等文件，使全国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走向有序发展的新阶段。为了适应家庭教育指导工作蓬勃开展的实践需要，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开始重视对家庭教育指导的研究。本文拟从两个方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后“家庭教育指导”研究进行一些分析。
主要研究内容
1.“家庭教育指导”的概念和基本理论
(1)“家庭教育指导”基本概念和意义的研究
“家庭教育指导”这个概念是逐渐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到的。最初，“家庭教育指导”与“家庭教育”并没有分开，20世纪90年代人们才将“家庭教育指导”与“家庭教育”在学术研究领域区分开来，并对“家庭教育指导”的概念进行界定。“家庭教育指导一般是指：由家庭外的社会组织、机构组织的，以儿童家长为主要对象，以提高家长的教育素质、改善教育行为为直接目标，以促进儿童身心健康成长为目的的一种教育过程。”
为什么要对家庭教育进行指导？研究家庭教育指导的意义是什么？不少学者都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阐述。研究者普遍认为，目前我国家庭教育现状堪忧，存在许多问题。如《浅议家庭教育成功的前提》一文，作者麦青清楚意识到：家庭教育的成效如何，其主要决定因素还是在于家长们自身素质的高低，但对家长来说，很多家长不知如何教育孩子，从社会来说，也缺少为家长提供家庭教育系统知识的体系。李生兰对上海市的家庭教育状况进行调研后，对当前家庭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全面的总结：
“1.幼儿的活动区与家庭的住房条件不相协调。2.幼儿家庭的精神环境与学习化社会的要求不相适应。3.幼儿父亲较高的文化水平与其扮演的角色不相吻合。4.家长对幼儿的职业期望与社会分工的发展不相统一。5.家长的教育方法与平等亲子关系的缔结不相适应。6.幼儿的自我服务与家务劳动的参与不相衔接。”：赵忠心教授指出，进行家庭教育指导是“广大家长强烈要求和全社会极为重视的”。
(2)“家庭教育指导”基本理论的研究
在家庭教育指导基本理论的研究方面，赵忠心、杨宝忠、李洪曾等都做了很多探索，其中，李洪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对家庭教育指导的性质、目的、任务、对象与原则都有细致的论述，并基本上得到学术界的认同。
在对家庭教育指导的基本理论进行研究阐释基础上，李洪曾还对儿童家庭教育指导进行了系统研究，提出了“4421”理论框架。即“四类对象、四个过程、两种环境和社会大背景四类要素构成的一个整体——儿童、儿童的家长、直接指导儿童及其家长的指导者和组织指导者对儿童及其家长进行指导的组织管理者四类对象；儿童的发展、儿童的家庭教育、儿童家庭教育的指导和儿童家庭教育指导工作的组织管理四个过程；影响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的物质条件和心理氛围两种环境因素；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宏观环境因素作为社会大背景对上述两种直接环境、四个过程和四种对象都会产生的制约作用。”
关于家庭教育指导的基本理论，杨宝忠也提出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和看法，使家庭教育指导基本理论的研究更加深入。杨宝忠指出，家庭教育指导属于成人教育，是一种自愿性活动，而家庭教育指导同时又是当前迫切的一个任务，那么，“这种家长自我教育的过程如何实现自愿性与强制性的有机统一？”针对家庭教育指导的任务，杨宝忠指出，家庭教育指导并不单纯包括普及家庭教育知识、更新教子观念、优化家庭教育环境，“家庭教育问题的解决是其应有之义”，而实践证明，家庭教育问题更多带有个性特色，需要个案诊断和治疗。对此，杨宝忠提出了“家庭教育诊断”概念，对家庭教育现实状态进行判断，这对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工作有很大的启发意义，同时，也进一步开拓了理论研究者的思路。
2.家庭教育指导的基本形式
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是学者们比较重视和研究最多的一个问题。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对家庭教育指导形式进行了研究。
华东师范大学李生兰从历史的角度，对家庭教育指导形式进行了研究。她考察了上海市建国以来幼儿家教指导形式的演变，阐述了不同时期学前教育机构家庭教育的指导形式及成因，并从历史的角度展望了学前教育机构家庭教育指导形式的未来走向：“1.与知识经济的时代相适应；2.与世界学前教育的发展相适应；3.与学前教育的一体化相适应。”
李生兰还从比较研究的角度出发，分别介绍比较了美洲、欧洲、亚洲各不同国家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和情况，介绍了国外对家庭教育指导的研究状况，对我国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和理论研究都有很好的启迪和借鉴作用。
不少学者从现状出发，对当前所采用的家庭教育指导形式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例如，赵忠心在《家庭教育学》中、杨宝忠在《大教育视野中的家庭教育》中，都对指导家庭教育的一般途径和方式进行了论述。总的来说，家庭教育指导主要有六种基本形式：1.家庭访问；2.家长会议：3，家庭教育咨询；4.家长委员会；5.家长学校；6.利用大众传播媒介。
还有学者从分类学角度对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进行了更为详细的研究。李洪曾将家庭教育指导的常用形式分为“个别指导、集体指导活动和介绍、推荐、提供文字音像资料三类”。上海市家庭教育心理专业委员会特级教师李朝英分别对家庭教育的个别指导形式和集体指导形式进行了论述。
家庭教育指导的对象是家长。关颖在其论著《社会学视野中的家庭教育》中，从家长的角度对家庭教育指导形式进行了研究，指出，对家长来说，“首先，多出书、出好书是指导家庭教育最有效的途径；其次，家长学校有待于改进方式、提高质量；第三，广插电视对家长教育的指导作用不容忽视。”通过大量的调研，关颖还发现，喜欢“专家咨询”的家长甚少，所以，在家庭教育指导中，如何发挥专家的优势，使理论研究更好地与实际相结合，也是当前研究者需要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随着现代化发展，也有研究者探索家庭教育指导形式的现代化。龚卫玲在其文章中提到，“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挑战传统的指导形式”，对幼儿家庭教育指导形式进行新的尝试：“公布幼儿园网址，吸引家长浏览；增设触摸式电脑，有效发挥咨询功能；利用电子信箱，进行双向交流沟通。”这些不同于传统家教指导形式的现代家教指导形式扩展了家教实践工作者和理论工作者的思路，也提出了更新的研究内容。
3.家庭教育指导模式的研究
与形式不同，模式一词在英语中为“MODEL”，一般指可以作为范本、模本、变本的式样。《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将“模式”解释为：
“某种事物的标准形式或使人可以照着做的标准样式。”目前国内对家庭教育指导模式的研究还不是很多，但已经有学者注意到了这一重要问题，并开始进行研究。
李洪曾对家庭教育指导模式从理论层面进行了一些探索。首先在概念上进行了准确的定义：“家庭教育指导模式是指，在一定的家庭教育指导理论指导下，适合一定的指导单位和一定的指导对象的，对家长和儿童带来一定效果的，在指导的组织、对象、内容、形式及其有关要素上相对稳定的范型。”在层次上，将家庭教育指导模式划分为四个层面：家庭教育指导的组织管理层面的指导模式、家庭教育指导对象层面的指导模式、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层面的指导模式和家庭教育指导形式层面的指导模式。在模式构成要素上，针对指导模式的不同层面分析了其必须具备的要素和要求。在内容上，分析了一个成熟的指导模式所必须具备的三项内容：模式的适用条件、模式的基本内容、模式的目标效果。
一些研究者针对某一具体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进行了总结和分析。上海普陀区妇联张红妹等人撰写的论文《街道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组织管理模式探索》，分析了上海普陀区长风街道的“社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的组织管理模式”的具体内容和主要特点。范小玲的《亲子活动中父母教育行为的三种指导模式》，针对亲子活动中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进行了实践探索与总结。杨卫的《发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的初步研究》针对传统家庭教育指导模式的弊端，对发展的家庭教育指导模式的内涵和作用进行了探索。
还有一些学者，针对当前家教指导模式中的一些不足和不断变化的社会需求，提出各种新型家教指导模式，并对其进行实践分析和理论探讨。
李惠澄等人针对当前家长素质的变化和需求的提高，提出了新型的“家教辨析指导模式”，并进行了实践和理论上的探索和思考。所谓“辨析模式”，是指在家教指导工作中，指导人员创设一定的情境和机会，鼓励家长对一些有争议的价值现、教养态度、方法发表自己的看法，引导家长在交流过程中思考，在比较和衡量的基础上做出选择，并实践自己选择的一种家教指导模式。
缪仁贤、范建华等人根据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社区文化特点，对农村社区幼儿家庭教育指导模式进行了研究。在分析农村幼儿家长特点的基础上，他们为农村家庭教育指导构建了四种模式：1.认知模式；2.行为模式；3.情感模式：4.综合分类指导模式。并对这四种模式的具体操作方法及程序进行了详细的分类、描述和分析，为我国农村家庭教育指导的开展提供了详尽的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同时，也为农村家庭教育指导研究的进一步深入奠定了基础。
仇佩英、汪筱华则针对当前幼儿家庭教育薄弱、唯智化现象严重的现状，提出了“家庭情感教育指导模式”，即“以家庭情感教育为主要内容的多向沟通、双向指导的家教模式”。这一模式将“情感教育”放在首位，以培养幼儿自信、合群、求知等情感因素，使幼儿身体、行为、习惯、性格等和谐发展为主要目标，在家长指导方面，以培养家长的情感教育能力为主要内容。在当前社会急功近利的浮躁气氛中，在很多家长望子成龙的急躁心态中，“家庭情感教育模式”的提出无论是对家长、还是家庭教育指导的实践者和理论者，都是很好的启发。
4.家庭教育指导内容的研究
理论层面，关于家庭教育指导内容的选择，我国幼教学者方明和黄人颂都有比较一致的论述，《上诲市中小学、幼儿园家庭教育指导大纲》中也对家庭教育指导的主要内容进行了明确规定，包括宣传现代教育观、家庭观、儿童观；介绍家庭教育的特点和规律等内容。在此基础上，李洪曾将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分为三大类：“与家庭教育有关的知识，相关年龄段幼儿家庭教育中容易发生的问题与一般处理方法，个别儿童家庭教育的特殊问题与处理。”同时指出，家庭教育指导内容既要有时代性、针对性。还要分阶段根据不同年龄段儿童家庭教育的特点和容易发生的问题，确定重点指导的内容，他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特点，对不同年龄段儿童家长的具体指导内容进行了详细的分类和论述，分别阐述了“对新婚夫妇、对孕妇及其丈夫、对0~1岁半婴幼儿家长、对1岁半-3岁婴幼儿家长、对3~6岁幼儿家长”的不同指导内容。李洪曾在家庭教育指导内容理论层面的分析和论述，促进了家庭教育指导理论体系的进一步完善，也为研究者们对家庭教育指导内容实践层面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理论框架和理论依据。
实践层面，不少学者通过对特定儿童群体的实验调研，分析探讨了不同年龄段、不同生活地区儿童在家庭教育指导内容方面的特点和需求。如曹葆红《嘉定区婴幼儿家庭教养指导需求及影响因素的报告》一文，通过对上海市嘉定区全部常住户口0-3岁婴幼儿家庭的抽选调查研究，分析了嘉定区这一特定地区0-3岁年龄段婴幼儿家庭教育指导内容的需求；舒洪衡的《关于对0-6岁幼儿家长进行指导的内容》一文，分别针对0~1岁、1~3岁、3~6岁三个年龄段孩子的家长提出了不同的家庭教育指导内容；潘玲珠等人的论文《O-3岁乳婴儿家庭教养指导的研究》，则是通过对4000多位0~3岁乳婴儿家长的调研，分析总结了0-3岁这一年龄段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的具体内容。还有一些研究者对农村幼儿家庭教育指导内容进行了实验研究，如钱琴、王晓梅《农村幼儿在家饮食状况及家庭教育指导研究报告》，透过幼儿饮食这一独特视角，分析了农村幼儿家庭教育指导内容的特点。
对家庭教育指导内容的研究，不管从理论层面，还是从实践层面，大部分学者都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帮助家长分析孩子的问题，针对孩子的年龄和特点分析探讨家庭教育指导的内容。针对这种现状，关颖在自己的著作中提出了不同的看法。她认为，家庭教育指导应从家长的角度出发，将重点放在家长自身素质的提高上，家庭教育指导内容也应从三个方面入手：一是帮助家长进行角色定位，提高认识自身角色的能力；二是帮助家长转变教育观念，掌握教育规律：三是培养家长的教育兴趣。当前国内幼儿家长的身份和素质是各种各样的，家长的文化层次也有很大不同，由此而产生的幼儿家庭教育指导的特点和需求也是各不相同的，关颖敏锐地觉察到了这一点，但从实践出发，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的文章目前还没有。所以，从家长的角度出发，分析不同层次家长家庭教育指导内容以及形式的不同特点和需求是学术界面临的一个新课题。
家庭教育指导研究现状的评价
理论研究方面。到目前为止，家庭教育指导研究在理论上已经形成了一定的框架，但比较单一。近年来，不少学者都对家庭教育指导理论研究进行了探索，但在家庭教育指导理论上，主要是李洪曾教授搭建的教育学理论框架，虽然杨宝忠和关颖都从社会学角度对此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专著，但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来说，家庭教育指导的理论架构还远未形成，还需要更多地研究者通过实践，从理论高度进行分析和研究。
实践研究方面。当前大部分家庭教育指导研究多从孩子角度入手，根据孩子的需要来研究分析家庭教育指导的形式和主要内容，还有一些文章，从地域特点来研究不同地区家庭教育指导的特点，如有些文章专门研究某一地区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的需要和特点，也有一些文章专门研究农村家庭教育指导的一些问题。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真正从家长角度来研究家庭教育指导的文章，特别是对在家庭教养方式和家庭文化等层面已形成稳定特点的某一特定家长群体——如知识分子群体——的家庭教育指导理论与实践，还缺乏足够的研究与探索。
关键词：家庭教育；青少年；心理健康；综述
家庭作为青少年生活的载体，在个体的一生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著名心理专家郝滨老师曾说过：“家庭教育是人生整个教育的基础和起点。”家庭教育是对人的一生影响最深的一种教育，它直接影响着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以及今后一生的发展。
一、我国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影响的研究现状
自20 世纪20 年代开始，西方释梦、自由联想技术等心理健康研究成果就被介绍到中国。一些使用行为疗法原理分析心理障碍的研究也开始出现，心理学家丁瓒还在多地建立了心理诊所。随后由于多种原因，心理健康研究在我国一度中断，直到80 年代，这方面的研究才重新开始。而我国的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研究也始于这段时期。通过对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所有的核心期刊数据以“青少年心理健康”为关键词，进行精确匹配检索发现， 最早的研究成果发表于1983年，2000年以前的文献仅有68 篇， 2000-2010 年发表的文献有1214篇，2011-2016年4月有805 篇文献。可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思想的进一步解放，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开始受到重视并得以发展。
1.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之理论基础研究
（1）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基于教育学视角。学者们多是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中的各种问题出发，分析了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因素，如家庭教养方式、亲子关系等。余毅震等通过对调查测量结果的分析，指出父母教育方式与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密切相关。何晓燕等提出不良的亲子关系，尤其是频繁的亲子冲突不会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幸福感，甚至出现行为。谭亚菲则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认为父母干预子女行为的方式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呈正相关。
（2）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基于心理学视角。就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的心理学基础而言，学者们大多做了许多微观的研究。张璐等从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亲社会行为影响的角度，指出父母应使用积极的教养方式， 给予子女更多的情感温暖理解， 使孩子更好地发展亲社会行为。
纵观已有的理论基础研究，多是基于教育学与心理学层面，其他相关理论基础缺乏。因此，研究者要以更加开阔的视野，从其他相关学科中汲取养分，促进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理论研究的深入，为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提供坚实可靠的理论依据。
2.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的实施策略研究
（1）父母是改变的主体。父母是家庭教育的主体，其教育方式是家庭教育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父母既要充分认识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性，更要转变教育观念；不仅要建立融洽和谐的亲子关系，还要改变不良教养方式，并以身作则。
（2）学校与社会教育所做的尝试。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单靠家长在家庭教育中的付出，不如联合学校与社会一起来影响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发展效果来得快。很多学者提出要尝试课程改革，如运用阅读疗法、绘画疗法、写作疗法等解决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
二、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反思
1.理论概括不足
总体来讲，经验介绍居多，理论探讨较少。已有的研究多停留在教育学层面上，多是“浅谈”“浅析”。引进的研究多，自己的研究少；呼吁性的多，研究性的少。
2.忽视家庭教育对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影响存在个体差异性
单亲家庭与双亲家庭、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留守儿童与非留守儿童、父母抚养家庭子女与祖辈抚养家庭子女的心理健康在表现形式、形成机制和影响因素上存在差异，这些差异对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研究具有其独特价值。
3.轻视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机制研究
青少年心理健康是一项系统工程，构筑完善的家庭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则是其中的基础工程。家长的个人素养参差不齐，需要专业的心理健康工作者进行有效引导，开展科学、行之有效的家庭教育。
参考文献：
关键词： 英语基础教育 家庭因素 家庭教养方式
一、引言
社会生活的信息化和经济的全球化，使英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如今，在我国大部分城市，从幼儿园到小学、中学、大学都开设有各种形式的英语课程，同时各种英语培训机构也应运而生。《国家英语课程标准（2003）》指出，基础教育阶段英语课程的总体目标是培养学生的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综合语言运用能力的形成建立在学生语言技能、语言知识、情感态度、学习策略和文化意识等素养整体发展的基础上。每个人从一出生开始，就生活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里，家庭环境是学生获得知识的最重要的因素。
二、影响英语基础教育的家庭因素
有关家庭教育对于孩子学习和成长的影响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874年英国学者对于父母职业对于孩子的影响。之后德国和其他很多国家的社会学家和语言学家对家庭因素和外语学习的关系进行过很多调查研究。在国内，沈菊仙等（2002）研究了家庭心理环境对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李燕芳（2004）对汉语儿童早期英语读写能力的发展特点及其与家庭英语读写环境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张晓晴（2006）研究了家庭因素对小学生英语学习习惯的影响，石涛阳（2006）研究了家庭背景对上海市基础英语教育的影响，王文辉（2007）针对中国文化环境下中学生英语学习成绩与家庭背景的相关性进行实证研究，牛建辉（2008）通过问卷和访谈等对家庭背景对初中学生英语学习影响作出研究，梁军（2008）研究了家庭、学校、学生综合因素与义务教育阶段英语学习效果关系，朱俐（2010）研究了儿童二语习得与家庭语言环境的关系。
研究国内外英语教育与家庭影响的相关文献，可以发现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迄今为止，主要是从三个方向谈论的：第一是相对性研究，即以英语教育为基点，探讨家庭因素及其他方面因素对于英语教育的各方面的影响（如环境因素对儿童英语学习的影响）；第二是以影响英语教育和学习的因素为基点，讨论影响英语教育和学习的包括家庭因素在内各方面的因素（如影响英语学习的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分析）；第三是相关性研究，即围绕家庭因素与英语教育的关系展开（如家庭，学校和学生综合因素与基础英语教育效果的关系），并提出具体的解决策略。不管哪种探讨方式，归根结底都是以学生为中心，都是为了更好地促进英语教育和家庭教育、更有效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个人成长。本文综合梳理了近十年来国内英语教育与家庭影响的相关文献，从家庭经济条件、家庭文化环境、家庭教育理念等方面对影响英语基础教育的各种家庭因素进行分类说明。
1.家庭经济条件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映并反作用于经济基础。从中国近现展的过程可以看出，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快速的时候，英语学习的兴趣和力度也在迅速提升。经济的发展会为英语学习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和经济支持。
较好的家庭经济状况意味着他们有较高的经济支付能力，能够为其子女的教育投入更多的资金，从而能够为其子女提供充足和必备的学习资源，为他们提供课后练习英语的机会和学习英语所需的硬件设施。国内外对家庭经济状况与在校生学习成绩和个性发展的关系的研究一直都比较重视。牛建辉（2008）［1］在家庭背景对初中生英语学习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收入越低，对子女的教育投入也越低；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对子女教育的投资也相对提高。从家庭经济收入条件看，家庭经济状况稍好的家庭（月收入3000元以上）会参加其他一些有偿教育，如英语训练营、出国学习团等。月收入1500元以下的家庭在各项有偿教育参加人数上稍少于其他家庭。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学生英语学习的途径。
物质是基础。稳定有力的家庭经济状况是保障孩子的物质需要、学习环境、健康条件等方面的基础条件，客观上为孩子的个人成长和持续学习提供源源不断的物质保证。同时，优越的家庭背景能为学生的英语学习提供各种形式的学习机会和资金支持，从而极大地提高学生学习英语的信心和兴趣。
2.家庭文化环境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是最富有感彩的社会初级群体，家庭制度也是一种社会制度，家庭是人与社会关系的桥梁。家庭制度既是人类文化的积淀，又反映社会文化。李培林在其《中国社会分层》一书中，把家庭文化背景主要分为：（1）家庭外部的社会环境，包括有形的社区和无形的人际关系；（2）家庭内部的文化环境，主要指家庭中父母所创造的文化环境。文化环境包括家庭文化活动，父母的关注和父母的语言基础。［2］家庭文化活动指读书看报、听音乐会、参观博物馆等文化活动，孩子跟着这样的父母，从小潜移默化，其学习能力自然会受到一定影响。许多研究显示，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是关注子女的学业，期望较高，鞭策也较为殷切。而在影响个人教育程度的各种因素中，父母的鼓励所发挥的作用较大。不同阶层的父母在日常用语表达中，其语法和表达的复杂程度也不一样。教育程度越高的父母越用较复杂的表达方式对子女说话，这自然也会影响到子女的学习能力。
牛建辉（2008）将家庭文化分为家庭文化资源、家庭文化活动。家庭文化资源就是指书籍、文具和电脑等读写工具。家庭文化活动包括孩子和家庭主要成员一起进行的读写活动，包含了他们所有的家庭读写经验。家庭文化资源通过家庭文化活动作用于学生，并发挥其积极效用。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影响家庭文化，影响父母对学生英语学习的态度和帮助，主要表现在能够对孩子的英语学习进行指导。Burstall 1975年对英国一所小学学生的法语学习进行问卷调查发现：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在法语听、读、写方面，平均分高的学生父母一般职业社会地位都高，平均分低的学生父母职业社会地位相应的低。王文辉（2007）［3］运用问卷调查和实地采访方式，借助SPSS软件，针对中国文化环境下中学生英语学习成绩与家庭背景的相关性进行研究。研究发现：父母的学历和英语水平与中学生英语学习有紧密关系。总体来说，父亲的学历和文化程度越高，孩子的英语听、读、写成绩越高；父亲的学历和文化水平越低，孩子的英语、听、读、写成绩就低。一般孩子英语程度好的，父亲受教育程度也高。父亲的英语水平对孩子的英语学习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不能决定孩子的英语成就。父母的英语水平大多数情况下都不能满足指导孩子学习英语的需要。同时，研究表明，父母对于英语知识的兴趣越高，孩子的英语成绩越好。
可见，创造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是改善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举措。良好的外部家庭环境如优良的社区环境和家庭与社会其他人的和谐关系，积极的家庭文化活动和对孩子的合适的教养方式会对孩子的英语学习效率和效果产生积极的影响。
3.家庭教育理念
按照现代观念，家庭教育包括：生活中家庭成员（包括父母和子女等）之间相互的影响和教育；聘请专门从事家庭教育的教师对子女进行教育。家庭教育既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又是学校教育的补充和延伸。父母的英语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父母的教育指导作用都对孩子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家庭成员对学习英语的重视程度，父母对孩子英语学习的关心重视、父母对于高水平英语学习成果的态度、父母对孩子英语学习成果的期望、都对学习者的英语学习成果产生影响。李丹（2006）［4］采用定性研究和定量研究相结合的方法，采用问卷法、观察法和关联研究法，对某所小学五年级两个班随机抽取的60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家长非民主教养态度，工具型教育价值取向和儿童消极的单独文化活动更容易导致儿童外在学习动机的形成。创造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是改善学生学习动机的重要举措，而父母有意识地引导他们树立社会责任感和价值观，同时加强培养其自我实现意识和健康的内在素质又是创造良好的家庭文化环境突破口。牛建辉（2008）通过调查研究和数据分析发现，对英语不感兴趣、那些从不关心英语的家长，他们对孩子的英语活动从来不参加到经常参加所占百分比呈降序排列；而非常关心英语对英语很感兴趣的家长对孩子的英语学习活动从来不参加到经常参加所占百分比呈升序排列。
由此可见，家长的英语教育思想和教育方式、家长的导向作用，以及对英语的态度影响了孩子的人生价值取向、学习态度和学习策略。积极营造家庭教育氛围，可激发孩子学习英语的兴趣，培养自主学习的习惯。所有家庭成员积极参与的合作学习模式对英语家庭教育的成功起着重要的作用。
4.其他相关家庭因素
家庭心理环境也叫家庭心理氛围，它是指在一定的家庭物质环境和文化环境下，家庭成员在家庭生活中逐渐形成的感受、情绪和态度等心理状态的总和。它由家庭的人际关系所决定，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据相关问卷调查和访谈表明，一部分小学生因为家庭心理环境的影响，受父母的重视程度、态度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学习英语的热情降低。相对城镇学生而言，农村学习英语的环境较差，特别是对于家长的文化水平及所处的环境而言，家长观念较为陈旧，跟不上形势的发展，致使农村学生在英语学习方面受诸多心理因素的影响，如对英语产生恐惧心理，英语学习兴趣降低，缺乏学习英语的进取心，等等。
还有家庭英语语言环境，家庭的地理位置，孩子数量，出生次第，日常生活的规律，父母的最高学历，父母有无学习英语的经历，父母的长期职业，父母对西方文化的兴趣等都对孩子的英语学习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
影响英语基础教育的家庭因素有多个方面，其中经济因素和文化因素起着主要作用。但同时，付美榕（2007）研究发现，优越的家庭条件不在于财富带来的奢华与富足，而是事业稳定、知书达理的父母营造的良好氛围。［5］几方面在影响英语基础教育的同时，又相互影响。孩子的个人成就更多取决于家庭的文化环境而非物质环境。社会教育界要从几个方面采取系统措施以提升促进孩子的学业成就和个人发展。
三、影响英语基础教育的家庭因素研究现状及其不足的建议
尽管英语学习在某种程度上是个人活动，孩子们是主动的学习者，但其学习必须得到周围人的引导；父母、教师和生活中的其他关键人物通过提供中介学习经历对孩子们的学习产生了重要影响。对于家庭因素影响的实证研究方面，国外实证研究和理论分析有较长的历史和丰富的调查数据分析，同时很多研究主要集中在研究家庭经济和社会阶层与孩子语言学习的关系方面，但多数欧美国家都是基于同一印欧语系内的研究。由于受社会文化和生态环境的影响，不同民族、国家、地区的家庭形态又有不同的特点，呈现出差异性。具体到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有必要因地因时进行具体实际的研究。
当前国内外关于儿童二语习得的研究焦点集中在课堂教学研究，并且该领域有关的社会文化研究只局限于儿童双语研究领域。很少有人关注家长对学生的影响，对于家长的教育观念、社会和个人在知识构建中的相互依赖关系研究相对薄弱。同时，尽管家庭教育长久以来一直是社会关注的热点，但现有国内研究很多是谈家庭因素对于孩子学习的影响，具体到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二语习得的研究还较少，很多看法也不成熟。对于影响英语基础教育的家庭因素的分析还不够细致深入，有关家庭因素影响英语基础教育的理论分析还不够坚实。
家庭因素对孩子的英语教育有重要影响，他们能够直接影响孩子对英语学习的兴趣，从而影响孩子英语学习的内在驱动力。希望此篇综述能够引起社会各界对于影响英语基础教育的家庭因素引起重视，更希望理论研究和英语教育实践能够有机结合，使对于家庭因素和英语学习相关方面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和孩子的个人成长，使家庭为孩子学习和成长提供更为有利的外部条件和内在动力，促进个人、家庭、社会的全面和谐发展。
参考文献：
［1］牛建辉.对家庭背景对初中学生英语学习影响［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08.
［2］李培林等.中国社会分层［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393-424.
［3］王文辉.针对中国文化环境下中学生英语学习成绩与家庭背景的相关性［D］.济南：山东师范大学，2007.
［4］李丹.性别、家庭收入和家庭教养方式对小学生英语学习的影响［D］.沈阳：沈阳师范大学，2006.
一、国外研究
国外对教育救助制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教育的反贫困作用、维护教育公平、教育的人力资本投资功能和教育救助政策内容与制度措施方面。在强调反贫困的重要意义上，联合国2003年在《千年发展公约》中指出，发展中国家要摆脱贫困，采取的重要政策就是要投资于健康和教育，这些投入不是有碍而是有助于经济增长，经济增长又反过来有助于人类发展。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以自由看待发展》一书中指出，通过对社会与经济地位都处于弱势群体的学生提供教育机会，既可以让其增加知识，也可以增加其向更上一阶层流动的机会，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提升他们的社会地位。（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2002）
许多学者还认为，贫困救助制度和政策对于维护维护教育公平具有重要的作用。现代教育公平理论中，美国科尔曼和瑞典胡森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科尔曼认为，“教育机会均等”概念经历了这样的演变过程：由没有均等目标到创办面向全国适龄学生的义务教育，到为所有儿童提供同样的教育机会，最后发展到追求教育结果的均等。（科尔蔓(James．Coleman)．《教育机会均等的观念》，2000）美国伦理学家罗尔斯也从社会正义论的立场出发，认为“教育机会均等是做不到的，我们只能向结果均等的目标努力。”为了平等的对待所有人，提高真正的平等的机会，社会必须更多的注意到那些天赋较低和出身不高的社会人群，要向平等的方向补偿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倾斜。学者李永生和高洪源认为美国解决弱势群体的教育问题是一项寻求推进社会公平的国家政策设计，并对美国长时期的国家政策实践体现的对弱势群体的教育公平的追求的脉络进行了梳理：:1.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机会均等的追求；2.对弱势群体享有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公平追求；3.对弱势群体的教育效果平等的追求以及由此而行成的对弱势群体的教育进行补偿。（李永生、高洪源，《基础教育参考》，2007年3月）
还有学者从人力资本的角度去分析教育救助行为，认为教育救助作为一项社会投资，可以通过对受助者知识能力的训练，帮助贫困家庭子女提高生活技能，进而提升整个社会的人力资本水平。
在提出相关措施，改进教育救助水平方面，国外学者米奇利(Midegley・J，1995)提出了社会发展的观点，社会发展的观点用于协助弱势群体及其子女的教育是非常有积极意义的，他认为社会救助的方式应更强调整体性与动态的过程；社会救助的策略应更注重那些被救助对象的参与，并重视他们的潜能发展；社会救助的策略将趋于多元化。（孙莹.贫困的传递与遏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21―22.）
在介绍国外教育救助制度方面，国内学者冯英、聂文倩编著的《外国的社会救助》一书概要性的介绍了英国、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社会救助制度，涉及教育专项救助的部分进行了简要罗列；姚建平在其著作《中美社会救助制度比较》中通过比较研究的方法，较为详细地介绍了美国教育救助的内容、特点和影响；王英杰在《亚洲发展中国家的义务教育》一书中介绍了日本和泰国在教育救助方面的援助方式，以及落实教育机会均等政策的具体做法。
二、国内研究
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随着城市贫困问题的突出，完善社会救助制度成为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研究角度来看，社会救助制度分为住房救助、医疗救助以及教育救助，学术界关于教育救助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实证研究为主，根据城市贫困家庭子女教育存在的问题与需求提出政策建议。孙莹，周晓春在其著作《我国城市贫困家庭子女的教育救助问题研究》[1]一文中采用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得出贫困家庭子女受教育状况明显比普通家庭差的结果，提出在观念上建立人力资本和社会投资的理念，在行动上策划和发展有效的职业训练方案；陈静在《浅析城市贫困家庭的子女教育问题》[2]一文中通过对贫困子女教育现状分析，提出资源配置及政策制定上的相关建议等；湖南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对该省10个市和6个县的265户城乡贫困家庭的教育负担情况进行调查，得出贫困家庭急需教育援助的结论。[3]尹海洁等在对哈尔滨市256户贫困家庭的调查发现，子女的教育费是城市贫困家庭最主要的经济负担。[4]龚立新对江西省南昌市的部分低保家庭经济状况进行调查分析，被调查的家庭中很少有独立承担子女教育费用的，总体上看南昌市低保户家庭在子女教育费用的支付方面，主要依靠学校减免。[5]山东省教育厅调查组的针对山东省的城市低保家庭子女上学难情况的调研报告指出，虽然城市困难包括低保家庭的教育救助，越来越得到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的重视，但是教育救助仍然存在不少问题，其中主要在于救助政策比较笼统，缺乏具体实施措施和规范化管理。[6]
第二，运用社会支持网络理论解读贫困家庭子女教育情况。张长伟在《高校贫困生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中以贫困家庭子女的高校贫困生部分为特定研究对象，对贫困生的正式社会支持网络状况进行了分析和评估。韩芳、陈洪磊合著的《北京城市贫困家庭生活状况及社会支持网络研究》在教育方面做了贫困家庭需求现状分析，提出一系列社会支持对策及建议。
第三，分析教育对于反贫困的作用，从教育救助的实际意义出发，提出相应措施或政策。关信平提出城市教育扶贫是加强和扩大反贫困行动的主要措施。[7]杨立雄指出，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存在强调生存、忽视发展的问题，建议实施发展性救助。[8]有学者认为制度优化是提高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效果的途径，其中包括设立针对某些贫困家庭特殊需要的附加保障如教育救助。[9]李迎生在研究救助内容的更新上提出拓宽开发性扶贫的思路，将教育（文化）救助提到更加突出的位置。[10]洪大用在谈到完善社会救助的重点时指出，要使社会救助更有针对性，即适当区分基本生活救助和其他专项救助，需要基本生活救助的人群不一定全部需要专项救助，应当将教育等专项救助的范围扩大，把那些收入稍微高于贫困线的人也纳入专项救助的范围，以促进救助资源的效用最大化。[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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