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09 15:35:28
序论：在您撰写社会治理新模式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打击虚假宣传 需社会共治
互联网电商市场交易基数巨大，参与商家众多，复杂的网络环境给监管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与假冒伪劣产品相比，虚假、违规宣传更加隐蔽，界定更难，欺骗性和危害性同样严重。《新广告法》的颁布，正是为了对虚假宣传问题进行更清晰地界定与监管。但电商平台的宣传内容是海量的，靠传统监管模式只会陷于疲于应付的局面，必须寻找创新与突破。
据（100EC.CN）获悉，电商企业拥有云计算、大数据等互联网技术，能够通过技术手段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追踪、挖掘、锁定。但由于企业没有执法权，往往对于违法者难以形成根本威慑。工商监管部门有遍布全国的监管体系，有执法能力。但以前的监管模式更适应线下市场的管理，而尚不适应网络平台的监管。实际上，监管部门与电商企业进行政企配合、实现社会共治，不仅是非常必要的，而且是切实可行的。
在治理电商平台上商家违规行为的过程中，单纯对电商企业进行追责也是不够的。因为前面所述的原因，电商企业能够对违规商家的信息进行快速梳理，但由于缺乏执法能力，容易导致违规商家逍遥法外。只有找到打通电商平台与商家，跨越线上线下、地域界限的治理方式，才能真正解决电商平台违规问题。
政企配合 打造线上线下治理新模式
为了更有效治理第三方商家虚假、违规宣传问题，切实保护消费者利益，北京市工商局与京东商城合作探索，共同完善工作机制，对此类案件依法移交至商家工商注册地执法部门处理，追究商家违法责任，并通过信用惩戒等手段，加大对违法商家的综合治理力度。属地原则的移案处理方案，使得线上的网络空间与线下的工商执法体系无缝对接，能够从根本上堵住网络监管的漏洞。
据了解，此举的创新之处在于，既发挥了京东在数据信息方面的优势，又发挥了工商监管体系属地治理的执行力优势。在此之前，京东商城本着为消费者负责的态度，将第三方商家的违规责任都先承担下来，然后由京东对第三方商家进行追责。由于电商平台在追责权限上的局限性，实际上反面助长了部分第三方商家恶意违规的气焰。而通过移案处理，工商部门根据京东方面提供的丰富信息，可以更有效地对违规商家进行处罚。从这个角度讲，京东电商平台在遏制违规行为中发挥的价值更大了。政企配合的治理模式，是“治标又治本”的手段。
据悉，近日京东重磅推出了治理虚假、违规宣传的六大措施，包括：一、加强对合作伙伴正面宣传与教育，明确传递“京东对虚假、违规宣传也是零容忍”的态度；二、与全部合作伙伴签署《诚信经营承诺书》，明确经营的雷区；三、加大对合作伙伴的法律法规、京东管理制度的培训及考核；四、通过“正阳门”页面审核师系统加强系统监控能力；五、通过技术手段向消费者公示商家违规信息，削减违规商家商业权益；六、加强黑名单制度，加大处罚力度。
关键词 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 大庆经验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识码：A
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要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社会治理机制以及社会治理绩效评估等，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黑龙江大庆市以大庆精神、铁人精神为魂，从2005年大庆市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启动以扁平化管理，综合执法为特征的公安体制改革，2009年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成立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发挥综合组织协调优势，整合20多个党委和政府部门资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台，2012年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先行先试，将市区原有的29个街道和200个社区重新划分为70个新社区。接连几年的大胆尝试，大庆市的创新社会治理模式被总结为“大庆经验”。
1“大庆经验”：社会治理的新探索
“大庆”之名源于石油、取之国庆，闻明于其丰富的能源资源。1959年开发建设，1979年建市，是国家重要的能源基地和工业战线的一面旗帜。
2005年，大庆市开始实施以“1+5”为基本脉络的公安体制改革。“1”即以扁平化和综合执法为特征的改革，包括纵向管理体制和横向机构改革，变市局、分局、派出所管理为市局、分局两层管理，变分局多部门、多警种、多派出所为“三警种、一部门”。“5”即在扁平化基础上推行警务指挥，社区管理、交通管理、消防管理、出入境管理等五项深化改革举措。该项创新警务工作机制，不仅大大提高了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同时也更合理的进行了警队配置。从宏观层面观察大庆市的公安“扁平化”改革，打通了公安内部条线管理，处理好了体制和机制的关系。明确了上下级的职责，做到对口服务，资源集中，一对一责任、提高效率，百姓遇到应急问题时能够及时得到相应的服务。
2009年，大庆市又率先在全国地级市中成立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委员会的成立高度集中了社会资源、集中治理，以“解决问题”为核心思路，整合20多个党委和政府部门资源，搭建了改善民生工作大平台。在这场改制中，百姓的需求、群众的特性、人的价值诉求被提上日程，正确处理了社会与政府的关系问题。在提倡政府工作做减法，社会治理做加法的今天，大庆市政府减少了行政审批，转变政府职能，实现从管制、管理到服务的重大转变；政府瘦了身，从大政府变成小政府，社会做了加法，大力培育社会组织，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作用。继市委社会工作委员会成立，大庆市即建立了民情社情政情收集处置反馈系统和“百湖民声”网络问政机制。在丰富了政治参与渠道的同时优化了群众监督的入口，通过问情于民落实知情权，问需于民落实选举权，问计于民落实参与权，问绩于民落实监督权，大庆市以民为中心的治理模式真正意义上激发了群众主人翁意识，提高了政府解决问题的效率。
2012年，大庆市再次大胆尝试在基层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上先行先试，将原有的29个街道和200个社区重新划分为70个新社区。新社区的合并改革了社区管理体制，使管理层级由市、区、街道、社区四级变为市、区、社区三级。新社区实行“一委一站一会”新模式。“一委”即社区党工委；“一站”即社区工作站，是政府在社区实施服务和管理的基础平台，内设综合管理中心和公共服务中心；“一会”即居民议事会，是新社区议事协商机构。同时，实行“一社多居”，即在一个社区管理服务范围内设置三到四个居委会，居委会不再参与行政管理事务，而是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这次改革再次发挥了公民自治组织的主观能动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社区管理体制存在的管理层级多、办事流程繁琐、社区自治和服务功能不强、居委会行政化倾向严重等问题。
纵观三次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从警务工作机制、民生工作机制到社区工作机制，大庆给我们的是一种范本、一种模式，但更多的是一种启示和印证。
2“大庆经验”：有效社会治理的三个要点
区别于“温州模式”、“深圳模式”的工业化转型道路以及经济服务性的“浦东模式”，“大庆模式”开创了独一无二的资源性城市转型之路。以“浦东模式”作对比，其在改革开放的背景下，准确把握历史机遇、大量吸引高端外资、走开发公司主导下的国家级开发区建设之路。基于现代化的大背景，浦东依托于上海开放城市的环境善于吸收发达国家政府先进管理经验的海派文化、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高端服务业，从源头开展经济建设。但相比较政治地位特殊的大庆市，最初肩负保障国家能源安全重任，陆续又扛起支撑龙江发展。其完全是主动作为，自力更生，以石油为支撑，以内生动力为驱动，追求经济城市“双转型”的道路。因此总结大庆治理模式中的有效经验作为折射镜，亦是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一个良好的参考。
2.1创新社会治理准确定位，做到改体制与建机制同步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是体制改革要解决的根本性问题，体制是一个框架和结构，机制是一种规则和运行，体制问题解决了，机制问题同样要解决好，否则体制就难以发挥作用。大庆市的改革不是小打小闹，是结构性的改革，通过体制再造将人力、物力、财力、权力、注意力下沉到基层。大庆市的扁平化改革符合行政体制改革和社会治理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深入分析、理性定位，切中百姓需要。减少层级，提高效率，零成本零距离的深入基层，将具体的改革落实到社区、公安、公共服务等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对于大庆市而言，在科学的框架设计下良性的运转自己的机制，建立规范化的制度进行结构和资源上的转型，以此来形成系统良好的动力机制、保障机制、激励机制和运转机制。动力机制促进保障机制的完善与健全，保障机制的周密使得激励机制更富实际价值与作用，同时带动运转机制的活力，盘活了整个社会治理的生物链。
2.2创新社会治理提高公民参与度， 建立互信互任关系
公民的政治参与是社会治理创新中的主要环节，是监督政府的审判者与执行者。随着基层民众的民主意识、法治意识、竞争意识和参政意识的不断增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期望越来越高，希望投入到社会治理与基层建设中来。同时，政府在履行职能过程中许多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如形式主义、的问题、行政审批程序烦琐，推诿扯皮，效率低下、办事缺乏透明度、官员腐败等现象也切实得需要基层群众的民主公正的监督。因此政府与百姓之间应当形成良性互动的局面。政府提供增益，提升公民生活品质的同时保障维持的提供，使公民生活品质不降低，公民在享受公共服务的同时履行公民责任，认真务实的投入到政府监督中，起到规范政府行为的作用。
2.3创新社会治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
社会治理的目标是对公众生活的改善，创新社会治理应当尊重公众的主体地位。随着人们的需求结构从最基本的温饱需求向高水平高质量的小康需求转变，公民对于公平、正义、人格、尊严等现代需求、价值观看得越发重要。具体体现在户籍制度、高考改革、住房公积金等具体项目上个人利益的争取上，更体现在公民争取政治参与平等观念的转变，每一个人都积极投身于政府活动的监督与管理中。其次，随着人员流动性的加强，逐步从有组织到组织相对弱化，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转变，因此唯有全面提高社会治理能力，有效管理社会人的同时引导并支持社会人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投身于民间组织的建设中，社会治理才能良性运作。再者，人的思想价值观念变得多元化，趋势更加明显。人们在信仰、道德、伦理方面有着不同的走向，因此加强社会治理能力，不仅仅体现在刚性需求的建设开发中，更应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文化，即时调整传统的社会管理指导理念、体制机制、以及方法手段，强调社会治理的本质与核心当是“以人为本”。
3创新社会治理：由权力管制走向多元治理
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创新是国家现代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战略中的一部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离不开社会参与，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执政者从权利管制走向多元治理。“大庆经验”是成功践行创新社会治理的典范，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治理应当择其益者，明确政府权力边界，正确处理政府与社会的关系，改变执政观念，提供公民更多参与社会治理的权限与渠道，积极培育社会组织的同时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管理中的作用，真正做到在创新治理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1）制度规范问题。创新社会治理，意味着创新社会治理主体、社会治理理念、社会治理方式、社会治理体制等等，这就对公众制度化组织化的参与提出了现代政治意义上的规范，对公众参与的制度和途径提出了期待。我国公众参与社会治理存在很多问题：参与社会治理缺乏足够的法律支持，公众参与的代表遴选不科学，程序不明确等等，在公众参与机制不健全不规范的情况下也就导致了非制度化的参与，诸如集体散步等政治参与行为。因此，在创新社会治理的背景下，应当完善公众参与社会治理的制度规范，做到制度公开，程序透明公正，使公众参与社会治理获得法律的保障。
（2）理念问题。在传统国家，官民关系表现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而在现代国家，官民关系则体现为“委托与的关系”。在治理现代化的科学内涵中，治理不等同于统治。在治理中，每一个人既是被治理者，又是治理参与者。治理的目的不是过去把人给管死，而是通过积极的参与、沟通、协调、鼓励、规范和阅读形成一种遵循正确的价值取向、朝向一定目标的良好的秩序和状态。政府与公众应当是建设性的合作伙伴，共同承担起社会治理的责任。这不仅可以降低政府管理社会的成本，提高管理的效率，更重要的是可以建立公民与政府的相互信任，限制政府公共权力的无限扩张，维护和实现公民的政治权益。
（3）培育与发展的问题。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一定是个社会组织极为发达的社会。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管理亦是一个政府分权社会增权的过程，即政府的权力从社会领域适当退出，留下的空间由社会组织填补。我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里的发达国家，每万人里拥有的社会组织的数量只有3.8个，法国是110个，日本是97个，发展中国家平均10个以上，足见我国的社会力量太弱。现代社会管理既是政府向社会提供公共服务并依法对有关社会事务进行规范和调节的过程，也是社会自我服务并依据法律和道德进行自我规范和调节的过程。党和政府是治理的主体，社会组织和平民百姓同样也是社会治理的主体，平等对待并有效发展才能盘活整个社会的治理能力，真正在创新社会治理中夯实执政基础，提升社会治理实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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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新的理论，治理力图在国家与社会二元对立的图式之外，寻求政府与市场、国家与社会的互动合作，实现对公共事务的多元治理。简言之，治理是对传统政府统治和管理机制的超越，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标的社会合作过程。
治理理论具有两方面的涵义：政治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集体行动的制度安排，通过此制度安排重新分配资源，建构公共责任；管理意义上的“治理”指的是政府组织有效、高效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新公共管理是“治理”的管理维度上的体现，其核心是强调政府组织的管理技术、效率和能力。治理理论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的要求，甚至被认为是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深化。［1］对治理理论的此种理解和认识是其公共行政维度的体现，也表明了政治学的管理主义走向。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治理和新公共管理的最大不同，在其政治学意义上，是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是人类集体行动机制和方式的改变。因而，社会管理模式的创新，便是对新的人类集体行动的政府组织和管理理念、方式和工具的追求。
一、新公共管理对传统公共行政模式的批判
20世纪70年代末在西方发达国家开始的新公共管理运动（NPM），通过将市场机制和管理主义引入公共行政，引发了公共管理模式的革命性改变。传统的公共行政实践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政府组织及其结构应根据韦伯的官僚制（科层制）原则建立起来，严格遵守这一原则是政府运行的最佳方式；二是公共物品及服务应由政府机构（官僚机构）来提供，即政府是公共物品的唯一提供者；三是政治（政策制定）与行政（政策执行）分开，并且文官在政治上保持中立，这有利于责任制的落实；四是行政被认为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形式，必须由终身受雇的职业化的官僚来担任。［2］随着西方世界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或信息社会的转变，传统公共行政管理模式的基本原则受到了严峻挑战，并在实践中逐渐失效或被认为过时。首先，作为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基石的官僚体制（科层制）已被证明是一种过时、僵化和无效率的政府体制模式，［3］123如奥斯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所说：工业时展起来的官僚体制，专注于各种规章制度及其层叠的指挥系统……变得机构臃肿、浪费严重、效率低下；它在变化迅速、信息丰富、知识密集的20世纪90年代已经不能有效地运转了。［4］其次，政府机构作为公共物品及服务的唯一提供者的垄断地位已经动摇，各种私人公司、独立机构和社会团体参与公共物品及服务的提供，不同的政府机构也为提供相同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而展开竞争。最后，政治与行政的分开在实践中是难以做到和不现实的。而且，传统的人事行政模式也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公共管理运动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弊端而出现的，旨在为传统的官僚制注入类似于市场机制的因素，提高公共部门的效率和服务质量。新公共管理运动在新西兰、澳大利亚、美国等发达国家影响很大，成为改造政府治理结构、重新塑造政府形象的指导思想。其理论基础是公共选择理论。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以现代经济学的方法来研究民主立体的政治运作和决策的过程，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出发点，研究选民、政治人物以及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公共选择理论否定抽象的公共利益的存在，公共利益不过是个人利益的总和。个人的决策是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结果。
虽然这场运动在国家之间甚至一国内部不同时段区别很大，但有几个共同的主题，凯特尔将其归纳为六个核心要素［5］：生产力。改革关注的焦点是如何使政府以较少的资源维持甚至扩张公共服务；市场化。政府运用市场机制克服传统官僚制的弊端；服务导向。改革的一个共同目标是改善政府与公民关系，提升公共服务的顾客满意度；分权。不只是简单的决策权向底层的转移，也是使得决策者尽可能地接近受政策影响的普通公民的努力，从而使政府更贴近公民，对他们的偏好更敏感，具有回应性；政策。改革运动目的是改善政府创新、完善和执行公共之策的能力；问责制。改革要求政府更好地兑付其诺言。胡德将新公共管理看作是一种以强调明确的责任制、产出导向和绩效评估，以准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主的分权结构（分散化），采用私人部门管理、技术、工具、引入市场机制以改善竞争为特征的公共部门管理新途径。［6］奥斯本和盖布勒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将“新公共管理”看做单一的模式，并指出“新公共管理”模式包含十大基本原则或基本内容，即起催化作用的政府：掌舵而不是划桨；社区拥有的政府：授权而不是服务；竞争性政府：把竞争机制引入到提供服务中去；有使命的政府：改变按章办事的组织；讲究效果的政府：按效果而不是按投入拨款；受顾客驱使的政府：满足顾客的需要而不是官僚政治需要；有事业心的政府：有收益而不浪费；有预见的政府：预防而不是治疗；分权的政府：从等级制到参与和协作；以市场为导向的政府：通过市场力量进行变革。为此，必须用企业家精神去改造政府，把企业经营管理的一些成功方法移植到政府中来，使政府这类公共组织能像私人企业一样提高效率。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以顾客为中心，即强调服务提供者应对他们的顾客负责，在提供服务过程中不断进行革新，寻求减少成本和增进质量的方法，授权顾客进行选择。休斯概括了新公共管理模式的六大要点：该模式意味着传统行政管理模式的重大改变，注重结果的实现和管理者负个人责任；一种脱离官僚制的趋势。目的是使组织、人事、任期等更具灵活性；明确规定组织和人事目标，以便用明确的绩效指标来衡量工作业绩，以及对项目进行系统评估；公共管理人员更具政治色彩，而不是政治中立或无党派的；政府职能更有可能受市场检验（如合同外包），或奥斯本说的“将掌舵和划桨分开”，政府介入并不一定指政府非通过官僚制方式不可；通过民营化或市场检验以及合同外包等方式减少政府职能的趋势。［7］Ferlie等人在《行动中的新公共管理》中认为，在当代西方政府改革运动中，至少有过四种不同于传统的公共行政模式的新公共管理模式，即：效率驱动模式，小型化与分权模式，追求卓越模式，公共服务取向模式。［8］总体而论，相比传统的官僚制，分权化、服务外包、市场化的激励方式和更彻底的绩效考核等新公共管理秉承的管理主义理念成为当今西方国家政府改革的潮流。
二、作为制度安排的治理理论
治理（governance）与统治（government）来源于同样的词根。统治指的是民族国家创造和维持公共秩序、实现集体性行动的正式制度化的过程，它的主体是政府。治理也是指一种过程，但与统治相比，这一过程的主体发生了变化。治理是指“统治方式的一种新发展，其中公私部门之间以及公私部门各自内部的界限均趋于模糊。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或制裁”。［9］从治理实践上看，“‘治理’的概念最初源于城市环境背景，是用来更有效地解决地方上的问题的”。［10］概言之，“治理”和“统治”虽然都是指公共管理过程，但“治理”更强调技术性的权力或权威的运作绩效。有学者认为，在公共管理领域，治理一词已逐渐获得了话语霸权，在很多地方取代了“公共行政”和“政府管理”。［3］81治理是一个规则体系和制度安排。在国家与社会关系发生深刻嬗变的背景下，治理是一种新的人类行为的制度安排。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包括正式的组织、制度，还包括非正式的组织和制度、规则等。治理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有同时存在“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可能，那么能否有新的制度安排？面对现代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变迁、社会政治秩序与结构变化的变化，治理理论成为分析现代政治、行政权力构架及公共政策体系特征的有力工具和思想体系。
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詹姆斯·N．罗西瑙将治理界定为各个层次的人类活动———从家庭到国际组织———的规则体系。罗西瑙认为，治理指的是一种由共同的目标支持的活动，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未必是政府，也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与统治相比，治理的内涵更丰富，既包括政府机制，也包括非正式、非政府的机制。［11］海登也将治理定义为对正式和非正式的政治规则的管理：“治理指的是一些措施，这些措施涉及到运用权力的规则制定和解决规则之间的冲突。”［12］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治理是正式和非正式的指导并限制一个团体集体行动的程序和机制。政府是治理的一个分支，其行动具有权威性，并产生正式的约束关系。而私人企业、企业联合会、非政府组织、非政府组织联合会等都参与到治理之中，这些组织常常与政府携手创造治理机制，有时甚至没有政府机构的参与。［13］林恩认为，治理是指“法律、规则、司法裁决和行政实践的机制，这些机制约束、规定和履行公共物品和服务的提供”。通过这个定义可以看出，治理由独立但相互关联的元素构成，这些元素包括组织的、财政的和项目的结构；惯例和法律；政策许可；可获得的资源；机制规则和规范。这个定义也意味着治理是政治性的，涉及到不同利益的行为体之间的讨价还价和妥协。［14］安妮·麦蒂·K考察了各个学科中的治理涵义，认为治理是比政府统治更宽泛的概念，治理过程包括结合在一个多元网络中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主体。治理理论有一个深厚的制度主义背景。治理是规则设定、规则应用和规则强化的统称，是一种改变了的制度安排。随着国家作用的衰落，治理是新的公共物品提供形式和制度安排。治理理论的核心概念是合法性、有效性、民主和责任。［15］在全球化和分权化的背景下，合作网络开始成为治理公共事务的重要组织形式。在网络中，各行为者通力合作，使公共管理成为真正的社会联合行动。正如瓦尔特所言：“作为治理的公共管理，遇到的主要挑战是处理网络状，即相互依存的环境。公共管理因而也是网络管理。”［16］
三、新公共管理运动与治理理论的关联与区别
新公共管理运动要回答的是这样几个层层递进的问题：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更好地实现这些目的？要实现这些目的，政府需要什么能力？要回答这些问题，必须将其置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如果说治理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国家和社会关系的变化，那么NPM代表了这一过程中政府的深层次转变。但是也有学者认为，治理属于公共管理的范畴，指的是一种能够推动政府、社团、企业和公民个人相互合作、共同实施对公共领域的管理的制度安排和一套与此相关的操作技术。［17］由此可以推出，治理在很多方面契合了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要求，或者说，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治理和NPM都意味着权力从官员和民选代表向政策网络中的其他行为者的转移，这两种模式都降低了选举官员的传统的角色和责任，他们不再是处于支配地位的行为者；治理和NPM都主张运用竞争手段去弥补传统官僚制内在的低效率，使公共服务对于其服务的公民更具有回应性。这二者也都是结果导向的。与传统的公共行政不同，他们注重的是输出而不是输入，强调的是效率和满意度；治理和NPM都接受“掌舵”的概念。奥斯本和盖布勒最早提出政府的职责是“掌舵而不是划桨”。在这里，“掌舵”是指把握方向，确定宏观政策目标，“划桨”指具体采取行动实现目标。但同时，治理和NPM的区别也是本质性的。首先，治理研究的是国家与社会的问题，探讨政府与私人部门的伙伴关系，而NPM着眼于这一关系的具体建构。
NPM试图将企业精神引入公共部门，它认为公私部门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其区别只在于提供的产品和服务不同。相反，治理理论承认公共部门对于民主政治维持和促进公共利益的独特作用，认可公私部门之间的不同，认为两者的合作对于民主政体的重要性。其次，治理和NPM的实质性的关注焦点不同。治理强调的是过程，NPM关注的是结果。治理与公共政策的制定、执行和管理过程连在一起，其目的是确定在这个过程中行为者及其角色，说明他们的行为和相互关系是如何影响公共服务提供的。NPM的目的是有效性和消费者满意度，也就是说，它阐述的是被消费者认可的公共产品是如何以最小的投入生产出来。再次，治理和NPM具有不同的哲学基础。
NPM实质上是一个组织学说，建立在制度主义特别是公共选择理论基础上，其解释角度和结论聚焦在组织结构。相反，治理更多的是建立在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理解上，“价值的权威性分配”是其最终目的，力图解释为什么政府这样做、怎样才能做得更好？这些都属于政治学的范畴。最后，治理没有如NPM一样的意识形态标签。NPM的理论渊源是公共选择理论，而公共选择理论是“在效率和效益观的掩盖下追求传统自由主义，或是激进市场主义的价值理想”。［1］治理不一样，它提出了政府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的问题，但它的答案并不是单方面的市场化改革。治理希望给与公共部门更多权力，迫使其与私营部门进行更多的合作安排，创造一个公共产品和服务的竞争性市场。
四、社会管理新模式：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的汇合
新公共管理运动和治理理论在问题意识、聚焦点和哲学基础上差别很大，两者核心的分歧体现在：治理是政治学意义上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重新思考与阐释，是人类集体行动机制和方式的改变，而公共管理运动则更多强调的是政府组织的管理理念、方式、工具的改变。然而对于当下中国的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具有非常重要的借鉴意义：社会管理体制或模式创新，可以吸纳新公共管理运动对于传统科层制政府的改造功能，同时借鉴治理理论的多元协作理念，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公民关系发生根本变化的背景下，转变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理念、方式和工具，以实现“善政”和“善治”。
关键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大学文化建设的精神资源，更是东方精神的深厚底蕴和强大依托。引导大学生自觉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办好人民满意的高等教育，是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肩负的重要使命。我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始终坚持以“学生为本、注重实践”的原则，不断加深民办高校大学生对该课程的思想性、时代性、知识性和应用性认识，从而达到“以知所用”、“以践所学”的目的。这是实现高等教育“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的重要途径之一。
一、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是对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要途径
黑龙江东方学院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载体，把培养学生良好的政治思想道德素质和精神文化心理品质放在首要位置，作为构建人才培养规格的首要目标，作为衡量学校教育教学质量的首要尺度，在实践教学中努力让学生将基本理论知识转化为内在品行修养，落实到自己的实际行动中，达到育人的效果。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内涵
黑龙江东方学院在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的过程中，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育为载体，深刻领会中央、省委和教育厅文件精神，引导大学生对其不断认同、接受并自我践行。思政课实践教学就是改变“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 的旧模式，建立以学生为中心，以实践活动为主体的教育教学活动，形成大学生积极参与教学的良性机制，主要有课堂内实践教学，校园实践教学、社会实践教学等环节相关主题实践活动。如：课堂讨论、演讲和知识竞赛、专题报告、案例分析、观察考察、调查报告、社会服务等。其目的和宗旨就是以学生为对象和中心，教师围绕思政课的基本内容，培养学生在实践中体验理论、了解社会、服务社会；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不断提高大学生政治素养和适应社会的能力。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目的
思政课实践教学以提升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实效性，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质量，营造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大格局，最终使学生做到学以致用，适应社会、服务社会为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十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高度凝练，将其融入思政课实践教学，有助于学生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了解我国的基本国情，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掌握做人做事的基本常识和道理，提升他们最基本的政治思想道德法制素养，满足他们在基层生产经营管理一线岗位上的需要和要求。
（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丰富了思想政治课实践教学的内容
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基本内容由学校思想政治理论教学研究部和校团委根据思政课的教学大纲，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理论和热点、焦点问题来确定，采取学生组成团队参与社会实践并开展社会调查的方式进行。最终实现培养学生运用基本理论和基本原理明辨是非、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坚定理想信念，提高品行修养、实现自我全面发展。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育教学的成效
学生通过思政课的实践教学环节，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加强了对基本理论的理解，提高了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
（一）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提升了学生的综合能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践教学活动能使学生变被动为主动，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实践体验，内化践行，学以致用。如：在课程准备阶段，教师把学生组成若干团队，每个团队选择一项实践调研主题并配备一名指导教师。学生根据选题要求，设计调查方案、调查题目，撰写调查提纲，制作调查问卷，收集数据资料、整理分析归纳总结，形成调查报告。指导教师负责评阅调查报告和选优环节给予指导。该实践教学过程自始至终都以学生为中心，有效地改变了学生单纯听课的学习方式， 深化和巩固了学生的认知，培养了大学生“能吃苦、讲奉献”的良好作风，教学效果明显提高。
（二）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总结出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组织形式。一类实践教学是在课堂内，由学生依据教师指导和教学内容要求，以学生为主，以教师为辅，充分发挥学生主观能动性而开展的实践教学活动。如：观看记录片、收听收看各种报告会、开展课堂辩论和讨论等形式。另一类实践教学是在课堂外，用以弥补课堂教学的不足，有效地调动了学生参与教学活动的积极性，可分为校外实践活动和校内实践活动。校外实践活动主要包括：参观学习、考察实习、社会调查、行为训练、社会服务等。校内实践活动主要包括：义务劳动，社团活动，读书征文活动，科技文化比赛，一帮一责任区、重大事件、重要纪念日组织主题教育活动等。
（三）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教育过程中，总结出了思政课实践教育教学的新模式。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课实践教学模式主要有：服务型实践教学模式、虚拟实践教学模式、“基于问题学习”的实践教学模式。服务型实践教学模式是指学生在参与各类服务社会的活动中，培养学生的专业技术技能、提高学生的自我能力、不断更新知识，使其逐渐养成健全的人格和公民责任感。虚拟实践教学模式是指在原来的教学资源基础上和有限的空间、时间内，创设主题教学实践情境、实施情境主题实践教学，从而达到理论联系实践、实践与理论的有效融合。“基于问题的学习”的实践教学模式是指将学习内容隐含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从社会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入手，以解决问题为主线组织教学，以此方式来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获取知识的能力。
三、建立健全保障体系
（一）组织保障。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学校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核心立场，贯彻德育为先的方针原则。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充分认识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着力培养学生的责任感、使命感和创新精神，促进学生个性的良性发展。学院成立了思想政治理论课实践教学领导机构，成立了思政课实践教研室，建立健全了领导机构职责，为学校思政课的实施提供了坚强的保证。
（二）制度保障。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教研部为了让学生在实践中验证所学理论知识，先后制订了《关于推进思政课建设改革的若干意见》《思政课专周实训管理办法》和《黑龙江东方学院思政课实践教学实施方案》等文件。思政课实践教学作为一门课程单独开设并列入教学计划，共设18学时，1学分，使其享有与理论课相同的地位。进行了全面部署，确保了思政课实践教学的全面实施与落实，良好的制度也更好地促进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建设和发展。
（三）人员保障。黑龙江东方学院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不断加强师德建设、队伍建设，逐步培育了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的高素质教师队伍。学院思想政治理论实践课由思政教研部统一部署，由团委、教务处和各学部共同组织，由思政课专兼职教师、各级团干部和年级主任、班主任共同参与，明晰职责、各司其职，相互协作，齐抓共管，形成了师德师风建设长效机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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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杨建义.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路径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关键词：空巢村；治理模式；温州农村
引论
温州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之一，其经济总量与人均GDP都名列全省乃至全国前茅。然而，在开放的市场环境下，受到利益杠杆的驱动，本土精英出现大量的“外向型”流动，他们的主要活动已经转向了城市，部分农村甚至出现了本地青壮年人口“空壳化”趋势，即所谓的“空巢村”现象。“空巢”意指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永久性或暂时性的向城市迁徙，许多村庄常住人口数量锐减，留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幼妇孺。由于传统农村精英的外流以及缺乏对农村公共事物的积极参与，以致农村公共服务有效供给不足。而在温州，与空巢村相伴的是外来务工人员大量涌入，占当地总人口的比重持续增高。最终，“空巢”的温州农村并没有出现理想的乡村治理模式，而是更多的表现出超前的村民市民化倾向，这给温州农村治理模式特别是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可以说，温州的空巢村问题具有典型的代表性，其社会治理模式的转型与创新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
一、社会转型与“空巢村”的形成
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有目共睹。然而，我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的快速发展，不断推动着城镇化的进程。在此过程中，我国农村社会相应地出现了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转移的现象，致使许多农村居住的人口数量锐减，而其中老幼妇孺占据大多数。这也是“空巢村”最为突出的表象之一。纵观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长河，我国“空巢村”的产生有其客观的必然性，它是社会转型的必然结果，也是在社会变革、经济发展以及生计所迫等多种社会因素影响下所产生的。
第一，经济体制改革打破了城乡壁垒，加速了劳动力流动。
我国在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典型的计划体制经济国家。由于当时的政策导向，政府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将经济资源由农村向城市聚集，城乡收入差距逐渐形成。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不断深入，城乡收入差距进一步扩大。相对而言，农村社会的经济状况表现得更加贫穷、落后。农村不仅人口密度大，土地资源有限，其劳动生产的收益率也相当的低。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的《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显示，2010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比已达到3.23：1，成为了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农村居民仅凭农业生产，根本无法获得足够的经济收入来满足日常生活所需。因此，绝大部分有能力，敢于冒险、尝试新鲜事物的的青壮年农民就离开落后的农村，去往存在更多就业机会的大城镇，以获取更多的经济收入。这也恰好体现了“空巢村”的实质：在经济利益驱动下，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向城镇大规模的转移的过程。以温州农村为例，温州人素来有经商的传统，据有关调查显示，温州有外出经商者近300万，每年新增外出人口10万人。在部分乡镇，几乎所有的青壮年劳力都外出务工或经商。因而，温州农村的“空巢村”现象，在我国就表现得尤为突出。
第二，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加大了城市相对于农村的竞争优势。
从我国社会历史的变迁来看，我国逐步从最初的农耕文明社会向现代化社会主义社会迈进。而与此同时，我国农村与城市的文化界限越来越清晰，长期以来的平衡似乎难以维持，城市不断地加速向文明发展，而农村却逐渐成了“落后地区”的代名词。虽然整合城乡步伐，加快农村与城市融合的一体化建设不断地被提出，但城乡区域化分离现象依旧十分显著。突出表现为，农村村民科学文化素质不高，与城市聚集的精英相去甚远。现实也表明，社会文化区域性发展与转型在不断加大的今天，文化力越来越成为区域发展和竞争的重要力量。现代化的城市，汇聚了现代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相对于落后的农村，城市更具有竞争优势。
城市各种专业人才汇聚，拥有先进的新文化、高端的新科技、科学的新理念，所带动的产业发展也是高效率、高效益的，这也创造了发达的城市文明。城市存在着各种机遇与挑战，敢于冒险的农村青壮年和具备专业技能、知识的高端人才都拥挤到城市寻找更好的发展空间。相对于农村，城市拥有绝对的竞争优势。相关统计显示，农村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显然低于城市人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因此只有在发展迅速的城市，普通的农村居民才能不断地开阔视野，学习到新的技术技能，从而掌握更多更高端的文化，增强自身的科学文化素质。以此，才能创造出更多的劳动价值。
第三，社会公共资源配置的不合理也导致农村精英的流失。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各种物资都极为贫瘠。其中，较为突出的是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服务、公共教育服务、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建设这三方面。就其公共医疗卫生事业方面而言，落后的农村乡镇医疗机构存在着诸如业务用房紧张、设施简陋、优质医务人员缺乏等现实问题。而在公共教育服务方面，农村面临着教育机构数量稀少、规模小、办学效益较差、教育资源也相对贫瘠等境况。在公共文化娱乐建设上，又可将其不足概括为农村的文化娱乐点少，设施差，布局不合理等。
事实上，农村公共资源的供给不足，很大程度上与政府的优先发展城市的思路有关。这意味着城市的社会公共资源是相对富足的，也吸引更多的农村人去城市生活。比起落后的农村，城市相对完善的公共服务体制，更能给人提供一定的公共基础保障。况且在教育事业备受关注的今天，城市的高升学率拥有绝对的吸引力。绝大多数的农村人基于“望子成龙”的渴望，愿为了子女的美好将来付出一切艰辛。这一渴望，更是使得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将子女送往城市就学的同时，他们也跟着进城务工、经商等。从而，实现了农民向城市居民的转变。
二、“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困境
第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失制约农村生产力发展。
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地加速发展，农村的青壮年劳动力不断地涌向城市已成为了势不可挡的趋势。与此同时，我国农村经济由于有效劳动力的流失，受到很大的限制。而剩余劳动力明显不足的“空巢村”，更是老弱病残农业的典型。“空巢村”最明显的特点就是村中人口稀少、分布相对分散。“空巢村”不仅没有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或设备，也缺乏最普通的年轻劳动力，这些都直接导致农业生产力低下，农民的农业生产效益甚低。目前温州的农业就可被称为“老弱病残”农业。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以及社会发展的历史因素，温州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几乎都是向外输出，仅剩 “老弱病残”成为了农业的主要劳动力。精英的流失，使得农村缺乏专业管理人才，村庄的治理更是变得难上加难。
第二，“空巢老人”问题越发突显。
空巢老人是指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独自生活的老人。据民政部的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城乡空巢家庭超过50%，部分大中城市达到70%。农村留守老人约4000万，占农村老年人口的37%。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问题也非常严重，有关数字显示，早在1995年温州就进入了老年型社会；2009年末，温州60岁以上人口已达108.10万，占总人口的13.87%。其中，老龄化程度排名前三的鹿城区、文成县、泰顺县，老龄化程度与欧洲发达国家相当。
很多的温州农民已拖家带口离开农村，可偏偏固执的老辈们一直坚守留在农村生活。诸多温州子女，在外经商，财富有了累积。因此，在物质生活上不会亏待留守的老人。可是，没有子女在身边陪伴，老人心理上孤苦无依，精神生活无以慰藉。更为特殊的是，温州这个侨乡，很多温州农村“空巢老人”的子女都已移民国外，老人难舍故土，坚持留守。“空巢老人”的赡养问题日益逐渐突出。
第三，“空巢村”的留守儿童身心健康成长备受考验。
留守儿童是指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到其他地区，孩子留在户籍所在地并因此不能和父母双方共同生活在一起的儿童。根据权威调查，在2005年我国农村的 “留守儿童”数量已超过了5800万人。当前，我国留守儿童数量仍有不断上升趋势，据有关数据统计，温州农村大约有留守儿童7万名，他们大多由老辈们或是亲朋好友代为监护、抚养，将其称之为“寄养”。
然而，没有父母在身边教育、抚养，他们的身心健康发展都存在问题。众所周知，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从小就缺乏正确的指引、教导，很难培养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亲情缺失，启蒙教育缺失，不免使得留守儿童心理有偏差。对此，“空巢村”留守儿童的“情感空巢”、“教育空巢”问题就十分令人担忧。
第四，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不足。
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的减少使农村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主要表现在公共产品供给量很少，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低下，及其公共服务建设结构不合理。例如，在村民自治中，缺乏专业管理人员，村庄的村容村貌破旧落后；而劳动力的缺乏，致使其基础设施建设也很不完善；且由于尚处于起步阶段，农村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够健全，农村居民的保障水平仍旧十分低下，与城市存在很大差距，农村老人的养老保障体系建设就相对落后很多。此外，政府对公共服务的供给不均衡，表现为对城市有偏向投入，而农村地区的公共服务供给严重不足。
三、“空巢村”社会治理模式的发展思路
“空巢村”所带来的是农村劳动力的大规模转移，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城镇化、工业化的必然趋势。若违背这样的必然趋势，则会严重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空巢村”的治理，并非绝对性地要求已流向大城市务工、经商的青壮年全部回流。而是应建立在有效缓解或彻底解决现状的基础上，冲破现在的困境，寻找新颖的治理模式。
第一，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创造人才发展平台。
首先是想方设法探索如何破解“空巢村”精英流失，专业人才缺乏的局面。必须从贯彻新农村建设中“统筹城乡发展”这一要求出发，统筹城乡人力资源配置。其中的关键的是创造让人才施展才能的平台。政府应当在这方面出台优惠政策，给予精英们比较优越的条件，让他们愿意回到农村工作，为农村治理贡献自己的特殊力量。换而言之，引进人才是促进“空巢村”发展 的原动力，而政府在政策上的鼓励和支持就是给予他们成长的“土壤”。为了“空巢村”治理，要迈出的第一步就必须是引进人才尤其是专业人才，这势必能对振新“空巢村”有所贡献。
第二，在外劳动力返乡创业，带动本地经济发展
农村劳动力在城市打拼，积累了一定的经验、财富，学习到了新技能、新理念，可以鼓励他们返乡创业，创造更多的财富。“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潮”的掀起，有部分是缘于农村相对于城市，其生活成本来得更低。在此方面，政府应大力推广创业扶持政策，相关部门则要做好充分配合工作。积极支持、引导小型产业发展，优化其经济、产业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增长。例如加大对创业村民的培训投入，提高其科学文化素质；放松创业资金贷款条件限制，拓宽融资渠道等，最终实现更好地带动本地经济发展，让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缓解或去除“空巢村”劳动力不断向城市转移。
第三，保障“空巢老人”物质、精神上的双重需求，实现老有所养。
在社会化养老保障制度与养老设施尚未完善的境况下，“空巢老人”是一大社会困扰。为此，积极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是帮助独居老人安享晚年的必要举措之一。在温州农村的“空巢老人”，其子女都举家移民国外，剩下孤零零的老人独守着那片故土。虽然，物质上挺富足的，可精神上却是极大的匮乏。针对这一情形，则更要关注老人们的精神生活。政府资助一部分，再向“空巢老人”的子女们募集一些资金，然后可构建集中区域化的养老模式。建立区域养老机构，将十分分散的“空巢老人”生活在一起，不仅给其提供基础的生活所需，还帮其安排策划一些娱乐节目，满足精神生活需求。
第四，关爱“空巢儿童”，促其身心健康发展。
在“空巢儿童”的成长过程中，父母的引导、教育是十分关键的。然而，很多家长外出务工、经商，就是为了给孩子更好的物质生活，可却忽略了更重要的孩子的心理成长。因此，首先家长要努力纠正他们“金钱至上”的观念，取而代之灌输他们要给孩子更多的关心与爱护。其次，学校要加强监督教育及时疏导孩子，多开展集体活动，给予必要的关心、鼓励。再次，政府应当积极推出优惠政策，完善教育体制，解决“空巢儿童”的生活、医疗、受教育等问题，保障“空巢儿童”感受到平等的对待。
第五，借鉴温州“农村新社区”建设经验，推进农村社会治理创新。
温州积极推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促进形成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新格局。温州农村主动向前迈进一步，探索“农村新社区”建设，完成“农村到社区，农民到市民”的转变。温州“农村新社区”是一个在当前特定时期通过农村实行“三分三改”农户集聚形成的一定区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三分三改”指“政经分开、资地分开、户产分开”和“股改、地改、户改”。这样不仅有助于统筹城乡一体化发展，也推动了温州农村的转型发展。而其社区的组织构建，则是通过“并、联”的方式将市、县、镇5405个行政村组建成856个农村新社区，整合农村新社区基础设施，形成社区便民服务中心、社区综治服务中心、社区计生卫生中心、社区文体活动中心、社区老年活动中心等五大功能设施网络。这些举措不仅完善了基础设施建设，也通过资源整合使村民享有更多更好的社会福利。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空巢村”的产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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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与社会社会治理模式转变创新
社会治理是对十中提出的“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观念的延续与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历史关系。因此在目前的研究中，社会管理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从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管理在含义、参与主体与实现方式上都有着较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十六届四中全会中提出要“加强社会建设与管理，推进社会管理体制的创新”以来，对于社会管理的研究就开始出现了百花齐放的局面。从整个研究的历程来看，主要发展经历为从单纯的学习西方理论到有选择性地、批判性的借鉴与吸收，再到本土化的改造。
一、国家与社会视角下的社会治理模式
社会治理模式主要是“国家就各种社会管理主体在社会建设和管理中的地位作用、相互关系及运行方式而做出的富有约束力的制度安排”。由于历史阶段的不同，社会治理模式也会存在着一些差异，这其中除了受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影响，也与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有着较大的管理。不难发现，以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为划分依据，社会治理模式可以分为国家控制社会模式、社会参与国家模式、国家与社会合作模式、社会自治模式。
1、国家控制社会的模式
这种模式主要是国家依靠自身的能力，将整个社会吸纳入自己的行政管理体系之中，其主要特点表现为政府统管一切事物，社会被国家完全的掌控，其实质就是国家以强权统治的形式来实现对社会的管理，国家权力高于一切权力，人民没有掌握任何的公共权力。这样就会培养出一个典型的全能型政府，政府成为治理社会的唯一主体，权力的运行表现为至上而下的模式。这样必然会压抑社会力量的生长，或者直接的内化与整个国家的行政体制内。使得国家权利的获取背离了公共选择的原理。
2、社会参与国家的模式
该模式主要是指随着公民参与意识的逐步增强，以及社会自组织的力量有所提升，部分的社会力量参与到社会治理以及国家的管理之中，但是其中的主体仍然是政府，仍然起着主导作用。公民参与的理论一类是以卢梭等人为代表早期理论基础；一类是以马克思为代表的人民参与理论。其中在马克思的人民参与理论中，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工人阶级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实现人民民主的必要途径就是直接参与国家与社会事务的管理。二是普通的公民对政治事务的参与才是广泛意义上的社会参与。同时我国的宪法也对公民参与作了相关的规定，这位公民参与社会事务的治理提供了一定的法律依据。
3、国家与社会合作的模式
该模式的核心观点就是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式互补与合作的。该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包括米格代尔、、奥斯特罗姆等。这一模式中，基层社会由国家来控制，社会运行必要的政策与资金支持由国家来提供。社会按照相关的观点来行使自己的权利，国家与社会之间是相互独立，且能保持合作关系的。与社会参与国家的模式相比，该模式给予了社会更大的操作空间，大多数的公民可以参与其中，参与的方式也会显得更加的主动与多样化。
4、社会自治模式
一般也将其称之为“社会主导、政府协助”模式，在这一模式中，社会自治要高于政府治理，社会由自发秩序主导，社会也将成为公共服务提供的主体，而政府只是做一些宏观方面的指导。当然，该模式的发展历程也并不顺利，经历了一次又一次被否定的过程，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伴随着公共管理运动的兴起于模式，这种模式开始广为人们所接受。
二、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途径选择
经过不断的市场化改革，我国的社会结构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关系也日益的复杂化。中国经过不断的重构，开始形成国家、社会、市场三者之间相互配合的社会治理结构，三者的联合使得治理的权力不断增强，这种模式的选择也是当前社会发展的一个必然选择。当然要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还是要对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做一个较为清晰的了解。目前主要存在的观点有“国家权力弱化”，主要是指国家对于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正在减少；另一种是“国家权力强化”正在强化的观点，即国家对于社会的实际控制能力正在不断的延续。还有研究者也认为，国家与社会是一种相互“粘连”的关系，在基层管理上，国家仍有一定的控制能力，但是这种控制能力是受到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中，在保持社会的自主性与独立性的同时，还要保证国家在整体层面上的协调功能。在我国从十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社会管理创新开始成为正式的议题，直到十报告提出要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社会管理体系，不断推进社会体制的改革。再到十八届三中全会“创新社会治理体制”的提出，社会治理的概念正式登上舞台，党的执政理念也开始逐步发生转换。
我国目前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市场经济体制发育并不健全，社会自治理念与机制也刚刚处于起步阶段，各方面的社会力量还十分薄弱。但是随着国家与社会合作机制的不断开展与频繁的互动，社会自治模式将成为解决社会自理难题的一个有效的条途径，也是社会治理转型中的必然选择。
三、结束语
在社会治理模式的改革与创新中，我们一方面要实现政府有全能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另一方面，还要注意给社会放权与分权，鼓励社会各方面的力量参与管理，不断激发社会活力，不断形成“国家与社会都行动”的社会治理体制，实现社会治理主体的多元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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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新会计制度；设计院；财务管理
不管是企业还是事业单位，会计工作都会随着经济结构的改变做出相应改变。而随着事业单位的体制改革，设计院一般改为由国家、高校和具有事业单位编制的股份制企业或有限公司控股。这就意味着设计院的经济主体结构，由完全需要政府资金扶持的事业单位变为走向经济市场的企业单位，其中经济主体的性质与经济结构的改变，使得许多旧会计制度不再适用当前的经济状况。
一、新会计制度的基本内容
会计制度改革的主要形式是设立新的会计核算准则与新的科目，与以往不同的是，它对一些旧的会计科目与准则做出了合理的优化。例如，在资产减值准则中，明确了多项资产减值的现象，并规定了可收回金额的具体算法：将协议销售价格与经济处置成本作减法，再将未来可实现资金流量按优质级别进行对应的比率折算成折现值，将前者的余值与后者的折现值作比较，选较高的值作为可回收金额[1]。同时明确核算中计提的减值准备不能二次转回。例如，以往的会计核算制度中只有资产、负债、所有者权益、收入、费用、利润六项会计要素参与会计科目进行核算。而新会计制度的推行，在会计要素的基础上重新做了补充和扩展，使企业会计核算中财务管理工作变得更加细致、合理。企业会计核算是以权责发生制作为核算基础的借贷记账法，对企业的各项经济业务活动进行会计核算，用直观的方式呈现企业或事业单位的会计主体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和可流动资金的储量。与以往会计模式不同，新会计制度下的会计准则可以在公允的价值模式下进行债务重组、非货币资产交换和无形资产的价值衡量。新会计制度下的企业财务管理功能是由以权责发生制为基础的借贷记账法的方法对企业的全部账目和经营行为进行会计核算。
二、新会计制度对设计院财务管理系统的必要性
当前我国多数设计院按控股性质分为私营设计院与政府设计院，为了适应我国新经济形势下的行业整体发展，以股份公司或者股份企业的体制形式经营。其中经营的主体内容是承接第三方委托的工程项目设计，按资质分为甲、乙、丙、丁四个级别，轻工业设计院则分为甲、乙两个级别，资质级别代表着允许企业承接项目的范围。但不管是私营还是政府性质的设计院，从运营性质的角度来看，它们与事业单位都是不同的，设计院更倾向于具有独立营利性质的企业。对照新会计制度的要求分析，从完善的财务管理系统的角度上来讲，它对设计院来说是十分必要的。
（一）新会计制度是旧制度的补充完善，它规范了会计行业的核算标准
新会计制度是对旧会计制度缺失部分的补充和完善，它引用了许多新的会计准则与会计要素，在保留旧制度的前提下强调了可比性、清晰性和统一性。在以权责发生制为主体的核算手段的企业中，补充增设了收付实现制的方式，使原本的会计恒等式变得相对可靠。新准则提出了“资产组”的新会计结算概念，在核算资产减产时，提供了更多的会计信息以供结算出符合企业实情的会计核算结果[2]。补充完善的准则与会计科目较旧制度来说，更加合理科学，它仍然保留着旧会计制度的几大要素，并在此基础上参照《企业财务报告条例》对几大要素的定义重新进行区分，并在会计要素中增设了新科目。在新的会计制度下，房屋建筑物所依附的土地使用权是能单独计量的，它不再计入固定资产价值，而作为无形资产入账。同时新会计制度规定了“公允价值”的核算标准，并规定企业的一切金融工具与资产转让等出售行为，都应参照公允价值进行，它打破了只以历史成本作为参考价值的片面性。会计工作的目的是使投资者形成对企业的财务监督，使企业经营策划有经济信息依据。从政府视角可以根据企业经营的情况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与利益。基于此，新会计准则的实行是加强会计行业核算标准的规范行为，使会计工作在企业中对财务信息可以真正起到有收集加工分析、形成经济决策、有效经济管理的实际作用。
（二）新会计制度是设计院经济主体抵御经济财务风险的保障
对比新会计制度来看，旧会计制度仅仅是财务账目上单纯陈列的经济金融信息，也就是说它仅起到了对企业财务的监管作用，对于抵抗经济风险并没有好的对策。而新会计制度的准则规定下，一些要素计量变得有决策参考价值，或是影响到了企业的切实利益，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结合设计院的经营性质和运营行为来看，它提供了设计院经济主体对经济财务的抵抗能力。财务风险的抵抗性在于借贷记账式核算的会计模式，使会计核算由单纯的历史记录变得具有部分实效性，从内部解决了财务错账漏账的问题，使年度预算报表和财务报告中的会计信息相对以往更加具有真实性与可靠性。在新的会计制度准则下，它引用了“公允价值”的概念，联系到设计院使用金融工具与进行资产转让收购等经济行为时，参与行为或交易的双方均能参照公允价格的标准进行。不仅如此，在设计院工程承接中所涉及的工程成本问题，新会计制度中加入了重置成本的名词，打破了历史成本不考虑市场行情变动的局限性[3]，保护了设计院在企业性质的经济运作中的合法效益。同时新会计准则的完善，代表着我国会计行业引入国际标准并与国际接轨，它的出现有利于设计院的深化改革与发展，在新会计制度下通过与以往不同的视角获得比以往更全面的经济信息，从而合理规避经济风险。因此，新会计制度在设计院和其他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中实施是非常有必要的。
三、新会计制度给设计院财务管理工作带来的影响
（一）新会计制度的有利影响
1.有利于设计院的经济发展新会计制度的会计结算实行标准远高于以前，有利于提高设计院的运营质量，新会计制度的全面实施更有利于全面监控设计院的经济动向，使投资者对设计院有信心。在这种市场氛围下，无形中优化了设计院身处的经济发展环境。新准则对企业经济活动与经济行为的会计属性计量与确认相对于旧制度更加动态全面，有利于设计院的经营者了解自身的经济结构状况。新会计制度的准则规定中，明确了各种途径的经济行为与经济活动所涉及的会计要素，形成了完整的会计核算体系，使设计院通过更加全面具体的会计结果找寻经营行为的漏洞与不足，从而提高设计院经济发展的能力。2.提高设计院财务管理系统的真实性与可靠性新制度是以权责发生制为会计主体方式，将收入、费用以及应收、应付款项引进坏账准备等减值理念的核算内容。旧会计制度下的企业财务账目中，一些进账与出项科目，尤其是在转结一类的科目中，经常会有月转结与年转结等多笔账目混合，导致记账与核算的混淆[4]，影响会计信息的客观性。以固定资产的盘盈举例，以往的固定资产盘盈是按照当期的损益来计算的，这样会导致企业在账务面上多出与实际情况不存在的额外收益。而新会计制度规定清查的固定资产盘盈，需要计入以往年度的损益调整，这样的会计清查盘点结果更趋近于反映客观视角下公司的实际经营状况与营收状况。将新旧会计制度对比后发现，无论是对企业资产的重新评估还是对经营业务的财务结算，新会计制度都向着真实客观的方向进行调整，尽量消除企业会计信息的不对称问题导致的不公平现象，使会计核算的结果比以往更加真实、有效，更好地维护了投资者的切实利益，并树立了企业的良好形象。
（二）新会计制度的不利影响与解决办法
1.新会计制度下财务管理的效率不如以前由于新制度对会计要素与准则的补充，导致会计科目增多。记账的科目增多，财务报表科目也随之增多，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会计人员的工作量。尽管设计院的运营模式与营利企业大致相同，但在编制人员配比上却大有出入，设计院的职务流动性不强，很多会计工作人员通过调剂或借调派遣而来，这就导致了设计院在新会计制度下的财务管理效率远低于以前，甚至部分设计院因为繁重的工作而导致人手不足。2.给设计院适应财务管理模式的变动带来了巨大压力设计院的主要盈利来源于工程项目的设计承接，尽管它的经营行为是营利性质的，但区别于企业的原料或服务供应，在适用于企业的新会计准则中部分会计科目不适用于设计院。例如应用于企业的负债结构、可流动性资金流、盈利率等会计恒等式还需要设计院参照自身情况对等式的进项出项因素进行合理调整。因此，设计院想要完全适应新会计制度下财务管理模式的难度较大。
四、加强新会计制度改革下的财务管理的办法
（一）加强财务管理的人员队伍配置
首先，需要加强会计人员的队伍配置，设计院可以结合自身的经济水平通过对外招聘的方式搜集优秀的会计行业人才，以加强编制的方式应对新会计制度繁重的会计任务。其次，需要加强与会计人员相关的技能培训力度，以加强学习相应的会计准则的方式，去理解新会计制度推行的目的，从而在实践中尽快找到适用于设计院的新会计核算模式，将每项会计恒等式的因数套用到设计院经营实际进行调整，形成全新的财务管理体系。在此基础上，建议设计院单位建立有效的预算绩效考核制度，将考核结果作为年度评价财务人员工作情况的重要指标。最后，在财务工作的执行过程中，应当奖惩并施地管理会计人员，确保预算的执行和会计核算的工作效率，一方面要定期组织出纳人员和财务会计人员核对账务，并将发现的问题追责到个人，依法严肃进行处理；另一方面要根据《会计法》，做出“对认真执法，忠于职守做出突出业绩的会计人员，给予精神或物质奖励”的规定，设置会计从业人员的专项奖励基金，每年度按照一定比例在设计院进行表彰工作。评选表彰的基准可以参考设计院内部管理的量化考核的KPI指标。通过一系列的培训、教育和奖惩措施，综合促进设计院财务队伍建设水平的提高。
（二）完善设计院财务管理体系
设计院的财务管理工作包含筹资、投资、运营、成本计算与收入利润分配管理等内容，分别涉及预算计划、资金管控与财务情况分析三方面。本文认为不能只看重财务管理的事后核算部分，在新会计制度下，应当以完善的财务管理体系做好各项财务的管理工作。设计院应当不断改进财务管理的观念，根据设计院的运营需要及时调整财务管理部门的职能与工作内容，如在承接业务等重点业务运营时期赋予财务管理部门新的监督职能，尽早实现财务部门与业务部门的协同对接，以财务业务有机结合的方式对设计院的财务结构与财务情况重新进行核算评定。在设计院内部，应当明确会计政策与制度的实行方法，以统一的财务报告模板规范财务报告工作。在一些需要设计院公款报销的运营业务支出上，要坚持报销款项与票据一一对应的原则，并将所有的报销凭证统一整理存档，方便年度或季度财务预算报告时复核。另外，还需要加强设计院的预算执行工作，对照新会计制度改革的各项，结合设计院自身的运营情况，明确界定预算责任的权责主体，制定清晰的财务预算目标，重点从流程处加强编制预算的汇总与复核审批工作，并以预算指标考评的方式实现预算管理的效果，并定期以财务工作会议的方式汇总分析财务业绩报告，对其中的差异进行具体分析。总的来说就是设计院迫切需要提高自身的管理水平，用规范化的会计核算流程与明确的财务管理责任分工来保证设计院的财务管理质量。在设计院进行财务核算工作的过程中，一定要确保原始票据凭证的准确性、统一性，只有这样才能让财务报表的信息真实可靠。
（三）提高设计院财务控制能力
可以实行全面预算管理的模式加强设计院内部的财务管理，重点对设计院经营业务中的筹资情况、可周转的流动性资产量、业务利润收入及业务运营支出等进行实时监督管控。这需要财务管理部门对设计院运营的业务拥有一定的了解，以此为基础可以精准地预测设计院在未来一定时间内所有资金的流向和日资金流量，并根据上述内容合理安排调节财务的预算计划，加快资金的周转效率。设计院还可以利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在信息化的财务管理系统上对设计院动态资金情况进行实时动态监管。新会计制度下，设计院的财务管理模式以及会计核算内容会越来越复杂，所以通过加强设计院财务电算化水平来提高财务工作效率是非常必要的。建议设计院单位搭建财务信息系统管理平台和数据库，依托信息平成一键式制表、报账操作，使设计院的财务资产管理、会计核算、预算编制等重要财务管理活动均可以在信息化的模式下轻松高效地完成。另外，还需要从内部资金和预算编制工作上入手，加大财务的审计力度，确保预算绩效考核合理有效，从而提高设计院内部财务控制审核水平。设计院通常在财务报表填制完成后，就会根据部门需求制作收支预算表。那么在编制预算表时，就必须考虑以下几点问题。1.在对设计院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进行价值评估时，必须提前考虑设计院经营过程中可能出现的价值损耗，从而提高设计院的资金使用效率。2.预算管理过程中，必须要区分设计院资金的现实来源，将政府补助等非盈利收入与盈利收入区分管理，并将库存资金按照现金日记账与银行存款日记账两部分财务账簿进行登记，确保设计院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资金财产安全。3.需要精细化管理转结结余的账户信息，且针对一些原始凭证不全、票据缺失的固定资产，财务人员应当从重置成本方面对其价值进行合理评估。在登记资产金额时，需要参考资产性质准确选择录入的科目并完成损耗资产的价值核算工作。
五、结束语
对于设计院来说，新会计制度改革利大于弊，它起到了完善设计院经济结构的作用。通过新会计制度的改革，设计院可以从双向的财务报告中全方位地了解会计核算时间内经济业务活动的运行情况，这样有利于决策者根据设计院实际的经济结构特点来制定相应的运营规划。鉴于会计工作对设计院财务管控的重要性，还需要会计从业人员加强力度学习新会计制度的相关条例知识，提高对会计管理工作的重视度，从而更好地完善设计院的财务管理工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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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陶敏.新形势下企业财务会计与管理会计融合分析[J].中国商论,2021(15):159-161.
[3]宫晓斐.新会计制度对医院财务管理的影响[J].中国乡镇企业会计,2021(08):61-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