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4-06 10: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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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是在充分肯定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在促进依法治税、规范征纳双方行为方面的积极作用及重要意义的基础上，结合作者从事基层税收工作多年的实践经验，就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存在的不足，以及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文章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从分析法律条文入手，对税务管理、税务检查、法律责任等几个方面存在的不足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主要提出了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重点谈到了税收行政执法权的问题；第三部分对《实施细则》中关于对税务人的处罚规定，进行了单独探讨，对税务机关处罚税务人的税务行为是否妥当提出了质疑；在文章的最后部分，作者针对这些不足和问题，就如何完善《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妥善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提出了几点个人见解。
《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自2001年5月1日开始实施，到现在已经三年了。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是税收征收管理的基本法律，它的颁布为税务机关坚持“依法治税”、“从严治队”、“科技加管理”的工作方针提供了制度、机制和手段的保证。也为深化税收征管改革、全面做好税收工作创造了广阔的空间。
总体上看，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顺利贯彻实施，基本上体现了“加强征管、堵塞漏洞、惩治腐败、清缴欠税”的治税思想要求，对税收征收管理活动的全过程进行了具体规范，确保了税收征管措施的合法性、合理性、可行性和前瞻性，对进一步推进我国税收工作法制化、现代化的进程，加快构建税收征管新格局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但由于我国纳税对象的多样性、经济事务的复杂性、新生事物的发展性、国际环境的开放性以及其他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不可避免地给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施行带来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笔者试图就这些问题加以分析并提出对策，供大家参考和商榷。
一、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存在的不足
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立足我国的实际，借鉴、参照国外成功的做法和国际惯例，适应了不断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无论从总体结构、具体内容、逻辑关系等多方面来看，不仅确保了税法的权威性、严肃性、统一性和完整性，而且具有结构清楚、语言简洁、操作便利、责任明确的特色。但笔者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税收征管工作的基层税务人员，在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学习、仔细推敲整篇法律的过程中，仍发现了一些有待进一步完善的问题。
（一）税务登记方面。
1、关于注销税务登记问题。新征管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规定了办理税务登记证的范围、时间，第六十条规定了违反税务登记法规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但却没有将税务登记的申办、变更、注销各环节在整体上形成一个封闭的链条，仍给偷逃税者留下了可乘之机。通观征管法及其细则，对纳税人办理注销税务登记重视不够，虽说法条中也对不按规定要求注销税务登记做出了进行罚款的规定，但可操作性不强，形同虚设。从各地征管实践看，由于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没有把依法办理注销登记作为以后重新进行税务登记的必备条件，所以有相当一部分纳税人（尤其是经营规模较小的）一旦经营业绩不佳或发生解散、破产、撤消等情况，往往不依法办理注销税务登记，而是关门大吉，逃之夭夭。连结清应缴税款、滞纳金、罚款和缴销发票、税务登记证件都无从谈起，遑论罚款？现在各级税务机关存在的大量非正常户和欠税就充分说明了问题的严重性。
2、关于工商登记与税务登记衔接问题。新《税收征管法》第十五条规定：“工商行政管理机关应办理登记注册、核发营业执照的情况，定期向税务机关通报。”但这些规定在实际工作中很难办到。例如，目前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税务机关在管理范围的划分方面存在着标准不一致的问题。《实施细则》第十二条规定，纳税人应向生产经营地或纳税义务发生地税务机关办理税务登记。实际上纳税人虽然大多数是在其所在的县（市）、区工商局领取营业执照，但仍有相当一部分纳税人是在市工商局及其所属的特业分局、直属分局、铁路分局，甚至是省工商局和国家工商总局办理的工商登记。这就给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情况通报带来了诸多不便，也给税务机关通过工商登记监控税源带来了一定的困难。
3、关于税务登记与银行帐户登记问题。新征管法第十七条规定：“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持税务登记证件，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开立基本存款帐户和其他存款帐户，并将其全部帐号向税务机关报告。”实际工作中，税务机关对纳税人是否将全部帐号进行报告缺乏有效监控手段，加之目前金融机构众多，对个别未按规定执行的纳税人，税务机关查找十分困难，不利于控管。
（二）帐薄、凭证管理方面。
1、关于建帐标准问题。可能由于全国经济发展不平衡，征管法没有对建帐标准作出具体界定，只是笼统地规定“规模小”、“确无建帐能力”可以不建帐，这种模糊的概念给税务人员实际操作带来诸多不便。或许有人会认为，模糊规定给了税务机关实际操作中更大的灵活性，殊不知，这恰恰给了别有用心的纳税人以可乘之机。因为，按照国际惯例，法律只是规定“不准干什么”，法律只要没有明确规定不准干的事，大家都可以做，即我们通常所说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过”。由此可以推知，你既然没有明确规定不建帐的标准，我不建帐亦不为过。
2、关于发票保证金问题。原征管法实施细则规定，外来临时经营建筑安装的企业，如果需要在施工地购买发票，施工地税务机关可以对其收取一定数量的发票保证金。但在新法及细则中对此却只字未提，造成了“收取发票保证金”这一最有效的发票管理手段处于一种十分尴尬的境地。再者，部分经营规模小的纳税人，生产经营很不稳定，变动频繁。不收取一定数量的发票保证金，税务机关很难对其发票领、用、存情况实施有效监控。如果不批准其发票领购申请，税务机关又要面临“行政不作为”的指控。
（三）纳税申报方面。
1、纳税申报是界定纳税人法律责任的重要依据，但在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的纳税申报章节仍然未对“最后申报”、“稽查前申报”做出明确规定，形成与国际惯例的脱节。按照国际惯例：凡未实行查帐征收的纳税人均应在一个公历年度结束后在一定期限内进行最后纳税申报；所有纳税人在接到税务稽查通知书后应立即进行稽查前申报。这种规定对税收法律责任的界定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税务稽查部门曾经遇到过这样的事情，个别纳税人在税务稽查即将结案时，突然要求补缴所欠税款，以逃避罚款的法律责任。由于《税收征管法》未对“稽查前申报”做出明确明确，导致了界定税收法律责任的界限模糊。
2、新《税收征管法》第二十六条明确规定了纳税申报方式包括：直接申报、邮寄申报、数据电文申报以及其他申报方式。《实施细则》第三十一条也对邮寄申报方式的实际申报日期的确定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未对数据电文申报方式的法律地位加以明确。税务机关对采取数据电文申报方式的纳税人，如何确定实际申报日期、界定法律责任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
（四）税款征收方面。
关于税收保全、强制执行的适用范围问题。《税收征管法》第三十七、三十八、四十条规定，只能对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采取税收保全、强制执行措施。对非从事生产、经营的纳税人取得应税收入但未按规定缴纳的税款，如何采取税收保全、强制执行措施却没有做出任何规定。随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的迅猛发展，凭借专利权、著作权等知识产权获得高收入以及高薪、食利阶层的人会越来越多，对这类纳税人的收入如果不能采取有效的强制措施，税收收入大量流失的局面不可避免，税收执法的刚性被弱化，公平性也无从体现。
（五）税务检查方面。
1、在目前国、地税机构分设情况下，两家税务机关对同一纳税人检查时各自为政，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不相互通报，由于新《税收征管法》没有对此进行规范，造成各查各自所管税收，对不属于自己所管辖范围的税收违法行为不管不问、听之任之，稽查效率低的问题在所难免。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也是税务稽查资源的浪费。
2、《税收征管法》第五十七条规定：“税务机关依法进行税务检查时，有关单位有义务向税务机关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及证明材料。”但却没有明确违反这一规定的处罚措施，造成此条规定形同虚设。这也是有关单位特别是一些行政主管单位不配合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现象普遍存在的根本原因。试想，同是行政机关，又没有法律责任的约束，这些行政机关为什么要服从税务机关的要求？
（六）法律责任方面。
1、《税收征管法》第六十三条规定：纳税人偷税（包括扣缴义务人不缴或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即应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以下简称《刑法》）处理。我们通过分析刑法，不难发现《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在规定对偷税如何处理上存在着瑕疵：它对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10%以上不满30％，并且偷税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10万元的，以及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的30％以上，并且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偷税行为如何处罚做出了明确规定。但对偷税数额占应纳税额10%以上不满30％，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上的偷税行为以及偷税额占应纳税额30％以上但偷税数额在10万元以下的偷税行为没有规定如何处罚。这实际上也是征管法存在的一个大漏洞。同时，《税收征管法》规定的偷税概念仅仅列举了四种情形，在目前经济形式多样化的情况下，不足以囊括不法之徒已经采取或准备采用的各种偷税手段，形成了法律上的空白，不利于有效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另外在涉税违法案件的移送环节的时间要求上《税收征管法》也没有统一规定，不利于及时有效地打击涉税违法犯罪活动。
2、征管法第七十三条对银行或金融机构不配合税务机关造成税款流失的行为处罚偏轻。对于我们现在这样一个大流通的社会，对银行或金融机构处以10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的罚款，特别是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仅处1000元以上10000元以下的罚款，显然是不足以对其构成威慑的。
二、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执行中遇到的难题
如果说新征管法在立法上存在一些问题的话，那么各级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在执行征管法中遇到和存在的问题就更是五花八门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各级政府的干预。《税收征管法》第五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支持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阻扰”。但事实上是，税务机关在执法中遇到的最大的阻力就是来自各级政府对税务机关的行政干预。首先，有些政府不是从实际出发，而是根据“需要”确定税收收入目标。税务机关稍加解释，就以“要讲政治、要服从大局”为由，“说服”税务机关接受不切实际的收入目标。税务机关稍有怠慢，政府要求换人的“意见”便提到了上级税务机关。如此年复一年，税收任务不断加码的现象屡见不鲜。其次，有些政府插手具体征管事务，干预税务机关具体行政行为。如某县税务机关对一个企业进行正常的税务稽查，当地政府便以扶持经济发展的名义责令税务机关停止检查，税务机关如拒不执行或稍有迟疑，在行风评议中就将面临尴尬的境地。第三，政府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支持税务机关工作，表面上给于承诺，实际上却是无所作为。
（二）有关部门的掣肘。征管法第五条规定：“各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支持、协助税务机关依法执行职务。”在实际工作中，有个别单位从自己的团体利益出发，不但不支持税务工作，反而给税务工作制造麻烦。一是某些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拒不配合税务机关调查纳税人存款帐户或拒不执行税务机关冻结纳税人帐户和扣缴税款的决定，甚至通风报信，帮助纳税人转移存款，导致税款流失。二是某些行业主管部门，更是以企业的保护者的面孔出面，直接干预税收工作。如某煤炭局，以其下属某煤矿生产经营困难为名阻止企业缴税。更为恶劣的是，在得知税务机关要采取强制执行措施扣缴该煤矿的税款后，竟然组织工人到市政府闹事，在当地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三是某些部门利用税收政策赋予的权力，不是积极配合税务部门的征收管理工作，而是把一些明显不符合政策的纳税人认定为应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范围，给税务机关正确执行税收优惠政策带来诸多不便。
（三）税务部门的过失。应该承认，绝大多数税务机关和税务人员是能够做到依法办事的，但也有个别税务人员由于种种原因，不能认真执行征管法。一是责任心不强。如征管法第三十一条规定，延期缴纳税款审批权在省一级税务机关。但有些基层税务机关工作人员怕麻烦、图省事，干脆让企业以欠税的名义不交税款。二是好心做错事。征管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税务机关不得提前征收、延缓征收税款”。而在现实中，有些税务部门为了做到税收收入均衡入库，都或多或少地存在有意保留税源的情况。这种做法虽然在税务系统内部不是秘密，而且在控制税收收入进度方面很有成效，但毕竟是有悖于征管法规的。三是部分税务人员业务素质低。新征管法实施以来，各级税收机关都下大功夫进行了宣传、培训工作。但至今仍有一部分税务人员没有掌握本岗位应知的业务内容和应会的专业技能，从而造成实际工作中执法的偏差。
（四）纳税人的阻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偷、逃、抗、骗税者对付税务机关打的是一场“群众战争”。全国税务系统充其量有二百万税务人员，他们面对着数以亿计的纳税人，已是众寡悬殊。何况纳税人中不熟悉税收法律、法规者居多，这已经给税收征管工作带来了相当的难度。更何况少数不法之徒创造了多不胜数的对付税务机关的邪门歪道。他们利用征管法中的一些条款，采用拖、赖、吵、诬、跑甚至使用暴力威胁等方法，阻挠《税收征管法》的贯彻实施。通常情况下，这些纳税人采取生产经营不办证、财务收支不建帐（或是建假帐、建两套帐，隐匿真帐、显示假帐）、取得收入不申报等方法以达到不缴或少缴应纳税款的目的。而且手段狡猾、行为诡谲，给负有举证责任的税务机关正确执行征管法造成了诸多困难。
（五）执法范围不明确，税务处罚执行难。《税收征管法》第七十三条、《实施细则》第九十二、九十五、九十八条规定了税务机关可以对下列有关单位和人员进行行政处罚：
1、拒不配合税务机关检查纳税人帐户、拒绝执行税务机关作出的冻结存款或扣缴税款决定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和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其他责任人员，以及未依照《税收征管法》规定在纳税人帐户中登录税务登记证件号码，或者未按规定在纳税人的税务登记证件中登录其帐户帐号的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
2、拒绝配合税务机关检查纳税人托运、邮寄应纳税商品、货物或者其他财产的有关单据、凭证和有关资料的车站、码头、机场、邮政企业及其分支机构；
3、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进行税务，造成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的中介机构。
但在实际工作中，往往存在着税务机关实施检查的纳税人与其开户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托运或邮寄货物的车站等企业以及其委托的中介机构并不属于同一个主管税务机关，有些甚至不在同一个省、市。《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基层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行政执法权的适用范围并没有做出明确规定。按照目前行政执法的有关规定，税务人员从事行政执法时必须持有《行政执法证》，该证件标明的执法范围都是以其所在的基层税务机关的征管范围为准的。而基层税务机关的征管范围又有明确的划分，通常采用属地原则，其征管范围不超出所在的县（市）、区地界。因此，基层税务机关不具备对其征管范围以外的纳税人或其他相对人的行政执法权，不能按照《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对这些单位和人员进行税务处罚。
三、对《实施细则》的一点质疑
《实施细则》第九十八条规定：“税务人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的，除由纳税人缴纳或者补缴应纳税款、滞纳金外，对税务人处纳税人未缴、少缴税款50%以上3倍以下罚款。”这条规定是否恰当，笔者认为有商榷之必要。
（一）税务人与税务机关之间的法律关系。税务人从事税务取得的中介服务收入应照章纳税，其作为纳税人是税务机关的行政相对人，与税务机关之间属于行政法律关系。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中，没有把税务人的税务行为列入税务管理的范围。所以笔者认为，税务人的税务行为应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的调整范畴。税务人与委托人（即纳税人、被人，下同）之间无疑是民事法律关系。
（二）税务人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纳税人未缴、少缴税款的责任追究。纳税人未缴或少缴税款是一个涉及《税收征管法》的问题。首先，税务机关应按照《税收征管法》规定对纳税人不缴或少缴税款的行为进行处罚（而不论其是否委托人进行税务）。其次，按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三条“被人对人的行为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税务机关也应依法对纳税人给予处罚。而委托人（纳税人）在受到处罚后，应按照《民法通则》的以下几点规定与税务人划分过错责任：
1、按照《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没有权，超越权或权终止后的行为，未经被人追认的，由行为人承担民事责任。税务人的行为如果属于这种情况，即为越权，承担民事责任是毫无疑问的；
2、按照《民法通则》第六十六条第二款规定，人不履行职责而给被人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税务人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进行，造成委托人未缴、少缴税款给委托人造成了损害，是严重的失职行为，按本条规定也应承担民事责任；
3、按照《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规定，人知道被委托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活动的，或者被人知道人的行为违法不表示反对的，由被人和人负连带责任。税务人在这种情况下的行为属于违法，如果由此致使委托人未缴、少缴税款而受到处罚，由税务人与委托人负连带责任是合情、合理、合法的。
（三）几点疑问
1、税务人违反税收法律、行政法规造成委托人未缴、少缴税款是否应由税务机关对委托人依《征管法》规定进行处罚？
2、委托人受到税务行政处罚后，是否应按《民法通则》与其税务人划分责任以明确罚款的最终承担人？
3、税务如按《实施细则》第九十八条受到处罚后，是否对其委托人免于处罚？（从征管法及其细则看无此规定）
4、如果委托人不能免于处罚，其必然依《民法通则》对其税务人追究责任，税务人将面临双重处罚，这样是否合理？
四、解决问题的对策
面对我们所处的环境，针对工作中出现的问题，今后如何完善税收法律制度，促进依法治税，笔者结合多年的基层税务工作经验，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确立正确的立法指导思想。税收征管法解决的是税收征管问题，其指导思想应该是如何保证税收征管行为的顺利实施。至于如何保护好纳税人的合法权益、如何规范税务机关及税务人员的行为，应通过制定相应的“纳税人权利保护法”、“税务人员行为规范”来加以调整。
（二）适当扩大基层税务机关的行政执法权限，建立健全完善的税务行政执法体系。应明确规定，基层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实施税务检查或采取强制措施时，对与该纳税人违法行为有直接关联的，或者采取违法手段阻挠税务机关执法的单位和人员，无论其主管税务机关是哪个，实施检查的基层税务机关都具有对其进行税务行政处罚的权限。同时在全国税务系统内部制定一套行之有效的情报交换制度，明确规定基层税务机关在收到其他税务机关已查实的本辖区内纳税人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证据后，可以直接对其进行行政处罚，不必在调查取证，并将结果及时反馈有关的税务机关。另外，为了加大打击涉税犯罪的力度，增强税收执法刚性，应参照海关与公安联合成立机构打击走私犯罪的模式，成立相应的税务警察机构。
（三）建立呈链条状的税收征管体制。首先是税收政策的完善，逐步确立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体税种的税收收入体系。明确个人所得税对所有人的所有收入进行征税，同时鼓励个人消费时向经营者索取发票，并允许其将所有的合法支出进行扣除。这样，下线消费者就对上线经营者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监督体系，经营者的收入将一目了然，无法隐匿。其次是改进征管制度的，提高征管工作科技含量，加强税务信息化建设，建立健全税务机关与其他部门的信息共享制度。将纳税人的身份证号作为办理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的必要条件，无论纳税人到哪里经营，只要有欠税或因违反税收法律、法规被税务机关处罚而拒不接受的记录，在其重新经营办理工商注册和税务登记时，将受到严格限制。
（四）改进税务部门的收入指令制。要逐步取消某些不切实际的数字目标，把对税收收入的考核改为按GDP增长幅度考核。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依法征税，应收尽收，不收过头税”。
（五）明确税务人员的责任。要制定一系列的责任追究制，明确提出辞退税务部门失职人员的标准，建立一套可行的税务人员定期轮训制度。以督促、帮助税务人员加强学习、更新知识、树立新理念、提高素质、增强责任心。
（六）建立一套纳税信誉等级评定制度，提高纳税人依法纳税意识，鼓励其诚信纳税。由国、地税机关联合对纳税人遵守和履行税收法律、法规以及财务会计制度的情况进行考核评定，并充分参考工商、银行、技术监督、司法、海关等部门对纳税人其他社会信誉的综合评价，将纳税人的纳税信誉划分为若干个不同的等级，根据等级的不同，对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对纳税信誉高的纳税人，可以在不违反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给予适当的优惠。例如：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内容未发生变化的，税务登记免予年检；无被举报以及相关部门提请稽查的，可以连续两年（或更长时间）内免予税务稽查。对纳税信誉低的纳税人则要列入重点监控、重点检查的范围，并取消其参加纳税先进单位或个人评比的资格。另外，税务机关应将纳税人的纳税信誉等级向社会公告。
（七）制定配套措施，完善税收法律体系。针对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存在的不足和执行中出现的问题，以及当前税收征管的薄弱环节，应及时对新《税收征管法》及其《实施细则》进行修订完善，并加强与其他部门的协作，有针对性的制定相关的配套措施。例如：阻止欠税纳税人出境制度、税务登记管理制度、扣缴义务人登记制度等等。只有这样，才能使新《税收征管法》对规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得以充分发挥。
参考文献：
1、国家税务总局征收管理司，《新税收征管法极其实施细则释义》，中国税务出版社，2002年9月第1版；
2、王杰，《税法新论》，工商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版；
关键词：税收征管法 内部控制
2015年1月5日，国务院法制办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作为直接关系企业权利义务的财税法规，税收征管法的修订会对企业经营环境产生重大影响，由此要求企业内部控制必须相应调整。
一、税收征管法修订思路特点
（一）立法宗旨从加强征收管理向促进税法遵从转变
在税收开征初期，强调以组织收入为使命、加强征收管理的立法宗旨是有现实意义的。然而，随着纳税意识日渐普及和征管制度逐渐完善，尤其是国家治理体系建设不断推进，单方面强调纳税人的服从性，而忽略了税法遵从是征纳双方的共同责任，则是不合时宜的。此次草案将“规范税收征收和缴纳行为”置于“加强税收征收管理”之前，以强调税收征管法不但“管”纳税人缴纳行为，更“管”税务机关征收行为，与“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法治精神保持一致。
（二）行政理念从单向封闭管制向双向沟通合作转变
长期以来税收征管基本以税务机关单方面意志为主，较少考虑税企沟通，更遑论双方合作。这种模式简单明确、易于执行，但也易引发抵触情绪等问题。实际上，征纳关系并非水火不容的对抗博弈。以公权为基础的单向封闭管制转变为以契约为核心的双向沟通合作，是时代进步的必然要求。近年来各地都开展了税企合作防范税收风险的探索，例如企业税收遵从合作、预约定价安排等。此次草案对预约裁定与纳税确认等制度予以明确，反映了鼓励税企沟通合作的理念。
（三）权责关系从税务机关主导向征纳双方平衡转变
一般认为，现行征管法对税务机关的权力强调有余而对纳税人的权益保障不足。然而，税务机关的权力在法律上得到强化，其现实责任也被加大；纳税人在法律上的权益被弱化，其现实责任也相应淡化。例如，如实申报计算应纳税额本应是纳税人的责任，但在实践中税务机关以审核的名义主动为纳税人的申报把关的事情屡见不鲜。此次草案一方面明确了纳税人办理纳税申报后可以修正申报的权利，另一方面也确立了纳税人自行申报制度的基础性地位，充分体现了还权还责于纳税人、平衡征纳双方权责关系的思路。
二、税收征管法修订对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
（一）有助于优化内部环境
征管法修订促进内部环境的优化主要体现在经营风格上。一般而言只要符合实际情况，激进或者稳健的经营风格都是可以接受的。然而，在实务中税务机关会倾向于稳健的处理，并有权依法调查有逃避纳税义务嫌疑的交易安排。例如草案引入了“税务机关依法实施特别纳税调整的，可以要求纳税人或者其税务人提交税收安排”的规定，充分反映了税务机关对日益增多的税收筹划的重视。因此，企业应当慎重采用过激的经营手法和财税处理，以免引起税务机关的额外关注，诱发税收风险。
（二）有助于深化风险评估
征管法修订对企业风险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风险识别和风险应对上。
1.风险识别方面
至少应当关注的内部风险有：（1）财务处理、税务安排是否谨慎稳健；（2）会计核算软件、生产管理软件是否报送备案；（3）账簿、凭证等涉税资料是否按规定期限妥善保管。而外部风险有：（1）对外签订合同是否记录纳税人识别号；（2）向个人支付所得是否提供支付凭证并妥善保管；（3）大额资金给付是否记录对方全称及纳税人识别号；（4）网络交易平台是否登记报送电商交易者的注册信息；（5）复杂事项是否及时与税务机关沟通确认。
2.风险应对方面
（1）违法处罚上限的下调一定程度上可能会造成偏好风险、追求收益的企业倾向于“打球”的风险承受策略；（2）税收诚信体系的健全使得失信成本更多体现在经济损失之外的信誉减损，自觉遵从的风险规避策略是更明智的选择；（3）在不同的发展阶段，企业还可因应自身的实际需要适时调险应对策略。例如，草案将“滞纳金”更名为“税收利息”，在字面含义上来说从惩戒变为补偿，企业或可考虑运用不同的风险应对策略缓解资金压力。
（三）有助于细化控制活动
草案主要通过凭证管理、信息披露等在会计系统控制上加以细化。1.电子凭证。草案引入“纳税人、扣缴义务人使用征纳双方认可的电子凭证，可以作为记账核算、计算应纳税额的依据”，为信息化时代会计系统控制使用电子凭证提供了法律支持。然而，电子凭证必须依法依规取得并注意是否为税务机关认可。2.资金往来披露。草案规定“向自然人纳税人支付所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主动向纳税人提供相关支付凭证”，此外，草案也对大额资金往来有新增信息披露的要求（例如一个纳税年度给付五千元以上应当提供相关涉税信息等）。企业应当及时更新升级业务流程以满足要求。
（四）有助于强化信息与沟通
草案通过强化信息与沟通的要件对企业内部控制产生影响。
1.信息质量
草案明确“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来源于第三方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有异议的，应当告知相关第三方修改提交信息”。因此企业不但要对内部信息严格把关，更要关注与企业相关的第三方（例如行业协会、电力、自来水等）的信息质量以免带来风险。
2.沟通制度
（1）对内沟通：应当保证渠道畅通，全面收集内控信息，避免信息披露不实；（2）对外沟通：首先，应当按照草案规定“纳税人签订合同、协议，缴纳社会保险费，不动产登记以及办理其他涉税事项时，应当使用纳税人识别号”以提高透明度。
3.信息系统
从“还权还责于纳税人”的思路来看，税务机关会逐步改变过去对越俎代庖的“保姆式”管理，例如现在由税务机关免费提供、强制使用的涉税软件，将来或改为由企业自主选择、自行开发。因此企业应当未雨绸缪、提前研究涉税事项信息系统开发。
（五）有助于固化内部监督
征管法修订有助于将内部监督固化于管理流程中。为鼓励企业开展自我纳税评定、主动纠正差错，草案新增了“对主动纠正税收违法行为或者配合税务机关查处税收违法行为的，可以视情节从轻、减轻、免予行政处罚或者减免征收税收利息”的规定。因此，企业应当积极开展内部监督并将监督措施固化于日常业务流程中，通过主动纠正差错来降低违规成本。
三、内部控制应对税收征管法修订的建议
如前所述，税收征管法修订有助完善企业内部控制，同时也对企业内部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企业内部控制做好“三个转变”应对税收征管法修订：
（一）控制范围从单一封闭向多元开放扩展
传统观点认为，内控是关于企业内部事务的管控。然而，如果将内控触觉局限在企业内部，并不足以防范外部因素诱发内部风险的发生（例如电力、自来水等第三方信息不准确会误导税务机关进而增大企业税收风险）。因此，企业应当将控制范围延伸至多元的外部因素和开放的周边环境，才能真正实现内控目标。
（二）权责观念从消极对待向主动承担更新
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对于税收往往停留在“苛捐杂税”的印象，基本上都是被动、消极地对待和忍受，几乎没有关于纳税人的权利权益和责任义务的观念可言。此次草案的一大亮点，就是“还权还责于纳税人”。借此契机，企业应当逐步树立正确的权责观念，善于利用权利和争取权益，勇于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为建设“法治中国”作出贡献。
（三）沟通方式从隐瞒猜疑向透明互信转变
不少人认为，税收是无偿强制转移经济资源，因此企业会对税务机关有隐瞒信息、猜疑防备的本能动机。然而，现代税收理论和实务都倡导税企合作，而草案中多处条文也表达了鼓励税企沟通合作的主张（例如降低罚款上限、对主动纠正宽免处罚等）。正如全球管理会计原则中战略性税收管理的观点，企业应当定期与税务当局组织有建设性的沟通，与税务当局保持有建设性、透明和互信的关系，及时提供所有相关信息，并迅速解决争议，才能实现企业经营目标。
参考文献：
[1]宋功德.我国公共行政模式之变――从单向管理转向合作行政[N].人民日报，2009-6-24（15）.
【关键词】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法制完善
一、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概述
1、高收入阶层之含义分析
个人所得税是以个人(自然人)取得的各项应税所得为征税对象所征收的一种税。从税源上看,其中达到一定高度的收入标准的纳税群体即为高收入阶层,而此外则为一般工薪阶层。目前高收入的含义大致有两种,一是年薪属于高收入的水平,二是收入多元化所形成的高收入,即既有业内收入,又有业外收入,既有固定收入,又有流动性收入。
2、高收入阶层税收征管之意义
其一,用个人所得税对高收入阶层进行重点调节,是我国当前社会收入分配的关键所在。目前我国个人收入分配中的高低差距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这容易引起社会心态的不平衡,影响稳定的局面。因此,运用税收政策来调节社会收入的再分配,保持合适的收入级差,就显得尤为重要。
其二,个人财富积累比重严重倾斜,需要运用个人所得税进行重点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悬殊,必然导致财富积累的差异;而对个人财富积累比重的严重失衡,则应将个人所得税征收的重心放在高收入阶层,使社会财富分配和积累控制在合理和可以承受的范围内。
其三,市场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激活了人们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因此在收入分配领域形成一部分高收入阶层是客观和正常的现象,但法制的不完善易导致一部分人利用各种法制漏洞获取高额收入成为高收入者。因此,加大对高收入阶层重点的调节和监控,也是促进市场经济本身健康有效发展的需要。
二、我国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现状
在我国以调节个人收入分配、均衡社会财富构成为主要目的的个人所得税,一直呈高速增长的态势迅猛发展。但近年来,人们却逐渐发现了一个奇怪现象:越是有钱的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反而越少。
据统计,2000年我国征收的500亿个人所得税中,80%来源于工薪阶层,占人口的8.7%,个人储蓄占储蓄总额60%以上的高收入者,其实际承受的纳税负担比其他人群还低。而国际经验普遍证明,个人所得税的主要征收对象是高收入者和富有家庭。比如,在美国5%的高收入纳税人缴纳了大约50%的联邦所得税。通过比较深刻暴露出了我国目前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中存在的诸多问题。
第一,收入多元化、隐性化,申报难以足实,腐败、违法现象多有发生。从实际情况分析,因高收入阶层收入高、渠道多、形式多等,很难掌握其实际收入水平,收入模糊也为偷逃漏税等各种违法现象的滋生提供了温床。
第二,支付环节多渠道,代扣代缴难以全面落实,国家税收流失比例大。由于目前各单位、企业为了自身的利益或受各种因素干扰而代扣代缴执行不力,这种带有源泉控制的环节放松,必然导致大量的偷逃漏税和调节乏力。
第三,从业场所流动性强,税务稽核难以跟踪到位,征收管理收效甚微。高收入阶层中有相当一部分职业具有很大的流动性,与此相应的收入来源及支付渠道也缺乏固定性,从而加大了税务部门的稽查核实难度。
三、我国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现状的成因
1、高收入阶层主动纳税意识比较淡薄,没有纳税义务的责任感
近年来,高收入者对缴纳个人所得税的意识都有不同程度的提高,但这种意识只是浅显的,主动的申报意识仍比较薄弱。此外,还有相当一部分人受个人利益的驱使,千方百计偷逃税款,以达到高收入的目的,毫无纳税义务责任感。
2、对高收入者税收征管的立法不完善,纳税法制环境欠缺
对于个人所得税而言,高收入者也并非特殊纳税人,对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及其征收办法出现的对高收入者的“征管制度失效”现象,必须提高包括个人所得税法在内的我国整个税法体系的立法层次,从根本上改革完善,而不应只是针对高收入者各种规定、变通性办法来修修补补。这些规定、办法不仅立法层次低、主观随意性大、透明度差,而且其中有些规定已明显超越了授权立法的范围,或从实质上改变了基本立法的内容。面对这样一种范围和层次混乱不清的法律环境,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显然已经丧失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调节差距”的法律基础。
3、现代科学征管水平较低,税收调控收入分配功能弱化
我国现代科学税收征管水平还处于较低的层次,从申报、审核到检查扣缴制度都缺乏先进的现代化的资料储备、检查、查询和处理手段,信息传递慢而缺乏准确性,无法约束纳税人。例如,国家虽然已对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实行了实名制,但银行与税务机关的联网工作尚未展开,税收信息化水平低,社会协税护税功能不强,税务制度还不完善,不能很好地发挥其中介组织的作用来帮助纳税人、扣缴义务人办理税务事项。
4、税务执法惩处不力,偷逃漏税屡禁不止
依法纳税是现代国家公民的基本义务,对偷逃漏税行为必须依法惩处、有效打击,激励公民依法纳税。但目前税务部门的稽查力量较弱,不能有计划、有重点地对高收入者进行专项稽查,而对查出的偷逃税行为往往以补代罚、以罚代刑,法律威慑力不强。加之对偷逃税处罚标准低,使偷逃者的收益有可能大于其受惩罚的损失,难以起到惩戒作用。
四、我国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制度的完善措施
1、增强公民纳税意识,建立诚信纳税的法制理念
首先,纳税意识直接反映公民对课税的接受程度,是决定税款征收效率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要通过各种形式加强宣传教育,使公民认识到纳税是国家运转、社会进步以及个人发展的共同需要;另一方面要通过法律的威慑力和强制措施实行代扣代缴,使公民认识到偷逃税款的严重法律后果,以使公民逐步形成自觉纳税意识。
此外还应指出,政府在宣传纳税人必须履行纳税义务的同时,不能忽视纳税人的权利,相反更应告知纳税人所拥有的权利,如知情权和监督权。而在税收管理上,税务机关处于管理者、检查者、执法者的地位,以国家形象自居,拥有支配、处置权利,而纳税人则处于被管理、被处罚、被监督的地位,这不利于人们自觉纳税意识的形成。对此,不仅在纳税人的具体扣缴方式上,而且在税款征收以后政府如何使用、是否将其用于公共目的,纳税人都应有知情和监督的权利。在纳税人权利和义务逐渐对称的过程中,人们的纳税意识就会相应增强。政府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应提高政府预算的法制化和透明化,提高公共产品的质量,让纳税人真正体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政策。
2、完善税收征管的相关立法,改善纳税法制环境
首先,加快《个人所得税法》修订的步伐。《个人所得税法》是1980年颁布的,尽管经过了1993年的修正,但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有些条款已经不适应新的形势,需要加以完善。具体而言,要适当提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细分收入性质,按不同收入性质分定税率;深化税制改革,考虑企业税制和个人税制的统一和衔接,从法律上避免企业和个人在税负上的不公平。
其次,尽快出台加强针对高收入阶层税收征管的相关单行立法。通过这一单行立法不仅可以改变原有规定、办法的立法层次低、内容模糊、透明度差等弱点,同时也可以区别于一般工薪阶层,建立更具体适用于高收入阶层的税收法制体系。如在其内容中进一步区别规定针对高收入者的累进税率,并增设相应的严惩偷逃漏税的有关法规等。也由此对提高高收入阶层个人所得税征管水平奠定了法制基础。
3、提高现代科学征管水平,建立高效的个人收入监管机制
首先,建立和完善个人所得的纳税申报制度。完善个人收入申报制度是强化个人所得税尤其是针对高收入阶层管理的关键。因此,建议在我国加快建立全面有效的个人“双向”收入申报制度的步伐:结合《个人所得税法》的修订,明确规定所有支付个人收入的单位和个人都必须依法定期向税务机关申报支付的个人收入情况;结合新《税收征管法》的实施,尽快出台扣缴义务人登记管理办法;明确规定全年各类总收入超过一定标准的个人,年终后1个月内必须向税务机关申报;特别是对高收入、高职务、高知名度的人的收入要实行重点监控,建立和完善个人财产申报和登记制度,提高和强化个人所得税的征管力度,如果发现偷漏个人所得税,则要追究纳税人个人和代扣代缴人的法律责任。
其次,对高收入阶层实行年度结算,加强审核评税。针对现行税制按月、分次征收存在的问题,建议在对高收入个人建档管理的基础上,对高收入个人实行年度结算,开展个人所得税的审核评税。对高收入人群实行年度结算,将收入规模与纳税水平进行对比分析,有利于发现问题,保证税款及时、足额入库,有效防止偷漏税款行为发生。
最后,健全税收稽核系统,实行网络化管理。要提高税收征管的效率,必须以全面构建税收管理信息平台系统为切入点,充分发挥网络化、信息化的效能,不断提高税收管理、监控水平。建立以“双向申报”纳税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技术支持的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双重档案体系为依托、集中征管、重点稽核的征管模式:税务机关以扣缴义务人申报的资料档案、纳税人档案和纳税申报表三者为依据进行电子化核查,监督支付人的扣缴情况,纠正并处罚不真实的纳税申报,引导纳税人如实申报纳税。
4、加大执法力度,以刑法作后盾,强化税法威慑力
首先,随着个人所得税收入的高速增长,逐步从小税种向大税源、大税种的转换,迫切需要建立专业的稽查队伍,加强对高收入阶层的制度化检查,使隐蔽收入或逃避纳税产生恐惧心态,逐步增强税收征管检查的威慑效应。
此外,处罚制度是税收征管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效的处罚能促进纳税人迅速缴纳税款,防止偷漏逃税。我国的处罚过轻,还存在执法不严的情况,致使纳税人和扣缴义务人存有侥幸心理,偷逃漏税行为屡禁不止。参照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严管重罚是行之有效的途径,严管就是政策设计要严密、法律制度要健全、征收管理要严格;重罚就是对违反税收法律制度的行为予以严厉处罚,使之产生强烈的震慑效应,以减少税收流失,从而达到个人所得税设计的目的。于此,《刑法》即成为其强有力的后盾,对不履行代扣代缴义务职责的单位和个人,既要予以经济上的重罚,还要视偷逃漏税的程度追究刑事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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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企业所得税 税源管理 纳税评估 信息化建设
一、新企业所得税变革亮点
1、纳税人认定、纳税义务和纳税地点。新《企业所得税法》关于纳税人的界定，取消了以资本来源作为区分标准的作法，统一了适用对象。按照国际惯例，采用登记注册地与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相结合的办法，将纳税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并明确前者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后者承担有限纳税义务，同时改变以独立核算为标准确立纳税地点的方法，确立了以法人为标准的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制度。
2、税率。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充分考虑了财政减收承受力度、国际税收竞争等因素的基础上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统一为25%，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照顾性税率，改变了原有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分设档次过多、不同类型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差距较大的现象。
3、收入确认。新《企业所得税法》在收入确认上增加了收入总额内涵的界定，首次提出了不征税收入的概念，并严格区分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在实施条例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应计入应税所得额中的收入形式及确认标准和确认时间，比原有税法更清晰明了。
4、税前扣除范围及标准。新《企业所得税法》不仅统一了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支出扣除政策，明确了不得扣除的支出范围，而且调整了扣除基数，尽量与新企业会计准则接轨，避免调整计算的复杂性。比如工资薪金支出取消计税工资标准，改为内外企业统一据实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计税基数从原来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年度利润总额，扣除标准统一为12%。
5、税收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较原有所得税法做出了重大调整。一是统一内外资企业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规定了5年过渡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能平稳过渡。二是基本废除原有“区域优惠”体系，构建了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兼顾技术进步的新的税收优惠格局。三是增加了对创业投资企业和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体现以“特惠制”取代“普惠制”的改革理念。四是在细节上将原来对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直接减免税政策改为工资加计扣除政策和减计收入政策。
6、反避税。为打击日益严重的避税现象，新《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际惯例，专门制定了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对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避税港避税等各种避税行为进行规范。明确了转让定价的核心原则即独立交易原则，将独立交易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业务往来；增列了无形资产和劳务方面的成本分摊协议条款、税务机关和关联企业间的预约定价安排，要求关联企业报送关联业务往来报表和提供相关资料，强化了纳税人及相关方在转让定价调查中的义务。
二、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变化引发的税收征管问题
1、税收管辖权问题。新《企业所得税法》统一了适用范围，按法人标准确定纳税人，排除了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并规定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但在税收征管上仍适用过去“一税两管”体系，即按企业开业登记时间划分国税、地税征管范围，2002年1月1日之前成立的企业由地税征管，之后设立(开业)登记的企业由国税负责征管。而在实践中发现，原来由地税部门征管的个体工商户和个人投资企业及合伙企业，通过扩大生产经营规模、吸收新成员组建为公司制企业，这类企业是仍由地税征收，还是由国税征收？总机构在2002年之前成立由地税征管，分支机构在2002年以后成立由国税征管，汇总纳税时管辖权归国税还是地税？这些在新税法中都未明确，这就可能导致国、地税征收机关争相介入管理，也可能相互推委，无法做到有效控制，给管理工作带来许多困难。
2、税源管理。
（1）企业纳税地点变更导致的税源管理问题。原内资企业以独立经济核算的单位为纳税人，实行就地纳税，而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分公司应税所得要汇总到总公司进行纳税。随着不具有法人资格的营业机构纳税地点的变更，对于各地的主管税务机关来说，其纳税户户籍管理和税源管理将随之发生变化。分支机构所在地税务机关由于没有所得税征收权不便监管，法人所在地对分支机构的生产经营情况又不了解。在此情形下，各地税务机关如何防止漏征漏管、总机构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如何掌控分支机构的涉税信息、如何交换和共享已经拥有的征管信息，这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
（2）“老企业”和“新企业”的身份认定与过渡期优惠政策的享受问题。新《企业所得税法》给予老企业5年过渡期优惠政策，新企业则不能享受。原则上说，新老企业的认定以工商登记时间在2007年3月16日之后还是之前为界限。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和改制重组的增多，企业新办、合并与分立之间的界限日趋模糊复杂，难以有明确的标准。
3、税基管理问题。
（1）纳税人身份认定变革带来的税基管理问题。原所得税法按资本来源划分纳税人和纳税义务，新《企业所得税法》取消了此判定标准，取而代之的是法人地位、实际管理机构和控制地双重标准确定居民纳税人与非居民纳税人。若为居民纳税人则就来源于中国境内外的全部所得作为税基缴纳所得税。税务机关如何清楚界定什么是“实际管理机构和控制地”，什么是“仅在我国设立的机构、场所”，成为确定企业所得税税基的关键性问题。
（2）收入确认、税前扣除范围及标准的变革引发的税基管理问题。基于纳税人经济理性的考虑，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往往会利用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变化，采取各种手段来缩小税基，达到少缴税的目的。比如新《企业所得税法》规定利息收入、租金收入、特许权使用费收入确认日期均为“合同约定的应付日期”，企业可以通过调整合同约定方式改变税基。税前扣除中的工资薪金只要是“合理”的都可以在税前据实扣除，企业就可能采取虚增雇佣人数，虚假提高工资水平等方式增加税前扣除基数。再比如，计算业务招待费、广告费当年扣除上限时，不征税收入、免税收入是否可以作为计提基数，各项扣除的审批手续是沿用原有审批规定还是一切推倒重来呢？如沿用现行规定，哪些有效哪些无效呢？如推倒重来，基层征收机关的工作量又将如何？纳税人的遵从成本又将如何？另外，因国税、地税部门对政策的理解不同带来的税务差异是否会干扰企业的经济活动呢？
4、反避税引发的税收监管问题。过去外商在优惠政策多、实际税负低的情况下，规避所得税的动机较弱，新《企业所得税法》实施后，大部分外资企业不仅税率有所提高，享受的优惠政策也将逐渐减少，这就使得外商会采用转让定价、资本弱化、成本分摊等方式在各环节规避所得税，这无疑需要我们增强税收监管。但目前税收监管本身存在以下问题。
（1）监管方法、手段落后，基础管理工作薄弱。基层税务机关在监管方面，一般以企业所填数据为准，对企业申报的境外情况基本上是依据企业申报什么，就予以承认并予以抵免，易导致反避税行为的发生。
（2）企业所得税税源动态监控体系不完善、税源信息不完整、所得税信息化程度不高。与地税、工商、统计、房管等部门信息沟通不够，信息共享和反馈机制没有建立。
（3）“一税两管”各自为政，同一类型企业税负差异较大。在实际监管工作中，两个税务部门为了强化所得税管理，各自制定了一些具体监管办法，对同一类型的企业，由于不同税务机关运用的管理方式不同、监管力度不同、规范管理的程度不同，势必会出现税负“避重就轻”的问题。
（4）税收监管缺乏专业人才，管理队伍有待加强。新企业所得税是一个涉及面广、政策性强、纳税调整项目多、计算复杂的税种，要想全面提高征管效能，必须拥有一定数量的具有专业素质和先进征管理念与方法的管理人员。而现实中所得税征管工作量大，人手少，人员素质参差不齐，与新税法的要求差异较大。
三、新《企业所得税法》框架下税收征管的改进建议
1、合理界定企业所得税税收管辖权，优化机构设置，明晰职责分工。从理论上说，企业所得税作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应由国税部门统一征收、上缴国库，再按分享比例返还给地方。这样“一税一管”，执法主体明确、执法力度一致。但我国当前国税、地税机关的征管力量、征管水平短期内达不到“一税一管”的要求。因此，本文有如下建议。
（1）建议5年内延用“一税两管”，采取随流转税税种确定的原则划分税收管辖权，即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缴纳增值税的，其企业所得税归国家税务机关征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缴纳营业税的，其企业所得税归地方税务机关征管。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的，一律在总机构税收管辖机关纳税。一方面，两个税务机关既可以有效利用自身的征管资源进行管理，降低征管成本，又可以减少纳税人的负担；另一方面，这样划分征管范围，各级地方政府必然会加大扶持第三产业的发展力度，这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意义重大。
（2）中长期应对国税、地税两套税务机构进行职能整合，重新设置机构，并明晰职责分工。考虑我国现行的不彻底的分税制财政体制，在国家税务总局职能不变的情况下，按照现有国税部门负责稽查、现有地税部门主管征收和管理，对国税、地税两局的资源进行整合，取消国税局的涉外税收管理部门。在国税局设置税务稽查机构，原地税局负责稽查的人员调到该机构，国税只负责对纳税人进行稽查并开展各类专项整治活动。在地税局设置税收征管机构，原国税局负责征收管理等的人员调至地税，负责为纳税人提供登记、征收、管理和纳税服务。地税局将企业所得税统一缴入地方金库，再由地方金库按规定比例上缴中央，实现共享。
2、加强税源管理、核实税基、完善汇算清缴制度。
（1）进行户籍信息源头管控。通过进驻政府行政审批中心，建立从工商登记到国税、地税税务登记的“无缝管理”机制，从源头上减少漏征漏管户。
（2）进行户籍信息全面监管。认真做好纳税人设立、变更、注销税务登记等工作，并切实加强对外出经营业户、非正常户、停业户、扣缴义务人的监督管理，堵塞信息不对称带来的管理上的漏洞。
（3）进一步落实税收管理员制度。把税源管理纳入税管员的职责范围，从日常检查、信息采集、资料核实、税源调查等方面明确税管员岗位职责，并制定统一标准的业务流程，促使税管员规范管理税源。
（4）建立经济分析制度。加强与工商、统计、物价等部门的联系，从各方面采集经济信息，运用对比分析、指数分析、因素分析等方法，摸准经济税源的变化规律，核实税基。
（5）加强日常管理，完善汇算清缴制度。即按月或按季对纳税人进行检查和监督，及时做调账；对于税法和会计准则之间的差异要求企业设立相应的辅助账簿，在按照会计准则进行正常账务处理的同时，按照税法规定对需要调整的项目在该辅助账簿中逐笔登记，在年终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时将累计数填在纳税申报表有关项目中。这样既方便税务机关的监督管理、减轻年终汇算清缴的压力，又可以提高企业所得税的征管质量和效率。
3、建立纳税评估与税务稽查互动机制。鉴于目前所得税征管中信息不对称，税务稽查部门得到企业纳税真实信息少、难于发现问题等情况，建议先按照“降低频率，加大深度，提高质量，注重效益”的纳税评估工作要求，积极开展所得税、流转税联评互动，对纳税人的企业所得税申报情况进行对比分析，评估其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逐步建立完善具有指导性、系统性、时效性、针对性的行业评估指标体系或评估模型。再从纳税评估中选定税收稽查的对象，避免税收稽查的盲目性；同时根据税务稽查反馈的结果，及时调整纳税评估的内容，保证企业纳税评估有效实施。这种互动机制有利于及时发现征管中的问题，找出薄弱环节，提高税收管理的质量和效率。
4、加快企业所得税信息化建设。一是做好综合征管软件更新工作，满足企业按照新税法预缴申报和按照老税法进行年度申报的需求。二是要加快电子申报、网上申报信息系统和平台建设，实现企业所得税多元化申报。三是要优先建立汇总纳税企业管理信息系统，再逐步建立各企业、各行业的基础信息数据库，为纳税评估工作深入推进打下扎实基础。四是进一步加强部门协作，拓宽信息获取渠道。要建立健全与各金融监管机构的沟通渠道，特别是与国土、科技、贸发等部门的合作，充分利用外部信息做好项目登记、信息采集、税款征收、纳税评估和项目清算等环节的管理工作。
5、强化所得税管理队伍建设，加强政策宣传和服务，确保所得税政策全面、准确贯彻执行。对内加强税务机关执法人员的业务培训，坚持专门培训与自学相结合，提高税务人员所得税征税、办税综合素质和技能，建成一支适应科学化、精细化管理要求的所得税管理队伍。对外利用网络、上门服务、免费咨询等多种方式大力开展对新税法的宣传和辅导，使纳税人了解企业所得税政策法规的各项具体规定，特别是税前扣除项目的范围和标准、涉及纳税调整的税收政策、税法与会计制度存在差异时纳税申报的办理等，提高纳税遵从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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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财政税收管理；改革创新；方法；建议
一、我国在财政税收管理上存在的不足
1.规范化支付转移程度不够
笔者通过对大量事实的分析，目前，我国政府部门之间发生的现象较为普遍，常见的问题有资金往来的流程欠缺规范、资金使用率不高、转移的周期过长。中央政府主要负责的工作室财政收入的管理，而地方政府主要就负责财政支出。中央通过分税制的改革，将财政收入的中央集中比例进行调高，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纳税们不偷税漏税的问题，从而对中央正度的财政转移支付能力也有一定的帮助，并协调我国不同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我国转移支付包括财力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与体制补助和专项转移支付三个部分。其中，各个部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需要加以改善。一方面，转移支付总量中税收返还和体制补助的资金比例过高，而一般性转移支付所占的比重相对较小，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是反映出地方财务均衡的情况，尽管对于经济发达地区而言，高税收返额度是正常的，但是过于悬殊的比例就反映与我国经济的发展不够均衡，同时，税收返还额度的比例不断在增长，不利于某些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的发展，导致其经济和社会服务的水平相对落后。另一方面，在政府转移支付过程中也缺乏健全的监督机制，导致在转移支付过程中常常发生财政截留和支出不透明等现象，在此过程中出现的财务问题所涉及到的支出项目繁杂、设计部门较多，核查工作相对困难，为此，笔者建议，应当在转移支付的源头就要做好把关工作。
2.财政监督力度不够
由于我国机构改革的推进，致使某些地区的财政税收管理力量得到了削弱，有相当一部分机构和工作人员被撤并，财政税收管理人员队伍流动性较大，工作积极性大受影响，管理相对滞后。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没有设立相应的财税管理部门，对于日常经费进行专业化的管理，并缺乏专门管理税收工作的人员。
3.民主管理体系不够完善
针对目前的发展状况而言，有些地区并没有真正做好民主管理以及政务管理的工作，政务公开，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制度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工作的一项中心任务。当中，民主理财和财务信息公开就是民主管理体系中的一大内容。在实际工作中，虽然也有不少地区和单位内部设置了民主理财小组，但是大多数小组的成员并非经过民主选举产生的，而是根据领导的安排来任职的，发挥不了真正的监督作用。
二、财政税收管理改革创新的方法建议
1.健全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要加强一般性转移支付与有条件的专项转移支付之间的关系搭配，确保资金来源的稳定，同时要建立健全的中央、省（市）等两类两级的转移支付体系，使资金分配的方法更趋合理和科学。笔者认为首先可以考虑适当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在各种转移支付中所占的比例，对专项转移支付进行合理的调整，并完善转移支付的结构比例。其次应当对税收返还等制度进行改革，确保转移支付资金来源的稳定。最后要对其分配方式进行改革，进一步建设当前我国透明、健全的财政转移支付体系。
2.完善“分级分权”财政体制的建立
完善“分级分权”财政体制的建立，不仅仅是我国基本国情的要求，同时也是利用改革对目前财政税收管理中所存在漏洞进行整治的有效途径。合理划分各级政府、政府职能部门之间的分级分权财政体制，其目的就在于协调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财政税收比例，针对目前的现状，笔者认为可以在合理范围内，可以适当加强中央政府的收入比例，使政府财政的支出得以平衡；通过加大对中央政府直接支出的力度，来强化统筹管理，认真处理财务问题，与此同时，还应当缓解地方政府财务管理工作的压力，顺应行政改革中人员精简的客观要求；除此之外，还应当对某些地方政府的支出权限进行规范化管理，既要保证其拥有足够的财政权利，也要对财政自由进行有效的控制，完善地方支付财政税收管理改革机制。
3.实现财税改革制度上的创新
财政税收体制的问题一直是困扰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政府进行深化改革的绊脚石。在广大农村地区大力推广，大大激发了农民对于劳动的热情，对农业生产工具的价格采取适当的下调措施，降低其生产的成本，对于一些免除农业税等相关的税收项目之外，对于税收的结构也应该进行相应的调整。不单单是地方政府的职责，同时也是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必要手段。除此之外，还能够利用合适的途径来进行招商引资、吸收新的先进技术和扩大生产规模。可以合理将“合同制”运用在我国财政税收体系中，这也是实现财税制度创新的重要途径之一，一方面可以强化地方财政税收的自，另一方面还能够让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得以加强。制度创新是永恒存在的话题，制度创新在一定的程度上对社会和经济起到促进作用。然而，加强中央管理和不同级别政府部门之间的协调配合是制度创新的出发点和着眼点。
参考文献：
[1]谢毅哲：财政税收工作存在的问题及深化改革[J].商，2013（10）.
关键词：企业所得税；税收征管；纳税评估；信息化建设
2008年新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细则生效，对我们的所得税管理工作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面对新企业所得税法，我们应如何加强企业所得税的管理，是一个全系统都关注的课题，笔者在此抛砖引玉。
一、新企业所得税变革亮点
1.纳税人认定、纳税义务和纳税地点。新Ⅸ企业所得税法》关于纳税人的界定，取消了以资本来源作为区分标准的作法，统一了适用对象。按照国际惯例，采用登记注册地与实际管理机构地标准相结合的办法，将纳税人分为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企业，并明确前者承担全面纳税义务、后者承担有限纳税义务，同时改变以独立核算为标准确立纳税地点的方法，确立了以法人为标准的总分支机构汇总纳税制度。
2.税率。新《企业所得税法》在充分考虑了财政减收承受力度、国际税收竞争等因素的基础上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基本税率统一为25％，对符合条件的小型微利企业实行20％的照顾性税率，改变了原有的内外资企业所得税税率分设档次过多、不同类型企业名义税率和实际税负差距较大的现象。
3.收入确认。新《企业所得税法》在收入确认上增加了收入总额内涵的界定，首次提出了不征税收入的概念，并严格区分不征税收入和免税收入。在实施条例中又进一步明确了应计入应税所得额中的收入形式及确认标准和确认时间，比原有税法更清晰明了。
4.税前扣除范围及标准。新《企业所得税法》不仅统一了企业实际发生的各项支出扣除政策，明确了不得扣除的支出范围，而且调整了扣除基数，尽量与新企业会计准则接轨，避免调整计算的复杂性。比如工资薪金支出取消计税工资标准，改为内外企业统一据实扣除.公益救济性捐赠计税基数从原来的应纳税所得额调整为年度利润总额，扣除标准统一为12％。
5.税收优惠。新《企业所得税法》在税收优惠政策方面较原有所得税法做出了重大调整。一是统一内外资企业适用税收优惠政策，同时规定了5年过渡优惠政策，使外资企业能平稳过渡。二是基本废除原有“区域优惠”体系，构建了以“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兼顾技术进步的新的税收优惠格局。三是增加了对创业投资企业和企业投资于环境保护、节能节水、安全生产等方面的税收优惠，体现以“特惠制”取代“普惠制”的改革理念。四是在细节上将原来对福利企业、资源综合利用企业的直接减免税政策改为工资加计扣除政策和减计收入政策。
6.反避税。为打击日益严重的避税现象，新Ⅸ企业所得税法》借鉴国际惯例，专门制定了第六章“特别纳税调整”，对转让定价、资本弱化、避税港避税等各种避税行为进行规范。明确了转让定价的核心原则即独立交易原则，将独立交易原则的适用范围扩大到一切业务往来增列了无形资产和劳务方面的成本分摊协议条款、税务机关和关联企业间的预约定价安排，要求关联企业报送关联业务往来报表和提供相关资料，强化了纳税人及相关方在转让定价调查中的义务。
二、当前企业所得税征管存在的问题分析
1.企业纳税申报质量不高。一是企业财务人员业务水平不高，有相当一部分企业的财务人员编制不成现金流量表，二是企业与税务机关税收政策相关信息不对称，客观上造成企业不能按税收政策的要求去办理涉税事宜。三是企业财务核算科目与企业纳税申报表项目的对应性差，加上税务机关管理人员能正确辅导或审核填报申报表及财务报表的人员相对缺乏，部分企业财务人员在填报企业所得税纳税申报表时，更是凑都凑不成，只得填个总数交差。
2.纳税评估流于形式。纳税评估粗糙，基本是就(财务报)表到(纳税申报)表，走过场，比日常受理申报的审核好不了多少，收效甚微。究其原因有五：一是纳税评估对财务会计与税收政策水平的要求较高，而县级以下的税收管理人员业务水平相对较低，据笔者调查发现能真正承担起这个纳税评估职责的人数不到2％；二是纳税评估体系本身有待完善，其可操作性待提高；三是纳税评估相关的参考指标、宏观数据、评价模型缺乏科学性；四是税务人员的工作不够深入，对企业财务信息掌握不清；五是纳税评估工作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没有设立专职的纳税评估岗位。
3.分类管理没有得到具体落实。在许多地方，对企业纳税人尽管按其经营规模、财务核算水平、经营行业、信誉等级、纳税方式、存续年限等不同标准进行了分类，将纳税人划分为重点纳税人与非重点纳税人、查帐征收与核定征收企业、汇总纳税与就地纳税企业等等，但实际管理却并未按各类别相应的管理要求到位。
4.企业所得税管理手段落后。其表现在所得税征收、管理的各个环节：一是对纳税人申报表的审核手段落后。多年来，对所得税申报表的审核全部依靠人工进行，二是管理环节中对所得税检查方式落后，没有针对性。检查对象的选择也主要依靠人工，没有科学的方法甄别纳税人当年或以前年度所得税申报的真实性。
5.汇算清缴主体转移，就县级以下基层税务人员的管理水平及纳税人的汇缴水平及观念来说，还有一定的差距。按总局汇缴主体转移的路子，纳税人是汇缴的主体，而纳税人的财务水平不高、税收政策水平较低或纳税意识不强，并且在不少地区尤其是县级以下的地区税务并没被纳税人接纳，这些决定了纳税人的自行汇缴在目前阶段只是一个愿望，尽管它是尊重纳税人权益的一种合理模式，但其不可能有一定的质量保证。同时由于我们的纳税评估还处于低级水平，能及时发现问题的很少，这样要么税务机关放弃一些小户的检查，听之任之；要么最终只会增加稽查的工作量、缩短其检查时间、人为降低了检查的质量。
三、新《企业所得税法》框架下税收征管的改进建议
1.加强税法宣传，不断降低纳税遵从的成本。企业所得税与其它税种相比，纳税遵从度尤为重要。为此，我们要有先进的宣传理念：税收优惠政策及办税程序宣传不到位，也是行政不作为的一种表现，要建立税收宣传长效机制，深入持久地宣传。
2.强化纳税服务，提高纳税遵从度。转变服务理念，在平等服务上下功夫。要“按照建设服务型政府的要求，牢固树立征纳双方法律地位平等的理念、公正执法是最佳服务的理念、纳税人正当需求应予满足的理念，做到依法、公正、文明服务，促进纳税人自觉主动依法纳税，不断提高税法遵从度。以科学的发展观来统领所得税的管理工作，以人为本，把人文关怀体现在纳税服务的各个环节，不断创新工作思路，改进服务手段；充分把握合作信赖的原则，充分相信纳税人，尊重纳税人；利用查前约谈，多给纳税人自我纠错的机会，多涵养一部分税源，唤起纳税人对税法的遵从。因此，对企业所得税分享体制改革后的企业所得税管辖权要正确对待，只要纳税人的做法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都应给予充分的尊重及信任。
3.加强培训工作，建立对县级以下基层税收管理人员的定期业务培训制度，打造一支高素质的企业所得税管理队伍。培训要有计划、有目标，每次培训要进行考核，严格培训的组织管理，检验培训的效果。每次学习完都要严格进行测试，对未达标的要补课或停岗学习，待达标后再上岗，如果多次测试，一年内未达标的，要考虑停职学习，三年内还未达标的，则应考虑调离税收管理岗位。
4.强化纳税评估来提高所得税申报质量。设立纳税评估专门机构，配备专业人员，完善纳税评估集体评析制度，提高评估工作的科学性。评估人员对当期评估情况应及时作出科学评定并提出征管建议，对征管建议的落实情况进行督查。对纳税评估工作中发现的偷税案件应及时移送稽查，以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威慑力。
5.充分利用信息化技术，加强企业所得税管理。当前，各地税务机关根据工作需要都相继开发了一些所得税管理软件，这些软件各有所长，但也存在一定的缺陷，为此，上级税务部门应及时对这些软件进行甄别，取长补短，做好整合完善工作。此外，进一步扩展征管系统的功能，不断提高信息化建设在所得税规范管理中的效能，提升企业所得税管理水平。
关键词：京津冀一体化；税务征管；协同发展
基金项目：2016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发展研究课题项目：“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01602020216）阶段性成果
中图分类号：F81 文献标识码：A
收录日期：2016年12月5日
一、京津冀税收征管协同发展背景和意义
当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已经进入全面推进和重点突破的关键时期，在京津冀产业升级、生态环境共建共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都需要财税政策支持。为做好京津冀协同发展工作，2014年7月税务总局成立京津冀协同发展税收工作领导小组。2015年4月，中央审议通过《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以促进三地间企业流动；同年12月《深化国税、地税征管体制改革方案》中提出要推进跨区域国税、地税信息共享、资质互认、征管互助，不断扩大区域税收合作范围。税务部门这些措施在服务京津冀协同和促进企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同时，也为服务税收中心工作和优化区域税收环境提供了保障。
在实现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过程中，市场经济起到调节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但由于市场失灵的存在，其在调控经济和要素分配方面有一定的局限性。税收政策作为政府调节经济发展和要素分配的重要手段，能弥补市场机制的不足，在促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税收政策的作用大小在于落实的程度高低，税收征管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研究当前京津冀税收征管协同发展问题，改进阻碍京津冀区域协同发展的税收相关政策，有利于推动京津冀健康协同发展。
二、京津冀税收征管存在的问题
税收征管是指国家税务征收机关依据税法、税收征管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税款征收过程进行的组织、管理、检查等一系列工作的总称。当前京津冀税收征管主要存在以下问题：
（一）税收征管相关法律不健全，执法标准不一。税收征管涉及一个或者多个税务机关及不同的纳税人等多个主体，有效处理征管发生的社会关系需要有健全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作为保障。我国1992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随后至2015年4月期间共经过三次修正和完善。虽然从立法角度看，我国总的税收政策是统一的，但是经济发展迅速，各种各样新的经济形式层出不穷，税法的细节规定是滞后于经济发展的。因此，在总体税收政策框架规定一致的情况下，各地对于税收政策的理解以及执行程度是不同的。
在京津冀一体化的过程中，三地税收征管中执法标准不一的现象是客观存在的。这主要是由以下两个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是某些税收法规制定时没有考虑到实际征管工作的复杂性，规定模糊不够明确，漏洞较多，变通空间大、规范操作性不强，不利于后续的有效监督，大大增加了征管的难度；二是税收法律中存在很多税收自由裁量权。很多具体税收政策的解读和执行条件、范围、幅度等由各省（市）税务机关自行决定，各地征管所遇到的情况不尽相同，税收执法人员业务素质层次不齐，这也导致了对同一个税收案件，京津冀三地税务机关处理结果有所不同的现象。税收征管执法标准的不一致，会让跨区域经营企业无所适从，给企业的正常经营发展带来很多的人为障碍和不必要的成本支出。
（二）行政壁垒严重，税收征管协作水平不高。当前我国税务机构的设置和管理都是依照行政区划来设置的，按属地原则行使税收管辖权。由于合理的税收利益分享机制尚未完全建立，地方政府及各地税务机关出于各地经济利益考虑，往往以行政区域为依托形成各种壁垒，阻碍了税务部门间的横向协作。税务征管尽管是一种依法行使的执法行为，但在实际税收工作中往往会受到地方行政干预。
针对京津冀三地而言，京津冀一体化逐步推进，三地经济活动日益频繁，企业跨区域涉税行为越来越多。虽然京津冀三地会针对一些税收征管案件一起查办，但实际税务征收管理工作中三地间缺乏相应的税收管理协作管理制度和一个固定的协调管理机构，协作税收征管的流程及责任追究方面缺乏法律形式的制度加以约束。各区域税务征收管理往往缺乏全局意识，而仅仅基于自身地区及部门利益出发，对本地有利的案件往往高度重，对于本地无利或有执法风险的案件就不积极处理。针对存在的这种问题，2015年6月财政部和国税总局印发《京津冀协同发展产业转移对接企业税收收入分享办法》，对京津冀协同发展中财税分成、利益分享的相关问题加以明确，并制定了标准和方法。但是，如何将这个政策规定切实贯彻落实，还需要进一步制定具有可操作性、有针对性的具体措施。
（三）税收征管信息沟通不畅。目前，京津冀三地的税务机关正采取多种方式加强税收征管方面的沟通协调，努力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保驾护航。但在税收管理工作方面，三地之间的信息沟通对税收征管是十分重要的，然而京津冀三地税务征收管理信息不对称现象仍较为突出。受长期以来形成的行政管理权限约束，京津冀三地税务局之间的互动十分有限，三地税务机关之间的税务征管信息共享程度较低。对于涉及到他方的税收管理案件往往仅采取协查函的方式进行有限的互动。对于一些要案也只能在国税总局的推动下才会有程度较高的互动协作。三地税务局更多时候在征收管理过程中处于一种“自扫门前雪”的状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