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3-29 10:06:31
序论：在您撰写银行高质量发展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一年一度的全行工作会议如期召开，在2018年这极不平凡的一年中，机遇与挑战并存，在这困难重重、极不稳定的形势下，我行依然能够独善其身、一枝独秀、逆流而上，与行党委正确的工作思路分不开，与全行上下众志成城、踏实肯干分不开，与市委市政府的高看一眼、大力支持分不开，更与坚持党对XX银行事业的绝对领导分不开。在听完董事长讲话之后，感触颇深，进一步理清工作思路，为下一步的工作早做打算，尽早安排，结合自身工作，分享几点心得体会：
一是解放思想，不断提升创新能力。创新是推动我行发展的不竭动力，创新能力是建立在开放的思想观念和具有丰富知识基础上的，如果没有真才实学，只有热情和激情，要进行改革创新是不可能的。因此特别要强调学习专业技能，打牢坚实基础，坚持把学习作为不断增强自身综合素质、提升工作能力的过程，作为培养前瞻眼光、增强战略思维能力的过程，努力提高自己知识结构的“复合”度，为改革创新打下坚实的基础。把学习新知识与研究解决工作发展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结合起来，努力做到由学习型向思考型转化、由思考型向实践型转化、由实践型向创新型转化。在学习的基础上，要紧密联系运营实际工作，针对工作中的难点、疑点，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意见，在创新思路、创新工作中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有创造性。
二是深入贯彻“家文化”精神，为保障我行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家”文化根脉深植、有声有色，坚持一线员工不降薪，薪酬水平保持全市同业领先，让员工在社会上活的有“尊严”，有“优越感”。我行“家”文化建设初见成效，身在一个岗位，从事一份职业，共创一份事业，身为XX银行人，我们每一个人都离不开XX银行这个大舞台，都离不开XX银行这个大家庭。在平时工作中体谅领导，在实践中用高尚道德标准提醒自己，“要红脸”时想一想，“要大声”时压一压，“要着急”时缓一缓，相互体谅、相互尊重，营造一个阳光正直、健康和谐的环境，大家有了更多的获得感、安全感和幸福感，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和浓浓的“人情味”。弘扬XX银行高质量发展的正能量，为我行改革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文化支持。
三是拿出“坐不住”的责任感,将科技融入高效运营工作。以往的运营工作琐碎、复杂，需要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应对监管、管控风险，在科技不断发展，数字化引领越来越明显的当前，“把复杂留给系统，把简单留给柜员和客户”成为了新运营系统的设计思路。推进我行高质量发展，运营工作不能落下，去年上线人脸识别系统，推出大额取现线上预约，实施对公开户集中管理，启动CBUS5.0智慧银行系统建设，前台服务效率、客户体验度不断提升。探索大数据、人工智能在网点转型、布局，客户引导，产品创新，精细化运营管理的引领和应用，将更多的需要线下处理、填单等客户体验度低，柜员工作量大的业务进行线上话、电子化、集中化处理，依靠不断完善的金融科技把控风险，解放人力开拓市场，为推进我行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作为XX银行的一名员工，一名普通的运营人，找准自身定位，深刻体会董事长讲话精神，在繁琐枯燥的运营工作中创新思变，拿出干事创业的精神和激情，为持续推进我行高质量发展做好基础服务，吃一颗“定心丸”。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女士们、先生们:
大家好!很荣幸来到百年学府北京大学,参加第十一届“北大光华新年论坛”,就“走向全球化的中国银行业”这一主题与各位进行探讨。今天我跟大家交流的题目是”坚持“两化一行”发展战略,打造高品质的商业银行”。
一、坚持“两化一行”的发展战略,努力打造一个高品质的商业银行
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金融业将重新洗牌。今后20年,中国金融业将成为全球金融业的骨干力量,上海金融中心也将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国际金融中心。在未来20年中,交通银行如何发展?我们经过冷静、客观、全面的分析,确立了“走国际化、综合化道路,建设以财富管理为特色的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的战略构想,即“两化一行”发展战略。
走“国际化”道路,既是由交通银行自身特定的历史所决定,也是国际银行业发展的大趋势。在国际化经营方面,百年交通银行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 (也就是公元1909年),成立不久的交通银行就在西贡设立代表处,拉开了国际化经营的序幕。目前,交通银行已经初步形成“以亚太为主体,欧美为两翼”的海外战略布局。在管理上,交通银行与汇丰银行的合作进展顺利,国际会计准则、内部评级法、新资本协议、经济资本等国际先进的经营理念逐步得到确立。从长远发展趋势来看,虽然这次金融危机导致部分国际大型银行收缩海外机构,甚至“断臂求生”,但是从追随客户、分散风险、学习先进管理的角度来看,危机并没有改变中资银行国际化的大趋势。
走“综合化”道路,就是要实现金融业务范围的更广泛覆盖和各领域经营的协同效应,努力打造“资本充足、主业突出、风险隔离、协同有效、实力雄厚”的综合性金融集团。现在,交通银行已经不再是单一涵义的商业银行,境内业务范围已涉及银行、基金、保险、信托、租赁等各个领域,在海外也已涉足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综合经营的格局初步形成。
建设“财富管理”特色,就是要统筹自身资源,以提升客户价值为核心,围绕客户特定的金融需求,依托专业财富规划能力,提供财富创造、财富增值、财富保护、财富转移等各个方面的综合金融服务方案,引导客户通过科学配置资产,促进收益与风险的平衡,进而实现客户价值、银行价值、股东价值乃至社会责任的最优化。
我们之所以要突出“财富管理”特色,一是想在优化发展传统业务的同时,通过适度差异化定位,寻找我行业务发展的“蓝海”。二是顺应中国社会财富的持续增加和金融市场的深度发展,满足越来越多的客户关于财富的保值、增值、转移等全方位、多层次的需求。三是巩固交通银行在财富管理市场上较为领先的地位,发展蕴通财富、私人银行、沃德财富、交银理财等“财富管理”品牌,为众多高净值的公司和高品质的客户提供高品质、个性化的金融服务。
坚持“两化一行”的发展战略,就是把交通银行打造成一个高品质的商业银行,即“一流公众持股银行集团”。交通银行要为高端客户提供高品质的服务,成为高端客户服务的主导者;为大众客户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成为人民大众的贴心人。为充分满足客户财富管理需求,交通银行将集成全行综合经营平台和国际资源,大力推进财富管理业务,为富裕起来的中国人理好财、服好务,提供“一站式”综合解决方案,增强财富管理为客户创造价值的能力,力争使我行成为财富管理市场的领跑者、最佳金融解决方案的设计者、价值业务和创新成果的保有者。
二、在保持信贷合理均衡增长的同时,打造一个稳健经营的商业银行
近两年来,交通银行保持了良好的成长性。在五大银行当中,主要指标的成长名列前茅。今年,我们还会有一个较好的成长。大凡信贷高成长后,都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如果信贷管理跟不上,任凭贷款处于“自由电子”状态,就会埋下隐患,导致几年后产生大量的不良贷款,陷银行经营于危险境地。历史证明,中国的商业银行成于信贷,也败于信贷。信贷决定着我们的生死存亡。今年,交通银行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加强信贷管理上来,把2010年作为交通银行的“管理提升年”。
首先,在信贷投放上,我们要区别对待,有保有舍,结构调整。要保续建、控新建、压缩产能过剩贷款。要坚持贷款到期收回,通过做大流量支持新的资金需求;要支持小企业和个贷需求,防止信贷过度集中。今年小企业和个贷的增长不能低于去年的水平,要掌握好信贷投放的节奏,保持均衡放贷。
第二,要加强信贷的行业分析与管理。将行业信贷政策覆盖于公司贷款,把行业信贷政策和限额作为调整信贷结构、合理布局信贷资产、提高信贷抗风险能力的重要措施。要加强信贷流程的建设,实现信贷管理全流程的电子化。
第三,要加强大客户的信贷监测和预警。进一步完善大客户监测分析系统,特别加强对集团客户、异地客户和流动资金贷款客户的实时监测,知患于今日,防患于未然。要掌握潜在风险客户的动态,及时做好不良贷款的保全工作。
第四,要完善各项信贷管理制度和机制。要建立信贷审批人资质认定制度、信贷集体审议制度和贷款管理责任制度。要完善垂直独立的信贷审批体系,保持审批的专业性、独立性和有效性。
第五,要培养交通银行的信贷管理文化。交通银行要坚持“稳健经营,改革创新”的信贷管理文化。稳健经营是根,改革创新是魂。要以稳健经营站稳脚跟,要在改革创新中把交通银行做大做强。
各位来宾,“莫为浮云遮望眼,风物长宜放眼量。”金融危机教育了全球银行业,也为中资银行探索科学发展之路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教训。拨开危机的迷雾,我们清醒地认识到,国际化和综合化仍是金融业发展的基本趋势。有效管理风险、坚守稳健经营的底线,是银行业颠扑不破的真理。而坚持改革创新,又是银行业发展的活的灵魂。作为中国民族品牌的继承者和金融改革的先行者,交通银行将坚定不移地推进“两化一行”战略、努力加强各项风险管理,并愿与同业一起努力、合作共赢,迎来中资银行业更加灿烂的明天!
谢谢大家!
关键词： 高质量审计；债务治理；成本效率
中图分类号：F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4-0072-06
一、引 言
现代公司治理理论认为，债务杠杆的作用是将可能被管理层滥用的现金流转移给债权人，达到有效降低管理层的可控现金流量并增强对经理层监督的效果，这就是所谓的债务治理效应[1-4]。此外，另一个热门话题是外部审计对公司问题的影响。廖义刚等（2009）从持续经营审计意见的视角证实了独立审计能够降低公司债务成本，特别是对于非国有企业，若独立审计机制与债务治理机制并存，两者相互作用将会产生积极的协同效应[5]。但已有研究也发现，债务虽然可以通过降低成本来提高公司的市场价值，但最终外部审计的需求也会相应减少，即债务融资与外部审计具有替代性[6]。显然，对于高质量审计与债务融资之间的作用机制还需要进一步深入探讨。此外，研究表明审计能有效缓解融资约束并有利于降低信息不对称，是缓解利益冲突的有效机制[7]，同时公司所在地区的金融发展程度越高，则债务治理作用越强[8]。那么不同金融发展水平地区的公司，高质量审计与债务治理的协同或互补关系是否存在差异？ 本文以我国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分别从成本和效率视角，检验高质量审计能否提升银行借款的治理功效。
二、理论分析与假设提出
长期以来，学术界认为我国银行债务无法发挥治理功效的原因就在于预算软约束现象的存在，如田利辉（2004）认为由于没有相应的治理措施，虽然商业银行增大了政府关联公司的可控资源，银行借款的增加反而会导致成本的上升，这就意味着债务治理功效没能发挥作用[9]；金雪军、张学勇（2005）则发现，在2003 年以前， 债务融资会增加经理人的自由现金流进而增加公司成本[10]。然而，上述研究使用的数据均来自于2003年前，而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自2003年开始的股份制改革已经标志着我国商业银行新一轮改革的开启，伴随而来的是国有银行日益规范的运作及不断增强的风险意识，可以预期随着商业银行改革的深入，银行债务将逐步发挥治理作用，进而将有助于降低公司的成本。
另一方面，银行借款一般可以分为长期和短期借款，相对于长期借款而言，短期借款需要在短期内不断地进行还本付息，因此公司会经常面临偿付本息的压力，这就迫使管理层必须约束其风险偏好，因而管理层相对来说难以滥用资金从事过度的在职消费活动和经理人帝国的创造 [11-12]，同时，由于长期借款的还款周期较长，债权人监督的及时性和有效性远不如短期借款，加上管理当局缺乏还本付息的巨大压力，因而较多的长期借款反而更有可能激化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综上，提出以下假设1a和假设1b：
H1a：银行借款能够缓解上市公司的问题。
H1b：与长期借款相比，短期借款更能缓解上市公司的问题。
审计需求的信息理论认为高质量审计可以提高财务会计信息质量，并且能够通过传递信号达到有效配置财务资源的作用；王艳艳、陈汉文和于李胜（2006）认为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能够有效制约管理当局的机会主义行为且经过高质量审计师审计的公司其盈余的价值相关性也更高[13]。那么高质量审计能否为债权人提供有助于进行债权监督所需要的信息呢？Houghton （1983 ）发现澳大利亚的信贷官进行信贷决策的重要考虑因素就是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意见；胡奕明、唐松莲（2007）认为独立审计在银行贷款定价过程中能发挥一定的作用，而且这种作用因债务人财务杠杆及信息透明度的高低而有所不同[14]；江伟、雷光勇（2008）发现高质量审计对上市公司获取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具有促进作用，这一作用在国有上市公司和处于金融发展水平较高地区的公司中更显著[15]。因此，银行在进行信贷决策时，需要对债务人进行事前、事中和事后等阶段的持续监督，而财务信息在这一监督的过程中起着基础性的作用。根据审计需求信息假说，高质量审计能够显著地提升被审计单位的信息质量，因而也能促进银行债务更显著地发挥债务治理功效以进一步降低公司的成本。因此，提出假设2：
H2：银行借款对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问题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唐松等（2009）的研究认为，上市公司所在地金融发展水平更高，则公司债务治理的作用也越强 [8]。另一方面，关于制度环境和独立审计治理功效之间的联系，学术界有替代论和互补论两种不同观点。近年来很多研究发现一个国家的制度背景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独立审计在资本市场中的作用，如Francis、Khurana & Pereira（2003）发现独立审计作为一种监督机制，普通法系国家的公司对其有更高的需求[16]；Francis & Wang（2008）发现公司的盈余质量随着所在国投资者保护程度的增强而提高，但这一关系仅在国际四大审计的公司中体现，而在非国际四大审计公司中，盈余质量和公司所在国的投资者保护程度并无显著关系，上述研究支持了互补论[17]。但Choi和Wong（2007）则支持了替代论的观点，他们认为独立审计的治理功能在法律制度较弱的国家更为重要[18]。总体而言，上述研究都表明一个国家的制度环境会影响独立审计治理功能的发挥。
陈信元、朱凯（2009）的研究表明，在发达金融市场中审计意见类型对融资约束具有明显的影响，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显著减少公司外部融资的平均成本，还可以使投资者更加关注公司所获得的审计意见类型，最终表现为被出具非标准意见的公司将面临更大的融资约束和融资成本[19]。而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市场中，政府对金融系统的干预力度较大，银行对债权人的监管动力不足，或者即便努力实施了监督行为，由于政府的干扰使银行也难以采取措施加强债务监督，审计意见对公司融资约束的影响也不显著，此时高质量审计与银行借款之间不存在互补关系也不存在替代关系。综上，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银行等金融机构发挥强有力的监督作用需要依赖高质量审计所提供的信息，高质量审计和债务治理机制预期能够发挥积极的协同效应。综上，提出假设3：
H3：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若其处于金融发展程度高的地区，则银行借款对其问题的抑制效果更显著。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来源及研究样本的选取
选取2007～201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并对初始样本进行了以下筛选：（1）剔除了金融行业和公用事业类上市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存在行业特殊性；（2）剔除管理费用为负的样本；（3）剔除缺少财务数据的样本；（4）剔除无法判断控股股东性质的样本；（5）剔除主要变量处于1%和99%分位数之外的样本。最后样本为3617个，其处于金融发展水平高地区的样本1731个，处于金融发展水平低地区的样本1886个。
（二）模型设定与变量定义
四、实证分析
（一）单变量检验
将全样本按照金融发展水平中位数分为金融发展水平高和低两组子样本，表1是对两组子样本主要变量均值和中位数差异的检验结果。表1显示金融发展水平高地区上市公司的管理费用率、长期借款水平、资本投资水平以及应收账款周转率更低，这意味着金融发展水平有助于提高效率；金融发展高水平地区上市公司变量sales/assetsit和aud的均值和中位数均显著高于金融发展水平低样本组，这表明金融发展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提升效率并促使公司聘请高质量审计师。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2中Panel A 是成本模型的回归结果。模型1的回归结果显示，变量loan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银行借款有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成本，这支持了假设1a；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高质量审计的介入将弱化银行借款的监督效应，这一检验结果并不支持假设2。进一步检验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对成本的抑制作用，模型2的回归结果显示变量sloan的系数显著为负，表明短期借款相比长期借款更有助于降低公司成本，这支持了假设1b。此外，交乘项sloan×aud的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而lloan×aud的系数却显著为正，这结果意味着假设2依然没有得到支持。
Panel B 是效率模型的回归结果。其中模型4的检验结果显示变量sloan和lloan的系数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表明银行借款无法显著提升公司的效率，意味着此时假设1a未得到支持。进一步考察高质量审计能否有助于银行借款发挥治理功效进而提升效率，模型3的回归结果显示loan×aud的系数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这可能意味着就提升效率而言银行借款作为一个总体，高质量审计的介入无助于其提升治理功效；变量s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高质量审计与短期借款存在显著的协同效应并有利于效率的提高，这支持了假设2；变量l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负，意味着随着高质量审计的介入，长期借款反而会带来更严重的问题。表2的检验结果综合表明，银行借款作为一个整体有助于降低上市公司的成本但无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效率，其中短期借款降低成本的效果高于长期借款，这一实证发现部分地支持了假设1a和假设1b；而银行借款与高质量审计的协同效应仅在短期借款中存在且仅有助于提升效率，这意味着假设2一定程度上也得到了支持。
将全样本区分为金融发展水平高和低样本组并使用效率模型进一步展开检验，检验结果见表3。结果显示仅在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变量sloan×aud的系数显著为正，这一检验结果总体证实了假设3，即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若其处于金融发展水平高的地区，则银行借款对问题的抑制效果更显著，但这一效应仅在短期借款中存在且只体现为提高效率。
（三）附加检验
将全样本划分为法治化水平高和低两个子样本，并分别使用效率和成本模型检验高质量审计能否提升商业信用的治理功效。表4显示，成本和效率模型中变量bloan的系数分别显著为负和为正，这表明商业信用的存在可以降低成本并提升效率；将全样本区分为法治化水平高和法治化水平低样本组后，仅有效率模型中变量bloan×aud的系数在法治化水平高样本中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法治化高地区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上市公司其商业信用提升效率的作用更强。这再次证明了独立审计职能的发挥会受到制度环境的影响，即处于法治化水平高地区的上市公司高质量审计与商业信用的协同效应可以显著提升效率。
（四）稳健性测试
为增加研究结论的稳健性，本文还进行了如下稳健性测试：（1）分别使用十大①以及审计行业专业性作为高质量审计的测度指标，研究结论基本不变；（2）用总资产负债率代替银行借款率，相关检验结果基本不变；（3）改变将变量交叉相乘法，将样本分为雇请与未雇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分别检验两组样本变量loan、sloan及lloan的符号和显著性水平，研究结论基本不变。此外，我们还考察了各模型中自变量的VIF值，发现所有变量的VIF值都小于3，表明模型不存在严重的共线性问题。
五、结论
以2007～2010年我国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别从成本和效率的视角检验高质量审计是否具有提升银行借款的治理功效。研究发现：短期借款与高质量审计间的协同效应有助于提升效率但无助于降低成本；此外，高质量审计与短期借款间的协同效应仅显著存在于金融发展较为完备地区的上市公司中。与此同时，附加检验的结果显示，高质量审计具有透过改进效率进而提升商业信用的治理效应，但二者的协同效应只存在于法治化程度较高地区的上市公司中。上述研究结果揭示了高质量审计提升债务治理功效的路径和影响因素，表明在我国目前的制度环境下高质量审计和负债的治理功效及其相互作用机制之间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和特殊性。
注释：
①依照中注协年度排名，处于当年度前十名的事务所则为十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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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审计质量；制度环境；债务融资决策；投资者保护
中图分类号：F239，F81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848-2008(02)-0117-07
一、问题的提出
现代审计具有降低信息不对称、监督和为投资者提供保险等功能[1]。审计具有的降低信息不对称功能，可以减轻企业融资前的逆向选择问题，监督功能可以减轻企业融资后的道德风险问题，而当企业出现经营失效时，审计保险功能则可为投资者追偿投资损失提供可能。因此，现代独立审计的主要作用是，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另一方面则通过为投资者提供有效保护而促进现代资本市场的深层次发展。国外研究表明，审计尤其是高质量的审计，确实可以降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IPO)时的折价效应和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2，3]。
目前国内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探讨审计质量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审计意见以及事务所审计收费等方面的影响[4-6]，而没有就审计质量对企业权益融资成本或者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进行相关的研究，本文则考察审计质量对企业债务融资决策的影响(注: 由于我国金融市场利率决定机制的非市场化，导致银行贷款利率存在一定刚性，因此直接考察审计质量对我国企业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存在一定困难，由此本文选择考察审计质量对我国企业长期债务融资相对短期债务融资的影响。当然，仅从债务结构角度来研究银行对贷款风险的考虑，而没有从债务融资成本，债务结构以及资产抵押等方面来全面考虑银行的贷款风险是本文可能存在的一个缺陷。)。具体而言，本文主要研究以下两个问题：一是就中国上市公司而言，审计质量是否会对公司的长期债务融资产生影响呢?二是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比如在不同产权性质的公司中或者在不同金融发展水平的地区，审计质量对公司长期债务融资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全文的余下部分结构如下：第二部分为文献回顾，第三部分为制度环境与研究假说提出，第四部分为本文，研究设计，第五部分为实证结果及分析，第六部分为研究结论及启示。
二、文献回顾
现代独立审计可以降低企业内部人与外部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1]，通过对会计信息进行鉴证，审计可以降低信息风险，改进投资者决策，从而为投资者提高有效保护。即使审计本身不能直接产生价值，企业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这一行为本身也可以作为一个可信承诺(credible commitment)向投资者传递企业会计信息质量可靠、管理层勤勉尽职的信号，从而提高投资者对公司的评估价值[7，8]。Slovin，Sushka and Hudson的研究发现，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其多次权益发行(SEO)所产生的负的公告效应较小，由此证实审计具有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9]。Copley and Douthett的研究发现，在公司IPO时，风险较高公司通常会聘请高质量的审计师，由此证实审计具有信号传递作用[10]。
审计的第二个功能是对企业管理层行为进行监督，通过对企业财务报表进行审查，审计师能够减少管理层的机会主义行为，从而降低外部投资者与管理者之间的成本。Chow对20世纪20年代美国公众公司自愿性审计需求的研究发现，为降低管理层(或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负债比率越高的公司和债务契约条款中包含的会计计量指标越多的公司，越可能自愿聘请外部审计师[10]；Becker et al.研究表明，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其盈余管理行为较少，从而表明审计具有监督作用[11]。
审计的第三个功能是对投资者的投资损失提供保险，即当公司经营失败且审计师存在审计失败时，审计师应为其审计失败行为给投资者带来的损失提供赔偿。Menon and Williams的研究表明，当美国Laventhol & Horwath事务所宣告破产时，由该事务所审计的公司股票价格会下跌[12]，Menon and Williams的研究还发现，即使由该事务所审计的公司宣告变更审计师，其股票价格也不会出现变化，从而表明审计具有保险功能。
审计的主要功能与作用表明，审计尤其是高质量审计可以降低企业融资成本。Balvers、McDonald and Miller，Beatty，Willenborg对公司IPO定价行为的研究发现，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其IPO折价相对较低[2][13，14]；Blackwell，Noland and Winters研究表明，在进行债务融资时，接受审计的公司相对未接受审计的公司而言，其支付的利率水平要低[3]；Pittman and Fortin发现，对于刚上市不久的公司，“六大”事务所能够降低这些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而随着公司上市年龄的增长，公司与银行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会有所减轻，由此会减弱“六大”对公司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15]；Mansi，Maxwell and Miller同样发现，“六大”以及事务所的审计任期能够显著降低公司的债务融资成本[16]。
就国内研究而言，目前学者们还都集中于探讨审计质量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审计意见以及事务所审计收费等方面的影响，而没有就审计质量对企业权益融资成本或者债务融资成本的影响进行相关研究。本文在借鉴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具体考察审计质量是否会对我国上市公司的长期债务融资产生影响，以及在不同的制度环境下，审计质量对公司长期债务融资的影响是否有所不同。
三、制度环境与假说提出
有关企业资本结构决策的研究表明，在法律体系不健全和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银行较少愿意为企业提供长期债务融资[17，18]，其原因在于：相对于长期债务融资而言，短期债务融资使得银行能及时、经常地获得贷款企业有关生产和经营方面的信息，从而有利于银行对企业进行更加紧密的监督与控制[19，20]；另一方面，当企业面临破产时，短期债务融资更有利于银行收回资金[21]。因此，企业想要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就必须向银行提供更多信息或担保，银行为此也要进行更多监督[22，23]。我国金融市场利率决定机制的非市场化，导致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存在一定刚性，这使得商业银行更可能从债务结构和资产抵押等方面，来考虑它们的贷款风险。同时，由于中国对包括银行在内的债权人的法律保护较弱，再加上公司治理结构不完善[24]，因此，当商业银行为上市公司提供贷款时，商业银行更愿意提供短期债务融资，来对上市公司进行监督和控制[25]。
然而，对于聘请高质量审计师的公司来说，商业银行有可能愿意提供更多长期债务融资，其原因在于：一方面，高质量审计能更好地发挥降低信息不对称的作用和监督作用，不仅可以减轻公司在长期债务融资前的逆向选择问题，而且可以减轻公司在长期债务融资后的道德风险问题；另一方面，高质量审计通常能够提供更大的保险作用，为公司长期债务的可能违约提供担保。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说。
H1：高质量审计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取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
即使高质量审计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取更多长期债务融资，但是对于不同性质的公司而言，高质量审计对公司获取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可能存在差别。相比民营上市公司，国有上市公司进行长期债务融资时，高质量审计的作用可能会有所减弱，一方面，中国目前的商业银行主要为国有商业银行，在国有上市公司和国有商业银行共同的国有产权性质下，国有商业银行更可能出于政治目的而非盈利目的来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债务融资甚至是长期债务融资[26，27]。因此，国有商业银行可能不会重视高质量审计提供的降低信息不对称和监督；另一方面，国有上市公司通常比民营上市公司存在更为软化的预算约束[26]，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更愿意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财政支持，由此也可能使得国有商业银行不会重视高质量审计提供的保险功能。基于以上原因，本文提出第二个假说。
H2：相比民营上市公司而言，高质量审计对国有上市公司获取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
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各地区银行改革进程的不同导致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存在差异[26]，而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不同，有可能使得高质量审计对上市公司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也存在差别。具体而言，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商业银行收集公司有关生产和经营方面信息的能力比较弱，由此导致商业银行对公司监督和控制能力的弱化[28]。因此，当上市公司进行长期债务融资时，这些地区的商业银行可能会更加重视高质量审计提供的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监督作用以及保险作用。而随着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商业银行的信息收集能力以及监督和控制能力都会有所增强，因此，商业银行对高质量审计在公司长期债务融资中的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监督作用以及保险作用的依赖可能会有所减弱。由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说。
H3：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高质量审计对上市公司获取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
四、样本选择与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
本文的研究样本为2001-2004年在沪、深交易所上市且上市至少满三年的公司。在样本选取过程中，我们剔除了以下公司：①金融类公司；②ST、PT公司；③有发行B股或者H股的公司；④当年事务所为国际“五大”的公司；⑤财务数据异常或者财务数据不完整的公司。之所以选取上市至少满三年的公司，是因为本文采用的是非平衡面板数据(paneldata)，剔除有发行B股或者H股的公司以及当年所聘事务所为国际“五大”的公司，是为了消除这些公司与只发行A股的公司，以及聘用国内事务所公司在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差异所可能产生的对本文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最后得到833家样本公司，共计3222个样本观测值。样本公司的所有财务数据均来自国泰安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中国上市公司财务数据库》和《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研究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本文主要考察审计质量对中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的影响，因此解释变量主要为审计质量、公司性质以及反映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即金融深度(Depth)和银行业竞争程度(Comp)，被解释变量主要为上市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 ，控制变量主要包括上市公司的负债比率、资产结构、成长性、盈利能力、规模以及行业等，各变量的定义如表1所示。其中，对行业这一控制变量的定义，本文是把全部样本观测值按照证监会公布的行业分类标准分成12类(金融类除外)，并取11个行业哑变量。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审计质量的定义，借鉴了李树华的方法[29]，即按照事务所当年所审计客户的资产总额为基准来计算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排名在该年度前10名的事务所被定义为高质量事务所，反之为低质量事务所。为度量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状况，本文将中国大陆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为32个地区，在借鉴King and Levind、Demirgü-Kunt and Maksimovic等度量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以中国各地区(32个)银行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作为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的指标[30，17]。由于中国银行业普遍存在着大量不良贷款。因此上述反映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的指标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同时借鉴卢峰、姚洋的方法[31]，以中国各地区当年年末除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它银行的信贷份额，作为中国各地区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指标。用于度量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的指标和各地区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指标所需要的数据，全部来自于2002-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对审计质量的定义，借鉴了李树华的方法[29]，即按照事务所当年所审计客户的资产总额为基准来计算事务所的市场份额，市场份额排名在该年度前10名的事务所被定义为高质量事务所，反之为低质量事务所。为度量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的状况，本文将中国大陆32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分为32个地区，在借鉴King and Levind、Demirgü-Kunt and Maksimovic等度量各国金融发展水平的基础上，以中国各地区(32个)银行当年年末总贷款余额与各地区当年GDP的比值，作为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的指标[30，17]。由于中国银行业普遍存在着大量不良贷款。因此上述反映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的指标存在一定缺陷。本文同时借鉴卢峰、姚洋的方法[31]，以中国各地区当年年末除四大国有银行以外的其它银行的信贷份额，作为中国各地区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指标。用于度量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的指标和各地区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指标所需要的数据，全部来自于2002-2005年的《中国统计年鉴》和《中国金融年鉴》。
(三)描述性统计
表2列出了样本观测值的描述性统计。从中可以看出，中国上市公司的平均长期负债比率较低，LD1平均只有13%左右，LD2平均只有20%左右，国内“十大”会计师事务所(按照客户资产总额排名)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平均只有27%，上市公司中约有77%的公司属于国有性质。表2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也显示，中国各地区的金融发展呈现出较大的差异，用来反映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的指标其均值为1.21(中值为1.08)，最小值为0.62，最大值达到3.11；而用来反映各地区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指标其均值0.46(中值也为0.46)，最小值为0，最大值却达到0.66，这一结果与卢峰与姚洋对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状况的统计结果基本一致。
五、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对假说1―3的实证检验
为了对假说1―假说3进行实证检验，本文构造了以下检验模型：
由于本文样本包括了绝大多数上市公司，因此本文采用针对面板数据的固定效应(fixed-effect)模型，来对上述检验模型进行估计。表3列出了对假说1―3的实证检验结果。表3的第(1)列列出了用金融深度来表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AQ的参数估计值为0.03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质量的审计确实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从而支持了假说1。AQ×Natu的参数估计值为-0.025，且在10%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相比民营上市公司而言，国有商业银行更多的出于政治目的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长期债务融资，以及当公司陷入财务困境时，政府更愿意为国有上市公司提供财政援助导致了国有商业银行不会重视高质量审计的作用，因此高质量的审计对国有上市公司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从而支持了假说2。AQ×Depth的参数估计值为-0.020，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商业银行信息收集能力以及监督和控制能力的增强会导致对高质量审计作用的替代，因此高质量的审计对上市公司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从而支持了假说3。表3的第(2)列列出了用银行业竞争程度来表示地区金融发展水平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到，AQ的参数估计值为0.087，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高质量的审计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从而再次支持了假说1。AQ×Natu的参数估计值为-0.031，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相比民营上市公司而言，高质量审计对国有上市公司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从而再次支持了假说2。AQ×Comp的参数估计值为-0.144，且在5%的水平上显著，表明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高质量审计对上市公司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从而再次支持了假说3。为了消除其它非金融中介提供的债务融资可能产生的对上述检验结果的影响，本文又以按长期借款表示的长期负债以及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长期
① 表3的第(3)列和第(4)列中样本观测值之所以减少为3022个，是因为本文剔除了公司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长期负债与长期借款之和为零的样本观测值136个，以及由此导致的财务数据不满足连续三年条件的样本观测值64个。负债与长期借款之和表示的总负债计算得到的长期负债比率(LD2)，对上述结果进行了稳定性检验。表3的第(3)列和第(4)列分别列出了稳定性检验结果①，从中可以看到，无论是采用反映中国各地区金融发展深度的指标Depth，还是采用反映中国各地区银行业竞争程度的指标Comp，各参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基本没有变化，说明以上检验结果具有较好的稳定性。
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t值；*、**、***分别表示显著性水平为10%、5%和1%。另外，从表3第(1)列―第(4)列的检验结果可以看到，国有上市公司相对民营上市公司能更多的获得长期债务融资，这一结果与Brandt and Li发现的国有商业银行对不同性质的公司存在差别贷款的研究结果相一致[26]；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商业银行更愿意为公司提供短期债务融资，这一结果与江伟和李斌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上市公司的长期负债比率与公司负债比率、资产结构、盈利能力以及规模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与Barclay and Smith 、Guedes and Opler等国外学者的研究结果相一致[32，33]。
(二)消除不同地区间样本数量差异的影响
由于本文样本观测值在各地区间的分布呈现出较大差异，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如北京和上海等地区，样本观测值都有二百多个，而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低的地区，如宁夏和青海等地区，样本观
① 表4的第(3)列和第(4)列中样本观测值之所以减少为2600个，是因为本文在2763个样本观测值的基础上，又剔除了公司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长期负债与长期借款之和为零的样本观测值113个，以及由此导致的财务数据不满足连续三年条件的样本观测值60个。测值只有三十多个，这可能对本文的上述检验结果造成偏差。为消除因不同地区间样本数的差异而可能对本文检验结果造成的影响，本文又剔除了上市公司数最多的北京和上海两个地区的样本观测值(459个)，最后得到共计2763个样本观测值，重新对假说1―假说3进行了稳定性检验。从表4第(1)列―第(4)列的稳定性检验结果可以看到①，各参数估计值的符号和显著性不但基本没有变化，而且各模型的解释力还有所提高，这说明不同地区间样本数的差异不会对本文的上述检验结果造成什么偏差。
六、结论及启示
国外经验研究结果表明，审计尤其是高质量审计的降低信息不对称作用、监督作用以及保险作用能够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而国内的学者目前还都集中于探讨审计质量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审计意见以及事务所审计收费等方面的影响，而没有就审计质量对企业融资成本进而融资决策的影响展开相关的研究。针对以上研究现状，本文具体考察了审计质量对中国上市公司长期债务融资的影响。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高质量的审计有助于上市公司获得更多的长期债务融资；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在国有上市公司中以及在金融发展水平比较高的地区，高质量的审计对上市公司获得长期债务融资的作用有所减弱。这一研究成果说明，在法律体系不健全和公司治理不完善的情况下，高质量的审计可以作为一种替代机制，从而帮助企业获得长期债务融资。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仅在于拓展了国内外学者对高质量审计作用的相关研究，而且有助于我们更加深入的了解高质量审计在不同制度环境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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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巴塞尔；流动性；框架；修订；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4）01-0030-06
一、引言
2010年12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以下简称“讨论稿”）。经过两年的讨论和修订，巴塞尔委员会于2013年1月公布了《第三版巴塞尔协议：流动性覆盖比率及流动性风险监测工具》（以下简称“修订稿”），是流动性监管框架修订的最新阶段性成果。与讨论稿相比，本次修订稿仅公布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及5个流动性监测工具，暂时未公布净稳定资金比例（NSFR）的正式监管规定，并将流动性规则的过渡期调整为2015年至2019年，LCR标准以每年提高10%的速度，从60%提高至100%。整体上看，此次巴塞尔流动性监管规则的修订稿突出反映了巴塞尔委员会成员国的主要关切问题，体现了放松流动性监管要求以降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扰动的指导思想，是对主要经济体经济增长形势不明朗的一种妥协和现实选择。修订稿在原框架下添加了危机时期的流动性监管应对方案，并改进了二级资产上限的计算方法，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流动性监管框架。本文将对此次修订稿进行重要修订的几个问题进行探讨，并试图探索修订稿新框架下我国流动性管理存在的问题及完善我国流动性管理框架的启示。
二、巴塞尔流动性框架研究综述
自2009年巴塞尔委员会公布《流动性风险计量标准和监测的国际框架（征求意见稿）》以来，在国内外业界引起强烈反响。由于第三版巴塞尔流动性监管框架仍在修订过程中，其在全球范围内也仍处于过渡期，尚未真正执行，因此业界对此的研究多集中于流动性监管框架对宏观经济、货币政策、银行体系可能产生的影响方面。
国际上科研组织和学者对流动性监管框架的研究多集中于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如施米茨（Stefan W Schmitz，2011）分析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对欧元区货币政策执行的影响，结果表明：欧元区的研究报告均低估了流动性监管框架对货币政策的挑战，原因在于负网络动态和反馈环节加重了其对货币政策的影响，公开市场操作和无担保货币市场利率之间的套利影响了欧元区货币政策的执行。宾德塞尔（Ulrich Bindsel，2011）认为，由于央行在正常时期和危机时期都扮演着流动性供给者的角色，因此流动性监管条款中涉及中央银行操作的内容非常重要，其中，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操作、抵押品框架与流动性监管条款之间的相互作用尤其值得研究。焦尔达纳（Gaston Giordana，2011）以卢森堡为例定量描述了巴塞尔协议Ⅲ流动性框架对货币政策传导的借贷渠道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大银行通常为流动性供给者，因此仍能够在紧缩货币政策冲击时增加借贷，但长期稳定资金量较低的中小银行受影响很大。此外，银行一旦接受流动性监管标准，则借贷传导渠道可能不再有效，其中净稳定资金比例的影响作用将比流动性覆盖比率更大。
国内的相关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巴塞尔流动性监管框架的介绍以及巴塞尔流动性监管框架对金融稳定、金融市场和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影响。在巴塞尔流动性监管框架的解读和引入方面，周良（2009）认为，巴塞尔流动性监管框架反映了监管理念的变化，如强调良好监管治理的重要性、明确公司治理中流动性风险管理利益攸关各方的职责等；王周伟（2011）介绍了征求意见稿公布后主要国家流动性监管改革的情况；彭建刚（2012）分析了流动性监管的新特点，如更加重视流动性监管、强调压力测试在流动性风险监管中的作用等；费方域、江鹏、陈笛霏（2012）认为，实现流动性监管的手段有数量监管和价格监管两种，其中数量角度的流动性监管可以通过巴塞尔协议Ⅲ的流动性监管指标实现。在巴塞尔流动性框架的影响方面，巴曙松（2011、2012）认为，流动性监管框架对国际银行业的影响在于筹资方式的结构性转变和更高的发行成本，对金融市场的影响在于银行利润的下降，此外还具有冲击金融稳定、冲击宏观经济、道德风险等诸多负面影响。戈建国（2011）认为，巴塞尔流动性框架具有集中度风险，不利于银行发展零售业务和中小企业融资，压力测试场景根据不足，以及缺乏对系统性风险的考虑和对私营部门产生不利影响等问题，认为我国需要扩大优质流动性资产的范围、降低对公司债和企业债市场发展的冲击、鼓励银行开发流动性风险管理的内部评级法、明确央行的介入方式和明确披露方式等。陈道富（2011）认为我国流动性监管的问题在于对系统流动性风险重视不足，压力测试和情景分析仍为补充。统一的微观流动性监管指标缺少差异性以及监管指标的系统性和科学性有待进一步提高等。此外，余珊萍（2010）在考察我国商业银行流动性状况基础上，认为银行业有能力执行新的巴塞尔流动性标准，并就压力测试探讨了我国执行巴塞尔压力测试的可行性。
三、修订稿的重要变动
修订稿公布了流动性覆盖比率和5个监测工具的基本流动性管理框架。流动性覆盖比率（LCR）用公式表示为“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储备（HQLA）/未来30日现金净流出量”，主要是确保银行在严重流动性压力情景下，能够保持充足的、无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性资产，以满足未来30日的流动性需求，这体现了监管的前瞻性和动态性。其中，分子上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由一级资产和二级资产构成。一级资产可以无限制地纳入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二级资产则必须接受价值扣减后再纳入高质量流动资产，且不能超过HQLA总规模的40%。分母方的净现金流出可用公式表示为：未来30日内的净现金流出 = 现金流出量 - min{现金流入量，现金流出量的75%}。其中，现金流出量等于各类负债科目和表外承诺的余额与其流失率或提取率的乘积。现金流入总量是各类契约性应收款项的余额与其在压力情景下现金流入率的乘积。此外，修订稿还了5项流动性监测工具，分别为合同期限错配、融资集中度、可用的无变现障碍资产、以重要货币计价的流动性覆盖率以及与市场有关的监测工具。由于监测工具仅供监管者参考使用，并不作为监管指标，在此不再赘述。
相较于讨论稿，修订稿有以下几项重要变动：
（一）扩展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范围
讨论稿指出，符合优质流动性资产特征及操作性要求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分为两类，即一级资产和二级资产。其中，一级资产包括现金、压力情景下能够提取的央行准备金、第二版巴塞尔协议标准法下风险权重为0的实体、中央银行等发行的可交易证券、风险权重不为0的实体或中央银行以本外币发行的证券或中央银行债务型证券。二级资产包括由风险权重为20%的实体、央行、非中央政府公共部门实体、多边开发银行发行或担保并可在市场上交易的证券；评级至少为AA-级的，不是由金融机构或其任何附属机构发行的公司债券和担保债券。
然而，由于部分国家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匮乏，可能导致其银行无法满足流动性覆盖比率监管标准，因此客观上确实存在着扩大高质量流动性资产范围的需要。此外，由于规则制定者中发达国家居多，为适应其二级资产规模大且种类丰富的现实，修订稿将二级资产的标准放宽，允许各国当局自由裁定是否在接受更为严格的价值扣减后纳入更多的二级资产。修订稿中，原来的二级资产被定义为二级A资产，各国监管当局可以自行决定是否纳入新的二级B资产，其中，二级B资产包括住房抵押支持证券（Residential Mortgage Backed Securities，RMBS），接受25%的价值扣减；非金融企业发行的长期信用评级为BBB-到A+的企业债券（包括商业票据），接受50%的价值扣减；在主板市场上市的由非金融机构及附属机构发行的普通股股权，接受50%的价值扣减。
（二）进一步完善二级资产上限的计算方法
为防止商业银行过度持有二级资产来满足高质量流动性资产要求，从而产生资产集中和流动性资产质量下降的现象，讨论稿规定：“经调整的二级资产不得超过经调整一级资产的2/3”。而所谓的经调整的一级资产是指“所有短期担保资金、担保借贷和抵押品互换交易将任何可能的一级资产都交换成非一级资产后，剩余未受影响的一级资产的数量。”而上述条款提到的将“任何可能的一级资产都交换成非一级资产”的交易即被称为平仓（unwind）。平仓机制设置的意义在于能够将符合要求的短期回购和逆回购交易对观察期第1天的一级资产初始值进行调整，以真实反映整个时间窗口（30天）内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均为真实且能够动用的流动性资产。然而，平仓机制在实际应用方面存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讨论稿规定平仓机制可以应用于任何证券融资交易，同时又将很多满足或不满足操作性标准的一级资产和二级资产从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中扣除，这可能导致银行通过回购及逆回购交易来操纵高质量流动性资产数量，从而高估或低估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二是由于考虑了平仓机制，所有与非流动性资产相关的现金流都在分母上进行了调整，但与这些非流动性资产相关的短期回购交易事实上已经在分母上接受了100%的流出率，因此存在着重复计算的问题，不符合讨论稿第53段确立的“银行不能对各科目进行重复计算”的原则，即如果某项资产已被纳入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分子）中，则在计算现金流入量（分母）时就不能再考虑该资产。
为解决讨论稿存在的几个问题，修订稿采用在附录中列举案例的形式对平仓机制的应用进行了详细说明。与讨论稿相比，修订稿附录做出以下调整：一是“任何非一级资产置换为一级资产”的表述修改为“将任何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置换为一级资产”，这意味着任何不属于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金融资产交易都无法再使用平仓机制，以确保能够准确反映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真实数量。二是明确涉及那些虽然是合格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但是不满足操作性要求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融资交易也无法应用平仓机制，以确保银行不会面临“双重惩罚”，即一方面由于不满足操作性要求而从高质量流动性资产池中扣除，另一方面分子上还要接受100%的现金流出率。三是由于在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中添加了二级B资产，相应地将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计算公式进行了调整。
（三）放宽部分项目现金流出率要求
流动性覆盖比率的分母上为净现金流出，现金流出率的高低将直接影响分母的大小。从此次修订情况来看，巴塞尔委员会放松（下调）现金流出率的意图非常突出，这一方面反映出金融危机后发达国家金融机构流动性紧张的现实，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业界对于银行流动性要求过严，对实体经济带来冲击的担心。综合来看，此次修订稿对于现金流出率的调整主要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
1. 降低“稳定存款”流失率突出了存款保险制度的重要作用。第一，修订稿继续下调稳定存款流失率。讨论稿规定零售存款中的稳定存款流失率为5%，所谓的稳定存款是指被有效存款保险计划完全覆盖的存款，或者由公开保证提供同等保护的存款。而在修订稿中，则不仅对“有效存款保险计划”做了详细说明，还规定符合“有效存款保险计划”标准的国家稳定存款可以采用3%的流失率。该条款的修订对于拥有多年完善的存款保险制度的发达国家而言是极为有利的，也反映出发达国家对放松流动性监管的强烈诉求。此外，巴塞尔委员会认为，如果银行从单个小企业客户吸收的全部资金（并表基础，包括存款及向小企业出售的债券）少于100万欧元，则可以认为该小企业具有与零售存款账户类似的流动性风险特征。因此讨论稿与修订稿均令小企业无担保批发融资与零售存款的处理方式一致，即同样区分“稳定”和“欠稳定”存款，并可根据是否有存款保险覆盖而选择更低的现金流出率。
第二，降低有存款保险制度覆盖的非金融企业等部门无担保批发融资的流失率。讨论稿规定来自非金融企业、中央银行、实体、公共实体部门的无担保批发融资统一设定为75%。考虑到75%的现金流出率过高，可能导致银行从非金融企业等部门获取融资来源的积极性下降，并进而可能减少对非金融企业提供的融资规模，影响实体经济活力，修订稿将此类机构无担保批发融资的现金流失率从75%下调至40%。此外，还特别规定此类存款中受有效存款保险制度覆盖的那部分存款的流失率可进一步降低至20%，更加凸显了存款保险制度对于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的重要性。
2. 放松已承诺信用和流动性便利流失率以降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扰动。所谓已承诺信用便利是指为公司客户提供的已承诺、当前未提取的日常运营资金便利；流动性便利是指向客户提供的在无法通过金融市场获得资金满足日常业务需求情况下进行债务再融资的备用便利。讨论稿根据不同的交易对手设定了信用便利和流动性便利的流出率，交易对手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零售客户及小企业客户；第二类是非金融公司、实体和中央银行、公共部门实体及多边开发银行；第三类是其他法人客户。修订稿虽然延续了上述思路，但更加细化了上述交易对手的分类，并根据不同交易对手的融资行为对交易对手进行了更为详细的划分，主要分为以下5类：（1）零售客户及小企业客户；（2）非金融企业、和中央银行、公共实体部门和多边发展银行；（3）同样接受审慎监管的银行；（4）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受托人①、受益人②的其他金融机构；（5）其他法律实体，包括公共实体部门、管道、特殊目的实体和其他不包含在上述类别中的实体。
对于零售客户和中小企业客户的信用便利和流动性便利，修订稿的流失率与讨论稿保持一致，仍为5%；对于非金融企业、和中央银行、公共实体部门和多边发展银行，其信用便利的流失率为10%，流动性便利流失率为30%；对于同样接受审慎监管的银行，其信用便利与流动性便利的流失率均为40%；对于包括证券公司、保险公司、受托人、受益人的其他金融机构，其信用便利和流动性便利的流失率分别为40%和100%；对于其他法律实体，信用便利和流动性便利的流失率均为100%。相比于讨论稿中第三类机构流失率统一设定为100%的规定，修订稿既根据交易对手的行为特点细化了交易对手的分类，还体现了对于各类交易对手流失率的放松，确保银行向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避免对实体经济的干扰。
（四）允许危机时期提取使用流动性资产
讨论稿第16段明确要求银行“应持续满足这一要求（即流动性覆盖比率高于100%），并持有无变现障碍的优质流动性资产储备，用来抵御可能发生的严重流动性压力”，这意味着银行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将流动性覆盖比率（LCR）保持在100%以上，也意味着银行在压力时期或危机时期无法提取和使用高质量流动性资产。该条款很有可能导致银行在危机时期更加倾向于储藏流动性以应对不时之需而不愿意出售流动性以帮助其他机构度过危机，从而造成加重危机而不是减轻危机的影响。
针对该条款可能导致的不良影响，修订稿花大量篇幅对此进行了修订。比如修订稿第11段和第17段明确表示，“在压力时期，银行使用其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储备并进而导致其LCR低于最低标准是完全合适的”，“……在危机时期，银行可使用其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并进而使其LCR低于100%，因为在此情况下仍保持LCR大于100%可能对银行和其他市场参与者产生负面影响”。此外，修订稿还明确，尽管商业银行可以在压力时期动用其流动性储备，但监管当局仍应对此有所反应并做出合适的监管处理。比如监管当局需要考虑其监管处理可能对银行产生的顺周期影响，即银行在压力时期流动性覆盖率降至100%以下，如果监管当局此时对银行仍采取公开信息披露和严厉的惩罚措施的话，可能会加重市场对银行的压力，从而更加重了银行的流动性恶化程度。因此，这要求监管当局制定一整套与银行流动性覆盖比率下降的原因、下降的程度、持续期间、影响范围及频率成比例的监管处理方案，以降低监管对市场的影响。
四、新框架下我国银行业流动性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主要集中于一级资产，二级资产种类及规模有限
尽管此次修订稿将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范围扩大，事实上是国际规则对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高质量”特征的一种妥协，但从另一个侧面也确实反映出发达国家金融市场发展较为完善，金融产品、制度和机构创新力度较大，能够用以满足监管要求的金融资产也较多。例如，花旗银行2012年年报数据显示，2012年末花旗集团的总流动性来源为3538亿美元，其中无变现障碍的流动性证券共计2808亿美元，占总流动性来源的79.4%，且该比重较2011年末提高了10.8个百分点。而我国商业银行目前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构成则仍然是以一级资产中的央行准备金为主。以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为例，2012年末，工商银行和中国银行1个月内的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分别为31749.43亿元和20061.11亿元，分别占其1个月内金融资产总额的62.72%和62.99%。
我国商业银行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主要由一级资产构成，这是由于金融市场深化程度不足，符合第三版巴塞尔流动性框架中二级资产定义的资产种类和规模较小的国情决定的。尽管近年来我国债券市场取得长足进展，但发行主体仍主要集中于财政部、政策性银行、铁道部、商业银行，非银行金融机构和非金融企业债券发行规模和种类均相对有限。
二级资产相对匮乏虽然表明我国商业银行持有更多一级资产，流动性资产质量整体较高，但同时也表明银行资产较为集中，集中度风险较高。此外，由外汇占款较高导致的银行高存款准备金现象毕竟是不可持续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过度集中于一级资产也无助于银行分散资产风险。
（二）二级资产计算中未纳入平仓机制，无法科学准确反映高质量流动性资产数量
尽管平仓机制的应用显得比较复杂，牵涉到各类短期回购和逆回购交易的计算，但由于其能够避免银行利用回购交易将那些无法在压力时期真实应对流动性压力的资产也纳入高质量流动性资产，从而产生监管套利，平仓机制的正确运用对于我国计算高质量流动性资产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然而，2011年公布的《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征求意见稿中，对平仓机制并未提及。当然，由于我国目前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构成主体还主要是央行准备金，二级资产的规模有限，相应地通过回购和逆回购交易来置换一级资产的交易规模也较为有限。但是，我国银行间市场债券回购规模确实在逐年扩大，甚至已经成为债券交易的主要方式（见图1），不考虑平仓机制将会对我国银行高质量流动性资产计算造成不小影响。
考虑到我国金融市场改革深入推进和金融创新速度加快，各类市场层次逐渐完善，机构投资者类型也不断完善，金融市场深度必将提高，短期融资交易规模也将大幅扩大，未来平仓机制的影响也将进一步扩大，因此非常有必要在我国的流动性管理办法中增添平仓机制，这样一方面实现与国际接轨，另一方面也能够科学化、规范化国内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
（三）隐性存款保险制度导致现金流出率偏高
存款保险制度有助于增强中小存款人的信心，并通过改善存款合约的信息结构来增加其存款的稳定性，从而有效防范银行挤兑现象的发生和银行流动性风险的负面溢出效应。修订稿提出的对有存款保险制度保护的存款应用较低的现金流出率具有合理性。我国目前尚未正式推出存款保险制度，因此在实际计算时可能导致我国银行业对零售存款和中小企业无担保批发融资采用10%的现金流出率，也无法对非金融企业等部门无担保批发融资采用25%的较低流失率，从而加重商业银行持有更大规模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压力。
（四）小企业标准与修订稿不一致影响银行客户结构转型
小企业作为流动性监管条款特殊处理的部门，银行与其交易能够享受较低的现金流出率，比如前文提到的小企业存款可以与零售存款做同样处理。但修订稿的小企业界定是根据银行从其获取的资金规模（银行从单个小企业客户吸收的全部资金少于100万欧元）确定的，与我国的小企业标准存在不一致的问题。我国工信部的《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11]300号）中根据不同行业的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及从业人员制定了中小微型企业的标准。如果接受修订稿的小企业标准，则我国商业银行吸收中小企业存款无法享受较为优惠的现金流失率，从而间接提高银行融资成本，影响银行争取小企业客户的积极性，不符合我国支持小企业发展和银行客户结构转型的战略。
（五）我国流动性监管框架尚缺乏压力时期制度安排
我国的传统现实是国有银行是流动性输出部门，中小金融机构是流动性融入部门。尤其是在季末或月末监管考核时点，中小金融机构的流动性管理压力尤其大，也相应更容易受到流动性冲击。如果将流动性压力分为异质性压力和系统性压力的话，则系统性压力时期的影响面最广，影响程度也最深。一旦进入系统性流动性压力时期，国有商业银行的流动性紧缩行为将更为明显地对金融体系产生负面影响。因此，在我国流动性管理框架中允许银行，尤其是中小银行在压力时期动用流动性资产，从而对流动性覆盖率相应低于100%，且不会接受更为严苛的监管惩罚具有积极意义。然而，在当前《商业银行流动性风险管理办法（试行）》中尚缺乏危机时期银行动用流动性资产的相关监管安排，可能导致压力时期商业银行的流动性贮藏行为，加速危机时期的流动性枯竭现象。此外，缺乏压力时期未满足流动性覆盖率要求的特殊监管处理，可能导致银行在压力时期面临同样严厉的监管处罚，从而向市场传递更为强烈的负面信号，造成监管的顺周期现象。
五、对完善我国流动性管理框架的启示
一是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丰富金融资产种类。尽管近年来我国金融市场改革出现可喜成就，债券市场规模不断扩大，债券品种逐步增加，但与商业银行资产多元化的需求仍存在一定差距。未来，建议继续深化金融市场改革，鼓励金融创新，丰富债券品种，扩大非金融企业债券种类及规模，并积极推进资产证券化，在盘活银行存量资产的同时为金融体系提供更多的合格二级资产，改善银行过度向一级资产集中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结构。
二是纳入平仓机制，提高二级资产上限计算科学性。建议在我国商业银行计算二级资产上限时纳入平仓机制，并借鉴修订稿思路，将不属于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金融资产和不符合操作性要求的高质量流动性资产的回购、逆回购交易从平仓机制中扣除，避免商业银行的监管套利。
三是积极推动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在金融稳定理事会的24个成员国（地区）中，只有南非、沙特阿拉伯和中国还没有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存款保险制度不仅是大势所趋，更是我国推动利率市场化改革的迫切需要。我国一直在探索建立存款保险制度，央行也在《2012年金融稳定报告》中表示，我国推出存款保险制度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建议相关部门抓紧完善存款保险制度实施方案，积极推进存款保险法的出台，推动存款保险制度尽早建立。
四是在过渡期内按照我国中小企业标准制定现金流出率。考虑到我国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和推动商业银行客户转型的战略安排，建议在过渡期内（2019年前）根据我国中小企业标准制定中小企业批发融资流失率，并将中小企业存款与零售存款做同样处理，引导商业银行争取中小企业客户。
五是借鉴修订稿降低对实体经济扰动的思路。修订稿突出的特点在于分类降低信用便利和流动性便利流失率，以降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冲击。比如我国商业银行的信用便利产品的交易对手多为零售客户及非金融企业客户，形式以信用卡、“循环贷”为主。采用修订稿提出的较低现金流出率也有利于提高银行提供此类金融服务的积极性，在实现稳健流动性管理的同时降低对实体经济的负面溢出效应。
六是完善压力时期的流动性监管框架。建议我国除参照修订稿允许银行在压力时期提取和使用流动性资产以及制定相应的监管处理之外，还要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的教育问题，即让市场参与者能够充分了解流动性覆盖比率的定量信息和定性内容，避免简单地将流动性覆盖比率低于100%理解为流动性危机，加剧市场的不当反应。此外，在系统性压力时期，中央银行会充当最后贷款人角色来为市场提供流动性，以稳定市场信心，这要求在压力时期流动性管理框架中纳入央行救助的相关内容。
注：
①经授权为第三方管理资产的法人实体，包括对冲基金、养老基金和其他集合投资工具等资产管理实体。
②享有或可能有资格享有遗嘱、保单、退休计划、年金、信托或其他合约的受益权的法人实体。
参考文献：
[1]巴曙松，尚航飞，朱元倩.巴塞尔协议Ⅲ流动性风险监管的影响研究[J].新金融，201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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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戈建国.流动性监管新指标的影响与银行对策研究[J].新金融，2011，（12）.
关键词：不完全信息 银行信贷 信贷配给
我国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现状
银行信贷资金供给会对一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而现阶段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配置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由于商业银行尤其是四大国有银行前几年在国家的行政干预下将大量款贷给国有企业，导致不良贷款率较高，因此最近几年商业银行加大了风险管理力度，惜贷行为较为突出。2004年第一季度，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8351亿元，同比增多247亿元；而同期人民币存款增加1.25万亿元，同比多增1128亿元。3月份末，本外币贷款余额17.9万亿元，而同期本外币存款余额有23.3万亿元。可见，无论是存量还是增量，银行存款数额都远远大于贷款数额。第二，目前银行“惜贷”主要是惜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而对国有企业却照贷不误。尽管银行的内部管理体制有了很大的改革，但是受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影响，仍摆脱不了政府的干预，其信贷资金在很大程度上仍不断投向国有企业。有些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并不好，因此影响了银行信贷资金配置的效率。例如1998年，我国商业银行信贷资金的配置主要表现为：我国银行的资金配置存在着明显的“所有制歧视”，其中国有企业得到银行贷款39202.6亿元，占银行贷款总额60613.2亿元的较大比重，而非国有企业包括很多中小企业从银行那里得到的贷款却很少。银行信贷的结构与我国的经济结构已经存在着明显的不对称现象：20世纪末，我国中小型企业已经占企业总数99.68%，工业总产值占61.6%，从业人员占72.9%，中小企业为我国的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很多中小企业还是高科技企业，有力支持了国家的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20世纪90年代我国工业新增产值76.6%是中小企业创造的。一方面，大多数中小企业正处于成长期，自身资金积累的并不多，急需银行贷款的支持，而巨大的资金缺口严重阻碍了中小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很多效益不佳甚至濒临亏损的国有大型企业却能轻而易举的从银行贷到款项。银行信贷的倾斜严重背离了我国的经济发展结构，不利于我国的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
银行信贷结构失衡的经济学分析
经济学对完善和有效率的市场体系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假设：信息是对称的。事实上，在现实经济社会中，信息往往是不对称的，产品的生产者拥有比消费者更多的关于该产品的信息。商品市场是这样的，银行信贷市场同样如此。本文在分析银行信贷市场时，假定利率是自由浮动的。
面对信贷市场，我们通常认为有两种类型的银行贷款――高质量贷款和低质量贷款，首先假定借贷双方都知道贷款的质量，并且认为高低质量的贷款各占50%，这样就会像图A和B那样显示两个不同类型的市场。在A图中，DH是信誉较好的借款者对贷款的需求曲线，SH是高质量贷款的供给曲线。同样，在B图中，DL和SL分别是低质量贷款的需求和供给曲线。在任何给定的条件下，DH曲线均低于DL曲线，这是因为对于信誉较好的借款者来说，较高的贷款利率不能接受，所以在同样的利率条件下，其贷款需求必然比信誉较差的借款者要少。同样，SH要低于SL，因为银行更愿意提供高质量的贷款。如图所示，高质量贷款的市场利率是I1，低质量贷款的市场利率为I2，I2>I1，两种类型的贷款均衡数量都是Q1。由此可见，在信贷市场信息对称时，银行能够清楚地了解企业的信用状况，并根据贷款的风险水平来确定利率，信用状况较差的企业尽管借款利率提高了，但仍然能够从银行借到款。
实际上，银行的贷款者对企业贷款的质量并不像企业这么了解，企业在借款时也会想方设法隐瞒自身的经营状况，以有利于借到款。起初，银行可能会想，他们贷出去的款是高质量的可能性为50%，因为在信息是对称的情况下，每种贷款的均衡数量都是Q1。因此，在发放贷款时，银行预期该笔贷款的质量中等。（当然，贷款一段时间以后，银行会知道该笔贷款的质量）在A图中，对中等质量的贷款供给用SM表示，它低于SL但高于SH，就如数字显示的，现在将较少的高质量贷款Q2和较多的低质量贷款Q3贷出。当银行明白，大多数贷出去的款都是是低质量贷款时，他们的供给就会发生变化，如图A所示，新的供给曲线可能不断向上移动，使贷款的组合进一步转向低质量。供给曲线的移动会持续下去，直到银行贷款全是低质量贷款为止。此时，贷款利率太高，使得信誉较好的借款者不愿意通过银行贷款，因此银行可以正确的假定，他们贷出去的款都是低质量的，而供给曲线就是SL。现实生活中，这种情况是极端的，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高质量贷款的比例会比银行在贷款前就预计到的要少。由于信息的不对称，低质量的贷款会充斥信贷市场。
所以，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银行预计贷款大多数为低质量贷款，银行可能会提高利率来补偿风险。但是，提高利率又会导致企业贷款出现“逆向选择”，信誉好的企业会因为贷款成本提高而改用其他途径筹集资金，这样会导致信贷市场上剩下的都是信誉不好的企业，从而导致低质量贷款占贷款总额比重越来越大。而且，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利率是受到严格管制的，利率不能自由浮动，因此银行就更不可能通过利率手段使信贷市场“出清”。面对信息不对称，我国商业银行普遍实行了“信贷配给”，使得信贷市场上贷款供给远远小于贷款需求。我国的中小企业大多数处于成长阶段，规模较小，抗风险能力还不是很强，加上很多中小企业财务会计制度不健全。由此可见，中小企业贷款难也就不足为怪了。
解决中小企业与银行间信息不对称的对策
麦尔斯（myers）和马吉劳夫（majlus）考察了非对称信息对企业融资成本的影响，建立了“融资顺序理论”，认为债务融资所占企业融资总额比重越高，则企业的质量较高，信誉较好；反之，企业的质量比较低。因为企业的债务融资需要到期还本付息，而股权融资只是根据企业的利润进行分红，没有偿还债务的压力。对于低质量企业来说，债务融资压力较大，股权融资压力较小；而对于高质量企业来说，会首选债务融资，因为债务融资只需还本付息就行了，而股权融资却要根据利润进行分红，利润越高，分红的数额就越大。但是，以上理论不太适用于我国，因为我国的资本市场发展滞后，中小企业上市融资有很大的障碍。既然这样，只能寻求其他途径解决因为信息不对称而导致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设立专门负责中小企业贷款的中小银行
与大银行相比，中小银行更适合为中小企业融资。中小银行在对中小企业贷款时往往有信息上的优势，能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关于这种优势，学者Banerjee曾经提出了“长期互动”假说，认为中小银行一般为地方性金融机构，通过长期与中小企业合作，对中小企业的了解程度逐步加深，能有效地缓解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
在我国，应该首先在东部地区发展中小银行，然后逐步推广到中西部地区。因为我国东部地区民营经济发达，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崛起，产生了大量的贷款需求。1995年全国工业普查数据显示，小企业的数量，东部、中部各占42%，而西部只占15%，产值东部占到66%，中部占26%，西部只占8%。如果东部的中小企业大量贷款需求得不到满足，势必影响经济的发展，因此银行首先要满足东部中小企业的贷款需求，在东部设立中小银行就是当务之急。
发展资本市场以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
我国的中小企业贷款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发达所造成的，中小企业很难通过股票市场融资。比如，《股票发行与交易暂行条例》规定，发行人股票上市的审批条件之一：发行后的股本总额不少于人民币50000万元，对于规模不大的中小企业来说难以达到此要求。因此，我国应发展资本市场，为中小企业的融资开辟新的渠道。我国的证券市场可以专门设立二板市场为中小企业筹资，降低中小企业上市的门槛，并且优先考虑那些技术含量高的科技型中小企业。
建立中小企业诚信记录档案
建立诚信记录档案后，银行就可以根据企业以往的贷款记录来考察企业的信用状况以及决定是否对该企业发放贷款。假设银行会根据企业前几次的履约情况对它安排这次的贷款，如果企业有过哪怕一次的违约行为，银行这次都不会贷款给它。为了分析问题简便，假定企业每次借款去投资所得收益均为R，每次贷款应还本息为D，借款期限为一年，市场利率为m 。如果企业违约了，则银行得不到任何本息。如果企业这次违约了，那么它就不用还本付息了，得到的收益R全归自己，但是企业以后再也不能从银行贷到款了。如果企业每次都履约，那么得到的利润是R-D，以后每次都能从银行贷到款，折算成现值为 (R-D)/(1+m)+(R-D)/(1+m)2+(R-D)/(1+m)3+……，整理后得到(R-D)/m.如果R
结论
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银行不愿对中小企业贷款，而许多中小企业正处于成长期，资金的匮乏直接制约其发展，也阻碍了国民经济的增长。目前，我国商业银行的信贷结构已经严重背离了我国的经济结构。大力发展我国的资本市场，完善中小企业信用担保机构等措施都是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而导致中小企业贷款难的方法。另外，对于我国的商业银行来说，应该调整信贷结构，加大对中小企业、个体经营户的信贷支持力度，在对中小企业进行信贷时，应该认真分析各方面的情况，以保证贷款的质量。
参考文献：
1.樊纲.论体制转轨的动态过程[J].经济研究，2000(1)
摘 要 随着人们对银行服务的要求日益增强，要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促进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高质量的银行服务仍是近期银行工作的重点。高质量的银行服务必须坚持以人为本，理性竞争，不断推广渠道建设，注重团队建设，才能真正树立优质、高效、快捷、安全的良好形象，从而全面提高银行的综合竞争能力。
关键词 高质量 银行 服务
在日趋成熟的市场经济中，银行同业竞争也越来越激烈，金融创新的同时，银行服务也推向精细化的管理，但随着人们对银行服务的要求不断增强，要实现银行价值最大化，促进金融业的快速发展，高质量的银行服务仍是近期银行工作的重点。
一、切实推广银行服务渠道建设
银行服务渠道是银行与客户之间相互交流的信息平台。服务渠道建设是维系客户与银行各种金融产品的桥梁，有利于提升银行网点的综合效能。
1、大力推行新型银行服务业务。银行依托高新技术逐渐发展新型金融服务，尤其是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在处理业务上的方便、快捷，且不用排队的优势，已逐渐被更多的客户认同。银行应充分利用现在的先进网络系统，强化电子银行业务，扩展电子渠道服务功能，大力推广创新型服务产品，实现金融与科技的交融。
2、选择差别化和个性化的服务。按照客户习惯推行服务，如今银行服务营销中存在的一个共性问题就是：用大体相同的方式对待所有的顾客。银行服务应当做到的是向顾客提供成熟、可选择性的服务，在客户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实现银行利益的最大化，即差别化和个性化问题。
对于老年客户，根据其接受新型事物慢的特点，主推柜台服务。
对于中青年推行手机银行、网上银行办理业务，减少传统柜台压力，充分利用计算机和网络平台，实现电子银行的渠道推广与使用。
对于高端客户实行“一对一”服务，客户经理根据其需求提供量身定做的金融服务，做到前期营销与后期维护相结合，提高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这将为银行带来持久的、高效的收益。
3、加快银行各部门的联动，打破多种服务渠道间相互分割的局面，实现信息共享。通过改进网点渠道、服务渠道分流等手段，促进服务渠道网络形成一个合理分工、协调配合的有机整体，在不断提高金融服务水平和客户满意度的基础上，实现银行多渠道集成的价值最大化。
二、观念转变，理性竞争
以市场为中心，将银行优质服务工作化为员工的自觉行动，着力强化员工的服务观念。
1、真正想客户之所急，合理安排营业时间。银行之间的作息时间大致相同，而且营运高峰也类同，但其之间的矛盾暂时无法解决。多数对私客户喜欢中午和双休日休息时间办理业务，但银行的对私业务柜台中午、周末虽然不休息，但由于轮班吃饭，周末多数人休息等因素，开的窗口会比其他时段少一些。
对此要求客户去选择时间段是不合理的，银行必须从自身去解决，真正为客户着想，将轮班吃饭前移或后移，同时根据需求，在确保员工休息的同时，合理安排营业时间，保证中午及双休日期间对外有足够的窗口，这才是想客户之所想。
2、提高服务技巧，培养高素质的服务人才。有针对性的培训体制对银行服务质量的提高十分必要。多数银行都能在岗位技能和新兴业务上下功夫，会组织业务竞赛、岗位演讲等激发员工学习的积极性，但对于服务技巧培训较少。
银行面向客户提供服务，良好的服务态度至关重要。银行的服务工作不仅要求员工有良好的素质，更要注重服务技巧。不同的顾客有不同的需求，也就采取不同的服务方式，在此国外银行已走得很远，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加强服务技巧方面的培训有助于从客户的语言、态度上分析客户的心理，全面提高每个员工的亲和力和服务水平。
3、银行服务于客户，管理层服务于营销前端。狠抓后台服务于前台的观念，银行后台保障服务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前台对客户的服务质量和效率，对此考核机制不仅仅针对营销前端，后台的服务质量也应纳入考核范畴。
后台员工必须有为营销前台解决问题的意识。提高管理机构管理能力和业务素质，更有助于指导营销前端的工作。
监督不是单方的，应为相互的。精湛的技术、高水准的服务不仅针对于营销前端，银行的整体服务的提高，才是同业竞争的基础。
三、团队建设
在日趋激烈的竞争过程中，银行的团队建设尤为重要，团队建设要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支持的基础上，坚持以人为本，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
1、 发现人才，培育人才，提高团队的含金量。人才资源是银行重要的战略资源，挖掘员工潜能，培养员工自我完善的能力，发挥团队中每个成员的优势，使团队的资源实现最大程度的优化，加强人才建设，打造精品团队。
2、 团队内部分工要明晰，每个个体必须处于合作、平等、民主地平台，增进彼此的了解与信赖，默契的合作增强团队的凝聚力，决定新型服务的成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