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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权证市场；权证特性；形成原因；对策
中图分类号：F830 文献标识码：B 文章编号：1674-2265（2013）06-0073-09
在全球范围内，权证是金融衍生品中最广为投资者接受的产品之一，也是大部分国家和地区开发最早的金融衍生品之一。虽然同样具有杠杆放大功能，但权证相对于其他衍生品还拥有风险较低且易控制、交易简便、结构简单等优点。但是，近几年在我国推出股改权证产品的过程中，出现了权证换手率居高不下、权证价格大幅波动的现象，价格脱离价值，投资者出现亏损，由此导致权证创设机制受到质疑，权证市场的风险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中国权证市场的基本特性分析
（一）换手率高，价格波动风险大
1.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2005 年 11 月 30 日我国三个权证的单日成交额高达 74 亿元，几乎可与沪深两市股票成交总额 90 亿元相媲美。与此相对应的，是权证换手率高，最高的日换手率达到645%。2007 年前三个季度，虽然权证占 A 股、基金、权证三大类产品总市值的比重还不到 1%，但其交易活跃程度却仅次于 A 股，占三大类产品交易总额的比重最高达到 37%。相比之下，中国香港虽然拥有全球最大的权证市场，而且也是投机氛围较浓的地区，其日均换手率也较高，但远低于内地，为70%左右。
从单个权证的交易情况看，我国与其他市场的差距就更大。以香港地区权证成交额最高的2007年来说，主板4513个权证全年成交6040亿美元（或日均191亿港元），即平均每个权证的年成交额约10亿港元，而其他年份则很少超过6亿港元。而内地，仅2005年11月30日，三个权证的交易额便达到74亿元，即平均每个权证的日交易额就高达25亿元左右，比香港地区平均每个权证的年交易额还高出 1 倍有余。
2. 伴随交易投资火爆场面的是权证价格的大起大落，价格大幅脱离价值。根据上海交易所的统计数据，在 2005 年 8 月至 2007 年 9 月期间，包括所有权证在内的日间波动率均值为 5.6%，日内波动率均值为 9.3%，日内波动率最高值达到 544%。
另一个反映价格波动程度的指标是日内价格超额波动率，该指标衡量权证价格波幅超过相关股份价格波幅的程度，也就是权证的价格波动风险超过相关股份的程度，日内价格超额波动率=日内权证价格波幅-日内相关股份价格波幅。从2005年8月22日第一只权证上市，至2006年8月21日，日内价格超额波动率在 6.5%以上。
3. 个人投资者亏损面较大而机构亏损面小。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统计资料，内地投资权证的个人投资者约 49%亏损，平均收益约760元；基金投资者 7%亏损，平均盈利约3000 万元；券商的亏损面也仅7%，平均盈利约900 万元；其他类型投资者的亏损面为 27%，平均盈利约 60 万元。由此可见，绝大部分的投资机构和券商从权证交易中盈利，而个人投资者则盈亏各居一半。不过，虽然49%的个人投资者亏损比重不低，但与海外权证市场相比，该比例也不算高。根据国际会计师公会香港分会 2005 年与一家证券公司联合进行的“港人投资取向”调查的结果，76%的香港散户投资者在权证投资中最终以亏损收场。
（二）定价效率低
我国权证的交易价格长期脱离其理论价值。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创新实验室所做的数据样本分析（见表 1），在2005年8月22日第一只权证上市至2006年8月21日整整一年间，沪深所有权证的交易数据，去除个别偏离度极端高企的数值，无创设权证样本组的收盘价与理论价值的偏离度高达121%，创设组的偏离度虽然低一些，但也达到102%，两个组别的均价与理论价值的偏离度亦相应高达124%和105%。显然，权证的定价效率很低。在所有权证中，认购证的情况尚在正常范围之内，价格与理论价值的偏离度约 15%左右；但认沽证的情况极差。
表1：我国权证的定价效率
[＼&无创设组＼&创设组＼&显著性水平＼&收盘价与理论价值的偏离度1＼&121.3%2＼&102.6%＼&***＼&均价与理论价值的偏离度＼&124.1%2＼&105.0%＼&***＼&引申波幅（隐含波动率）＼&93.6%＼&82.5%＼&***＼&溢价率＼&29.8%＼&24.9%＼&***＼&]
注：1. 理论价值采用Black-Scholes Model计算，波动率采用相关股份过去60个交易日的历史波动率，并排除股改后上市首日的行情。2. 此为去除个别极端高企偏离度之后的数值。资料来源：上海证券交易所创新实验室，并将所有权证分为两组，即创设组和无创设组。
（三）回转交易量大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统计资料，2005年8月至2007年8月两年间，所有权证的日内回转交易占交易总量比重的平均值达到50%左右，大户个人投资者基本只做日内回转交易，机构投资者的日内回转交易活跃度高过个人投资者，权证投资者的收益率与回转交易量存在正相关关系。
以某权证为例，在其上市交易的一年间，日内回转交易量占交易总量比重为76%，占交易总额比重为75%，有过日内回转交易的账户数占账户总数的比重为62%，而且其中20%的账户只做日内回转交易，按账户平均的日内回转交易次数为1.7次，回转倍数为2.6倍。数据显示，日内回转交易是权证交易的主要模式，也是主要的盈利模式。若按投资者类别来比较，机构投资者的户均回转倍数和户均回转交易量皆高过个人投资者，两者的户均回转倍数分别为2.6和2.4。
（四）有明显的末日现象，价外权证尤甚
根据上海交易所创新实验室的统计分析结果，我国权证产品还有明显的末日现象，即将到期权证的投机交易尤其旺盛，而且这种现象在价外权证上尤其突出。在香港地区权证市场上，因产品众多、选择余地大，因此同样是末日价外权证，上述末日现象一般在价外程度略小的产品上更加明显。
二、中国权证市场已显露特性的原因
（一）权证的天然属性
包括权证在内的衍生产品天生具有利弊两重性。其固有的杠杆性能和做空性能正是人们推广使用这类产品的最主要动机。这种性能给使用者带来很大益处，当其被用于风险对冲或套利时，能有效发挥降低成本、便利操作的长处；当被用于方向性投资（即投机）时，若判断正确，可以发挥放大回报、降低投资成本的作用。因此，在比较权证价格时，往往对溢价率与杠杆比率进行比较，对溢价率相同的权证，一般会认为杠杆比率较高者为较适合投资，杠杆比率在这里显然被当作回报指标，仅溢价率被视为风险指标。然而，恰恰是衍生品的这种杠杆性能和做空性能，当其被用来放大方向性投资时，一旦判断失误，便会产生放大亏损、增大风险的反预期结果。
（二）有效杠杆比率是权证利弊两重性的关键所在
一般而言，权证对标的资产价格的敏感程度越大，对标的资产价格变化的放大能力越强，对风险偏好者的吸引力也就越大。杠杆比率可以反映这种放大能力，因此杠杆比率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投资者对风险的偏好程度。
综合T和S的变化，T越小、S价外程度越高（除去S过分小的区域）、L越大，即既是末日权证又适度价外的权证有效杠杆比率为所有权证中最大，换言之，价外权证的高杠杆性在末日时能得到最大程度的体现，这就解释了为何我国权证的价外证具有明显的末日现象。
（三）现有权证产品杠杆提高过快
内地现有权证产品的结构是标准期权，有效杠杆比率的分布范围未受到任何约束，投资者可以自主地在全部范围内选择所需要的杠杆比率，当然也可以在选定产品后被动地任由多变市场决定其杠杆比率。由此导致的可能结果便是：（1）对投资者缺乏约束。因为对于风险喜好型投资者，若无自控的意愿和能力，会追逐最高杠杆产品，而杠杆未被约束的现行产品便为高风险追逐者提供了机会。（2）对投资者缺乏保护。因为对于不了解产品风险特性的投资者，或者主观上只想初探但并不想涉足太高风险的投资者，容易在无意间触及过高杠杆。（3）处于初级阶段的国内衍生品市场缺乏一个必需的环境。现行产品的有效杠杆比率没有一个渐变提升的过程，即市场上现有产品的最高风险处于或高（衍生品）或低（非衍生品）两个极端，没有最高风险可控制在适中水平的产品，以致市场缺乏一个逐渐学习、认识、调试的过程和机会，而中低程度风险承受者寻觅不到风险防火墙的强制性保护，同时产品风险也无法实现渐进式地调高。
（四）对投机冲动的有效约束不够
对比分析内地与港台地区证券市场的交易费用标准和最小报价单位（或称最小股价变动单位、交易价差），发现内地在此方面对投机冲动的抑制力（本文称之为“交易阻尼”）低于香港地区和台湾地区，交易费率和交易价差皆存在结构性偏低现象。
数据资料表明，内地和香港地区交易相关收费的名目相仿，都涉及佣金、过户费、结算费、印花税等；税率和费率有同有异，印花税两地相近（内地2008年4月从0.3%下调至0.1%，税率与香港地区相同，但内地2008年9月又进一步改为单边征税），过户费及结算费内地相对较高，佣金两地变数皆大；从总费率来看，内地最高达到交易金额的0.5%（A股）、0.45%（B股）、0.35%（权证），在印花税下调前则更高，而香港地区为0.26%—0.36%（股票）、0.16%—0.26%（权证）（按香港地区普遍收取佣金0.15%—0.25%计）。从表面上看，内地的总费率似乎高过香港地区，尤其是印花税下调前，但若探寻到佣金的实际收取情况，就能发现事实并非如此。香港地区经纪行大多有最低佣金的限定，一般定为100港元，内地虽然也有类似规定，但最低仅为5元人民币（A股及权证）或1美元（B股）。这意味着，在香港地区市场的交易额一旦低于6.7万港元（若佣金0.15%），实际交易费用就将高于名义标准，而内地的这个界限非常低，只有1667元人民币（A股及权证）或333美元（B股），因此这个最低佣金在香港其实可以视为隐性的最低交易金额门槛，因此低交易额时，内地的实际交易费率相比香港地区或许要低。
最小报价单位是另一个可自动抑制投机冲动的交易市场固有的机制。通常差价越窄越利于增加成交机会，也就越吸引操纵股价的资金。内地证券交易的最小报价单位被一刀切，一律是0.01元（A股）、0.001美元或0.01港元（B股）、0.001元（权证）。香港地区的最小报价单位却因股而异，处于0.001—5港元之间，股价越高，最小报价单位越大，而且权证的最小报价单位还与正股的最小报价单位以及换股比率直接相关。台湾地区的最小报价单位在大部分情况下比香港地区更高，最小报价单位也是因股而异，根据不同价格区间作出区别规定，而且台湾地区相关规定的细化程度更进一步。这首先体现在台湾地区权证与股票的规定有所区别，权证的最小报价单位比同档次价位的股票高，比如同为10元新台币的股票和权证，前者的最小报价单位是0.05元新台币，而后者却为0.1元新台币。港台地区的最小报价单位实际上均高于内地，因此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两地的投机，而内地则因最小报价单位较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投机。
内地权证的“T+0”交易制度有几大特性和作用：（1）可取消“T+1”交易制度带来的人为的交易阻滞，释放被“T+1”压抑的交易需求。（2）避免权证产品的时间值损耗。（3）避免市场的隔夜波动风险即持仓过夜风险。（4）由于A股仍然是“T+1”交易制度，因此还可以连带释放或吸纳A股市场短线投资者的交易需求。从客观上看，“T+0”交易制度确实是为日内回转交易创造了条件，起到了刺激作用。
内地的交易阻尼过低，交易费率和交易价差皆存在结构性偏低现象，从交易便利、成本等方面刺激了权证市场的投机气氛。
（五）供应量过少扭曲供求关系和价格
表2是2007年上海、深圳、香港地区三地证券市场的上市证券及其交易情况。从权证占市场总成交额的比重来看，三地皆很高（沪13%、深15%、港22%）。从权证产品占上市证券总数的比重来看，沪深两市相当低（2%、1%），但香港地区却极高（74%），显然香港地区权证产品的供应量极大地超过内地。从权证占流通市值的比重来看，沪市仅0.3%。从绝对值来看，内地的非权证类产品虽然已在数量上赶超香港地区，达到香港地区的1.2倍，但权证类产品数量却还不到香港地区的1%。可见，两地投资者对权证产品的需求都很旺盛，但两地对权证产品的供应却相差甚远，内地的权证产品严重供不应求。由此而引致的市场表现便是：沪市权证平均交易额高达每证2000亿元人民币以上，远远超过非权证类产品（300亿元人民币）；在权证产品更少的深市，权证平均成交额更高，达到近4000亿元人民币，与非权证类产品（185亿元人民币）的差距更大；反观香港地区，权证平均交易额仅10亿元港币，远远低于同市场非权证类产品108亿元港币的平均成交额。
从另一个反映成交活跃度的指标“流通换手率”来看，虽然三地的权证产品换手率皆高过当地的非权证类产品，但沪市权证平均换手率高达86倍以上，而香港地区的平均换手率还不到7倍。究其原因，主要是权证本身具有的比股票和基金更强的投机吸引力。
上述交易活跃度数据表明，内地旺盛的权证需求被过分集中在极少量的权证产品身上，供应量过少必然容易导致供求关系扭曲，若再加上其他因素的刺激，诸如投机需求大、权证真实价值难定、交易阻尼较小等，则市场价格的扭曲在所难免。
（六）权证真实价值难以确定
权证的价值在理论上可以按定价公式进行定量计算，也就是说，其估值的不确定性在理论上比股票低得多。但实际上，权证的真正价值很难确定，这是因为：（1）权证的估值公式有很大的调整空间，理论公式的适用前提是必须满足一系列理想化假设条件，比如股价服从几何布朗运动或满足对数正态分布、波动率为常数、无风险利率为常数且对所有到期日相同、不存在无风险套利机会、证券交易为连续、有效期内无红利、没有交易成本、可以卖空等（目前仅有部分假设条件可被解除）。而且公式中的参数如波动率本身就是人为给定的预期值，而权证理论价值对该参数的敏感度又特别大，因此按公式估算出的理论价值其实具有很大的可调性。（2）即便定价公式完全适用，而且公式中各参数的取值也极为合理，权证的“价格”也依然可能具有不确定性。因为权证的“价值”虽然取决于标的资产的价值，但其价格在大多数情况下并非如此，权证价格更多时候是对标的资产的“预期价值”的反映，而非对后者“现在价格”的反映。（3）即便权证价格就是针对标的资产“预期价值”，也存在明显的定价不合理，国内市场目前由于“卖空机制”缺位而缺乏可利用的套利工具。
三、进一步发展中国权证市场的建议
中国证券市场在发展了十多年之后，越来越成熟，但一些深层次问题阻碍着市场化程度的进一步提高，成为证券市场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导致市场效率、定价效率、风险控制能力、避险功能、市场规模等皆难以提高。这些瓶颈问题包括：（1）缺乏做空机制，造成长期单边市场，即长期的单边方向性投机和单边预期。（2）由于缺乏做空机制，套利定价基础一直无法建立，因而估值体系不可能从根本上改良。（3）缺乏风险控制工具，从而无法转移、降低、调控风险。（4）由于衍生品市场缺位，使得可供选择的金融产品种类单一，投资渠道太少，证券市场长期供需不平衡，加重了证券的价格扭曲。基于此，本文对国内衍生品市场发展模式提出如下建议：
（一）开放与约束并举来发展我国权证市场
在有效约束下进行开放并谋求发展，有效约束的目的是抑制投机冲动。由于我国初涉金融衍生产品，参与者大多缺乏经验，很多人却又充满着压抑已久的投机冲动，因此借助外力来有效控制这样的冲动不仅必要而且符合中国国情。不仅如此，有效约束最好既能实现对市场的有效调控，又尽量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调控的平稳性，尽量避免政策突变。
虽然创建中国衍生品市场已经具备必要性和可行性，但是不能不加限制地建立，不能跳跃式地发展，要严控风险，力争安全发展。中国发展衍生品市场可遵循如下的基本观点或主导思想：（1）必须在有效约束下开放和发展，“有效约束”的主要标志就是进行有效的风险控制。（2）必须以循序渐进的方式发展，循序渐进的主要表现就是约束的放宽必须逐渐进行。（3）最好采用可弹性调节的风险控制方式，以便根据市场情况变化对风险控制力度进行灵活调整，但同时又能保持政策的相对稳定性。（4）尽量采用市场化手段进行调控，但必要时也须市场化手段与制度化手段相结合，尤其是在发展初期，制度化手段可主要用作跨阶段粗调，市场化手段主要用作阶段内的微调。
（二）多层面为权证市场发展提供市场约束机制
有效约束具体可体现于针对市场参与者、产品设计、交易制度、监管制度等四个方面。即必须加强“投资者教育”以增强其自发的风险防范意识；调控产品结构及复杂性以从产品源头控制风险种类和风险程度，尤其是调控“有效杠杆比率”；建立合适的交易制度以合理调控“交易阻尼”；同时还必须加强制度监管的力度。这四个层面约束效力的强制性逐次增强，投资者教育的目标效果是“自律型约束”，调控产品结构和调控交易阻尼则是以“市场化强制型约束”来抑制投机冲动，而加强监管力度则是“制度化强制型约束”。
1. 以风险相对较低、结构较简单的“衍生权证”为衍生品创新的突破口。权证是受到一定限制的特殊期权，与期权相比，在定价机制上基本相同，但市场特性和市场表现却存在相当大的区别。（1）违约风险。权证不同于期权，设有沽出限制，即沽出方不允许是任意投资者，只能是少数经批准的有资格的金融机构（被称为发行人），一般都是当地最具实力的金融机构，而且发行量受到监管机构的控制，因此违约风险被限制于少数几个有实力的机构范围之内，在正常情况下，不仅监管比较容易，而且违约事件发生的概率也相当低，风险总量亦可控制。（2）交易所不必提供履约保证，角色简单，不承担责任和风险。在期权和期货交易中，交易所虽然不与其他人在相关合约上存在关系，只是合约条款的厘定者而非交易对手，一旦参与者失责，客户只可向相关参与者索偿，交易所及属下结算所并不承担责任和风险。但是由于交易发生在任意两个交易对手之间，所以结算所通常还是需要承担起一定的职责，它作为结算所参与者的合约对手，需提供履约保证，负责交收合约以及管理风险，以收取参与者保证金和其他措施限制对手风险，同时限制参与者的持仓量及种类。而对于权证交易，交易所及属下结算所的角色则简单化，连履约保证都不需承担，合约交收直接在发行人与权证买入者之间进行，履约责任由发行人自己直接承担。（3）产品流通量可以控制。由于只有少数几个机构可以发行权证，而且每次发行都必须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因此权证的流通规模完全可以控制，从而各种产品相关风险可以较容易地控制在所设范围之内。反观期权则不然，虽然交易所或属下结算所可以限制单个参与者的持仓量及种类，但由于交易双方只要达成一致便能成交，因此很难直接地、准确地控制整体流通规模，或者说，要达到同样的监管目标，必定需要更高的监管能力予以配合。（4）交易方式简单。由于权证可置于现货市场交易，交易方法与传统股票几乎无异，因此便于投资者入门和熟悉了解，也是便于所有市场参与者入门的最合适的产品。（5）产品拥有更大的调整空间。期权合约条款是由交易所厘定，标准化程度高，需要相当程度的经验并需反复探讨，一旦确立则轻易不宜改动，而且品种数量一般较少，因此产品设计的弹性小、可调整空间小。而权证产品条款由发行人设计，产品又具有有限寿命，产品种类和数量可以较多，因此产品设计的灵活度大、可调整空间大，便于在发展中不断调整和改进，因而比期权更适宜在试验阶段使用。
从海外金融衍生品市场的发展过程和经验来看，绝大多数市场也正是从权证起步，尤其是在全球衍生品市场发育的早期，比如较早进入衍生品市场的美国、日本、香港等国家或地区，由于当时缺乏可借鉴的经验，权证便成为很好的突破口，当然这也是市场发展到一定程度的自然结果。当前，虽然海外衍生品市场已经积累了不少发展经验，但由于我国的国情，海外经验未必能够直接照搬，再加上衍生品的风险不可轻视，海外市场也未必已掌控得极其理想，因此建议还是从权证起步为妥。为抑制过度投机，可以设计相对较为灵活的止损权证。
2. 在监管制度上建立健全有效的风险控制机制，对投机冲动加强制度化约束。建议监管机构初期可对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模式按不同风险等级给出更明确而详尽的指导意见、参考模式、风险监控指标及警戒线，并要求各金融机构在此基础上制定各自具体的风险监控制度，包括监控程序、风险评估标准、风险控制政策等。尤其建议风险监控指标应在现有基础上进行扩充，从最基本的资产监控扩展到运营监控，从事前监管扩展到持续监控，风险指标要尽量全面、明确、量化。本文建议增设风险暴露指标（如VaR）及警戒线，增设对避险策略和避险交易的监控要求，增强对自营交易的监控，增设或加强对金融产品分散持有的要求（包括提高分散程度以及限制单一持有者的持有量等），增设对金融产品发行规模的合理控制（太小易纵，太大易潜藏太高市场风险）。最重要的是，还必须增设申报机制、惩处机制、责任机制。建议监管机构还可出台针对金融创新的具体指导意见，并在实践中进行调整。总体而言，监管制度改进的目标方向应是使监管工作有章可依、有章必依、违章必纠、责任到人，以免风险监控制度流于形式或摆设。在具体落实监控制度时可考虑以下重点环节：
（1）金融机构按既定制度加强对业务或产品的风险监管，各相关部门负责监控职责范围内的风险，及时或定期提交风险管理报告；各项业务的风险须接受评估，制定持仓及敏感度限额，并需按规定作定期监察及汇报。金融机构整体及个别投资组合可进行多种风险压力测试。
（2）及时识别内部监控弱点，及时改进风险控制机制，严防操作风险。
（3）金融机构及监管机构加强对前线个人的风险监管，并把责任明确到经理个人，增大金融机构经理层的责任和压力。
（4）加大惩处力度，对违反监管纪律的人员和机构必须进行制裁，同时进行曝光，并限制或取消其从业资格。
3. 强化对发行人和一级交易商的风险监控。权证发行人应是金融市场的领导者，是金融机构中信誉最佳、实力最强、运营最稳健、风险控制最严的一小部分机构。同时，也是该市场信用风险的源头，是市场风险转化为信用风险的最大媒介。这些机构一旦遭遇危机，其破坏力和传播力将是最大的。因此，对这些机构，监管机构不仅在斟选时要严格审查资格（风险等级的要求应该定为最高），还应对它们的实际风险控制状况提出最高要求，对其避险策略进行定期审查，对其避险交易进行监控。至于其他的对一般金融机构普遍适用的要求，对权证发行人不仅同样适用，还应提出更高的要求，进行更严的监管。
4. 强化对风险集中度的监控。造成风险过于集中的原因包括：一是产品发行量如果太少，将使需求过分集中于少数产品身上，导致产品供不应求，价格脱离价值，甚至引起价格操纵，带来估价过高甚至价格异动风险。二是权证发行规模相对标的资产存量如果过大，则权证的避险交易、担保交易、实物行权交易、价格操纵都集中在数量相对较少的标的资产身上，容易对标的资产价格产生干扰，带来价格异动风险。三是同类权证（同一正股、同一市场方向）的行权日期或行权价若过于集中，将使风险集中于少数时间点上，或少数价位附近，产生的集合效应会强化上述风险集中压力。
为此本文建议，权证市场建设的各个环节可采用有集中有分散的策略：（1）建立并完善增发机制。比如完善目前的创设机制或设立其他可与国际惯例接轨的增发机制，以消除供求不平衡对权证价格的干扰。（2）在推出衍生权证的初期，标的资产的选择标准可在现有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即标的资产的选择范围宜集中，比如首批可以选择最主要的股市指数，以便最大程度上杜绝对标的资产价格的操纵。（3）实行现金结算，避免实物行权交易的不利影响（但若权证被用作存量股份分散市场化的工具，则可考虑实物结算）。（4）推出大宗交易平台，平抑担保交易、实物行权交易、避险交易等对标的资产价格的干扰。（5）同类权证（同一正股、同一市场方向）的行权日期或行权价尽量错开。
（三）以灵活多变的工具来推进权证市场的渐进化变革
鉴于很多领域都有各自的市场化弹性微调工具（如货币政策下的利率工具），受此启发，可以尝试寻找两个衍生品领域适用的具有风险调控功能的“杠杆工具”和“阻尼工具”，前者可用来调控衍生产品的有效杠杆比率，后者可以调控交易阻尼。
1. 在产品设计上以“调控有效杠杆比率”为主要手段对投机冲动进行市场化制约。衍生品对标的物价格的敏感性是其吸引力产生的根源，有效杠杆比率是刺激内地投资者投机冲动的最主要指标，但高杠杆性能在满足风险偏好需求并确实可能带来高收益的同时，也可能带来巨大损失。因此建议在第一发展阶段设计产品时可以考虑对衍生品的价格敏感度尤其是有效杠杆比率施加一定的控制，以便运用市场化手段强制约束投资者的投机冲动，而且这种制约最好具有弹性，进一步地，应根据市场情况变化以及投资者自律程度变化作出适时调整，同时避免政策调整的突变性。
为此，本文建议推出一种改进型权证，称之为“止损权证”，也可称为“杠杆限制型权证”或“约束型权证”，而且建议该产品的有效期不要太长，采用有剩余价值的形式，剩余价值的确定要避免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止损权证也属于结构性产品，能追踪标的物的价格表现，是在常规衍生权证的基础上附加一个自动止损的限制，即当标的物价格触及或低于某预设值（barrier，或收回价call price）时，该权证便提前到期（或称为强制收回），并有一定的剩余价值可收回，收回价低于发行时的标的物价格。该产品类似于海外证券市场交易的上市产品“收回票据”（knock out）或“止损票据”（stop loss）以及非上市产品“差价合约”（CFD）、香港地区证券市场交易的上市产品“牛熊证”（CBBC）等。
与常规权证相比，止损权证的价值较低、时间值较低、对正股价格波幅的敏感度较低，止损权证相当于有效期缩短的常规权证。止损权证相对于常规权证的优点体现在：可以自动止损或强制止损，有效杠杆比率受到限制，杠杆上限可弹性调控，定价机制简单，价格紧贴标的资产，风险对冲简单易行。
2. 在交易制度上施加交易阻尼并做弹性调控，对投机冲动进行市场化制约。抑制投机冲动的市场化措施除了可对产品的最高杠杆比率施加约束外，实际交易市场自身存在的一种固有特性也在客观上起到了自动抑制投机冲动的作用，那就是交易活动中必然存在的交易阻尼，其中最主要的体现就是交易费用和交易价差。
我国完全可以根据市场实际情况对交易费用和交易价差进行调整。既可以通过增加交易费用或扩大交易价差，即提高交易阻尼，达到抑制市场投机气氛抑制的目的；也可以在投资者自控意识和自控能力提高后，适当下调交易费用或收缩交易价差，即减小交易阻尼，以提高市场交易的活跃程度。这种调控方法如同前面提到的调控产品杠杆比率一样，是一种隐性的、可弹性调整的、符合市场化原则的调控手段，有助于抑制权证市场目前投机冲动过强，尤其是日内回转交易过旺的现象。
（四）分阶段循序渐进，适时变革
建议分三个阶段进行发展：第一阶段的主要特征是所有约束手段都必须强化，即产品须简单且种类少，产品风险及整体市场风险低且风险种类少，风险对冲须简单易行，交易阻尼增大，监控严密，政策的可调整空间大。第二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市场化的强制型约束可适当放松，例如产品可适当丰富并复杂化，市场风险开始增大且种类增多，风险对冲方式增多，交易阻尼可适当调小，但是制度化强制型约束即监管却仍然必须加强。第三阶段的特征是制度化强制型约束也可适当放松，而市场化强制型约束则可进一步放松，投资者教育依然必须强化，以弥补强制型约束方面的放松。
随着权证市场发展的不断深入，进入第二阶段甚至第三阶段之后，建议权证市场各方面的制度进行适时的变革，表3是我国分阶段发展衍生品市场的主导思想和基本框架的具体阐述。
在制度化约束机制方面，本文建议：（1）具备一定市场条件后，发行人资格在适当时候可以放宽。（2）标的资产范围可扩大至大盘蓝筹股，以后再扩大到更多股份及其他种类资产如商品、货币、海外市场指数等。（3）交易方式在发展初期还是适宜采用传统的竞价制，在市场相当成熟时再考虑做市商制，交易机制的变革尤其须谨慎且缓慢。（4）具备一定条件后，可改进现行的担保制度，从全额担保逐渐过渡到半信用担保并最终至全信用担保，以避免担保交易对标的资产价格的影响，并且改善发行人的风险暴露，但在此过程中必须注意两种担保制度的利弊平衡。（5）具备一定条件后，可改进本文所建议的强制避险制度，可选避险工具可从眼下唯一的正股放开到多元化工具或者自律避险，以此降低避险交易对标的资产价格的影响。在时机成熟时，避险工具甚至还可接纳相关性仅比A股次之的海外相关资产，如海外上市的中资股，尤其是在两地同时上市交易的具有同一发行人的A+H股和指数基金，这部分股票目前已经多达40个，A+H股的股价联动性已经随着两地整体股市联动性的加强而越来越显著。其实，目前两地已经拥有一个基准相同的产品即A50指数基金，因此如果内地发行A50权证，其避险工具的选择范围便可扩大到与之完全相关的香港现货A50指数基金以及以此为标的的一系列香港地区上市的A50权证。（6）对避险程度的要求也可从最初的完全避险逐渐推进到局部避险，最后推进到最理想阶段的自律避险。
在市场化约束机制方面，本文建议在市场发展初期可加大交易阻尼，包括结构性提高交易费用、扩大交易价差，甚至设立投资者门槛。但本文不建议重回“T+1”交易制度，而是一步到位采用“T+0”制度，一是考虑到与现行制度的连贯性；二是有助于降低投资者的市场风险；三是体现市场的公平性。同样一步到位的还有现金结算制度，为的是降低结算行为对正常市场价格的干扰。
在市场教育尤其是投资者教育方面，很多投资者对金融市场了解不深，易受诱惑甚至误导；但是，到了市场发展的成熟阶段，制度化制约及市场化制约机制都会有所放松，届时自律监管反而比任何时期都更加重要。
表3还显示了最理想状态，此时大部分市场化或制度化监管手段都将让位给自律监管，监管机构的功能将演变为抓两头放中间，一头是事前监管，包括发行人资格的审查，若干最基本规范的设立、市场教育；另一头是对犯规行为的严密监控以及超严厉惩处。而中间环节即如何不触犯基本规范则由市场参与者自行考虑，即由其自律监管。可以说，自律监管是市场跨入理性成熟阶段的标志，但也只有当市场成熟时才能安全地进化到放松监管的最高层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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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 校长资格证书 测验
陶行知先生曾说：“校长是一个学校的灵魂。从一定意义上说，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教师和学生，有什么样的校长，就有什么样的学校，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1]。校长专业水平对于一所学校的重要性无可置疑，如何有效提升校长专业水准并加以测量，一直是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重点内容。美国在上世纪90年代制定了第一份校长专业标准，2007年修订并颁布《教育领导政策标准（2008）》（ISLLC2008），该标准从创建学习愿景、领导课程教学、学校组织管理、学校公共关系、校长个体行为规范、校长社会影响力等六方面对校长专业水平进行界定，具有较强的操作性。
为了能够更为具体地测量校长专业水平，在《教育领导政策标准（2008）》的基础上，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ducationalTestingService，ETS）研发了一系列校长专业测试，包括“校长资格证书测验”（SLLA）、“学校负责人测验”（SSA）和“肯塔基州专业教学和管理实践测验”。其中“校长资格证书测验”主要是为了测量准入校长是否具备了胜任实际工作的专业知识，测试题目由国家专家委员会和一线教育工作者共同参与制定。由于该测试具有较高的专业性和代表性，能够较好反映校长的专业水平，因此许多州运用该测验来评估校长能力，发放或升级校长资格证书。
一、“校长资格证书测验”特点
“校长资格证书测验”遵循《教育领导政策标准（2008）》的要求，按照美国“教育领导州际联盟”（SCEL）制定的“教育领导者行为期望与指标”六大期望指标展开（见表1）。
测试采用试题库的形式，每道题目均经过难度和区分度检验，确保试题均质。每次测试随机抽取一套题目，测试分为两部分，均采用上机考试的方式，总分为200分。第一部分为选择题，有单项选择、多项选择、填空、排列顺序等多种类型；第二部分为开放题，有简答题、论述题等类型。整个测试需要4小时：第一部分用时2小时20分，分值140，占整个测试总分的70%；第二部分用时1小时40分，分值60，占整个测试总分的30%。每年的测试均有固定的时间安排，每次测试时间间隔约为10天，具体时间由ETS安排。测试结果一般在考试之后的15～16个工作日公布。测试是否通过，各州都有特定标准，如密歇根州163分、肯塔基州160分。
1.测试题目设计注重情境化
“校长资格证书测验”重点在于分析、确定校长的专业能力，而不是校长对于专业知识的理解与复现。因此，在测试题目设计时特别强调试题的真实情境化，确保与实际教育教学的一致性，这是我们目前许多测试做不到的。
【样例1】一批教师即将监考一项国家测试，一名副校长对他们进行考前培训指导。几名教师担心学生的考试时间不足，就该问题询问副校长。下面哪项是副校长最恰当的反应？
（A）教师应考虑测试法规准则。
（B）学生必须遵守考试的严格规定。
（C）教师可以延长测试时间。
（D）教师可以延长测试时间，但必须记录测试不规范。
样例1是中小学校长经常会遇到的真实问题，在这个真实情景中考查的是校长的道德和公正能力，特别是校长在处理道德两难问题时采用何种策略的问题。我国的校长专业标准在这一方面也有相应规范，特别是在“引领教师成长”方面要“扎实开展师德师风教育，落实教师职业道德规范要求”[2]，这其中隐含对诚信、公平、公正的诉求。如果开展相应的校长专业能力测试，可以借鉴这种设计思想。
2.侧重校长制定学校愿景的能力
校长制定学校的发展愿景能力是美国教育特别重视的，整个测试中有20%的题目都围绕这一主题展开。题型涵盖单选、多选、问答、论述等多种形式，详细考查校长为了达成教与学的目的，制定学校发展愿景和具w目标的能力。深入探讨校长能否吸引教师和社区人员共同参与愿景的制定，并乐意为愿景的达成采取一切合法的手段（包括数据分析、需求分析、技术支持和监督监控等）。
【样例2】一个委员会准备集思广益编写地区使命宣言，下面哪个问题最不可能帮助他们制定宣言？
（A）我们与其他地方的区别是什么？
（B）我们地区的核心价值观是什么？
（C）我们之前的表现如何？
（D）我们想要塑造怎样的整体形象？
样例2并没有直接给定学校愿景的制定问题，而是以情景的方式，从制定使命宣言的角度变相考查校长对于学校愿景的理解。学校愿景的制定必须结合学校自身实际，并考虑教育价值，之后才是具体的实施步骤。我国校长专业标准对于校长的规划能力也有相应界定，要求校长“掌握学校发展规划制定、实施与测评的理论、方法与技术……组织社区、家长、教师、学生多方参与制订学校发展规划，确立学校中长期发展目标。”[3]虽然标准没有给出更为具体的规定，但是无疑给校长的专业成长指明了方向，如何确定学校的长远规划和独特发展路径，形成具有特色的学校文化将是未来校长专业能力评测的关注焦点。
3.关注校长对教与学的理解、应用
关注教学是美国校长专业能力要求中最为核心的内容，也是整个测试最为看重的部分，共有28题，约占整个测试的30%，主要题型为单选、多选、问答、论述，重点关注校长的教学领导力和课程领导力，主要考查校长是否能够创设专业文化、制定严格的课程和严谨的教学计划、实施有效评估和制定问责制。 【样例3】一位乡村小学校长要制定计划支持一项数学教改项目，这个项目已经实施了三年。一些研究显示，参与项目的学生对数学概念理解表现出色，但计算能力表现稍弱，尽管如此，上学期家长对教学的满意度上升了20%，不满下降了三分之一。
问题：请至少采用三个步骤描述如何进一步支持该项目，减少家长的不满意程度。
这一样例主要考查校长教与学方面的能力，特别是创建专业文化、制定开放包容的措施以适应变化，增强家校合作沟通的能力。这与我国的校长专业标准有相似之处，很好地体现了校长领导课程教学、引领教师成长和调试外部环境三大领域的内容，有效应对了“积极组织开展教研活动和教学改革”“指导教师根据自身发展特点制定专业发展计划”“建立健全家校合作育人机制”[2]的要求。
4.测试结果的反馈人性化
“校长资格证书测验”结果的发放非常注重人性化。每名参与测试的人员只能在规定时间内凭有效信息查看、下载、打印自己的测试报告，除了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有权获得一份复印件之外，其他任何人无权查阅，最大限度地保护了被测试者的个人隐私。
不仅如此，在个人的成绩报告中还会具体呈现每个维度的最高得分，同时会将得分与全部被测试人员的均值进行比较，明确个人在整个被测试群体中的位置。不仅方便了被测试者清楚了解自己的能力水平，而且帮助他们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这种人性化的安排与设计是非常值得我们借鉴的。
二、对我国校长专业标准测评的启示
1.引入第三方评价
校长专业标准的出台是从国家层面对校长能力的规范，希望能够有效提升校长的专业能力，不论欧美国家还是我国均是这一目的。但是，仅有标准是难以保证校长专业发展的规范性、科学性和可持续性的，需要依托校长专业标准研发相应的测评手段，发挥它的引导指向功能。“校长资格证书测验”充分依靠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既体现了专业化，又具有权威性。我国的校长专业测评可以充分参考这一模式，尝试委托教育部考试中心或某些高等院校开展校长专业标准达标的测验工作，以满足日益迫切的校长专业发展需求。
2.细化专业标准解读
美国“校长资格证书测验”严格遵照《教育领导政策标准（2008）》的要求，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更具可操作性的“教育领导者行为期望与指标”，将校长专业能力进一步分解、细化，以此来研发测评手段，更专业、可控与有效，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当前，我国已经出台了幼儿园、义务教育和高中三个学制阶段的校长专业标准，从国家层面上高屋建瓴、方向明确地对校长进行专业界定，但缺乏一套专业的、细致的标准制定说明或解读，这需要后期研究及时加以跟进，使其更具可行性，利于校长把握。
3.测试手段的科学化
美国“校长资格证书测验”充分借助强大的科研团队和先进信息技术，研发了一整套科学有效的试题库，并且多数试题的设置接近校长工作实际，情境色彩浓厚，易于参评校长的理解和作答，这一点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应该探索具有自身特色的评价手段，可以采取多种形式的测量方法，全方位、立体化考查校长专业能力，诸如编制科学有效的校长专业能力量表、尝试构建“接地气”的试题库、采用深度的结构访谈等方法。不论采取何种方法，均须保证严格依托校长专业标准展开，测试题目设置要科学合理、赋分科学，既易于普通中小学校长理解和接受，又能真正测量他们的专业水平，以此作为导向，引领校长专业发展，这需要科研人员进一步努力探索。
4.强化课程教学领导的考查
教与W是校长最应关注的内容，其它任何方面都不能替代，因为教与学关涉每一所学校真正存续和持续发展，也是培养“什么样的人”的关键所在。一切教育改革最终也必须落实到课堂上，在美国“校长资格证书测验”中，不论是分值分布还是测试题目上，我们能明显感知到对校长课程教学领导的重视。我国的校长专业标准也非常重视校长“领导课程教学”的能力，但似乎将“规划学校发展”和“营造育人文化”放在了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后续的研究中，我们需要自觉加大对校长课程教学领导力的关注，提高这一方面的测评比例，如此才能更有效甄别校长专业能力高低。
5.测试结果反馈人性化
美国的“校长资格证书测验”虽然是一种选拔性的测试，但是我们仍能感受到测验的人文关怀，整个测试的结果出来之后，每一名参评人员的成绩只允许本人查阅，他人无权查看，如此便保证了参评人员的个人隐私。与此同时，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会公布考试的总体得分情况，仅呈现考试分数的区间范围和标准差，这样有利于参评人员对照自己的成绩，明确自身的不足和改进路径。对于我国的校长专业标准测量而言，可以有效借鉴这一做法，一方面能保障校长的个人隐私，另一方面能有效帮助校长了解自身的情况，采取针对性的研修学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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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ETS.School Leaders Licensure Assessment（SLLA）（6011）[EB/OL].http：//ets.org/s/sls/pdf/6011.pdf
(一)零售市场持续增长
2005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7177亿元，扣除物价上涨因素，实际增长12％，已是2000年的两倍左右；“十五”期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年均实际增长11．1％。上述数字均明显高于同期我国GDP的增长率，表明零售市场在拉动内需、扩大消费、推动经济增长，促进上游生产企业实现规模化、产业化等方面发挥日益重要的刺激作用。
(二)扩大就业的作用日益突出
2005年批发零售贸易和餐饮住宿业新增就业人员近300万，约占全国新增长就业总数的1／3，比2004年提高0．2个百分点，其中作为流通产业主体的零售行业在吸纳就业方面至少发挥了2／3的作用，2005年流通产业的就业人数高达5600万人，占全部第三产业的1／4，在非农产业中居第二位。自2001年以来，批发、零售、餐饮业就业人员年均增长141．5万人，占全社会新增就业人员的17．1％。可以说，正是零售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对整个流通产业的吸纳就业产生决定性的推动作用。
(三)现代主导业态快速发展
如专卖店、家居中心、便利店、购物中心、专营店等通过直营或自愿连锁方式，实现快速的市场覆盖，充分发挥出现代主导业态市场定位明确，规模化与网络化优势明显，核心能力突出的特征。目前，上海、深圳和北京等城市连锁率已分别达到45％、40％和24％。2005年排名前30家的连锁企业实现的销售额为4910．4亿元，占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7．3％。现代主导业态通过连锁经营的加速发展，十分有利于我国流通领域组织化和规模化程度的提高。这对于规范市场秩序，提升经济效益，加快我国流通产业的现代化进程具有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
(四)大型零售企业的作用日益提升
目前，在各地政府的指导、扶持下，国内大型零售企业发展十分迅猛。商务部重点培育的20家大型流通企业集团2005年前10个月就已销售4379．6亿元，同比增长26．4％；利润50．3亿元，增长38．8％；店铺总数15297个，增长28．4％，均远远高于社会平均水平。其中，位列之首的百联集团2005年销售就达720．7亿元，已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额的1．07％。
(五)内外资零售企业的购并明显增加
近来，沃尔玛购并“好又多”超市连锁企业，国美电器全资收购“永乐”电器公司，成为流通领域引人注目的事件；而2005年英国的TESCO公司在境外收购国内的“乐购”25个大型超市50％的股份，英国百安居公司从境外收购德国欧倍德公司在国内开设的大型建材专业店，表明内外资强势企业纷纷运用资本运作手段以迅速抢占市场空间、扩大营运规模、取得市场主导权，实现跨越式发展。这种越来越具有垄断特征的企业的出现，对于实现公平竞争与公平贸易无疑是一项挑战。
(六)政府监管市场的力度逐步加大
2006年9月12日和11月15日施行的《零售商经销行为管理办法》和《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是近年来针对零售市场过度和无序竞争所引发的不正当竞争与不公平交易行为采取的重大的和强有力的监管举措。这两项政府法规的出台对重构市场交易秩序，维护公平交易具有深远的影响。
二、当前零售市场存在的基本问题
(一)城市零售商业的过度和盲目发展问题严重
国内普遍存在着城市零售商业的过度和盲目发展问题。具体表现在人均占有商业面积超过市场客观的实际需要，例如上海人均占有商业面积约为2．8平方米，北京的人均商业面积也在1．2平方米以上，有些城市的人均商业面积可达2－3平方米，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究其因，这与商业门槛低，解决就业，繁荣城市经济直接相关。但是，城市零售商业的盲目过度发展，必然引起零售业营利水平严重恶化的后果，使零售业成为人所共知的微利行业，造成业内相当多的企业处于经营困难境地，歇业倒闭成为各城市零售业较为普遍发生的现象，由此也必然引起零售商向供应商转嫁风险行为的大量发生。
(二)消费率偏低
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连续增长形成对照的是，国内消费率近几年以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连续下降，消费率仅为48％，与国际平均消费率70－80％相去甚远。换言之，中国已成为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这是一个非常矛盾的现象。由于内需不足，导致零售市场上的商品普遍过剩。
(三)缺乏有力的调控手段
零售市场的恶性竞争和盲目无序发展，折射出政府职能部门在实质性调控手段方面的缺失。虽然，近两年商务部与建设部联合发文，要求地级以上城市制定商业网点规划，力求通过规划手段对零售商业的发展进行管理。但是，各地方政府在规划制定过程中，普遍存在好大喜功的倾向，许多城市都是以商贸立市、商贸兴市为基本诉求点，从而不可避免地使规划脱离实际，不仅难以达到有序发展的目的，反而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即便某些城市的规划制定的切合实际，但由于地产开发并非商贸主管部门所能左右，导致商业地产在规划之外大量超生，造成事实上对规划的严重冲击，使规划实际上流于形式。
(四)农村市场问题
我国农业人口约占总人口的2／3，而其实现的社会消费零售总额却仅为1／3，相反，占人口1／3的城镇居民实现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却达到2／3。这是同城镇人均收入是农村人均收入的3倍之多相适应的。显然，提高农村人均收人，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是个需要长期努力才能解决的问题，但改善农村消费环境相对容易，近来商务部实施的“万村千乡”工程，在有条件的地方让超市进入乡村，就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
(五)零售企业经营管理的现代化水平普遍低下
虽然，买方市场的压力促使零售企业努力改进经营与管理，力求提升企业的营运质量，但由于企业营运是一个系统工程，绝非是一个简单的认识与观念转变问题，而是需要采取配套的改进举措，才能取得长期的成效。在这方面，零售企业普遍处于心有余而力不足的状态，形成眼高手低的明显反差。此外，依赖对零售终端的控制权，转嫁经营风险，谋求不当得利，使供应商苦不堪言，也是造成零售企业普遍营运能力低下的一个重要原因。
三、对策建议
(一)信息与指导
有效利用政府信息，进一步提升企业对经济信息的利用价值，可以使零售企业更全面的了解市场，也可以使投资者据此对市场真实状况有充分了解与判断，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市场的盲目性。此外，政府经济主管部门更需要及时对市场的评价与看法，以此指导企业进行决策。
(二)加强各政府部门的协调功能
政府职能部门是垂直一体化管理，而调控零售市场上出现的问题，又往往需要多方面的协调配合才能收到实效。商务主管部门与城市规划部门结合起来，就会使网点规划得到切实的贯彻与执行。显然，零售市场上的商品交易与服务提供，涉及到许多职能部门的管理权限，而任何单独一方的管理都难以真正达到对市场交易行为的规范。只有横向结合，联合行政，零售领域的经营活动才能得到有效的监管。
(三)改善消费环境，扩大内需
伴随GDP增长相应提高工薪水平，努力增加农民收入，建立更为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把教育、医疗重新纳入到公共物品的范畴。减少社会公众对就业、就医、教育、养老等问题的忧虑，努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消费的乐观预期，是改善消费环境的实质性问题。
(四)创造条件进一步改善工商关系
在我国市场经济的初级阶段，特别是买方市场环境中，建立符合市场经济本质要求的新型工商关系任重而道远，当前的基本问题是，在零售市场上，零售商利用控制销售终端的有利条件，不合理的向生产商、供应商转嫁经营风险，收取巧立名目的各项费用，使生产商和供应商的利益被盘剥。创造公平交易、互惠互利的新型工商关系，离不开流通领域的法律法规的建设。只有借助法律之手，才能在根本上改变工商关系的扭曲与失衡。虽然近期出台的《零售商、供应商公平交易管理办法》，对零售商不合理收费和故意拖欠供应商货款行为予以明确禁止。但是，它只是一个部门的法规，尚没有上升到法律高度，因而普遍性和强制力明显不足。在法律层面探索《公平交易法》应是今后我国在流通领域立法实践中予以关注的核心问题。
(五)进一步提高零售企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
【关键词】语音活动检测 长时子带能量 高斯混合模型
doi：10.3969/j.issn.1006-1010.2016.14.005 中图分类号：TN912.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1010（2016）14-0025-04
引用格式：李宝岩. 基于长时子带能量变化特征的语音活动检测[J]. 移动通信， 2016，40（14）： 25-28.
[Abstract] Concerning the issue that the reliability of the current 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VAD） algorithm is difficult to guarantee at low signal-to-noise ratio （SNR） conditions， this paper presented the measure of long-term sub-band energy variability to capture the sub-band energy of short-time spectrum varying over time. The performance of the feature was evaluated using Gaussian mixture models （GMMs） on the TIMIT corpus.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e accuracy of the proposed VAD scheme was better than that obtained by the traditional VAD schemes under five types of noises and different SNR conditions.
[Key words]voice activity detection long-term sub-band energy Gaussian mixture models （GMMs）
1 引言
语音活动检测是从给定的语音信号中检测出语音的技术，被广泛应用在语音识别、说话人识别和数字语音通信设备中。多年以来，为了实现鲁棒的语音活动检测，各种算法都被提了出来。在早期的VAD（Voice Activity Detection，语音活动检测）研究中，广泛使用能量[1]和过零率[2]特征。使用这些特征的典型例子是1996年ITU-T批准的G.729 Annex B[3]。1999年，欧洲的通信标准协会批准了用于数字蜂窝通信系统的标准VAD算法，称为自适应多速率（Adaptive Multi-Rate，AMR）语音编码器[4]。这一标准使VAD由基音检测器、音调检测器和相关的复杂分析模块共同决策。这些标准的VAD算法已经被广泛应用，但是在低信噪比条件下检测性能仍然不稳定。
在汽车内使用自动语音识别系统时，经常会受到空调噪声和车窗打开时汽车行驶产生的噪声干扰，导致识别准确率下降。为了提高低信噪比下的检测精度，一些研究已经集中在基于统计模型的鲁棒语音活动检测算法上。最初使用统计模型到VAD的学者有Sohn[5]和Cho[6]。他们假设语音和噪声的离散傅立叶变换（Discrete Fourier Transform，DFT）系数是渐进独立的高斯随机变量。最近的研究中，由于高斯混合模型（Gaussian Mixture Model，GMM）在噪声环境中也能取得较好的性能，经常作为统计模型用于VAD[7]。基于统计模型的VAD算法可以通过设计与数据记录相同条件下的模型，实现对噪声的鲁棒性。
对噪声鲁棒的自动语音识别中，有学者关注谱包络的时间轨迹，并将长时的时态信息用于VAD系统，在低信噪比条件下性能显著提高。Ramires[8]提出了基于长时谱散度的VAD，通过长时谱包络与平均噪声谱比较，作为决策规则。目前长时谱信息对基于统计模型VAD影响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提出了基于长时子带能量变化的VAD算法，长时子带能量变化度量短时谱子带能量沿时间轴的变化程度，它能够最大程度地区分耳语和噪声。
2 高斯混合模型
假设由输入信号产生的特征向量序列X=[x1， …， xt， …， xT]，其中xt =[xt（1）， xt（2）， …， xt（j）]T服从高斯分布，语音静音片段和有语音片段在时间t的第m个高斯分量的概率密度函数分别为pm（xt|M0）和pm（xt|M1），则有：
（1）
其中，μim和Σim-1是第i类（i为0表示非语音，i为1表示语音）的均值和协方差矩阵。假设特征向量由彼此不相关的成分组成，概率密度函数可以定义为：
（2）
其中，μim（j）和σ2im（j）表示模型的第j个元素的均值和方差。这个概率密度函数通常由混合分布表示：
（3）
其中，βm是混合权重。高斯混合模型参数由训练数据估计，为了得到高精度的识别率，训练数据应当与测试数据的记录条件相同。每帧的决策规则通过对数似然率L（xt）和适当的阈值η比较[9]，如公式（4）和（5）所示：
（4）
（5）
其中f（xt）是决定t时语音是否存在的阈值函数。
3 长时子带能量变化特征
语音的动态特征被广泛用于自动说话人识别（Automatic Speaker Recognition，ASR）系统，它捕捉谱包络沿着时间轴的变化。自动说话人识别系统中，动态特征通常是由相邻几个短时帧进行计算，然后与静态特征系数进行组合。基于ASR中的这一法则，动态特征也常用于VAD系统。下面介绍长时子带能量变化特征的提取过程。
首先计算语音信号x（n）的短时谱Sx（n， ωk），公式表示为：
（6）
其中，
，
w（i）是短时窗，Nw表示帧长，Nsh表示帧移。X（n， ωk）是第n帧信号，频率为ωk时的短时傅立叶变换系数。为了模仿人类耳蜗接收声音过程，使用24个子带的美尔频率滤波器组对短时谱Sx（n， ωk）分组。然后对得到的24子带（Sj（.）， j=1， …， 24）的每个子带沿着时间轴计算长时子带能量变化Lj（n），它是Sj（n）从第n帧开始的N帧长时子带能量的方差，公式表示为：
（7）
其中，。
4 VAD算法及性能评价
4.1 数据库描述
为了估计语音活动检测算法的性能，实验中选择TIMIT语音库，因为它有着准确的音素标注。语音活动的参考标签可以从描述语句开始和结束的文件（.phn文件）计算得到。实验中选择24个说话人（16个男性，8个女性），每个说话人的10条语音。TIMIT语音库中的句子较短（大约3.5 s），其中语音片段占90%左右，在比较语音和非语音的分布时可能引起偏差。为了减小这种影响，在每个句子的开始和结尾处加上2 s静音片段，使其更接近典型的电话交谈场景，加静音片段后语音和非语音的比例大约是40 %～60 %。
为了验证提取特征在各种噪声类型下的鲁棒性，选择NOISEX-92[10]数据库中的5种噪声以3种信噪比（0 dB、5 dB和10 dB）加入语音，分别是white、babble、pink、factory和machine gun噪声。根据实验的需要NOISEX-92数据库中的噪声样本重采样为16 kHz。5种噪声类型中white和pink噪声属于平稳噪声，babble、factory和machine gun噪声属于非平稳噪声。
4.2 实验步骤
在提取特征之前，首先对语音数据进行预加重操作，预加重因子取0.97。对语音分帧采用的窗为汉明窗，32 ms的窗长，帧重叠50 %。计算每帧的离散傅立叶变换，得到功率谱。使用24个Mel子带滤波器对功率谱进行滤波，产生24个Mel频率系数。对连续40帧的Mel频率系数取方差，用以衡量信号子带能量的变化。VAD系统可以分为两个阶段：训练阶段和测试阶段。训练阶段使用GMM对语音特征和噪声特征进行训练，分别得到它们的模型。测试阶段使用对数似然率同设定的阈值进行比较，决定对应的信号片段是语音还是噪声。提取的语音特征有着平滑的概率密度函数，用10个高斯密度函数就足以对语音特征的密度函数形成平滑逼近。文中使用期望最大化对高斯混合模型进行参数估计。
4.3 结果与分析
语音活动检测算法的性能有主观评价和客观评价两种评价标准[11]。一般来说，主观评价是通过听力测试，基于人类感知来判断VAD决策错误率。客观评价依赖于数学准则进行评判。为了对提出的算法进行科学评判，本文采用决策准确率（DA）评估，定义为正确决策的样本个数除以测试数据的总样本个数，包括语音样本和噪声样本，结果用百分比表示。
考虑到不同语音测试片段长度对VAD性能的影响，计算长时子带能量变化时选取4种不同长度（帧数N），分别为10、20、30和40。不同测试片段长度在5种噪声的不同信噪比下的检测结果如表1所示，为了便于分析，不同噪声的各种信噪比下的最高决策准确率加粗表示。由表1可以看出，除factory噪声外，其它噪声都在测试片段长度为40时取得最高准确率。并且随着测试片段长度的增加，除测试长度为10时的machine gun噪声外，性能都有所提高。这是由于测试片段越长，越能体现语音和噪声的统计特性，它们之间的差异就越大。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测试长度的增加，VAD的时间分辨率降低。N=40时准确率有较小提高，需要消耗更多的时间分辨率。综合考虑VAD系统的时间分辨率和测试精度，本文选取测试片段长度N=40。
为了评价提出的基于长时子带能量变化特征的VAD系统性能，本文使提出的特征与传统的美尔频率倒谱系数（MFCC）、相对谱感知线性预测（RASTA-PLP）特征进行对比，实验结果如图1所示。其中MFCC特征为36维，包括delta和delta-delta系数，RASTA-PLP特征为39维。从图1可以看出提出的长时子带能量变化特征在所有噪声类型的各种信噪比下，检测性能都优于其它两种特征，低信噪比下更为明显。噪声类型为machine gun噪声时，3种方法都取得了较好的检测结果，这是由语音和machine gun噪声的性质决定。从图1可以看出长时子带能量变化特征在各种噪声类型下，性能较稳定，VAD系统对噪声具有鲁棒性。
5 结束语
为了在噪声环境中准确地进行语音活动检测，本文基于高斯混合模型分类器对提取的长时子带能量变化特征进行训练和测试。提出的VAD系统与基于MFCC、RASTA-PLP特征的基准系统进行比较，结果表明提出的VAD系统性能优于后面的两种基准系统。提出的特征在噪声环境下表现出对噪声的鲁棒性，并且在有些噪声条件下取得了近乎完美的精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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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分三个段落分别讨论基于天馈特性的站高与下倾角的配置算法、TD-LTE深度覆盖模型、建筑物穿透损耗模型，最后给出可对室内深度覆盖场强预测的方法建议。
【关键词】 深度覆盖 MR 场强预测
一、TD-LTE深度覆盖模型
1.1常用室外传播模型
COST231-Hata模型：
L（dB）=46.3+33.9lgfc-13.82lghte-a（hre）+（44.9-15.5lghte） lgd+CCELL+Cterrain+CM（2-4）
该模型适用范围：频率1500M-2000Mhz发射有效天线在30m-200m间，接收有效天线高度在1m-10m间。在站间距超过1km时精度较高，更适合预测乡镇、农村等空旷场景的室外场强。
1）COST-231-walfisch-ikegami模型
视距传播情况：L（dB）=42.6+26lgd+20lgfc
非视距传播情况：
L=L0+L1+L2
L0：自由空间损耗即
L0=32.45+20lgfc+20lgd
L1：离屋顶下沿最近的衍射引起的衰落
L1=-16.9-10lgw+10lgfc+20lg（hr-hm）+L11（φ）
L2：屋顶多重衍射引起的衰落
L2=K21+Ka+Kdlgd+Kflgfc-9lgb
该模型适用范围：频率150M-2000Mhz，发射有效天线在4m-50m间，接收有效天线高度在1m-10m间。适用于基站位于建筑物内部的链路预算。
1.2深度覆盖模型
上述两个模型，都只预测室外场强，且由于接收天线高度一般不超过3m，一般适合预测室外地面道路场强。深度覆盖模型更多需要预测室内场强，暂无经验模型可以借鉴，其主要困难为：室内穿透损耗难以预测，高层覆盖受限天馈特性；本文通过引入简单的建筑模型、穿损模型、天馈特性，结合两个经验模型，可以有效的预估深度覆盖效果。
1.3建筑物穿透损耗模型
1）F与D频段覆盖差异
F频段与D频段室内覆盖的差异，不仅仅取决于穿透损耗，还取决于传播损耗。理论上，根据两个模型，单站F与D频段室外覆盖差异分为以下几种情况：
视距（LOS）：2.7db
非视距（NLOS）：密集城区6.2db ；其它4.7db
为简化运算，链路预算时可取8db（密集城区）、6.5db（一般城区）预留。
2）高中低层穿透损耗分析
在实际测试过程，中低层建筑信号最强，天线挂高大多分布在20m-30m，下倾角基本大于6度，室内信号最强楼层一般在4F-10F之间。
以城区为例，小区楼层一般高于6F（18m），小区间距一般不超过50m，3F以下均存在一定程度的阻挡，按照前期站点主要靠道路的特点，可以粗略按照临街单元为视距，其它单元为非视距进行预估。
3）简单的穿透损耗模型
由于室内穿透损耗与建筑物的材料、形状、室内结构，天馈的高度、位置、角度，UE的高度、方向等一系列的因素有关，想要得到一个公式准确的预估穿透损耗是非常困难的。
下面给出一个简单的小区穿透损耗模型：
1、经验数据：
联通设计院在西安进行了住宅穿透损耗测试，通过分析大量测试数据，在2.4Ghz的频段（与E频段接近），小区室内穿透损耗均值20db，穿透损耗在24db以上仅10%。这里提供了建筑物穿透损耗的一个经验值。
2、穿损模型
火车穿损模型有个典型特点，垂直入射角一致，水平入射角属于变量，故以火车穿损模型为例，修正后的损耗可近似为以下公式：
A+0.1（90-a），90
A+5，40
A+5+0.3（20-a），20
一般而言，不同场景，A的取值一般不同，参考上文经验数据，在进行室内深覆盖预估时，A可以取值为F：15 E：17 D：18左右
最终得到室内覆盖场强预测值为：
室内信号强度=发射端信号强度+天馈增益-路损-穿透损耗=经验校准值
参 考 文 献
关键词：房地产 非市场化特征 房地产价格 影响因素 调控策略
中图分类号：F29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2）11-288-02
中国房地产市场起源于上世纪末的城市居民住房制度改革。这项改革使中国的住房真正开始具有了商品的属性。中国的房地产市场也得以在本世纪初开始启动。期间，伴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和城镇化步伐加快，房地产的发展与地方政府的收益、国民经济的发展、百姓的日常生活日益密切。房价的涨跌牵动着方方面面的利益，在经历了2009房价的大幅上涨以后，房地产问题被提升到了政治和道德的层面。因此，在出台多种货币和税收调控政策无果的情况下，中央政府断然采取了限购这样非市场手段。
纵观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发展历程，房地产市场虽有2004年、2008年和2011年短暂的低迷，但更令购房者记忆犹新的是2003年、2007年以及2009年的房价的持续快速上涨，在每一次的快速上涨后期，中央政府都会出台一系列的货币、财政政策，但这些经济手段对中国房市的影响有限，中国的房市表现出了对经济调控政策的强大抗击打能力，陷入了越调越涨，越涨越调的怪圈，以至被一些媒体认为“调控”是“空调”。
一、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非市场特征
在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由于土地的一级市场完全由地方政府掌控，而呈现独家垄断状态。土地的价格并不是完全由市场的供需双方均衡决定的，在土地市场上，土地的需求方是处于充分竞争状态，而土地的供应方却是地方政府独家垄断，地方政府完全根据自身利益最大化原则来决定出让多少土地，出让哪些地块，以及什么时点来出让土地。而开发商除了通过土地的“招、拍、挂”向政府要地，几乎别无他途。开发商直接购买农村集体土地建房属小产权房，被国土资源部门列为清理和整顿的对象。
地方政府为了追求土地收益最大化，对土地市场进行公司化操作，绝不会愿意低价出让土地。尤其是城市中心的拆迁地块，由于高昂的拆迁成本，使地方政府不可能以低于拆迁成本来出让，对于同地段的土地，后期成交的价格如无法达到前期出让的价格，地方政府的选择往往是捂着不卖。在房地产市场高涨时，政府控制土地出让的数量和节奏，是为了使自己获得土地超额收益，当房地产遭遇调控，市场陷入低迷时，则是捂着土地不卖，一是为了防止当期开发的房产价格大幅下滑，造成与房地产相关的税收减少；二是等待在市场转暖时，再来获取土地出让的高收益。
在房产的调控期，由于政府捂地的原因，使开发商意识到未来的房地产用地将明显不足，将会造成商品房供给的短缺，房价下跌的空间十分有限，因此，在市场火爆时，开发商选择捂盘惜售，在市场不景气时，硬挺就成了他们的不二选择，这就是2000年以来中央政府历次严厉调控下房价依然坚挺的原因。而地方政府敢于捂地惜售的底气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中央政府的18亿亩耕田红线和对土地一级市场的独家垄断；二是历次调控中，中央政府调控目标的不一致性和随意性（经济繁荣时出台政策压制，经济下滑时就出台政策激励扶持）。
笔者认为：土地一级市场的地方政府独家垄断，政府调控目标的不一致性和随意性，构成了中国房地产市场区别于国际上其它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非市场特征。
二、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及对应的调控策略
（一）影响房地产价格的主要因素
房地产价格受诸多因素影响，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因素。
1.货币供应量和货币价格。通常来说，房地产的价格和货币供应量正相关，与货币价格呈负相关：2000年后中国的货币供应量大幅增长尤其是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后，中国央行天量的货币投放和低利率推动了2009年以来这一轮房价的疯狂上涨。当然，利率的浮动对开发商和购房者的投资和购买行为也会有一定的影响，但利率的高低常常与货币的供应量相关，它们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当货币供应量增大时，往往伴随着低利率，而当信贷紧缩时，市场利率会有明显上升。
2.购房需求。随着居民收入的逐渐提高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居民的购房需求也日益增加。由于商品房供应受生产周期的限制，短期内购房需求的增加必会导致房源的供应不足而造成房价的快速上升。而近年来，由于居民投资渠道短缺，商品房价格一直处于上升通道，更进一步强化了购房者对涨价的预期，投机需求不断涌现对房价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3.土地供应。商品住宅的主要成本构成是土地成本，土地是商品房的最主要原料。因此，在其他资源约束比较少的情况下，一个城市在某一时段的土地的供应量决定了一定时期商品房的供应量。从而影响一个城市一个时期的价格。
（二）对应的调控策略
1.严格控制货币供应的量。一个国家的货币供应量必须与其所拥有的要素资源相适应，与其潜在的经济发展速度相适应，超出经济发展实际需求的货币供应量，势必带来通胀的风险，尤其是带来资源和资产价格的快速上涨。世界各国的实践证明，通过超发货币来达到GDP的快速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其带来的副作用对一个经济体的伤害是极大的。今年以来，面对欧债危机持续发酵和美国经济的低迷，无需再次推出类似四万亿的剌激政策已在官方和学界达成共识，但也要防止在“稳增长”背景下地方政府的负债冲动和银行的放贷冲动。
2.正确引导购房行为，坚决抑制投机需求。近几年，随着大量投机性购房的出现，房子越来越成了一种投资品，而许多居民的真实需求却因过高的房价而被制约。政府应采用多种经济手段进行调控，正确引导购房者的购房行为。限购作为临时的行政手段，确实在一定的时期起到了抑制房价的作用，但这只能是权宜之计，从长远来看，还必须用经济手段来有效扼制投机性购房。一是要尽快建立全国联网的居民住房信息系统。该系统的建立和完善是房地产调控的一个重量基础平台；二是可以通过增加房产交易环节税收，对持有时间在五年内的房产进行二手交易要加重征收交易环节税收；三是提高房产持有成本，对持有二套及二套以上住房者开征房产税；四是提高购买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对家庭购买二套房的首付比例应在60%以上，应禁止购买三套及三套以上房产的银行按揭。
3.改革现有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在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由于土地的私有化，房地产市场具有完全市场特征。政府可以通过货币政策、税收政策来调节土地和房产的供给和需求，使房地产价格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阶段和居民的收入水平达到一个合理的均衡：例如政府通过提高利率使购房者成本增加，有效需求减少，从而房价下降而导致土地价格的下降。反之，利率下降，购房者的成本减少，购房者的有效需求增加，房价上升，从而导致土地价格上涨。而在我国，笔者已在以上的论述中，分析了土地市场的政府垄断对房地产市场的影响，由于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使国家货币政策在房地产调控中的作用大打折扣。在货币政策宽松时，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助推土地和房产价格急升，在货币政策紧缩时，地方政府对土地市场的垄断阻止了房产价格的合理回归。要解开中国房地产调控的迷局，除了要依赖合理完善的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最根本的是要对现有的土地制度和土地政策进行大幅度的改革，改变目前地方政府作为土地一级市场垄断者的局面，并保持房地产调控目标的稳定，如果在这个问题上无法破题，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将无法摆脱越调越涨，越涨越调的怪圈。
结论
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由于土地一级市场由地方政府垄断，而呈现非市场特征，在一个非市场特征明显的市场中，房地产市场要获得可持续发展，中央政府无法依靠法定准备金率、利率、税收等市场手段来达到调节市场的目的。要使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能够达到长期健康发展，改革现有的房地产用地供给制度和土地制度并保持房地产调控目标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治本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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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长沙市；蔬菜价格；波动特征；影响因素
蔬菜是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是“菜篮子”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蔬菜价格波动频繁，其价格的上涨给大多数居民，特别是中低收入人群造成很大困扰。保障蔬菜供应和稳定蔬菜价格有利于满足城乡居民日益增长的生活消费需要和社会和谐稳定。笼统地谈蔬菜价格波动没有实际意义，只有从实际的市场数据中分析蔬菜价格如何波动并分析其影响因素才有可能为政策操作提供建议。本研究选取长沙市最大的蔬菜批发市场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2009年1月至2011年12月的蔬菜价格作为长沙市蔬菜价格的数据代表（数据来源于新农村商网），由于目前长沙市马王堆蔬菜批发市场的价格主要是批发给零售商和超市的价格，所以用当天成交的价格合计每月的平均价。在对近几年蔬菜价格变动进行分析的基础上，分析蔬菜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并对稳定蔬菜价格提出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一、长沙市蔬菜价格的波动特征
2009年以来，长沙市蔬菜的批发价格变动较为明显，年度之间价格呈现上涨的趋势，年度之内价格呈现季节性的波动，不同品种之间价格的波动也存在不同特点。
1.近年来蔬菜价格的总体走势
从图一可以看出，总体而言，近年来蔬菜价格呈上涨的趋势。2010年蔬菜价格比2009年平均上涨11.97%，虽然8、9月份比上年同期稍微下降，但下降幅度较小。4、5月份上涨最为明显，比上年同期上涨将近31.4%。2011年蔬菜价格比2010年平均上涨5.02%，除4、5、6月份以外，每月价格均比上年同期价格有所上涨。
2.蔬菜价格在不同年份的波动特点
从图一可以看出，每年的蔬菜价格呈现出大致相同的波动趋势。在每年的2、3月，蔬菜价格水平最高，然后呈下降趋势；在每年的6、7月，蔬菜价格下降到最低点，然后呈上升趋势。这符合农产品的生产规律，农产品生产通常具有一定的季节波动性且农产品价格受市场经济规律的影响。但每年的蔬菜价格波动又不尽相同。从图一还可以看出，2011年蔬菜价格在3月达到最高点，随后下降，到6月降到最低点，随后上升，在历经10、11月稳步上涨之后，12月蔬菜价格又有所下降；2010年蔬菜价格波动与2011年相似，只是在4月达到最高点时，随后下降的速度比较缓慢；2009年蔬菜价格波动比较频繁，在1月达到最高点，随后下降，到7月降到最低点，随后上升，到10月有所回落，随后大幅上升。
图1 2009-2011年蔬菜月度价格走势
图2 4种蔬菜月度价格走势
3.不同品种蔬菜价格的波动特点
蔬菜种类繁多，不同种类的蔬菜价格在同一时期会有很大差异，而且价格变动趋势也会有所差异，下面以西红柿、黄瓜、青椒、茄子为例进行分析。如图2所示四种蔬菜的价格均呈现出了一定的季节性波动，但波动幅度和波动情况均不相同。
首先，西红柿每年最高值与最低值的平均差值为2.82元/kg，黄瓜为2.39元/kg，青椒3.61元/kg，茄子1.84元/kg.从图中可以看出青椒和黄瓜的价格波动要大于西红柿和茄子价格的波动。
其次，西红柿每年的最高价格1、2月，最低价格一般出现在6、7月；黄瓜一般最高价格出现在2、3月，最低价格出现在5、6月，比西红柿晚一个月左右达到最低价格；青椒每年的最高价格一般出现在1、2月，随后呈下降趋势（2010和2011在4月价格突然上升为异常波动），最低价格出现7、8月，茄子每年最高价格一般出现在3、4月，最低价格出现在7、8月，比黄瓜晚2-3个月到达最低点。
再次，不同种类的蔬菜价格变化规律也不同。例如，黄瓜价格的波动较简单，每年出现一个高峰（2、3月）一个低谷（5、6月）；而西红柿价格的波动就比较复杂，每年除了一个高峰（1、2月）一个低谷（6、7月）以外，在每年的9、10月，西红柿的价格会出现一个小的回落，而后恢复上涨趋势。
总之，蔬菜价格的变动在年度之间呈现上涨趋势，在年内呈现出明显的季节性波动，这可能是由于蔬菜生长受季节影响的结果。与此同时，不同种类蔬菜的价格变动在符合季节性波动的同时又各不相同，有各自变动的特点。
二、长沙市蔬菜价格波动的影响因素分析
长沙市蔬菜价格变动的影响因素很多，例如蔬菜市场供给、蔬菜自身生产特点、蔬菜生产成本等等，都会对蔬菜价格的变动产生影响。
1.市场供给因素的影响
随着长沙市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许多城郊变成了城区的一部分，房地产开发和公路、铁路建设占用了大量的菜地，而新菜地又没有得到充分开发和补充，使长沙市蔬菜供应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蔬菜供应在不同季节来源有所不同，每年5-9月是本地菜的生产旺季，蔬菜品种达60多种，市民消费的蔬菜50%来源本地，50%来源外地。在其他时期，本地蔬菜生产处于淡季，品种只有六七种，市民消费的蔬菜80%靠外地供应。全年平均下来，本地菜与外地菜的比例为3∶7[1]。本地蔬菜上市量偏少降低了长沙市蔬菜市场抵抗国内蔬菜市场影响的能力，外地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将严重影响长沙市蔬菜的价格波动。
2.生产成本的影响
长沙市蔬菜生产设施偏少，以塑料薄膜为例，许多蔬菜棚设备简陋，据长沙市统计局资料显示：长沙市有棚面积占蔬菜生产面积的比例不到10%，有的只有棚却没有膜。一亩蔬菜地如果盖膜得花费几百元，最高一千元[2]。在寒冷的冬季和容易发生“倒春寒”的春季，许多蔬菜在没有盖膜情况下被冻死，造成本地供应量减少。蔬菜生产离不开种子、化肥、燃料、人工、农药等生产资料。生产资料价格的变化都会影响到蔬菜价格的变化。尤其是化肥和燃料的价格近几年变化幅度较大，给蔬菜生产成本变动造成了很大影响，蔬菜销售价格也会随之有较大幅度变动。
3.政策扶持的影响
早在九十年代，长沙市对蔬菜生产实行一定价格补贴政策，但随着市场的开放度进一步加强，蔬菜生产完全靠市场调节。长沙市原来对蔬菜生产每年有1000—2000万元补贴[2]。随着经济市场化，蔬菜生产完全取消了补贴，加之市场风险不断加大、不确定性增加引发蔬菜生产者对于扩大蔬菜种植预期的下降，在加上农业税的全面取消和粮食直补、良种补贴等惠农政策的落实，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种粮的积极性，而种植蔬菜的农民越来越少，从而导致蔬菜市场不断调运外地菜弥补缺口，而尤其是一部分青壮年在外打工而家庭缺少劳力耕种的农户纷纷将原有菜地“退菜还粮”，使长沙市蔬菜的自给率进一步减少。供给的减少进一步加大了城市蔬菜供求的压力，推动蔬菜价格持续的上涨。
4.蔬菜自身生产特点的影响
受气候和蔬菜自身生长条件的限制，蔬菜在各个时期的价格和品种，具有明显的季节差异。每年4-10月，气温逐渐上升，长沙市本地露天蔬菜和其他外地的蔬菜生产增多，成本相对较低，所以蔬菜价格会在此时间段较低。11月至次年3月是温度较低的季节，露天蔬菜不能良好生长，需要在温室或大棚里种植，种植成本上升，加上其他各种成本的增加也较多引起蔬菜销售价格上升。
三、稳定长沙市蔬菜价格的对策和建议
通过前面对长沙市蔬菜价格波动现状的描述和影响因素分析，本文对进一步保障长沙市蔬菜价格稳定提出了相关对策和建议。
1.增加蔬菜供应
增加供给是保证蔬菜供求平衡，稳定蔬菜价格最重要的条件。一是扩大蔬菜播种面积。建立蔬菜种植面积约束性考核指标，不应城市建设和其他因素而减少蔬菜种植面积。同时对居民常用蔬菜种植户实行补贴，使蔬菜种植户不因成本上涨而减少收益。二是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依靠科技进步，提高生产水平。设立蔬菜科技投入专项资金，由蔬菜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引进、推广新品种、新技术，提高单产和质量，增加蔬菜总量。三是蔬菜的供求存在着市场的非均衡性，因而不同季节不同品种的蔬菜产品面临着不同的需求增长率。要瞄准淡季、瞄准蔬菜多样化和安全化来逐步调整品种结构[3]。
2.加强政策扶持
尽快出台全市统一价格调节基金征收使用办法，发挥价格调节基金对保护蔬菜生产和稳定市场价格的作用。同时，有条件的地区从预算外资金中提取一定比例专项用于蔬菜业发展，并组织保险公司开发适合蔬菜生产的保险产品，为菜农提供火灾、风灾、雹灾、水灾、雪灾等全方位的风险损失保障，扩大蔬菜保险的覆盖面，降低农户生产经营风险。让种植蔬菜的农户在遭受灾害后有能力及时恢复生产，最大限度地减少和挽回损失，避免因灾致贫、因灾返贫，增强菜农的抗灾能力，消除菜农的后顾之忧，充分调动菜农的种植积极性。
3.完善流通体系
支持蔬菜生产经营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组织等对接超市、酒店、单位食堂和社区菜店，减少流通环节，降低营销成本，稳定蔬菜价格水平。各地主要菜店、经销商应与本地蔬菜基地挂钩促进直销[4]。建立直销渠道。支持农民扩大直销渠道，减少流通环节，抑制蔬菜价格。在主要农贸市场、街道和社区增加直销点，在特定时段为菜农开辟专门销售区域。在地产菜大量上市期间，鼓励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大型超市与农户、生产基地实行“场地挂钩”、“场厂挂钩”“农超挂钩”，从菜农手里直接收购。安排临时交易场所方便地产菜流通。根据市场蔬菜需求和供应状况，因地制宜安排临时集贸市场或临时摊点，方便农民卖菜和市民买菜，降低交易成本。
4.加快蔬菜信息体系建设
蔬菜市场与农户之间信息交流，直接影响了蔬菜价格的透明化，明确供给与需求的平衡。建立蔬菜产销服务信息平台，由专业机构审查，规范信息采集标准，健全信息工作机制，加强采集点、信息通道、网络中心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建立覆盖主要蔬菜品种生产、流通、消费各个环节的信息监测、预警和制度，强化对蔬菜生产、市场和价格走势的分析预警，定期收集蔬菜生产、供求、质量、价格等信息，引导农民适时生产适销对路的蔬菜品种，引导经营者合理安排经营活动，确保蔬菜供应及时，流通合理，价格稳定[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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