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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现代金融发展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在21世纪以前的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
1.证券组合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 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 and 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 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 and 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 and Rock，1985;John and 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 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 order theory of 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的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 Rider 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 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 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 Trade 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
[1] Allen，F.(1999)，Comparing Financial System，MIT 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2] Banz，S.(1981)， Relationship Between Return and Market Value of Common Stock，Journal
of Finance Economic 9.
[3] Ferson，W.(1995)，Theory and Empirical Testing of Asset Pricing Models，in Jarrow，Maksimovic and
Ziemba.
[4] Glosten，L.and Milgrom(1985)，Bid，Ask，and Transaction Prices in a Specialist Market with Heteogeneously
Informed Traders，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13.
[5] Harris，M.and A.Raviv(1991)，The Theory of Capital Structure，Journal of Finance，46.
[6] Kyle，A.(1985)，Continuous Auctiona and Inside Trading，Econometrica，53.
[7] Loughran，T.and J.Ritter(1995)，The New Issues Puzzle，Journal of Finance 50.
在21世纪以前的经济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企业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1.证券组合理论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分析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方法，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时代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计算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影响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理学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
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目前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问题的研究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企业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现代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影响，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应用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理论，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学习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代金融理论方法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发展，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参考文献】
[1]Allen,F.(1999),ComparingFinancialSystem,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2]Banz,S.(1981),TheRelationshipBetweenReturnandMarketValueofCommonStock,Journal
ofFinanceEconomic9.
[3]Ferson,W.(1995),TheoryandEmpiricalTestingofAssetPricingModels,inJarrow,Maksimovicand
Ziemba.
[4]Glosten,L.andMilgrom(1985),Bid,Ask,andTransactionPricesinaSpecialistMarketwithHeteogeneously
InformedTrader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3.
[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7]Loughran,T.andJ.Ritter(1995),TheNewIssuesPuzzle,JournalofFinance50.
关键词：黑龙江省；新常态；现代金融业；创新
1新常态背景
新常态经济体现的是经济领域的一种革新，一种质的飞跃，是一个发展的过程，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过程，强调的是“改变”二字，而且是积极向上的改变，与原有的、旧的经济状态形成鲜明的对比。新常态经济以其自身的变革推进整体经济的发展，追求的是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发展，而不是单纯的、表面的数据上的增长，追求的不是用牺牲自然环境换取经济进步，而是谋求生态建设与经济建设和谐统一，把目光放的长远，推进可持续发展，发展之根本立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新常态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高度统一的，换而言之，二者完全可以画等号，二者都是历史巨轮向前推动下的必然。那什么是新常态？从字面上理解就是崭新的平稳态势，既强调与以往不同的“新”，又着重提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平稳的发展态势，新常态经济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也就代表了当前的中国已经和过去的发展阶段挥手告别，昂首阔步地踏入了一个新的纪元。所谓的新体现表现在以下方面在：从一味地、盲目地追求速度而转向趋于平缓，产业结构逐步调整，从一层不变到高举万众创新的大旗。黑龙江省致力于搭乘时代的快车，迎来现代金融业的春天。
2新常态下黑龙江省现代金融产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发展现状
2.1.1产业规模迅速扩大最近几年，黑龙江省的金融行业稳步增长、健康发展，对全省的产值影响越来越大，并且有一个很好的发展前景。在当今社会的新环境、新要求下，金融行业在黑龙江省的发展中起到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重要作用，如果现代金融发展态势良好，那么全省的经济水平也会突飞猛进[2]。2.1.2改革创新取得突破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对经济有着巨大的反作用力，一个行业的迅猛发展必然离不开相关政策的支持，出台有利政策，扩大政策的相关福利，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市场环境，将对现代金融业产生巨大的积极的效果。黑龙江省在国家法律允许范围之内，充分了解了本省的具体情况，结合发展实际，借鉴外界的相关经验，找出根本需求，再针对这些需求点制定、出台了一系列与现代金融行业有关的政策、规定等。这些政策是非常完备的，涉及了现代金融业的方方面面，都对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形成强有力的支撑。这些政策出台的根本目的就是将政府、银行、企业三者紧密联系起来，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形成和谐有序的氛围，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并且在黑龙江省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机构，是用来专门对现代金融业进行监管和控制的，进行多个主体监督，外界监督来说，以政府为监督主体、以银行为监督主体，以专门的监督机构为监督主体。在全社会形成一张又大又密的监督网，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保驾护航[3]。
2.2存在的问题
2.2.1产业规模总体偏小很长一段时间内，黑龙江省的现代金融产业吸足了养分，得到了充分的发展，所处地位有所上升，但是黑龙江省有黑龙江省的特殊性，历史的担子太沉重，东北老工业区的影子挥之不去，重工业仍然占据着产业结构的一大部分，服务业的地位还是很弱，黑龙江省在发展服务业方面，似乎是心有余而力不足[4]。所以，现代金融业在黑龙江省发展的时间过短。发展至今，也没有得到质的飞跃，主要是因为省内环境没有最大程度地支持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所以，在黑龙江省现代金融业整体呈现出起步晚、发展慢、层次低的特点。2.2.2要素竞争力较弱因为改革初期东北地区对国家钢铁的巨大贡献，因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历史，黑龙江省仍然是以重工业发展为主，这对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是极其不利的，虽然现在已经把现代金融业的发现提升到了一定的高度，但是仍然摆脱不了其水平低的状态，还是不能和那些发达地区的现代金融学相提并论，和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巨大的鸿沟。从黑龙江省现代金融业的整体层面入手，可以发现有关的一系列政策都是近几年才有的，还没有完善到一定程度，还不能完全满足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政策发挥作用的形式也比较守旧、单一，一般都是资金上的扶持，新型的、与实际需要更加贴近的政策扶持手段还需要不断去发现。虽然资金的扶持对于企业来讲是至关重要的，但是如果只有资金方面的扶持，而其他方面全部瘸腿，仍然发挥不了太大作用，一个方面的长处弥补不了其他方面的短处。黑龙江省在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上欠缺经验的积累，抓不住重点，弥补不了缺陷，也就自然很难为现代金融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2.2.3产业内部结构有待优化当前的黑龙江省，提及金融业，最主要的还是银行业为主要组成部分，整体状态十分固化、守旧，看不到新的东西，那些与银行业性质不同的金融机构生存发展能力十分微弱，是星星之火，却没有燎原之势，而且很多高新的金融业分支还处于襁褓婴儿的阶段，与黑龙江省的总目标总纲领有很大的差距。再从整体层面跳到具体行业上来，黑龙江省金融行业的相关种类还是很全面、很值得肯定的，但这既是优势，又是劣势，种类多但是都过于平庸，影响力大的没有，太创新的没有，太有实力的没有。其实黑龙江省现代金融业的发展特别需要有影响力、有代表性的企业做领头羊，撑起整个行业的发展氛围，形成一定的带动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规模的企业存在，对整个行业来讲是很消极的。与此同时，黑龙江省还缺乏一种激烈的氛围，没有企业之间你追我赶、相互竞争的劲头，刺激不了生产与发展，久而久之，行业整体就变得固化，停滞不前。这种整体和部分的缺陷都严重阻碍着黑龙江省现代金融业的创新与发展。
3新常态背景下黑龙江省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战略
3.1提升金融工作服务水平
首先，要把目光放到每一个金融行业的部门之上，充分去调动各个部门的工作责任意识和热情，使他们在其位谋其职，做好本职工作，推动行业发展。其次，要重视总纲领的重要作用，注意到意识形态对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制定出一个科学合理的总规划，并按照规划去一步步进行建设，充分发挥纲领的指导作用，尤其关注当下政策和规划的契合度，规划要在国家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内，将政策的价值最大化，积极利用好政策，为公司的发展谋福利。要增强省领导层面的关注度和调动他们的积极性，融合各方面的相关机关单位，使全省共同参与进来，共同谋求发展。对于现代金融业，决不能停留在过去和表面，要把万众创新的精神运用到行业发展建设中来，加大对相关领域的科研投入，实时地更新市场信息，不能拘泥于国内，还要放眼国外。要打开黑龙江省现代金融业的大门，积极吸取经验和教训，争取那些有实力的企业驻入黑龙江。要设定相关的组织机构全权为现代金融业的发展服务，对其负责，例如开展一些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实质性工作，也就是为黑龙江省现代金融业的发展、壮大出谋划策。要对行业信息进行全面了解，建立现代金融业专属信息系统，及时更新信息、完善信息，对整个行业做到心中有数。黑龙江省政府应该大力支持现代金融业的发展与建设，不做绊脚石，而是形成一种不可替代的推动力，例如相关审批程序简化，不为难企业，不拖拉时间。要发展具有黑龙江特色的现代金融业，黑龙江省层面应该给予那些有前景的企业更多的扶持和关注，进一步增强他们的实力，以促进整个行业的发展。积极利用互联网，进行资源上的搜集，全面掌握千变万化的市场，并对搜集来的资源进行整合、筛选，提取其中正确、有用的那一部分利用起来，发挥价值。
3.2加速金融业态创新
当今的时代是网络的时代，在网络技术飞速发展的今天，任何行业都要与网络相关联，现代金融业更是如此，更要重视网络的巨大推动作用，积极地与互联网挂钩，谋求和高新科技的和谐统一，不断进行开发、创新。黑龙江省发展现代金融业，就必须广撒网、多捕鱼、捕大鱼。要接纳各种类型的金融组织在省内扎根，并积极地滋润其发芽，不断地在技术领域进行探索，以公众的基本需求为主导方向，迎合时代特征，网上网下共同推进，创造发展的新方面[5]。
3.3优化金融产业配套政策
不能被国家金融行业发展的大趋势落下，绝对不能掉队，要紧跟行业整体的步调，积极搭乘政策的快车，对省内好的项目给予大力的资金支持，那些创新发展的行为要进行精神鼓励以及物质上的奖励，已达到带动全省创新发展的总目标。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出台一些地方性的政策，专门针对本省的金融企业，满足他们的需要，推进他们的发展。在创新发展方面，必须拿出全省高度重视的态度，并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包括提升奖励创新行为的力度，吸引各大企业积极投入到创新中去，一成不变必然会被时代所淘汰，有创新，就有未来。黑龙江省还应该注重对体制、人才的建设，倾全省之力构建一个完备的现代金融行业发展体系，完善基础设施建设，关注人才的建设，省政府应该制定专门针对于体制和人才的政策，以推动现代金融行业更好的建设与发展。黑龙江省应该着重去研究如何培养专业人才、留住专业人才、吸引专业人才等问题，建立专门的培养机制，提升培养能力，提高金融行业的收入水平，以吸引更多的高精端人才进入到现代金融业，为从业者解决生活上的难处，比如住房、养老、子女等现实问题，让他们安心的留在黑龙江、建设黑龙江。
4结语
国家对现代金融业的重视程度从来没有下降过，金融体制改革也一直在路上。黑龙江省也进入了发展的新阶段，呈现出了新态势。追求经济结构的革新和生态文明的新层次，大力增强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尤其建设和深化现代金融行业，只要不断的自我鉴定、自我批评、自我革新，黑龙江省的现代金融行业一定会后来者居上，为全省的经济发展贡献出不可估量的力量。
参考文献
[1]林佐明.改革创新筑牢阵地为金融业持续健康发展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在黑龙江金融、黑龙江金融年鉴通联发行工作会议上的讲话[J].黑龙江金融,2016(09).
[2]张会元.金融业支持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思考——基于黑龙江金融大数据视角[J].黑龙江金融,2015(09).
[3]张丽婷,张楠.论黑龙江金融体系创新发展的问题和对策[J].中外企业家,2015(09).
[4]蒋叶.近代黑龙江区域金融业转型研究(1861—1931)[J].现代妇女(下旬),2014(05).
系统集成的基础定义是指通过结构化的综合布线系统和计算机网络技术，将各个分离的设备、功能和信息等集成到相互关联的、统一和协调的系统之中，使资源达到充分共享，实现集中、高效、便利的管理。
2010年全年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达到288.69亿元。2011年我国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规模达到349.11亿元，同比增长速度为20.9%。统计资料显示，2012、2013年我国系统集成服务市场规模分别达到419.67、499.06亿元。
从数据来看，银行仍是金融业IT投入的主体，占到总体投资规模的72.2%，银行业IT投入的稳定是金融信息化投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此外证券、保险机构由于扩容扩张、业务创新的需要，也对行业整体恢复IT增长起到了推动作用。2012年中国金融行业信息化投入为490.3亿元，较2011年同比增长1.1%，IT投入经过2009年的紧缩后恢复增长。银行业IT投入的稳步增长是金融信息化投入保持增长的主要动因。2013年中国金融行业信息化投入为514.5亿元，同比增长4.9%。
但是经过20多年的行业洗涤，系统集成服务市场已经进入了相对的成熟期。随着IT市场发展的逐渐成熟，信息化建设水平的逐步提高，针对各种软硬件产品的集成服务收入在整个系统集成服务市场的比重逐年下降，而围绕着软硬件产品进行的应用开发比重却越来越大。究其原因有一点是因为原始厂家的产品技术、宏观系统解决方案，是许多系统集成商均可提供的，基本无特殊性可言。
金融系统集成顾名思义，就是金融行业的系统集成业务，在社会经济水平不断进步，金融业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金融行业的业务类型不断增加和变化，就要求在原有的业务系统上不断扩展改造。新的集成方案应运而生，来为金融业解决此类问题。作为金融业务的一个代表，银行一直希望通过新方案和新的应用能够达到在银行实现集中化管理的目的，并且有效地提高整个银行业的业务效率。
由此可见，金融系统集成业务的发展正在经历从简单硬件集成到整体解决方案提供的发展阶段。
二、现代金融系统集成服务主要内容
从前文的发展阶段我们可以看出，现代的金融系统集成服务已经在产品集成的基础上进入到整体解决方案提供的时代。而不同的系统集成供应商根据其业务特长为金融行业提供了针对内容各有不同的方案，但其整体趋势都是从产品供货向服务外包的转变。
以当前在银行业较热的智慧银行业务作为案例，我们可以看到，这一业务的推广，集成了银行原有业务的多个软、硬件系统，将部分银行业务从柜台引到自助服务中，利用对原有自助服务机具的升级、创新，结合最新的科学技术进行了整合。以IBM公司为建设银行提供的智慧银行解决方案作为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建设银行的智慧银行网点，自助VTM机、全息投影、互动大屏等等产品均由不同厂家生产，符合传统意义上的系统集成。但是以方案提供商角色出现的IBM将这一系列产品与银行实际业务需求进行整合提供了综合解决方案，为银行实现科技创新应用，增加客户满意度做到了推动，因此获得了银行和客户的共同认可，使得智慧银行这一业务在2014年底发展迅速。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的金融系统集成业务已经是解决方案的集成。作为服务商，我们需要了解金融行业需求，整合软、硬件资源，将其有机的结合，在银行需要的业务环节上提供出能够解决问题的整体方案。
三、浅谈金融系统集成业务未来发展趋势
在当前行业和科技水平发展的趋势下，笔者认为金融系统集成业务未来发展主要有以下趋势：
（一）以多方合作形成解决方案的集成为主
通过现代金融系统集成业务的发展，我们不难看出，做综合服务的方案提供商将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成为金融服务业的一个主要趋势。在为金融行业提供系统硬件产品已经高度成熟的市场中，产品成本已经趋于透明化，利润空间已经不利于服务企业发展，即使在产品上更新换代进行创新，也会在短时间后出现市场相类似产品快速普及的情况。因此，以解决方案为核心，针对客户具体需求，为客户解决实际问题或者为客户带来可观收益的整体方案服务方式将更加受到客户和市场的欢迎。
同时，在市场竞争中，整合同类企业资源进行方案的搭建将促进不同领域的金融服务企业进行合作，形成联盟形式的团体，团体中的企业各自负责其专业擅长的部分，以合作为客户解决问题，弥补了以往各自负责单一范围，无法从实质上解决客户需求的问题。
由此可见，由不同领域的服务提供商共同合作，向金融业提供系统集成解决方案将成为主体趋势。
（二）科技信息化为主
随着科技水平的高度发展，各种新技术应用到生活和工作中的时间越来越短，这就对未来的金融系统集成带来一定影响。作为金融行业，多数服务需要面向社会，需要有大量的客户资源。以目前建设银行提出的“新一代”系统为例，这就是银行自身从需求利用科技信息化进行业务集成的一个典型代表，该系统涵盖了建行多项业务，实现了整体软、硬件的管理与协调。而作为金融行业的服务商，如何利用新的技术应用为金融客户降低成本也是系统服务商需要考虑的关键。针对银行自身发起的系统集成，如何把握机会，及时将新的科学技术引入到服务中来，是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趋势。
（三）集成业务流程外包服务
在21世纪以前的学研究中，研究者大多关注的是中的投入产出效率问题，由于当时资本市场化程度低，很少有人专门研究与资本决策有关的问题，尽管如此，还是有些研究成果对以后金融学的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其中最大的贡献是资金时间价值概念的提出。
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以及人们对不确定性概念的认识，进入30年代以后产生了大量对金融决策问题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成果又积极推进了金融市场的活跃与发展。在本文以下部分简要概述与评价了这一时期的重要研究成果。
（一）不确定性研究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
1.证券组合与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在整个金融的框架中，不确定性概念的引入是具有重大作用的。最早Kenes(1936)和Hicks(1939)提出了风险补偿的概念，认为由于金融产品中的不确定性的存在，应该对不同金融产品在利率中附加一定的风险补偿。随后，VonNeumann(1947)应用预期效用的概念提出了解决在不确定性条件下的决策选择的，在此基础上Markowiz(1952)发展起了证券组合理论，他认为投资者选择证券组合时关注的只是未来现金流的均值与方差。他假设投资者的预期效用符合二次分布或者是多项式分布。Markowiz的主要研究结论是在不确定的前提下，最优的投资决策是分散化持有。Tobin(1958)认为投资者出于自身流动性偏好的不同选择收益与风险的均衡。这进一步完善了证券组合选择理论的框架。
在资产定价领域另一著名的理论模型就是资本定价模型(CAPM)，Sharp(1994)和Lintner(1995)用公式简明地表述了资产组合的价值与无风险利率以及资产的风险水平之间的关系。Black(1972)推出了即使在不存在无风险资产的情况下，Sharp和CAPM公式仍然成立，只是无风险利率被包括整个市场上所有资产的证券组合的预期收益率代替。与CAPM模型同出现的资产定价模型还有Ross(1977)的套利定价模型(APT)和Lucas(1978)典型资产定价模型。
以CAPM为代表的资产定价模型，为资产定价提供了一个简洁的方法，并且得到了一些在实证方面的研究的支持(FamaandMacbeth,1973)，但是对现实中的一些异常现象仍然缺少有效的解释能力，Brennan(1989)认为CAPM是建立在所有投资者对投资的预期与风险都具有共同的估计与判断，并且所有投资者的效用函数一致的假设基础之上，这一假设与现实不一致，这是导致CAPM对一些现实问题缺少解释力的根本原因。以后正是对这些假设的质疑，推动了信息不对称概念的提出与研究。
2.市场有效性假说
市场有效性假说认为，在一个完全竞争市场中，不存在不对称信息与市场摩擦，未来平均收益的只是投资风险的不同。在20世纪60年代有大量研究工作者对市场有效性假说进行了检验，Fama(1973)通过对美国证券市场的实证检验，认为有效市场假说是成立的，但是很多研究人员发现了在市场中，存在着许多市场有效性假说或者CAPM模型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例如，Basu(1977)发现资产的平均收益除了与CAPM中的β系数有关外，还与资产的价格盈利比率（P/E比率）有关，在相同β系数下，价格盈利比率高的股票（成长型股票）的市场价格好于价格盈利比率低的股票（价值型股票）；Benz(1981)发现股票的市场价格还与上市公司的规模有关；Stattman(1980)发现股票的价格与账面价值的比率（P/B比率）也是影响股票价格的重要因素。Fama和French(1993)在以上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三因素模型，即在影响资产价格的β因素外，加入了P/E比率和P/B比率因素。
另外，许多研究人员从时间序角度研究也发现了一些市场有效假说与CAPM解释不了的异常现象，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Pozeff和Kinney(1976)发现的所谓“一月效应”；他们发现在纽约证券市场的指数在一月期间的存在明显低于其他月份的现象；还有就是Cross(1973)和French(1980)发现存在类似的“星期一效应”，以后许多研究人员在世界范围内验证了这两种现象的存在。
对这些异常现象的解释，有效市场假说显得无能为力，有人曾经试图将“一月效应”解释为到年末税收流出的影响，但是在英国、澳大利亚等税收年度不在12月份的国家，仍然存在“一月效应”就无法解释了。有些学者从心的角度解释这些异常现象，例如，Dreman(1982)将股票价格的P/E比率效应解释为，由投资者总是过高估计具有高成长性股票的成长性，导致市场中具有高P/E比率的股票的价格被高估了，这是导致股票收益率低的原因。
3.连续时间模型
在资产定价理论中的另一个重要假设是：证券市场总是在连续过程中，在这一假设前提下，Merton(1969,1971)将CAPM发展为瞬时资本资产定价模型(ICAPM)，同样在信息对称、无摩擦的市场中，资产价格的变化符合Ito过程，在这种条件下，资产的价格与投资者的效用偏好无关。在随后的研究中Merton(1973)和Black(1973)应用以上连续时间模型成功地得到了期权定价公式，这一公式后来被大量的实证研究所证实，并且被广泛在实践中应用。
（二）不确定性研究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金融分析研究的另外一个重要领域是公司财务管理，主要研究公司在投资决策中的有关负债与权益比例选择、公司的红利政策等问题。最早这方面的研究成果由Modigliani和Miller(1958)作出，他们的研究显示，在完全市场中（没有市场摩擦与信息不对称存在）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负债比率无关（M-M定理）。类似的研究结论还有，公司的价值与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无关。显而易见，这些研究结论与现实中的事实不符。依据M-M定理的结论，公司在利润分配时，由于派发现金红利会有现金流出，公司将更愿意选择股份回购的政策，而不是红利政策，而在现实中，许多公司更愿意选择分红而不是股份回购，这一现象被Black(1976)称为“公司红利的困惑(DividendPuzzle)”，对此Miller(1977)所能给出的解释是，M-M定理的结论之所以与现实不同在于税收与所谓的破产成本对财务结构的影响，是由于一定的负债可以使公司达到税收减免的作用，另外由于对高负债率公司存在着破产的风险，所以负债率对公司股票价值存在影响，Miller以及其他的学者对这些财务问题做出的解释总体来说都不很令人满意，直到后来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后，似乎才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取得了突破。
二、金融中的不对称信息问题的研究
正如前文所述，对现实中的一些现象很难单纯用不确定性（风险）来得到满意的解释，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研究引起了人们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关注，加上在20世纪60年代以博弈论为代表的信息经济研究方法的突破，使得许多学者在对金融问题中的不对称信息的研究中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用不对称信息可以完美地解释许多有关财务结构方面的问题。以下仍然分两部分概述这方面的成果，首先是在财务决策方面的成果，接下来是在资产定价方面的成果。
（一）不对称信息在公司财务管理中的应用
1.红利信号模型
关于公司红利决策的困惑引起了许多学者的关注，除了以上提到的公司更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愿意将利润用于股份回购的异常现象之外，Lintner(1957)还发现公司在进行红利决策时，由于受累进税制的影响，更愿意使各年的红利平滑些，所以公司每年的红利波动要远远小于股票价值波动，有关税收减免的理论解释较为理想，并且在以后被许多学者用实证方法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例如：FamaandBabiak,1968）。但是税收效应并没有很好解释公司为什么更愿意支付红利的困惑。
最早Miller(1961)注意到红利可能是向投资者揭示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号，但是直到Bhattacharya(1979)才应用博弈论方法建立起了红利模型，Bhattaeharya成为第一个将博弈论引入金融分析的学者，Bhattacharya认为公司的管理者对公司投资项目的前景与其他普通投资者相比具有信息方面的优势，管理者通过公司的尽可能高的红利向普通投资者传递信息，如果公司红利水平高意味着公司投资项目的未来前景好，而对于无法支付高额红利的公司将不得不向银行贷款，从而担负过高的财务成本。以后许多学者在此基础上对模型又进行了一个改造(MillerandRock,1985;JohnandWilliams,1985)。但是仍有学者质疑认为，按照以上模型认为只有在公司需要为新项目向市场融资时，才有积极性支付高水平的红利，但事实上模型的红利支付水平并不受公司是否有新项目的影响。也就是说，上面的信号模型不能很好解释红利的平滑性。为此，Kumar(t988)发展出了一个粗糙信号(CoarseSignaling)模型，其结论认为公司在一定的利润范围内会支付同样水平的红利，直到公司的利润水平超出了这一范围，公司管理者才会调整红利支付水平。红利信号模型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公司为什么愿意支付红利，而不是股票回购。Ofer和Thakor(1987),Barclay和Smith(1988)用逆向选择原理解释了这一现象，他们认为公司更愿意在市场上自己股票被低估时回购股票，所以回购股票行为向市场传达了股票价值被低估的信号，所以会引起股票价值的上涨，从而使公司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而用红利分配利润不存在这一逆向选择问题。
2.资本结构
正如上文提到的，公司资本结构问题的研究在引入不对称信息以前一直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结论。应用博弈论描述公司资本结构的决策过程，大大推动了对公司基本结构决策研究的发展。
最早Ross(1977)建立了一个公司负债决策的博弈模型，其中公司通过负债率向资本市场传递公司未来经营前景的信息，由于高负债率可能导致公司破产的风险加大，而一旦公司破产将为公司的经营者带来损失，所以只有公司管理者对公司未来的现金收益乐观时才会在资本结构决策时选择贷款，提高负债率。而前景乐观的公司提高负债率的决策是前景悲观的公司所无法模仿的，所以对资本市场来说，高负债率是公司发展前景乐观的信号。随后在Myers(1984)的模型中，认为如果管理者在公司项目发展需要融资时，如果管理者认为市场上自己公司股票价值被市场高估了，会选择通过发行股票的直接融资方式，而如果管理者认为公司股票价值被低估了，就会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所以说公司增加发行股票向资本市场传递的是公司目前股票价值被高估的信号。Myers认为经营者在面对新项目需要投资时首先选择的是用自身盈利积累完成投资，其次是选择贷款等间接融资方式，最后才会选择发行股票的融资方式，这被称之为“融资顺序理论(Peckingordertheoryoffinance)”。
在金融分析中应用博弈论的不对称信息理论取得较大成绩的研究就是所谓的问题的研究，Jensen和Mecking(1976)指出公司中存在两类问题，其一是债权人与股东的矛盾，其二是股东与公司管理者的矛盾。债权人与股东间的矛盾表现在股东总是扩大公司投资风险，因为项目成功了超额收益全部是股东的，而如果公司经营失败，破产的成本由债权人与股东共同负担。Diamond(1989)通过研究认为，在长期重复博弈条件下，股东的声誉可以在一定程度改善股东和债权人间的矛盾。股东与管理者间的矛盾是由于股东不能有效控制管理者的经营行为，因而管理者会最大化自己的利益，可能会损害股东利益。
在80年代末与90年代，出现了有大量关于的成果，Hart和Moore(1989,1994,1998)研究发现当家计划投资新项目而需要向外融资时，与投资者签订贷款合同是最优合同，得到这一结论的关键在于虽然企业家与外部投资者在项目未来进展的各个时期都可以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情况，但是第三方（例如：法官）无法观察到项目的收益，此时贷款合同是最优融资合同，并且Hart认为由于贷款人在企业家不能偿还贷款时可以控制公司的资产，所以企业家有积极性偿还贷款。
3.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
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概念最早是由Manne(1965)提出的，他认为为了有效的配置资源，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是必要的，资本市场的有效运转离不开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的存在。在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中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是多样化的，包括：收购、兼并、股票的发行以及委托关系的变化等手段。在传统的完全竞争、无摩擦的资本市场假设下，很少考虑公司所有权转移对公司价值的，而事实上每次兼并收购活动都会引起公司股票价值的大幅波动。直到进入80年代以后非对称信息概念的引入，使得人们认识到了公司所有权控制市场对资本市场影响的内在机制。
Crossman和Harl(19803研究了在公司收购过程中存在所谓的“免费搭车问题(FreeRiderProblem)”，他们认为当收购方发现一个目标公司的运营效率低下，而决定收购目标公司时，面对外部的标购，原有的股东知道收购者通过收购后公司在新的经营者经营下，效率会提高，所以会自发抵制收购，等待收购价格的升高，直到收购价格升高到在新经营者的经营水平下的合理的价格时，原有股东才会出售手中股票。考虑到收购方在收购过程中搜集信息、组织收购是有成本的，所以采用标购行为实际上为收购方带来了损失。Shleifer和Vishny(1986)认为，如果收购方在标购目标公司以前就已经持有了目标公司的一定股票，可以解决上述“搭车问题”的困惑，收购方可以用自己手中股票的增值弥补收购带来的损失。然而Shleifer和Vishny的结论并没有在实证中得到证实，反而Desai和Kim(1988)的实证结果认为大多数的收购方在标购前并没有持有目标公司的股票。
在收购行为研究方面的另外一个困惑就是收购行为往往导致股票价格的大幅上涨，例如：Jennings和Mazzeo(1993)发现收购发生时的收购人对目标公司的首次出价，大多数高于收购前10天的股票价格的20%。Fishman(1988)将这种现象解释为是由于有潜在竞争者随时会加入收购，较高的出价是为了阻止竞争者加入。
4.新股发行(IPO)
在1963年在由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组织的一项研究中，首次发现在新股上市后的短期存在着明显的超额回报的现象，以后许多学者在许多国家发现了这一现象，例如：Ibbotson和Ritter(1995)统计得出美国纽约证券市场1960-1992年发行新股的首日的超额回报是15.3%。在许多年中IPO现象成为挑战市场有效性假说的又一个证据。
对IPO现象最早的解释是由Rock(1986)作出的，Rock认为IPO现象实质是个逆向选择问题，新股上市时市场上存在着两类投资者，一类是具有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一类是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信息投资者只是在新股定价低于其真实价值时才购买，而当定价高于其真实价值时只有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才会参加购买，所以平均来说，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购入了较大比例的被过高定价的股票，为了在市场中留住不具信息优势的投资者，公司在初次发行新股时常常有意低定价。类似Rock对IPO超额回报问题的解释，许多研究人员给出了这一问题的其他合理解释，例如：Allen和Faulhaber(1989)以及Grinblatt和Hwang(1989)将新股发行低定价解释为公司未来前景良好的信号；Hughes和Thakor(1992)认为公司新股发行低定价是为了规避诉讼风险；Ruud(1993)认为新股上市后的短期高回报是由于承销商的价格稳定活动造成的。
在IPO领域中的另外一个难以解释的现象就是新股上市后长期表现不好。Ritter(1991)研究发现，在1975-1984年间发行的新股在发行后3年间的回报比正常股票的回报至少低15%。以后Loughran(1993,1995)再次证实了这一现象的存在。Shiller(1990)用所谓“主持人效应”解释新股长期回报不好的现象，他认为新股上市的初期承销商出于对自身声誉的考虑会创造短期超额需求的假象，随后随着承销商从市场的退出，导致了新股长期回报不佳的现象。
（二）不对称信息在资产定价领域中的
Grossman和stiglitz(1980)最早将非合作不对称信息的概念引入资产定价领域的研究中，建立了所谓资产定价的理性预期均衡，他们认为资本市场中的每个参与者都从市场价格的变化中获得信息（所谓的过程），并且每个参与者的行为不会对市场价格构成影响。在80年代初期这一理论成果主要用于解释公司财务方面的问题，直到Kyle(1985)以及Kyle和Milgrom(1985)研究做市商制度下的价格形成机制的成果出现以后，不对称信息对资产价格的影响才越来越多地引起人们关注，以后在KyleMilgrom框架的基础上出现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由于在这一框架下的价格决定机制不同于ModiglianiMiller的市场均衡机制，是通过研究具体市场条件下的资产价格形成机制，所以常常将这部分研究成果称为市场微观结构理论。
Kyle研究了在做市商制度下证券市场的价格形成机制，在Kyle的模型中，市场由三类参与者构成：风险中性的做市商、噪音交易者和信息交易者，噪音交易者出于自己的流动性需求进入市场交易，信息交易者根据自己的信息交易，为了最大化自己的利益，信息交易者选择自己在市场上的交易数量。与Kyle不同之处在于，Milgrom建立的序贯交易模型(SequentialTradeModel)中交易者每次交易的数量都是固定的，即每次都只能买入或卖出一个单位的资产，做市商根据交易指令的类型来设定买卖价差，在均衡条件下，由于有竞争做市商的存在，买入报价是做市商收到卖出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卖出报价是做市商收到买入交易指令时关于资产价值的条件期望值，因而交易者的交易指令将促使做市商调整其买卖报价，这种调整从本质上是一种贝叶斯学习过程。
Easley和O''''Hara(1987)在Milgrom模型的基础上考察了交易规模对做市商价格行为的影响，其结论是做市商的定价策略会依赖指令的规模，数量比较大的指令往往以比较差的价格成交。以后Easley和O''''Hara(1992)又考察了交易时间对价格行为的影响，发现交易时间会影响价格，并且交易间隔影响交易价差的大小。
现论经过近一个世纪的，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金融难题得到解释。但是由于金融市场的复杂性，至今对许多问题的解释还很难令人满意，例如：对P/E比率和P/B比率对资产价值的影响的现象至今还没有合理的解释，对IPO以及基金中的折价现象的研究结果也没有较为统一的认识，另外市场中是否存在信息操纵问题也是一个争论的焦点。对这些问题的研究与解释，将进一步推动金融理论的发展。
【】
[1]Allen,F.(1999),ComparingFinancialSystem,MITPress,Cambridge,Massachusetts.
[2]Banz,S.(1981),RelationshipBetweenReturnandMarketValueofCommonStock,Journal
ofFinanceEconomic9.
[3]Ferson,W.(1995),TheoryandEmpiricalTestingofAssetPricingModels,inJarrow,Maksimovicand
Ziemba.
[4]Glosten,L.andMilgrom(1985),Bid,Ask,andTransactionPricesinaSpecialistMarketwithHeteogeneously
InformedTraders,JournalofFinancialEconomics,13.
[5]Harris,M.andA.Raviv(1991),TheTheoryofCapitalStructure,JournalofFinance,46.
[6]Kyle,A.(1985),ContinuousAuctionaandInsideTrading,Econometrica,53.
[7]Loughran,T.andJ.Ritter(1995),TheNewIssuesPuzzle,JournalofFinance50.
【关键词】金融结构理论；金融深化论；金融抑制论；Harrod-Domar 模型；金融约束论
自银行产生以来，人们就一直在思考金融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金融发展理论是随着发展经济学的产生而产生的，但在发展经济学的第一阶段（20世纪40年代末到60年代初期），西方发展经济学家并没有对金融问题进行专门研究，因为此阶段结构主义发展思路处于主导地位，在唯计划、唯资本和唯化思想的指导下，金融因成为工业化、计划化和资本积累的工具而处于附属和被支配地位，其发展受到了忽视。60年代中期以后，发展经济学进入第二阶段，新古典主义发展思路取代结构主义思路而处于支配地位，市场作用受到重视，金融产业的发展才有了合适的空间。金融发展理论，主要研究的是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关系，即研究金融体系（包括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金融体系和金融政策组合以最大限度地促进经济增长及如何合理利用金融资源以实现金融的可持续发展并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
二战后，一批新独立的国家在追求本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同程度地都受到储蓄不足和资金短缺的制约，而金融发展滞后和金融体系运行的低效是抑制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一些西方经济学家开始从事金融与经济发展关系方面的研究工作，以Goldsmith， Gurley 和 Shaw，Mckinnon等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先后出版了以研究经济发展与金融发展为主要的专著，从而创立了金融发展理论。
（一）金融发展理论的萌芽——金融在经济中的作用。1955年和1956年Gurley和Shaw分别发表《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方面》和《金融中介机构与储蓄——投资》两篇论文，从而揭开了金融发展理论研究的序幕。他们通过建立一种由初始向高级、从简单向复杂逐步演进的金融发展模型，以此证明经济发展阶段越高，金融的作用越强的命题。继而他们在1960年发表的《金融理论中的货币》一书中，试图建立一个以研究多种金融资产、多样化的金融机构和完整的金融政策为基本内容的广义货币金融理论。 Gurley和Shaw（1967）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发展》一文中，对上述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们试图发展一种包含货币理论的金融理论和一种包含银行理论的金融机构理论，他们相信金融的发展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和手段。
（二）金融结构理论——金融发展理论形成的基础。Goldsmith（1969）的杰出贡献是奠定了金融发展理论的基础，他在《金融结构与金融发展》一书中指出，金融理论的职责在于找出决定一国金融结构、金融工具存量和金融交易流量的主要经济因素。他创造性的提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他采用定性和定量相结合以及国际横向比较和纵向比较相结合的，确立了衡量一国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的基本指标体系。通过对35个国家近100年的资料研究和统计分析，Goldsmith得出了金融相关率与经济发展水平正相关的基本结论，为此后的金融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和分析基础，也成为70年代以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各种金融发展理论的重要渊源。
二、金融深化论——金融发展理论的建立
1973年， Mckinnon的《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和Shaw的《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两本书的出版，标志着以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为研究对象的金融发展理论的真正产生。Mckinnon和Shaw对金融和经济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金融发展提出了精辟的见解，他们提出的“金融抑制”（Financial Repression）和“金融深化”（Financial Deepening）理论在经济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被认为是发展经济学和货币金融理论的重大突破。许多发展中国家货币金融政策的制定及货币金融改革的实践都深受该理论的。
（一）Mckinnon的金融抑制论。Mckinnon认为，由于发展中国家对金融活动有着种种限制，对利率和汇率进行严格管制，致使利率和汇率发生扭曲，不能真实准确地反映资金供求关系和外汇供求。在利率被认为被压低或出现通货膨胀，亦或两者都有的情况下，一方面，利率管制导致了信贷配额，降低了信贷资金的配置效率；另一方面，货币持有者的实际收益往往很低甚至为负数，致使大量的微观经济主体不再通过持有现金、定活期存款、定期存款及储蓄存款等以货币形式进行内部积累，而转向以实物形式，其结果是银行储蓄资金进一步下降，媒介功能降低，投资减少，经济发展缓慢，该状况被Mckinnon称之为“金融抑制”。这种金融抑制束缚了发展中国家的内部储蓄，加强了对国外资本的依赖。但是，在Mckinnon提出的金融抑制论中，他对货币的定义是混乱和矛盾的。他把货币定义为广义的货币M2，即不仅包括流通中的现金和活期存款，而且还包括定期存款和储蓄存款。但他在模型中又强调所谓的外在货币，即由政府发行的不兑现纸币，这样就排除了银行体系的各种存款，因而在同一货币理论中存在着两种相互冲突的货币定义。
（二）Shaw的金融深化论。Shaw认为，金融体制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相互推动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一方面，健全的金融体制能够将储蓄资金有效地动员起来并引导到生产性投资上，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另一方面，发展良好的经济同样也可通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经济活动主体对金融服务需求的增长来刺激金融业的发展，由此形成金融与经济发展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Shaw指出金融深化一般表现为三个层次的动态发展，一是金融增长，即金融规模不断扩大，该层次可以用指标M2/GNP或FIR来衡量；二是金融工具、金融机构的不断优化；三是金融市场机制或市场秩序的逐步健全，金融资源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得到优化配置。这三个层次的金融深化相互影响、互为因果关系。
根据Mckinnon和Shaw的研究分析，适当的金融改革能有效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和发展，使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为了更好的解释这种良性循环，Mckinnon提出了一种经过修正的Harrod-Domar 模型。在修正后的模型中，Mckinnon抛弃了储蓄倾向为一常数的假设。他指出，在经济增长中，资产组合效应将对储蓄产生影响，因而储蓄倾向是可变的，它是经济增长率的函数。同时，储蓄还受到持有货币的实际收益率等其他许多变量的影响。通过对Harrod-Domar 模型的修正，Mckinnon分析对金融压制的解除，既可直接地通过储蓄倾向的提高来增加储蓄，从而增加投资，促进经济的增长，又可反过来通过经济的增长而进一步增加储蓄。因此，实行金融改革，解除金融压制，是实现金融深化与经济发展良性循环的关键。
三、金融发展理论的发展
自1973年以来，Mckinnon和 Shaw的金融深化论在西方经济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金融发展理论研究不断掀起研究的新。许多经济学家纷纷提出他们对金融发展问题的新见解。
（一）第一代麦金农、肖学派。第一代麦金农、肖学派盛行于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包括Kapur， Mathieson， Galbis和Fry等，他们主要的研究工作是对金融深化论的实证和扩充。
1、Kapur（1976）的观点。Kapur研究了劳动力过剩且固定资本闲置的欠发达封闭经济中金融深化问题，他认为固定资本与流动资本之间总是保持着固定比例关系，在固定资本闲置的条件下，能获得多少流动资金便成为决定产出的关键因素。Kapur接受Mckinnon的观点，认为实际通货膨胀率除受其他因素影响之外，还受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同时，Kapur又放弃了Mckinnon着重内源融资的观点，认为流动资本的净投资部分一般完全通过银行筹集，商业银行对实际经济的影响主要就是通过提供流动资本而实现的。能提供的流动资本量取决于实质货币需求、货币扩张率与贷款占货币的比率。
2、Mathieson（1978）的观点。Mathieson与观点与Kapur相似，也是从投资数量的角度讨论金融深化的影响。但他在设立假设时，有两点不同与Kapur的假设。首先，Mathieson假设所有的固定资本都被充分利用，即在现实生活中并不存在Kapur所说的闲置的固定资本。第二，Mathieson假设企业通过向银行借款筹集的是所用的全部资本的固定比率，即不仅需要向银行借入部分流动资本，而且需要向银行借入部分固定资本。他还指出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受银行贷款供给的制约，而银行贷款的供给又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存款的实际利率的影响。为使经济得以稳定增长，就必须使实际利率达到其均衡水平。因此，必须取消利率管制，实行金融自由化。
3、Galbis（1977）的观点。与Mckinnon一样，Galbis也是基于发展中国家经济的分割性假定，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具有某种特性，这种特性是因为低效部门占用的资源无法向高效部门转移，使不同部门投资收益率长期不一致，从而导致资源的低效配置。他提出，金融资产实际利率过低是金融压制的主要表现，是阻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为了克服金融压制，充分发挥金融中介在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中的积极作用，必须把金融资产的实际利率提高到其均衡水平，即提高到使可投资资源的实际供给与需求相平衡的水平。
4、Fry（1982，1988）的观点。Fry认为，投资的规模与投资的效率是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而在发展中国家，这两者又都在很大程度上受货币金融因素的影响。他认为，在静态均衡的条件下，实际增长率必等于正常增长率。但是在动态经济中，二者却未必相等。这是因为，实际增长率由两部分构成，即正常增长率和周期性增长率。Fry还把时滞因素引入其模型中，从而能更准确地反映储蓄与投资的变化对经济增长的实际影响。
（二）第二代麦金农、肖学派。第二代麦金农、肖学派盛行于80年代末90年代中期，代表人物有中Bencivenga，Levine， Lucas， Smith， Greenwood等。这一时期的金融发展理论对金融机构与金融市场形成机制的解释是从效用函数人手，建立了各种具有微观基础的模型、引人了诸如不确定性（流动性冲击、偏好冲击）、不对称信息（逆向选择、道德风险）和监督成本之类的与完全竞争相悖的因素，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对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形成做了规范性的解释。
1、金融体系的形成。具有代表性的内生金融机构模型解释包括：在Bencivenga和Smith（1991）的模型中，当事人随机的或不可预料的流动性需要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形成，金融机构的作用是提供流动性，而不是克服信息摩擦；在 Schreft和Smith（1998）模型中，空间分离和有限沟通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形成。在该模型中，当事人面临着迁移的风险，因为在迁移发生时，当事人需要变现其资产，从而面临迁移风险。为了规避这一风险，当事人需要通过金融机构提供服务；在Dutta和Kapur（1998）模型中，当事人的流动性偏好和流动性约束导致了金融机构的形成。金融机构的存在使当事人可以持有金融机构存款，作为流动资产的金融机构存款与其它公共债务和法定货币相比，在提供流动方面效率性高，可以缓解流动性约束对消费行为的不利影响。具有代表性的内生金融市场模型有：Boot和Thakor模型，Greenwood和Smith模型。这些模型在给出金融市场的形成机制的同时也给出了金融机构的形成机制。Boot和Thakor（1997）从经济的生产方面考察，认为组成金融市场的当事人把钱存入金融机构，金融机构再把所吸收的存款贷放出去，从而为生产者提供资金，在金融机构中，当事人进行合作并协调其针对生产者的行动。Greenwood和Smith（1997）在模型中指出，金融市场的固定运行成本或参与成本导致了金融市场的内生形成，即在金融市场的形成上存在着门槛效应(threshold effect)，只有当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以后，有能力支付参与成本的人数才较多，交易次数才较多，金融市场才得以形成。
2、金融体系的发展。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形成之后，其发展水平会随该国内外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一些经济学家从理论上对这个动态发展过程进行了解释。Greenwood和Smith（1997），以及 Levine（1993）在各自的模型中引入了固定的进入费或固定的交易成本，借以说明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是如何随着人均收入和人均财富的增加而发展的。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人均收人和人均财富很低，由于缺乏对金融服务的需求，金融服务的供给无从产生，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也就不存在。但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以后，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人由于其收入和财富达到上述的临界值，所以有激励去利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亦即有激励去支付固定的进入费。这样，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就得以建立起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由于收入和财富达到临界值的人越来越多，利用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的人也越来越多，这意味着金融机构和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四、新——金融约束论
发展家金融自由化的结果曾一度令人失望，许多学家开始对以往经济发展理论的结论和缺失进行反思和检讨。Stiglitz在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基础上概括了金融市场中市场失败的原因，他认为政府对金融市场监管应采取间接控制机制，并依据一定的原则确立监管的范围和监管标准。在此基础上， Hellman， Murdock和Stiglitz（1997）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一文提出了金融约束的理论分析框架。
（一）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Hellman等人认为金融约束是指政府通过一系列金融政策在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以达到既防止金融压抑的危害又能促使银行主动规避风险的目的。金融政策包括对存贷款利率的控制、市场准入的限制，甚至对直接竞争加以管制，以租金在生产部门和金融部门之间的分配，并通过租金机会的创造，调动金融、生产企业和居民等各个部门的生产、投资和储蓄的积极性。政府在此可以发挥积极作用，采取一定的政策为银行体系创造条件鼓励其积极开拓新的市场进行储蓄动员，从而促进金融深化。
（二）金融约束的前提条件。Hellman等人认为，虽然金融约束理论从不同方面论证了金融约束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合理的金融政策，但金融约束与金融压抑在某些方面还是有相同之处。金融约束的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会因为种种原因而效果很差或受到扭曲，其中最大的危险是金融约束变为金融压抑。因此，要保证金融约束达到最佳效果，必须具备一些前提条件，如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较低的通货膨胀率，正的实际利率，银行是真正的商业银行，政府对企业和银行的经营没有或有很少的干预，以保证银行和企业的行为符合市场要求。
（三）虽然金融约束与金融压抑运用的手段类似，但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Hellman等人指出，因为金融约束创造的是租金机会，而金融压抑下只产生租金转移，租金机会的创造与租金转移是完全不同的。在金融压抑下，政府造成的高通胀使其财富由家庭部门转移至政府手中，政府又成为各种利益集团竞相施加影响进行寻租活动的目标，其本质是政府从民间部门夺取资源。而金融约束政策则是为民间部门创造租金机会，尤其是为金融中介创造租金机会，这会使竞争性的活动递增收益和福利。这些租金机会是因存款利率控制造成的存贷利差而形成的，银行通过扩张其存款基数和对贷款资产组合实施的监控获得了这些租金，由此促进金融深化。
（四）金融约束的效应。Hellman等人认为，资本要求虽然也是一个防止银行发生道德风险的工具，但在发展中国家，存款利率控制比对银行资本控制更为有效。在金融约束环境下，银行只要吸收到新增存款，就可获得租金，这就促使银行寻求新的存款来源。如果这时政府再对市场准入进行限制，就更能促使银行为吸收更多的存款而增加投资，从而增加资金的供给。建立合理数量的储蓄机构，可以吸收更多的存款，金融机构吸引更多的储户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深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金融约束可以促进金融深化。
金融约束论是Hellman， Murdock和Stiglitz等对东南亚经验观察后的理论思考。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他们又重新了他们的金融约束论（1999），并认为这一危机从反面证明了他们的理论。事实上，金融约束是发展中国家从金融抑制状态走向金融自由化过程中的一个过渡性政策，它针对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存在的信息不畅、金融监管不力的状态，发挥政府在市场失灵下的作用，因此并不是与金融深化完全对立的政策，相反是金融深化理论的丰富与发展。
五、金融发展理论的计量验证
金融发展理论的具体结论是否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情况，其政策主张能否付诸于发展中国家的政政策实践，需要不断的研究探讨。其中，非常重要的研究工作就是利用发展中家的实证资料，对这些理论模型做出计量验证。但早期的经验研究结论只能确认两者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却无法确认两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Levine，1997）。后续的经验研究新近发展起来的计量分析技术对更为全面的数据集进行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发展是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原因之一。
（一）20世纪80年代的计量验证。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各种有关金融发展理论的计量验证大量涌现。这些计量验证所涉及的范围较广，内容较多，几乎对Mckinnon和 Shaw所提出的每一论点都作了计量验证。根据Kitchen(1986)的，自1973年至1984年，经济学家们对金融压抑论所作的主要的计量验证有17项。在这些计量验证中，除少数几项未能得出肯定的结果之外，绝大多数验证的结果都肯定地支持金融压制论的有关结论。
1、Lanyi和Saracoglu的计量验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于1983年《发展中国家的利率政策》，在该论文的附录3中，Lanyi和Saracoglu对21个发展中国家在1971年至1980年间实际利率与金融资产增长率及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之间的关系作了计量验证。根据他们算得的数据表明，实际利率为正值的国家，其平均的金融资产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较高；实际利率为负值的国家，则其平均的金融资产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较低，甚至为一负值。这反映，实际利率与实际金融资产的增长率及实际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之间有着明显的正相关关系，这种正相关关系与Mckinnon和 Shaw等人提出的金融发展理论的有关结论是一致的。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正相关关系还只是说明了的一个方面，而这个三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则是需要证明的更重要的一个问题。而在各种计量验证中，因果关系是一个较难证明的问题。
2、Fry的计量验证。Fry有关金融发展理论的核心也是发展中国家的金融压抑和金融深化问题。他不仅从理论上阐述了这一问题，而且通过大量的实证研究，以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实际资料对其理论进行了计量验证。Fry（1978）在< Money and Capital or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一文中，对Mckinnon和 Shaw的基本结论及他们关于传导机制问题的理论分歧作了计量验证。该验证的结果表明，Shaw的债务媒介论是成立的，而Mckinnon的互补性假说则不能成立。1980年，Fry又对发展中国家金融压制的代价作了数量分析。在这一分析中，Fry以实际存款利率被限制在其市场均衡水平之下作为金融压制的标志，对所选择的61个发展中国家在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期的资料进行计量分析。通过计量验证，Fry得出结论，金融压制的代价是实际存款利率每低于其市场均衡利率1%，经济增长率将损失大约0.5%。
（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计量验证。20世纪90年代初期在国外兴起的经验研究，验证了金融发展确实具有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而且明确区分了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作用于经济增长的机理，以及决定金融发展和金融结构的制度因素。
1、宏观层面的计量验证。20世纪90年代初，King和Levine放弃了既有金融发展理论以发展中国家为研究对象的传统，转而寻求建立一种包括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在内的一般金融发展理论。他们从金融功能的角度入手研究金融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对全要素生产力的影响。尽管许多金融学家都已表示金融功能对全要素生产力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一直未能找到计量金融功能的指标，King和Levine就在金融功能计量上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King和Levine（1993）在Goldsmith（1969）的基础上设计了四个用于测度金融中介体的服务质量指标（Depth指标，Bank指标，Private指标，Privy指标）来表示金融发展水平，然后用普通最小二乘法对80个国家1960~1989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他们发现，金融中介的规模和功能的发展不仅促进了经济中的资本形成，而且刺激了全要素生产力的增长和长期经济增长。为了检验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King和Levine设计了一个，检验了金融发展初始水平（1960年）与经济增长（1960~1989年）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金融发展初始水平的差异很好地预测了以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的差异，即便是控制了收入、、稳定、贸易和财政货币政策等变量后也是如此。所以，King和Levine认为金融发展是原因，经济增长是结果，他们的研究方法和思想对后来经济学家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King和Levine研究金融中介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之后，Levine和Zervos（1998）研究了股票市场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他们用最小二乘法对47个国家1976~1993年间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结果表明，股票市场流动性和银行的发展不仅与同期的经济增长、资本积累及生产率提高有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而且都是经济增长、资本积累以及生产率提高的很好的预测指标，这与Bencivenga等人（1995）的理论分析结果相一致。为了确定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相关性，Rousseau和Wacthte（1998）应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对美国、英国、加拿大、挪威和瑞典五国1870~1929年间的数据进行了时间序列分析。他们认为在金融强度指标和资本产出水平之间长期存在着重要的数量关系，而且Granger检验表明，金融中介体对实际经济活动起着重要的促进作用。Tadesse(2000)对36个国家(1980~1995年)数据的分析表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和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在金融部门不发达时，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要大于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而在金融部门发达时，市场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则要大于银行导向型金融体系所起的作用。这一研究结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有些国家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因果关系显著而在另一些国家却很模糊的这一计量分析结果。
在以上研究中，不管是对跨国横截面数据还是对时间序列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不可避免的存在着因遗漏了一些变量而产生的偏误，以及应用联立方程组去描述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可能存在的联立性偏误。Rousseau和Wacthte (2004)采用了一个差分面板估计量去消除由尚未观察到的国家特定因素所引起的偏误，并力图消除由联立性偏误所引致潜在的参数的非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利用面板分析技术对47个国家1980~1995年间的年度数据所进行的计量分析表明，银行和股票市场的发展都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经济增长。
2、中观层面的计量验证。宏观层面上的研究虽然使用了不同的计量分析工具，但分析的数据集都是以国家为单位的总量数据。因此，Mankiw（1995）指出，这种以国家为单位的总量数据进行的计量分析存在一些缺陷，而以中观层面即产业层次的数据为分析对象所进行的经济计量分析则将这一方面的研究向前推进了步。
Rajan 和 Zingales（1998）通过考察一国金融发展水平及产业增长水平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来研究金融发展影响经济增长的机制。他们认为，金融发展降低了企业实施外源融资的成本，新企业的建立在意味着产业增长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创新得到了促进，经济因此而得以增长，而金融发展水平是决定产业的规模构成及产业集中度的因素之一。Neusser 和Kugler（1998）设定了一个包含所有金融中介体活动的金融深化指标，运用多元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经合组织中13个国家的制造业与金融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在向量自回归(VAR)模型中对这些国家近30年间的经过平稳性检验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结果表明，金融部门的发展不仅与制造业产出相关，而且与制造业全要素生产率相关，更重要的是，在美国、日本、德国和澳大利亚这四个国家，这种相关关系表现为一种因果关系，即金融发展是制造业发展的原因。
Wurgler（2000）对65个国家的制造业在1963~1995年间的总投资及产业增加值的数据进行的回归分析表明，由于假定最优的投资会使得成长性产业的投资迅速增长而对衰退产业的投资会下降，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提高了资本配置的效率。Fisman 和Love（2003）重新检验了金融市场对整个的资源在部门间配置中所起的作用。他们指出，金融市场发展水平越高的国家，各产业之间有着越高的相互关联的增长率。
3、微观层面的计量检验。中观层面的研究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仅用回归分析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其分析结果可能有较大的偏差。而利用微观层面即企业的数据进行计量分析，在某种程度上则可避免上述问题，从而深化人们对金融发展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的认识。
Demirguc-Kunt和Maksimovic（1998）以企业财务预算模型为基础，利用回归分析方法对30个国家1984~1991年间的企业特定类型数据进行了计量分析。他们认为，体系越是完善的国家，实施长期股权融资和长期债权融资的企业就越多。一个活跃的股票市场和一个大的银行部门都与外源融资依赖性较强的产业的成长相关。之后，他们进行了国别比较，他们指出，在化国家，企业的长期负债比率较发展中国家企业的长期负债比率要高。同时，大公司较小公司有更高的资产负债率。
为了考察金融发展对不同规模企业的影响，Beck 等人（2000）通过世界商业环境调查（WBES）所形成的4000家企业（其中80%是中小企业）在1995~1999年间数据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由于中小企业的发展对经济增长及消除贫困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通过提高金融发展水平、提高司法效率、降低腐败程度会使中小企业的融资环境得到改善，从而促进经济的增长，并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
六、的总体评价
本质上，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领域与其他一切领域一样，可以借助市场的力量实现均衡。它从发展的角度探讨了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相对于传统的西方货币金融理论学说，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有了一些创新。
（一）对金融深化理论的评价。金融深化理论侧重发展家在资本市场不发达、货币化程度不高，国家对金融干预过重条件下的理论。在发展中国家进行的以金融深化为核心的改革实践中，金融深化理论提出的几点建议，如放松利率管制、减少金融机构审批限制、促进金融同业竞争等大多被采纳，对促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市场运行机制尚不完善，不论从实证上还是从理论上，金融深化理论还存在着一些缺陷。第一，金融深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归因于金融发展，该理论的提出的政策主张过分依赖于建立有效的信贷市场，却忽视了对经济发展的根本因素即发展、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分析。第二，金融深化理论忽略了发展中国家推进金融深化的制度因素。Mckinnon和 Shaw的金融深化理论在实质上是新古典主义发展经济学在金融领域的一种延伸，其基本假设是市场存在着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从而各个经济主体都能达到帕累托最优。可是，客观实际的市场并不存在完全竞争和完全信息，因而需要政府的宏观调控。发展中国家在推进金融深化的过程中，必须发挥政府的独特作用，通过金融制度创新与变迁培植市场力量。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的关键不在于排斥政府而依赖自由放任的市场力量，而在于改革政府介入金融的方式和职能。第三，金融深化理论对金融深化过程中的金融风险缺乏足够的认识。若以自由放任的手段来推进金融深化，就有可能引发金融危机，因此尚不能排除政府的作用。第四，金融深化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过多地归于金融制度的落后，对经济结构严重失调，经济体制僵化无效等因素较少考虑，认为只要解除金融管制，依靠市场机制的刺激就会启动自行运转的增长机制。实践证明，这看法太过片面，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是惨痛的。
（二）对金融约束理论的评价。金融约束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强调政府干预金融的作用，认为适当的金融压制是必要的。尤其对发展中国家而言，金融自由化并不一定是实现金融深化的最优选择。但是，金融约束理论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首先，金融约束理论提出的低利率和信贷配给政策优势很难实现，并且还会产生负作用。Stiglitz认为贷款利率若高于10%就会引起逆向选择和银行行为变异的观点并不完全符合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发展中国家银行业的运行成本至少是OECD国家的两倍（Fry，1995），因此在发展中国家贷款利率高于10%是不可避免的。而带有行政性的指导性信贷计划不可能杜绝人为因素，这些大大增加了金融风险。其次，金融约束的限度难以把握和保证，容易形成政府的过度干预。Hellman承认，官僚阶层为了既得利益，很可能在金融约束已经变得没有必要时仍将保持下去。第三，金融约束理论过于强调银行金融机构在经济中的作用。金融约束理论对发展中国家证券市场、非银行金融机构的作用估计过低，也没有提出解决非银行渠道融资效率低下的办法。由于金融约束理论存在的问题，Hellman等人强调，金融约束只是一种动态的政策工具，约束的最优水平将随着金融深化程度的加深而下降，最终也向更具竞争性的金融自由化方向过渡。
我们应在认识传统的金融理论的基础上，不断发展适应于金融全球化、经济金融化趋势的金融理论，突破原有金融发展理论的局限性，探讨和构建以经济、金融全球化为背景的金融发展理论。
[1]
罗纳德·I·麦金农，经济发展中的货币与资本 [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2]
爱德华·肖，经济发展中的金融深化[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88。
[3]
赫尔曼，穆多克，斯蒂格利茨，金融约束：一个新的分析框架[C]，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
[4]
Boot， A. and Thakor， A.， 1997， Financial System Architecture， Review of Financial Studies， Vol 10， No. 3， pp. 693-733.
[5]
Dutta and Kapur， 1998， Liquidity Preference and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 65 No.3 ，pp. 551~572.
[6]
Fry， M. J.， 1978， Money and Capital or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Vol. 10， No. 4， pp.464~475.
[7]
Galbis， V.， 1977， Financial and Economic Growth in Less-Developed Counties: A Theoretical Approac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Vol. 13， No. 2， pp. 58~72.
[8]
Goldsmith，R. W.，1969，Financi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 New Haven，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9]
Gurley， J. G. and Shaw， E. S.， 1967， Financial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ultural Change， April.
[10] Hellman， T.， Murdock， K. and Stiglitz， J.， 1997， Financial restraint: Towards a new paradigm， Aoki， Masahiko et al. (eds.) The Role of Government in East Asian Economic Development: Comparative Institutional Analysis. Oxford: Clarendon.
[11] Kapur， B. K.， 1976， Alternative Stabilization Policies for Less-Developed Economic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84， No.4， pp. 777-796.
[12] King， R.， and Levine， R.， 1993， Finance，Entrepreneurship，and Growth: Theory and Evidence，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ics， (3)， pp.523~542.
[13] Levine， R.， 2002， Bank-Based or Market-Based Financial System: Which Is Better? NBER Working Paper 9138.
[14] Mckinnon， R. I.， 1973， Money and capital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15] Murdock，K. and Stiglitz， J.， 1993， The Effect of Financial Repression in an Economy with Possitive Real Interest Rates: Theory and Evidence， mimeo，Stanford University，Stanford.
[16] Schumpeter， J.， 1912， 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7] Shaw， E. S.， 1973， Financial Deepening in Economic Develop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8]姚凤阁：《中国投资基金市场运行与发展问题研究》[M]，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5年。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and Evidence of Financial Development Theory
关键词：农村金融困境；金融改革；金融风险
中图分类号：F224.32；F832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6）08-000-01
一、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风险及发展模式选择
（一）分析我国现行农村金融机构所面临的风险
我国现行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还处于初级阶段，在发展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风险。比如说：操作风险、信用风险、政策风险以及流动性风险等。根据我国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现行农村金融主要遇到了以下几个问题：规模小、外部环境复杂多变以及缺乏相关经验等等。为了解决这类问题，就必须快速、准确地将各种风险进行预测和分析。
（二）信用风险
信用风险（Credit Risk）是指资金借贷过程中或赊销过程中债权人可能遭受违约偿还以及其他损失的可能性。只要有资金的借贷和商业的赊销，就会存在信用风险。信川风险是金融机构面临的主要风险，特别是银行类金融机构。顾名思义，农村金融机构主要服务的对象就来源于农村。根据我国农村复杂的环境来讲，我国新型农村金融机构在进行借贷时会承担相当大的信用风险。
二、我国现行农村金融机构发展的模式选择
由于农业的先天弱质性和信息不对称等种种问题，在农村仅仅依靠市场机制无法实现资源有效配置，在 2003 年进行的新一轮农村金融改革过程中，我国政府不仅对农村信用社采取了制度支持，还为了加快农村金融的改革步伐拿出了大量的资金，可以说农村金融改革的成功离不开政府推动，在未来我们要继续执行市场机制与政府调控共同作用的方针，不仅要对农村金融采取财政鼓励的方式，而且还要加大对农村金融的支持力度，不过在这一过程中同样要注重农村金融发展动力的转变，政府财政支持可以推动这一时期的金融改革，但不会持续成为农信社等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资金注入可以在短时间内改善农村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但在中长期，要构建市场平台和法律制度，加强公司治理，控制不良资产率，依靠市场机制实现可持续的盈利才是未来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方向。在这一过程中要采用渐进原则，稳步推动。
三、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建议对策
（一）目标市场的功能创新
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国内农村金融目标市场的功能创新也可以说成是农村金融机构的规模问题。通过总结和分析农村金融的特点，我们可以将农村金融市场大致分为前沿市场和保障市场两个方面。
前沿市场的含义就是为农村金融的贷款人直接相关金融产品的市场。一般来讲，它都会满足贷款人具备的单笔贷款较小、农业生产季节性和波动性明显、风险较大而又缺乏必要的抵押品等特点，设计不同金融产品以满足需求者的要求。这一部分产品的供给可以由传统的农村信用社、邮政储蓄银行、或正在组建的农村商业银行和村镇银行来承担，它们是按照赢利性和安全性原则进行经营的商业银行。为了使商业银行和乡村银行的职能得到充分发挥，首先，应该对我国农信社进行更深层次、更全面的改革。
（二）经营模式创新
从经营模式这方面来讲，第一，我们应当逐步增加正规金融机构与小型农村金融之间和合作与交流。农村的经济环境相当繁复，大型的农村正规金融机构无法掌握农村资金借贷者的经济背景、还款能力等重要信息，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导致交易的市场风险大大增加。道德风险的存在也令许多有资金供给能力的私人信贷者和信贷公司远离农村金融市场，造成农业生产资金供需矛盾突出。小型农村金融机构虽然有着人缘、地理以及信息优势，但是由于本身资金的限制，并不能完全满足农村贷款的要求。第二，政策性银行在对农村基础设施进行投资建设的同时，还应注重扩大业务范围。
四、农村金融机构外部层面的对策
在进行农村金融发展过程中，只有注重辅助机制的更新和改进才能从根本上保证农村金融健康、有序的发展。
（一）规范公平、合理的法律与政策环境
一部合理的、有效的法律是发展农村金融的重要保证。制定一部行之有效的法律不仅可以帮助不同的金融机构快速融入到农村金融的市场中来，还可以为农民提供相应的制度保障。为了完善相关法律，我们必须注重以下几个方面：首先，我们必须结合农村实际情况制定有利于农村金融市场形成的法律规定。其次，完善立法与规制框架。最后，注重信用体系的完善。我国政府应该帮助农村金融机构建立起一个相对成熟的农村信用体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从根本上提高农民的信用意识和改善信用环境。
（二）加强农村金融的基础设施建设
较为完备的基础设施能够保障农村经济活动的有效实现，在降低信息不对称风险的同时，提升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的服务的深度和广度。因此，针对我国农村薄弱的金融现状，我国应在下面三个方面加强建设：首先，建立快捷有效地金融支付和结算系统，通过该系统完成不同金融机构间的转移和流动；建立金融机构内部的管理网络，加强内部监控、审计和控制；完善信息共享和披露机制，帮助金融机构及时的了解客户风险类型，降低风险成本。第二，要针对我国农村金融的发展现状，要为其提供相应的技术和服务支持。第三，要逐步建立相关的行业互助协会。通过组建行业协会可以为小型信贷机构提供技术支持，加强信息交流，建立行业标准和惯例，这将有利于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
五、结束语
农村金融在我国农村经济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虽然我国农村金融机构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进步，但还是存在很多不足。在这篇文章中通过结合国外成功案例和农村金融机构的发展历程，从而根据我国实情对我国发展农村金融提出了一些建议和意见。同时我们要逐步建立起一个充满合理竞争、多样化的农村金融市场，通过这样的方式才能保证我国农村金融健康、有序的发展。
参考文献：
[1]陈道富.应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市场化改革[J].经济纵横，2014（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