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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泡沫经济危机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泡沫经济；日本；美国；启示
在经济的领域中，关于“泡沫”与“经济”有两个组合词语―“经济泡沫”与“泡沫经济”，从宏微观的角度更能体现两者之间的区别。前者反映的是资产的内在价值因为有虚假需求的刺激而不断被拉高，最终导致价值与其市场价格背离的局部的微观经济现象。后者则反映的是社会局部存在的投机需求在一定传导机理的运作下会放大其实际对社会有效需求的刺激，慢慢地演变成为社会虚假繁荣的全局的宏观经济现象。通俗的讲，当市场状态达到理论上的理想状态时，消费者对经济发展的前景信心满满，投资者因为有利可图而进行不断的投资，整个社会经济呈现健康增长的局面。
但社会经济总量不可能无节制的增长下去，一旦到达其上限，由于生产成本的提高，利润空间的缩小，投资者便会减少甚至不生产，而把目光转向资本市场，届时投资者实现了到投机者的跨越，吹胀经济泡沫。透过历史不难看出每次危机到来前整个社会的经济都会看上去繁荣无比，但是此时企业的利润水平已经降的很低了，实体经济疲软不堪。失去实体经济这一强大后盾的支撑，社会的泡沫经济便从局部的经济泡沫中应运而生，此时金融危机的爆发也是在所难免的。
上世纪80年代，美、日、德、法、英五国财政部长在纽约发表联合声明，即“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开始一路升值。80年代中后期，日本经济陷于停滞状态。日本的制造业和矿场业等出口企业因为日元的大幅升值在国际同类产品市场中逐渐失去了竞争力，据日本统计数据称，日元升值使得日本出口产业损失高达3.5万亿日元。美元的贬值还使得日本持有美元资产的绝大部分化为泡影。此时日本政府希望通过采取放宽金融政策，进行财政重组等措施来控制日元的升值以此来应对国内经济的萧条局面。一系列措施实施之后日本的法定利率在1987年降到历史最低，仅有2.5%。此外，日元――美元委员会推行金融自由化，放宽对银行业务的限制。尤其在存款利率实现自由化之后，银行间的竞争日发激烈，由于企业大额定期存款利息不断上调，导致银行的筹资成本攀高。相比银行筹资而言，土地和房地产方面因其具有利息高、融资快的特点而吸引了大量社会流动资金。在多方面的共同作用下，企业投资过剩，经济泡沫胀大，最终加速了泡沫经济的发展。在泡沫经济时期，所有人都被笼罩在虚假繁荣的海市蜃楼之中，都抱着“价格还会再涨”的心态，没有人愿意相信，更没有人会相信价格会下跌。1990年，大藏省《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相关融资实行总量控制，日本银行也采取紧缩的货币政策，经济泡沫最终破裂。在此之后，日本经济陷入了长期的低迷，这段时间被称为日本“失去的十年”。
不仅日本有这样惨痛的经历，当今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美国也有过这样一段心酸的历程。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使得世界各个国家为之震颤，也导致直到现在有的国家依然处在当年的阴影之中。我们可以从美国的信用体系开始来分析当时金融危机是如何酝酿的。作为世界上最早建立信用档案共享机制的国家之一，美国对贷款人的信用条件有十分严格的要求。而波及全球的次贷危机正是由于美国摧毁了自己建立起来的信用体系。美国将房屋贷款的借款人分为优级、近优级、次级三个等级。对于次级贷款者，若没有支付高比例的首付款会因不符合贷款条件被拒之门外。但是各方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主动地破坏了这一信用体系，政府和银行都不例外。
金融危机爆发后，次级贷款者破产还不起款而违约，银行坏账剧增，对银行经济造成巨大损害。次贷危机发生的根源是美国多年积累起来的房地产市场的经济泡沫。土地占比的不断提高使得房价节节攀升，由于美国人传统的超前消费观念，在房价不断上涨期间借款人可以从房价增值中获得收益来偿还旧债。而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信贷环境“优越”，利率不断下降，对于次级贷款者来说收益远高于借贷成本，从而增加了对次级贷款的需求。而金融衍生工具的复杂关系则是美国次贷危机波及范围广、破坏程度大的根本原因。以次级贷款为基础的金融衍生品被美国金融机构疯狂的制造出来，并将其打包销售给全世界的投资者，在该过程中风险也被完美包装并随之被转嫁出去。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是次贷危机的导火索，金融泡沫的不断积累则是次贷危机生长的土壤。
如何从日本和美国的教训中汲取对我国经济发展、预防泡沫经济有用的经验是我们最应当重视的部分。比较两国的危机产生原因，我们不难发现宽松的政策体系为经济泡沫的长生提供了前提条件，更是经济泡沫肆意扩张的根基。由于我们很难界定怎样才算是产生了泡沫，因此泡沫经济一旦产生由于社会的惯性我们依然保持着之前的思维，并不会感觉到价格有什么不对，于是金融危机便在经济泡沫不断被吹大的过程中爆发了。
对我国而言，避免发生泡沫经济需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在提倡发展互联网金融的时代，我们不能忽视了实体经济的发展。缺乏了实体经济的有力支撑，社会的经济整体就会像没有顶梁柱一般不堪一击。第二，建立健全的金融监管体系。随着金融衍生工具的不断创新，其所包含的金融关系也越来越复杂，一旦产生危机其影响和破坏力必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发不可收拾。因此，对银行，证券业，基金等各大金融机构的监管时刻不能松懈。同时我们要注重信息的透明度，为投资者提供完善的信息帮助其投资。第三，创新是我国经济实现良好发展的源源不断的推动力。创新应该主要体现在实业领域，为投资者提供更多新兴投资领域。注重生产技术的创新，是提高生产率的唯一可行且能够实现价值最大化的途径，更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手段。第四，强调适度宽松的宏观环境。在中国经济日渐稳定的阶段，实施稳健的财政政策和适度的货币政策能够防止我国经济跌入经济泡沫的陷阱。第五，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推动国际金融组织改革，调整当前国际金融体系，加强国际金融监管是防范危机在全球蔓延的首要任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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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地租：房地产；经济危机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风暴”重创全球的经济，使得我国的经济在多方面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但房地产这个领域的经济却一路上扬，虽然有短时期的下降，但是反弹后的价格远远超出人民的承受能力。尽管国家出台一系列的措施想要对房价的迅速上涨进行宏观调控，但取得的收效甚微，各地区房价依旧保持较高的水平。因此由房价飙升带来的GDP的上涨含有大量的水分，因此要透过房价飙升这个现象发掘它背后隐藏的经济危机，并对此做出提前的预防。
一、马克思地租理论的科学性
在土地的划分上，马克思认为不同的土地有着优劣之分，地租的变化会随着土地的肥力不同而不同，也会随着土地的位置而变动，这个理论明显的表现在建筑用地上。马克思指出：“建筑地段地租，和一切非农用地地租一样，是由真正的农业地租来调节的。但建筑地段地租有自己的特征：第一，在从事农业时，土地的自然风度、位置影响着地租的形成；而对于建筑地段地租，土地的位置则起决定性作用。第二，土地所有者不参加经营，只是利用社会的进步，坐享其成。第三，在建筑地段地租上，垄断价格在许多情况下占优势，特别是在利用房租对平民进行掠夺和剥削方面占优势。”
地租是地价的基础，地租作为一种经济关系，对于城市经济的运行和调节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地租以其特有的形态将自身的价格转移到土地使用者将要使用土地而得到的商品上。由于我国土地使用者并不享有土地的所有权，因此在现实的活动中，土地使用者转让的并不是土地所有权而是土地使用权的转让，也就是对土地的使用年限的买卖，并且不论土地的租用者使用土地多少年都不能改变土地的所有权。
二、房地产出现经济泡沫的原因分析
由于土地的日益稀少，土地的价格不断上扬，这种局面的持续会导致我国的经济水平增长减慢甚至滞后，从三个方面来分析。
(一)经济发展需求原因
经济发展的加快，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也带动了城市周边农村人口涌人城市，这部分人对住房的需求急骤上升，需求量不断的增加，刺激了供给的增加。高级技术人才对住宅的需求就更加明显，首先他们的工资水平普遍高于一般工薪阶层的报酬，增强了他们的购买力，其次，在一个地方需要固定的生活也必须有一处固定的住房。城镇化建设的过程中，对优秀的高级技术人才的需求量大，想要留住这部分人也必须解决他们的住房问题同时这也增加了住宅需求。
(二)投机原因
银行等金融机构储蓄利率偏低，使得许多老百姓和商人把闲置资金投向房地产领域，加上开发商的炒作，投资性购房拉动了房价的上升。并且随着农民进城务工或者其他形式增加了自己的收入，对房屋的刚性需求就增大。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推进，人们对房屋的需求只增不减，不管房屋的实际价值如何，面对不断增长的房价，人们也是趋之若鹜。在这一阶段中，住宅的需求增大也就扩大了对土地的需求，急需政府放出更多的建筑用地的指标，但限量的指标有更多的人来争取，也就抬高了土地的竞标价格。而增加的地价又转化在房屋的价格中，由购买者来分担，房屋出售价格的提高，增加了购买者的经济负担。
(三)政府原因
政府是一个服务型的机构，对土地的管理有绝对的权威，但是土地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已经使用的部分也不能转化成其他的形式来实现土地的使用权和所有权。但政府在对土地的处理的问题上仍然占绝对的垄断地位，还具有投资功能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在房地产业中扮演了双重身份，既是城镇土地所有者又是经营者，这就使得它可以通过自己的身份以极低的价格收取农民土地，转而又以较高的价格转手给房开商获取土地收益。
总而言之，房地产经济的繁荣与土地使用权的流转密切相关，城镇近郊的土地的价格被房开商不断的炒高，政府也不断的提高地价，这就使得商品房的购买者顶着巨额的贷款和月供承担了地价的上涨部分。
三、房地产泡沫经济背后蕴含的经济危机
从建材市场的健康性来分析。由土地价格上涨引起的商品房价格的上升会直接影响到建材市场的发展，群众对房屋需求的减少会导致商品房的囤积，购买数量低于房开商预期的规划。在市场比较疲软的情况下，房开商对商品房的开发进程开始减缓，这就导致了建材市场上对建造房屋所必备的建筑材料用量的减少，最终会导致生产厂家对建筑材料生产的减少。因此矿产的开发也就相应的缩小规模。
从开发商的投资视角来看，商品房的售卖直接影响到开发商的下一步的投资意向。消费者的刚性需求是有限度的，在达到了一定的数量之后需求开始饱和，消费者的购买方向发生转变而把对商品房的购买作为一种投资需求。由于国际背景下的经济波动的影响，使得消费者对房地产的投资持观望态度，房地产业突然的冷淡导致房开商对资金的回笼出现缺口。
从资金来源来看房开商的资金主要是从两个部分筹集而来的，其一是从银行的贷款；其二则是各个股东的出资。商品房的滞销直接导致的结果就是在银行的贷款不能如期的偿还，使得另一个重要的环节受到影响。从银行的贷款偿还能力来看，在土地资源日益稀缺的情况下，银行大量的外借资金而由此引发的信贷投放冲动，刺激了居民对住房的消费和投资需求，并且不断的炒高地价来推高了房价。
关键词：泡沫;泡沫经济;资本逻辑
中图分类号：F123.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5）24-0003-03
泡沫经济是一种常见的经济现象，例如历史上著名的16世纪荷兰郁金香泡沫、17世纪英国的南海泡沫、1929年美股泡沫、20世纪末的日本泡沫以及美国最近发生的次贷危机，都是典型的泡沫经济现象。以日本为例，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繁荣被称为“泡沫经济”时代，随后进入“失去十年”的经济停滞期，尽管日本多次采取超常规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但经济并没有真正走出泡沫破裂的阴影。
一、西方经济学视野中泡沫经济生产的机理
西方经济学从理性和非理性两个角度分别探讨了泡沫及泡沫经济。理解泡沫经济的核心是要理解泡沫本身的内在含义，金德尔伯格认为，泡沫可以不严格地定义为一种或一系列资产价格在一个连续过程中的陡然上升。开始的价格上升产生进一步价格预期，并且吸引新的买主――投机者一般感兴趣的是来自资产买卖的利润，而不是它的使用或产生盈利的能力。这个价格上升通常跟随着导致金融危机的预期逆转和价格的陡然下降。
根据金德尔伯格的泡沫定义，可以看出界定泡沫主要有三种特质：一是强调资产价格连续陡然上升并随之突然下降的过程;二是强调导致价格发生巨大变化是因为投机者对资产预期发生变化而不是基于该资产的使用价值或者它具有盈利能力;三是根据其他学者的描述，泡沫还具有自我生成和自我确信的特性。也就是说，泡沫具备一个具有生成、扩张以及破灭的自动机制。
西方经济学针对泡沫的解释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基于经济学理性的角度来解释泡沫，一种解释则通过非理性角度来解释泡沫。就理性角度来解释泡沫而言，这种解释是以“有效市场”假设为前提，提出了理性泡沫（the theory of rational bubbles）说，这种解释认为理和理性预期是前提，金融价格除了包含基础价值外，还包含偏离基础价值的理性泡沫的成分，这些理性泡沫并非资产错误定价，而是反映了未来的收益。
理性泡沫的产生机制有内生和外生两种：一种是投资者对泡沫进行投资而非对基础价值进行投资，原因是泡沫也可以带来收益，所以能够吸引一大批投资者介入;另一种是内在因素，例如投资者对股利未来收益的预期也会吸引投资者介入从而产生泡沫。虽然这种理性泡沫可以解释一些资产价格短期偏离现象，但由于条件苛刻，例如由于信息不对称和投资者的认知能力问题，投资者的预期可能存在很大的偏差，这就不是理性能够解释的范围。
但人类社会往往需要解释那些难以解释的现象，管理不可管理的事件。另一种解释看到了人类的理性限制，认为人类不仅具有理性的一面，还具有非理性的一面。凯恩斯较早发现人具有非理性的一面，他称之为“动物精神”，即人的投资冲动依赖于自然本能，后来这种动物精神被不断拓展，发现这种“动物精神”具有躁动性和恐慌性的特性。DeLong等人认为，受到噪音或者伪信号的干扰会导致投资者的非理。同时，投资者过度依赖历史价格的变化、公开信息以及过度自信都会导致投资者采取非理性的行为。当代著名的金融学家罗伯特・席勒的解释是投资者的从众行为会导致市场的“非理性繁荣”：价格上涨导和财富效应诱使新的投资者和资金不断投入，新投入的资金又推动价格上涨，但这种正反馈是有限度的，最终导致负反馈循环，价格突然下跌，泡沫就此破裂。
总之，泡沫的生成机理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可以通过理解释的泡沫：一定的泡沫也能给投资者带来收益往往会引导投资者介入，投资者对资产的未来收益投资也会吸引投资者成为泡沫的推动者;另一种解释是投资者由于受到认知水平、心理情绪等驱动，产生盲动行为，导致泡沫产生。当这些泡沫扩展到整个资产市场，就会产生资产泡沫，但资产有泡沫不一定会产生泡沫经济，当资产泡沫影响到整个经济领域才会产生泡沫经济，也就说，随着投机预期的继续强化，某种资产泡沫继续扩张，超过了整个经济系统所能承受的压力，便产生了泡沫经济。
二、资本逻辑与泡沫经济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深刻揭示了泡沫产生的根源，在马克思看来，有价证券产价格上涨或下跌只是有价证券索取权证书的价格变动，实质是重新分割剩余价值，而不是创造剩余价值。
无论是泡沫内生论还是外生论，都是基于对泡沫经济直接原因进行剖析，马克思对泡沫经济批判可谓入木三分，“人们把虚拟资本的形成叫做资本化”，在这个过程中，有价证券的增值是幻想的。以股票为例，马克思认为：“这个资本不能有双重存在：一次是作为所有权证书即股票的资本价值，另一次是作为在这些企业中实际已经投入或将要投入的资本。它只存在于后一种形式，股票只是对这个资本所实现的剩余价值的相应部分的所有权证书。”它的市场价值取决于索取权大小、可靠程度以及预期决定的，这种“市场价值”只是一种幻想，一旦货币市场紧张，利息率提高，大量的证券投入获取货币，就会出现价格跌落，但在危机中贬值的证券又变成货币集中的一个强有力的手段。“随着生息资本和信用制度的发展，一切资本好像都会增加一倍，有时甚至增加两倍，因为有各种方式使同一资本，甚至同一债权在不同的人手里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价值增倍的想法被马克思看成是“纯粹幻想的怪物”。资产价格不断上涨导致这种“幻想的怪物”不断被强化，似乎资本不经过资本主义生产环节就能自动增值，而且金融资本家还积极推动这种自动增值的怪物不断推进，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体系内，直到经济体系不能再承受，经济泡沫破裂，经济危机爆发。
马克思反复强调有价证券只是现实资本的复制本，它只是代表一种所有权的证书，同时也是对未来剩余价值的索取权益。也就是说，虚拟资本只是对剩余价值的一种分割权，它本身并不创造价值，但它却是参与剩余价值的分割。这种所有权证书跌落而造成的盈亏，具有集聚功能，“越来越成为赌博的结果”，“赌博已经取代劳动，表现为夺取资本财产的本来的方法，并且也取代了直接的暴力。”这类人的资本积累可以不按照现实的资本积累方式进行积累，而且从现实中攫取了很大的一部分价值，从而实现资本的超常规积累。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资本的逻辑总结起来有三点：一是最大化的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无论是绝对剩余价值还是相对剩余价值，当然，由于参与资本运动主体很多，如何在不同的职能资本之间分割剩余价值，也会存在激烈竞争;二是最大化的将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当资本所有者获得了剩余价值，资本家要有韦伯意义上“禁欲”精神，将剩余价值投入到再生产循环，而不是用来消费，从而增加资本积累和扩张。这两种都是单个资本的积累，而第三种逻辑可以通过兼并以及信用杠杆的方式进行快速扩张，虚拟资本的扩张就是这种逻辑，这种逻辑带有赌博性质，但它却采取了隐蔽的手段。实质上，随着公众对有价证券的投资，这种隐蔽的掠夺不仅仅是资本家之间的剩余价值分割，还掠夺了工资、租金等收入，使得社会财富不断向大资本集聚，从而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累。正是由于虚拟资本自我增值的幻想，导致资本主义社会每隔一定时间就会爆发一次危机，这些危机的功能不仅是使得幻想的泡沫被挤掉，而且通过索取权的变更导致资本的集中，增加了大资本的赌博心理和操纵市场的能力，从而加速这种爆发周期。
三、泡沫经济生成机制及其危害
泡沫经济产生的深刻根源是虚拟资本不断重新分割剩余价值以及其它收入，它采取资本自动增值的幻想形式重新对社会财富进行再分配，以加速资本的集中和积累。资本目的是获得自身的增值，它所依附的资产或者说标的物多种多样，表现为该资产的资本化的过程。
泡沫经济产生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两种情形：在人的行为是理性的条件下，泡沫也会给投资者带来收益以及它会带来预期的利息收入;在人的行为并非理性的条件下，也会导致泡沫的产生，即投资者可能受到信号干扰、认知能力有限、或过度依赖历史价格和公开的信息以及过于自信。
泡沫生成的机制是一种正反馈与负反馈互相循环的过程，即资产价格变高吸引更多的投资者，更多的投资者和资金介入继续推高资产价格，直到无法一直持续下，价格下跌。无法继续进行正反馈的主要原因是人们的资金是有限的，历史条件也是一定的，一些聪明的投资者可能会提前嗅到泡沫破裂的危险从而跳出这种正反馈循环。
泡沫经济是这种资产泡沫不断扩大，财富效应不断显现，诱使大量的投资者介入，最终扩散到整个经济领域，生成了泡沫经济，而社会大众的盲从跟风，使得整体经济承受不了沉重压力，从而导致整个经济泡沫的破裂。
尽管一定的泡沫会对经济有一定促进作用，泡沫意味着资本对未来乐观情绪和扩张倾向，但泡沫经济无论是生成过程还是破裂的危害也非常巨大。
一是它影响了整个国民经济结构的平衡，大量资金配置到无效的市场中去，而不是配置到最需要的产业中去，它带来的国民经济增长是一种虚假的繁荣，一旦破裂则会导致大量企业倒闭、经济萧条。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有价证券只是代表所有权证书的索取权，它的价格涨跌并不产生实际的价值，尽管虚拟资本是“虚拟”，但却会导致现实资本配置无效率，也成为一些人攫取现实资本的杠杆，从而导致经济结构失衡。泡沫经济破裂往往会导致所谓经济奇迹的终结，也往往会结束一个霸主统治时代，例如元朝末年纸币超发导致整个元朝政权覆灭;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使得日本陷入了“失去的十年”时代;最近美国的次贷危机导致克林顿政府倡导的“美国梦”幻灭，甚至有可能结束美国在全球各个领域的霸权统治。
二是泡沫经济具有财富分配效应，扩大贫富两极分化。假设泡沫不破裂，会导致没有参与者失去财富增值的机会，从而增加了二者的财富分化程度，例如房价上涨导致那些没有买房者与买房者财富差距很大;泡沫经济破裂更会导致财富的集中，一部分投资者成为资本巨头，另一部分投资者变成穷光蛋，这种集中会扩大居民的财富分化程度。
三是金融市场赚钱比实业赚钱快，被称之为“快钱”，这种赚钱模式会增加国民赌性而厌恶劳动。这种赌博替代了劳动，增加了人们的赌性，从而导致真实价值创造减少，并在社会上形成一种“不劳而获”的风气，从而制约整个经济的发展。
四是社会可能因为泡沫经济的破裂而变得不可控，增加了社会不安定因素。泡沫经济破裂会产生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会增加失业，增加财政负担，从而导致社会不安定因素不断增加，处理不好则很有可能造成社会动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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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虚拟经济泡沫来自实体经济失衡
在美国,2001年后,面对互联网泡沫破灭和“9・11”事件对经济的巨大冲击,美联储通过降息来对抗经济衰退,在短短3年内,基准利率降到1%左右。由于低利率的鼓励和全球流动性过剩,2003年各种资产价格开始上涨,5年中美国房价平均上涨了50%以上,许多城市的房屋价格甚至涨了一倍。人们相信房地产在未来很长一段时期内还会上涨,只要能将房子出手,就能实现再融资。这成为次级抵押贷款产品热销的主要原因,也最终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类似的现象其实在其他国家也曾经发生。在1990年的日本,大藏省《关于控制土地相关融资的规定》,对土地金融进行总量控制,这导致了本已走向自然衰退的泡沫经济加速下落,地产泡沫破灭导致支撑日本经济核心的长期信用体系陷入崩溃。在1997年东南亚经济危机前的泰国,房价及股市大幅上扬,泡沫经济逐步形成。楼市和股市泡沫破灭后,借有外债或所发放的贷款与房地产和股票相关的本土银行,也因金融危机而大量关闭或被接管。
通过以上观察不难发现,所谓虚拟经济泡沫就是金融资产价格偏离其内在价值。导致这种偏离的原因,表面看是投资者的赌徒心理和过度反应在起作用。那么是什么影响了投资者心理?货币主义对投资者的心理预期进行探究,认为一国货币政策过度运用,从而影响投资者信贷预期,造成资产泡沫膨胀。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克鲁格曼强调了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危机产生的外部性,其政策含义在于减少短期债务和加强国际间短期资本流动控制。但所有这些对金融危机的根源探求,似乎都忽视了一些最明显的现象,即为什么泡沫总在地产与股市中生成,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明知风险存在,何以放纵风险的扩大?
事实上,这些研究并没有注意到对应的实体经济发生了什么。金融危机在本质上就是经济危机。试问投资性需求引起的地产价格上涨,是否与真实市场需求相一致?无论是马克思的经济危机理论,还是凯恩斯的有效需求理论,实际上都指向了真实的市场需求不足,这是经济危机的根源所在。
那么,美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经济危机,到底与以往有何不同?明显的一点是,经济危机已开始由美国国内扩散到全球。反观战后的历史,很多问题都来自于战后日本的崛起,东亚诸国尤其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参与到世界经济的整体分工中来,引起的全球性产业重新分工。由于人力资本的比较优势,全球的制造业出现了向亚洲的聚集。那么,此时美国将作何选择呢?按照比较优势,美国是全球科技最发达、最具创新性的经济体。因此,全球性分工要求美国放弃传统制造业,将经济建立在研发和服务为主的更高产业形态上,但这种全球性产业分工的变迁并非没有摩擦。美国汽车业在这次经济危机中的衰落其实早已注定,若非金融业的信贷消费刺激,恐怕其早在数年之前就衰落了。换句话说,自互联网泡沫破灭后,美国尚未形成真正的“熊彼特式市场创新”。无奈之余,美国只能将经济发展借助于金融业创造的虚假需求。没有财富增长的消费需求注定是不可延续的,这不仅是美国经济的隐忧,而且也是世界经济的隐忧。除互联网之外,支撑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原创性创新并未到来。
与产业分工变迁相一致的,是全球性分配制度的重组。亚洲尽管拥有全球制造业大半,但缺乏核心技术。同时,人力资源比较优势的另一面,是资本在分配中占据优势,而劳动在分配中处于劣势。这也就造成了美国消费膨胀,亚洲尤其是中国消费不足。未来的全球性经济增长,只能暂时依赖工业化、城市化尚未完成的中国和东亚的“投资型”经济。在美国消费疲弱时,依赖出口的东亚经济,同样会面对经济增长乏力的情况,如果通过货币政策刺激投资带动经济,这就成为金融、地产泡沫形成的开始。在中国经济内部,由于公共产品供给的体制障碍和分配不公,更抑制了普通家庭的消费。同样借助货币和财政政策的经济刺激方案,只会加重对投资规模的依赖。如果不协调经济增长中的消费和投资比例,未来经济发展策略将会不得不在有效需求不足和资产泡沫间作两难选择。
二、 金融创新与金融监管应并行不悖
以上的讨论,提示我们虚拟经济泡沫根源于实体经济危机。那么,华尔街在美国金融危机中扮演了何种角色呢?奥巴马在国会上指责政府的注资变成了本该破产的投资银行经理人的奖金,不过是又一次印证了经济学中的“经济人”假定,并为“委托―”理论作了注脚。当信用过度扩张为投行带来更多收益时,投行经理人只需要继续加大杠杆比例,创造更多的衍生证券,并说服投资者去购买。至于最后系统性风险来临之时,最终的风险承担者只是债权人和投资者而已。缺乏对金融中介监管和惩戒机制,造就了金融业的道德风险泛滥。
金融危机之前,华尔街闻名于世还在于其金融产品创新层出不穷,雇佣全球一流的数学和物理学家为复杂的衍生品定价。由此,一种衍生证券的创造,势必造成买卖双方对风险和价值的信息不对称。当理财经理为客户推荐产品时,很少会强调其中的风险。康奈尔大学金融学教授黄明在分析香港中信泰富的亏损案例时指出,一般在公开市场中交易的股指期货等衍生品,具有简单的交易规则和风险估值方法,是值得在我国提倡发展的产品,而具有复杂“敲出条件”的期权产品并不值得提倡。
经过此次危机,美国的很多投行已经放弃了衍生品交易业务,重新把信贷业务作为主业,回到商业银行模式。商业银行必然要符合《巴塞尔协议》关于资本充足率的要求。同时,美国还针对投行和其他风险对冲基金设定杠杆率限制,防止金融机构在投资中不顾债权人风险,盲目融资扩张,加大系统性风险。
但有一个关键所在,以上监管法律的制定和实施,都假定有一个代表债权人和投资者的监管方。那么谁来出任这个最终监管者?如果是政府机构,那凭什么认为政府机构不是“经济人”,而一定能代表投资者和债权人利益对金融业实施严格监管呢?当一个企业在行业中占据垄断地位的时候,我们就不能假定市场价格由供需决定。当一个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据主要地位时,它就可能左右政府的决策。
三、 金融深化不要背离中国经济的实际
金融泡沫破灭之后,最终会导致经济衰退。此时,国家对宏观经济的调控,最终体现为凯恩斯主义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美国经济危机爆发后,中国政府出台了4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但正如货币主义对凯恩斯主义的批判一样,经济刺激计划总会伴有后遗症,而且这种后遗症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资产泡沫。为避免出现经济刺激计划后遗症,防止信贷扩张刺激资产泡沫,国内很多经济学家指出,经济增长的长远发展需要振兴国内消费,开出的药方除了“还利于民”等一系列收入分配政策建议之外,还提倡消费性金融在中国的开展。涉及后者,就不得不提及麦金农和肖的“金融深化”理论。由于资本的稀缺和利率的非市场化,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着“金融抑制”问题。换句话说,金融业的不发达抑制了投资信贷和消费信贷。
但发展中国家是不是需要与发达国家一样的金融体系、一样的金融产品、一样的监管制度呢?对于中国而言,可能最值得讨论的,与“金融深化”相关的两个话题应该是农村金融和中小企业信贷问题。银行业对农村市场是有过反复的。上个世纪90年代曾有过农村信用社和县级银行的裁撤;危机过后,考虑到中小企业和农业生产的资金问题,在国家政策鼓励下,很多银行开始重新在农村和县城设点。从长远看,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需要提供完善的担保制度,在金融领域开展更多的制度创新,引导民间投资参与这部分业务。
至于消费信贷,我们更多应持审慎态度。从最近的信用卡出现的问题看,已暴露出很多银行在风险控制上缺乏合理的措施。同时,信用卡针对的社会群体也有滥发信用之嫌。中国社会长期形成的储蓄观念,以及养老、医疗、住房和教育的压力,都对消费构成制约,单纯依靠信贷消费,希望以此振兴全社会的消费,恐怕并不符合当前的社会状况。中国的“金融深化”应多在中小企业、民营企业以及农业、农村信贷问题上做文章,这才是适应未来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未来的中国金融业仍需大力发展,我们期待能满足中小企业融资需求的金融制度创新,希望中国的金融机构能发现并支持中国出现自己的“微软”,乐见在金融机构支持下农村居民的生产和生活困境得以改善。
长期的人类社会经济史显示,工业社会的经济周期不可避免,繁荣与衰退总是并生。人类社会的经济增长需要新一轮的产业革命,这或许将发生在能源技术或生物技术领域。但经济增长并不应成为终极目标,按照阿玛蒂亚・森的观点,经济发展的目标应是每个个体能获得更多的自由。无论是金融创新,抑或国家的经济战略选择,如果背离了这些基本理念,金融危机以及由危机导致的经济衰退带来的社会政治经济冲击,都只会愈演愈烈。
日前，记者如约见到了仲量联行酒店集团行政副总裁安瑞达先生。作为酒店投资服务机构。仲量联行酒店集团对于中国酒店市场有着专业的研究和判断。安瑞达先生在中国为诸多酒店项目提供过服务，非常熟悉中国的酒店业市场。在奥运效应下，针对2008年中国经济型酒店呈现哪些新动向以及是否出现泡沫等问题，安瑞达先生有其独到的看法。
奥运效应影响有限
“国外传媒由于奥运会的召开而日益加大了对北京的宣传，使得北京向世界展示其城市风貌的机会增多。从而吸引国外休闲旅游人群在奥运期间来到北京。整个酒店行业将受到奥运旅游人群的刺激而迅速发展。”谈及奥运会对酒店市场影响，安瑞达说道。
奥运会的临近，间接刺激了北京诸多产业的发展。作为奥运期间的重要配套产业，北京酒店业蕴涵的奥运商机正迅速升温。许多酒店很早就开始了奥运期间的预订，奥运期间酒店的房价亦上涨显著。
对经济型酒店而言，奥运会带来的直接影响与星级酒店相比相对有限。因为经济型酒店的主要客源并非来自于国外旅游人群，而是以国内游客或者商务旅行者为主。“根据我们对经济型酒店客源的调查显示，大约95％-98％比例的客源来自于国内商务旅行者。奥运会吸引来的国外旅游者来到中国后主要选择住在三、四、五星级酒店，通常不会选择房价较低的经济型酒店来住。从这一点来看，奥运会吸引的国外旅游人群并不会直接促进经济型酒店的发展。”安瑞达表示。
事实上，与经济型酒店发展息息相关的是国内经济的稳健发展态势以及在奥运背景下所创造出的国内旅游业的快速发展。投资者在今年加速经济型酒店投资并非仅因为奥运会的影响，更重要的是看好中国旅游业的发展。
据国家旅游局预测，2015年国内旅游将从2006年的13.9亿增长到28亿人次，居民平均出游率由1次增长到2次。北京奥组委官方对国内外旅游者数量进行了保守预测显示，奥运会期间，国外旅游者有可能达到60万左右，而国内观众总人数也将达225万到258万人次。“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已拥有前景广阔的国内旅游市场。国内巨大的旅游市场无形中催生了经济型连锁酒店的高速发展。”安瑞达说道。
“泡沫”时代并未到来
经济型酒店业存在泡沫论的导火索源自如家的2007年第四季度财报。财报显示，如家该季度总营收为3.276亿元，净亏损1520万元。一时间，由如家财报出现亏损引发的一场经济型酒店“泡沫论”成为行业关注焦点。
不计成本争夺物业，从而导致物业超过了合理水平区间被普遍认为是经济型酒店存在泡沫的原因。“目前经济型酒店泡沫时代并未来到。因为中国经济的稳健发展使得商旅客源日益增多，经济型酒店市场前景很好，现在并没有看到行业出现衰弱或减退的迹象。”谈及泡沫论，安瑞达有着自身理解。
在安瑞达看来，考察酒店市场是否健康发展的主要标准是看整体市场入住率和平均房价的统计数据，而并非把眼光放在某个公司的财务数据上。实际上，从去年年底开始，中国经济型酒店普遍启动了奥运客房的预订计划，其价格从几百元到数千元人民币不等。
“目前市场上经济型酒店排名靠前的公司，旗下多数酒店的单店入住率均保持着较高水平。这说明市场对经济型酒店有很强劲需求。在更多的经济型酒店进入市场的情况下，如果单店入住率能继续增长或者保持稳定，意味着经济型酒店整体市场需求在逐步增长。”安瑞达说道。
以如家为例，其去年第四季度财务报表显示单店的平均入住率水平均在90％以上。如果单店入住率没有明显下降，说明整个行业需求仍在增长。一则数据能显示过去两年内市场的供需情况，在如家的2007年年报中显示，其2007年旗下单店的平均入住率水平达到92.2％，这些不包括之前收购北斗星集团旗下酒店。而2006如家这一数据是92.8％，与去年相比并没有显著变化。
然而，在过去两年内，经济型酒店数量有了明显激增。在供应量增加的情况下，单店入住率水平仍能保持在同一水平，意味着市场需求也在同步增加。“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中国主要城市四、五星酒店市场的平均入住率大约在70％-75％，且有些二级城市的平均入住率水平可能还达不到70％。而中国经济型酒店的平均入住率水平却能达到80％-90％。经济型酒店在入住率方面比其它酒店类别高，在供需上面并没有矛盾。从目前市场供需情况来看，在供应量增加的情况下，市场需求亦在增长。因此，经济型酒店整体而言仍在健康发展。”安瑞达说道。
并购成未来主流
尽管如家的亏损引发了关于经济型酒店泡沫的争论，但今年诸多品牌经济型酒店并未放慢扩张步伐。“目前对于经济型酒店来说是非常好的发展期。由于中国整体经济的稳步发展，经济型酒店市场并未出现饱和，整个行业仍有很大的增长空间，未来将形成5-10家左右的品牌酒店管理企业。”安瑞达说道。
事实上，从去年开始各大经济型酒店品牌便大力推进了各自的扩张计划。如家在去年先后收购北京都市阳光连锁和七斗星，旗下酒店总数达到259家；锦江之星去年开业酒店达到180家；7天连锁去年拥有酒店106家。这一点，从2000年开始中国经济型酒店增长情况图表中亦能反映出来。来自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2007年经济型连锁酒店业排名前十位的品牌年均增长率高达74％，其中7天连锁酒店更在2006～2007连续两年以近400％的门店增长速度快速发展。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临近，部分品牌扩张速度达到200％～300％的增速。例如在2008年第一季度如家新开业酒店33家，比2007年度第一季度新开业酒店增长200％，去年同期为11家。
在此番经济型酒店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据不完全统计，目前经济型酒店管理公司有100多家，除了10多家品牌经济型酒店具备一定规模外，更多的企业并不具备持续的发展潜力。“由于经济型酒店进入门槛较低，市场上已有缺乏理性的经营者和风险投资者，盲目入行者依然不少。未来，只有具备一定规模的企业才能在激烈市场上生存。”安瑞达表示。
在当前中国经济增长下行的同时，整个世界经济演变的趋势对中国却是不利的。
发达经济体目前基本上已经走出了2008年金融危机后最困难的时期，特别是美国经济复苏状况向好。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正在渐趋结束，美联储已经开始逐步缩减QE规模，最终实现退出可能会在2014-2015年。
其之所以恢复良好，是因为在危机后采取了正确的扩张财政政策、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和审慎宏观政策（对外控制流动性，对内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去杠杆化）。这些政策目标是名义GDP增长。从实际情况看产出效应很好，价格效应并未发生，没有出现明显通胀。多种政策配合运用得当，使得资金流向了实体经济。
而中国的情况与此相反。在财政政策有效性方面，美国的扩张财政政策，主要采取了减税或用于公共支出的做法。中国则推出了“4万亿”计划，加上银行信贷9万亿和地方融资平台资金，总量非常庞大，基本没有用于公共事业和减税，而是变成了政府投资。这放大了经济周期波动。
同时，在西方实行量化宽松货币政策时，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流动性增加，但它们几乎都采取了错误的货币政策。中国没有适时降息以控制流动性，却通过加息试图控制物价。在此情形下，由于内外利差的存在，短期资本的大量涌入，其结果就是越加息，流动性就越充沛，外汇储备增加越快，物价上涨、房价等资产价格上涨越快。
从国际资本流动也可以看出，目前发达国家流入的多是长期资本，流出的是短期资本和跨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但新兴市场国家流出的多是长期资本，FDI（外商直接投资）也正倾向撤资，而流进来的主要是短期套利资本，这不仅导致外汇储备的激增，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资产泡沫。2008年中国的外汇储备约2万亿美元，目前已经达到3.66万亿美元，增加的1.66万亿粗略估计其中只有6000多亿是贸易顺差，其余的大都属于短期流动性。
因此，在当前这个关口上，如果再开放资本账户，那么短期资本就有可能加速流入，而长期资本则会趁机外逃，由此造成的中国外来资本的期限结构的恶化将进一步推高中国的金融风险。在这种情况下，假如中国经济增长衰退的趋势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或者美联储正式退出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都有可能造成资本流向的逆转，由此产生的流动性冲击极有可能对中国的股票和房地产市场带来灾难性后果。
总体而言，在美欧经济即将走向好转之时，新兴经济体的增长却正在恶化，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专家的预测，2014年之后，整个发达经济体的平均经济增速可能达到2%，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平均增速则有可能降至1.4%以下。因此，对于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来说，最大的风险在于由美联储加息而引起的国际资本流向的逆转。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自国际货币体系进入管理纸币本位制度以来，只要美联储采取货币紧缩政策，必造成一次级别不等的金融或者经济危机，而危机发生的地方总是那些存在严重泡沫的地方。
从新古典增长到泡沫化增长
中国目前经济增速的连续下滑，主要原因还在于2005年汇改以来出口长期下降，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接近于零。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农民还占到总人口一半左右的二元经济国家来讲，农民的自给自足决定了内需是缺乏的；另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增长还处在经济起飞的中后期，产能还有继续释放的空间。进一步而言，在农民人数高达50%左右的情况下，必有剩余劳动，这必定会压制工资增长，因此，当产能释放，工资不能同步增长时，就会有过剩产品，从而必须依靠出口来平衡。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在国际分工中做的是制造，而制造业又有最小盈利规模约束，其产量通常都会大于本国的实际需求，从而也需要通过出口来加以平衡。综合以上两点，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的贸易顺差是结构性的，汇率调整、也就是价格调整是无法改变这种结构性贸易顺差的。
事实上，从1979-2004年，中国基本都处在一个新古典增长的阶段，一方面3亿农民工从报酬递减的农业转移到报酬递增的城市工业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0到20倍，另一方面通过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两者结合产生了经济上的化学反应，从而使得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于是便有了人们普遍认同的中国经济奇迹。
但新古典增长20年后也产生了三大问题，首先是报酬递减开始显现，单位资本的利润率逐渐下降；其次，收入差距逐步扩大，工资涨幅赶不上资本收益的增加，此外城乡差距、东西部差距也在扩大；还有就是规模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
解决这三大问题的最好办法应是：针对报酬递减，可以通过投资人力资本，培训农民工，提高其劳动生产率来加以缓解。但我们却转而去调结构，于是劳动要素密集型产业被迫紧缩（发展高科技产业却因禀赋约束而受阻），农民工回流，普通劳动者的就业机会减少，劳动报酬递减；针对城乡和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是让人口流动起来，不管是商品还是要素，只要它们是可以流动的，那么它们的价格就会趋于均等化，这就好比让水流动起来，最后必成平面一样。然而，在当下中国城市有户籍控制、农村土地不能流转的情况下，人口在城乡和地区之间的流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假如不对现有户籍和土地制度加以改革，那么为了缩小城乡和地区之间收入差距，就只有依靠具有再分配性质的转移支付了，但是采取这样的做法既不能达到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目标，又牺牲了效率；最后，在对外贸易方面，为了缩小不断增加的贸易顺差，正确的选择应当是推进贸易自由化，给他国出口商以进入本国市场的机会，借以达到缩小贸易顺差的目标。但是，我们并未大力去推进贸易自由化，而是选择了人民币升值，乃至依靠内需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政策。这样做不仅未能缩小贸易顺差，反而导致贸易增长的减速。更为严重的是，为了刺激内需，又采取对了内加工资的做法，在生产率不变的情况下，增加工资就是提高成本，从而导致产业紧缩与增长下降。
以上三种不当的应对方法导致资源配置权迅速从市场转移到了政府。新古典增长由此结束，中国走上了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之路。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冲击下，政府开始以投资的方式救市，从而导致国进民退、政府对市场的替代，由此产生的对于民间经济的挤出效应，促成了民间产业资本向房地产和金融资本的转变，从而造成了今天中国经济的泡沫化增长。
中国眼下已经形成了三大泡沫：第一个是房地产泡沫，不用赘言；第二个泡沫是由政府投资而形成的财政泡沫，这是因为政府投资不仅产生了挤出效应，而且普遍缺乏效率，从而导致税基缩小与财政支出的增加，这就可能引发财政危机，特别是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第三个泡沫是人民币泡沫。由于出口紧缩、产业紧缩和信贷紧缩，导致全社会实体经济的“投入-产出”表萎缩，但是基于外汇占款发行的人民币供给量仍在增长，以商业银行为主体的各种金融机构都在竭尽全力扩张“资产-负债”表，由此造成的结果是人民币对外升值，对内则成为贬值货币。民众为了避免手中货币贬值就买房，于是房价进一步上涨，房地产泡沫进一步膨胀，从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资金唯独不流入的就是实体经济领域。这三大泡沫只要其中一个破裂，另外两个都会破，因为任何泡沫的破裂都会造成资金链的断裂。
人们日益担心,我们可能正面临着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它可能给经济带来极大危险。那么,美联储是否应以此为由,采纳众多评论家的建议,尽早退出“零利率”政策?答案是否定的。
潜在资产价格泡沫总是危险的吗?资产价格泡沫可分为两类。第一类属于危险的泡沫,我称之为“信贷繁荣泡沫”(credit?boom?bubble),即人们对经济前景的过度乐观,或者金融市场上的结构性变革,导致信贷激增。由此造成的某些资产需求上升,推动价格随之上涨,这反过来又鼓励与这些资产相关的放贷,进一步推高需求和价格,形成正反馈回路。在这个反馈回路中,杠杆增加,信贷标准进一步放宽,接着杠杆再增加,就这样周而复始。
最终,泡沫破裂,资产价格崩溃,导致反馈回路发生逆转。贷款受到冷遇,去杠杆化开始,对资产的需求进一步下跌,价格进一步走低。由此导致的贷款损失和资产价格下跌,侵蚀着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并进一步使广泛资产类别的信贷和投资减少。由此导致的去杠杆化压抑企业和家庭的开支,从而使经济活动减弱,加大信贷市场的宏观经济风险。事实上,这正是近期危机的全部情形。
第二类泡沫我称之为“纯粹的非理性繁荣泡沫”(pure?irrational?exuberance?bubble),由于不存在针对较高资产价值的杠杆周期,这种泡沫的危险性要低得多。没有信贷繁荣,泡沫破裂就不会造成金融体系失灵,造成的危害也就会小得多。例如,上世纪90年代末的科技股泡沫,就没有受到银行放贷与股价上涨之间的反馈回路的推助;事实上,科技股泡沫的破裂,并没有伴随银行资产负债表的显著恶化。泡沫破裂后,经济只出现相对温和的衰退,一个关键原因就在这里。同样,1987年股市泡沫的破裂,并没有使金融体系承受巨大压力,其后经济也运行良好。
由于第二种泡沫对经济的危险不像“信贷繁荣泡沫”那样大,收紧货币政策、遏制“纯粹的非理性繁荣泡沫”的理由明显要微弱得多。这类资产价格泡沫难以识别:事后分析容易,事前预测可不简单。(如果政策制定者有那么聪明,他们为什么并不富有?)收紧货币政策、遏制不会成为现实的泡沫,将导致经济增长明显弱于应有的水平。货币政策制定者就像医生一样,需要发一个“不伤天害理”的希波克拉底誓言(Hippocratic?Oath)。
不过,如果一个泡沫像“信贷繁荣泡沫”那样对经济构成足够大的危险,货币政策或许有理由介入。然而,不这么做的理由也很充足。这正是学术界和各央行围绕是否应以货币政策遏制资产价格泡沫展开热烈辩论的原因。
但是,如果目前有可能存在泡沫,它们会属于危险的信贷繁荣泡沫吗?至少在美欧明显不是。我们的问题并非信贷繁荣,而是去杠杆化过程尚未完全结束。信贷市场仍处于紧张状态,正在严重拖累经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