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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小说语言特征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中图分类号】G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50－9889(2012)01C－0090－02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沈从文是一位作品语言风格独树一帜、具有独特个性的作家。在他的许多小说作品中，构筑了一个充盈着浓郁湘西风情的世界，让读者真真切切感受到了沈从文对家乡的那份挚爱与真诚，并得到了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感悟。他在小说中以朴实、准确、生动的语言，描绘了湘西丰富多彩的风土人情，张扬了在民族地区生活的人们的魅力，让读者领略了湘特的风采，也体现了他的艺术思想。
回顾沈从文的创作历程，他著有短篇小说二百多篇，中长篇小说十多部，其中以湘西题材的作品最富有吸引力，他的小说的语言特色也主要体现在这一类作品中。这些作品浸透着作者浓厚的湘西情结，以湘特的方言土语和谚语歌谣，再加上湘西特有的景致和风土人情，为我们描绘了一个安宁淳朴的湘西世界，而这些要素则共同构造了沈从文小说浓郁的地域特色。
一、沈从文小说中的地域内涵
地域，是一个区域性概念，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沈从文成长的中国乡村社会，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以户为单位的处于自然经济状态的农村社会。由于长时期处于联系紧密的生存环境下，许多地方逐渐形成了相对稳定的物质和文化形态，维持着浓烈的地方文化色彩，这也就形成了地域。沈从文小说的语言正是带着地域文化的鲜明烙印。
沈从文的故乡凤凰县处于湘西的崇山峻岭间，北面流淌着一条清澈见底的沱江。河流的两岸一边是苍翠高山，另一边是蜿蜒的河街，沿河有久负盛名的吊脚楼，城中的街道大多是由青红二色石板铺成。沈从文生长的小城环境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神往，湘西世界的恬静、纯朴，以及如诗如画的自然风光、醇厚的民风民俗在沈从文的心灵中早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这也孕育了沈从文小说中对湘西美的淋漓尽致的描述，为他用富有湘西地方特色的纯朴、简洁、清新的语言去展现故乡的美提供了不竭的源泉。而这种语言必然带有浓厚的湘西地方特色，这也成为了沈从文小说语言的最大特色。
二、乡味浓郁的湘西语言
沈从文小说中反映湘西特色的语言文字俯拾皆是，既有富有地方色彩的方言、俗语、谚语，也有湘西乡味十足的景致和风俗人情，等等。从文学语言的显著性来看，作者要使作品体现出地方特色，应该刻意有选择地采用一些能引起读者意会和共鸣的方言土语，并时时在作品中穿插体现。富有湘西地方特色是沈从文小说最显著的特征，这些作品带有湘西人民特有的纯朴的语言气质，刻画出带有民族风情、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例如，湘西人有一些特有的称呼方式，如把青年男子称为“小牯牛”，称文化人为“风雅人”，把“生气”说成“发气”，等等。沈从文在小说中大量使用了这些充满湘西韵味的地方土语，而这些语言文字在沈从文的小说中一脉相承，让读者在深读作品的过程中对其小说自成体系的语言印象深刻，小说语言的地域特征彰显无遗。
(一)人物语言
本文的人物语言独指小说中人物的对话、独白等。人物语言写得生动与否，关系着人物形象刻画的成败，而人物正是小说作品的灵魂。沈从文小说中人物的语言，来源于他自小生长在故乡的经历，植根于湘西的生活土壤之中，浓郁的地方色彩跃然纸上。小说人物的语言，大多都是纯朴明快、鲜活传神，融合了湘西的方言土语，还穿插有俏皮、能令人回味无穷的民歌民谣。例如，《长河》里老水手和天天关于捉鹌鹑的对话，《贵生》中毛伏与贵生的龃龉口角，《萧萧》中乡下人谈论城里女学生的段子，《柏子》里水手与相好的相互埋怨、互相嗔怪，《边城》里傩送向女孩示爱所唱的山歌，等等。在这些人物对白里，处处是湘西人质朴、活泼、随便、大胆甚至有些粗野的乡音，能使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体会到湘西人生活的原生态、原质感，并渐生真实、亲切之感。这些具有地方方言特色的语言，经过作者提炼并完美融入人物的对话或对唱后，回荡着湘西特有的乡味，加深了小说的地域特征和内涵。
除了在人物对白上体现地域特征，沈从文还把湘西的语言特色进一步深化，让同在一部作品中一个地方的人的语言各具特色，做到了语言的个性化。而个性化则是塑造人物灵魂的核心，尤其是在以人物对话推动情节的小说中，人物说什么话、说话的语气、用词的轻重缓急等，都体现了该人物的身份、地位、经历、教养，以及其思想观点和性格特征，沈从文在小说中用人物的本色语言来符合他们各自的身份，切合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环境，散发出浓郁的生活气息。例如，《丈夫》中写老七的男人对水保谈起在偶然中找到失去很久的镰刀的事：“是的，得到了它那是好的。因为我总以为这东西是老七掉到溪里，不好意思说明。我知道她不骗我了，我明白了。我知道她受了冤屈，因为我说过：‘找不到么?那我就要打人!’我并不曾动过手，可是生气势也真吓人。她哭了半夜!”这段老七的男人说的话，无处不流露出既高兴又愧疚的心情，也表露和坦白了自责的情绪，用语和语气都短促和直白，这也恰恰符合“没有文化的厚道的乡下男人”说话的特征。
(二)湘西的歌谣和俗语的运用
沈从文在小说中运用了许多湘西的歌谣、谚语和俗语，而这些本身就带有明显的湘西口语性和音乐性的语言的适当插入，给予了小说别样的情调，使读者仿佛置身于湘西那充满民族风情的地域。例如，《边城》中翠翠听唱的那首巫师十二月里为人还愿迎神的歌：
“你大仙，你大神，睁眼看看我们这里的人，他们既诚实，又年轻，又身无疾病，他们大人会喝酒，会做事，会睡觉……他们牯牛肯耕田，山羊肯生仔，鸡鸭肯孵卵，他们女人会养儿子，会唱歌，会找她心中喜欢的情人。”这些令人会心一笑的语言，直白而简朴，就算不是太了解湘西风情的读者也会很容易领会其中的意思，从而与小说中的人物取得共鸣。
除了民歌之外，沈从文在小说还常常用俗语和谚语来表现人物之间的瓜葛，而这些生动的语言则丰富了小说的情感，在大大增加了作品生活气息的同时，还对营造乡土氛围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例如，在《边城》中当写到天保和傩送两人同时爱上翠翠时，沈从文用这样的俗语来阐述这三位年轻人的情感真实流露：“火是各处可烧的，水是各处可流的，日月是各处可照的，爱情是各处可到的。”另外，沈从文还很善于用俏皮和诙谐的语言表达小说中的情境，例如，《长河》中诙谐的节日对歌：“你歌没有我歌多，我歌共有三头牛毛多，唱了三年六个月，刚刚唱完一只牛耳朵。”又如“什么画，墙上挂”、“槽里无事猪拱
猪”、“拾了鸡蛋被人打”，这样的顺口溜和俚语不仅充满了地方的风味，而且非常口语化，读者理解起来也很容易。类似以上这种新奇的比喻和适度的夸张，在跌宕起伏的情节中透出一种民间的机智和诙谐，让人莞尔一笑。
三、对湘西特有景致和风俗的描绘
沈从文曾经评价自己的作品，在语言的描述内容上有两大偏爱，一方面是人物的心理和性格，另一方面是怡人心绪的自然景物，“景物撑起了作品的半边天”。这些景致不仅是小说中人物活动的背景，还是湘西地域风情的最好体现，沈从文也在潜意识下不断表达着对家乡的挚爱和想念。
在《边城》中，沈从文描绘出了茶峒田园画一般的意境：“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常年作深翠色，迫人眼目。”这样的人间仙境与湘西所具有的古朴和秀美是一致的，依山傍水的小城，河街上的吊脚楼，终年来往的渡船，鸟雀的交替呜叫――在这样优美的文字映衬下，作者仿佛也能随同作者一道进入一幅世外桃源般的湘西美丽山水画卷之中，流连忘返。沈从文写景的同时也是为写人作铺垫，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独特的湘西美景为那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安置了最佳的生活场景。沈从文的小说以湘西的风土人情作背景，用纯朴和简洁语言，以近似白描的表现手法，再现了故乡大自然的瑰丽，而这些文字与小说中人物的性格、气质、境遇是比较一致或接近的，以景衬人，赋予了人物更鲜明的个性。
摘要：汪曾祺超越了传统的语言工具论认识，将语言上升到小说本体的高度。汪曾祺小说语言的美学特征为：小说语言首先应当是真实准确的；小说语言是有暗示性的，是模糊的；小说语言应当气韵生动，有音乐性；小说语言是诗化的，具有超越性，“言有尽而意无穷”；小说语言应具有文化性。
关键词：汪曾祺；语言观；美学特征
作者简介：卢军（1970-），女，山东莱芜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后，聊城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H02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2139(2011)-21-0150-01
汪曾祺从20世纪40年代开始文学创作时就在小说文体上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索。汪曾祺的这种探索最集中地体现在小说语言上。汪曾祺非常重视小说语言，曾直接地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1]具体来说，汪曾祺的小说语言实践追求如下美学特征：
1．小说语言首先应当是真实准确的
“准确”是汪曾祺推崇的语言观，“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2]。小说语言中，俗人说俗语即是大雅。汪曾祺小说中的对话语言大都较短，既注意到人物的个性特点，又关顾到全篇气氛。《羊舍一夕》写山里来的放羊姓看到温室里的黄瓜西红柿，“西红柿那样红，黄瓜那样绿，好像上了颜色一样”。汪曾祺认为，如果稍微华丽一点，就不是这个放羊娃的感受了。而在《徒》里，汪曾祺又有意用了一些文言的句子，如“呜呼，先生之泽远矣”，“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因为写的是一个旧社会的国文教员。“写《受戒》、《大淖记事》就不能用这样的语言”，《受戒》中写明海时，有这样一句：“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农民眼里的字好，用“很黑”二字就很传神，倘用工整、匀称、雄健之类，则脱离了语境的文化限制，就不是村里人夸他了。在汪曾祺眼里，语言中没有天然的“好词”或“坏词”，常用的、通俗的、不见特色的“俗词”、“俗字”，在恰当的上下文语境匹配下，照样能平字见奇、朴字见色，甚至大俗大雅，寻常词语显出极不寻常的生命力。
2．小说语言是有暗示性的，是模糊的
小说语言的暗示性和模糊性主要源于中国古典文论对汪曾祺的影响。《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义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梅尧臣阐发为“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3]。小说语言富有暗示性自然就使其能指产生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具有了模糊性。这种暗示性集中体现在汪曾祺小说诠释结尾方面。比如《异秉》，前部分只叙写卖卤味的王二的“发达”，药铺学徒陈相公的辛苦和忍气吞声。结尾写大家听到王二“大小解分清”的异秉后，陈相公不见了，“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俩解大手的时候。”“卒章显其志”，原来，他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大小解分清”，他渴望王二那样的生活，竟把希望寄托在这样微不足道的可笑的生理特征上。还有《八千岁》结尾：“是晚茶的时候，儿子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叫一碗三鲜面！’”八千岁省俭一世，吃了数不清的草炉烧饼，省下的钱却变成了八舅太爷的满汉全席。因此，他大声地叫一碗三鲜面，实有万般滋味在里面。
3．小说语言应当气韵生动，有音乐性
汪曾祺小说能准确地把握语言的节奏，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整体的和谐美。汪曾祺认为要注意语言的内在节奏、语言的流动感，唯此，词句之间才顾盼有情，痛痒相关。“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4]看来，气韵生动的小说语言既是一种情感浓郁的语言，也是一种富有音乐美的语言。汪曾祺对语言的运用表现为下面两方面：第一，大量短句的运用，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避免了节奏上的呆板单调，形成了如诗词般的节奏回旋，达到文章的和谐美。第二，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内部节奏的和谐美。
4、小说语言是诗化的，具有超越性，“言有尽而意无穷”
为表现一种神思妙悟，文学语言有时可以突破一般语法规则的约束，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俄国形式主义学说认为，诗的语言是对日常语言有目的、有组织的破坏和变形，汪曾祺称之为“诉诸直觉，忠于生活”。汪曾祺认为，“所谓诗化小说的语言即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纯散文的语言。这类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较大，往往超载了逻辑，超越了合乎一般语法的句式（比如动宾结构）”[5]。比如《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说，这段话语“如果逻辑紧严，合乎语法的散文写，也是可以的，但不易产生如此恬淡的意境”。汪曾祺小说语言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名词性词语和短小的非主谓句的运用。这种运用结构简单，形式短小，表意简洁明快，在特定的语境中，另成一种格局和气象，形成了中国画中的“留白”，很有些像戏剧剧本中的背景语言，耐人品味。
5．语言的文化性
汪曾祺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一种互相等同的关系：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像《故人往事・花瓶》中对那只精美绝伦的花瓶的描写，就透露出一种深沉的文化气味。还有《受戒》中对江南小镇民情风俗的精细刻画，真不亚于观赏一幅现代中国的《清明上河图》，体现出浓郁的文化韵味和人文气息。这里的所谓“文化”，既有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雅的，如《收字纸的老人》里写老白：“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有浓厚的古典文学意味。俗的一面则来源于汪曾祺对民间文学的借鉴吸纳。在受民间叙述风格影响，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简洁明快的艺术特点。
一、南方幽默——美国通俗文学的民族特质
美国的南方文学大多取材于民间传说,传说故事本身就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和明朗的生活气息。它们作为文学创作的素材被广泛使用,在丰富作家表现手法的同时也成就了作家的艺术特质。福克纳便是此类作家中的佼佼者。与民间传说相连的民间幽默是整个美国文学和文化的显著特征。美国文学自殖民时代诞生之初就极具隐喻性和象征性,而民间传说和民俗故事无疑是文学创作和文化传承的重要符号和载体。轻松的国家情态和民众的创作情怀共同催生了幽默的文学创作形态并形成传统保留至今。“美国的幽默主要分为以新英格兰为中心的东部幽默和流传于南部各州的边疆幽默。”[3]南方幽默主要指荒诞故事类的民间传说,极具生活气息和感染力。19世纪如火如荼进行的西进运动和城市化助推了文学创作中南方幽默的运用和普及。福克纳是美国南方文学传统与文化特质的集大成者。他对在通俗文学创作与传播方面取得巨大成功的马克•吐温极为推崇。在他看来,马克•吐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美国作家,是“美国作家之父”。“福克纳是一个属于马克•吐温传统的伟大幽默家。”[4]142他曾高度评价《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并将其视为文学主题表达的典范。福克纳的创作使那些在民间口耳相传的幽默故事进入了文学圣殿。韦勒曾指出:“把民间故事吸收入书面传统之中为美国文学输入了极为需要的新鲜血液。”[5]南方的民间幽默对马克•吐温和福克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20世纪美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指出全部现代美国文学来自马克•吐温的《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作为马克•吐温的追随者,福克纳的作品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都更有美国特色。他表现的是美国人的思想感情,反映了美国社会的千姿百态,更可贵的是他使用的是美国人自己的语言。他以更为纯熟的手法吸取民间幽默的精华,提炼方言口语的表现张力。在福克纳看来,幽默是美利坚民族的特质,是上帝的选民的标志。美国的文学艺术应该去宣扬而非摒弃这一优秀的民族传统。福克纳对美国人,特别是南方人幽默特质的高度推崇足以解释其在小说创作中大量使用幽默并取得伟大的成就。福克纳的创作在全新的维度上实现了口头文学与书面文学的完美融合。福克纳在创作中对南方幽默的使用随处可见。《我弥留之际》中,本德伦一家人送葬途中的艰难旅程并不能和克服种种磨难并创造了英雄业绩后回到家乡的荷马史诗《奥德修斯》相提并论,但小说情节中用水泥来固定儿子折断的腿和安斯魔术般地搞到一个“鸭子般长相”的新老婆等等,都明显反映了荒诞故事和南方幽默的影响。《押沙龙,押沙龙!》中对斯特潘这样一个人型畜类、枯燥乏味的人物的描写同样很滑稽,比如他每次出门前都要用烧热的砖头把他唯一体面的衣服熨平。《去吧,摩西》中一只狐狸和几只狗闯进来把整个房子搞得天翻地覆的情景把读者带入了典型的边疆幽默的戏剧场面。美国南方幽默的大量使用使得福克纳在作品结构、情节安排、场面描写等方面成为无可争议的现代主义文学大师。福克纳对民间幽默的使用有助于增强其人物的感染力,加大对社会的批判力度,深化作品的道德意义。读者在滑稽搞笑的场面中感受到福克纳对道德堕落的讽刺:在信仰缺失,人性扭曲的社会,功利主义思想彻底战胜了感情与怜悯。
二、方言口语——美国民族文学的优秀品质
福克纳小说创作中的另一特点体现在其对方言口语的使用上。民间文学从本质上讲是大众的,大众的语言主要是生活中的方言口语。它直接来源于生活,纯朴自然,没有人工雕琢的矫揉造作。文学创作的目的在于表现大众生活,方言口语无疑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佳载体。“对于有着强烈的普世情结的福克纳来说,用口语写作是最切实的文体。”[6]当代表精英文化的福克纳在创作语言上选择贴近大众的方言口语时,其作品自然会实现文学向大众审美的回归。继马克吐温之后,福克纳将美国小说的语体风格推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他在《喧哗与骚动》的迪尔西部分运用了大量方言变异来展现南方黑人的语言特点。当杰生要打小昆丁时,她对小昆丁说:“只要俺在这儿,就不能他碰你。”[7]另外,福克纳还经常把南方口语中的片段融入书面写作,《押沙龙,押沙龙!》中描绘昆丁想象斯特潘同波恩之间较量就是这一手法的运用。此外,福克纳在作品中还运用拼写变体来表现美国南部方言,并使用南方方言来表现人物性格、文化素养或社会地位。在《村子》中,他用“bobwire”来代替“barbedwire”(带刺的铁丝),用“paw”指代“papa”(爸爸),用“clubfoot”表示“cripple”(跛足者),用许多的词典上找不到的词来表现常见词的意思。在许多随笔中,福克纳关心文体。他用传统的修词手法取得更大的读者共鸣,用方言口语使文笔更加丰富多彩。福克纳告诉别人,“我不是什么文人,我仅仅是一个喜欢讲故事的农夫。”[4]139总之,在方言口语的使用上,福克纳以他纯熟的手法兼收并蓄,汇雅融俗。美国文学自爱默生以来一直注重运用美国的语言,发掘美国的素材,建立并歌颂美利坚的民族文学和民族文化。南方文学的发展同样贯穿着从未间断的广泛使用方言口语的传统。优秀的美国作家们力劝美国学者摆脱欧洲文学的陈词滥调,去创造属于美国的文学表达。学究式的语言,僵化的语法结构遭到鄙视,丰富多彩的口语体受到了推崇。“福克纳的小说语言的口语化与美国社会民主化所带来的语言民主化是密切相关的。”[8]南方的作家们都十分重视在作品中使用属于自己的方言口语,这使得他们的创作更加具有鲜明的南方色彩和浓郁的生活气息。福克纳是这一传统的集大成者。他通过对方言口语的使用来制造幽默效果、反映下层人民的生活。诺贝尔奖委员会的《颁奖辞》高度赞扬了福克纳对方言口语的运用及其在关注人类苦难,寻求普世价值方面的探索。福克纳是美国文学史上一位继往开来的重要作家,他继承了马克•吐温等美国乡土文学大师的优秀传统,以通俗幽默的语言绘制了一幅纷繁复杂的美国南方社会画面。他对人类命运的关注使得他的作品超越了地域甚至国家的界限,富于现代性和现实意义。福克纳作品采用通俗的语言形式来服务自己的创作理念,将作家对人类历史与现实的思考见诸文字,从而在更高的层面上实现与读者的共鸣。总之,福克纳不拘泥于传统的樊篱,将高雅与通俗完美融合于文学创作,从更广阔的视域上满足了人们的审美需求。
电影《低俗小说》海报 昆汀作品中始终有一种“戏谑”、“反讽”等鲜明的特点，始终令观众觉得自身是一个局外人，想走却走不进去。正如其作品《低俗小说》中体现出昆汀的符号——环环相扣却又矛盾重重。这种叙事形式首先表现在故事的零星碎片化《低俗小说》中。看似每一个首尾呼应的小段子，实则是打乱后的随机拼接。正因影片情节引人入胜的场面不时出现，使得这种独立的故事之间又存在一定的关联和某种戏剧化的成分。简言之，昆汀在《低俗小说》中所采用的叙事手法多表现为文学中使用的倒叙、插叙、铺垫和夹叙夹议等，在人物刻画上多用一种话剧念白和剪影手法处理人物多重性格，这种叙事语言带有一定的话剧化特点，讲究板眼、关节、交代、明暗等。昆汀在《低俗小说》中更多注意如何将自身视觉语言特征转换成一种口语化和普通化，正如他剧中的人物力求刻画到近生活之底层的真实状态，如通过吃饭、睡觉、看电视、上厕所等等乏味之极的琐事来完成整个故事架构和叙事填充将故事趣味化和严肃化；通过给人物取绰号，刻意经营戏剧性细节，巧妙的将人物故事之间的矛盾寻找到一个相对契合的支点上然后引爆。这几种方式运用是昆汀惯用的手法和影片的特色，追求故事的碎片化语言的整合再加工。昆汀所选取的这类符号化强烈的视觉语言实则是疏远了电影艺术常用的唯美、流淌、含蓄美等等。有些评论家批评昆汀的艺术手法运用得过于简单粗暴，缺少一定的“象外之象”，这当然是求全责备了。
试以昆汀的经典之作——《低俗小说》为例，宏观地观看理解作者的想法，分析一下他叙事手法和动态。《低俗小说》作为一个剧本和电影来看，不难得出，这是较为简单的一个故事，其矛盾冲突作为一种暗线贯穿在情节发展中，正是因为巧合碰撞出一个个戏剧的影像火花，虽然这里面叙事者没有一个特定的立场和主旋律，但观者会不自觉的选择自己青睐的对象和自己喜欢的角色来站队，虽然都是恶人，但恶的程度、恶的方式尚属于在令人接受的尺度范围内。幽默的叙事手法一直是昆汀乐此不疲的常用套路，他的幽默更多的不是用来讥讽和嘲笑，而是在反思自身和自嘲。应该肯定的是：影片《低俗小说》创作的初衷是不涉及社会、不涉及政党、不涉及宗教观念的，而一个个鲜活的艺术形象令人回味悠长。不去批判评价恰恰是《低俗小说》体现的精神内涵。当代评论家往往将故事本身的叙事性与隐喻和象征挂钩，挖空心思试图找出这样那样的蛛丝马迹，或从语言的对白翻译入手，或从道具出现的频率乃至演员的服装搭配上都去探讨研究，类似《低俗小说》的叙事手法在当下电影桥段中被广泛的复制，将这个有想法的布局归纳是标准的“起、承、转、合”四部曲的传统模式似乎有些幼稚，线条清晰而简单，结局也耐人寻味，给人无限的遐想空间，出场也有传统话剧的一般过场，大量的语言对白和间断的音乐使得电影充满神秘色彩和强大的视觉特征。在这类布局的伪程式化外，人物形象也是特色鲜明，多是社会底层的小混混和黑社会成员。他们有矛盾、有冲突、有交集，这显然具备一般观者能够猜到的范围。但是，从开始到结束的一个衔接让人觉得时空观念的互换和错位，以至于忽视演员的特色和言语，直接震撼到心灵深处的那种善恶天平。“每个人无所谓善，无所谓恶”等等诸如此类的观念从脑海中迸出。
《低俗小说》的人物语言多用俚语，其中夹杂大量的粗话和典故，如“圣经”桥段、“牧羊人”桥段等观念是需要观者有一定的宗常识。当然，这无关紧要，重要之处在于导演没有鲜明的立场，高尚的主张等等，也无需让观众接受什么，这恰恰是《低俗小说》纯文本叙事手法的一种特点，这种境界已经到了纯抒情、纯叙事，不去刻意雕琢人物精神塑造。
·博士论坛郑海标：略论《低俗小说》的叙事语言的思想特征 应该说《低俗小说》所呈现出来的政治性是很弱的，诉说着20世纪80年代美国社会的诸多方面，涵盖底层生活形态。但决非某些批评家所言的文化侵略地步，影片呈现并反映的矛盾、表现的暴力与意识形态无关，这种无立场的创作观念是纯粹的视觉语言的表达。在《低俗小说》中，不同观者有不同解读，正如昆汀的创造手法与科恩兄弟有异曲同工之妙一样，这种冷眼看事，冷眼对人的态度贯穿电影叙述之中，这类拍摄手法更以为开创性。昆汀的叙事特色正是因此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先锋”速度，成为一个时代的方向。
经过相当长的一个过程和启迪，《低俗小说》的叙事风格才得以形成，其独特的形式语言迅速地占领时代的叙事主流，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低俗小说》为代表的多元叙事结构已经有意识地突破自己的局限，开始展现出新的面貌，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社会视野的拓展
在此之前，电影叙事语言对时空观念的塑造都会有些特定的印记和观念，《低俗小说》的出现对时空观念只是有了一个较为笼统和模糊的概念。并不是只重故事而不注重社会内容，其影片中反复出现的戏剧巧合正是迎合电影观赏者的第一手段，但是在电影环形叙事结构和节奏上，情节被作为叙事语言的第一兴奋点，着实是研究者不愿去面对的。如《低俗小说》中角色一般在大的气氛下出现滑稽的窘态，但并不令人捧腹，如角色的正义，价值观都不从体现的情况下让观众站队，判定的一元观念由此产生颠覆，纯故事情节的取胜，大量的篇幅用来描写人物的善与恶，却以轻喜剧和幽默的手法来促成。如小甜心一角色可笑，反倒令人为之揪心，吸毒之后的休克使观众也有施救之心。社会意义在电影中基本被淡化和漠视，或者认为导演刻意回避又不见踪影。
在不断渲染故事的戏剧和转折中，主人公身份角色的突变和倒置。导演用近乎意识流的手法来刻画角色之间的联系。如拳赛之前黑社会大哥的剪影化处理，杀手杀人后的朗诵，都是一种对现实善恶观念的不置可否。
二、打破封闭式的传统叙事结构
通常来看，电影无非就是讲故事，一个故事的好坏和一个讲述者综合起来的艺术。而《低俗小说》的叙事是将故事打乱之后随机整合起来，使之独立又有联系，这些关系又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跳跃式的，不可捉摸的怪诞之拼接。以昆汀的作品来看，他所代表的一种意识形态，基本采用逻辑实证的开放式，如将事物、事件、时空观放置在一个封闭的容器里任其自由发酵，优点在于这样的故事很精彩，且有推理的喜感。缺点在于时空观念的错位使观众也有一种摸不到头脑的疑惑。当然，时下我们已然接受这种后现代主义带来的视觉冲击，但是推到该片上映之初，我们的观念尚未改变之时，这种叙事手法使我们迷茫和无所适从。电影叙述若是沿此道路走下去，就会大大减少其可信性和故事趣味，所以打破封闭式的叙事格局势在必行。
打破封闭式格局是与拓展社会视野互为表里的。在充实社会内容的同时，科恩兄弟和昆汀在电影叙事推理模式和情节设计上都获得了解放。电影艺术由“讲故事的人”到“听故事的人”有了角色的转变和互换，那就是导演和编剧正试图站在观众身边来分析角色之间的联系，故事的包袱如何安排，更注重观众猎奇的心理和动机。主张以心理分析为中心的分析推理法，此点更多体现在《杀死比尔》中。重视心理分析之外，情节设计也由封闭到开放。《低俗小说》的开头本来是几件互不相干的事情平行进行，绝于交叉的，但是每个故事都有“意外”的出现，才促成电影所呈现出来的面貌。正如故事结构简单得难以置信，一切均靠意外事件来进行展开。这种潜在逻辑推理的暗线手法一直持续到故事结束。这类题材故事的叙事手法被日后的影片屡屡借鉴，仍旧显示其强大的生命力，这样的处理使作品获得了一种弹性和陌生感，改变了人们对犯罪电影的固有观念。
在正统的封闭式黑帮电影中，的确缺乏喜剧和荒诞的成分，但也同样缺失逻辑和分析。如《教父》的情节并不引人入胜，而是靠演员的大量语言对白来征服观众，对性的描写少之又少，而在昆汀作品中不时出现一些调情场面和对女性身体的描写，很难肯定这究竟是受什么观念影响。后现代主义的发展，性的成分在各个领域中得到发展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是观念和电影之间互相综合与社会接轨演讲所共同造成的结果。
三、武侠因素的引入
黑帮和武侠本来都有相通之处，他们都是体现某种社会集体无意识的虚构的偶像。在中国黑帮是和武侠有较大区别的，但在欧美文化圈，以“佐罗”为代表的侠客情怀已是深入人心，黑帮不是恶势力的代名词，相反是构成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黑帮题材的故事叙事手法上更倾向讲其内心的善，而不是颂扬其做的恶。他们的行为更多是和政客和警察的“对垒”与“角力”，在昆汀影片中，杀手即是杀手，不掺杂太多的崇高、梦想。在他的角色里，更多的是对“伪绅士”的嘲讽和戏弄。
正是由于《低俗小说》中拳击手的角色，自嘲和反讽意味是布鲁斯·威利斯饰演的角色大放光彩，由一个无立场的自由角色变得令人尊敬和为之感慨，那是由于该角色的塑造上有“侠”的精神。如他不服从安排，只身回旅店取金表，义救黑帮大哥等故事情节都无疑在佐证《低俗小说》侠义的成份。
关键词：环境政策；规制绩效；波特假说；重点调查产业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63006）； 国家软科学项目（2012GXS4D089）；“赣鄱555工程”领军人才培养计划项目（赣组字［2011］64号）；2011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NO20111042135）。
作者简介：万建香（1973-），女，江西南昌人，博士，江西财经大学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环境经济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F062.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1096（2013）01-0115-05收稿日期：2011-07-24
引言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大量文献关注政府环境规制对企业竞争力的微观影响，并形成了传统观点、波特假说、不确定性假说三种观点。传统观点认为，环境规制的执行以提高生产成本或对盈利性、生产性投资的挤出为前提，从而必然降低产业绩效。Brock 等（2005）就认为严格的环境规制使企业承受额外的规制成本，阻碍了产业生产能力和创新能力的提高。传统假说受到波特假说的严峻挑战。波特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给产业造成的负担可以通过技术创新途径加以弥补从而提高产业绩效（Porter et al，1995）。庞瑞芝等（2011）运用中国1998年～2008 年省际面板数据评估了转型期间我国新型工业化的增长绩效，最终支持了波特假说。王国印等（2011a）关于我国中东部面板数据的实证表明，波特假说在较落后的中部地区得不到支持，而在较发达的东部地区则可以。何洁（2010）利用中国29个省份1993年～2001年工业SO2的排放数据来估计模型，对波特假说再次进行了验证。赵红（2008）运用1996年～2004年中国产业数据，再次验证了波特假说。不确定性假说认为，环境规制对产业绩效的影响可正可负，具有不确定性。环境规制强度、政策工具特点、产业和市场结构都影响环境规制的产业绩效，各自表现为成本负效应或创新正效应，两者的强弱决定环境规制的最终绩效。王国印等（2011b）运用我国东中部地区面板的实证表明， 较发达的东部地区的情况支持波特假说，而较落后的中部地区则不支持。陈艳莹等（2009）研究发现只有当环境管制引致技术创新节省的成本大于污染控制增加的成本时，波特假说才成立。单雪芹等（2009）从构筑国家竞争优势时加强环境保护的必要性出发，分析了波特假说的不确定性问题。
上述研究大多假定一旦形成引致创新，就能提升产业竞争、获利能力，而实际上两者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至少存在时间滞后，其合理性、实用性有待验证（赵红，2007）；其二，三种假说以波特假说最受推崇，同时也饱受争议。因此，本文专门针对波特假说存在性问题，运用江西省24个重点调查企业①2002年～2009年的面板数据，设定产业竞争能力、创新能力、环保能力为被解释变量，重新验证波特假说的存在性，验证其是否适合江西省的经济实际。
文章第二部分为变量选择和数据描述；第三部分为模型估计、经济意义解释及绩效弹性分析；第四部分为结论。
一、变量选择与数据描述
【关键词】小说；语体；特征
著名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其《宋元戏曲史？序》中说到“一代有一代之文学”，除了汉代的赋，南北朝的骈文，唐诗，宋词，元曲之外，还有明清时期的小说。何谓小说，根据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从语体角度上看，对小说的界定要求很严密。如陈勇正在其论文中给小说的定义：“小说是在文艺语境类型决定下产生的一种语言功能变体，是在文艺语境中形成的，运用与该语境相适应的语言手段，以叙述和描写为主并结合抒情、议论和说明等方式来反映生活世界的一种以审美为主要目的的言语功能变体集合。” ①这种从语体角度对小说的界定可以称之为小说语体。这里可以看出，小说在语体系统中从属于文艺语体，并且以其语言风格的多样性区别于其他语体形式。
既然小说是以一种语言功能变体，它就离不开语言这一符号形式，并通过语言来叙述、描写以塑造具有反映生活世界的审美形象。所以，小说与语言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联系，小说语体的特征也主要是通过对语言的运用表现出来的。以下主要从精准性、通俗性、和变异性三大方面对小说语体的特征进行论述。
一、精准性
小说这一文学艺术主要是以语言作为其功能手段的，其语体具有精准性的特征。这里所说的精准性特征有别于科学领域中所严格要求的、在逻辑意义上要求的精准性。小说语体的精准性是指，作家以精要、准确的语言塑造既定的艺术形象。这种语言已超越语言符号本身所包含的固有的意义，语义的指向跨越了字、词、句的能指范围，直接通向与描述对象相适应、与语言环境相吻合的创作者的所指之地。文学领域中的小说语言，并非是科学领域里直接指向外部世界的外指向语言，而是作家根据所要描述的人物形象的性格、身份、背景等内在因素，经过字斟句酌得出来的内指向的语言，也就是修辞学中所说的艺术语言。
二、通俗性
在众多的文学形式中，小说文学是与大众关系最为密切的文学形式，这主要是因为小说创作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通过塑造某种艺术形象来反映生活世界，以表达或满足一种普遍的情感、愿望等。小说创作只有运用人们喜闻乐见的通俗的形式，塑造出老幼通的人物形象，才能够吸引更多的读者，深受广大民众的喜爱。所以在小说文学日趋大众化的情况下，小说语体的通俗性特征越来越突显。
小说语体的通俗性特征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形式上小说语体趋于口语化。口语化的语言多为人们的日常用语，在字、词、句上的使用非常灵活，在塑造便于读者理解、接受的艺术形象方面具有很大的优势。另一方面，在内容上小说语体趋于生活化。虽然小说是通过虚构的人物形象和故事情节来表达某种情感愿望的，但是小说中的人物、故事、场景等都是创作者对现实的加工再造，在现实世界中可以找到各种原型。
三、变异性
除了精准性和通俗性外，小说语体的另一大特征就是变异性。小说语体根据时代的不同、人们理论观念的发展变化而不断更新变化。小说作为人们反映生活世界的主要艺术手段之一，小说所反映的内容根据人们不同的艺术追求而不断发生变化，其变化往往是通过改变语言的使用来实现的，其中深刻蕴含着对小说语言观念的改变。以下主要从语言观的变异和叙述观的变异两方面分析小说语体的变异性特征。
（一）语言观的变异
这里所说的语言观的变异主要是指，由语言“工具论”到语言“本体论”的转变。语言工具论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已被学界的学者们所信奉，他们普遍认为语言只是“表达思恕、交流信息的‘工具’，语言不过是创作的副产品，是作者与作品之问的被动式媒介，小说语言的选择只不过是工具性的选择，而不是小说存在方式的选择。”语言工具论虽然肯定了“语言是人类的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但是语言作为文学的载体只属于文学形式层面，它所起的作用仅是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本身并没有任何价值可言，其在文学中的地位完全是由其所要表达或承载的内容所决定。
到了八十年到以后，在西方“语言学转向”思潮的影响下，我国的小说语言观才开始由“工具论”逐渐转向“本体论”。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虽然各个流派对语言“本体论”的观点不尽一致，但是他们都认识到了语言“工具论”的缺陷并对其进行批判。
（二）叙述观的变异
在西方“语言学转向”思潮的推动下，不仅小说语言观在转变，小说的叙述观也随着变化――由“有我”的叙述转为“无我”的叙述。这里所说的“有我”与“无我”是从王国维先生“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境界理论借鉴过来的。王国维先生认为，“有我之境”即是“以我观物”，把“我”观物时的情感赋予外物，使“物皆著我色彩”；“无我之境”即为“以物观物”，“我”以平静淡雅的心境观物，因物生情，达到“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的境界。王国维先生“两我”的诗学境界理论同样可以移植于小说的叙述上来，这里在描述上稍作变化，可以称之为“有我”的叙述和“无我”的叙述。
在小说语体的叙述里，所谓“有我”的叙述就是指创作者在塑造艺术形象时，以自身的情感赋予叙述对象，使小说带有作家主观的情感色彩，这样创作者便成为作品的主宰者，作品反映的也只是作家的影子；而“无我”的叙述则是指作家在塑造艺术形象时，不是以主观情感去摆布形象的塑造，而是以“我”为物的的身份来叙述，这样作品不再是作家的影子，而是形象之真、艺术之真。
小说语体叙述观的变异主要是通过小说叙述人语言的运用来反映出来的。在“语言学转向”之前，小说叙述人语言比较单一，无论是以第一人称还是以第三人称叙述，叙述语言多数都是以作家为叙述人，叙述语反映的是创作者的声音，作品表达的是作家自己的情感。直到“语言学转向”以后，在小说语言观变化的影响下，小说叙述人语言才实现“从激情叙述到冷叙述”的转变，即由“创作主体情感投入式叙述、主体与对象情感交融式叙述” ②转变为叙述人和人物的混合与融合的“双声话语” ③。
四、结语
小说语体在语言的运用上主要表现出精准性、通俗性和变异性三大特征。小说语体的精准性要求作家运用精要、准确的，符合人物性格特征的语言来塑造艺术性形象，它区别于具有严格要求的科学语言，更讲究对艺术语言的运用。而小说语言的通俗性主要是从小说的功能角度来说的。小说创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塑造形象来反映现实世界、表达情感。小说大众化的发展趋势要求小说语言通俗、易懂。小说语言的变异性主要表现在在语言观和叙述观的变异上：语言观实现从“工具论”到“本体论”的转变，叙述观则是从“有我”的叙述到“无我”的叙述。对小说语体特点的分析有利于推动小说语言的进一步探索。
注释：
①③陈勇正.论小说语言的特征[D].云南师范大学，2005.
②肖莉.语言学转向背景下的小说叙述语言变异研究[D].福建师范大学，2008.
【参考文献】
[1]陈勇正.论小说语言的特征[D].云南师范大学，2005.
1. 小说语言首先应当是真实准确的
“准确”是汪曾祺推崇的语言观，“语言的目的是使人一看就明白，一听就记住。语言的唯一标准，是准确”。小说语言中，俗人说俗语即是大雅。汪曾祺小说中的对话语言大都较短，既注意到人物的个性特点，又关顾到全篇气氛。《羊舍一夕》写山里来的放羊姓看到温室里的黄瓜西红柿，“西红柿那样红，黄瓜那样绿，好像上了颜色一样”。汪曾祺认为，如果稍微华丽一点，就不是这个放羊娃的感受了。而在《徒》里，汪曾祺又有意用了一些文言的句子，如“呜呼，先生之泽远矣”，“墓草萋萋，落照昏黄，歌声犹在，斯人邈矣”。因为写的是一个旧社会的国文教员。“写《受戒》、《大淖记事》就不能用这样的语言”，《受戒》中写明海时，有这样一句：“村里都夸他字写得好，很黑。农民眼里的字好，用“很黑”二字就很传神，倘用工整、匀称、雄健之类，则脱离了语境的文化限制，就不是村里人夸他了。在汪曾祺眼里，语言中没有天然的“好词”或“坏词”，常用的、通俗的、不见特色的“俗词”、“俗字”，在恰当的上下文语境匹配下，照样能平字见奇、朴字见色，甚至大俗大雅，寻常词语显出极不寻常的生命力。
2. 小说语言是有暗示性的，是模糊的
小说语言的暗示性和模糊性主要源于中国古典文论对汪曾祺的影响。《文心雕龙隐秀》：“隐也者，文外之重旨者也；秀也者，篇中之独拔者也。隐以复义为工，秀以卓绝为巧”，梅尧臣阐发为“必能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小说语言富有暗示性自然就使其能指产生了多种理解的可能性，具有了模糊性。这种暗示性集中体现在汪曾祺小说诠释结尾方面。比如《异秉》，前部分只叙写卖卤味的王二的“发达”，药铺学徒陈相公的辛苦和忍气吞声。结尾写大家听到王二“大小解分清”的异秉后，陈相公不见了，“原来陈相公在厕所里。这是陶先生发现的。他一头走进厕所发现陈相公已经蹲在那里。本来这时候都不是他俩解大手的时候。“卒章显其志”，原来，他是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到“大小解分清”，他渴望王二那样的生活，竟把希望寄托在这样微不足道的可笑的生理特征上。还有《八千岁》结尾：“是晚茶的时候，儿子给他拿了两个草炉烧饼来，八千岁把烧饼往账桌上一拍，大声说：‘给我叫一碗三鲜面！'八千岁省俭一世，吃了数不清的草炉烧饼，省下的钱却变成了八舅太爷的满汉全席。因此，他大声地叫一碗三鲜面，实有万般滋味在里面。
3. 小说语言应当气韵生动，有音乐性
汪曾祺小说能准确地把握语言的节奏，使作品呈现出一种整体的和谐美。汪曾祺认为要注意语言的内在节奏、语言的流动感，唯此，词句之间才顾盼有情，痛痒相关。“语言的奥秘，说穿了不过是长句子与短句子的搭配。一泻千里，戛然而止，画舫笙歌，骏马收缰，可长则长，能短则短，运用之妙，存乎一心。……‘声之高下’不但造成一种音乐美，而且直接影响到意义。不但写诗，就是写散文，写小说，也要注意语调。”4]看来，气韵生动的小说语言既是一种情感浓郁的语言，也是一种富有音乐美的语言。汪曾祺对语言的运用表现为下面两方面：第一，大量短句的运用，长短句式的巧妙搭配，奇偶句式的交叉变换，避免了节奏上的呆板单调，形成了如诗词般的节奏回旋，达到文章的和谐美。第二，语句中暗合的韵脚，叠音、叠字的使用造就的韵律变化和协调，形成内部节奏的和谐美。
4. 小说语言是诗化的，具有超越性，“言有尽而意无穷”
为表现一种神思妙悟，文学语言有时可以突破一般语法规则的约束，灵活多变，不拘一格。俄国形式主义学说认为，诗的语言是对日常语言有目的、有组织的破坏和变形，汪曾祺称之为“诉诸直觉，忠于生活”。汪曾祺认为，“所谓诗化小说的语言即不同于传统小说的纯散文的语言。这类语言，句与句之间的跨度较大，往往超载了逻辑，超越了合乎一般语法的句式（比如动宾结构)”。比如《故人往事收字纸的老人》中“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他说，这段话语“如果逻辑紧严，合乎语法的散文写，也是可以的，但不易产生如此恬淡的意境”。汪曾祺小说语言中一个最明显的特征是名词性词语和短小的非主谓句的运用。这种运用结构简单，形式短小，表意简洁明快，在特定的语境中，另成一种格局和气象，形成了中国画中的“留白”，很有些像戏剧剧本中的背景语言，耐人品味。
5. 语言的文化性
汪曾祺认为语言和文化是一种互相等同的关系：语言是一种文化现象，语言的背景是文化。像《故人往事花瓶》中对那只精美绝伦的花瓶的描写，就透露出一种深沉的文化气味。还有《受戒》中对江南小镇民情风俗的精细刻画，真不亚于观赏一幅现代中国的《清明上河图》，体现出浓郁的文化韵味和人文气息。这里的所谓“文化”，既有俗的一面，也有雅的一面。雅的，如《收字纸的老人》里写老白“老白粗茶淡饭，怡然自得。化纸之后，关门独坐。门外长流水，日长如小年。有浓厚的古典文学意味。俗的一面则来源于汪曾祺对民间文学的借鉴吸纳。在受民间叙述风格影响，其小说语言表现为少浮辞、不渲染，简洁明快的艺术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