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当今时代，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时代
18、19世纪以来，随着新兴的资本主义市场制度的逐步形成和完善，欧洲经济获得了飞速发展，“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1］277但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并不完美。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造成了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一边是资产阶级的骄奢淫逸，一边是工人阶级的赤贫困苦。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源于个别企业内部生产的有组织性与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之间矛盾的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像瘟疫一样挥之不去，而且越来越严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2］278(这里的“资产阶级关系”需要严格限定，它是特指处于原始资本主义阶段的资产阶级关系)原始资本主义时期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正日益失去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与此同时，用计划手段合理控制社会生产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也日益凸显。这是马恩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计划经济的设想，与20世纪初以来新兴社会主义国家用计划经济取代市场经济的经济实践的历史根源。但是，必须指出的是，马恩所设想的未来计划经济与现实历史中社会主义国家曾经实行的传统计划经济并不是一回事。马恩所设想的计划经济体制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社会化的社会生产力基础之上。然而，现实中贫穷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则根本不具备这一历史条件，但这并不等于说传统计划经济只是一个历史的误会。作为市场与计划辩证发展的必然环节，它同样有着其重要的历史意义。传统计划经济用极端的方式否定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之所以说是极端的方式，是指它的否定超越了商品经济时代的历史阶段，它竟然用未来产品经济的计划原则来否定商品经济阶段的市场原则，不可避免地将市场弊端连同其效率一起否定掉了。这种看起来源于人们主观失误的极端性其实有着更加深刻的历史原因———历史局限性决定的主观局限性。在18、19甚至20世纪初的市场经济都还只是处于发育期，市场体系、市场原则和市场关系都还很不成熟。没有得到充分发展的经济实践是不足以产生成熟的经济理论的。即便是马克思、恩格斯也不能摆脱这种历史局限，他们也只能根据理论逻辑对商品经济之后的历史提出原则性、框架性的设想，而且还不免表露出理想化和空想性的倾向(比如《共产党宣言》中在1848年就提出“消灭私有制”的论断［3］43)。缺乏成熟的理论指导，是造成20世纪初以来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实践上对市场作用极端化、片面化理解的原因之一。再者，这种极端性、片面性也可以从自由放任市场经济自身的极端性和片面性得到说明。反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片面性与极端性的斗争促使传统计划经济走向相对立的片面性和极端性。生产上的无政府状态、利润追求上的唯利是图、财富分配上的贫富悬殊、阶级分化与对立等等，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阶段发展到了极致。而计划控制、数量驱动、均等化倾向、社会统一与同一化等等，在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也发展到了极致。传统计划经济几乎所有的体制特征都可以在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那里找到反面注脚。正因为它的极端性和片面性，所以它必然会立刻变成自己的对立物。根据否定之否定规律，在第一次否定的基础上，事物的发展还要进行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才能解决前两个阶段之间的矛盾，既保留它们各自的积极因素，又克服它们各自的片面性，从而在更高的阶段上，重新达到原来的出发点。传统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并没有真正解决二者之间的对立，二者截然相反的充分发展使历史消灭这种对立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因此，历史发展对传统计划经济的否定就像传统计划经济对市场经济的否定一样不可避免，其结果是形成市场与计划的辩证综合。历史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产生，给全人类上了一堂计划启蒙课。在这之前人们只能被动地接受自己创造出来的力量的统治，在这之后，人们开始学着自觉控制自己在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同样，历史通过传统计划经济的消亡，给社会主义国家上了一堂市场补习课。在这之前，社会主义国家的人们在错误的时代定位上对市场经济实行了全面否定，在这之后，绝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认识到市场经济在商品经济时代的历史必然性、合理性，开启了社会主义国家市场化改革的大门。市场与计划不再被看做势如水火，二者的辩证综合已成为当今时代大多数国家经济体制的基本特点。
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中国道路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在中国的特殊实现形式。人类历史进入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时代，这是当前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但这一统一的历史规律并不排斥多样性的实现形式，反而是以此为前提来表现和实现的。这一过程在各个国家、民族和地区的实现都因为它们各自不同的实际情况表现出特殊性。它在中国的实现，当然以中国的实际为前提和根据。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1．中国已经建成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基本制度。这是历史的结果、是人民的选择、也是现实的需要。离开社会主义将带来的变化绝不是卡尔多———希克斯改进(即受益者所得大于受损者所失)，更不可能是一个帕累托改进(即没有人受损但至少有一个人受益)，其后果很有可能是混乱与分裂、少数人的暴富与多数人的赤贫，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整体的失败。2．中国生产力落后，这有历史原因，也有体制因素。历史是既成的，无法改变，而体制是可以改革的。世界历史和本国实践证明，传统计划经济是低效的，市场经济是高效的，因此，要发展生产就要选择市场经济，放弃传统计划经济。根据以上中国的实际，中国既要坚持社会主义又要发展市场经济，要实现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即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继承和发扬社会主义的积极因素［包括就历史事实来讲，而非就社会性质来看的社会主义遗产———计划(不是狭义的计划，而是泛指人们对自己在相互作用中创造出来的异己力量进行自觉控制的尝试);也包括社会主义独有的制度功能和价值追求］，要在“去计划经济”的过程中发展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结合的市场经济。这是中国实现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特殊形式。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社会主义不是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发展中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与中国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对计划“体制”的抛弃不等于对计划作用，对自觉控制人类社会生产努力的放弃。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要在市场发展与否定计划“体制”的这一动态过程中，寻找市场与计划的均衡点。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与计划辩证综合的基本特征
(一)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天然地与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私有制联系在一起。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经济的体制基础。传统计划经济实现了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直接否定。社会制度相应实现了苏联模式对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的否定;在所有制结构上实现了“一大二公”的单一公有制对原始野蛮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否定。但是这一否定并没有真正解决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财产公有与私有之间的对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符合逻辑地完成了第二次否定，即否定之否定。在所有制结构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对单一资本主义私有制和苏联模式单一公有制的超越，将整个社会经济建立在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混合所有制基础之上，并且按照现代产权理论逐步实现多种所有制成分的交叉、置换、重组和融合，走向所有权社会化，从而探索出一条能够逐步实现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的道路。
(二)政经分开，政企分开
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主张让自由市场自行其道，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越少越好。为了避免自由市场的无序所造成的周期性经济危机，传统计划经济彻底否定了市场，极端强化了政府的经济职能，将经济运行置于行政权力的控制之下。至此，政治和经济，政府和企业一分一合走向对立的极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创立要克服这种分离或者结合的极端状态，要使政治与经济、政府与企业在各自合理的职能范围之内既相对独立、又相互制约，既要发挥各自的优势又要避免物极必反。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的理想目标。就阶段性任务来讲，目前最主要的还是改革传统计划经济政经不分、政企不分的体制弊端。
(三)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
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完全依靠“无政府”市场的“盲目”调节，带来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巨大的贫富差距。鉴于此，传统计划经济用国家的计划调节代替了市场的自发力量，但由于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又造成了经济结构的扭曲、效率的低下与资源的浪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既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效率又要克服其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既要改革计划配置在微观经济领域的主观随意性，又要肯定其在宏观领域指导经济发展的战略意义。政府既要当好市场经济的“守夜人”，也要通过计划、财政和货币政策甚至必要的法律和行政手段积极影响经济的发展。要使国家和市场、自觉和自发力量相互配合、相得益彰。就目前来讲，最重要的是要实现国家各级政府的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要改革过去计划经济体制下不管微观还是宏观、长远发展还是短期效益，政府都运用单一的行政手段对国民经济实行全面管制的做法，要学会放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上起基础性作用，要在“放”的基础上，在“放”的过程中锻炼、加强运用经济手段或者必要的法律行政手段进行宏观调控的能力。
(四)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与所有制结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并存相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分配制度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这种分配方式超越了资本主义的按资分配和传统计划经济名义上的按劳分配。按劳分配，肯定了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主要作用，调动了劳动者的劳动积极性;多种分配方式并存，肯定了除劳动以外的其它生产要素，如资本、土地、技术等在价值形成中的作用，确保了市场机制的充分发挥，使各种经济资源得到充分合理的运用，从而积极地促进社会生产，增加社会财富。同时，按劳分配是主体，限制了“身外之物”造成贫富差距的作用范围，在社会公平的基础上实现了社会财富源泉的充分涌流，从而确保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价值目标的最终实现。
(五)走出短缺
从经济运行效果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自由放任市场经济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和传统计划经济严重的短缺经济之间找到了平衡。这是其它体制机制上的辩证综合在结果上的体现。在市场机制作用下，整个国民经济充满生机和活力，产品日益丰富，卖方市场转变为相对过剩的买方市场。在此基础上，有效的国家宏观调控又保证了经济增长的健康有序，避免了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发生。
(六)全面开放，不断改革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现了对传统计划经济封闭体制的改造，根据市场经济发展的本质要求，打开了国门，重新汇入世界历史的洪流。意识形态的成见再也不能阻挡全面开放的历史潮流。中国共产党人已经摒弃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绝对对立的传统思维，实事求是地指出二者长期共存的历史趋势，坦率地承认二者互有长短的历史现实，确立了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的路线方针。中国尊重不同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要向全世界实行全面的开放。但应该指出的是，中国的开放是和平的、是共赢的。它不是原始野蛮资本主义侵略性、掠夺性的对外扩张，而是在相互尊重基础上为了实现共同发展而进行的国际交往。它在对外开放过程中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带给其他国家或地区的不是伤痛，而是发展。自由放任市场经济与传统计划经济都走向了极端，极端意味着自负、排斥异己、拒绝变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则不同，它是辩证综合的，是谦虚的，是兼收并蓄的，是与时俱进的，它处于不断的变革之中。它诞生于改革，发展于改革，成熟于改革，改革就是它的动力。它不会宣布历史的终结，而会自觉地热情拥抱发展所需的变革，即便这种变革意味着它必须不断改变自身的形态。
摘 要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从根本上说是由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点决定的。本文从分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密切关系上入手，通过研究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和思想道德的关系、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以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的关系等问题，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的底蕴和渊源，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为我们更好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推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丰富和发展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 马克思主义 中国化 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我们从先辈们传承下来的丰厚的历史遗产，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中国传统文化是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的精神体系，该体系不仅记录了中华民族和中国文化发生、演化的历史，而且作为世代相传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风俗习惯，渗透在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中，制约着当今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然而，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过去存在过的一切，其核心是一种价值取向，是一种意识趋势和存在，虽带有民族特色，但它也是兼容之学。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上网思想桥梁，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了丰厚的文化条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1]。”也就是我们应该联系的全面的发展的看待马克思主义理论，处理好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人民可接受可以理解的表达形式，使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内容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形式相统一，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方面产生共鸣，使马克思主义成为适合当代中国发展的灵魂和强大精神支柱。因此，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认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有助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有助于坚持未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道路。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传统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由科学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三部分组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社会理想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的中国化。中国传统文化的社会理想和道德思想文化、哲学思想和经济思想文化三大方面，也恰恰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产生的传统文化基础，尤其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今天，认真研究和探索中华传统文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起的重要作用，对我们更好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一）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社会理想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的最终社会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社会观与马克思主义最终社会理想有相通之处，它们是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想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列宁曾指出：“许多世纪以来，甚至几千年来，人类早已幻想立即消灭所有一切剥削[2]。”可见这是中国人的一种理想追求，这种追求与马克思所论述的共产主义是同等意义的社会，同时也是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融合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哲学思想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同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密不可分。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存在着丰富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思想，它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着相通之处，毋庸置疑，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是一切哲学体系得以建立和展开的基础和逻辑起点。在西方哲学史上，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经过蒙昧时代、中世纪时代和近代的发展，“才获得了它的完全的意义”。在中国传统哲学发展过程中，虽没明确地提出思维和存在的关系范畴，但在不同时期，以不同形式都包含着对这一问题的求解，在先秦表现为“天人”、“名实”之辩；在西汉表现为“道”“物”之争与“神”“形”之辩；在魏晋、隋唐表现为“有”“无”“言”“意”之辩；最后在宋明形成“理”“气”“心”“物”之争。这样，就从最根本的理论点上，解决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结合的可能性问题。
（三）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经济中国化也同中国传统的经济文化密不可分。中国传统的经济思想是以儒家经济思想为核心，以道家、法家、墨家等诸家思想中所蕴藏的经济思想为补充，形成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它包括贯穿于整个经济运行过程的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环节的经济思想，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的中国化在文化上认同和接受奠定了文化基础。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与中国经济思想在中国的融合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现实的可行性，二者在经济理论方面有着许多相通之处。中国传统经济理论中的“取予有度”的分配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的“按劳分配”理论有着共同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在对未来社会主义消费分配提出了按劳分配的原则。可见，我国传统文化中优秀的经济思想，为接受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奠定了经济文化条件。
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基础，有助于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繁荣与创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传统文化进行了大量的系统的研究与探索，将会进一步推进传统文化的创新与发展。
参考文献：
一根据唯物史观的原理,价值观的历史发展是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历史发展的观念表现,物质生产及其赖以进行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为价值观提供了最根本的基础。社会经济形态的变化必定会反映出价值观的变化。
首先,一定社会的物质生活条件、经济形态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性质。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史观的一条基本原理。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确立需要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表明,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活动和社会经济状况是不断向前发展的。政党及其价值观是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状况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从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来看,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不可能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政党,也就更不可能出现政党价值观。政党及其价值观是近现代社会的产物。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只有在政治权力能够成为一种可以用来实现某种利益的力量,商品经济生产的自由平等原则渗透到了政治领域时,政党现象才有可能产生。[1]当人类历史发展到近代社会,社会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状况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政党和政党价值观才得以产生。从这个意义上讲,政党及其价值观的产生与经济发展的阶段和水平密切相关,社会物质生产和经济条件的发展为政党价值观的形成提供了根本性前提和基础。作为特定阶级或政治集团意识理论化、系统化的政党价值观,自然反映并受制于特定社会物质生产、社会经济形态和政治状况。“在不同的占有形式上,在社会生存条件上,耸立着由各种不同的、表现独特的情感、幻想、思想方式和人生观构成的整个上层建筑。整个阶级在它的物质条件和相应的社会关系的基础上创造和构成这一切。”[2](P•611)举例来说,诞生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土壤之上,凭着一股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进取精神,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而奋斗的资本主义性质的政党,这些它们产生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经济状态就决定了其价值观必然体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需要,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
社会化大生产大大普及、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成熟阶段不仅决定了无产阶级的产生成为历史的必然,同时也决定了它们的价值观必然体现无产阶级性质和社会化大生产的需要。这就表明,政党价值观不是孤立存在的,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基础之上形成的。从现实情况来看,不同国家和地区具有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从而产生了不同性质的政党和政党价值观。在美国,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经济模式孕育了共和党和两大资产阶级政党,它们的价值观也都包含着“民主”、“自由”等资产阶级性质和元素;在德国,资本主义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环境污染等问题,同时也唤起了民众的环保意识,于是德国绿党应运而生,其价值观也相应地是重视环保的生态主义。这些例子,说的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政党价值观的决定性作用。在政党价值观中,必然包含着政党在经济方面的主张。对于任何政党和政党价值观而言,其经济主张都是在特定的经济条件基础上提出来的,都是以社会的物质生产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为根据。比如,在瑞典长期执政的社会一贯主张“民主社会主义”和“在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建立人民之间的伙伴关系”,并全面推行和强化社会改良与社会福利措施,这实际上是依据瑞典的经济条件尤其是经济模式而提出的。只有如此,才能使政党价值观符合经济发展状况和要求,符合民众的经济利益和需要,政党才能更好地生存与发展。相反,如果政党的经济主张和价值观脱离了社会经济条件,政党就不能代表社会经济的发展要求而最终走向失败。这是社会经济条件对政党价值观具有决定性影响的重要表现。
其次,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变化与更新。任何社会的经济条件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社会经济条件变化的影响因素很多,比如劳动者的素质、生产工具的应用、经济政策的实施以及外来经济因素的影响等。随着人类认识能力的提高和社会实践的发展,人类社会的总体经济形势是不断向前发展的,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生产关系不断适应生产力的发展和要求。特别是近年来,随着科技革命的进行尤其是先进生产技术的广泛应用,世界上各个国家、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条件和经济发展状况处于急速的发展变化之中。实践证明,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会引起政党价值观的变化与更新。如前所述,政党的价值观具有社会历史性。这就决定了,政党价值观不仅是在一定的历史经济条件下产生,而且会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发展变化而不断地变化与更新。在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和不同历史时期,社会经济条件都有特定的表现和反映,处于特定时代(阶段或时期)的政党都会面临着特定的任务和使命。相应地,政党价值观必然与这些特定时代的特定任务和使命联系在一起。形势和任务变了,政党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只有不断调整、更新政党价值观,政党及其价值观才能不断适应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和要求,从而稳固自己的经济基础。从政党实践来看,因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引起政党价值观变化的现象屡见不鲜。特别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突飞猛进,商品、技术、信息,尤其是资本在全球市场自由流动,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如商品、资本流动加快,各国经济的相互依存度增强,局部的危机很可能产生一种一损皆损的连锁反应。针对以上情况,西欧各国政党积极调整价值观,寻求对策:在德国,施罗德的“新中间主义”更多考虑到德国工会传统势力较为强大的现实特点,在谨慎吸收新自由主义的若干做法的同时特别注重维护社会公正和基本社会福利保障,以避免与工会势力发生直接冲突;在英国,布莱尔的“第三条道路”从英国保守党连续执政十多年、保守主义经济政策根深蒂固的实际出发,主张重新界定政府、市场和个人的作用,通过政府、企业、个人的共同参与,建立一个更加公开、公正和繁荣的社会,因此在经济社会领域接纳了较多的新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东西,以便赢得选民的认可和支持;在法国,若斯潘的“新社会主义”则继承了法国社会党的独特传统,并顾及到左翼执政联盟内共产党、绿党等左翼激进政党的政治主张,提出“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并呼吁对经济全球化进行必要的调控。这样的例子还很多,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综上可见,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无不与一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变化着的社会经济条件密切相关。这是我们探讨政党价值观时必须注意的问题。
二政党是代表特定阶级、阶层利益和愿望的政治组织,阶级性是政党的本质特性。在社会政治状况中,阶级基础成为最重要的方面。政党价值观作为政党所代表的那部分阶级意识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形式,自然受到阶级基础的制约。阶级基础是影响政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另一根本因素。其一,有什么样的阶级基础,就会形成什么样的价值观。比如,资产阶级各政党是以大大小小的资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由此形成了反映资产阶级思想观念的各种价值观,如自由主义、保守主义、法西斯主义、国家主义等。资产阶级政党尽管有形形的派别,但其价值观根本上是资产阶级性质的,目的是巩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试图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永远维护资产阶级或不同资产阶级集团的利益。资产阶级政党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宣扬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声称代表着全人类的价值观,但具有明显的虚假性和局限性。比如,资产阶级政党标榜的“民主”的价值观绝非普通民众的真正的民主,是资产阶级的虚假的民主,其实质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实行。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援引马克思主义教导工人的话说:“一分钟也不要忘记这种‘民主’的资产阶级性质,忘记它是有历史条件的和有历史局限性的,不要‘迷信’‘国家’,不要忘记,不仅在君主制度下,就是在最民主的共和制度下,国家也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资产阶级不得不伪善地把实际上是资产阶级,是剥削者对劳动群众的的(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说成‘全民政权’或者一般民主,纯粹民主。”[3]
相反,无产阶级政党以无产阶级作为自己的阶级基础,由此形成了反映工人阶级思想意识的指导思想即马克思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2](P•285)以中国共产党为例,它的价值观的先进性,从根本上讲是由中国工人阶级的阶级基础所决定的。“我国工人阶级是近代以来我国社会发展特别是社会化大生产发展的产物,具有严格的组织性纪律性和革命的坚定性彻底性等品格。我们党从成立之日起,就把自己定为中国工人阶级的政党,始终坚持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为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奠定了坚实的阶级基础。”[4]事实上,自政党产生以来,价值观一直是形成政党分野、划分政党类别的主要内容。究其原因,根本的一条还在于各自政党所依靠的阶级基础的不同、甚至是势不两立。可以说,只要阶级基础不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政党的价值观一般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变。其二,当阶级结构和阶级基础发生变化,政党价值观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由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阶级结构常常处于变动之中。有的阶级在发展壮大,有的在萎缩减少,同时还会形成新的社会阶层。这种情况,如上所述,从上世纪50、60年代开始,由于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影响,而表现得非常明显。近年来西方国家政党价值观的调整,根本性因素还是由于社会结构发生的深刻变化使这些政党原来赖以依存的阶级基础发生了变化。又比如在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后,传统产业工人大大减少,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新的社会阶层。这些新的社会阶层,作为市场经济发展的产物,其价值观念也较能与新的社会发展要求的价值趋向相适应。而那些仍然停留在传统产业中的工人群众,随着改革带来的利益调整,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也发生了明显的改变。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必须扩大自身价值观的社会认同基础,使之既能反映工人阶级的优秀价值理念,而且还能反映新兴社会阶层中出现的先进价值理念。党的十六大据此对进行了修改,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年满十八岁的中国工人、农民、军人、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的先进分子,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愿意参加党的一个组织并在其中积极工作、执行党的决议和按期交纳党费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5]可见,当阶级结构和阶级基础发生变化,政党的价值观必然发生相应的改变,以整合新的社会阶层。一个政党只有代表最广泛的社会利益,获得社会大众最广泛的支持,才会获取或延续其执政地位。如果不能及时扩大其执政的社会基础、阶级基础,将其角色由代表一定阶层的利益转换为代表全社会的利益,就人为地减少了其执政合法性的来源,或者容易给另一个政党或政治组织来代表执政党所不能代表的那些阶级或阶层的利益的机会,从而增加执政党丧失执政地位的风险。
三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除了受特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条件影响之外,还必须具备特定的文化条件。这是因为,一定的经济和政治条件,必然会在文化上体现出来。反过来,诞生于一定经济和政治条件之上的文化,又必然会对经济和政治起着反作用。由于政党价值观的特征,影响政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文化因素主要是指政治文化传统。所谓政治文化传统,是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经过漫长的政治社会化过程,至今仍存在着的、所特有的政治心理倾向和政治价值取向的总和,它是人们在长期的社会生活和政治实践中所形成的各种政治思想、价值观念的积淀。各个民族国家在各自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下形成和确立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系统。作为一种历史的传承与积淀,政治文化传统是一定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它萌生于社会之中,经过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形成并发挥着影响。
任何政党价值观的形成,都需要一定的政治文化背景和条件。作为传统与现实的交融,政治文化传统满足了这种需要,它为政党价值观提供萌发和存在的氛围和条件。社会成员通过共同的生活,逐渐产生共同的政治文化和思想意识,形成根植于每一个社会成员之中的政治文化传统。在此基础上,那些具有更多共同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的社会成员,为了共同的政治理想而走到了一起,组织起来,共同奋斗,于是政党应运而生,并经过长期的政党实践,最终形成稳固的政党价值观。政治文化传统规定着政党成员的思维方法和价值取向,决定着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任何政党价值观的孕育和萌生都离不开政治文化传统的滋养与浸润;任何政党价值观的确立和发展,都不是简单地建立在个别政治领袖的政治信仰上,也不是建立在个别政治集团的政治信仰上,它必须建立在以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政治信仰为坚实基础的政治文化传统上。可以说,正是各个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孕育了政党。西方追求自由、民主等的政治文化传统,孕育了自由党、等资产阶级政党,以及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政党价值观;中国崇尚民本的政治文化传统,催生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及其“三民主义”的价值观。不仅如此,政治文化传统还是政党价值观形成和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文化的最深层次是价值观,这是文化的核心。”[6]就政党价值观而言,它必须在政治文化传统的哺育中才能形成和发展。任何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都离不开一定的思想资源。政治文化传统恰恰为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特定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文化的功能之所以得以发挥,不是以强迫和统治为基础,而是通过积极和同意的方式发挥作用的。只有当政党成员形成比较稳定的价值认同和较强的忠诚度时,政党及其价值观才能得以形成并延续下去。在这一过程中,政治文化传统通过一系列的信仰活动、语言和其他符号形式表达出来,从而形成政党这一政治组织自己独特的精神气质和区别特征,从而构建并稳定政党及其成员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政治文化传统所提供的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使得政党意识形态的凝聚力相应得到加强,政党成员在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凝聚力作用下,激发出对政党的信心和热情,坚定其实现行动目标的决心,形成推动政党发展的内推力,同时也使政党价值观对社会更具有吸引力和说服力。可以说,政治文化传统是政党价值观的源头活水。
政治文化传统为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和心理基础,它使得政党价值观必然带有政治文化传统的印记和因子。经常的情况是,政治文化传统本身很多就是政党价值观的内在元素。中国的“三民主义”价值观不仅受到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民本思想的重要影响,而且含有“民本”思想的因子。孙中山先生曾说明“三民主义”的思想渊源,认为“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者,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7]。西方政治文化传统中的自由,“也是西方社会公民政治心态和价值观念的集中体现”。[8]自由至上的政治文化传统,使得西方很多政党的价值观都包含着崇尚自由的内容和因子。
政治文化传统的重要作用和影响,决定了政党价值观必须与本民族的政治文化传统相契合。只有这样,政党价值观才能适应广大民众的政治心理和价值取向,才能更具有吸引力,才能开辟自身传播的更广阔空间,政党也才能赢得更多民众的拥护和支持,才能更好地生存、发展和壮大。在世界范围内,各个政党兴衰沉浮的历史实践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比如英国保守党所奉行的保守主义的价值观,正是因其符合了英国社会保守的政治文化传统和英国民众保守的政治价值取向,才使其始终具有巨大的吸引力,保守党也因此在政坛上历经三百年而不衰。再比如中国共产党,只有与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相契合,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才能被广大民众所接受并获得广泛传播。有论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与马克思列宁主张的人类理想社会及民主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共同之处。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的这种共同之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文化基础,也是中国思想界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因素。”[9]笔者在拙著《论邓小平理论的创新精神》一书中也曾谈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其一,中国实际,既包括现实国情,也包括文化传统。因为,今天的中国不过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阶段,传统是由过去通向未来的桥梁。现实的中国文化中传承着五千年中国文化的基因,现代精神传统中的不少因素,仍然是现实中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和思维定势,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必然蕴含着同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其二,从文化学角度看,马克思主义是异域文化,它要在中国生根发芽,就必须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找到历史契合点,与中国文化传统结合。”[10]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说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受政治文化传统的影响,只是强调政治文化传统在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而不是说政治文化传统只是文化的惟一因素。事实上,政党价值观的形成和发展,还会受到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的影响。这就要求,政党价值观不仅要与政治文化传统相契合,还必须与当时的政治文化状况相适应。我们在理解政治文化传统与政党价值观的关系时,切不可忽视这一点。
近年来，社会对金融管理的认识逐渐加深，各个地方政府对金融管理的参与积极性也日益高涨，从实践上来看，各个政府都制定了地方金融发展的总体规划措施，利用各种激励措施来促进金融业的发展，同时，金融机构的改革也不断增加。但是，地方政府对金融管理的职责定位不明确以及管理观念还是太过于落后，而且地方政府完全抛弃了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在传统的金融活动中，货币的流动一直是金融活动发展的方向，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中，对货币的管理一直是研究的重点内容，在春秋时期，市场货币的流通和升值、贬值都是由国家所规定的，但是这种思想是错误的。直到后来秦始皇统一三国，规定货币统一，禁止私钱流通，这些历史思想都是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体现，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对金融管理的启示。例如，高利贷，这也是一种金融活动，但是我国一直都是打击高利贷的，而且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来解决这个现象，在现代金融管理中，应该借鉴以往传统经济管理的思想和实践结果，通过总结这些经验来避免金融管理中出现的问题，或者是如果出现问题，可以及时有效的解决金融管理上的问题，减少损失。
二、传统经济管理思想对管理工作的推动
古代经济管理思想就有比较成型、系统的管理方案了，例如在《孙子兵法》中，其中含有很多组织和决策方面的管理思想理念，而且其中还有大量兵法是运用了经济管理哲学方面的知识，所以，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也是在古人的思想理念中发展起来的，我国经济管理思想受儒家和墨家思想的影响，儒家思想注重教化，通过三从四德、三纲五常的伦理教化，并且儒家和墨家都讲究经济生活人人平等，而且“不患寡而患不均”即孔子提出的均平原则，但是很明显这种思想是不切合实际的。随着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也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在传统经济管理思想上发展起来，通过对传统经济管理中好思想的总结，对其进行创新和改善，结合科学技术的发展，制定出了新的经济管理思想。在邓小平理论中，强调了方法的革新并不是全新方法的展现，是在原先传统方法中进行“择优不择害”的选择，对传统经济管理思想的实践成果进行全部借鉴，吸取精华部分，充分的结合实践结果，通过经验性的总结出新的思想，加快经济管理的改革。同时。社会之一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是对马克思主义原理的科学运用和发展，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及社会经济制度，是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然而，邓小平经济管理思想是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相结合，合理利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根据社会主义基本情况，得出适合当代经济市场的理念。
三、结语
关键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传统文化；促进；冲突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行了30 多年的计划经济政策。此后为推动经济社会的快速进步，1992 年党的十四大创造性地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到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中国的市场经济就是有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 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形成过程中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毛泽东同志曾说：“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1 ］中国传统文化是历史发展的积淀，不置可否的是：传统文化中的部分因素曾与我国的计划经济相适应，反作用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应运而生和不断建设，传统文化中与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部分渐渐成为市场经济运行中的障碍，传统文化摒弃掉了一部分与市场经济发展不相容的因素，获得了创造性的转化和创新性的发展。
1.1 平均主义到“先富帮后富”
在中国古代社会的统治阶级、平民百姓中，“均田”“均富”“均贫”的思想弥漫。孔子的名句“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妇孺皆知，这种平均主义的思维方式代代传承。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实行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人们对平均分配产生了一种天然的认同感。平均主义的计划经济政策给经历了封建压迫、外国侵略以及绵延战争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精神鼓舞，使得国家在一定时期内经济得到恢复发展，促进了经济社会的进步。同时，平均主义思想产生的进步作用是因时因地而论的。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平均主义的美好理想与现实的残酷在人们的内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平均主义的束缚逐渐体现了出来：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明显提高，个人的努力与报酬出现脱节，某些人还会因自身物质条件较好于他人而存在心理包袱，等等。在市场经济运行阶段，邓小平提出的“先富帮后富”思想受到人们青睐。“先富帮后富”思想意味着允许物质分配上的差别，人们可以在法律范围内从事经济活动率先实现富裕，再带动周围的其他人一起走向共同富裕，传统文化中的平均主义思想也不再受社会追捧。
1.2 “重义轻利”到“义利统一”
义一般是指道义，强调尊重和维护社会公共利益即公利。利在狭义上指物质利益，广义上包括一切功利。义利观早在古代西周时期就已经萌芽，但作为理论形态的义利思想则是在春秋时期才出现的［2 ］。在中国古代各类思想争鸣中，重义轻利思想逐渐成为主流。孔子在义利之间主张着“君子义以为上”，孟子主张着“去利，怀仁义”。西汉的董仲舒对孔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继承和发展，提出了“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自西汉时期起，儒家思想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儒家的“重义轻利”思想便逐渐发扬光大。历史发展到市场经济运行时期，人们正当的自我利益最大化成为不争的事实，传统的“重义轻利”已不符合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正如邓小平指出：“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如果只讲牺牲精神，不讲物质利益，那就是唯心论。”［3 ］人们努力实现自己的个人利益又照顾到公共利益，“义利统一”就体现了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一致。
1.3 “随遇而安”到积极进取
“随遇而安”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思想之一，简单来说就是指人在任何环境下都能感到满足。庄子有言：“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朱熹在其书《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下》中谈道“言圣人之心，不以贫贱而有慕于外，不以富贵而有动于中，随遇而安，无预于己，所性分定故也。”在古代社会，百姓们安贫乐道，对自己当下“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地位感到满足。这种状态有利于社会统治的稳定，因而受到统治者的青睐，这与中国古代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也是分不开的。但是“随遇而安”的思想容易流于懒惰和庸俗。市场经济是竞争性的经济，无论人们是否愿意，都必须开拓进取，参与到各类竞争中，否则将会失去自己在社会中的地位。这种积极进取意识最大限度地调动了人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使每个人的聪明才智都能得到发挥，这便是对传统文化中“随遇而安”思想的积极突破。
2 市场经济在传统文化积极因素促进下的发展和完善
中国市场经济不断取得发展和完善，这得益于各项方针政策的指导，也得益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作为无形的力量对其加以促进。这正印证了马克思所提出的：“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传下来的条件下创造。”［4 ］
2.1 市场经济建设受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指引
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直崇尚“和为贵”和“天人合一”等和谐思想。在当今的市场经济建设中，必定要吸取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谐思想，使之服务于市场经济建设，否则市场经济将难以为继。和谐思想表现在市场经济建设中，就是追求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其一，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要兼顾效率和公平，要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同时也要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努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其二，中国市场经济中的竞争越来越激烈，难免出现各市场主体间的摩擦。传统文化中所提倡的人和人之间的“和为贵”思想有利于人与人之间消除信任危机并保持融洽关系，更好地进行经济活动。其三，传统文化中蕴含着“天人合一”的思想，认为人与天的关系是和衷共济的，重视在经济发展中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当前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就是在市场经济建设中践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的充分体现。
2.2 市场经济环境受传统文化中的诚信思想熏陶
中国传统文化中历来重视诚信。孔子曰：“民无信不立。”孟子说：“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墨子言：“言不信者，行不果。”在当前市场经济环境下，传统文化中所倡导的诚信思想几乎关乎每一个人。其一，诚信思想成为当代公民认同的道德原则。诚信思想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之中，人们具备着良好的诚信观念，能以诚信为荣，以失信为耻。若每个人都能遵守诚信，将大大增强人们参与竞争合作的信心，还能降低市场交易的风险和代价。其二，诚信思想成为市场经济主体活动的行为准则。企业家和企业要努力树立信用，生产的产品要明码标价、货真价实，否则会影响其销售，更严重会影响企业的兴衰存亡。当前中国坚持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诚信法治化道路，正在不断完善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法律法规体系和社会信用体系，加大对失信行为的惩戒力度，努力从根本上铲除失信行为，这将更加有力地保障市场经济环境的健康有序。
2.3 市场经济发展受传统文化中的自强不息精神鼓舞
自强不息精神最早记录于《易经》中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论语・述而》中有这么一句话：“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孟子・告天下》中也有名句：“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自强不息的基本内涵是：人的一生会遇到重重困难，所处的环境不会一帆风顺。但是要永远坚持不懈地努力，将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自强不息精神从古到今代代传承，造就了中华民族奋发图强、开拓创新、昂扬向上的精神姿态。在当今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个人秉承自强不息精神，追求提高自我能力，寻求激烈竞争中的一席之地；企业不断改进自己的设备和技术，以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在竞争中占据主动优势。虽然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不够完善，同时还面临着激烈的全球竞争。即使面对经济发展中再大的风险和挑战，也要坚决靠自强不息的精神，顽强拼搏，努力突破重重困难和障碍，取得经济社会发展更广阔的空间。
2.4 市场主体从传统文化中获得现代管理智慧
在市场经济中商场如战场，经济形势瞬息万变，行业竞争群雄逐鹿，市场主体要想在经济活动中作出正确抉择，中国传统文化中就蕴含着大量现代管理智慧。兵家的孙子提倡“知己知彼”，就是要对敌我双方的情况了解透彻，才能在激烈多变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取胜地位。“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就是讲市场主体要根据敌情而制定战略战术，在经营活动中灵活多变，做到“先谋而后事”。道家最为核心的就是“无为”思想，华为公司创始人任正非认为“无为”思想是企业管理中的最高境界。管理者要做到不大包大揽，面对有才干的员工，不要干预他的具体事务，充分发挥员工的工作热情和聪明才智。这样反而可以使企业充满发展活力，以较小的管理投入获得较大的管理效益。除此以外，《中庸》中“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的观点，《墨子・亲士》中“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的观点，都指出了人才的重要性，依然值得各类企业加以学习。现代企业注重人的因素，加强人才培养和储备，都是对这些观点正确性的证实。
3 市场经济与传统文化的现存冲突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在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仍在继续，但是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还未完全消失，这些消极因素与当前市场经济中的某些新观念相冲突。因此，必须要重视这一冲突现象，这对逐渐认清传统文化中不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糟粕部分，继续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积极因素在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中的重要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3.1 市场经济中的“服务型政府”观念与传统文化中“官本位”观念存在冲突
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提倡建设“服务型政府”。政府要不断转变工作作风，摒弃人治思维，树立法治意识；摒弃特权思想，树立服务理念。但现实情况是，政府职能转变仍有不少阻力，一个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传统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仍在社会中弥漫。中国的封建专制时期长达2000 多年。封建专制期间的社会阶层结构划分有“士农工商”的说法，显著特点是官贵民贱、官尊民卑，即取得官职的人拥有较高的地位和较大的权利，这体现了浓厚的“官本位”观念并延续至今。这些“官本位”观念与当前国家倡导的“服务型政府”理念格格不入，阻碍了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经济社会的进步。
3.2 市场经济中的法治观念与传统文化中的人治观念存在冲突
“把经济的和政治的、宗教的和道德的、民政的和军事的许多权力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为基础的最明确无误的文化特点。”［5 ］这种文化特点就是指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的人治观念，即国家的君主或家族的最高统治者习惯用个人的意志来解决问题。中国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法治，最根本的特征就是“我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是用来反对个人权力过分膨胀而对他人的侵犯。在法治经济中，人们的权利和自由受到保障，可以自愿、平等地进行商业活动。而传统文化中的人治观念具有很强的主观性和专断性，这是目前制约市场经济法治化的一个重要原因。
3.3 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原则与传统文化中的“重公轻私”观念存在冲突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公”与“私”的观念总是蕴含着褒贬意味。“公”往往意味着高尚和先进，“私”往往意味着狭隘和片面。这种“重公轻私”的观念延续至今，使得国内的民营企业不能享受市场经济中的公平竞争原则。民营企业在发展中很容易受到国有企业挤压，特别是“当市场受到波动和价格控制的时候，就使得民营企业处于一个不利的弱势地位，尤其是在市场波动的情况下，它往往最先受到打击”［6 ］。并且还容易忽视对民营企业的保护，比如民营企业在受到产权侵害时难以找到有效的救济途径。最近一段时间，个别人甚至发表了一些怀疑、否定民营经济的言论，把现在的混合所有制改革曲解为新一轮“公私合营”等，这些观点违背了市场经济体制下所有市场主体公平竞争原则。
4 充分发挥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
马克思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7 ］中国传统文化有几千年的历史且没有中断，说明中国传统文化是能够与时俱进的。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在市场经济面前似乎显得先天不足，某些观念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新观念存在冲突，但仍要尊重历史的积淀，借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的契机，更好地发挥文化对经济的促进作用，从而建立名符副实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4.1 站在市场经济的角度审视传统文化
其一，中国的市场经济从计划经济转变而来，对计划经济条件下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否定。例如中国在计划经济时期形成了以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为核心的集体主义观念。中国自古就有宗法血亲制度，本人认为这是集体主义观念的渊源。在集体主义观念作用下，中国的各类政策决策迅速且容易被人们接受并执行，降低了不少组织管理成本，充分发挥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把集体主义观念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可以形成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进而保障市场经济的顺畅稳健建设。其二，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是处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之下的，经济全球化推动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交流，各种文化之间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不可避免地接触到西方国家价值观念。一些西方国家大力宣传“西方中心论”，认为西方价值观是优越的和“普世”的，他们在文化交流中推行着文化霸权主义，甚至一些国家试图通过文化渗透的方式达到颠覆中国的目的。面对这些文化交流中的阻碍，要坚决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大有裨益的积极因素，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同西方的错误思潮做斗争。正如习近平所说：“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8 ］其三，在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完善过程中，商品拜物教客观存在，并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面对市场经济中的缺陷，要坚决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社会风尚，而社会主义社会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弘扬必须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中传承传统文化的优秀基因，如勤劳节俭、克己奉公、廉洁自律等人格操守箴言，这与市场经济追求物质利益并不矛盾，且在防止和反对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的斗争中起重要作用，有助于净化中国市场经济的经济氛围，对于更好地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完善具有深远意义。
4.2 充分发掘传统文化自身的经济效益
内容上的自然经济观点,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传统经济思想始终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看成是最理想的经济生活模式。中国封建地主阶级经济思想的基本观点产生和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尽管地主阶级内部当时存在着各种不相同的学派,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把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作为他们理想社会的经济基础。儒家思想后来发展为封建正统思想的主体。儒家创始人之一———孟轲曾这样描绘儒家的社会经济主张:“五亩之宅,树墙下以桑,匹妇蚕之,则老者足以衣帛矣;五母鸡,二母彘,无失其时,老者足以无失肉矣。百亩之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足以无饥矣。”(《孟子•尽心上》)这是一个典型的男耕女织,自给自足的封建小农经济的图画。西汉后期召开的盐铁会议上,以封建正统思想标榜的文学贤良则认为社会经济生活的模式应该是“千室之邑,百乘之家,陶冶工商,四民之求足以相更。故农民不离畦亩,而足乎田器,工人不斩伐而足乎陶冶,不耕田而足乎粟米。百姓各得其便,而上无事焉”。(《盐铁论•水旱》)这里虽然有手工业者,也有商人,但仅限于百乘之家,千室之邑的范围内,而绝不同外界交换:“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盐铁论•通有》),“道路罕行,市朝生草”。(《盐铁论•力耕》)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仍然是其基本主张。东晋时期的陶渊明甚至把世外桃源看成是最理想的社会:“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耕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髻,并怡然自乐。”(陶渊明:《桃花源记》)。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称道的太平盛世,无非是“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史记•平准书》)以及“频致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通典•食货七》)这种农业自然经济的繁荣景象。直至到了近代的许多思想家,包括一些进步思想家,也仍然主张这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如龚自珍的“农宗”思想,就主张一宗百亩之田,其中十亩之地为住宅,十亩之田出租税,十亩之田养佃户,十亩之田种经济作物,三十亩自家人口食用,余三十亩所产用来交换手工业品。要求人们“皆不得以澹泉货,百家之城,有货百两;十家之市,有泉十绳,裁取流通而已,则衣食之权重,则泉货之权不重。”(《农宗》)虽然不主张彻底取消货币,但仍然主张“衣食之权重”的农村自然经济。甚至革命农民,并且是近代革命农民,也把自给自足的小生产经济看成自己的理想国。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就主张:“凡天下,树墙下以桑,凡妇蚕绩缝衣裳。凡天下,每家五家鸡,二母彘,无失其时。”“凡二十五家中陶冶木石等匠俱用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完全是一幅古老的自然经济图景。第二,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的表现,是它的轻商、贱商和抑商原则。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内容。康有为曾指出中国封建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他说:“吾国古者首去渔猎,则以农立国,是故分田制禄之经,重农贵粟之论,布满经史。”(《请励工艺奖创新折》)这里说的确是中国经济思想史上的实际情况。早在战国,封建制度产生时起,地主阶级思想家就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农业是富国富民的本业,而工商业则是末业。要富国强兵必须重本抑末。国家必须在政治上、经济上、财政上大力推行重农政策,而打击或限制工商业的发展。比如,商鞅变法就规定:百姓“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史记•商君列传》)“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商君书•外内》)通过这种办法,使“民不得无去其商贾技巧而事地利”(同上)。西汉时期,国家规定“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商人子弟,“不得仕宦为吏”(《史记•平准书》),在政治上压抑商人的地位。西晋王朝规定:“侩卖者,皆当着巾,白帖额,题所侩卖者及姓名,一足着白履,一足着黑履。”(《太平御览》卷八二八),对商人公然进行人身侮辱。直到近代,这种仇视商品货币经济,贱视工商业者的传统观念,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直到19世纪70-80年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已有相当发展的条件下,地主阶级顽固派还在鼓吹只有“重农抑商”、“务本知俭”才能使中国富强的观点,反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的“振工商以求富”的主张,仍然认为“自来天下之大计,未有舍本而可以图富者。”(曾廉:《纺砖楼记》)。在中国历史上,既使那些重视工商业的思想家,也都难于摆脱传统的农本工商末观点。重农抑商思想和政策在中国封建社会统治了2000年之久,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一条基本原则。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维护自然经济的特点是不奇怪的,形成这一特点的主要原因是:(1)农业是封建经济最主要的部门,封建农业本来就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自然经济观点实际上是封建自然经济基础在经济思想上的反映。(2)商品货币经济对自然经济有瓦解作用,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和封建剥削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地主阶级思想家自然要竭力赞美、维护农业自然经济,而敌视、打击商品货币经济。
也就是说,地主阶级的阶级利益决定了封建经济思想必然维护自然经济,而敌视商品货币经济。
二、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
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对各种经济问题的看法,总是以国家为本位,从国家的角度,从国家的立场,从国家的利益出发。有的学者在比较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和西方经济思想时,称中国古代经济思想为国家经济学观点,就反映了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中国历代思想家经济思想的中心点都是密切联系如何治理国家问题的,如认为:“凡治国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则易治也,民贫则难治也。……是以善为国者,必先富民,然后治之。”(《管子•治国》)以个人为本位,从个人角度谈论经济问题的,不是没有,但为数很少。古希腊色诺芬的《经济论》专门论述私人奴隶主怎样管理好自己的家庭经济,而同时期中国的商鞅、孟轲以及其他许多思想家的经济思想著作,研究的则都是如何富国富民问题。由于观察问题主要持国家本位主义立场,因而形成了传统经济思想如下两个重要特征:第一,在政治与经济关系问题上,总是强调政治的首要地位。国家政权是政治中最本质的东西。从国家立场观察问题,自然也就是从政治上观察问题,它要求处理一切经济问题,都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出发,认为政治上的安危比经济上的贫富具有更重要的意义,认为“有国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论语•季氏》)传统思想的这一特点,集中表现在贵义贱利思想在中国经济思想史的长期统治上。中国古代所谓义,不仅是个道德规范,它实质上是一个表示封建政治原则和思想道德原则的范畴。利,则主要指物质经济利益。中国经济思想史上长期存在的义利之辩,实质是封建政治、思想、道德原则和物质经济利益的关系问题,简言之,也可以说是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在这个基本问题上,地主阶级传统经济思想一直坚持贵义贱利原则,即要求把义放在首位,谋利、求利必须符合义的原则,服从地主阶级的政治利益和道德原则,要求统治者“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孟子•梁惠王上》)“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所以,“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四书•大学》)必须“见利思义”,当义和利发生矛盾时,不能见利忘义,而必须毫不犹豫地舍利取义。由于这种传统观念的束缚,封建士大夫都以安贫乐道为荣,而以置身经济事务为耻。“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四书•大学》)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封建的义,是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在,贵义贱利原则,实质是维护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原则,它只关心地主阶级的既得利益,至于社会经济、社会生产是否能得到发展,则是次要问题。正是这种贵义贱利思想,造成了封建社会知识分子轻视生产,鄙薄经济事务的坏风气。第二,关于国民经济宏观管理的理论,成为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立场,所以历代思想家总是从国家角度出发,从封建经济的全局出发来谈论经济问题。他们谈论最多的,主要是义利关系即政治和经济的关系问题,农工商关系即国民经济各部门关系问题,以及国家财政问题、土地问题等,至于个人、家庭、单个生产单位如何处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方面的问题,则很少有人论及。所以,中国传统经济思想可以说是宏观经济学思想,而不是微观经济学思想,它主要是关于封建经济全局、或国民经济总图景的理论,这是传统经济思想国家本位主义立场的必然结果。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产生的原因,首先与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统治有关。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为了镇压农民的反抗,地主阶级建立了强大的国家机器。“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这和西欧封建制度很不相同,西欧国家是封建领主制,一块土地经济上的所有者,同时也是政治上的统治者。中国则不然。封建地主对农民可以进行经济上的榨取,而政治上的统治,则主要是通过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来实行。在地主和农民的关系中,封建国家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不通过封建国家,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之间的经济关系就不允许有大的变动,任何一个关系封建经济全局的问题都不可能得到解决。中国封建专制国家在封建政治和经济生活中这种决定性的作用表现得十分突出,十分明显。历代地主阶级思想家都十分清楚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封建思想家考虑经济问题往往从国家立场出发的重要原因。中国封建知识分子的生活道路,与传统经济思想的国家本位主义立场这一特点也有关系。由于封建国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所以,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要干一番事业,要改造社会,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做官,然后才有可能。中国封建知识分子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追求的目标是读书做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美德。他们平时学习,研究的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游说诸侯王公也好,参加科举考试也好,靠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做官执政以后,用的也是治国平天下之道。所以,封建知识分子一生学的、说的、做的都是天下国家的大事,否则他们就没有出路。所以,他们不谈问题则已,一谈问题就必然从国家立场出发,政治问题如此,经济问题也如此,这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经济思想观察问题的国家本位主义特点形成的主观社会原因。
三、理论发展上的停滞与僵化
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的这一特点,首先是指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自从成为统治思想以后,它的基本观点2000年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2000年前的封建思想家提出的观点,甚至在2000年后的地主阶级思想家嘴里,说的几乎完全一样,论点论据都很少区别。如,关于政治与经济的关系的贵义贱利原则,关于农工商关系的重本抑末思想,关于消费的崇俭黜奢原则等等,2000年间一直为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家们所反复咀嚼。封建正统经济思想的发展史,可以说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原则的不断老调重弹的历史,几百年、上千年,甚至2000年间,很少新意,很少发展,很少有什么新观点。传统经济思想停滞僵化的又一个表现,是它的基本原则,基本观点的宗教化、教条化。封建传统经济思想的基本原则,主要出于封建“圣人”之口,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推崇,抬高,它们逐渐成为人们判断是非的标准,成为人们必须遵从的绝对真理,取得了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人们谈论经济问题,国家制定经济政策,都
必须遵循它的基本原则,否则就是离经叛道、非圣诬法。久而久之,传统经济思想原则就变成了宗教教条,成为封建思想家观察、认识一切经济问题的出发点。这些教条不容人们怀疑,人们分析一切经济问题必须无条件地以它们为指导,为依据。纵观中国封建社会经济思想史,从其主导方面来说,实际上是封建正统经济思想教条长期统治和专制的历史。封建传统经济思想这种保守化,教条化的特点形成的原因,从客观上讲,是由封建经济基础的状况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发展一直停滞不前,极为缓慢,封建生产方式,封建经济基础两千年间几乎没有变化。经济基础的停滞、僵化,决定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作为经济基础的直接反映的封建经济思想的停滞和僵化。在一个千百年间几乎没有多大变化的经济生活环境里,很难设想人们的经济思想会有什么巨大的变更和飞跃。从主观上讲,维护僵化停滞的封建经济基础,以及作为这种经济基础的反映的传统经济思想原则,是封建统治阶级的利益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论述资产阶级社会的特征时曾指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化,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封建经济关系的任何带有根本性质的变动,都会危及封建剥削阶级的既得利益。所以封建统治阶级总是要利用传统的思想观念,来维护传统的生产方式,借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对于一切不利于保护封建经济基础,和封建正统经济思想原则不同的异端经济思想,他们总是极力予以压制、排斥、打击,而对那些有利于地主阶级利益的传统思想原则,他们则要作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一代一代地尽力鼓吹和宣传。这是造成封建传统经济思想原则保守化、教条化倾向的重要原因。中国传统经济思想是中国古代经济思想史上占统治地位的经济思想,但不是唯一的经济思想。虽然中国长期的封建时代经济发展和社会变化非常缓慢,但毕竟还是在发展着,变化着,特别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这种发展和变化还是相当迅速的。这种变化反映到经济思想上来,就是在中国经济思想发展史的各个阶段上,都有与传统思想相对立的反传统的思想。这些反传统思想虽然在中国经济思想史上不占主导地位,但它的内容却反映了各个历史时代的新变化,有许多新鲜的、进步的、有生气的东西。一部中国经济思想史,不仅是封建正统思想形成、统治和衰落的历史,同时也是反正统思想同封建正统思想、进步思想同保守思想不断斗争的历史。研究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的特点及传统经济思想与反传统思想之间的矛盾斗争,对于我们认识封建经济思想的本质,揭示中国经济思想史的发展规律,对于肃清封建经济思想的流毒和影响,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参考文献:
【关键词】：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道德观念
中图分类号：F71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如何继承和发展以往的道德观念，更好地解决到的领域出现的许多新现象、新问题。
一、从对待传统道德观念的问题上看，过去我们受“左”的思潮影响，对此否定较多，人们常常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归结于传统的论理文化。因此，传统道德常常成为批判对象。“”曾在所谓“破四旧”的喧嚣中，全盘否定传统道德、传统文化；改革开放以来，主张“全盘西化”的人，对传统道德、传统文化也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这种民族虚无主义和的倾向，经过十几年的拨乱反正，已有很大改观。但是，目前又出现另一种新的倾向，有人鉴于我国旧体制转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道德以及亚洲一些具有儒道传统的国家和地区建设现代化的经验，主张复兴儒家文化，而儒家伦理思想重建中华民族的道德家园。
这种倾向虽然也承认传统道德的某些不足、主张对传统道德观念进行现代化改造，但实际上是要恢复传统道德观念在人们实际道德生活中的主导作用，有意无意的护士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道德的主导作用。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情况都是不可取的，对待传统道德，我们还是应当强调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和继承观，即批判的继承、科学地发展。传统道德观念中有许多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结晶和反映，对于人类的健康发展，过去、现在、将来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如何挖掘传统道德观念中的钱能和优势，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是我们当代在道德建设上面临的一个重大课题。
二、目前，我国正处于新旧体制转轨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说也是人们道德观念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新旧两种道德价值观念相互交替，发生激烈的冲突。原先一些被人们所接受并向公认的道德观念渐渐远离现实生活，显得陈旧、不合时宜；另一些原来看上去似乎难以接受的新概念却逐渐被人们所承认并成为到的评价的标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我国在几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中所形成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呢？过去，我们在长期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朱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以集体主义为原则的社会主义道德观念，如国家、集体、个人三这里一相统一的观念、大公无私的观念、为人民服务的观念等等。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一些人开始对这些观念提出怀疑和否定，认为集体主义管你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已经丧失了存在的经济基础，因此应当“重建”与之完全不同的道德。
毋庸置疑，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但这种变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基础上的变革，而不是对社会主义性质的变革。邓小平同志指出，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都是手段，目的都是为了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过去，我们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提倡和宣传集体主义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的制度，允许不同的经济主体间的市场竞争，这必然会出现与集体主义观念不同的多种道德观念。但与之相适应的多种道德观念也必然有一种为主导的道德观念，这个主导的道德观念，就应当是集体主义。这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人民民主的政治制度在道德上的客观要求。
从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关系来看，尽管集体主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将面临许多新矛盾、新问题，但它们在本质上不是绝对的对立关系，而存在着统一性和一致性。社会主义的本质决定着我们发展市场经济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正是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所需要的集体主义观念。集体主义既强调集体利益的至上性，同时也肯定个人利益的合理性，在这一点上它与市场经济中的自利原则和互利原则有相通之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交换、流通、分配等活动，都不是孤立进行的，都涉及到他人、集体和国家的利益，而集体主义恰恰就是要从价值观、道德观的角度来调节人们的各种利益关系，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因此，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坚持和弘扬集体主义观念，批判和驳斥那些反对集体主义的思想和观念，应当是一切拥护改革开放、投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人们的自觉意识和自觉行动。
三、我们在提倡和宣传集体主义的过程中，必须抛弃过去那些“左”的认识和做法，合理地吸取传统道德观念中的有求成分和西方文化中一些积极进步的观念，特别是要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对集体主义以科学的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道德建设要以为人民服务为中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为基本要求，大力开展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教育，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团结互助、平等有爱、共同前进的人际关系。
首先，要研究和制定出一整套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时代精神，由中国特色的道德规范。构建当代科学进步的道德规范体系，是推进道德文明建设的第一步。
其次，要制定道德建设的法律、法规，使之法制化。到的要依靠人们自觉去遵守，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立初期，在各种制度尚不健全、不配套，新的道德观念还未形成定势的情况下，仅仅靠人们的自觉是不够的。所以，我们应该尽快制定出有关道德的法律法规，是道德建设法治化。这对于规范和制约人们的行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第三，要形成正确的健康的社会舆论，道德产生作用的外在机制，是社会舆论和风俗习惯。没有客观上的好风气，道德就不仅不能受到人们的重视，反而会受到超弄得遍地。我们要按照中央的要求“全面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大力倡导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务、保护环境、遵纪守法的社会公德，大力提倡爱岗敬业、诚实守信、办事公道、服务群众、风险社会的职业道德，大力提倡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夫妻和睦、勤俭持家、邻里团结的家庭美德。”把社会引向真、善、美和光明，从而塑造人们美好的道德情操。这是大众传播媒介和社会舆论所承担的基本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