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24 09:44:49
序论：在您撰写税收博弈理论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人为了达到少纳税或不纳税的目的，可能采取向征税人寻租的策略，与征税人员勾结偷税。征税人利用手中控制的税收征管、稽查等权力接受纳税人的寻租行为(行贿)，而相应地给予纳税人偷漏税的机会，同时自己获取非法收益。纳税人为获得这些好处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贿赂)，而征税人员又因其受税收任务与受贿风险的约束，其能够接受纳税人寻租的“租金”是有限的，因此，就会出现同类纳税人向征税人竞相“寻租”的结果。因为如果某一部分纳税人通过寻租成功减少了税款，就相当于减少了其生产或经营成本，相应地就具有了相对于守法纳税人更为有利的竞争优势。从这个意义而言，纳税人是否选择寻租是具有“竞争性”的。而寻租成功所产生的“示范效应”，又进一步地鼓励其他纳税人加入寻租的行列。
假定只有两位纳税人(寻租者)A和B，对于一项特定的税收优惠，寻租者寻租成功后的预期利润为L，作为理性的经济人，一方面，每个寻租纳税人愿意花在寻租上的额外支付不会超过既定税收优惠R和他此次寻租后的预期收益L的差额M(M=R－L);另一方面，为了自身经济利益的最大化，每个寻租纳税人会使自己付出的租金M最大化。研究假设R/2≤L≤R，即寻租者寻租后的预期利润不小于平均利润，也不超过征税人员违规提供的税收优惠总额R，由此可推导出R/2－M≥0。其支付矩阵如图1所示。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问题，在这个博弈中纳什均衡就是(寻租，寻租)。因为若给定B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A纳税人的最优选择是寻租，若其不寻租，则A的预期利润为0，B的预期利润为R－M，因此对于A来说寻租比不寻租好。同样，给定A纳税人寻租的前提下，B纳税人的最优选择也是寻租。因此该博弈的唯一纳什均衡为(寻租，寻租)，各方收益组合为(R/2－M，R/2－M)。事实上，如果将这个博弈模型扩大至多个(N个)纳税人(寻租者)，各参与方的行为也符合上述分析结论。多个纳税人的竞争行为会使每个寻租者均会选择“寻租”策略。因为如果有一个纳税人不选择这样做，那么他的预期收益将会从R/N－M降为0。因此，当所有博弈参与方的想法均是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时，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他们都采取“寻租”策略。由此可见，在税收征管活动中寻租行为是很容易发生的，征税人员若没有足够的激励和约束，就很容易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与纳税人互相勾结，偷税漏税，最终的结果必然是导致税收无序流失。
再者，因为税收总规模是既定的，纳税人的寻租活动也是需要付出一定成本的，因此，由纳税人相互之间的竞争所产生的这种博弈不是“零和”博弈，因为在交易过程中会造成大量社会资源的损失和浪费，从而最终会产生某种“负和”的结果，即社会损失。这一过程正如奥尔森(1999)认为的那样，“这种情况与其说是分蛋糕，不如说是在瓷器店争夺瓷器:一部分人虽然多拿了一些，但同时也打破了一些本来大家可以分到手的瓷器。”而产生这种结果的原因在于，各参与方之间的寻租行为，在交易过程没有创造任何的社会价值，而是通过对有价值资源的浪费来消灭价值，致使很多社会资源以交易成本的形式无谓地消耗掉了。而且如果放任下去，管理层面缺乏相应的制度和机制设计来改变这种各部门博弈的状况，这种不利局面将作为一种“纳什均衡”的状态长期存在下去。
二、监督和治理“寻租”行为的博弈模型分析
由于租金的存在，导致纳税人之间争相寻租以获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从而造成了社会资源的无谓损失和浪费。因此，要想消除寻租行为带来的不利影响，必须消除寻租活动中产生的租金，这主要从寻租和受租(设租)两方面进行监督和治理。
(一)对纳税人寻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纳税人和监督机构。纳税人以“寻租”或“不寻租”作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作为其纯策略选择。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寻租成本为F，其中:寻租金额为F1，被发现后寻租者所受到的惩罚为F2，监督成本为C;监督机构进行监督的概率为α，监督成功的概率为t(相应地，监督不成功的概率为1－t)，纳税人选择寻租的概率为β(不寻租的概率为1－β)。该混合策略博弈模型如图2所示。
(二)对征税人受租(设租)行为进行监督的博弈模型在该博弈中，参与者为征税人和监督机构。征税人以接受寻租或不接受寻租为其纯策略选择，监督机构以监督或不监督为其纯策略选择。同样假设在寻租过程中产生的“租金”为R(因为征税人接受寻租从而引起的税收损失)，征税人的工资及各种薪金收入为S，监督成本为C，征税人接受寻租的金额为M，征税人受租被发现受到的惩罚为B，社会认为征税人受租可能被监督机构发现的概率为p，征税人认为受租后可能被监督机构发现的概率为q。监督机构选择监督的概率为θ，征税人选择接受寻租的概率为γ。博弈模型如图3所示。
三、税收管理中寻租行为治理的路径选择
通过前述博弈模型的分析，对税收管理活动中的“寻租”与“设租”行为的治理可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形成良好的税收激励约束机制
一个良好的税收制度的设计和调整应该是对政府的施政目标和纳税人的利益目标通盘考虑的，能够兼顾各个博弈参与方的利益，即税制设计既考虑纳税人在具体税制实施过程中有可能采取的为了减少其自身的税负或减少纳税数额而进行的各种对策选择，又要充分考虑纳税人的这些对策选择会对整体税制的实施所带来的预期影响。因此，政府应尽可能设计这样一种税制，即能够使得纳税人追求其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策略选择刚好符合政府的利益取向和施政目标，从而能够形成税收“激励相容约束”，以减少税收的无谓浪费和流失。
(二)建立有效的税收相关信息获取机制
因为纳税人和征税人之间、纳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以及征税人和监督机构之间的这些博弈都属于不对称信息博弈，因此，征税人对纳税人行为和策略选择、监督机构对于纳税人和征税人的行为和策略选择的了解和掌握通常是不全面的，且一般情况下某些博弈参与方会尽可能地隐藏其相关信息。因此，应建立一种有效的包含税收各参与方在内的信息获取机制，全面推进税务机关与工商、银行、海关等部门的信息共享制度，以尽量打破信息壁垒，缩小信息不对称的范围，使得税收制度的设计与调整尽可能在信息完备的情况下进行。
(三)规范征纳双方行为
1.治理纳税人寻租的行为规范选择(1)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寻租惩罚力度。目前纳税人对寻租风险大都持无所谓的态度，即“风险中性”，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征税人方面一般是检查有余、惩罚不足，无法有效威慑纳税人，因此应硬化细化惩罚措施，加大对纳税人寻租的惩罚力度，使纳税人的寻租成本大大高于其由于寻租所可能带来的利润。(2)加大监督力度，降低监督的成本。加大税务机关对纳税人和征税人的双重监督，提高监督工作的效率和成功率，以此降低纳税人寻租或征税人受租的积极性。充分利用当前迅猛发展的电子信息网络，实施电子稽查与电子监督，以降低稽查成本。(3)利用各种媒介，强化税收宣传。在我国现阶段，以法治为核心的公民自觉纳税意识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出现了所谓的“意识约束真空”。因此需要加强税收宣传，广泛利用媒体，通过扎实、深入、细致的宣传教育引导纳税人自觉纳税，增加其寻租的心理成本。(4)规范税收征管，对纳税人实行分类管理。我国进行的历次税制改革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部分税种在系统性、协调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上存在“先天不足”。因此应完善税制，建立健全税收征管法规，通过先进的税收征管手段、科学的征管方法和优化的征管模式使纳税人无机可乘。并可考虑根据纳税人以往的纳税记录，将其进行分类管理。
关键词： 行为博弈论；税收遵从；纳税人；均衡模型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7217（2013）03-0084-04
治理纳税人的税收不遵从行为，可以说是税收理论研究和税收征管实践中的永恒问题。本文从行为博弈论角度引入信任互惠、公平偏好和学习博弈等来分析纳税人处在正常税务检查或严格税务检查环境下是否选择税收不遵从行为。
一、文献综述
行为博弈论以人们的有限理性替代完全理性，考察公平偏好、信任互惠与学习过程在人们真实的博弈过程中的作用，这些影响人们博弈行为的心理因素不仅可以在可重复、可控制的实验条件下得到验证，而且可以引入到解释现实委托关系的数理模型中，为委托关系研究提供重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
Rabin 是最先将公平偏好引入到行为博弈理论分析框架的经济学家[1]，随后许多学者对Rabin行为博弈模型进行了完善和推广。Dufwenberg and Kirchsteiger把Rabin行为博弈模型推广到多人之间博弈中，定义了序列互惠均衡[2]；Bolton and Ockenfels把公平偏好作为公平规避因子融入到人们的效用函数中，发展了非公平厌恶模型[3]。Berg Dickhaut and McCabe最早进行了信任博弈的实证分析，表明人们在自利偏好之外存在着信任互惠的行为，其研究结论逐渐被经济学实验所证明[4]。
在将公平偏好应用于委托模型研究方面，Fehr and Schmidt通过实验发现人对不完全契约具有强偏好[5]，并且理论证明了人对公平的关注可以解释这种偏好。Grund and Sliwka研究结论表明，不公平规避人比纯粹自私自利的人会付出更高的努力[6]。Claudia Keser and Marc Willinger证明了基于公平的最优支付理论比传统理论的预测结果更符合实际[7]。Nabil and Ramon的研究表明由于环境的复杂性和委托人之间的信任而产生不完全契约，信任的产生使得契约的签订和履行的成本减少[8]。Buchner and Guth通过三人最后通牒博弈比较了信任与激励契约在产出效率方面的表现[9]，结果表明信任在减少监督人行为的成本和降低道德风险等方面与激励契约一样有效，并提出了进行制度改革的建议。
二、正常税务检查下的纳税人税收不遵从决策的行为博弈分析
四、治理税收不遵从的政策建议
为了治理好税收不遵从行为，提高我国税收遵从度，我国税务机关应解决如下纳税人申报纳税中的激励问题：
第一，要防止纳税人采取税收不遵从行为，使其诚信申报纳税，税务机关必须加大财务会计信息体系建设的投入，提高税务人员搜集所有纳税人收入、利润等信息的能力。在加快 “金税工程”与社会中介组织、银行等全社会信用体系联网步伐，建立以信息化和互联网为主要特征的纳税人财务信用信息搜集体系和税收征管体系。税务机关应根据纳税人过去的依法申报纳税信息，将纳税人诚信纳税信用分类。对于税收遵从行为声誉差的纳税人，进行严格税务检查管理，让纳税人都来重视自身的声誉，促进全社会税收遵从行为激励机制的建立。
第二，在强化税务审计检查的基础上严格税收执法。建立基于科学合理的计划指标和考核机制基础上的征税能力评估制度，督促税务机关和税收征管人员严格税务稽查和执法；国家要加大对税务部门和税收征管人员的奖罚力度，对防止纳税人税收不遵从行为发生得力的税收征管单位和税务干部，给予较大的物质和精神奖励；对防止纳税人税收不遵从行为发生不力的税收征管单位和税务干部，给予较重经济、法律和行政处罚[10]。
注释：
①当然这里的两个纳税人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也可以看成是两类纳税人即采取税收遵从的纳税人和不采取税收遵从的纳税人。
参考文献：
[1]Rabin，Matthew. Incorporating fairness into game theory and economics[J].American Economic Review，1993：1281-1302.
[2]Dufwenberg and Kirchsteiger. A theory of sequential reciprocity[J].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2004，（47）：268-298.
[3]Bolton and Ockenfels.ERC： A Theory of Equity， Reciprocity and competition[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2000，（90）：166-193.
[4]Berg Dickhaut and McCabe. Trust， reciprocity and social history[J]. Games and Economic Behavior，1995，（X）：122-124.
[5]E.Fehr and K.M.Schmidt. Fairness， incentives and contractual choices[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0，（44）：1057-1068.
[6]Grund and Sliwka. Envy and compassion in tournaments[R]. University of Bonn， Working Paper，2004.
[7]Claudia Keser and Marc Willinger. Theories of behavior in principalagent relationship with hidden action[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2007，（51）：1514-1533.
[8]Nabil and Ramon. Trust and discretion in agency contracts[R].Harvaard Business School Working Paper， 2001：2-15.
关键词：税收筹划；契约；利益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合，税收契约是影响企业运营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税收筹划作为企业面对税收契约的必然选择，必然会引起政府、企业及相关机构的关注。我国学术界对税收筹划的研究开始较晚，在认识上还存在一些分歧。与此同时，目前研究大多局限于个案分析，没有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和完整实用的税收筹划程式模块。本文从契约理论、博弈理论、比较利益学说和系统论四个角度分析税收筹划的理论渊源，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研究和理解税收筹划行为。
一、契约理论与税收筹划
企业是劳动者、所有者、物质投入和资本投入的提供者、产出品的消费者相互之间的契约关系的结合，不同契约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冲突，同一契约中各契约关系人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果将税收因素考虑在内，那么政府毫无疑问地应该被引入订立契约的程序，企业在上述契约之外将另外订立一份税收契约。税收契约与其他契约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如流转税的规定将影响物质投入的提供者和产出品的消费者，所得课税将影响劳动者。因为企业逐利的本性，在同等条件下，企业总是希望纳税额越少越好，所以税收契约双方也存在利益冲突。不过相对其他契约而言，税收契约还是具有自身的特点：
1.主体地位不平等：在订立契约时，政府是强势主体，有权制定基本条款，并保留解释和修改的权利。这使得企业只能面对税收契约而不能违背税收契约，由此界定了税收筹划的范围必须以不违背税收契约为前提。
2.实施策略不同步：尽管政府在订立契约过程中处于强势地位，但在订立契约后，相对于其他契约方而言，政府无法及时调整它的策略。因为它要通过税法修改来实现策略调整，而税法修改往往是不及时的、滞后的。相对而言，企业面对既定的税收契约，可以及时调整自己的策略，也就意味着政府在税收契约的约束下进行税收筹划具备可能性。
3.追求目标不同：政府和其他契约方的另一个显著区别是它对社会公平性的追求。公平目标的实现往往需要借助于累进的税率，这使得支付能力不同的纳税人面临不同的边际税率。而政府对市场经济中出现的外部性问题的调整，也使得不同类投资的税收待遇大不相同，进一步加大了纳税人边际税率的差别，为企业税收筹划留下了空间。
此外在现实中，税收契约往往是不完备的：政府无法制定一份面面俱到的税收契约（税法空白的存在）或者制定的契约并不能完全执行（税收监管存在期望差距），这种不完备的税收契约也给税收筹划带来了可能。
二、博弈论与税收筹划
博弈论又称为对策论，是研究决策主体的行为发生直接相互作用时候的决策以及这种决策的均衡问题。从80年代以来，博弈论逐渐成为主流经济学的一部分，甚至可以说成为微观经济学的基础。在博弈论里，个人效用函数不仅依赖于他自己的选择，而且依赖于他人的选择；个人的最优选择是其他人选择的函数。
（一）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税收筹划的可行性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以政府为主体的征税人和以企业为主体的纳税人成为矛盾对立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政府凭借其国家权利要尽可能多地征收税款，另一方面企业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要尽可能少地缴纳税款。在这个税收博弈过程中，国家是税收法律制度制定的主体，纳税人只能接受制度的约束。但如拉弗曲线所示，如果税法规定企业将其全部或者大部分收入上交国家，企业一定选择不生产，国家税收自然为零。因此博弈双方可以达成一定的协议即“纳什均衡”，而协议被遵守的前提是遵守协议的收益大于破坏协议的收益。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博弈双方都有不遵守协议的动机，那么协议的制定就成为关键。税收契约就是博弈双方的协议，因而在制定、实施税收契约时必须考虑遵守税收契约的收益大于破坏它们的收益。换言之，税法在制定时必然会考虑到税源的存在和可持续增长，为纳税人预留一定的空间。比如在税收制度中存在大量的“税式支出”，为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提供了可行空间。
（二）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税收筹划的必要性
1.市场竞争的需要-----企业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分析
假设有同等条件的企业A和B，都面临是否进行税收筹划的选择。他们经过估计得出，如果两个企业都不进行税收筹划，各自的收入为10单位，缴纳5单位税后，净收益为5单位。如果他们都进行税收筹划，各分得收入为12单位（成本下降，价格下降，收入增多），缴税4单位，各自付出筹划成本0.5单位，各自净收益为7.5单位。如果一个筹划另一个不筹划，筹划方收入为15单位，另一方收入为9单位，扣除各自的税款和成本后，筹划方取得净收益10.5单位，另一方净收益为4单位。博弈矩阵如下：
企业B
筹划不筹划
企业A
筹划
不筹划7.5，7.510.5，4
4，10.55，5
如果博弈中信息是完全的，A与B相互都知道对方的行为特征和可能的选择，对对方都有充分的了解，他们同时选择自己的行动并且只选择一次，这样上述模型符合完全信息静态博弈的特征，存在最优解（7.5，7.5），即（筹划，筹划）是模型的最优解。也就是说，出于竞争的需要，双方都有进行税收筹划的动因。
2.筹划收益与筹划风险的存在-----企业与税务机关博弈分析
企业一旦选择进行税收筹划，必然会与征税方发生利益博弈。这是企业先行动的动态博弈。有些筹划活动是完全在税收契约约束下进行的（如利用税收优惠），但有些筹划活动其合法性还需经税务机关界定（如转让定价），这使得企业的税收筹划收益具有风险。企业是否进行税收筹划需要依赖于其对税务机关行动信息的判断：设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收益为T，税收筹划的成本为S。当企业选择税收筹划，税务机关可以选择检查或是不检查。假设检查成本是C，界定为非法筹划对企业的罚款为F，企业认为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的概率为P，不进行检查的概率为1-P。可以得出以下税收机关收益矩阵：
企业
合法筹划非法筹划
税务机关
检查
不检查-CF-C
0-T
当-C×P+0×(1-P)=(F-C)×P+(-T)×(1-P)时，税务机关得出均衡解，此时P=T/(F+T)。对企业而言，当认为自己的税收筹划行为存在被税务机关界定为非法筹划的可能性时，只有预计税务机关进行检查的概率小于T/F+T时，企业才会进行税收筹划。
（三）从博弈论的角度看税收筹划的过程
1.税收筹划环境博弈分析
税收筹划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企业对税收政策进行选择的过程，这种选择是企业基于已有信息的判断过程。企业所获取的信息精确度越高，信息的价值越大，企业进行的税收筹划就越有可能成功。从企业的角度出发，它对自己的筹划意图、财务和经营状况有着充分的了解，并且熟悉国家的各种税收政策和法规。但是市场环境的变化是企业来说是信息不对称的，它无法准确预测和掌握市场环境的变化时间、变化趋势和如何变化等。同样对市场环境而言，它是由若干企业组成的，其中某一特定企业的信息对它来说也是不对称的。因此企业和市场环境就成为一个博弈的两个博弈方。
对企业来说，进行税收筹划需要付出的成本包括货币成本、风险成本和机会成本。货币成本指企业为税收筹划发生的人财物的耗费，它包括税收筹划方案的设计成本和实施成本两部分；风险成本是指税收筹划方案因设计失误或实施不当而造成的筹划目标落空的经济损失以及要承担的相应法律责任；机会成本是指采纳该项税收筹划方案而放弃的其他方案的最大收益。
设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筹划成本中货币成本为C1，风险成本中包括市场环境变化的风险成本C21和税收筹划被税务机关认定为逃税或恶意避税的罚款额C22，机会成本为C3；由于进行税收筹划企业获得的节税利益为R。企业获得的节税利益矩阵如下：
市场环境
变化不变化
企业
筹划
不筹划-C1-C21-C3R-C1-C3
00
如果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动荡不安时，企业若贸然进行税收筹划，这种筹划很可能失败，企业的期望收益函数E=-C1-C21-C3。此时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税收筹划，期望收益函数E=0。
现假定企业搜集到的信息不能使企业充分判定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的概率，设企业判定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的概率为P，则市场环境不发生变化的概率为1-P，另外我们用Q代表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给定P,此时企业进行税收筹划（Q=1）与不进行税收筹划(Q=0)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Q（1,P）=(-C1-C21-C3)×P+(R-C1-C3)×(1-P)
EQ（0,P）=0
此博弈模型存在均衡解，设
EQ（1,P）=EQ（0,P），得：P*=(R-C1-C3)/(R+C21)
如果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的概率小于(R-C1-C3)/(R+C21)，企业的最优选择是进行税收筹划；如果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的概率大于(R-C1-C3)/(R+C21)，企业的最优选择是不进行税收筹划；如果市场环境发生变化的概率等于(R-C1-C3)/(R+C21)，企业可以随机地选择进行或不进行税收筹划。
2.税法空白策略博弈分析
利用税法空白减轻税负，属于避税的范畴。避税是一种特殊的税收筹划方式，这种筹划过程实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的一种双人动态博弈。企业作为博弈的一方，在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驱动下，积极寻找税法空白并以此来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政府部门作为博弈的他方，在观察到企业的行动后，也会发现税法中的空白，并通过完善税收契约进行反应。因为双方存在利益冲突，这种博弈过程会一直进行下去。如果企业没有找到税法中的空白，就需要缴纳数量为T的税收，此时企业的收益为0，政府的收益为T。如果企业找到税法空白并在政府发现之前加以利用，那么企业可以避免缴纳此笔税收，获得节税收益T，此时企业的收益为T，政府的收益为0。如果企业找到税法空白，而政府也开始采取措施准备填补此项空白，那么最终的结果要看这项空白被填补的程度。如果用t表示政府通过填补税收空白挽回的损失，此时企业收益为T-t，政府收益为t。经过一系列的动态博弈过程之后，政府和企业将分享税收筹划收益。与此同时，只要企业依然面对税收契约的约束，这个博弈过程就会一直进行下去。
三、比较利益学说与税收筹划
比较利益学说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提出来的，他指出两国间不同商品的比较成本存在差异。比较成本较低的商品是该国的比较优势商品，而比较成本较高的商品是该国的比较劣势商品。在自由贸易条件下，两国都将生产自己的比较优势商品，通过交换双方都将取得比较利益。因此该理论通常被应用于比较两个不同系统的利益，我们可对这个理论作进一步运用：对同一系统，其不同的子系统同样存在比较利益问题。如果我们将企业集团视作一个系统，其成员企业就是子系统，他们之间必然存在着比较利益问题。这种比较可能源自集团对不同利益子系统的比较如跨国公司对其经济利益和政治利益的比较，也可以是同一利益不同子系统的比较如跨国公司对其设在不同国家的分支机构经济利益的比较。但需指出的是，这里的利益不是指个别子系统的利益，而是指整个系统的利益，是为了达到整个系统利益的最大化。通过不同子系统利益比较，自然会发现比较利益差异，系统内的交换因此产生，这种交换多数以价格为媒介，由此企业集团可以通过在不同子公司之间利用价格转移收益以实现整体利益最大化，这就是转让定价的理论渊源。当然税收筹划只是达到这种利益最大化的一种手段，需要放入跨国公司整个经营战略中进行考虑。
四、系统论与税收筹划
系统论是把研究的对象当作一个系统，分析系统的结构和功能，研究系统、要素、环境三者的相互关系和变动的规律性。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可以看成是一个系统，系统是普遍存在的。系统论的以下观点对我们分析税收筹划大有裨益：
（一）整体性观点与税收筹划
系统论观点首先是整体性观点，用系统观点看问题首先是用整体性观点看问题，用系统方法解决问题首先强调从整体上解决问题。按此观点企业进行的税收筹划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从整体上考虑和设计，不能单独围绕一个税种进行。比如流转税和所得税在计算时存在一定程度的交叉，企业所得税和个人所得税也存在交叉。此外税收筹划不仅仅是财务部门的事，还涉及到许多职能部门，企业必须从整体用度看待税收筹划。
（二）环境观点与税收筹划
任何系统都是在一定环境下产生、共存、运行的，不存在没有环境的系统。环境对系统的特性、状态、功能有重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企业经营处在一个多样化的环境之中，这些环境构成一个系统，因此税收筹划必须考虑相关环境因素。比如税收筹划的社会舆论环境会影响企业开展税收筹划的积极性。
（三）自组织、他组织观点与税收筹划
系统论认为，凡是在没有特定外部作用干预下系统自行对组织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时间的、空间的或功能的有序结构，称为自组织。凡是在特定外部作用干预下系统自行对组织进行整合而形成的时间的、空间的或功能的有序结构，称为他组织。税收筹划也是一种自组织与他组织相互作用的过程。一方面，政府制定税收契约，并在既定的目标下设置某些优惠条款，企业如果顺应这种立法意图进行税收筹划就是一种他组织过程；另一方面企业安排自己的经济活动和交易事项，主动选择有利于自身利益的会计核算方式则是一种自组织过程。显然税收筹划的过程就是把自组织与他组织有机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企业预定的目标。
主要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M].上海：三联书店，1999：108-111
[2]冷琳.基于企业战略的税收筹划优化思考[J].税务与经济，2006，（4）：93-95
【关键词】 税收遵从;信息不对称;税收遵从成本
一、从信息不对称角度研究税收遵从
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英国剑桥大学经济学教授詹姆斯・米尔利斯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威廉・维克里,“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对刺激性经济理论做出了奠基性的贡献”。主要研究如何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将对经济行为主体的刺激因素包括到税收政策的制定和其他政府决策过程中去,开辟了从不对称信息角度研究税收问题的新思路。瑞典皇家科学院将200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授给了三位长期从事信息不对称领域研究的美国经济学者G.Akerlof、M.Spence和J.Stiglitz。他们在20世纪70年代关于信息不对称的经济学解释和应用构成了“信息经济学革命的核心”,他们认为信息的获取和处理是人们了解与研究经济运行的关键所在。
国内税收理论界逐步接受了在不对称信息条件下研究税收问题这一研究方法。许建国(1999)针对不对称信息和优化税收理论的基本内容和内在联系做了比较详尽和准确的评述。孙亚(2000)主要从税收征管实践的角度,强调了在税收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建立激励机制的问题,并以某一特定行业的征管措施为例来佐证这一思路的可行性研究。刘颖(2002)从如何缓解不对称信息对税收征管制约的角度探讨了税务信息化的基本机理,对我国税务信息化实践提出了一些政策性建议。国内这一阶段的研究已经不仅仅停留在对从不对称信息角度研究税收这一思路的简单评价上,而开始强调运用这一方法来具体分析我国税收改革实践中存在的问题。
二、从博弈论角度研究税收遵从
对纳税人遵从行为的理论研究最早源于阿林哈姆和桑德默(1972)的逃税模型(A-S模型),该模型构建了一个基本的个人逃税决策框架,主要是从理论上分析纳税人在不确定情况下如何选择申报额,使自己的预期效用最大化,该模型涉及影响纳税人逃税的主要因素是罚款率、查处概率。A-S模型指出当罚款率、查处概率提高会抑制纳税人的冒险行为,减少逃税,但该模型有着严格的假设条件,纳税人被假定为理性的、无道德观念的风险厌恶者。
征纳之间的博弈应看作是一个相互作用、动态变化的过程。艾格则(2001)提出了演化博弈模型,该理论是把博弈理论分析和动态演化过程分析结合起来,其基本思路是有限理性的经济主体不可能正确知道自己所处的利害状态,通过最有利的策略逐渐模仿下去,最终达到一种均衡状态。屈锡华(2000)受到不对称信息条件下优化税制理论思路的启示,开始探讨税收征管中的博弈问题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征纳双方相关行为主体的行为特征,并在模型设计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尝试。邓力平(2006)通过演化博弈模型指出当缺乏一个有效的税收征管系统和良好的依法纳税环境状况,纳税遵从的提高将是非常缓慢的,并非一朝一夕之功,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如果能将税收监管水平维持在一定高度,即使遵从不稳定的纳税人在博弈的初始状态都在逃税,经过多次重复博弈,纳税人将选择诚信纳税,并形成习惯,最终达到稳定状态。
三、从遵从成本角度研究税收遵从
西方政治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在其著名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提出了赋税四大原则,其中有三个与税收遵从成本直接或者间接相关。其中“确定”和“简便”是针对税收遵从成本而言的,而“经济”原则既同征收成本有关,也同税收遵从成本有关。斯密在经济原则中谈到,“税吏频繁的访问及可厌的稽查,常使纳税者遭受极不必要的麻烦、困扰与压迫。这种烦扰严格地讲,虽不是什么金钱上的损失,但无异是一种损失,因为人人都愿设法来摆脱这种烦扰”。这里提到的“烦扰”恰是税收遵从成本中的心理成本。19 世纪后期,德国政策学派的代表人物瓦格纳提出了税务行政原则,指出征收费用不单纯指税务稽征的费用,还应包括因征税而直接负担和间接负担的费用。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马斯格雷夫在《财政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提出“合适的”税制需求,其中有三项也与税收遵从成本息息相关: (1)征税的行政管理费用不应铺张浪费; (2)对纳税人的从属费用也不能毫无必要地加以增加;(3)税收的额外负担必须要小。由此可见,税收成本特别是征税费用问题,很早以前就已经引起了西方学者的重视。
我国不断改革、完善税收征管体制,采取了一系列征管手段和措施,但在应收尽收,防止偷逃税,实现有效监督方面,依然不尽人意。究其原因,出发点着重放在“征”、“管”等方法上,忽略了产生问题的根源,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改革的深化。对税收遵从的研究主要运用信息不对称、博弈论等经济分析方法,再加入成本因素,才能对税收遵从的研究更深入,提高税收遵从度的途径也不仅仅是加强征管。
【关键词】税收遵从，国内，文献综述
税收遵从是指纳税人依照税法的规定履行纳税义务，即及时准确地申报，并且按时缴纳税款的行为。近年来国内的学者对税收遵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研究。
1、理论模型上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并加以改进。刘芳、陈平路（2004）用逃税的成本收益比较模型，分析影响逃税行为的各种因素，包括税率、税收查处概率、惩罚率以及逃税操作成本、逃税的心理和社会代价等，并在此基础上针对这些因素与逃税行为之间的影响关系提出治理逃税行为的政策建议。
耿军会等（2008）在预期效用最大化模型的基础上，考虑了行贿对稽查概率的影响，对模型进行了扩大，指出收受贿赂会造成中国税收更大规模的流失。通过对个人所得税现状的分析，对我国个人所得税制的改革提出了建议。
谷成（2009）在扩展 A-S 模型基本假设的基础上，运用委托—理论模型和博弈理论模型探讨了税收征纳双方的相互影响，并指出稽查策略的选择、稽查概率的确定和处罚力度等对模型的结果都具有重要影响。
上述学者基本上是对A-S模型的改进、扩展或者结合国内实际进行的模型研究，大都以事先的“理性人”假定为前提。值得思考的是，实际当中的决策者往往只能做到“有限理性”甚至会表现出“非理性”，存在许多理性假设不能解决的问题。
2、以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偷逃税行为。
周晓唯，张璐（2008）通过建立规范的征税机关和纳税人之间的博弈模型，基于征税机关与纳税人行为的经济学分析，得出该模型的纳什均衡解，并证明了应从增大对偷税行为的惩罚力度、降低征税部门的稽查成本、提高对征税机关有效稽查的激励、降低征税机关的稽查风险等方面入手来治理偷逃税现象。
倪烈恒（2008）认为偷逃税的产生是由于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信息不对称情况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造成的。文章建立了税收博弈模型，通过 5 个假设条件，得到了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混合战略纳什均衡点，讨论了税务机关稽查率、稽查成本、偷逃税金额、行贿金额、处罚率及社会心理成本5个因素对纳税人偷逃税行为的影响，并给出了政策建议。
上述等学者引入了博弈论的模型，通过分析征税机关和纳税人各自的行为选择及相互影响，并对纳税人的偷逃税行为采取了因素分析法，最终得到纳什均衡点，得出利于税收遵从的政策建议。
3、基于前景理论的税收遵从研究。
前景理论修正了传统的风险决策理论，证明在很多不确定条件下的判断和决策结果，系统性地偏离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特别是偏离期望效用理论。该理论认为个体不是完全风险规避的，而是假设在“收益”区域，个体规避风险；在“损失”区域，个体追求风险。
何红渠等（2005）首先提出了在期望效用理论下的纳税困惑，特别体现在实际税收遵从水平比理论水平高，文章基于前景理论建立了纳税决策和税收遵从行为模型，得出结论：税率与纳税遵从水平负相关。
杨磊和陆宁（2007）用前景理论的基本观点分析了税收不遵从的原因，指出税收决策中的纵向参照点和横向参照点，在此基础上提出应从建立公平税制、加大惩罚力度、增强公共财政的透明度，建立税收激励机制、加强税收文化建设、培养公民纳税意识等五方面遏制我国税收不遵从行为。
陈平路（2007）摒弃了传统的期望效用分析工具，采用了前景理论对个人的偷逃税行为进行了分析，利用边界分析得出偷逃税额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增加的结论。
上述学者对期望效用分析工具进行了改进，摒弃沿用多年的“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引入了“有限理性”人的概念，运用前景理论对税收遵从的各要素进行了模型分析，将心理学的重要特征和其自身的核心理论很好地结合起来，解决了许多与理性选择相背离的问题。目前我国基于前景理论研究偷逃税行为的文献还不多。
4、多角度研究影响纳税人税收遵从行为的因素。
孙玉霞（2009）指出影响税收遵从决策的除了经济因素，还包括非经济因素。按照经典的逃税模型——A-S模型所揭示的主要因素是稽查概率和罚款率，除此之外影响纳税人遵从决策的因素还包括：税收遵从成本、税制、纳税人个体特征、对政府的满意程度以及税收文化等。
杨得前（2009）分析了强制税收遵从与自愿税收遵从的相互作用，并以43个国家为样本，综合运用新制度经济学和多元回归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对影响自愿税收遵从的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自愿税收遵从度与一国政府的廉洁程度及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童疆明（2009）通过实验方法分析了影响税收遵从行为的主要因素，指出高稽查率和高处罚率、纳税人获得的公共物品越多、“没有第三方披露的收入”在纳税人收入中所占比例越低，个体的税收遵从水平就越高。
采取多角度研究的学者多结合传统经济学A-S模型及其拓展、行为经济型前景理论、博弈论及信息经济学和社会心理学、经济心理学的相关理论综合讨论，再分析税收遵从成本、税制特点等因素，最终得出影响纳税人行为选择的各因素与税收遵从的关系及对策。
参考文献：
[1]刘芳、陈平路.逃税行为及影响因素的理论分析[J].武汉理工大学学报（交通科学与工程版），2004（01）
[2]耿军会，刘莉，李巧莎.效用最大化模型与中国个人所得税的治理[J]. 经济与管理，2008（04）
[3]谷成. 税收遵从的理论模型与政策引申——基于对 Allingham-Sandmo 框架的考察[J]. 财贸经济，2009（03）
[4]周晓唯，张璐.征税与纳税行为博弈关系的实证分析）减少税收流失的对策选择平[J].税务与经济，2008（03）
摘 要 税收筹划作为一种节税行为应当符合政府的立法意图。但在现实条件下，由于政府征税与纳税人追求最大利益是相违背的，双方就形成了一种博弈关系，博弈的后果最终会达到一种均衡，使得征纳双方都能接受。
关键词 税收筹划 税收博弈
税收是国家参与社会剩余产品分配的一种形式，具有强制性、无偿性和固定性的特点。依法纳税是每个纳税人应尽的义务,但对纳税人而言，它是其必须支付的一项成本，节约税收支出就等于直接增加净收益。因此，在现实经济生活中，纳税人一直在努力试图减少税收成本。随着税收征管水平的提高、征管力度的加强以及税务机关对偷逃税处罚的加大，纳税人如果继续采用偷税、骗税等违法手段来减少应纳税款，不但要承担税法制裁的风险，而且其信誉也将受到影响。因此，采用税收筹划这种不违法的方式，便成为纳税人必然的选择。
一、税收筹划与博弈论
1．税收筹划的含义
税收筹划是指纳税人在财税工作中对税收负担的低位选择行为，即纳税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通过对经营、投资、理财等事项的精心谋划和安排，以充分利用税收所提供的优惠政策及可选择性条款，从而获得最大节税利益的一种理财行为。可以说，税收筹划是市场经济下纳税人（企业）的必然选择。
2．税收筹划的理论依据
（1） “经济人”假说
“经济人”假说是经济学中两个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它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其从事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理性的。这项假设应用到企业纳税中就是说企业具有“纳税理性”，总是在特定的税收环境下进行自利的、主动的选择，以最大限度地实现最小投入（纳税成本）和最大产出（税后利润）的均衡。正是因为企业具有这种理性的行为选择，以及我国税收法律法规的局限性，导致企业为了追求自身利润最大化而纷纷采用各种手段来减少纳税。
（2） 税收价格理论
政府的职能主要是提供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公共产品。税收是政府提供公共产品所支付费用的补偿来源，具有公共产品价格的性质。税收价格理论的意义在于指出税收征纳双方各自的地位和身份。政府可以看成是公共产品的提供者，是卖方；而纳税人则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是买方。纳税人在享受定量的公共产品前提下，总是尽可能地减少自己要支付的公共产品价格――税收，从而为税收筹划提供了又一理论基础。
（3） 契约理论
契约，是有关规划将来交换过程的当事人之间的各种关系。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企业是一系列契约的联合，不同契约之间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利益冲突，税收契约是影响企业运营的重要外部环境之一。税收契约与其他契约之间也存在着利益冲突。因为企业逐利的本性，在同等条件下，企业总是希望纳税额越少越好，所以税收契约双方也存在利益冲突。
3．博弈论的定义
博弈论即对策论，是研究行为者之间策略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一种决策理论。在博弈论分析中，一定场合下的每个博弈者在决定采取何种行动时都策略地、有目的地行事，他既要考虑其他博弈者对自己决策行为的影响，又要考虑自己的决策对其他博弈者决策的可能影响，并在寻求自身效益最大化的前提下，来确定自己的决策。一个博弈所包括的要素有：参与人、信息、策略、行动的次序、收益、结果。
4．纳什均衡
纳什在他1950年的经典论文中，首先提出了他自己称为“均衡”的纳什均衡概念：如果一个博弈存在一个战略组合，任何参与人要改变这一战略组合都可能导致降低自身的效用水平（或只能保持原有的效用水平），因而任何参与人都没有积极去改变这一战略组合，这一战略组合称为该博弈的纳什均衡。纳什均衡揭示了博弈均衡与经济均衡的内在联系，它奠定了现代非合作博弈论的基石。
5．税收筹划的博弈行为分析
博弈论的出发点是理性的“经济人”追求自身利益的行为。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纳税人在不违反现行税收法律法规的前提下，通过预先合理的筹划与安排，选择最优的纳税方案，以求减少税收支出，获得税后收益的最大化。但是，纳税人的税收筹划是否能给纳税人带来收益，涉及到纳税人和税务机关。如果税务机关将纳税人的税收筹划行为认定为偷逃税，纳税人除了要补缴税款外，还要支付一定数额的罚款。因此，理性的纳税人为了避免这种风险，通常将税收筹划的事务委托给精通税法和财务管理的税务机构来进行。因此，在税收筹划的过程中，往往涉及到纳税人、外部环境和税务机关三个主体。各个主体为了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博弈行为便出现在纳税人与纳税人、纳税人与税务机关、纳税人与外部环境之间。
二、纳税人之间的税收筹划博弈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作为市场竞争博弈的主体是理性的，总是以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为原则来选择最优的策略行动。本文假设在同一行业中存在两家实力相当的大型企业A和B，都面临着是否要进行税收筹划的选择。他们经过测算得出：如果两家企业都进行税收筹划，各自获得正的节税收益为X单位，而都不进行税收筹划各自获得的节税收益为零。如果A企业进行税收筹划而B企业不进行税收筹划，A企业获得节税收益为Y（注：Y < X ），而B企业的节税收益为零（因为此时A企业降低了成本，增强了竞争力，能够抢占B企业原来的市场份额），反之则亦然。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是A企业，局中人（2）是B企业；行动策略：A、B企业都是筹划或不筹划；假设A、B企业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分别为P1和P2。则A筹划B也筹划的节税收益为（X,X），A筹划B不筹划的节税收益为（Y,0），A不筹划B筹划的节税收益为（0,Y），双方都不筹划的节税收益为（0,0）。
先站在A 企业的角度看：
筹划的期望收益：EU1 = XP2 + Y（1- P2）> 0
不筹划的期望收益：EU2 = 0
从分析可知，不管B企业采用什么策略，税收筹划都是A企业的严格优势策略， 因而理性的A企业会选择税收筹划。反观B企业也一样。所以，（筹划，筹划）的策略组合不仅是这个博弈的混合策略纳什均衡的解，而且还是一个混合占优策略均衡的解。企业选择税收筹划不仅可以增加自己的收益，而且也会增加整个系统的收益。因此，理性的企业都会选择税收筹划来降低自己的成本，提高企业自身的竞争力，以使自己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处于有利的地位。
三、纳税人和税务机关之间税收筹划的博弈
在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博弈模型中，虽然双方都是博弈的主体，但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的权利和义务是不对等的。纳税人负有纳税义务，而税务机关则是代表国家行使征税权的职能部门。在纳税人确定要进行税收筹划时，税务机关均有认定纳税人税收筹划的行为是合法与否的可能性。在以纳税人与税务机关为博弈主体的这种序贯博弈中，也存在着混合策略纳什均衡，即两个局中人的最优混合策略的组合，这里的最优混合策略是指期望收益最大化的混合策略。
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的行动选择是筹划或不筹划，税务机关行动选择是认定企业的税收筹划为合法或不合法。模型中变量的含义：Y：企业扣除应纳税额后的收入；T：税务机关征收的净税款（即扣除征收成本）；C：企业税收筹划的成本；F：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税收筹划不合法对企业的罚款；M：企业税收筹划的收益；P：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税收筹划不合法的概率。
企业进行税务筹划，税务机关认定为合法时需支付（Y-C+M,T），认定为不合法时需支付（Y-C-F,T+F）；企业不进行税务筹划，税务机关认定为合法时需支付（Y,T），认定为不合法时需支付（Y-F,T+F）。
在假定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税收筹划不合法的概率为 P 时，企业选择税收筹划和不筹划的期望收益分别为：
EU1 = （1-P）（Y-C+M）+P（Y-C-F）
EU2 = （1-P）Y+P（Y-F）
令：EU1 = EU2，得到均衡概率为P* =（M-C）/M=1-C/M.即：当P< P*时，企业的最优化策略是进行税收筹划；当P> P*时，企业的最优化策略是不进行税收筹划；当P= P*时，企业是否进行税收筹划的期望收益相同。
从以上分析可知：1.企业获得税收筹划的收益M越大，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越大；2.企业支付税收筹划的成本C越高，进行税收筹划的概率越小。
四、纳税人和外部环境之间税收筹划的博弈
外部环境包括企业所处的市场环境和税收环境，是企业经济活动中不可控的因素。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时需要花费的筹划成本包括直接成本、机会成本和风险成本。直接成本是企业为取得税收筹划收益而发生的直接费用；机会成本是指企业为了采用特定的税收筹划方案而放弃的其他潜在收益；风险成本是指税收筹划方案因外部环境的变化而使筹划目标落空和筹划方式选择的不妥所导致要承担法律责任所造成的损失。
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为企业，局中人（2）为外部环境。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为筹划或不筹划；外部环境为变化或不变化。模型中变量的含义：C1表示税收筹划的直接成本；C2表示税收筹划的机会成本；C3表示外部环境变化的风险成本；T表示税收筹划的收益；P表示外部环境变化的概率。企业进行税务筹划，外部环境变化时需支付-C1-C2-C3，外部环境不变化需支付T-C1-C2；企业不进行税务筹划，无论外部环境变不变只需支付0。
由于企业所获得的是不完全信息，所以企业不能确定外部环境变化的概率，设企业假定外部环境变化的概率为P，外部环境不变化的概率为1-P，可求出这个混合策略博弈的结果。
企业进行税收筹划期望收益：EU1 =P（-C1-C2-C3）+（1-P）（ T-C1-C2） ；企业不进行税收筹划的期望收益：EU2 =0。只有当EU1>0，即P
五、结论
任何企业税收筹划方案都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税收法律环境下进行，以企业所获的现有信息为基础制订的，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和实用性。但是，由于税收筹划过程中存在各种风险，这种风险不仅可能使企业的税收筹划目标不能实现而且有可能会给企业带来额外的损失。因此，税收筹划是一件非常复杂的、高智商专业化的活动，需要筹划者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性的思维，在思维方式上不拘一格。而这种创造性不是想当然，它需要筹划者相当熟悉有关的税收法律法规、精通财务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由于企业不可能获得充分而又完美的信息，这就要求企业在已有的信息条件下，根据自己的实际经营情况并结合本企业的长远发展战略全面分析，权衡利弊，因时因地制宜地设计具体的筹划方案，以求得企业的整体利益最大化。
参考文献：
[1]张维迎.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上海:三联书店.2000.
[2]麻晓艳.税务筹划的风险与控制.福建税务.2001(2).
关键词：税收征纳主体关系；税务筹划；博弈均衡
中图分类号：F810.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28X（2013）09-0-02
一、税收征纳主体关系和税务筹划理论阐述
（一）税收征纳主体关系理论描述
税收法律关系的两个基本主体是纳税主体和征税主体。政府是真正的征税主体，具有法律意义的征税主体是税务机关。纳税主体在狭义上，就是通常所谓的纳税人，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负有纳税义务的单位和个人。纳税主体与征税主体在税收法律关系中的地位体现了一个国家税收法制水平的高低。 “税收债务关系说” 是反映税收法律关系的基本理论学说，强调人民和国家与人民在基本法律地位上的平等，强调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都受到税法的制约，在税法法律关系中都严格按照税法的规定平等地行使权力和履行义务。国家作为人民的服务者，纳税主体的权利得到了切实保障，从而构建了一个独立平等、公平公正的税收征纳关系。我国的税法强调，作为征税主体的税务机关和纳税主体的纳税人具有相同的法律地位，互享权利，互负义务，这是税收法律关系中最实质的东西。
在税收征纳关系中，征纳双方之间的关系是分配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二者存在此消彼长的关系。作为征税主体的税务机关运用强大的国家权力来保障国家税收，纳税人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会尽量少缴纳税款或延迟纳税。虽然政府税收与企业可支配利益存在冲突，但是我国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从根本上是一致的。在西方国家，纳税和民利是相对应的，而我国历史上缺乏民主法制的传统，权力本位的影响长期存在，税款的供给与需求之间的矛盾常常引发税收征管中很多问题，通常是税务机关在尊重和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方面以及纳税人规避纳税义务方面存在着很多的问题，因此，正确认识征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管制度、保障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统一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税务筹划涵义解析
税务筹划又称节税（ Tax Planning 或 Tax Saving），是指纳税人在既定的税法和税制框架下，在实际纳税义务发生之前，通过设计或规划自身经营、交易及财务事项，使自身税负得以减轻或延缓的一切行为的总称。税务筹划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综合性涉税理财活动，涉及税收、会计、财务、企业管理等多方面的知识技能。税务筹划充分顺应国家的政策导向，符合国家立法意图，是国家倡导的企业行为，同避税、偷逃税有着本质的不同。因为可达到降低税负或延迟纳税，实现税后利润最大化，因此，进行税务筹划对任何企业纳税理财都有重要意义，同时税务筹划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可以推进国家税收法律制度更趋完善。
税务筹划在西方国家得到法律界和政府当局的认同，从西方引进我国，大约是在 20世纪90年代中叶。 近几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税收环境的日渐改善，我国企业的税务筹划意识不断提高，理论研究也不断深化。虽然税务筹划符合国家立法精神，但是，税务筹划是一个综合多方面知识技能的涉税高级理财活动，如果操作失当而不被税务机关认定将会受到严厉惩处。因此，在实际税收征管中税务筹划是有风险的，主要源于征纳双方有限理性的风险。从经济学角度来看，由于在现实生活中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经济主体表现为有限理性。在税务筹划的过程中，征纳双方在行为理念、管理机制、知识结构和水平方面存在着较大差异，以及二者信息不对称等因素的影响，使得双方难以协调各自行为并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达成一致，从而导致税务筹划风险，构成筹划风险的因素主要包括：
1.纳税人的税务筹划成本。税务筹划具有收益性，作为高级理财活动，必须考虑成本效益原则，否则筹划方案将很可能面临“收不抵支”而失败的风险。税务筹划成本主要包括三类：一是直接成本，即纳税人为设计、实施筹划方案而发生的人力、财力、物力的耗费；二是机会成本，即纳税人如果不实施某一项筹划方案，而选择其他方案所能获得的最大收益；三是风险成本，即税收筹划方案由于种种不确定因素失败而使纳税人蒙受的经济损失及所须承担的法律责任。
2.税务机关对税务筹划方案的认定。税务筹划具有合法性，然而，税务筹划方案实施结果如何、能否给纳税人带来节税收益，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税务机关对纳税人筹划方案的认定。如果税务机关不认定纳税人的方案，那么税务机关会将该方案视为避税或偷逃税。这样，纳税人不仅无法得到任何节税收益，反而可能因行为违法而被面临税务机关处罚。
二、基于税收征纳主体关系的税务筹划博弈均衡分析
作为理性经济人，征税主体和纳税主体在税收利益上有着不同的价值取向，二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主要表现在企业无法准确预测税务机关对企业税务筹划行为的认定态度，而税务机关不可能完全掌握企业所有真实的纳税信息。从博弈论的角度来看，企业纳税主体与税务机关成为非完全信息博弈下的双方主体，在博弈的过程中，博弈双方可以在遵守税收法律制度这种协议的条件下实现一种理想状态，即“纳什均衡”。假定企业所处的环境是一个稳定的市场经济环境，博弈双方是企业和税务机关。当企业选择开展税务筹划或不开展税务筹划，税务机关具有进行税务稽查或不进行税务稽查两个选择。由于受税收征管力度和资源的影响，税务机关客观上对企业开展税务稽查存在不确定性，并且，税务机关认定企业的税务筹划合法与否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因此，引入概率进行全面衡量。
（一）征纳主体双方博弈模型分析
1.博弈模型的建立：局中人（1）企业，局中人（2）税务机关。
2.博弈双方的策略：企业行动选择为筹划或不筹划，税务机关行动选择为税务稽查或不稽查。
3.模型变量的含义：企业开展税务筹划的直接成本为C1，机会成本为C2，企业税务筹划不被税务机关认定的风险成本为C3，企业税务筹划的节税收益为T；税务机关进行税务稽查的稽查成本为C，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P1，则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概率为1-P1，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情况下，对企业税务筹划认定概率为P2，对企业税务筹划不认定概率则为1-P2。
4.博弈模型的分析：
（1）企业选择筹划或不筹划，税务机关选择税务稽查或不稽查时的综合期望收益如下：
①企业选择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
EU1=（T-C1-C2）×（1-P1）+（T-C1-C2）×P1×P2 +（-C1-C2-C3）×P1×（1-P2）
②企业不选择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为：EU1=0
③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EU2= -C×P2 +（T+C3-C）×（1-P2）
④税务机关不开展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为：EU2=0
（2）当企业选择税务筹划并且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时，令：EU1=EU2，得出企业税务筹划被认定均衡概率P2=（T+C1+C2+2C3-C）/2（T+C3），则企业税务筹划不被认定均衡概率1-P2=（T-C1-C2+C）/2（T+C3）。
可见，当P2=（T+C1+C2+2C3-C）/2（T+C3），企业和税务机关双方期望收益达到理想的均衡状态，即EU1=EU2；当P2> （T+C1+C2+2C3-C）/2（T+C3）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大于税务机关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即EU1>EU2，企业应选择税务筹划策略；当P2< （T+C1+C2+2C3-C）/2（T+C3）时，企业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小于税务机关税务稽查的期望收益即EU1
（二）征纳主体双方博弈模型结论
1.纳税企业税务筹划收益与税务机关稽查成本呈反向关系。税务稽查成本越高，税务机关稽查的频率、范围和深度等都会受到削弱，这时企业税务筹划的被认定的概率就会增大，税务筹划的期望收益随之提高。
2.纳税企业税务筹划收益与不被税务机关认定的风险成本呈反向关系。税务机关不认定企业税务筹划，处罚力度越大，意味着纳税企业选择税务筹划带来的损失越有可能大于收益，这时纳税人就会倾向不选择税务筹划。
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结论，即在征纳主体双方博弈模型基本假设下，当企业选择税务筹划并且税务机关开展税务稽查时，博弈的关键点在于纳税企业的税务筹划能否被税务机关认定，这就关系到 “纳什均衡” 理想状态的前提条件也即博弈双方能够遵守税收法律制度这种协议的条件。在这样的前提下，征纳双方在税务筹划中才能达到博弈利益均衡，而税收法律制度的完备是保证“双赢”的根本条件。
三、我国税务筹划现状评价
西方国家税收法律体系比较完善，征纳双方在纳税征税的长期博弈实践中，促进了税务筹划在西方国家市场经济蓬勃发展，同时又推动了税收法律制度趋于完备。由于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时间短，1994年我国才建立起比较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的税收制度，税收法律体系处于不断完善中，税务筹划起步较晚。一方面，作为纳税主体的企业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税务筹划意识日趋强烈，但由于纳税人整体税务筹划水平较低，税务筹划实践处于初级阶段；另一方面，作为征税主体的税务机关为确保国家税收，税务稽查日趋严谨，但由于税务机关人员执法观念和专业素质参差不齐，影响执法的公正性，冲击了我国税务筹划实践的和谐性和统一性。
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期，国家税制变动频繁且复杂。在经营能力和外部环境既定的情况下，政府税收与企业可支配利益是一个相互消长的关系。而税收法律体系是征纳双方博弈利益均衡的重要前提，税务筹划实践能够促进税收法律体系不断完善，因此，推动当前落后的税务筹划实践向更高层次发展，不仅能够使得征纳双方博弈取得共赢，而且有利于推动我国税收法律制度的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
四、和谐税收征纳主体关系下的税务筹划发展路径
（一）加强税务筹划意识，建立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
征纳双方正确认识税务筹划，有利于构建和谐的税收征纳关系。税务筹划反映了国家的立法意图，具有合法性和收益性，纳税人必须在保持税务筹划收益性的同时，兼顾合法性，以保证税收筹划的成功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筹划风险；税务机关在执法过程中对税务筹划的认识需要上升国家宏观调控的高度，以“为纳税人服务”的意识，主动参与到纳税人税务筹划的过程中，充分调动纳税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这样不仅有助于国家立法意图的实现和政策的落实，有利于改革和完善税收法律体系，充分发挥税收调控经济的杠杆作用，优化资源配置和理顺收入分配。
（二）构建税务筹划绩效评估指标体系，完善税务筹划制度
由于外部环境以及诸多不确定因素的存在，纳税人应该建立微观层面的税务筹划制度应对税务筹划风险，在税务筹划实践中逐步构建企业税务筹划绩效评估指标体系进行税务筹划风险管理；政府在税务筹划实践中逐步完善税收法律制度，鼓励纳税人在政府宏观层面税务筹划的框架下积极实施微观层面税收筹划。我国政府大力推行“金税工程”等金字电子政务工程，在这样信息化的综合平台上，循序渐进地建立税务筹划绩效评估指标体系数据库，构建税务筹划方案信息的全程沟通机制，通过现代网络手段实现税收筹划信息充分共享，使得纳税企业税务筹划在税务机关的监管下纠偏查错，保证筹划方案的稳步实施，实现征纳双方共赢局面。以此充分发挥社会监督的职能作用，保障国家和纳税人个人利益在根本上的一致。
（三）培养税务筹划专业人才，提高税务筹划技术水平
税务筹划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综合性涉税理财活动，要求税务筹划人员应具备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必须熟悉税收政策、法规，对纳税人涉税经济行为有充分了解，对税务筹划方案的运行效率和效果及其被税务机关认可的程度有准确的把握，才能保证筹划的成功。因此，在全社会相关范围内包括税收征纳双方广泛开展税收筹划理论和实践的研究，培养税务筹划专业人才，保证税收筹划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对于税务筹划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应该反复论证，及时反映在国家立法中，由此推动我国税收法律制度建设和税务筹划水平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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