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23 14:55:12
序论：在您撰写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和特点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评估方法
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特点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突破性的，更是探索性的。需要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对改革试点的评估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细节突破性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促进改革有效突破已有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探索性需要基于流程和过程的动态评估，同时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公正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而对于这一改革进程中试点的有效评估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
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首先，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是探索性的，需要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为改革政策的全面实施做好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部署了若干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试点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新时期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防范风险、提供示范。其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动态的，会面临各种复杂要素的关系和不确定。最后，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过程的，要经历试点前的准备、试点中的管理及试点后的经验总结等环节的全过程。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
1.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
由于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是探索性的，历时发展的思维成为必然要求，时间因素必须考虑。“针对研究设计中的时间问题，研究者有两种主要的选择：截面研究和历时研究，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是对一个代表某一时间点的总体或现象的样本或截面的观察。历时研究（longitudinal study）是一种跨时段观察同一现象的研究方法。”（巴比，2009）不可断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要拒绝截面研究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其更侧重于历时研究方法，关注互动过程。
因此，本研究主张选用“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策略进行评估。质性研究“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情境的限制”。质性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而量化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邓津，林肯，2007）侧重于过程的探索性改革试点工作，质性研究策略是最适宜的。
（1）扎根研究
在质性研究层面，以理论构建著称的研究方法是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研究方法，“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Charmaz，2006）扎根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奠定了质性研究的根基（Charmaz，2006）。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给予了第三方评估有效的启发，及评估需要扎根于改革试点的过程数据进行评估。
（2）案例研究
案例本身是活动、事件或问题的集合，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Dooley，2002）。从而，案例研究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历时性、动态性数据（Eisenhardt，1989），过程性地对现象与情境综合分析，通过对案例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等之类的探索性研究。案例研究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对某一个体/群体/组织/事件等进行描述性、探索性或解释性的分析，理解情境下的动态过程（Eisenhardt，1989）。“案例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首先，案例研究对情境的关注有助于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聚焦于管理现象，进而有助于理解并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次，案例研究对过程的展示突出了历史因素和时间因素的重要性，有助于实践者进行过程设计。此外，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深藏于演化的、复杂的现象之后的各种关系，而截面式研究则难以挖掘这些关系。”（黄江明，李亮和王伟，2011，p.119， 引用Elsbach的观点）
改革试点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案例，运用案例研究的思想对其进行评估能够有效发现试点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创新及其影响。
2.基于政策仿真平台的改革试点评估研究
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很大难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定量性对于提高我国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模拟改革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但是现行的政策评估工具门类庞杂，不同的政策仿真工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通过资料收集，总结现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仿真模型，归纳不同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应用领域，梳理不同政策仿真工具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政策仿真平台。
（1）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推动着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政策仿真模型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实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例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财政改革政策分析，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货币改革政策分析。传统宏观经济仿真模型具有成熟的经济学基础和丰富的国外应用案例，如何将现有的政策评价模型与中国经济本身具有的独特性相结合，实现现有政策仿真平台的本土化是政策仿真模型在评估第三方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
（2）改革试点政策仿真情景设计。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财政也进入了新常态。以财政政策为例，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从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过渡，财税体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如何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固有特征以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时代特征。要在归纳总结我国经济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得到的政策模拟效果的影响。
（3）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仿真模型的应用是保证改革试点方案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一方面要普及政策仿真平台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要确保政策仿真平台的合理应用，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仿真平台相应的政策辅助功能。但是政策模拟过程采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设以及情景设计，均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如何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应用政策仿真结果，即为决策过程提供科学依据，又不盲从于模拟结果，是政策仿真平台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课题重点研究政策仿真平台模拟结果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运用问题，明确政策仿真结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局限性。
3.基于大数据理论与技术的试点实施效果评估研究
近几年来，评估理论与方法发展十分迅速。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更加强调节能、环保、创新等价值导向功能；在信息融合和评估结果的应用方面，更加强调可信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向证据不完全可靠、概率不完全可知条件下的证据推理规则等新方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社会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和重要价值的大数据资源，这为基于大数据的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也为提高各类评估的时效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大数据资源既可以作为传统评估数据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传统评估理论与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数据资源，推动建立新的评估理论与方法。
新一代的交互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为第三方评估理论带来了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同样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方案的实施过程。对还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传统第三方评估理论及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新的评估理论及方法的产生。课题组在总结原有第三方评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创新原有评估理论和方法，为第三方评估机构适应时代变化提供参考。
因此，总结和分析国内外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应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应用存在的差异，分析差异的来源及提高国内第三方评估效用的途径，总结现有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典型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经验及教训，为我国基于大数据理论的第三方评估有效规避风险提供政策支持。重点研究在不同改革方案试点领域国内外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估应用情况，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及国内实际情况，为我国全面、深入地推广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的应用提供建议。
三、结语
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提出了诉求。要求第三方评估需要采用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并借用仿真平台和大数据技术进行有效的评估。
参考文献：
[1][美]艾尔・巴比.社会研究方法（第十一版）[M].邱泽奇，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9.
[2][美]诺曼・K・邓津，伊冯娜・S・林肯.定性研究：1-4卷[M].风笑天，译.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07.
[3]Glaser， B， Strauss， A. The discovery of grounded theory[M]. Chicago： Aldine， 1967.
[4]Charmaz， K.C.. Constructing grounded theory： A practical guide through qualitative analysis[M].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06.
[5]Eisenhardt， K. M. Building Theories from Case Study Research[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9，14（4）：532-550.
[6]Dooley， L. M.. Case Study Research and Theory Building[J]. Advances in Developing Human Resources， 2002，4（3）：335-354.
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突破性的，更是探索性的。需要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对改革试点的评估提出了新的挑战。第一，经济体制改革的细节突破性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专业性和科学性，促进改革有效突破已有的经济体制障碍。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动态探索性需要基于流程和过程的动态评估，同时要求评估具有极强的公正性。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要求，是有效推进中国经济全面发展的历史使命，而对于这一改革进程中试点的有效评估更是我国面临的重要课题。同时，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的推进具有强烈的探索性、动态性及过程性。首先，经济体制的深化改革是探索性的，需要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从而为改革政策的全面实施做好基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鼓励地方、基层和群众大胆探索，加强重大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目前我国已建立了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和部署了若干重大经济体制改革政策的试点工作。经济体制改革试点是新时期完善现代市场体系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行之有效的重要方式，有利于探索路径、积累经验、防范风险、提供示范。其次，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动态的，会面临各种复杂要素的关系和不确定。最后，经济体制改革试点工作是过程的，要经历试点前的准备、试点中的管理及试点后的经验总结等环节的全过程。
二、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方法
1.基于互动过程的动态评估方法由于改革试点的先行和推进是探索性的，历时发展的思维成为必然要求，时间因素必须考虑。“针对研究设计中的时间问题，研究者有两种主要的选择：截面研究和历时研究，截面研究（cross-sectionalstudy）是对一个代表某一时间点的总体或现象的样本或截面的观察。历时研究（longitudinalstudy）是一种跨时段观察同一现象的研究方法。”（巴比，2009）不可断然认为经济体制改革试点评估要拒绝截面研究方法，但是，可以肯定其更侧重于历时研究方法，关注互动过程。因此，本研究主张选用“通过与研究对象互动对其行为和意义建构获得解释性理解的”质性研究（qualitativeresearch）策略进行评估。质性研究“强调社会现实的建构性，强调研究者与他（她）所研究的对象之间的密切关系，强调研究问题受情境的限制”。质性研究者“强调研究的价值承载性质”。而量化研究“强调变量间因果关系的测量和分析，而不是过程。”（邓津,林肯,2007）侧重于过程的探索性改革试点工作，质性研究策略是最适宜的。（1）扎根研究在质性研究层面，以理论构建著称的研究方法是最早由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扎根研究方法“，提倡在基于数据的研究中发展理论，而不是从已有的理论中演绎可验证性的假设。”(Charmaz,2006)扎根理论的提出进一步奠定了质性研究的根基(Charmaz,2006)。扎根理论研究方法给予了第三方评估有效的启发，及评估需要扎根于改革试点的过程数据进行评估。（2）案例研究案例本身是活动、事件或问题的集合，通常是按时间序列对能够反映活动或问题的一系列现实事件的描述(Dooley,2002)。从而，案例研究强调一系列事件、条件及其之间的关系研究，关注历时性、动态性数据（Eisenhardt，1989），过程性地对现象与情境综合分析，通过对案例数据的挖掘与分析发现其存在的问题，解决“为什么？怎么样？”等之类的探索性研究。案例研究是一种社会研究方法，对某一个体/群体/组织/事件等进行描述性、探索性或解释性的分析，理解情境下的动态过程（Eisenhardt，1989）。“案例研究最重要的价值在于：突出情境、展示过程和揭示关系。首先，案例研究对情境的关注有助于解答‘为什么’的问题，有助于研究者深入聚焦于管理现象，进而有助于理解并应用学术研究的成果。其次，案例研究对过程的展示突出了历史因素和时间因素的重要性，有助于实践者进行过程设计。此外，案例研究有助于揭示深藏于演化的、复杂的现象之后的各种关系，而截面式研究则难以挖掘这些关系。”（黄江明，李亮和王伟，2011，p.119,引用Elsbach的观点）改革试点的运行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案例，运用案例研究的思想对其进行评估能够有效发现试点过程中的问题、经验、创新及其影响。
2.基于政策仿真平台的改革试点评估研究当前复杂的经济形势给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宏观财政货币政策的制定带来了很大难度，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定量性对于提高我国决策水平具有重要意义。经济体制改革试点第三方评估的核心内容之一即是模拟改革试点政策实施效果，但是现行的政策评估工具门类庞杂，不同的政策仿真工具基于不同的理论背景，具有不同的适用条件。通过资料收集，总结现行的主要宏观经济政策仿真模型，归纳不同模型的适用条件及其应用领域，梳理不同政策仿真工具之间的关联关系，构建宏观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政策仿真平台。（1）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决策的科学性推动着以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和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为代表的政策仿真模型的快速发展以及在现实问题中的广泛应用。例如，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财政改革政策分析，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被广泛应用于金融货币改革政策分析。传统宏观经济仿真模型具有成熟的经济学基础和丰富的国外应用案例，如何将现有的政策评价模型与中国经济本身具有的独特性相结合，实现现有政策仿真平台的本土化是政策仿真模型在评估第三方应用的过程中需要重点关注的问题。（2）改革试点政策仿真情景设计。我国经济正在经历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随着经济步入新常态，我国财政也进入了新常态。以财政政策为例，财政收入由高速增长转为中低速增长，财政支出从建设型财政向服务型财政过渡，财税体制改革由局部试点向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第三方评估机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关键问题是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如何全面反映中国经济固有特征以及经济新常态背景下的时代特征。要在归纳总结我国经济经济特征的基础上，重点论述政策仿真情景设计对于第三方评估机构得到的政策模拟效果的影响。（3）改革试点政策仿真平台。政策仿真模型的应用是保证改革试点方案决策科学性的重要保障，第三方评估机构一方面要普及政策仿真平台的广泛应用，一方面要确保政策仿真平台的合理应用，确保最大限度发挥政策仿真平台相应的政策辅助功能。但是政策模拟过程采用了大量的研究假设以及情景设计，均会对模拟结果产生影响，如何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应用政策仿真结果，即为决策过程提供科学依据，又不盲从于模拟结果，是政策仿真平台在应用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本课题重点研究政策仿真平台模拟结果在第三方评估过程中合理运用问题，明确政策仿真结果对于第三方评估的重要意义以及局限性。
3.基于大数据理论与技术的试点实施效果评估研究近几年来，评估理论与方法发展十分迅速。在指标体系的构建和指标权重的确定方面，更加强调节能、环保、创新等价值导向功能；在信息融合和评估结果的应用方面，更加强调可信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面向证据不完全可靠、概率不完全可知条件下的证据推理规则等新方法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互联网与大数据时代，随着移动智能终端、社会媒体、电子商务平台和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发展，产生了具有规模性、高速性、多样性和重要价值的大数据资源，这为基于大数据的评估理论与方法研究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源，也为提高各类评估的时效性、客观性和科学性提供了重要保障。大数据资源既可以作为传统评估数据的重要补充，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传统评估理论与方法，也可以作为独立的数据资源，推动建立新的评估理论与方法。新一代的交互式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应用为第三方评估理论带来了巨大变革。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经渗透到当今每一个行业和业务职能领域，同样深刻影响着宏观经济体制的变革方案的实施过程。对还海量数据的挖掘和运用，预示着传统第三方评估理论及方法已经无法满足现实的需求，需要新的评估理论及方法的产生。课题组在总结原有第三方评估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基于大数据时代背景创新原有评估理论和方法，为第三方评估机构适应时代变化提供参考。因此，总结和分析国内外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应用方面已取得的进展，重点分析国内外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应用存在的差异，分析差异的来源及提高国内第三方评估效用的途径，总结现有网络技术在第三方评估典型应用过程中存在的经验及教训，为我国基于大数据理论的第三方评估有效规避风险提供政策支持。重点研究在不同改革方案试点领域国内外基于大数据的第三方评估应用情况，结合国内外经验教训及国内实际情况，为我国全面、深入地推广互联网技术在第三方评估领域的应用提供建议。
三、结语
一、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的形成特点
我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理论的提出有着明显的实践背景。2005年6月，在浦东新区成立15周年之际，国务院批准上海浦东新区为综合配套改革试点，给予在制度创新方面的先行先试优先权。随后，浦东新区陆续在跨国公司外汇资金管理、成立货币经纪公司、建设高效的公共服务性政府、建立国家知识产权试点园区等方面推出了多项改革试点项目。2006年5月下发的《国务院关于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有关问题的意见》批准天津滨海新区为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要求坚持重点突破与整体创新相结合、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方面改革相结合、解决当地实际问题与攻克面上共性难题相结合，不断拓宽改革的领域，通过先行试验一些重大的改革开放措施推进天津滨海新区开发开放。随后，天津滨海新区在金融改革与创新、设立东疆保税港区、加大土地管理改革等方面积极展开了改革论证及其实践，并设计了内容广泛的改革试验总体方案。国内其他一些地区也自行提出了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设想。伴随这一颇具特色和影响的改革实践的进行，特别是全国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概念的正式提出，理论界开始了对这一课题的理论探讨。最初做出较为系统的理论探讨的论文为《试析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随后陆续有一批论文公开发表。上海、天津、深圳还就此召开了专门研讨会。综合分析看，这些研究成果具有一些特点。一是研究方向的针对性；二是研究路径的实践性；三是研究内容的高层性；四是研究成果的阵地性。上述特点从一定意义上表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研究已经成为我国体制改革理论发展中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新课题。
二、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理论价值
就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做出理论探讨，并对这种理论发展的作用进行评价是很有必要的。我觉得，其理论价值在于，既对推进深圳、浦东、滨海新区等地区发展及其深化改革开放具有直接指导意义，更对推动我国改革与建没理论向纵深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法论得到升华。对于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应采取什么方法或步骤问题，一直存在理论上的不同见解。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经济学界就发生过“一揽子改革”与“渐进式改革”的争论。“一揽子改革”论认为，经济体制是一个系统，零敲碎打的改革无法打破原有旧体制机构，一旦新体制在执行中发生问题，旧体制会随时取而代之。另外，“渐进式改革”会带来“双重交通规则问题”。这种新旧双重体制的长期并存及产生的摩擦，会使新体制的运行原则难以长存，使改革付出巨大的代价。这种认识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东欧经济学一些代表者的见解。我国许多经济学家从中国国情出发论证了实行“渐进式改革”的原因。实践证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由于面临着十分复杂的情况，无法求得理想的环境与条件，从而走上了渐进式道路。这种方式使改革的力度与社会承受程度相吻合，减轻了改革的阻力，推动我国在20多年实践中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但是，正如“一揽子改革”论所提出的，渐进式改革的确有不少局限性。改革的渐进性意味着推行单项改革占突出位置。这种缺乏统筹安排的改革措施往往存在不少风险和后遗症。我国2005年发生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争论，从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这一点。“一揽子改革”论尽管也有局限性，但其精神实质是要求重大改革措施出台应同步配套，当然做到这一点离不开环境与条件。从现阶段看，贯彻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任已要求我国进入更深层次的经济与社会全面变革时期，涉及面之广、部署力度之大是空前的。特别是我国即将结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过渡期，改革不仅要面对自身国情，也要有利于与国际接轨，有利于深入广泛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从中获益，从而提升国家竞争力。因此，实施综合配套改革将成为我国的必然选择。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核心是实施综合配套改革，这种改革理念不仅顺应了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势，而且是在新形势下对经济体制改革方法论的提升和完善。就此方面所进行的理论研讨，无疑会极大地推进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
2.使我国综合体制改革理论得到深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任务决定了全面迅速推进我国体制改革理论。首先，现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历史任务已经不再是仅仅通过转变经济体制来推动经济快速健康发展，更重要的是通过变革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管理体制，保证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对这种领域更为宽广、目标更为远大的实践做出深层次理论探讨，将会推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和社会体制改革的实践与理论的全面创新。特别是改革由单项分进转为整体设计与推进时，更会为理论前进提供更大的需求与动力。其次，即使单方面的改革由单项实施转变为综合配套进行，也将推动各领域的改革实践及其理论取得新进展。如作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天津滨海新区将在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保税港区及海关特殊监管区域管理体制等方面进行具有深远意义的改革探索，这必将促使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理论更加深入与全面。再次，综合改革配套试验区的重大优势在于改革的先试先行，局部试验的某种简便性有利于较快总结出经验，通过解剖麻雀而提炼出的理性认识可再用于指导全局实践，这必然对我国整体体制改革理论的推进起到先导和加速作用。
3.使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理论更加丰富。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整体理论框架中，体制改革是一个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为只有通过深化体制改革，才能有利于做到民主法制更加完善，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建立，创新型国家加速建设，资源利用效率显著提高。可以说，解决建设和谐社会的现实问题无不与加快改革、提高改革决策的科学性和改革措施的协调息相关。因此，以促进构建和谐社会为重任的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通过自身的实践，会积淀出独特的理论，支撑和谐社会建设，充实和谐社会建设理论。
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阶段特征
对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这一新生事物，首先使用这一概念的国家职能部门没有给出明确的定义。经济学界结合各地实践对其内涵、特征等进行了探讨，各抒己见。我认为，给出概念并统一认识尚非当务之急，从实际出发弄清特征却是理论研讨的突出任务。这将有利于深刻把握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涵义和主要任务，为各个区域确定建设目标奠定不可缺少的基础。
认识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特征首先要解决方法论问题。有的同志指出，特征在于改革在广度、深度、路径方面不同。有的同志认为，特征在于关注社会发展、注重经济增长质量和协调性。这些分析看问题角度不同，都是很有道理的，使人深受启发。但是我觉得，全面把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基本特征，既要与以往的改革比较，也要看到未来、着眼阶段性。就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而言，改革的任务是长期的艰巨的；推出重大改革特别是综合配套性改革要进行区域性先期试验也是有依据和需要长期坚持的；现有国家级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实践还处在起步阶段。考虑到上述因素，我国的综合配套改革及其试验区具有长存性。我们没必要也不可能概括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长期特征，可以立足于现阶段我国体制改革的突出任务，明确一定时期内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阶段性特征。就此应注意把握如下几点：
1.从改革的阶段背景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应顺应一些特定历史时期的需要。一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攻坚时期。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虽然取得了巨大成绩，但完善和深化改革的任务依然很重，特别是在加入世贸组织过渡期结束之后，要在大力发展和积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建立健全现代产权制度、加快推进金融行业改革、创新土地管理方式、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宏观调控体系、全面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等众多方面继续迈出有力步伐。二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突破时期。以往的经济改革措施主要是和推动粗放型经济增长相伴随的。科学发展观要求我国今后要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上迈出大步，体制改革必须服务于推动向集约型增长转型、建设创新型国家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率先探索出新的区域发展模式。三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关键时期。我国建设和谐社会是一个长期历史任务，但是根据国际经验，在人均GDP为1000美元至3000美元之时为矛盾突显期，我国已就此规定了至2020年的构建目标与主要任务，改革要特别体现这一重任的要求。
2.从改革的综合性看：顺应现阶段要求，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实行的改革必须具有扩展性和全面性。改革的举措不能再局限于单个领域或单一方案。一方面，将改革由经济领域逐步扩展到上层建筑领域。当前要注重推进政府管理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改革政府行政体制；推进收入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促进并保障实现社会公平正义；推进文化体制改革，形成富有活力的文化管理体制和文化产品生产经营体制；推进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建设法制社会，建立和完善社会管理体系及其机制。另一方面，某一领域的内部改革也要体现全面性。如经济体制改革在现阶段就要根据经济发展需要和解决突出经济社会矛盾的需要，注重推进金融体制、土地管理体制与耕地保护制度、保税港区的海关特殊监管管理体制、劳动就业制度等方面的改革。
7月9日，国务院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关于*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工作的意见》(下称《意见》)。依此，具有改革任务的各部委将围绕《意见》中要求的改革重点和关键环节制定相应的实施步骤。
从国家发改委了解到，《意见》中的改革范围包含国有企业、财税、金融、农村、投资、社会体制、行政管理体制等多个领域。但具有“实质性内容”的改革重点锁定在财税、电力、金融、收入分配和社会体制改革五个领域。
国家发改委人士接受采访时表示，和以往国家发改委上报国务院的改革意见相比，*年《意见》的最大特点是提出了操作性规定，并在《意见》中明确规定，要督促改革任务的完成，改革牵头负责部门要定期汇报改革进展情况。
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拉开序幕
作为具有“改革”职能的国家发改委，每年都会受国务院委托制定该年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领域。上述发改委人士表示，*年改革重点具有操作性、能够实质性推进的领域划定在5个领域。
首先，要正式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据了解，一份由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的研究机构制定的财税体制改革方案已经出笼，目前正在征集学者和地方政府的意见。
“今年最大的改革动作就是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上述发改委人士透露，尽管《意见》中只提到“进行财税体制改革”，没有更详细的说明，但高层推动财税改革的决心已定，今年将开启这一领域的改革。
事实上，启动新一轮财税改革的呼声由来已久，但财税体制改革兹事体大，不仅仅涉及经济体制改革，还涉及预算民主化、公共财政转移、人大审查和监督、统一国家财政和国库、理顺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等诸多因素，以上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改革面临着复杂的形势。
“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是大家一致的判断。”7月10日，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研究员郑新业对记者分析。对此，专家们多数认为“下放财权”是改革方向。
据获悉，新一轮财税改革基本思路是，以深化预算制度改革、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和省以下财政体制为重点，启动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创新各级财政支持义务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社会保障和住房保障的体制机制。
在具体操作上，财政专家贾康认为，应该推进财政体制扁平化的系统性改造，主要是扩大推行“乡财县管”、“省管县”的试点范围。
在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方面，多数财政专家认为，应将改革的重点放在推进政府收支分类改革上，逐步推进“收支两条线”、部门预算、国库集中收付、政府采购等预算管理制度改革。
除财税体制改革外，今年还在电力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等领域开展实质性改革推进。
“完善电价政策是今年重点。”上述发改委人士表示，按“十一五”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目标，继续稳步推进各项电价改革，建立与发电环节竞争相适应的上网电价形成机制。
对此，在今年4月的“全国经济体制改革会”，发改委经济体制改革司司长孔泾源也详细说明了改革思路：推动落实电网企业主辅分离改革方案，完善区域电力市场建设，组织开展深化电力体制改革试点工作。
在金融体制改革方面，《意见》指出，将推进农行股改和国家开发银行改革，制定国家进出口银行和农业发展银行改革方案。
启动收入分配、教育体制改革
除财税和金融，今年改革重点还有更令公众关注的话题——收入分配和教育体制改革将启动。
据了解，《意见》中要求，今年重点任务之一是“要出台收入分配指导性意见”。以此判断，各界所盼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将在今年迈开步伐。
作为体现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从年进入决策层视野后，一直成为公众热议和热盼的改革。而由国家发改委、原人事部等部门牵头制定的改革方案，至今尚未亮相。
据了解，学者们一直希望收入分配方案是个一揽子方案，既包括改革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事业单位工作人员收入分配制度，也包括相应提高“低保”水平。更重要的是改革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
上述发改委人士分析，《意见》中提出“出台收入分配指导意见”意味着今年该方案要亮相公众。
在社会体制改革领域，除了近两年的“医改”，未来“教育改革”也将成为热点。
据悉，《意见》中显示，要研究起草教育体制改革规划，“这表示教育改革将启动”。上述发改委人士分析，“而教改是目前公共领域中改革最滞后的方面。”
“由于教育改革涉及文化传承、思想意识等多方面范围，比医改更难。”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医改专家顾昕分析，因此，教育改革相比医改，可能更是长期命题。
垄断行业改革还需等待
在上述5领域改革得到突围后，诸多公众关注的改革焦点可能还需要等待更长时间。
据了解，之前各界广泛呼吁的“垄断行业”改革在今年还得不到突破性进展。包括铁路体制改革。
“由于还存在争议，铁路体制改革障碍不小。”上述发改委人士表示。据悉，铁路体制改革方案早在2006年就摆在了决策者案头，但由于利益各方意见不一，至今没有达成共识。因此，铁路体制改革近期展开的可能性不大。
“垄断行业改革难点在于国有企业改革尚未到位。”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公共政策部主任余晖分析，其“半行政半市场化”的治理结构，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公正的严重障碍。
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既是改革，也是开放。国际形势与我国比较优势的新变化，对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了迫切要求。只有深化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打造对外开放升级版，同时倒逼国内经济体制改革，释放改革红利。
涉外经济体制存在的三个问题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国对外开放全面推进，涉外经济体制开放取得巨大进展。但是，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发生深刻变化，金融危机后的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转型调整时期，现行涉外经济体制越来越难以适应国内外形势的新变化。
首先，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的要求。提升我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的地位，是我国比较优势变化的必然要求，但是，现行涉外经济体制尚不适应这种新要求，既不利于引进高端产业活动、高级生产要素，也不适应企业“走出去”整合外部资源，使我国难以充分利用新的战略机遇期。
其次，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我国优化产业结构的要求。服务业开放不足，管制过度，限制了服务业的发展。税收、通关等政策限制了我国吸引高端制造、地区总部等活动，不利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第三，现行涉外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我国应对国际环境新变化的要求。我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现行涉外体制缺乏与国内体制的联动，部门协调不力，不利于增强我国参与全球治理机制的能力，不利于提升我国对国际规则的影响力，也不利于树立负责任大国形象。
未来10年，力争在技术密集度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
过去30多年，我国充分利用出口导向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机遇，快速融入了世界经济体系，不仅迅速崛起成为世界贸易大国，而且成功地消除了制约我国工业化的“外汇缺口”，有力地推进了工业化进程。
我国的比较优势正在从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换，巨大的本土市场、完善的基础设施和齐全的产业配套，成为吸引高端产业活动与生产要素的新因素。国际金融危机为我国企业提供了在发达经济体开展低成本并购以获取先进技术、国际品牌和销售渠道的难得机遇。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使我国从以往的“扩张型”战略机遇期跨入了“升级型”战略机遇期。
转变发展方式与和平发展，要求未来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目标从“出口创汇”转向“价值链升级”，战略重点从制造业为主向服务业、金融和规则制定领域拓展，战略内容从“引进来”为主转向“双向”开放。
涉外经济体制必须适应开放战略的新要求。要保证对外开放新战略的顺利实施，必须启动新一轮的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实现我国在全球生产价值链的提升，打造中国经济升级版。
未来10年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目标，就是大力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改善外部经贸环境，充分利用国际环境提供的新机遇，形成参与国际竞争的新优势，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促进国内发展方式的转变。
具体而言，就是通过涉外经济体制改革，更好地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力争在未来10年中，令我国在技术密集度和附加值更高的产品和服务上形成新的国际竞争力。具体的途径包括：引进更先进的生产要素和产业活动、促进对外投资、打造世界级的跨国公司、开拓高附加价值市场、保障资源能源供给安全、营造更好的外部经贸环境（包括规则环境）等。
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四大重点
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首先要打造对高端产业与生产要素具有较强吸引力的投资环境。
一是扩大和深化服务业对外开放，倒逼国内体制改革。在160个服务部门中，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时承诺开放的部门为100个左右，但不附加条件完全开放的部门不到30个。要推动服务业大发展和转型升级，对内要放松规制，对外要扩大开放。未来重点要推动能源、电信、金融等基础行业和文化、教育、医疗卫生、体育等领域开放，引入新的理念、机制和商业模式，推动国内相关体制改革，增强我国服务业的国际竞争力。
二是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增强政策的稳定性、透明度、可预见性；改革外资审批体制，建立高效的外商投资准入管理体制，开展准入前国民待遇与“非禁即入”（负面清单）的试点，为实现内外资准入制度的统一创造条件；统一内外资法律，强化法律法规的一致执行，形成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有序竞争的市场环境。
三是着力推进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打造新的开放平台。
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另一个重点是加快对外投资体制改革。一是改革对外投资的审批体制，提高审批效率，为取消对外投资审批奠定基础。二是加强对外投资保护，保障海外利益，避免重复征税。三是改善企业对外投资服务，加强对外投资信息、法律、融资、保险等服务。四是以放开跨境投资管制为突破口，加快推进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
涉外经济领域改革的第三个重点是推进外贸体制改革。一是完善出口退税制度，改变现行的对本土上游产品歧视性的出口退税制度。改革不合理的由地方分担部分出口退税的规定，由中央财政统一负担出口退税。二是开展创新海关特殊监管区政策与监管模式改革试点，打造国际研发、国际制造、国际贸易、国际物流、国际结算和国际维修中心等“六大中心”。三是继续深化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机制改革。四是开展贸易投资便利化改革，不同监管部门联合查验，降低收费，提升通关效率，降低贸易成本。五是以暂定税率方式，推行结构性降低关税。目前我国的关税结构与水平是在加入WTO时谈判而定，不能反映我国产业的国际竞争力状况，降低关税水平的空间较大。六是结合垄断性行业改革，在存在进口特许权领域放松进口权管制，引入更多竞争。七是以中日韩自贸区和地区全面伙伴关系（RCEP）为重点，谈判建立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区，推动国内相关体制的全面改革。
最后，在涉外经济领域改革方面，还应加快对外谈判体制改革，提高参与国际经济治理的能力。
一是改进涉外经济贸易政策决策协调机制，改革现行具有“一票否决权”特点的部门会签制度，实行牵头部门负责制。二是加快改革自由贸易区谈判机制，打破既得利益阻碍，完善产业救济机制。三是改革涉外人事制度，在我国政府机构与国际组织间建立人才双向流动的机制，鼓励中国公民进入国际组织，增强我国在国际组织的影响力。四是建立智库参与涉外经济决策的机制，增强我国在国际经济治理机制中的倡议能力。五是完善应对贸易投资摩擦机制。
自贸区试点是涉外经济体制改革的首要突破口
一、改革的目标和任务
体制改革总而言之是发展体制改革，改革实际上是发展的内容，发展是全面的发展。发展的目标就是改革的目标。建设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应该是改革的长远目标。
发展的阶段性目标是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也应该是改革的阶段性目标，发展的任务也应该是改革的任务。这样把发展与改革的目标与任务统一起来，就能更好地实现发展与改革的融合。
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我们曾经概括为，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照上面的分析，我觉得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可以与经济发展的目标和任务相―致，也就是说可以把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任务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以及建设社会生态文明一起，构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
二、进―步解放思想
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是完美无缺的模式”。按照这样的要求，我们需要对整个的理论体系从立场、观点、方法上去把握，把中央精神和各地实际结合起来，要创造性的，不拘拟于个别的结论，这样才能更有利于指导我们解放思想。
三、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
改革是探索创新的事业，群众是探索创新的主体，要鼓励探索允许试点，包容不同的选择，谅解实验的失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明年将要宣布建成，在这个体系建成之后。需要有一个适当的途径，继续鼓励改革创新。改革之初，我国有很多东西还没有立法。很典型的例子就是当时还没有《公司法》，国家体改委制定了两个规范意见，就进行了股份制的试点。现在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完善起来，怎么进行改革创新是个问题。法律是不允许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的，那怎么办?我建议：第一在立法的时候就留下允许探索的空间：第二，法律体系形成以后可以在不违背法律基本精神的前提下，采取一些特殊授权的形式，允许一些地方进行试点、探索，就像早期允许广东、福建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一样，否则，我们必然会一刀切、齐步走。
关键词：金融体系改革;回顾;思考
在国民经济发展中金融业属于基础，在我国整个经济体制改革中金融体系改革的特殊性也是由于金融业的重要地位所决定的。必须要立足于我国渐进式的经济体制改革和实际的国情才能够顺利的进行中国金融体制改革的理论研究。为此，本文对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介绍，并且回顾了我国的金融体制改革历程。
1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之间的关系
在我国国民经济发展中金融部门具有十分特殊的地位，所以在经济体系改革中金融体系的改革也存在着一定的特殊性。我国金融体系的改革由于受到经济体制改革的影响，因此需要完成两个基本任务，首先是要将宏观层面的与财政体系相互独立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其次要立足于微观层面，采用企业化的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造。但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本身存在着较大的特殊性，在我国以银行为代表的金融机构不仅属于对货币经营的企业，同时也属于执行国家货币政策的相关机构。国家在经济过热时期会选择紧缩的货币政策，然而商业银行的经营目的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因此其很难对贷款的冲动进行遏制，会最大限度的采用各种方式进行放贷。这时候企业化的金融机构目标就会与国家政策制定的目标之间产生利益冲突，而宏观经济会由于这种冲突变得不稳定，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也会受到一定的影响。银行在计划经济时代的主要功能就是核算和结算，由于企业融资的需要，因此出现了大量的非银行金融机构[1]。
我国在1978年以来采用的是双重转轨下的渐进式的金融改革，一方面是从农业经济转向工业经济，而另一方面则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由于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机地联系了两个转向，因此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随后采用企业化的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造，这是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为主要的两个步骤。所谓的激进式改革就是将两个步骤并为一步，所谓的渐进式改革就是分别采用两个步骤进行改革。必须要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历史和特殊的国情进行充分的考虑，才能确定到底选择渐进式的金融体系改革路径，还是激进式的金融体制改革。由于我国本身经济的落后性，因此不可能选择和苏联相同的激进式改革，而如果采用渐进式的改革方式则必须要具备一种搭配方式，也就是先将独立于财政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然后再采用企业化的方式对金融机构进行改造。在我国国家干预的工业化过程中充分的体现了这种先后顺序。国家在渐进式经济体制改革中将金融看作是实现我国工业化目标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手段，政府面对这种情况有控制金融的需要。在初步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之后，我国的工业化进程变得越来越快，这时候在金融体系的约束条件方面就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因此开始逐步的推进金融体系改革。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明显的滞后。也正是因为如此，先进行公司制等非主流的东西就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顺序，这样资本市场作为融资渠道之一就具备了发展的必要，在完成非主流领域的改革之后，再进行金融体系的改革[2]。
2 我国金融体系改革的历程
我国的金融体系改革主要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重心就是要将与财政相互独立的市场取向的金融体系建立起来，金融体系改革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将适应企业改革的外部环境创造出来。上世纪90年代是这个阶段的一个分界线，中国银行在之前的金融体系中属于监管系统，我国的银行系统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也就是国家专业银行、区域性银行、股份制银行和信用合作社;非银行金融中介主要包括担保公司、信托投资、保险公司以及各大企业集团的财务公司。有机构无市场是我国90年代金融体系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在完成第一个金融体系改革的基本任务之后，我国的金融体系在90年代以后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在将分业经营分业监管的原则明确下来之后，我国的金融监管系统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除了原先的中国人民银行之外，同时又出现了保监会、银监会和证监会;除了传统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之外，在银行系统中又出现了政策性银行和股份制银行，并且纷纷的建立了一系列的区域性城市银行，在21世纪之后我国还出现了很多外资银行[3]。
以金融结构市场化为取向的企业化改造是第二阶段金融体系改革的主要内容，这一阶段改革的最为主要的目的就是除了使金融机构自身经营需要得以满足之外，同时还要强化资源配置的效率。金融体系改革在这一阶段的主要内容就是完成金融机构的企业化改造，从而将自担风险、自负盈亏的企业机制形成。金融机构企业化改造的总体目标一共包括3个方面的小目标：首先，使财政与银行的关系实现有限责任机制;其次，对银行的内在运行机制进行完善;最后，对外部监督进行强化，将与政府相互独立的第三方专业监管建立起来。采用这种渐进式的金融体系改革除了使我国经济转轨时期实现了平稳的经济发展之外，同时也保证了自身改革目标的实现，在具体的改革过程中并未出现诸如其他国家一样的大起大落，这也是我国采用金融体系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相配合的非常成功的地方。
3 结语
目前，在经过一系列的改革和创新之后，我国的金融体系开始变得越来越完善。一个国家的金融体系要想能够充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且更好地服务于经济的发展，就必须要以经济发展的需要为根据，进行不断的变革和创新。然而我国的金融体系目前仍然存在着一系列的问题，为此，必须要以当前我国社会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为根据对金融体系进行进一步的调整，从而最终能够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到有效的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1]何风隽，仇娟东.金融发展理论研究――基于中国视角的实证分析[J].石家庄经济学院学报，2011（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