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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保护自然的意义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自然遗产保护 原住民 利益保护 法律机制 利益分享
随着2011年6月中国丹霞列入世界自然遗产,我国将拥有世界自然遗产8项,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4项,总计12项,总量位居世界第三。随着世界自然遗产数量的增加,自然遗产保护区的建立与当地原住民的利益矛盾问题日益凸显,如何解决自然保护区内的原住民利益问题就被提上了议程。
对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利用这个问题,国内外的学者多从保护自然遗产和开发利用的角度进行研究,很少将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利用和原住民的利益保护结合起来。因此,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与原住民的利益保护这一研究领域,需要进一步加强。
原住民是自然遗产保护区的老主人,是对自然遗产保护区最熟悉的人。在自然遗产的保护和利用中,他们的地位显得尤其重要。如果能够在自然遗产保护和利用中充分保护他们的利益,赢得他们的支持和拥护,就能够为自然遗产的保护和利用排除很多障碍。反之,就有可能将原住民变成自然遗产保护和利用中的敌人,进而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得不偿失。因此,如何有效保障原住民利益十分重要。
我国自然遗产分布与保护现状
自中国1985年加入《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以来,已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景观和文物古迹有41处,如四川九寨沟、黄龙、大熊猫栖息地等;文化和自然双重遗产4处。
以上自然遗产保护,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对其的保护是值得肯定的。但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如自然遗产保护区的人们的认识水平有待提高,特别是某些领导者没有以全面长远的观点来看待自然遗产的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他们不积极地将自然遗产保护区纳入地方建设规划中,将自然遗产当作区域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还利用自然遗产作为噱头来吸引大量游客,导致旅游的过度开发和管理,从而带来许多问题。如一些有价值的物种生态区、自然地带遭受人为的破坏。我国自然遗产保护出现的问题,可归纳为以下几方面:观念与方法策略上,政府部门不能正确处理自然遗产保护和资源利用的关系,在狭隘的团体利益甚至个人利益驱动下,制定政策时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导致旅游发展过度、自然遗产丧失原真性、原住民利益受损等危害;在自然遗产管理方面,对于自然遗产管理的部门设置和职权分配不科学,存在多部门管理不统一,权责分配不清的现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共同对其管理,造成权限重叠,规划局、建委、房地局三部门之间权责分配不清,由此导致多种矛盾频出;在采取措施方面,由于秉承传统的保护规划方式,导致偏重宏观控制,具体操作性和管理手段之间的衔接和实施相对缺乏。
自然遗产保护区的设立对原住民的影响
原住民或土著,是指在自然遗产保护区较早定居的居民。为实现自然遗产保护区的可持续发展,国家制订了各种不同的政策和项目,对原住民生活方式、生产方式生活环境、生存状态带来了影响,甚至造成根本性的改变。
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对原住民生产方式的影响。生产方式是指在物质资料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人与自然界之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生产方式的物质内容是生产力,其社会形式是生产关系。在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过程中,由于需要保护原生态的自然遗产,许多原住民原有的生产方式就需要改变。比如,刀耕火种、捕鱼打猎受到禁止,原住民就不得不向发展旅游业或以“无烟工业”为主的第三产业经济方向发展。这些改变,必然要求自然遗产保护区周边地区人民改变自己以适应环境,这是一个挑战和付出。当地几乎没有工业产业,居民仅能依靠旅游业为生。旅游的淡季和旺季都会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旺季,游客规模较大,环境人口承载量有限,游客产生的大量垃圾污染破坏了保护区的环境;而且游客数量增多,侵入和破坏了居民长期以来习惯的正常生活。淡季则会导致收入下降。
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对原住民日常生活习惯的影响。自然遗产保护区建立后,许多地方会采取保护措施禁止原住民上山,许多原住民自织的“番布”衣服,会因失去原材料而消失转而花钱购买棉布制衣服,增加了生活的经济压力。自然遗产保护区为了防止污染空气,禁止原住民用材生火的,改用清洁能源,价格比较昂贵,给居民生火做饭造成了诸多不便。由于对自然遗产保护区环境保护要求的提高,许多道路的封锁会导致出行不便,原住民往往要绕道很远才能到达;原住民许多与环境保护相违背的风俗习惯,将会失去其进行下去的条件,进而逐渐消失。例如,云南的彝族经常捕杀各种动物来祭祀祖先。
保护自然环境是全民族的事业。自然遗产保护区既是全社会的公共资源,也是当地原住民的经济资源。自然遗产保护区原住民以放弃经济发展为代价而选择保护环境,使得全民和国家能巩固享受保护区发挥的效益,由此所带来的损失则主要由保护区原居民承担,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不公平的。要坚持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思想,不能只强制性地要求保护区原居民牺牲个人利益来保护国家利益。要在保护环境的同时保障原住民的利益,这是实现环境争议和社会健康发展的根本要求。为此,需要建立一系列机制来切实保护自然遗产与原住民的利益。
原住民利益保护对策研究
1、欲揽春*入自家，无可奈何成落花。
2、我是一只小小小鸟，总是飞呀飞不高。
3、清除污染靓城市，从我做起强素质。
4、一叶知秋，一屑知城人人重小节，市容必整洁。
5、万众成一心，脏乱不近身。
6、排放废水少一刻，小鱼欢乐多一刻。
7、手拉手，创造美好环境；心连心，创建生态校园。
8、人人参与环保，共建绿色学校。
9、人人爱环保，校园更美好。
10、人面天天洗，市容日日新。
11、树木拥有绿色，地球才有脉搏。
12、除了相片，什么都不要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要留下。
13、地球是我家，绿化靠大家。()
14、一花一草皆生命，一枝一叶总关情。
15、来时给你一阵芳香，走时还我一身洁净。
16、小草有生命，足下多留“青”。
17、小草对您微微笑，请您把路绕一绕。
您好！我是车辆小学的一名普普通通的一名小学生。
我们生长在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地球上，是地球母亲母亲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然而，在此同时，我们却不顾后果的破坏各种资源，不但使它们不能再生，还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在大街上，一些再乱扔垃圾的人屈指可数，还有一些不讲卫生的人的人随地吐痰，一个个细菌蔓延开来，使人胆战心惊。为此，我向您诚恳地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1：请让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乱扔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乱扔垃圾不但影响市容，还污染了环境，请市民们不要乱扔垃圾，更不要扔到海边。
2：建议市民们自己组织一个环保队，去制止身边乱扔垃圾的人，并进行教育和提醒。
3：市民们要在马路旁边多多种树，树会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气，使空气更清新。
希望大家好好保护地球，让它不要破碎。
作为世界遗产的一大类别，世界自然遗产是大自然留给人类的瑰宝，因其具有独特性、典型性、高价值性、不可替代性等特点，具有其他遗产所无法比拟的社会价值、科学价值、经济价值和旅游价值。［1］(P58)其中，在旅游产业迅猛发展的今天，其旅游价值凸现，世界自然遗产以其高品位的资源景观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旅游者，在世界很多国家，世界自然遗产都是重要的旅游吸引物，有的甚至是当地的主要旅游目的地。因此，在旅游发展背景下对世界自然遗产管理进行探讨和研究也成为目前国内外关注的热点。
一、世界自然遗产概念
自然遗产是指具有地质、地貌、生态、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美价值的自然地域空间综合体。简单地说，世界自然遗产就是由世界遗产委员会根据《世界遗产公约》的精神而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自然遗产资源。《公约》中对世界自然遗产作了如下定义:(1)从审美和科学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由物质和生物结构或这类结构群组成的自然面貌;(2)从科学或保护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地质和自然地理结构以及明确规定的濒危动植物物种生态区;(3)从科学、保护或自然美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天然名胜或明确划分的自然地带。
(一)世界自然遗产入选标准
在《执行世界遗产公约的操作准则》中规定了入选世界遗产的10条标准，其中后4条为入选自然遗产的标准，凡符合其中的一条或几条均可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世界遗产标准(vii):“具有极好的自然奇观或非同寻常的自然美和美学重要性的区域”;世界遗产标准(viii):“是反映地球演化历史主要阶段的杰出范例，包括生命的记录，重要的、正在进行的地貌演化地质作用，重要的地貌形态或自然地理特征”;世界遗产标准(ix):“是反映陆地、淡水、海岸、海洋生态系统和动植物群落正在进行的、重要的生态和生物演化过程的杰出范例”;世界遗产标准(x):“包含保护生物多样性最重要和显著的自然栖息地，包括从科学和保护的角度看具有突出普遍价值的濒危物种的栖地”。
(二)中国世界自然遗产现状及分布情况
截至2011年，中国已经有12项世界自然遗产(其中4项为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如表1所示:
二、世界自然遗产旅游管理与保护研究现状
(一)国外研究现状
国外世界遗产旅游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研究对象不仅仅是世界遗产，而且是所有的遗产旅游地。研究内容涉及到遗产旅游规划与开发、旅游者需求与动机、遗产旅游管理、遗产资源保护、遗产管理与可持续发展、遗产地社区居民、遗产旅游真实性等方面。
1.遗产地旅游规划与开发研究
JonathanWager研究了柬埔寨吴哥窟世界遗产地(Angkor)，并指出对其规划应侧重于自然和文化资源的可持续发展。1996年，英国人Edwards等人对工业遗产旅游的开发和发展态势进行了研究，指出工业遗产旅游地应该纳入世界遗产旅游的框架中。TeresaAndresen等人研究了greenwayconcept(绿色走廊)这一概念作为规划工具应用于葡萄牙上杜罗葡萄酒产区(AltoDouroWineRegion)的效果。
2.遗产旅游者需求与动机、行为和体验
研究国外对遗产旅游者的需求与动机、行为和体验的研究也比较多，但大多集中于20世纪末期。1997年，美国人蒂莫西研究了四种遗产体验的模式，提出研究个性化遗产旅游具有广阔的空间。英国人理查德•斯蒂芬和克莱尔研究了在工业遗产旅游地旅游者的需求、旅游动机和社会背景。1999年，澳大利亚的特伦斯对遗产地旅游者的行为进行了研究，并指出旅游者的行为对遗产地的管理有重要的影响。
3.遗产管理与可持续发展
研究国外遗产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与世界自然和文化遗产旅游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国际旅游组织和学术研究领域的重视有关。199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旅游组织召开了“可持续旅游发展会议”(西班牙加那利群岛)，并通过《可持续旅游发展》，强调制定旅游发展战略时要维护遗产地的特色、文化和生态环境。此后，遗产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开始兴盛起来。
4.遗产地社区居民研究
国外对遗产地社区居民研究具有代表性的是J.D.Ovington，他以澳大利亚卡卡杜国家公园(Kak-aduNationalpark)为例，研究了具有土地所有权的当地居民如何参与到澳大利亚世界遗产的管理中。DickB认为旅游发展对遗产地居民生活及社会文化及生产方式会产生重要影响。R.K.Maikhuri等人以印度南达戴维国家公园(NandaDeviNationalpark)为例，论述了当地社区居民与遗产保护的矛盾，指出必须通过改革提高当地居民的经济利益及改善当地的环境质量，使遗产地居民更好地参与到遗产保护工作中。
5.其他研究
除此之外，国外在遗产旅游者管理、遗产旅游的功能、遗产地特征、遗产旅游真实性等方面也进行了大量的探讨。
(二)国内研究现状
中国关于世界自然遗产管理的研究始于20世纪90年代末，研究内容主要涉及遗产价值与功能、遗产保护与利用、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遗产管理体制、遗产管理法律等方面。
1.世界自然遗产价值、功能研究
学界对世界自然遗产的研究最初偏向其价值功能的探讨，张成渝、谢凝高认为文化和自然遗产的价值是自然科学价值、历史文化价值、建筑艺术价值，并认为保持遗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是遗产保护和利用的唯一选择。郑易生认为自然文化遗产具有存在价值、潜在的经济价值和现实的经济价值。梁学成从旅游资源复合系统的视觉出发，将世界遗产资源的价值分为有形价值和无形价值两大类和旅游价值、科考价值、文化价值和现实的经济价值四个亚类。最早对世界遗产功能进行探讨的是谢凝高，他认为，世界遗产具有科学研究、爱国主义教育、游览观赏、启发智慧和创作体验等各种精神文化和科教活动功能，并特别强调其功能不仅仅是旅游，科学研究是世界遗产最重要的功能。
税海模对“三江并流”世界自然遗产的旅游审美价值进行了分析，指出其具有世界级的旅游审美价值，但与丽江古城的优美不同，三江并流在美学上属于“崇高”的范畴。徐胜兰探讨了重庆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旅游品牌价值，认为武隆喀斯特的个性价值就在于它具有世界级品位，拥有集唯一性的科学价值与景观美学观赏价值于一体的优质旅游资源。并认为，武隆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地旅游定位应结合武隆喀斯特的高品位、独特性的科学与美学个性价值，以旅游者体验为导向，树立世界自然遗产精品旅游品牌。另外，对于重庆武隆的景观特征和自然遗产价值，陈伟海、朱学稳等人还从世界自然遗产价值这一角度出发，对其喀斯特系统的地质及景观特征作了详细阐述，通过与国内外类似的地质遗迹作对比分析，评价了他们的遗产价值。有学者还对包括云南石林在内的“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价值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了对比分析。
2.遗产保护与利用
研究对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开发研究一直以来都是学界与业界关心的热点和重点问题。周年兴、林振山等人认为自然遗产地保护的宗旨就是保护其完整性。同时为了有效的保护遗产地，还必须有法律、法规、契约、规划、制度以及管理的保障，另外必须有清晰的边界，还增加了缓冲区的要求。袁正新结合武陵源遗产地的真实性和完整性现状，指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第一，但也要适度的开发，要将保护与开发利用相结合，为公众保护，对公众开放，向世人展示其真实性和完整性，才能真正实现遗产旅游资源的科学、美学、艺术等价值。一味地保护，最终将导致“世界遗产成遗物”。卢仲康、成清扬在《论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的开发与保护》中指出，要规定合理的旅游环境容量，利用经济杠杆调节客流量，解决“人满为患”这一由来已久的问题。并认为开发世界自然遗产地时，要突出作为自己形象的重点资源，同时兼顾周边旅游资源的开发，并与发展区域社会经济相结合。另外，冷志明、麻先俊在《我国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与利用》一文中不但深入阐述了我国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中存在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保护与利用的对策，即首先要从理论上按照完整性原则构建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理论，其次要从公共资源治理方面构建保护与利用的管理与监督机制，从规划控制上制定科学合理的世界自然遗产保护与利用的详细规划，从法律保护方面加强对世界自然遗产的立法和执法。
3.遗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
研究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之间的关系是目前遗产事业发展中最大的矛盾，因此对于他们之间关系的探讨是近5年来学界研究的最大热点，相关的文献也最多。保继刚、楚义芳认为旅游开发与资源保护存在独立、共生、对立的三种关系。世界自然遗产作为一种高品位的旅游资源，其旅游与遗产保护也不例外。从大量文献中可以看出，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这个问题上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有的学者认为“遗产”不等于旅游资源，提出了“莫使遗产变遗憾”的观点。但有的学者认为，遗产之所以被称为遗产，本身即包含了保护的概念，又包含了开发利用的概念，提出了“莫使遗产变遗物”的观点。黄群认为，世界自然遗产资源是中国旅游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础，从各个方面综合比较的结果来看，遗产保护与遗产旅游开发确实是一对矛盾，但不是不可调和的矛盾，它涉及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等诸多领域。梁永宁教授在《我们为什么要申遗?》一文中也指出，世界遗产并不排斥旅游，遗产的展示是遗产的功能之一，但旅游必须纳入遗产地的有效管理，不使旅游给遗产地的价值和完整性造成威胁。而有学者则强调旅游开发对遗产保护的负面影响，认为旅游开发会造成遗产地旅游容量失控、设施开发过度、过度商业化倾向。徐嵩龄认为，处理二者的关系要解决好遗产的旅游经营、地方旅游业的发展条件、地方经济与遗产保护的投入、遗产保护专家在旅游经营中的作用等4个方面的问题。另外还有学者提出采用先进技术、建立遗产管理者和经营者之间的合作模式，进行功能分区、科学规划、适度开发、依法保护等对策，实现保护与旅游的和谐发展。总结文献的主要观点，虽然存在很大的分歧和矛盾，但大多数学者认为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在有效管理的情况下可以相互促进，达到“双赢”的目标。另外，在此要特别说明的是，在遗产保护与旅游开发研究进程中，遗产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分支，目前已经成为国内业界关注的焦点。
4.遗产管理体制研究
最早对世界遗产管理体制进行系统研究的是罗佳明。他在《中国世界遗产管理体系研究》一文中尝试运用战略管理方法指导遗产管理体系建设，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包含遗产战略环境分析、内在能力分析、遗产战略使命目标、目标体系制定和实施的动态管理体系。曹庆胜认为，必须遵从市场规律，从整体上提高世界自然遗产的产业化、规模化、市场化水平，实施“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管理模式。张晓、张昕竹认为，尽管现在我国遗产资源管理体制改革存在着许多理论依据和形态多样的实践，但最终评判成功的标准只能是遗产资源的完整保护和合理利用，体制改革的渐进路径绝对不能偏离提高国家遗产资源的保护效率这个目标。另外，在管理体制的研究上，还有很多学者从中外对比的角度上进行了分析，其中对比最多的是美国，其次是日本。王兴斌把中国的遗产管理体制与美国的国家公园管理体制从所有权、管理部门、管理职能、规划体系、管理经费来源、经营机制等方面作了详细的比较分析，认为中国不能照搬美国模式，中国必须探寻适合自己国情的管理制度。彭顺生也认为，中、美两国在世界自然遗产管理方面，无论在演进过程、管理体制，还是在管理方式上都存在着较大差异，中国有必要吸纳美国自然遗产管理方式对我国的有益成分，从我国的国家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水平、遗产自身特点出发，对我国的自然遗产管理组织形式与管理方式加以完善。张朝枝、保继刚在《美国与日本世界遗产地管理案例比较与启示》一文中从世界遗产地产权主体、资源处置权设置与法律监督机制等三方面对美国和日本的世界遗产地管理案例进行了对比分析研究，最后指出中国世界遗产地管理体制应该完善法律监督、理顺资源处置权、确立明晰的产权主体。在个案研究上，袁正新、吴昊以武陵源世界自然遗产为例，提出淡化行政直接干预，精简武陵源遗产区内的行政管理机构，改进遗产管理体制的途径。章小平分析了九寨沟的管理现状后提出政府主导、市场导向、科学管理、培养人才等管理模式。
5.遗产管理法律研究
在世界自然遗产保护过程中，法律问题越来越受到关注。黄德邻、朱清指出现行的《风景名胜区管理暂行条例》将世界自然遗产放在旅游区或者文物的范围内予以保护，法律保护的重点不在自然遗产，法律适用比较牵强。它基本上可以把自然遗产的保护囊括在该法律之内，但是又对自然遗产的保护没有详细具体与可行性的条款，使得自然遗产的保护总是在打球。同时他们认为在自然遗产的保护过程中，由于多头管理和相关立法的欠缺，存在大量的行政不作为现象。朱清、余韵等人认为，要拓宽自然遗产保护的宽度和广度，为社会力量加入自然遗产保护提供法律基础，同时准确全面地界定自然遗产保护中的各类相邻关系，才能促进自然遗产地的社区和谐，实现遗产地的可持续发展。对这个问题，王曦、曲云鹏也指出自然保护区立法中存在的最主要的问题是对于保护区与社区居民协调发展的问题。其次与美国国家公园管理体制相比，目前国内世界自然遗产保护立法还不明确，更没有专门法和授权法。而且已有的相关立法层次比较低，法律法规之间协调配套性差，导致中国自然遗产保护要么无法可依，要么难以执行。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0992(2009)03-0100-02
摘要：世界自然遗产是人类共同的财富。加强对其保护是非常重要的，在其保护过程中，有很多方法，其中，建立预警机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如何建立生态预警机制，以加强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是本论文的研究主题。
关键词：生态环境 预警机制 喀斯特自然遗产 保护
贵州荔波喀斯特自然遗产位于贵州省荔波县，它由茂兰的喀斯特森林区、甲良镇洞庭五针松保护点及小七孔喀斯特森林科学游览区三部分组成。
荔波喀斯特自然遗产的前身是荔波茂兰保护区，始建于1984年，1986年经贵州省人民政府批准建立省级自然保护区。1988年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1996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纳入“国际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成为世界人与生物圈保护区。2002年被载入新版的《大世界吉尼斯纪录大全》，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喀斯特原始森林。2007年6月27日在新西兰举行的第31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荔波茂兰保护区被评为中国南方喀斯特世界自然遗产。加强对这一独特的世界自然遗产的保护，有着重大而深远的现实意义。
1、预警机制简述
1.1预警机制的含义
所谓“预警机制”，也就是“预先警告的制度”。是对自然、社会经济等运行接进负向质变的临界值的程度所作出的不确定性的早期预报。其实质是对监测对象安全运行的稳定性程度的评判，其目的和作用是识警防患，超前预防和控制。z将预警机制运用在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就形成了生态环境预警机制。所谓生态预警机制，是指通过在一定的生态区设立固定的监测站、监测点，定期对该生态环境进行常规监测，同时对突发性生态事故、生态灾害等进行应急检测；然后由专家依据监测数据，综合分析生态环境变化趋势以及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最后将专家意见和建议及时向社会，为预防和处置突发性、灾害性事故的发生提供及时有效的信息和技术服务。为生态环境保护机构提供决策依据。
1.2代表性的预警机制模型一霍尔三维结构
霍尔三维结构理论是系统工程的重要理论之一，是预警机制的代表性理论模型。
霍尔三维结构(时间维、逻辑维、知识维)是美国系统工程专家霍尔于1969年提出的一种系统工程方法论。
将霍尔的三维结构理论引入生态环境保护的运行机制中，便形成如下三维结构预警理论：(1)从时间维来看，主要是相关环境数据的采集阶段、系统分析阶段、系统设计阶段、系统实施阶段。(2)从逻辑维来看，主要是明确警情、寻找警源、分析警兆、预报警度、排除警患。(3)从知识维上看，主要是哲学社会科学、系统科学、生态、环保、林业、计算机及网络技术等自然科学。
从逻辑维来看，它包括五个方面：
(1)确定警情。警情是指自然或社会经济运行中出现的负面扰动因素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的外部形态表现。
(2)寻找警源。确定警源是预警过程的起点。警源是导致警患(情)发生的根源，是警情的策源地。
(3)分析警兆。警兆是指与警情有必然联系的自然征兆。
(4)预报警度。警度是指警情处于什么样的状态，也即它所具有的严重程度。在实际运行中，可将警度分为无警、轻警、中警、重警和巨警五个等级，并采用绿色、蓝色、黄色、粉色和红色信号灯等标志来表示相应等级的警度。
(5)排除警情。即当警情出现后采取什么措施去处理、排除。
1.3预警机制运行的一维过程
①明确警义②寻找警源③分析警兆如符合条件④预报警度⑤排除警患。
1.4预警机制在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功能
(1)监测功能。
(2)识别与诊断功能。
(3)预测和预报功能。
(4)预防和控制功能。
(5)导向功能。
(6)提升价值功能。
2、建立生态环境预警机制对保护荔波喀斯特自然遗产的紧迫性与重要性
2.1建立生态环境预警机制。是自然遗产保护单位的职责所在。
199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修改《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章程时，将预警工作明确列为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职责之一，要求世界遗产所在国家和政府要建立相应的监测系统，每5年提交一份报告。2004年2月17日，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国务院办公厅转发文化部、建设部、文物局、发改委等部门关于加强我国世界遗产保护管理工作意见的通知》([2004]18号)，要求尽快建立世界遗产管理动态信息系统和预警系统，加强世界遗产保护情况的监测。
2.2从中国世界遗产地的环境保护现状来看
截至2007年。中国共有故宫、天坛、颐和园、丽江古城、布达拉宫和三江并流在内的6处世界遗产被世界遗产委员会“黄牌”警告，要求进行集中整改。而6处中国遗产的整改意见又集中在遗产及周边环境的保护问题上。其中对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的整改意见是：停止目前遗产地附近的矿产开采，并对水坝、电站可能带来的破坏进行完善的评估。可见，无论是世界文化遗产还是自然遗产。都面临着保护问题。同样，作为世界自然遗产的荔波茂兰喀斯特保护区由于其独特的价值，加强对其保护是非常重要和紧迫的。
2.3从荔波地理条件来看
荔波茂兰喀斯特地区属于整个南方喀斯特区域的一部分。著名林学家周政贤教授和著名生态学家朱守谦教授经过半个多世纪对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的研究后指出，生态严酷、人地矛盾尖锐、石溴化严重是中国南方喀斯特地区的典型特征。荔波茂兰喀斯特处于贵州高原和广西低地之间的两地交界处，是贵州高原向广西低地过渡地带峰丛喀斯特的典型代表，该地区生态环境较为脆弱，石漠化的风险最大，加之随着人与自然矛盾的加剧。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形势更为严峻。因而，建立生态环境预警机制，加强对荔波世界自然遗产生态环境保护是重要的，也是紧迫的。
3 建立生态环境预警机制的目标和措施
3.1建立生态环境预警机制的目标
3.1.1要建设开放性、分布式的世界自然遗产各类基础资料和信息资源，实现自然遗产信息采集、传输、存储、管理和服务的系统化。
3.1.2进行动态信息管理和监测预警工作相关的标准规范、制度建设。
3.1.3建立体系完整、指标丰富、内涵科学的世界自然遗产管理动态信息预测、预警模型。
3.1.4建立高效、准确的防护应急减灾机制。
3.2建立生态环境预警机制对保护荔波喀斯特自然遗产的措施设想
3.2.1建立数据采集系统。
建立关于保护区的信息收集、处理、存储、等电子数据，并通过专门的网站进行和时时更新内容。使保护区时刻置于动态的监督与保护之下。
3.2.2建立数据监测站。
据茂兰保护处管理人员透露，整个自然遗产地共有四个关于 水文和野生动物的监测站，但是从荔波茂兰喀斯特森林生态旅游导游图上看。在茂兰喀斯特保护区的中心区域，目前只有凉水井监测站。可见，对于保护区的重要区域，所建设的观测站数量还是不够的，应该增加观测站的数量并做好布点工作，才能全面、准确及时地获得相关的观察数据，以利于数据库系统的建设和运作。
3.2.3组织一批高效的管理队伍。
队伍建设是搞好保护工作的重要保障。针对自然遗产地的生态环境保护要求，荔渡喀斯特自然遗产保护单位――茂兰保护处的管理人员要加强岗前培训，提高专业管理人员素质。并实行“中国南方喀斯特”遗产保护管理人员持证上岗制度，自然遗产管理机构的主要负责人要接受专业系统培训并颁发资格证书。
3.2.4加强对荔波喀斯特自然遗产生态环境保护理论研究和宣传教育工作
关于荔波喀斯特自然遗产生态环境的保护，加强对其相关保护问题的研究是必要的。保护区的相关研究人员在从事保护实践-活动中，一方面可以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可以借鉴其它关于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经验，从而形成自己的一整套保护经验和方法，提升保护区的保护实力。
另外，对于荔波喀斯特自然遗产地生态环境的保护，还必须加强对相关保护生态环境方面知识的宣传教育。目前。在荔波自然遗产地保护区内住着8000多教育文化相对落后的居民，不但要对这些居民进行关于保护生态环境的宣传教育，同时也要对全县人民和前来观光的游客进行宣传教育。只有让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深入人心，让当地群众和游客形成保护生态环境的观念，才能更好地开展生态环境的保护工作。
3.2.5科学管理和严格监督
为了保证预警目标的实现，保护单位必须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同时按保护要求严格执行，同时将保护工作置于上级直管部门和社会的监督之下并搞好和地方政府的协调工作。比如，管理单位要在保护区森林资源系统、各种警素、预警技术和排警方略等子要素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和制约关系，针对调控目标值及其发生变化的幅度和强度，采取相应的技术、经济、行政、法制和社会措施，对被监控的保护对象进行适当调节和控制。这是建立和完善预警机制以实现保护区生态环境有效保护的重要内容。
您好！我是车辆小学的一名普普通通的一名小学生。
我们生长在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地球上，是地球母亲母亲给了我们一个温暖的家。然而，在此同时，我们却不顾后果的破坏各种资源，不但使它们不能再生，还造成了一系列的生态灾难。在大街上，一些再乱扔垃圾的人屈指可数，还有一些不讲卫生的人的人随地吐痰，一个个细菌蔓延开来，使人胆战心惊。为此，我向您诚恳地提出了以下的建议：
1：请让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乱扔垃圾回到自己的家，乱扔垃圾不但影响市容，还污染了环境，请市民们不要乱扔垃圾，更不要扔到海边。
2：建议市民们自己组织一个环保队，去制止身边乱扔垃圾的人，并进行教育和提醒。
3：市民们要在马路旁边多多种树，树会吸收二氧化碳吐出氧气，使空气更清新。
希望大家好好保护地球，让它不要破碎。
作者简介：王昌海，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
通讯作者：温亚利，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资源与环境经济、林业经济与政策。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编号：70803005）;国家林业局保护司项目（编号：621720）。
（1.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北京 100083；2.太白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陕西眉县 722300；
3.周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陕西周至710400）
摘要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学术界一直缺乏其社会效益计量的研究。该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初步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包括：社会文明进步、人类健康和社会生产生活改善3种类型11项指标。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的过程中所产生的社会效益进行了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每年产生了相当可观的社会效益，总货币量约11.68亿元人民币，与周边区域密切相关的社会文明进步效益为1.68亿元；人类健康效益为1.62亿元；社会生产生活改善效益为8.37亿元。该研究的社会效益计量指标及计量方法可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层工作人员及类似保护区社会效益计量及评价提供参考。
关键词 自然保护区群；生物多样性保护；社会效益内涵；计量分析；秦岭
中图分类号 S759.9；X361；F06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2104（2011）07-0113-09 doi:10.3969/j.issn.1002-2104.2011.07.020
对社会效益的分析过去一直停留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但是随着认识问题越来越要求更加深刻和准确，社会效益的定量分析就显得更加紧迫。其中：社会效益内涵、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和社会效益评价模型是社会效益计量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反映了自然保护区本身对周边社会产生的影响和带来的效益。它既包括经济活动引起的社会效益，也包括非经济活动引起的社会效益，即由设立自然保护区引起的一系列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状况，包括有形的社会效益，也有无形的社会效益。具体而言，就是在设立自然保护区后，由于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保护，保护区的资源状况，环境质量得到改善，周边社区社会经济发展开始转轨，当地居民的生活方式开始转变，整个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该研究试图通过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社会效益内涵进行解释，构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计量指标体系，同时利用一手调研数据或者二手统计资料对计量指标进行计算，目的是揭示就地保护这种保护生物多样性的方式对区域社会发展直接或者间接的影响，为国家区域宏观管理决策提供依据，促进陕西省生态补偿机制的完善。由于研究的需要以及学科的限制，在该项研究中不涉及自然保护区设立而产生的社会文化、伦理道德、法制观念以及等方面的变化，只能就社会效益中可计量或者可定性分析的部分进行计量分析。
1 研究区域及数据来源
1.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
本研究选取了陕西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为研究对象，自然保护区群主要是指在某种特定生物栖息地保护中，由于其栖息地生境的破碎，在地理分布上不连续，通过在特定地理区域内建立若干个有联系的保护区，形成一个自然保护区网［1］。本文研究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范围界定为秦岭保护区群的主体自然保护区，主要包括太白山、周至、佛坪、长青、朱、牛背梁以及天华山7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秦岭保护区群地处长安区、周至、太白、眉县、宁陕、洋县、佛坪、柞水等县境内。地理位置为东经107°20′-109°04′，北纬33°16′-34°05′。东西长约150 km，南北宽约95 km。保护区群总面积约251 300 hm2；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秦岭生物多样性的精华所在，也是中国生物多样性的关键地区之一。
1.2 研究数据来源
本研究采用实证研究方法,于2009年7月12日至8月5日对秦岭大熊猫自然保护区群中5个国家级保护区周边19个乡镇46个自然行政村进行入户访谈以及问卷调查,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抽样相结合的原则选择样本农户。调查共得到问卷466份,剔除由于户主外出打工而不能得到有效回答问卷，一些缺失数据较多的问卷和有明显偏差的问卷,最终的有效问卷为411份；另外，于2010年7月21日至31日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中其余2个自然保护区（牛背梁及天华山自然保护区）及周边社区进行了调研，最终得到有效农户问卷127份。最后，还收集了大量二手资料，主要包括七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相关资料及问卷调查、各保护区所属县域的国民经济统计年鉴。
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相关概念及特征
2.1 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概念界定
自然保护区产生的社会效益既有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社会效益，又有与经济活动无关的社会效益。既有有形的社会效益，也有无形的社会效益。因此，迄今为止，关于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明确定义并不多见，保护区社会效益的界定必须在总结国内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客观、实际地界定。对“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进行科学的定义是研究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关键。中国学者在森林社会效益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因为保护区群属于森林生态系统，其社会效益和森林社会效益有着特殊的联系。基于此，本研究把森林社会效益作为研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基础。张建国、周晓峰认为, 森林社会效益是指森林为人类社会提供的除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之外的一切效益，它主要包括人类身心健康的促进、促进人类社会结构的改进以及人类社会精神文明状态的改进［2］；张颖认为森林社会效益是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在消费森林物质产品、劳务或者服务时所产生的某种后果的比较关系。具体的说是以森林资源为对象的经济活动对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和作用［3］。在综合众多研究社会效益的基础上，目前从现有资料来看，国内还没有形成对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明确定义，文献很少。
本研究参考森林社会效益，给予“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概念界定:是指以共同的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们的总体,在与自然保护区交互作用过程中获得的各种需求的满足和利益的实现。它是自然保护区森林生态系统所提供的、对人类社会整体有益的、除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以外的那部分年增加效益。它至少包括: 自然保护区对社会文明进步的效益；对人类健康的效益；以及对社会生产生活改善的效益。
2.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特征
2.2.1 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具有公共物品属性
公共物品是与私人物品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可以供社会成员共同享用的物品，消费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特征，一般不能或不能有效通过市场机制由企业和个人来提供，主要由政府来提供。严格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在消费上具有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和服务［4］。根据公共物品理论和自然保护区的特点，可以清楚的判断出自然保护区整体的公共物品特性。建立自然保护区的主要目的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和特殊的自然文化遗产资源，而保护工作具有比较明显的公共物品性质。自然保护区的建立首先满足的是公共的需要，而且它具有较大的外部收益，属于既无排他性又无竞争性的物品。就是说，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不可能排除任何一个人不享有这种建立的好处，而且，当一个人享受自然保护区带来的生态功能及其他服务功能的好处时，不会减少其他人享有这种好处［5］。为了达到保护目的，国家制定一系列法律和法规，约束保护区内的资源利用方式。同时，为了保证法律、法规的有效执行，国家设立专门的机构来负责保护区的管理工作。因此，自然保护区从整体来看是一项应该由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
2.2.2 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具有典型外部经济性
外部经济性是指生产者或消费者在经济活动中由于市场失效和技术等原因把一部分额外效益免费或无价转移给其他生产者或消费者的现象，是一个经济主体的行为对另一个经济主体的福利所产生的影响效果，而这种影响效果并没有从货币上或市场交易中反映出来［4］。外部经济性活动有利于全社会福利的增进，国家应该采取补偿政策以利于它们产出的提高。例如，企业的废渣综合利用就是一种外部经济性，因为它在取得一定的经济效益的同时，给社会带来环境效益。自然保护区除了在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涵养水源、保持水土、改善环境、保持生态平衡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外，还是科研、教学、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和生态旅游的重要基地。从自然保护区设定的目的和所发挥的作用看，自然保护区的产出主要是提供清新的空气、良好的生态环境和为野生动植物种等自然资源提供良好的栖息地［6］。简单地说，自然保护区的设立就是为了保存一定的生物生存环境、保持生物多样性、保持水土、涵养水源、净化空气等［7］，从而为周边社区提供了充足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提高当地居民的农业收入，增强了旅客及其他人群的保护意识等，这是自然保护区功能的一种体现，也是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的组成部分，属于典型的外部经济现象。
2.2.3 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无市场价格
按照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自然保护区的社会效益并没有参合人类无差别的劳动，因而不具有价值。同样依据公共物品的属性，自然保护区的社会效益也不能在市场上流通，也不具有价格，因为消费者不愿意个人支付公共物品的费用而让别人消费。因此，自然保护区的社会效益具有西方经济学中“灯塔效应”、“免费搭便车”的特点［8］。一个不可争议的事实就是自然保护区的建立为周边社会提供了生存所需的优质水源、肥沃土壤、新鲜空气等，同样也为居民的身心健康带来正效应，如居民素质的提高。因此，本研究视为自然保护区群的社会效益无市场价值，也不视为商品能进行市场流通（无价格）。
3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3.1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原则
指标设置是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的基础，指标设置应依据以下原则［9］：①科学性原则；②全面性原则；③系统层次性原则；④系统动态性原则；⑤简明可操作性原则。其中需要解释的是，系统动态性原则：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是自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对立统一，构成一个多指标、多参数的动态计量系统工程。既要以林业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为基础，又要尽可能囊括自然保护区社会功能的方方面面，还要避免重复计算；既要有统一的计量系数，又要兼顾不同时空的差异；既坚持计量的精确性，又要注重计量的合理性。
3.2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3.2.1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的依据
通过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概念及特征的分析，特别是通过对保护区实际情况调查了解的基础上，本研究初步设计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体系。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的选取需要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本研究主要是在参考大量文献的基础上，通过专家咨询的方式，选取了那些文献中使用频率较高，同时结合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的实际，综合考虑周边社区的生态、经济、社会现状及主要存在的问题，选择针对性较强的指标作为衡量标准。国家林业局动植物保护司、陕西省林业厅的专家以及北京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的教授对本指标体系给予最终修改意见，使体系设计的合理性进一步完善。
3.2.2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构建
构建的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是基于保护区群建设的整体效益，系统地分析自然保护区群建设对整个自然保护区系统产生的各方面作用，最终构建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表1）。
表1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
指标体系及计量结果
Tab.1 The measurement system and results of social
benefits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3.3 社会效益计量指标解释与计量方法说明
每个计量指标如何操作，是指标体系能否正确计量的关键，也会对社会效益评价产生重要的影响［10］，因此，对每个计量指标进行解释是必要的。为实现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定量分析, 运用替代法、成本法和支付意愿法等计量方法初步尝试了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计量方法, 并运用数学公式建立了11个主要指标的具体计量方法。
3.3.1 科研、教育效益（C11）
科研水平可以表示文化的发展潜力, 此处以有效的科研成果收益为表示量, 通过投入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科研经费总额和成果转化率和收益率对该指标进行计算。计量公式 （1）：
C11科研效益 + 文化教育效益
N ・f・r + 文化教育效益（用教育成本替代）
N ・f・r + 实习教育费用+出版物费用+论文费用
式中 C11 -科研、教育效益；N -科研经费总量；f-成果转化率；r-成果转化社会收益率。
3.3.2 人口素养效益（C12）
人口素养可以表示自然保护区文化影响社会的程度, 此处以保护区高素质人才的经济收益作为替代量［11］。即将保护区大中专以上学历人口工资与平均工资差额作为计算基底, 综合考虑各类高层次人数（大中专及以上）。计量公式（2）：
C12 （G - G′） ・N
式中 C12 -人口素养效益；N-大中专学历以上人口数；G-大中专学历人口平均月工资；G′-陕西社会平均月工资。
3.3.3 人口文化脱贫效益（C13）
人口文化脱贫是新世纪农村现代化建设的重要衡量指标，通过普及九年义务教育来体现［12］。需要指出的是，文化脱贫的效益是非常难用定量的方法去衡量的，这里仅仅是为了需要找出一种替代方法去简单计量。其效益的计量可以用问卷形式获得周边社区年文化消费平均金额，然后乘以周边社区人口数。计量公式（3）：
C13 N・Δf
式中 C13 -人口文化脱贫效益；N -周边社区人口总量；Δf-人均年文化消费增量金额。
3.3.4 社会安定效益（C14）
社会治安条件的改善是人民生活安定和优越的保证, 通过比对来体现林区治安的优良。其效益的计量可以用案件发生数量和全社会单位面积案件发生数量之差, 结合损失量进行计算［13］。计量公式（4）：
C14 （N - N′）/n ・G・r
式中 C14 -社会治安效益；N ,N′-陕西省某年发生林业案件总数量；n-N 与N′间隔的年份;r-保护区群面积与陕西省保护区总面积比；G-平均损失。
3.3.5 人口寿命延长效益（C21）
延长寿命是森林保健的目的和最高要求, 可以采用意愿支付法进行计算。其效益的计量可以用掌握自然保护区群生态环境可能延长人类寿命的年限和居民意愿为延长寿命支付的额度, 参照当地人口数计算总量。计量公式（5）：
C21N ・ΔA ・G
式中 C21-人口寿命效益；ΔA -寿命延长年限；G-意愿支付额度；N -当地人口数量。
3.3.6 疗养防病效益（C22）
吃药治病，不如健康无病。生物多样性是人类健康的良友，离开喧闹的都市，到寂静、秀美的森林中来，不仅享受大自然的乐趣，而且不知不觉中有得到健身强体的保健效果［14］。疗养防病效益是森林保健的直观体现。其效益计量可以用保护区群周边社区居民医疗支出和社会该项支付的平均值之差替代防病效益, 结合人口数量和区域工资系数进行计算。计量公式（6）：
C22 （G-G′） ・N ・r
式中 C22 -疗养防病效益；G-保护区周边人均医疗支付额；G′-社会平均医疗支付额；N -当地人口数量；r-工资调整系数。
3.3.7 居民陶冶情操效益（C23）
自然保护区群内良好的生态环境以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可以陶冶游客的情操，也可以丰富社区居民的感情。该项效益计量可以用统计自然保护区内休闲、旅游的人数, 通过统计其停留平均时间，再结合其平均工资进行计算。计量公式（7）：
C23 N・P・r
式中 C23 -居住陶冶情操效益；N-游客人数；P-游客平均游玩时间；r-区域平均小时工资。
3.3.8 劳动力就业效益（C31）
新增就业体现保护区群吸收就业的功能, 也是改善林区居民生活的关键。该项社会效益计量方法可以表述为保护区群年新增就业人数, 结合其平均工资进行计算［15］。计量公式（8）：
C31 ΔN ・G
式中 C31-新增就业效益；ΔN -当年新增就业人数；G-平均工资。
3.3.9 劳动生产率效益（C32）
劳动生产率是指劳动者在一定时期内创造的劳动成果与其相适应的劳动消耗量的比值［16］。劳动生产率水平可以用同一劳动在单位时间内生产某种产品的数量来表示，单位时间内生产的产品数量越多，劳动生产率就越高；也可以用生产单位产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来表示，生产单位产品所需要的劳动时间越少，劳动生产率就越高。劳动生产率是自然保护区文化对生产活动进行作用的现实体现［17］。本研究采用的计量方法为自然保护区一年内生产的GDP增长量和保护区存在对GDP的影响系数相乘。计量公式（9）：
C32 ΔG・I
式中 C32-劳动生产率效益；ΔG-GDP年均增长量；I-保护区存在对GDP的影响系数。
3.3.10 生活质量提高效益（C33）
居民生活质量提高效益主要是指保护区内居民在家庭和个人物质文化生活提高方面应具有的效益。由于质量提高很多表现为居民对自身生存、生活状况的主观评价，因此，本研究需要通过一定的方法进行转化然后进行计量。本研究认为，居民住房条件的改善以及年均家用消费品消费的增加是其生活质量提高的重要标志，本研究欲采用住房条件改善的效益和消费品增加效益来代替生活质量提高的效益。具体计量方法可以通过保护区内居民平均居住面积和房屋均价计算总价格, 综合考虑调整系数计算总量。通过问卷形式，统计出居民家庭日用品及家电增加量，即统计处消费品的平均增加量，然后乘以居民总数。计量公式（10）：
C33 X・P1・N + P2・N
式中 C33-居住条件效益；X -年住宅增加面积；P1-单位面积均价；N -该地区社区户数；P2-家庭消费品年增长货币量；
3.3.11 科技推广效益（C34）
科技推广产生的效益主要是指政府组织科技人员到保护区内进行科技指导，并免费提供技术和种植需要的种子、种苗等。因此，科技推广的成果主要是表现自然保护区为农业增收，特别是应用新科技，新技术来管理农业。计量公式（11）：
C34ΔG・I・R・r
式中 C34 -科技应用效益；ΔG-粮食单位面积增产量；I-粮食均价；R-农业耕地总面积；r-科技应用比例。
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计量结果
4.1 科研、教育效益（C11）计量
秦岭自然保护区独特的地理位置及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为科研及教育提供了良好的场所。目前，秦岭自然保护区已经成为中国科学院动物所、中国科学院植物所、陕西师范大学、西北大学、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北京林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林业科学院等国内科研机构的常年科学研究对象。秦岭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我国每年投入大批经费用于科学研究，根据调研得知，据不完全统计，2000-2009年，仅中国科学院、中国林科院10年间针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七大保护区）进行项目研究的科研经费之和就多达15亿元，年均1.5亿元（不包括自然保护区地理遥感区划研究经费）。此外国际非政府机构，如WWF（世界自然基金会）、GEF（全球环境基金会）等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进行研究项目投资，保守估计每年有1 000万元左右。根据研究，我国科研单位科研成果转化率均值约为10%［18］。根据研究得知，科学研究的社会收益率为56%-99%［19］。本研究取r70%。根据计量公式（1）计算获得科研效益为11 200万元。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现已经成为多所高校、科研院所学生的实习、教育基地。近似地以教育费用、出版物费用及研究论文成本估算文化教育效益。经过咨询专家意见，文化教育的效益主要取决于科学研究论文的产出及科技出版物的发行。针对实际舍去了实习、参观等教育费用。根据陕西林业厅及国家图书馆统计数据，1980-2008年以秦岭七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题材正式出版发行的图书及音像制品共计300多种，29年的图书发行总收益为2亿元，年平均为689.66万元。的效益计量仍以支付成本代替收益，根据中国知网检索，1980-2009年，以秦岭七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为题材的各类论文总计约2 000篇，其中学术论文1 700篇，毕业论文300篇（不包括未上网公示的硕士及博士论文），论文费用1 150万元。因此，文化教育效益为1 839.66万元。
综上所述，科研、教育效益为13 039.66万元。
4.2 人口素养效益（C12）计量
根据2008年全国自然保护区名录，本研究的自然保护区群7大自然保护区全属林业部门主管。根据各保护区管理局给出的数据，截至2008年底，保护区群管理局从业人员统计结果（表2）。根据计量公式（2），人口素养效益计量结果为1 918.78万元。
表2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林业系统大专以上
就业人员统计表
Tab.2 The statistical table for employed personnel with
college degree or above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注：本研究把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作为林业系统的高层次人才； 公务员及事业单位人员均按照12个月计算工资。
数据来源：各保护区管理局资料整理所得；月收入数据由林业从业人员调研问卷整理所得。
4.3 人口文化脱贫效益（C13）计量
在研究人口文化脱贫效益时，剔除了城镇人口，因为这些人口整体文化程度要高于农村社区人口6.7年，本研究只计算周边农村社区人口文化脱贫的效益。采用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社区农户访谈问卷”中关于农户文化消费的统计数据，涉及7个自然保护区的周边农户（总人口43 642人），共收到378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表明：文教、娱乐等机电消费品支出费用为36.79元，书、报、杂志支出费用为34.51元，教育支出费用为346.80元，支出总计418.10元。因此，根据计量公式（3），人口文化脱贫效益为1 824.67万元。
4.4 社会安定效益（C14）计量
我国近年来出台了为数不少的关于自然保护区的法律法规，通过开展我国自然保护政策宣传教育，使周边社区人群及游客保护意识增强，违法犯罪案件数量大大减少（表3），与此同时，社区参与（社区共管）保护在保护区有效开展，物种得到有效保护的同时，生态环境进一步恢复。根据计量公式（4），保护区群社会安定效益为：27.23万元。
表3 陕西省林业违法犯罪案件统计表
Tab.3 The statistical table for forestry criminal
case in Shaanxi
注：案均值 3 203.89元。
数据来源：陕西林业厅统计数据；保护区群林业案件统计数据位各保护区管理局提供。
4.5 人口寿命延长效益（C21）计量
保护区平均寿命的延长可以间接反映保护区建立以来对当地居民身体状况的影响。秦岭自然保护区大部分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建立的，由于保护区统计工作不完善的原因，保护区内及周边人口普查数据缺乏，因此，本研究采用2000年陕西人口普查数据。根据《陕西人口统计年鉴2008》可以得知，同时期，陕西省区域人口寿命呈现分化，其中全省平均人口寿命是70.07岁，陕南人口寿命为72.67岁，陕北67.89岁。本研究采用同省份，有林（陕南）和无林（陕北）区域人口寿命做比较。因此，对比显示，自然保护区群所属县域人口寿命要比无林的陕北相关区域人口寿命延长5年左右。
根据研究需要，本研究在问卷调查中设置了几道相关的题目来考察保护区区域内居民的因森林延长寿命产生的环境保护支付意愿。样本人群为保护区周边农村社区居民及县域居民，样本数为243份有效问卷。统计结果为：农村社区居民支付意愿为20元/年，县城居民支付意愿为50元/年。G取二者平均值35元/年。
根据计量公式（5），人口寿命延长效益为763.73万元。
4.6 疗养防病效益（C22）计量
根据调查问卷统计，2008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农村社区居民及城镇居民的年医疗支付分别为：农村108.75元/年/人、城镇180.21元/年/人。G取二者均值，G144.48元/年/人。根据中国2008年人口统计年鉴，我国全社会平均人口支付医疗费用270.55元/年。根据计量公式（6），疗养防病效益为550.19万元。
4.7 居民陶冶情操效益（C23）计量
根据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各管理局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保护区及周边生态旅游人数呈上升趋势，仅2008年一年保护区群及周边社区共接待游客62.18万人次，本研究通过2008年保护区群内游客问卷调查统计得出游客平均停留2天，各类人群人均平均收入为120元/天。
根据计量公式（6），居民陶冶情操效益为14 923.2万元。
4.8 劳动力就业效益（C31）计量
自然保护区进行的投资也必然带动保护区内劳动就业水平的提高，如为保护区群众免费提供树种、树苗，发展经济林；为保护区内群众提供技术指导，市场开拓，为农林产品增值服务。修建公路、桥梁，进行保护区建设等。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保护区劳动力就业。当然，就业有短期就业，也有长期就业；有是直接就业，也有是间接就业，本研究仅对近年来保护区吸纳就业人数进行了统计，据不完全统计， 2000年-2008年保护区群及周边吸收各类就业人员15.68万人（林业统计年鉴及陕西林业厅调查数据整理）。年均解决就业人员1.742万人。因此，本研究采用简单量化分析法进行评估，即按照劳动力的工资与代替其直接效益，2008年吸收劳动力就业平均工资是1 800元/月。则根据公式（8）计算获得，劳动力就业效益为7 627.2万元。
4.9 劳动生产率效益（C32）计量
本研究欲采用2004-2007年GDP增加值（表4），然后采用平均值得出年GDP增量。保护区存在对当地GDP的影响系数采用专家咨询的方式，本研究整理了陕西林业厅及西北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大学相关领域的教授专家。最后采用各专家给出的平均结果，I取13.58%。根据公式（9），劳动生产率效益为35 862.88万元。
4.10 生活质量提高效益（C33）
首先，本研究在计量生产生活质量提高效益前，先分析一下实地调研的农户生活质量满意度情况。对于居民生活质量水平的测度，国际上通用的方法是采用恩格尔系数来测度宏观或者微观主体的消费结构，并测度居民生活的富裕程度。
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金额/总支出金额
根据2009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社区随机抽样，整理问卷得出2008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居民消费支出情况（见表5）。计算得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为0.503。
表4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县域GDP变化量
统计表（万元）
Tab.4 Statistic variation of GDP in surrounding counties
of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数据来源：各县《统计年鉴》统计数据。
表5 2007-2008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周边居民
消费支出情况表（元）
Tab.5 The consumption expenditure structure
ofsurrounding communities of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etween 2007-2008
数据来源：调研问卷整理数据。
联合国贫富衡量的恩格尔系数标准:＜0.2最富裕; 0.2-0.3富裕; 0.3-0.4相对富裕; 0.4-0.5小康水平; 0.5-0.6温饱水平; ＞0.6绝对贫困。为了更好地对恩格尔系数进行分析，收集资料汇总整理出我国恩格尔系数简表（见表6）。
综上所述，从计算结果来看，秦岭保护区群周边居民的生活质量较上世纪90年代有了较大提高，但尚处于温饱水平，今后如何在保护好生态环境的同时使人民生活质量进一步提高，是我国各级政府应该考虑的方向。根据农户调查问卷统计，保护区群周边社区从1997-2005年之间住房面积家庭户均增加了83 m2，年均增加9.23 m2。根据计量公式（10），生活质量提高效益为8 886.71万元。
表6 中国恩格尔系数简表
Tab.6 Chinese Engel’s coefficient
4.11 科技推广效益（C34）计量
根据自然保护区群内县域统计年鉴及调研的数据，调研组从陕西农业厅及林业厅处的专家访谈中获知，保护区群周边社区至少有1/3耕地应用了科技新成果，因此，本研究r1/3。由中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得知，秦岭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耕地应用科技成果可增收粮食约为250 kg/hm2,粮食均价取值为1.5元/kg［20］。根据计量公式（11），科技推广效益为1 352.05万元。
5 计量结果分析
通过一手数据以及二手数据（主要是参考文献资料及保护区统计资料），对七大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所构成的秦岭自然保护区群进行了社会效益计量，最后得出了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相对值，见表1。
首先，由表1计量结果可以看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由于保护生物多样性而产生的年均社会效益（C）总和约为11.68亿元人民币。其中社会生产生活改善效益（C3）最为显著约为8.37亿元；社会文明进步效益（C1）与人类健康效益（C2）几乎差不多，分别约为1.68亿元和1.62亿元。因此，整体来说，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产生了可观的社会效益，为当地社会发展带来了一定的契机。
其次，从表1中个别社会效益计量指标来看，还是存在一定的差距。
（1）在社会文明进步效益（C1）中，C11 ＞C12 ＞C13 ＞C14。其中科研、教育效益C11相对来说是最大的（1.30亿元），占社会文明进步效益的77.57%，遥遥领先于其他社会文明进步效益指标，原因也简单，秦岭自然保护区群是一个巨大的生物多样性宝库，有着世界独一无二的物种基因，这为全世界科研工作者提供了社会实践的机会，同时教育下一代也是自然保护区群承担的另一项任务。社会安定效益是最小的（27.23万元），仅仅占社会文明进步效益的0.1%。这个计量结果还是比较小的，这与保护区群周边区域经济发展有关系，毕竟地处贫困山区的群众离不开他们赖以生存的资源，偶尔发生一些偷采偷猎必不可免，同时这个结果也从另一个侧面证实了保护区与周边社区目前关系依然不和谐，有待政府部门及时了解情况，做出政策的调整。需要指出的是，人口素养和文化脱贫效益是差不多的，其中文化脱贫效益的计量结果也反映了周边社区文化生产的投入，这与保护区周边社会经济发展是分不开的。
（2）保护区群对人类健康效益（C2）中，居民陶冶情操的效益所占比重最大，约为91.91%。这也不难理解，保护区群独特的自然资源为全国各地的人民可以通过旅游享受到生物多样性保护带给他们的愉悦心情，计量结果主要取决于全国有旅游支付能力的工作人群，他们愿意为这个放松的方式支付收入的一部分。另外，疗养防病效益及人口延长效益总体占到人类健康效益的8.19%，这部分效益主要取决于保护区群周边社区，它是在无意识中就产生的效益，由于没有直接计量的方法，本研究采取了周边社区环境支付意愿的计量方法，虽有主观性，但这种方法还是目前最适合计量这两种效益的最好替代方法。
（3）在社会生产生活改善效益（C3）中，整体比重是最高的，约为71.69%。在国内外很多关于森林社会效益的研究中，劳动力就业效益及劳动生产率提高效益是最主要的考察指标，本研究的计量结果也不难理解，保护区群的存在，为中国特别是陕西地区解决了一大批人口就业（其中包括正式编制及非正式就业），其实这部分效益是难以用数字估计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主要体现在区域GDP年增值，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必将带动整个区域的劳动结构及生产形式的改变，社会效益显著。另外需要指出的是，周边社区农户生活质量提高效益也是保护区群社会效益一项很重要的衡量指标，这关乎人们对保护事业的态度及积极性。本研究此部分采用一手调研数据，其计量结果显示，周边社区生活质量的确较以前提高了，但整体还是不太显著，仅占整体社会效益的7.61%。这也说明了保护区管理部分，特别是中国地方政府要注重关心保护区周边社区的生活质量，只有社区生活质量显著提高了，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保护区与社区矛盾的根源，这也是中国政府一直努力的方向。
6 结论与讨论
由于自然保护区社会效益计量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虽然有些学者做了些定性分析，但大部分社会效益分析还是针对森林这一独特区域展开的。对于自然保护区群社会效益的计量必须以经济学理论为主，同时兼顾社会学等其他学科的辅助，本研究的计量指标只是初步对秦岭地区社会发展能力的一种评价，随着时间的推移，指标体系还有待完善，由于社会效益的计量指标数据获取还是比较困难的，采用替代法得出的结果或大或小，这也是本研究以后需要进一步完善的地方，特别是计量公式（模型）的完善更有助于计量结果的贴切和被社会认可。另外，本研究在设计计量指标体系的原则中已经表明，可操作性是本研究必须依据的基本原则，因此在现实中自然保护区群所产生的暂时还不能实现计量的社会效益也是很显著的，比如由于自然保护群的存在，山体滑坡、泥石流较以前明显减少，人民生命财产得到有效保护；特别是在家庭保护意识观念方面，保护区周边的农户也发生了极大的思想变化，由原来的被动保护变为现在的主动保护。这是因为，近年来保护区政府的教育、宣传，周边社区已经意识到生态环境及资源保护的重要性，农户传统上山安夹放套、偷采偷猎的行为大大减少。最后还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的社会效益计量指标体系主要是针对森林生态系统、野生动物保护为主的自然保护区群为对象进行研究的，不能适合所有类型的保护区社会效益计量。
致谢：感谢国家林业局保护司贾建生副司长、陕西省林业厅动管处周灵国副处长对该文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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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Measurement of Social Benefits in Qinling Nature Reserve
Group Based on Connotation Analyses
WANG Chang-hai1 WEN Ya-li1 LI Qiang1 HU Chong-de2 SI Kai-chuang3
（1.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3,China；
2.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Shaanxi Taibaishan National Nature Reserve，Meixian Shaanxi 722300,China;
3.Administrative Bureau of Shaanxi Zhouzh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ZhouzhiShaanxi 710400, Chin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