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10 16:38:00
序论：在您撰写传统农业的基本特征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1、传统农业是在自然经济条件下。采用人力、畜力、手工工具、铁器等为主的手工劳动方式；
2、施用农家肥料，进行精耕细作；
3、靠世代积累下来的传统经验发展，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居主导地位的农业；
（来源：文章屋网 ）
[文献标识码]A
乡村的未来会怎样？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了解乡村的历史以及由悠久的历史所形塑的乡村社会的基本特征。李铁强所著《改造传统农业：一个学说史的梳理与分析》（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从思想史的角度对乡村社会的特征进行了深入分析。作者认为，传统农业社会的基本特征，可以归纳为以下四点：第一，传统农业生产以较低的土地生产率与劳动效率为特点。它依靠传统的资本进行生产，经济增长主要靠密集的劳动与土地要素的投入。但在既定的生产要素约束下，所有资源都得到了有效利用，使传统农民具有了类似现代企业家的经济理性。第二，鉴于较低的土地生产率，人们对土地产权的竞取热情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在许多传统农村社区，有大量的公用土地。与产权共享习俗相一致，人们的合约方式更多地依赖于长久以来形成的道德习惯，或者说，人们之间的各种合约更多体现着道德的要求而不是经济关系。农村社会的贫困主要缘于不断增长的人口压力与农业生产能力之间的紧张关系。第三，农村社会内部也会有差别，如基于人口循环所造成的穷与富的差别；由于身份不同所造成的社会地位的差异，但这种差别不足以酿成大的冲突。农民们的生存压力往往来自于乡村社会外部，如政府的苛捐杂税将农民推向饥饿的边缘，就会使农民在生存压力下起来反抗。显然，这种反抗并不是为了改造传统农业社会，而只是求得生存，是一种消费意义的行动而非生产行为。第四，漫长的农业生产社会实践造就了独特的农民意识，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农民文化传统，其核心内容是天人与人际的和谐。基于这样的道德诉求，要求人们重视对自己内心的观照与行为的约束，重视对集体意志的顺从以及作为集体意志代表即共同体中权威的服膺。
传统农业社会将被现代化的洪流所湮没吗？如果是那样，我们由几千年农耕文明所涵养出来的乡愁，将何处寄托？显然，传统农业社会不能固步自封，应积极融入现代社会。但是，传统农业社会的现代转型并不意味着要摒弃传统，传统的乡村生活方式以及伦理观念，是传统农业社会转型过程中所应努力加以保存的方面。李铁强认为，传统农业的改造，应该建立在伦理与环境的可持续理论上，它应该以生态为中心而不是人的自利为中心，应该以天人以及人际和谐为中心从而避免天人以及人际的紧张对抗，应该致力于人的生活质量的实质性提高。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并不否认工业化对农业的支持作用，但不主张以工业化的方式来改造传统农业。它坚持认为，农业不仅是一种经济形态，同时也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可以兼容传统与现代性的文明。
基于上述目标，改造传统农业可能受到以下几个方面因素的制约：首先，要素投入不足，劳动力与土地的装备率低，生产效率低下；其次，社会制度不利于农民与农业；第三，现代化伊始，传统社会有可能面临着被解构的危险，传统伦理价值的体系崩溃会让农民无所适从；第四，在一个市场霸权不断扩张的时代里，小农生产与市场的联系日益紧密，这种联系从国内扩展到国外，在与工业世界交易的过程中，小农可能处于一种十分不利地位。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很好解决，传统农业社会的现代转型将很难取得成功。
《改造传统农业：一个学说史的梳理与分析》一书重点阐述了改造传统农业的实现机制。作者指出，改造传统农业的实现机制，基于自由资本主义、以及民粹主义的视角，其答案是不同的。自由主义者希望通过市场机制的作用，来实现国家不同经济部门的联合，使农业社会越过传统的藩篱，进入到现代经济部门的行列。者认为只有通过社会主义公有制，促使小农经济直接越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才能彻底消灭农村社会的阶级对立，并克服小农生产的落后性。民粹主义者基于对农民集体主义意识的强调，认为通过农民的合作，完全可以使农村社会走出一条既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来。表面看来，这是三条截然不同的道路，昭示着三种迥异的经济体制。但是，进一步分析我们发现，三种理论在关于农业发展的许多问题上，并非截然对立，而是存在着许多相同的方面。综括起来，关于现代农业的建立，离不开市场机制，政府作用十分关键，而农民的合作精神也是极其重要的。
2、生产技术科学化：科技，是农业向现代化进化的动力源泉。农业生产技术科学化，其涵义是指把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从而收到提高产品产量、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保证食用安全的效果。实现农业现代化的过程，其实就是先进科技不断注入农业的过程，不断完善农业的基础科研、应用科研及推广体系，不断提高科技对增产贡献率的过程。21世纪，是科技的世纪。新技术、新材料、新能源的出现，将使农业现状发生巨大的变化，科技将在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过程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如果离开科技的注入，农业的现代化就会停滞不前。
3、增长方式集约化：现代农业与传统农业相比，传统农业是落后的，集约经营与粗放经营相比，粗放经营是落后的。粗放经营与传统农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集约经营与现代农业有一定的对应关系。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方向进化，一个基本的同步条件是农业增长方式要从粗放经营向集约经营转变，摒弃传统的粗耕简作，推广现代的精耕细作，在化肥、农药、灌溉等方面的投入边际效益递减，外延扩大生产余地变小的情况下，把增产的基点转到挖掘内部潜力，降低生产成本，提升产品档次，提高综合效益，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4、经营循环市场化：现代农业的一个显著标志是，市场成为农业经济运行的载体。面向市场来组织生产，投入一产出一消费的经营循环都要在市场上得以实现。这是农村经济由传统的自给自足自然经济形态走上现代的、商品的市场形态的必由之路。在资源的配置上，行政手段的退出与市场功能的发挥，是现代农业的一个基本特征。在生产的目的上，产品自给自足的消亡与纯粹用于商品交换的转换，是现代农业的又一基本特征。这个“发挥”和“转换”的量变过程，是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趋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产品的商品率如果达不到一个较高的程度，农业的现代化就“化”不起来。
5、生产组织社会化：所谓生产组织，就是对微观经济单元的组合布局进行引导、对社会分工进行协调，对专业化生产进行管理的实施过程。立足于整个社会来设计这种过程、实施这种过程，就是生产组织的社会化。它意味着农业生产与流通活动的各个部门、各个环节，必须和社会上的有关部门、市场主体有机地联系起来，并要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提高这种依赖程度，以达到扬长避短，优势互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目的。现代化的生产，应该是社会化大生产。它排斥生产的小而全和封闭型经营状态；青睐按专业化分工组织生产，要求走开放式经营的道路。生产的专业化、生产组织的合理化、流通范畴的洲际化，构成了社会化大生产的“三要素”，这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刻意追求的发展方向。
6、生产绩效高优化：我们所要的农业现代化，是高产优质高效的现代化。能否做到高产优质高效，这是我们检验现代化成功与否的决定性因素。如果生产经营的最终成果是产品产量低、质量次、经济效益低，那么，就应该问一问装备配置是否科学，生产工艺和技术是否落后，增长方式是否还停留在粗放的形态上，经营理念是否还停留在传统的农业经济上，生产的社会化程度是否理想。结论可能会不尽人意。也就是说，生产的绩效如何，对是否真正实现了现代化，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生产经营的绩效，应该是个实实在在的指标考核体系，比如：单位产量、优质品率、劳动生产率、企业利润等。实现农业现代化的真功夫，应该下在提高绩效成果上。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规模化；精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中国农业经历了一系列比较成功的发展时期。然而，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农业脆弱的基础地位在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中暴露无遗。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2007年，中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而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最主要原因。2008年，中国物价上涨的势头有增无减，仅2月份的CPI就达到8.4％，创下十二年来的新高。可以说，中国“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农业是食品加工工业的基础，深刻反思中国农业发展的不足，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农业抓住契机，迅速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传统农业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增加，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显示出来，更没有显示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强大竞争力。
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规模化；精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中国农业经历了一系列比较成功的发展时期。然而，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农业脆弱的基础地位在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中暴露无遗。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2007年，中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而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最主要原因。2008年，中国物价上涨的势头有增无减，仅2月份的CPI就达到8.4％，创下十二年来的新高。可以说，中国“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农业是食品加工工业的基础，深刻反思中国农业发展的不足，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农业抓住契机，迅速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传统农业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关键词：传统农业；现代农业；规模化；精细化
改革开放以来，以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标志，中国农业经历了一系列比较成功的发展时期。然而，由于理论的局限性和实践经验的缺乏，中国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传统农业的特征。农业脆弱的基础地位在中国新一轮的通货膨胀中暴露无遗。据国家统计局的信息，2007年，中国居民CPI上涨4.8％，涨幅比2006年提高3.3个百分点，而食品价格上涨成为拉动价格总水平上涨的最主要原因。2008年，中国物价上涨的势头有增无减，仅2月份的CPI就达到8.4％，创下十二年来的新高。可以说，中国“低通胀、高增长”的黄金发展时期已经过去了。农业是食品加工工业的基础，深刻反思中国农业发展的不足，不仅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目前的通货膨胀问题，更有利于中国农业抓住契机，迅速向现代农业转变。
一、传统农业发展理论的局限性
传统农业发展理论以阿瑟·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和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为代表。应该说，这两大理论都为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提供了崭新的思路，对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农业的发展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理论本身的缺陷，非常苛刻的理论应用前提，加上缺乏实践经验的必要总结和提炼，很容易导致发展中国家农业在经历一段短时期的繁荣之后再次陷入停滞，回到那种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以《二元经济论》为例，刘易斯最重要的假设就是农村存在隐性失业，农业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或者为负数。在对农业生产没有任何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农村劳动力可以源源不断地流向城市，加人工业化进程。当农村劳动力流出到一定程度时，农产品产量下降，价格上升，追求利润的动力将促使农民把现代农业的生产要素引进来，从而实现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然而，从发展中国家的实践来看，不仅是刘易斯的假设站不住脚，刘易斯所描述的二元经济向一元经济转变的过程也过于简单。首先，正如美国西奥多·W·舒尔茨所指出的，农村劳动的边际生产力为正，不是零，更不是负数，因此农村劳动力流出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农产品产量和质量的下降。其次，农产品价格的上升几乎伴随着劳动力流出的开始而开始，并不是有相当长一段时间的滞后期。因为相对于较低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工业的劳动生产率较高，即使在农产品产量和质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农产品的相对价格也会上升。再次，农产品价格上升所带来的利润，并不能肯定把现代农业生产要素引进来。因为现代农业生产要素是多种要素的集合体，其中许多关键性的生产要素具有很长的生产周期。农产品市场的价格波动足以扼杀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整体引进，取而代之的是增加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从而使得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功败垂成。最后，考虑到经济开放的因素，农产品的进口足以阻止任何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和农业生产利润的获得。因此，无论是二元经济理论还是改造传统农业理论，它们都存在先天的局限性。这种局限性在中国过去三十年的农业发展中充分暴露了出来。
二、中国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
1978年以来，中国农业发展取得了很大的进步。1985年，在中国具有深远影响的不仅全面铺开，其效应也已开始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现在，中国农业的发展基本满足了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对农产品的需求，农产品的进口在全部进口总额中只占很小比重，这对于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而言，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
然而，我们在看到成绩的同时，也要看到问题和不足。总体上说，中国农业发展面临着两大问题：一是中国农业仍是一个低收入行业，二是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能力的限制。这两大问题相互交织，相互作用，维持着中国农业投入产出的低水平均衡。需要指出的是，农业的低收入使农村劳动力流出，极大降低了农业劳动力的整体素质，这对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中国农业现代化造成了致命打击。巨大的城乡收入差距，不仅意味着农村较低的消费和生活水平，也意味着农村的低储蓄和低投资，意味着改造传统农业所需要的货币资本和实物资本投入都面临不可克服的现实困难。然而资金的缺乏还不是最主要的，因为在发达的金融市场中，只要有丰富的人力资本，信用仍然能够弥补货币和实物资本的不足，但务农的低收入恰恰又让农村本已稀缺的人力资本进一步流失。现代农业需要的不是廉价的低素质劳动力，而是具有较高教育水平和相当技术含量的高技术劳动者，这种劳动力在农村很奇缺。然而在农业劳动低收入的刺激之下，不仅有一定技术水准的劳动力走向了城市，甚至具有强壮体力的简单劳动力也离开农村，这意味着滞留在农村的劳动力主体是老、弱、病、残，他们无论在劳动力数量还是质量上都不可能胜任中国农业发展的需要。农产品价格偶然性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刺激，其结果不可能是现代农业生产要素的投入，而只能是传统农业生产要素的简单追加。农产品销售的高价格最终对应着农产品生产的高成本，而不是通过引进现代农业生产要素降低生产成本，获取更多的农业利润，从而使农业生产进入良性循环。
如果说，务农的低收入为传统农业的现代化制造了巨大障碍，城市工业化接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能力有限，则使传统农业维持的低水平均衡获得了必要的外部条件。受工业化产品市场容量的限制，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中国城市的发展遇到瓶颈，城市产业结构的升级进一步表明依靠城市工业化来完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民以食为天，廉价的劳动力大军盘踞在农村，也就为传统农业的延续提供了最好的土壤。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尽管中国的农业机械总动力有所增加，但中国农业的规模经济效应并没有显示出来，更没有显示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强大竞争力。
三、规模化与精细化是中国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
一方面，中国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受到工业化市场容量的限制；另一方面，中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转变又必须以大批农业劳动力的退出为前提，只有这样才可能产生资本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这意味着中国必须开辟一个新的就业领域作为农村过剩劳动力的吸收器。新的就业领域只能来自农业内部，但它绝不是我们日常所理解的现代农业，在严格的意义上，按照刘易斯模式实现的现代农业应称为大田农业。新的就业领域是特种农业，也称精细农业、都市农业，它在日本、东亚四小龙甚至东南亚一些国家已取得一定的成功经验。特种农业生产满足人们特殊需要的农产品，大田农业生产满足人们日常需要的农产品。两者之间最主要的区别，就产品而言，特种农产品异质性高、产品差别化程度大，大田农产品同质性高、几乎完全可替代；就要素投入而言，特种农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大田农业是典型的资本密集型行业，尽管二者所需要的技术含量都很高。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是现代农业的两个组成部分，它们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两个方向，每个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农业现代化时，都应根据自己的国情，选择适合自己的农业现代化道路，自主决定特种农业和大田农业在本国农业部门中的比重。
实现中国农业现代化，绝不能照抄照搬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创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农业发展理论。西方的农业发展理论之所以有效，是因为它适合西方的国情。西方发达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面临着严重的劳动力短缺，劳动密集型的传统农业除以廉价的资本取代昂贵的劳动力之外，没有任何选择，以机械化为基本特征的西方农业现代化完全是市场竞争的结果，后来的农业电气化、自动化和智能化等都是在机械化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在特殊情形下完成的农业现代化并不意味着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代表着农业现代化的全部内容，充其量它只是告诉我们，通过资本对劳动的替代，可有效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创造出更多的农业剩余产品。从这种意义上说，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讲述的是西方的农业现代化之路，是农业劳动力严重不足情形下的农业现代化，这条道路对于有着严重过剩劳动力的中国农业是否适用值得商榷。相反，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与其说它为农业的现代化提供了一条新思路，不如说它为西方农业现代化理论补充了新的内容。因为就大田农业而言，刘易斯的《二元经济论》显然更具有说服力。大田作物最基本的特点就是受自然条件影响显著，最能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的地方就是改变劳动的投入方式，这是西方农业现代化首先从以资本替代劳动开始的首要原因，在机械化全面铺开之后，才有化学化、生物化等其他农业现代化技术。这种以节省劳动力为基本目的的农业现代化注定了其产品的劳动含量较低，农产品具有明显的资本密集型特征，但社会发展的需要显然不应局限于资本密集型农产品的满足。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在强调农业生产过程中资本与劳动具有可替代性的同时，认为可以通过增加劳动的投入来弥补资本的不足，却无意识地把人们引导到一个农业现代化的全新空间，这就是特种农业的现代化，专门生产劳动密集型农产品。如果说大田作物满足的是人们日常生活的需要，特种农产品满足的就是人们特殊生活的需要。舒尔茨理论应用的结果是，如果要取得成功，只能是特种农业的出现和特种农业现代化的实现，这也许是舒尔茨当初提出这一理论时所没有想到的。
关键词：农业产业化;概念;基本特征;局限性
农业产业化一直被认为可以很好地解决目前小农户与大市场的衔接问题,进而推进农业市场化和持续增效,但由于没能从根本上解决传统大农业发展的主要矛盾,且受诸多前置条件限制,实践中大范围推广应用的效果并不理想。近年来,尽管各地政府大力倡导和推进农业产业化,但在全国大范围推广中,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绝大部分农区并没有如山东等地一样建立起完善的农业产业体系,农业产业化的增产增收效果并不明显,值得深思。
1农业产业化的概念
农业产业化经营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山东,当时潍坊等地突破了以种粮为主的传统农业思维定式,以市场为导向,立足当地特色农产品生产,积极调整种植结构,在全国率先发展起以蔬菜、果品为主的特色高效种植产业。继而在市场作用和政府扶助下,纷纷建立起农产品后加工及相关服务业,并不断做大做强,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稳定的产业体系,取得了很好的经济效益。山东也因此由传统农业大省逐步成长为农业强省,成为各地观摩学习效仿的榜样。
农业产业化的概念就是在总结山东成功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业产业化就是借鉴二、三产业发展思路,尽可能还原农业作为一个产业的特质,将目前相对独立的涉农各要素充分组合起来,延长产业链条,从而提高经济效益的农业经营模式。多年来专家学者不断总结完善,形成了一个涵盖了产业化思路、目的、效果、特征为一体的,十分完整具体的理论定义:以市场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以地方主导产业、产品为重点,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规模化建设、系列化加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形成种养加、产供销、贸工农、农工商、农科教一体化的经营体系。
2农业产业化的基本特征
2.1市场化
市场是农业产业化的起点和归宿。农业产业化的经营必须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其资源配置、生产要素组合、生产资料和产品购销等要靠市场机制进行配置和实现。
2.2区域化
区域化即农业产业化的农副产品生产要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相对集中连片,形成比较稳定的、区域化的生产基地,以防生产布局过于分散造成管理不便和生产不稳定。
2.3专业化
专业化即生产、加工、销售、服务专业化。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求提高劳动生产率、土地生产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产品商品率等,这些只有通过专业化才能实现。
2.4规模化
生产经营规模化是农业产业化的必要条件,其生产基地和加工企业只有达到相当的规模,才能达到产业化的标准。农业产业化只有具备一定的规模,才能增强辐射力、带动力和竞争力,提高规模效益[1-2]。
2.5一体化
一体化即产加销一条龙、贸工农一体化经营,把农业的产前、产中、产后环节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龙”型产业链,使各环节参与主体真正形成风险共担、利益均沾、同兴衰、共命运的利益共同体。这是农业产业化的实质所在。
2.6集约化
农业产业化的生产经营活动要符合“三高”要求,即科技含量高、资源综合利用率高、效益高。
2.7社会化
社会化即服务体系社会化。农业产业化经营要求建立社会化的服务体系,对一体化的各组成部分提前、产中、产后的信息、技术、资金、物资、经营、管理等的全程服务,促进各生产经营要素直接、紧密、有效地结合和运行。
2.8企业化
企业化即生产经营管理企业化。不仅农业产业的龙头企业应是规范的企业化运作,而且其农副产品生产基地为了适应龙头企业的工商业运行的计划性、规范性和标准化的要求,应由传统农业向规模化的设施农业、工厂化农业发展,要求加强企业化经营与管理。
3农业产业化推广的局限性
3.1山东模式的不可复制性
尽管山东在农业产业化上取得了丰硕成果,但其成功的关键是以特色农产品为主导,并非进行传统粮作种植。如寿光的蔬菜、烟台苹果、葡萄产业等,并取得了先发优势。这在说明了产业化应该建立在当地特色农业产业的基础上,同时也决定了其不可复制性。毕竟我国对农业的战略诉求是确保我国粮食安全,我国绝大部分农区也都是以传统粮棉油生产为主,同质化较重,特色并不明显。即便有自己的特色农产品,也不能要求都去发展特色生产而放弃粮食种植。
3.2没有解决传统农业的根本性问题
制约粮作农业发展的瓶颈主要是土地集约化程度低、经营规模小,使得农户难以依托有限的土地资源实现其劳动(下转第365页)
(上接第363页)
力价值的充分转化,从而使农业长期处于隐亏状态,这不是依靠科技投入所能改变的。农业的“不挣钱”制约了生产主体,即千百万农户农业投入的积极性,这里就包括资金、科技和劳动力的投入,反过来又制约了农业增效和单产的提升,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这才是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症结所在[3]。而农业产业化,无论是采取什么模式,都主要是在小农户与市场的衔接上做文章,并没有着力改变土地分散经营和农民单打独斗的局面。
3.3市场机制难以发挥积极作用
山东在农业产业化过程中之所以能取得明显成效,其相对发达的外向型商品化特色农业起了主要作用。特色农业往往就是高效农业,其生产效益足以承载农户劳动力投入的价值转化,使山东可以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组合。而特色农业的高效是传统粮作农业无法企及的,一些地方政府为发展特色农业,在结构调整中“逼民致富”和在企业农户间“拉郎配”,只会劳民伤财,适得其反。
3.4农户市场农业意识低下
在小农户与大市场的结合上,小农户由于种种原因,谈判能力弱,使得农产品优质不能优价,造成了农产品的增产增质却不增收,损害了农民利益,因此要有一个龙头企业来主导。这是一种典型的想当然的制度设计。事实上是农户与企业本身的利益很难调合,农户不但存在谈判力弱的问题,践约能力也很低。随着市场行情的变化,农户或者高价别售,或者求售无门,而农户的分散使企业和农户间诉讼成本高昂,所谓的农业订单,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不过是一纸空文[4]。
4结语
因此,被饱受“三农”问题困扰的政策专家、经济学者奉为经典的农业产业化,远非放之四海皆准的灵丹妙药,解决农业增效的根本办法还是土地的集约化、实现适度规模经营。因此,不从土地制度上加以变革,任何技术上的改良措施都如隔靴搔痒,难以解决根本性问题。
5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