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08 15:0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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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经济全球化，世界经济联系不断密切的今天，市场经济的局限性也逐渐地显露出来，众多国家都开始加大了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与调控。近几年来，中国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均超过预期目标。中央人民银行制定的2008年和2011年货币供应量M2是增长速度为16%，而2009年和2010年货币供应量M2的增速为17%。而在实际经济发展过程中，2008年中国M2的增速为17.8%左右，2009年增速高27.7%，2010年M2增速为19.7%左右，2011年的增速为13.6%左右。由此可见，M2在近几年内巨大的偏差说明了中国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较差。而货币供应量作为货币政策的主要手段，其对经济的调节作用大大受限，因此，这样导致了中国货币政策缺乏独立性。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货币政策是该国对经济进行调控，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的重要手段，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减弱显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有着很显著的影响。
根据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的“不可能三角”的推论，可以认为“一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和资本的完全流动三者不能兼得，一国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两个目标，而不得放弃另外一个目标。”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随着当今世界经济不断发达，各国经济联系更加密切，货币政策对于经济增长有着重要作用，资本在世界范围内自由流动也是大势所趋。由于中国货币政策独立性有限，为了提高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许多经济学家认为应实行更灵活的汇率制度且不断完善中国的金融体制，促进汇率水平的市场化进程。
本文基于影响GDP的几个重要因素即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水平以及政府财政支出等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进行分析。选取了1980―2012年的数据，分别设定出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和有效性进行分析。
一、研究方法与数据选取
（一）研究方法
结合货币政策对外独立性检验，本文建立了双变量VAR模型，即货币数量对实际GDP，货币数量对物价水平，利率对实际GDP，利率对物价水平；三变量VAR模型，即货币数量、物价水平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利率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四变量VAR模型，即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和利率水平对实际GDP和物价水平。以此来检验货币政策工具是否是货币数量的原因以及利率是否是货币数量的格兰杰检验原因。
（二）数据选择与处理
在模型中，货币数量指标选用的是1980―2012年度的M2值，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实际利率水平和物价水平数据的来源也是世界银行统计数据；实际GDP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网站，首先，在国家统计局网站中搜集到用支出法计算的GDP总值和GDP定基指数（1978=100），然后对其进行平减，计算出GDP总值（1980=100）。由于所收集的数据为时间序列数据，为了消除异方差性，对所有的四个变量中除了利率以外的变量取对数，货币数量为LNM2，物价水平为LNC1，实际GDP总值为LNG。
二、实证研究结果与分析
（一）单位根检验
用Eviews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本文选择ADF单位根检验，当显著性水平确定为α=0.05时，得到如下结果（见下页表1）。
从下页表1可知，货币数量、实际GDP、物价水平和利率四个变量都是一阶单整的，可以对其进行建立协整关系。
（二）双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采取Engle和Granger提出的EG两步检验法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首先，检验其是否为同阶单整，如果是，则建立回归方程；其次，再检验残差序列t的平稳性。若残差序列不平稳，即存在单位根，t～I（1），则回归方程中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不存在。若残差序列平稳，即不存在单位根，t～I（0），则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存在。所得到的检验结果（见表2）。
由表2中的协整结果可以看出，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为2阶协整，实际GDP和利率为1阶协整。
在下文中，分别建立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分析GDP、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之间的关系，再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外生变量加入模型，对中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进行分析。
1.双变量协整关系检验。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实际GDP和利率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其协整方程分别为：
LNC1=0.287659LNM2-2.130295
LNG=-0.018996R+9.981968
LNC1=0.344039LNM2-0.00000437T-2.63694
从协整方程可知，M2与CPI、R与GDP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说明政策目标与变量之间的不稳定因素在长期内可抵消。但在CPI与M2的关系式中，两者之间的相关系数较小，说明在长期内，货币数量对CPI具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影响程度比较小；在利率与GDP的关系式中，利率对GDP影响系数很小，并且为负值，说明在长期内，利率对GDP的影响系数很小。
2.双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分别检验两个方程残差序列的平稳性，结果如下：
（1）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关系。根据残差检验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关系，可以判断出e1不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所以可对其进行无趋势项和无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在检验的结果中，所显示的t值为-1.9269小于当显著性水平为10%时的t值，P 值为0.0650>α=0.05。由于本文中所选择的数据为1980―2012年的年度数据，数据选取的数量较少，对实际情况的说明有限，所以可将显著性水平变为α=0.1。当显著性水平α=0.1时，应拒绝原假设，即不存在单位根，残差序列是平稳的，变量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的协整关系存在。
（2）实际GDP和利率的关系。根据检验结果可以判断出e2不含有趋势项和截距项，所以可对其进行无趋势项和无截距项的单位根检验。
同样，在此检验结果中，显示的P 值为0.0015
3.用格兰杰检验对双变量模型进行因果估计。由于格兰杰检验对滞后期的要求比较明显，因此采用VAR模型中施瓦兹SC准则和AIC准则确定滞后期。在对物价水平和货币数量、实际GDP和利率（R）以及货币数量与实际GDP进行格兰杰因果检验后，得出以下结论：货币数量是物价水平的原因，物价水平不是货币数量的原因；利率（R）是实际GDP的原因，实际GDP不是利率（R）互为因果关系；货币数量与实际GDP无关。
（三）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1.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在三变量模型分析中，由于货币数量和利率水平对物价水平和实际GDP之间没有协整关系，所以，在三变量模型中对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以及利率（R）与实际GDP、物价水平之间的协整关系进行分析。
对于三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检验，本文采用JJ检验方法。首先，对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和财政支出（T）这些变量进行JJ检验。 从检验结果可以得知，三个变量之间有1个协整关系存在，所以货币数量与实际GDP、物价水平和财政支出这些变量之间有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其次，对实际GDP、物价水平、利率和财政支出进行JJ检验，得到实际GDP、物价水平、利率和财政支出这些变量之间也具有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得到的协整方程为：
LNG=0.692805LNC1-0.155820LNM2+0.0000039T
LNG=-0.0898496LNC1+0.169728R+0.00000139T
在GDP与CPI、M2的关系式中，GDP受物价水平的影响较大，影响系数为0.693，而与M2之间呈现出反比关系，说明市场中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带来GDP的小幅度下降。在GDP与CPI、R的关系式中，物价水平对GDP的系数为负值，这与事实不相符合，但是其值较小，可能是由于数据选取数量有限，使结果出现一定误差。在两个式子中，财政支出对于GDP的影响都十分小，可以忽略不计。
2.三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对实际GDP对物价水平、货币数量与财政支出的协整关系进行误差检验，得到检验结果为：
ecmt=LNG+0.431391LNC1-0.550192R+0.00000721T-4.554983
ecmt=LNG-0.99692lLNC1-0.029662R+0.00000499T-9.011545
在双变量模型与三变量模型中，利率水平对实际GDP的影响的变动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了利率的政策效应可能为内生的，是受到政策的被动变动。
（四）四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和误差检验
1.四变量模型的协整关系。在上述的实际GDP对物价水平、货币数量与财政支出三变量中加入实际利率，在四变量模型中仍然使用JJ检验方法对四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检验。得到的检验结果为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存在长期变动趋势，其协整方程为：
LNG=-0.23023LNC1-0.067945LNM2+0.052059R-0.00000328T
从所得到的协整方程可以看出，实际GDP受到实际物价水平的较为显著，实际物价水平每上升一个单位，实际GDP会下降0.2302个单位；实际GDP水平受到货币数量的影响较小，当货币数量每变动一个单位时，实际GDP变动0.0679个单位，并且与货币数量呈负相关，但是相关程度较小。利率水平与实际GDP相关系数很小，为0.0521，说明利率水平对实际GDP影响不大，同样，国家财政支出对实际GDP影响更小，说明国家财政对实际GDP影响有限，因此，对于财政政策的使用，应权衡利弊。
2.四变量模型协整关系的误差检验。对四变量模型进行误差修正检验，得出以下方程：
ecmt=LNG+0.507785LNC1-0.0579343LNM2-0.004788R+
0.00000704T-4.303320
在四变量中，利率对实际GDP的影响系数很小，影响十分微弱，并且，随着对实际GDP的影响变量增加，利率的影响效果有变小的趋势，说明了利率对实际GDP的影响没有长期的自动稳定关系；在四变量模型中，对其进行误差检验与修正后，物价水平、货币数量、利率水平以及外生的政府财政支出对实际GDP的影响系数很小，影响很弱，中国货币政策具有独立性有限。由分析的数据可以看出，在开放条件下，仅仅用控制汇率的方法保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与有效性其作用是有限的，因此要对中国的金融体制创新地进行改革、发展与完善。
三、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一）研究总结
本文分别通过对双变量、三变量和四变量模型进行协整关系的估计与检验以及在双变量模型中使用格兰杰检验分析因果原因，并且将政府财政支出作为外生变量加入模型。在双变量模型的格兰杰检验分析结果中可以了解到，实际GDP和利率水平是互为因果关系的，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在三变量模型和四变量模型中，本文采取JJ检验。三变量模型中，分别作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物价水平与利率对实际GDP的模型；在利率与实际GDP关系中加入物价水平的因素后，利率对实际GDP水平由双变量模型中的较弱的正相关变为较强的正相关；而在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模型中，物价水平对实际GDP是正相关，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的影响是负相关，并且GDP受到政府财政支出的影响极小，这可能是由于财政支出水平具有滞后效应。在四变量模型中，将物价水平与货币数量对实际GDP的影响中加入利率因素，模型的拟合优度相对于前两个模型更高，模型对实际经济情况的解释程度更好，并且在对四变量模型进行误差修正后，实际GDP与货币数量和利率呈现了正相关的关系，但是相关系数较小，对经济的影响还是不够显著，货币政策的有效性还是有限的。
（二）对策建议
1.政府应当控制中国货币数量，从而保持中国物价水平的稳定。保持国家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利于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国家出现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出现，物价水平的稳定有利于经济持续平稳健康发展。
2.促进利率市场化，加大利率水平对经济调控的作用。利率是国家使用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一种很重要的手段，利率水平不但会影响国家的投资规模，而且还会影响消费、储蓄以及进出口；就目前的数据看，中国利率水平对实际GDP的影响并不显著，没有明显的长期稳定的关系。由于中国进行了利率的管制，利率对经济的作用还是有限的。从本文得出的结果来看，利率与实际GDP之间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因此，在稳定利率水平的基础上需要加大利率对经济的作用，让利率市场化，从而让国家的宏观调控对经济发挥更好的调节作用。
［关键词］人民币升值；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结构调整[CD15]作者简介：伍端翌(1986―)，男，西南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成都，610074 ）。研究方向：国际金融。
一、人民币升值压力加大的内外因素
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人民币升值速度开始加快，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不断创下汇改 以来的新高。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来源除不断受到美欧日等经济体联合施压的政治因素外，更 主要在于内外 经济因素的推动。第一，我国持续的国际收支双顺差造成储备资产过快增长，直接使外界产 生人 民币升值的强烈预期。第二，我国国内消费投资结构不合理，间接引发了外部经济的不均衡 。据 世界银行统计，2006年世界平均消费率为62%，发展中国家平均为58%，我国不到50%。 ［1］根 据宏观经济双缺口模型：储蓄缺口（S-I）＝外汇缺口（X-M），当国内储蓄>投资，即S-I>0 时，过剩的产能和积压的产品只能转向海外市场加以消化，会加大贸易顺差，形成升值压力 。第三，我国长期奉行“出口至上”战略，政府出于政绩，企业出于生存而千方百计地扩大 出口 与招商引资，形成外向型经济粗放增长的巨大惯性。第四，根据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如 果一国的高速经济增长是由贸易品部门生产率增长所驱动，其结果要么是国内通货膨胀，要 么是本币名义汇率升值。［2］唐旭，钱士春（2007）等人的研究结果 均支持该效应在我国的显著存在。［3］第五，2007年以来，美国金融市场因次贷危 机等原因 持续动荡，经济增速放缓，巨额贸易赤字有增无减。为防止经济陷入衰退，美国施行宽松 的 货币政策，利率下行加剧了美元贬值。美元资产吸引力的下降使不少资本开始撤离美国，重 新寻找新的避风港。第六，我国于2001年加入WTO后，对外开放程度不断扩大，加之国内劳 动力资源 丰富且成本低廉，基础设施和法律环境日臻完善，因此日益成为国际制造业转移和国际资本 流入的主要目的地。
二、开放经济条件下的Mundell-Fleming模型
开放经济条件下，政府追求的宏观经济目标不仅要实现内部均衡――物价稳定、充分就业 、经济增长，还要实现外部均衡，即国际收支平衡。为实现内外均衡的目标，在市场经济条 件下，可供选择的政策工具，除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外，还有汇率政策。20世纪50年代，英 国经济学家米德J.Meade提出“米德冲突”，认为单独使用一种政策工具要同时达到内外均 衡目 标，其结果必然是使决策者面临两难的处境。20世纪60年代，蒙代尔打破这种看法，指出只 要恰当 地搭配使用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就可以同时实现内外均衡。他提出并经弗莱明修正形成了 著名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为我们分析在不同的汇率制度和不同的资本流动条件下的政策 搭配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框架。需要指出的是，经典M-F模型多用在对发达国家的分析上 ，至于对发展中国家是否适用，其创始者蒙代尔先生也认为要谨慎。但笔者认为，随着我国 利率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和资本项目开放程度的提高，我国的经济环境将越来越符合模型的假 设条件，分析结果是具有参考价值的。
Mundell-Fleming模型（以下简称M-F模型）由IS-LM模型推广而来，它由三条曲线及其对 应的三个方程构成，分别是：
1.IS曲线:SP（Y）＋T＋M（Y）＝I（r)+X+G，表示经济的漏出因素等于注入因素 ， 反映商品市场的均衡。式中Y代表本国国民收入，r代表本国利率；SP为私人部门储蓄，M 表示进口，二者均是Y的增函数；I为投资， 是利率的减函数；税收（T）、政府支出（G）、出口（X）视为外生变量。
2.LM曲线：Ms=Md=L(r,Y)，Ms与Md分别代表货币供给与货币需求，L是货币需求函 数，货币交易需求是Y的增函数，投机需求是r的减函数。该曲线反映货币市场的均衡。
3.BP曲线：CA+K=X-M(Y)+K(r)=0,反映国际收支均衡。蒙代尔认为，外部均衡是经常项目、 资本与金融项目总差额的平衡。M-F模型作为一种理论研究视角，所探讨的是在纯粹固定汇率制度或完全浮动汇率制下的政 策组合，但现实中各国采用的汇率制度大多是介于这两种极端模式之间。我国从汇改以来实 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但事实上还是在努力维持汇率的稳定，汇率水平波动幅度有 限（2007年5月18日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日波动区间扩大为0.5%）。为此，在分析问题时笔 者选用固定汇率制度模式近似定位。另外，由于我国对资本项目实行较为严格的管制，国际 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性较低，弹性较小。可以认为BP线比LM线更陡峭。［4］
M-F模型的作用在于：根据当前经济运行情况，决策者可以搭配使用手中的政策工具― ― 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汇率政策――对这三条线进行移动，使之重新交于一点。该点对应充 分 就业下的国民收入，意味着商品市场、货币市场、劳动力市场、国际收支重新达到均衡状态 。
三、基于M-F模型的现行政策搭配探讨
从2004年开始，中国经济逐渐走出通货紧缩阴影，开始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宏观经济也 呈现出新的特征，主要表现在：（1）GDP增长跨入9％区间且呈逐渐攀升之势；（2）社会部 分行业投资过旺，消费增长缓慢使银行存贷差逐年扩大。大量闲置资金滞留于金融机构内部 ，有效资源得不到合理利用；（3）国际收支顺差通过影响本国储备资产量，形成外汇占款 ，货币供给量快速增长。根据2008年6月的货币当局资产负债表，中国的外汇储备已达1 8088亿美元（全球官方外汇储备也就6万多亿美元），占央行总资产的70%。过剩的流动性 ， 集中在商品市场，引发通货膨胀；集中在资产市场，会推高房地产、股市等资源类产品的价 格，最终催生泡沫损害实体经济。2008年第一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8%，比上年 提高5.3个百分点；原材料、燃料、动力价格和工业品出厂价格涨幅逐月攀升，分别上涨9 . 8%和6.9%；种子、仔猪、化肥、农药和柴油等农业生产资料价格大幅上涨，农产品生产价 格 同比上涨25.5%；此外，国际大宗商品继续提价进一步加大了输入型通货膨胀压力。［ 1］高企的通货膨胀和快速增长的外汇储备积累已成为宏观经济面临的两大难题。
从M-F模型出发，笔者认为，为重新实现经济的内外均衡，适宜在维持汇率渐进、有序、 小幅升值的前提下，搭配使用紧缩的货币政策与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政策取向由长期担负 的经济增长“发动机”功能向“稳定调节器”和“结构优化机”的功能适度转变。
如果政策当局采用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如图2所示，政府支出增加（或税收减少），IS 曲线右移到IS1，与LM曲线交于点A。届时，国民收入（Y）增加使进口增加，经常项目恶化 ；而资本项目反而因利率升高得到改善。由于假设我国资本流动对利率的敏感度低，资本项 目 的改善不足以补足经常项目的恶化，最终造成国际收支逆差（A点在BP线下方），本币有贬 值压力。而搭配紧缩货币政策的执行需要中央银行在外汇市场上抛出外汇买本币，相当于收 缩货币供应量，LM曲线左移到LM1。如果政策力度恰好合适，IS、LM、BP三线会重新交于 一点E。在新的均衡点，国民收入增加且利率水平上升。收入增长保证了国民经济的发展 速 度，整体利率上升有助于抑制经济过热。这里有两点需要强调：第一，财政政策的扩张程度 必须温和，否则（例如移到IS2）会同紧缩的货币政策一起形成利率上升的合力。第二，利 率上升在调控经济过热的同时也可能会加大人民币升值预期。但是，在我国仍然维持资本项 目相当管制的情况下，利率仅是引起汇率变动的因素之一。除投机资本外，外资流入更多是 因为看好我国低廉的资源价格、稳定的政治经济局势、广阔的市场空间和优惠的税收政策。 所谓“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国内外利差的不利因素可以通过其他措施的搭配加以缓解和 弥补。我们应当抓住当前的主要矛盾，而不能本末倒置。
四、人民币升值压力下政策搭配的侧重点与实施途径
社会上对于人民币升值的利弊一直争执不下。不可否认，人民币升值对于中国既是严峻的 挑战更是难得的机遇。对于不善于从内部主动 进行转变的中国来说，借助于升值的外力与硬约束环境，变压力为动力，我们可以加快进行 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调整与升级，转换外贸增长方式，化解因顺差过大引发升值的恶性循 环，并着力推行以扩大内需为基点的经济发展战略。这是从源头上缓解我国当前宏观经济突 出问题的治本之道，也是运用政策工具搭配进行宏观调控的中心任务。
（一） 从紧的货币政策应侧重于总量调节和自身功能改善
克鲁格曼（Krugman，1999）提出了“三元悖论”思想，指出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一国不能 同时实现固定汇率制、资本自由流动、货币政策独立性三个目标，只能三者取二。［2 ］我国现在的发展趋势是逐步由固定汇率制走向浮动汇率制、由资本管制向资 本自由流 动的方向平稳过渡，不可避免地会带来汇率起伏和国际游资的频繁冲击 。在现行结售汇体制下，基础货币投放量不能完全由中央银行主动控制，货币政策独立 性受到削弱；而发达国家常用的三大工具，却因我国金融市场发育不完善、传导媒介缺乏市 场基础而效率低下。因此，货币政策取向的当务之急是改进自身功能，提高政策调控实力， 从总量上抑制经济过热。具体建议有：大力发展短期融资工具；加强存款准备金、公开市场 业务、再贴现工具的有机结合；灵活使用外汇掉期、货币互换等衍生金融工具；加快货币市 场――特别是同业拆借和票据贴现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发展，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进程； 改变现行的强制结汇制度；继续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等。
（二） 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应侧重发挥结构引导与资源配置的优势
2003年到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累计约17万亿元，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加10万亿元，年均 增长22.1%。2007年财政盈余占GDP的0.7%.在货币政策日益陷入被动的困境下，财政政策 大 有用武之地。我们应抓住财政增收的有利契机，灵活用好三大财政政策工具――税收工具、 支出工具和国债工具，从根本上解决导致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体制和结构问题。
1． 税收工具
财政收入上需要探索利用减税机制，降低经济主体的税收负担以提高其利润水平和生产积极 性。因此，应有效实施企业所得税合并政策，并加快增值税转型的推广。第一，“两税合并 ”将使国内企业总体所得税水平由33％下降到25％，这有利于改善企业的盈利空间，减轻因 升值造成的劳动力、土地、原材料等生产要素提价和紧缩环境中利率上升而加重的融资成本 。同时，“两税合并”对外资企业整体而言是增税，这有利于从税收、土地和融资方面减少 对外资超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变“招商引资”为“选商择资”，多引进资本和技术密集型 的外资企业，对属于粗浅加工贸易和能耗高、资源占用多的外资尽量少引进甚至不引进，有 助 于扩大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实现我国从加工到制造再到创造的产业结构优化。［5］ 第二， 与生产型增值税不同，消费型增值税征收时对所有房屋、基础设施和设备等固定资产投资进 项税全额抵扣，既能消除重复征税，体现税收公平、中性原则，又能促进企业进行技术升级 ，参与到比较优势的动态转移和高层次的国际分工中去。
2． 支出工具
首先，稳中趋松的财政政策意味着政府支出的适度扩张，但增加的支出――通过政府消费、 转移支付、政府直接投资等方式实现――不应进入竞争性投资领域，而要更多地用于针对农 村地区、经济落后地区及城市弱势群体等的公共服务支出。如前文所述，消费疲软、内需不 足是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的深层次原因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政府 在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公共卫生等领域的缺位使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包括住房、养老、 失业、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增加。如何改善民生，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和阶层 间的收入差距，挖掘消费 潜力，需要财政支出充分发挥引导功能。
其次，支出工具应与税收工具（主要是出口退税等）一道，共同推进贸易增长方式的转 变。第一，可以采取降低部分产品出口退税甚至征收出口关税的做法，减少能源、原材料和 高能耗的一般工业品出口，并适当运用降低关税、调节增值税等激励措施，进口一些可用于 改善国内教育、医疗设备、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节能、安全生产、排污环保事业亟须的各种 设备与技术，以及国内短缺的重要能源和资源产品。这样不仅能直接减少贸易顺差，而且为 我国经济长期可持续发展增强了风险抵御能力。第二，可以直接安排财政专项资金用于支持 企业研制新产品、新技术和进行技术改造，支持重点企业和重要行业科技投入，打造国际品 牌，重在提高自主创新能力以提高国际竞争力。
3． 国债工具
国债工具的地位特殊，它既属财政政策，又是货币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考虑充分发 挥它在两大政策中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在拓宽财政收入渠道的同时改善货币政策的执行效力 。第一，财政可发行专项国债，募集资金以购买中央银行富余的外汇储备。这样不仅可以直 接减 少外汇占款引起的基础货币投放，回收居民手中的流动性，而且可以丰富央行持有的国债资 产余额，改善其资产结构比例，提升冲销操作空间。2007年8月财政部开始分批次发行15500 亿元特别国债以购买外汇为中国投资公司注资，就是一次很好的尝试。第二，设立专门的投 资公司，财政参与国家外汇储备的投资与管理，并结合使用财政支出工具，改善国际收支， 分散投资风险。第三，大力发展短期国债市场。短期融资工具是央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的重 要载体，而现有债券的种类、期限和数量远远不能满足需要。适度扩张的财政政策可以加大 短期国债的发行力度，既能改善央行票据日益捉襟见肘的尴尬处境，又能为财政省下一大笔 利息支出，这对于货币政策效率的提高以及进一步发展债券市场都是大有裨益的。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人民银行2007年第四季度、2008年第一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
［2］保罗•克鲁格曼．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6 .
［3］唐 旭,钱士春．相对劳动生产率变动对人民币实际汇率的影响分析［J］．金 融研究, 2007(5).
关键词：城市 生活垃圾 焚烧 发电
Shanxi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power feasibility analysis
Zai-ming Duan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Central Station of Shanxi Province, Taiyuan 030027)
Abstact: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status of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 Shanxi, predict the future life of components and waste generation, the analog of the municipal solid waste disposal a variety of effective measures, examples illustrate the life of garbage incineration power generation can be realized, "harmless, reduction, resource, "Preliminary estimates of the economic benefits of waste incineration power generation, municipal solid waste incineration for power generation in Shanxi conducted a feasibility study.
Keywords: City Garbage Burning Generate electricity
在全国670个城市中，至少有1/3的城市被垃圾包围，成为影响城市市容市貌最严重的环境问题之一，给城市居民生活和城市社会事业的发展造成极大的损害。
山西是一个内陆省份，经济能力较低。由于历史原因，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落后，尤其是城市垃圾仍采用简易填埋的方式处理，而且有约30%左右的垃圾仍随意倾倒于洼地、沟壑甚至河流堤岸区，不仅影响了城市的景观，更为严重的是造成土壤和地下水的污染，尤为突出的是垃圾竟成了城郊地区猪、羊的特殊放养场，市场上垃圾猪、羊肉的销售严重的影响到城市居民健康，问题十分突出。随着城市发展速度的加快，城市人口和外来人口快速增加，垃圾的产量逐年增高；随着城市化进程水平的提升，垃圾成分将更加复杂。城市生活垃圾污染已严重的影响到城市的生态环境，如不加速垃圾处理进程，将成为制约山西城市经济与社会发展，影响城市人民生活质量的一个重要因素。
城市生活垃圾的处理水平，已经成为反映一个城市文明程度以及城市管理者的环境意识和现代意识的标志。垃圾“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的路子如何走，对于解决山西城市生活垃圾围城、污染空气与土壤，污染地表水体与地下水等问题，促进山西及北方城市社会和城市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实际意义。
一、城市概况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地形环境以山地丘陵为主，其面积占到70%以上，盆地与河谷平原面积不足20%，22个城市的城区主要分布于盆地平原与宽河谷区。22个城市辖区总面积约25171Km2，其中城区建成区总面积约600Km2，城区规划总面积约1330Km2 ；22个城市城区总人口约800万人，规划人口965万人。
二、城市生活垃圾产生与处置概况
2010年山西22个城市城区的生活垃圾年产生总量约为500万吨，除太原和大同日产生量1000吨以上，长治、阳泉和临汾市尧都城区日产生量500吨左右外，其余市(县、区)城区日产生量均小于500吨。
22个城市中有15个城市目前有26个垃圾处置场进行运营，其中，除长治、晋城、朔城区各1个,太原2个卫生填埋场，长治1个综合处理，太原、大同、介休、汾阳（在建）4个垃圾焚烧发电外，其余17个为简易填埋处置；目前城市城区的生活垃圾日处理能力不足10000吨，22个城市累计堆存总量约2000余万吨，堆场服务期的设计年限为2~20年，服务期多数已进入末期。
预测2015年22个城市城区人口约为1090万人，日产垃圾量约15000吨，年产垃圾总量约548万吨。其中太原、大同、长治、阳泉、尧都区、晋城市和榆次区7个城区产生量占到22个城市城区总量的近65%。
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生活气化率及集中供热率越来越高，会引起垃圾的组分与构成发生变化。在未来5年中，预计山西省城市生活垃圾成分中的无机物含量会逐渐降低，有机物的含量和垃圾热值会逐渐提高，可回收利用的废品将逐渐成为垃圾中的主要成分。
三、垃圾处理的基本思路
实现垃圾“无害化、减量化、资源化”，最佳的处置方式是焚烧（包括焚烧发电、供热等）；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最经济的方式是综合利用（包括资源回收、再生加工、堆肥等），实现垃圾“无害化”最经济的方式是卫生填埋（包括沼气收集利用）。结合山西的城市城镇耕地资源又极为紧缺，垃圾堆存处置要占用大量土地，不符合土地的可持续利用；山西地表与地下水资源十分匮乏，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对地下水的依赖程度十分强烈，当前地表水因污染已影响到经济发展和造成生态破坏，当前的社会用水主要依靠地下水，保护好山西人民赖以生存的地下水资源是至关重要的大事，只要采取长期堆存方式处置，就会存在垃圾渗滤液以及降水冲刷对土壤和地下水致命的潜在污染危害。近几年来，国家为推进垃圾“三化”处理，出台了一系了优惠政策，均为国内发展生活垃圾发电产业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兄弟省市采用焚烧发电处理生活垃圾的趋势在迅速扩大，而且这一模式所产生的社会、环境、经济等多重效益的良好回报 ，已被我省的大同市、介休市、太原东山等城市垃圾发电厂工程所佐证。何况山西城市地区土地资源极为紧缺，卫生填埋场地选择困难。以垃圾不同处理方式产生的社会、经济与环境效益分析，经利弊权衡，认为采用“垃圾焚烧―发电―供热”是山西最优化的处置途径。
山西22个城市。借鉴国内外对生活垃圾各类方式处置的经验，结合山西城市多处于盆地平原区、垃圾污染严重、土地资源紧缺和填埋运距长的特点，以及垃圾填埋导致的环境污染问题，依照国家《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污染防治技术政策》，山西城市生活垃圾选择具明显多层效益的“垃圾－焚烧－发电－供热”这一科学处置模式，是解决环境污染实现“资源化、无害化和减量化”的根本出路。包括对22个城市与城镇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和城市周边县、区城镇生活垃圾的处理，可彻底解决山西城市与城镇生活垃圾及污水处理厂污泥的处置问题，具一举双功的良好效果。
四、垃圾焚烧发电
垃圾焚烧发电优点一是高温杀灭细菌无害化彻底；二是垃圾体积至少消解掉70%以上，减量化明显；三是将垃圾通过再生利用变成了清洁能源叠加城市供热的效益，实现资源化的程度高，并有一定的经济收益；四是一次性占少量土地而实施了永久，土地节约效益明显；五是生活垃圾是源源不断且消纳面将逐而扩展，产量是逐年增加的可再生资源，为垃圾发电产业形成和新的经济增长点提供了契机；六是垃圾变为能源和集中供热产生的效益，可抵消相应的化石能源煤炭资源的消耗，节能减排效果明显。
垃圾焚烧发电缺点一是一次性投资大，运转费用高；二是为安全抑制二恶英浓度，运行工况温度须控制在800度以上，在操控上须严格把握；三是由于要对飞灰中重金属和二恶英等污染物实施特殊处理，污染防治的费用较高。
五、焚烧发电炉型的选择
山西城市垃圾热值较低、灰土大的，必须掺入辅助燃料助燃，结合山西煤炭资源、焦炉煤气和秸杆资源分布的特点，采取以污治污的策略，使环境效益最大化。
根据各城市可助燃的能源分布情况，确定在秸杆资源丰富的区域，垃圾焚烧采用炉排炉工艺，辅助燃料以秸杆资源助燃；在秸杆资源缺乏焦炉煤气(煤层气、高炉煤气)资源丰富的区域，垃圾焚烧采用流化床或炉排炉焚烧工艺，以气体燃料助燃；在秸杆资源和焦炉煤气资源都缺乏的区域，垃圾焚烧采用流化床焚烧工艺，选用原煤助燃。
六、垃圾焚烧发电工程规模与布局
处理规模以综合效益最优化为原则，以合理输送的运输距离或半径为限制条件，以2015年预测各城区垃圾的产生量为基数，结合主城市垃圾产出规模，同时考虑消纳各城市生活污水处理厂污泥和消纳周边县城和镇区合理半径范围内的垃圾资源。
本次对22个城市生活垃圾焚烧(含城市污水处理厂污泥和秸秆资源)发电工程，共设计19个中心处理工程项目，各中心处理工程共组合周边11个县城和相关乡镇、矿区甚至大型企业和公司等生活垃圾资源，设计垃圾日处理总规模15600吨。
七、效益分析
【关键词】医源性多胎妊娠；并发症；危害；伦理学思考
Thinking on iatrogenic multifetal pregnancyYANG Jing1， FENG Tingting1， SUN Wei2. 1.Reproductive Medical Centre， Renmin Hospital of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60， Hubei， China； 2.Reproductive Medical Centre， The Second Affiliated Hospital，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Jinan 250001， China
【Abstract】Iatrogenic multifetal pregnancy is a common complication in assisted reproductive technology and ovulation treatment， which could lead to a series of hazard to mom and infant and pose a severe threat to health. In order to put forward the ethical and social thinking， this article based on the reasons leading to iatrogenic multiple pregnancy tries to analyze its harm and explore the measures of prevention and treatment， aiming at attract people’s attention to multifetal pregnancy.
【Key words】Iatrogenic multifetal pregnancy； Complication； Hazard； Ethical thinking
【中图分类号】R714.2【文献标志码】A
近37年来，随着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迅速发展、促排卵药物的广泛应用和高龄孕妇的逐年增多，多胎妊娠的发生率逐年上升，其已成为导致流产、早产、出生缺陷及围产儿发病率和死亡率增加的重要原因。据文献报道，在采用体外受精-胚胎移植（in vitro fertilization-embryo transfer，IVF-ET）和卵细胞浆内单注射（intracytophlasmic sperm injection ，ICSI ）等辅助生殖技术后的妊娠中，多胎妊娠率可达25%～30%[1]，常规非IVF/ICSI促排卵方案所致的多胎妊娠率更高。英国双胞胎出生率在1970年至2003年间增加了50%，三胞胎增加了400%，美国的多胎率现象也有同样的趋势。一项由美国疾病控制中心（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CDC） 最新统计（2011年）的关于美国2009年度全国ART的数据显示：ART子代略占美国出生人口的略多于1%，但是ART多胎出生率高达30.5%，其中双胎出生率28.9%，三胎或三胎以上出生率1.6%[2]。辅助生殖技术本身是为了帮助患者获得健康优质的孩子，但伴随的多胎妊娠却成了影响妊娠结局的不良因素。因此，如何既有效维持总体妊娠率又降低多胎妊娠成为了人类辅助生殖中面临的挑战。本文从以下内容展开，来探讨医源性多胎妊娠的相关问题。
1医源性多胎妊娠的原因
多胎妊娠指一次妊娠同时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胎儿。正常人群中多胎妊娠的发生率不到2%。目前，我国尚无确切的关于多胎妊娠的流行病学资料，但普遍认为近些年在逐年上升。医源性多胎妊娠发生的原因从外在因素分析主要涉及体外受精胚胎移植、胞浆内单注射和辅助孵化技术以及宫腔内人工受精等技术，同时包括促排卵药物的广泛应用。周灿权等[3]报道在IVF-ET后发生的妊娠中，多胎妊娠率可达36.9%，显著高于自然妊娠。实际临床工作中，有众多影响获得妊娠的因素，如反复种植失败、胚胎质量差，同时辅助生殖技术本身能力的局限性如预测胚胎的生存能力以及种植潜能的方法或技术还未完全成熟，缺乏临床中的具体实践。因此，在胚胎移植时，为了获得满意的妊娠，常常移植多个胚胎（2～3个），虽说这一举措直接提高了妊娠率，相伴而来的多胎妊娠几率却显著增加，尤其是双胎妊娠，其中单卵双胎现象较普遍。Schnorr 等[4]研究报道，移植1枚胚胎，理论受孕率为14.00%；植入2枚时，理论受孕率增加到26.04%，实际为20.09%，双胎妊娠约为7.5%；植入3枚时，实际三胎妊娠率为8.00%，提示随着移植胚胎数目的增加，妊娠率也随之提高，相应的多胎妊娠率也升高。这提示移植多个胚胎是多胎妊娠的直接原因。我国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2004年1月至2006年11月间促排卵患者并行胚胎移植共有4672次，最后妊娠共2093例，其中多胎妊娠有583例，多胎率达28.59%。在英国，某生殖中心在2007年间，约有37000例促排卵周期，活产率达23.7%，其中多胎率达23%[5]。另外，对于不明原因不育和男性因素不育， 在给予卵巢刺激周期，若有多个优势卵泡而未转IVF-ET助孕，直接行宫腔内人工受精，也会增加多胎妊娠率。
文献报道，临床上非IVF/ICSI促排卵药物的不合理使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有生育要求的妇女未在医师指导下随意服用，或者指导不充分致服用药物超剂量、服用方法或时间有误，最后优势卵泡数偏多，自行受孕或不规范的人工受精致使获得多胎妊娠的结局。据不完全统计，克罗米芬促排卵后所致多胎妊娠率为5%～10%，其中双胎占95%，三胎和四胎分别占3.5%和1.5%[6]。McClamrock等[7]对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性分析时，发现高剂量促性腺激素（大于150IU）与多胎妊娠有关，双胎率达28.6%，三胎及三胎以上达9.3%。
近年来，高龄经产妇多胎妊娠率有上升趋势，高龄这一因素占多胎原因的约25%～30%。这可能与国家放开二胎政策，患者急于怀孕而盲目使用促排卵药物或未去正规机构寻求辅助生殖技术，加上因母体年龄及产次与多胎妊娠的成正比，母体促性腺激素水平升高，使多胎几率大大增加[8]。在美国，四分之一到三分之一的多胞胎怀孕是因为产妇年龄同步提高引起。另外，有文献报道，在多胎妊娠发生率较高的国家，30%～50%的双胞胎怀孕，至少有75%的三重怀孕发生在不孕治疗后。
另外，目前尚没有严格的促排卵药物的管理方案和监督体系、胚胎移植数目的详细准则，使助孕技术的实施存在管理漏洞。同时，某些医疗工作者未能充分评估多胎妊娠的围产期结局以及出生婴儿健康的危险因素，或者因经济利益的驱使等原因，可能也是造成高发率的原因。
2医源性多胎妊娠的危害
2.1母体的危害
多胎妊娠的孕产妇与单胎妊娠相比，各种合并症及不良妊娠结局的发生率均上升[1， 9]。Daniel等[10]对辅助生殖技术获得的多胎妊娠观察时，发现辅助生殖技术获得多胎妊娠的并发症及围产儿结局较自然多胎妊娠的并发症发生率高。妊娠期，由于母体全身各个系统的负担都加重，故孕期各种合并症较单胎母体发生率早、发生率高、进展快、程度重等，早产是多胎妊娠最主要的并发症，发生率约为50%。Kiely等[11]报道，在32 周前，单胎、双胎及三胎妊娠的早产率分别为1.2%、10.0%及30.9%，双胎妊娠在37 周前分娩达50%。妊娠期高血压疾病也是多胎妊娠常见的严重并发症，该并发症的发生率仅次于早产。Sibai等[12]通过多中心、大样本临床观察分析发现：多胎妊娠中，妊娠期高血压、先兆子痫、HELLP综合症等疾病的发生率与单胎妊娠比较显著升高。双胎妊娠子痫前期的发病率是单胎妊娠的2.6倍，三胎妊娠又高于双胎妊娠。贫血也是常见的并发症。
另外，其他并发症如静脉血栓、急性脂肪肝、羊水过多、未足月胎膜早破、先兆子痫、妊娠期糖尿病、肾盂肾炎以及产后出血等发生率也较高，给母体带来了严重伤害。多胎妊娠同时也使剖宫产率显著增加，潜在增加了术式本身带来的母体风险，如肺栓塞等、子宫内膜异位症，远期并发症，如剖宫产子宫瘢痕妊娠等。Krul等[13]对在1983年至1995年间行IVF的12589妇女进行回顾性分析时，发现多胎妊娠的妇女患乳腺癌的风险是单胎妇女的1.44倍，得出因移植多个胚胎而患有多胎妊娠的妇女可能是乳腺癌的风险因素的结论。
2.2子代的危害
多胎妊娠较单胎妊娠相比，显著增加了新生儿发病率和死亡率。多胎妊娠的围产儿并发症是单胎妊娠的3～10倍，如早产、先天性发育异常、低出生体重、胎儿发育受限、呼吸窘迫综合征、脑瘫、中枢神经系统发育异常及相关后遗症、胎儿畸形等。辅助生殖技术中，上述并发症、远期合并症更甚，这些无疑是不良的妊娠结局，其中较为棘手的并发症是双胎输血综合征（twin-to-twin transfusion syndrome，TTTS）、双胎反向动脉灌注（twin reversed arterial perfusion，TRAP）。同时，上述各并发症或合并症之间存在叠加效应及交互效应使风险因素的程度加重，严重程度无法预料。Bryan等报道40%的双胎和几乎所有的三胎和四胎发生早产。美国CDC于2011年统计了2009年1月至2009年12月间的共30787例孕妇分娩，发现双胎早产出生率达66%，其中低体重新生儿达56%；三胎或三胎早产率为98%，其中有92%为低出生体重儿[2]。
早产以及低体重儿是脑瘫的两大主要因素。亚特兰大地区脑瘫项目研究显示，极低出生体重儿（
3防治措施
医源性多胎妊娠给母婴、家庭、社会带来的危害越来越受到大家的重视。尽量避免多胎妊娠现象的发生是防治的关键，不仅要从技术、药物本身的缺陷或问题着手，也要从导致该现象的社会原因、管理监控出发。
3.1医源性多胎妊娠的预防
3.1.1掌握促排卵药物的应用指征，充分评估妊娠结局由于卵泡发育机制特点和个体的差异，促排卵药物可能会募集多个卵泡，此后卵泡经过选择、优化等过程，最终有多个成熟，若自然受孕或行人工受精，则会显著增加多胎妊娠的几率。临床医务工作者应充分学习药物的特点，掌握用药的作用机理、剂量、时机，结合患者对药物的反应性，合理选取促排卵药物，优化治疗方案，并充分评估用药后可能出现的临床结局及并发症，如OHSS、多胎妊娠，另外与患者及时沟通，反馈信息。总之，加强对多胎妊娠危害的认识，提高药物使用的安全意识。
3.1.2控制移植胚胎数目，优化胚胎质量评价在开展ART技术的37年里，期望移植数个胚胎来提高妊娠率，常常移植1枚以上的胚胎。实际上，早在1984年学者Wood总结分析IVF并发症时已提出，IVF妊娠率随胚胎移植数目的增多呈升高趋势，但同时多胎妊娠率也随着上升。因此须完善立法，严格规范辅助生殖技术，限制移植入子宫的胚胎数目，同时设立相关机构，严格监督。美国等国家限定行辅助生育时移植胚胎数目应不超过3枚，2001年我国卫生部颁发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范》中的技术安全要求下明确规定：“每周期移植卵子，合子，胚胎总数不超过3个”。中国卫生部制定了IVF移植方针：年龄≤35岁的妇女，在IVF第一周期不得移植超过2个胚胎。这一规范，若能严格遵守，对于减少医源性多胎妊娠会起到实质性作用。
3.1.3移植单个优质胚胎，提高种植率因此，在评价胚胎的质量上应该更加准确，不单纯限于胚胎形态学上的评估，应进一步深入到胚胎相关的生物化学、分子学方面。近来，国内外众多文献报道，可以利用代谢组学、精准医学的方法，准确测定、卵泡液以及胚胎培养基中的代谢物质，如葡萄糖、氨基酸、蛋白质、丙酮酸、活性氧、游离DNA（cell free DNA）、MicroRNA以及特定的小分子物质等，充分利用这些小分子的特性来评价生殖细胞、胚胎的质量，并依据标准优选，达到既提高妊娠率又降低多胎妊娠风险的目的。另外，完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筛查/诊断（preimplantation genetic screening/dignose，PGS/PGD）不仅可以优化胚胎质量，解决遗传性疾病存在的移植问题，而且还可提前阻止多胎妊娠的发生。
3.1.4选择性单囊胚移植，发展冻融新技术单个胚胎移植的妊娠率并不能令人满意，多个胚胎则使多胎妊娠率增加。因此，是否能够通过减少移植胚胎数目来降低多胎妊娠的发生率，并同时稳定妊娠率的议题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目前认为囊胚培养和单囊胚移植是降低多胎妊娠率的最有效措施。序贯培养基的应用使得体外囊胚培养成为临床获得更多囊胚的途径。理论上，移植第5～6d的囊胎比第3d卵裂期胚胎有优势。囊胚移植的数目不改变妊娠结局，意味着并不是移植数目越多，妊娠率越高。Styer等[17]报道了单囊胚移植的活产率达53.8%，双囊胚移植的活产率为54.5%，二者无统计学差异，但在双胎妊娠率上差异明显，有统计学意义。Milki等[18]比较了2囊胚与3囊胚移植的妊娠率，发现二者妊娠率相似，后期众多文献证实多囊胚移植并未显著增加妊娠率，相反活产率有下降趋势。总之，选择性单囊胚移植（ elective single embryo transfer， eSET）降低了多胎妊娠率（OR 0.04，95%CI 0.01-0.11）的同时，累积妊娠率维持不变[19， 20]。考虑到eSET的安全性，很多国家，尤其是北欧将eSET作为IVF中降低多胎妊娠率的有效方法[21， 22]。移植单个囊胚涉及到剩余囊胚的冻存， 因此胚胎冷冻技术也是维持累积妊娠率的关键，实际上，限制胚胎的移植数目而没有好的冷冻技术，是不现实的[23]。若没有好的胚胎冷冻技术，必然造成胚胎质量的受损，进而影响胚胎种植率以及累积妊娠率。目前应从胚胎冷冻的各方面出发，通过应用合理的冷冻保护剂、改变装载胚胎的工具和胚胎处理程序等，完善冷冻新技术。
3.2多胎妊娠减灭术
多胎妊娠带来的潜在危害是不可估量的，无论是孕妇、胎儿，还是整个社会。多胎妊娠为高危妊娠的范畴，多胎妊娠的孕产妇合并症的发生率较单胎高达3～7倍，胎儿及新生儿的发病率和死亡率较单胎高4～10倍[24]。从妊娠结局分析，减胎术作为一种补救措施，可改善妊娠结局，降低多胎妊娠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从而提高终极妊娠率[25]。在医疗行业中，已成为改善围生期结局的重要手段。常用的方法有：（1）经阴道负压吸引；（2）被减胎儿心脏注射KCL和利多卡因；（3）被减胎儿心脏穿刺；（4）羊膜腔内注射高涨盐水。另外，减胎术的选择时间及减胎方式都影响着减胎后的妊娠结局。因此，临床上一般在妊娠7～8周即妊娠早期，选择性减灭一定数量的胚胎，一般保留1个或2个正常的胚胎或胎儿[26]。减灭目标妊娠囊，可选择靠宫颈、最小胚体、有利于操作的妊娠囊[27]。相关文献提示选择性将三胎减为二胎，可显著改善围产期结局，而不增加流产率[28]。多胎妊娠减灭术是多胎妊娠出现后改善多胎妊娠结局的重要方法，临床上的应用相当普遍。
4伦理学思考及社会思考
医源性多胎妊娠是人类发展过程中因技术或人为因素所致的并发症，可对母儿造成多种危害，引发一系列的伦理学思考及社会思考。辅助生殖医学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为不伤害、有利、尊重和公正原则[29]，即在对患者的疾病进行诊疗的过程中，不仅要如实详尽的告知治疗的风险、危害、利弊及最优方案、代替方案等决策，还要尊重患者的理性决定，并对整个诊疗过程及其后代进行人文关怀，如近远期合并症的发生、新生儿的出生健康等一系列的问题。而临床中，人为的选择多胎违背了优生优育原则、社会公益原则以及有利于患者的伦理原则。多胎妊娠的子生早产、低体重儿、脑瘫、中枢神经系统等疾病的病例明显增加，这些严重的并发症不仅降低了人口素质，同时增加就医的经济压力、双方的心理负担等难题，同时涉及到远期抚养、护理、教育费用等社会健康问题[30]。据统计，双胎妊娠分娩费用是单胎的4.4倍，三胎是单胎的18倍，而四倍分娩增加至单胎的22.1倍[31， 32]。另外，多胎孕妇的住院率升高，住院时间延长，费用显著增加，这不仅直接增加了经济压力，同时也是医疗资源的潜在浪费。
选择性减胎术采用人为的手段减灭一个或多个胚胎或胎儿，作为改善医源性多胎妊娠结局的重要手段，在临床上的应用越来越普遍，但也涉及到一些相应的伦理问题。争议的主题集中在胎儿的本体地位以及道德地位。胎儿的本体地位是胎儿是不是人？胎儿的道德地位是指胎儿有没有生命权。对于此问题，涉及到多胎妊娠的伦理学和法律地位。目前，二者主要取决于道德和宗教的观点以及流产的法律现状。例如，天主教对待治疗性流产的态度是任何对胎儿直接的攻击都被视为“谋杀”；基督教认为：流产是对生命的毁灭，只有具备要挽救母亲生命的医学原因，流产才是可接受的；犹太教允许减少过多的多胎妊娠的胎儿数，以便作为一种保护措施。在我国，虽然流产与减胎可以为社会接收，但是减胎术不是百分之百的成功，减胎也存在高风险，如流产、早产、稽留流产、胎膜早破、宫内感染等。若被减胎儿是单绒毛膜囊多胎之一，减胎后保留胎儿的流产率更高。另外，借助减胎之名，人为的选择胎儿性别，而这种选择可能带有性别歧视、经济利益，这不仅违背了生命的平等权，而且也涉及到道德伦理的问题。
5其他
在对多胎妊娠的产妇进行妊娠产前筛查和产前诊断时，常常面临很多特殊的问题。特别是单绒毛膜囊多胎，若在进行减胎时，选择向心腔内注入氯化钾，这可能会因氯化钾通过胎盘血管通路而引起其他同胞胎儿的死亡。中孕时，在系统评估每个胎儿身体结构有无异常时，宫高腹围等检查也受到一定限制，可能没有实际的临床意义。另外，血清生化指标水平受到多胎儿的影响，异常值因正常胎儿所均衡，干扰正常判断。在有创产前检查时，技术操作存在安全性以及取样上的有效性、准确性。多胎妊娠时羊水穿刺或绒毛取样技术上有难度。
多胎妊娠的特点决定其延长至34周以上可降低围生儿死亡率，同样多胎分娩方式的选择也影响着胎儿结局。王德智等[33]认为分娩方式的选择应该结合孕妇年龄、胎次、孕龄、胎儿数、胎先露、不孕史及产科合并症等因素综合加以考虑，原则上适当放宽剖宫产指征。有报道称双胎妊娠的胎儿在39周后基本停止发育，故40周可认为过期妊娠，这延伸出多胎妊娠分娩的时机问题，值得大家思考。
6总结
多胎妊娠被认为是相反的妊娠结局[34]。从助孕的角度来看，多是因“获得妊娠”这一期望值超越获得妊娠后的潜在隐患。目前在辅助生殖技术等因素的影响下，多胎妊娠率仍然是较高的。双胎及以上不仅增加了母婴风险，同时也增加了一系列的费用及引申的伦理学问题。降低多胎妊娠的发生率，重在预防。选择性单胚胎移植是降低多胎妊娠的根本方法，但强制性行选择性单胚胎移植存在社会接受性、伦理与道德的困惑，引起人们的焦虑与不安[35]。对于已发生的多胎妊娠，权衡利弊，充分评估，完善术前准备，尽早行减胎术才是降低并发症，改善妊娠结局的首选，但远期结局目前尚没有充分的证据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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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更加充分地体现出，中央政府正在努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推动中国经济以更加稳定、高效、环保的方式发展。
稳定物价是中央政府今年的重大任务
2007年以来，一个英文单词很流行――CPI（消费者价物指数）。一旦这个指数达到了7%，民众就会吃不消。在2007年全年CPI上涨4.8%的基础上，今年3月份的CPI指数继续攀升，达到8.7%，物价问题触动了中国经济的神经。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当前物价上涨、通货膨胀压力加大，是广大群众最为关注的问题。去年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上涨4.8%，主要食品和居住类价格涨幅较大。物价上涨有多方面的因素：国内农产品价格多年在低位运行，近期的价格上涨有其必然性和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对群众特别是低收入群众生活影响较大；近年来国际市场初级产品价格大幅上升，也直接影响国内价格上涨。由于推动价格上涨的因素还将存在，今年价格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同时，生产资料价格不断上升，房地产等资产价格上涨过快，防止通货膨胀的任务相当艰巨。
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防止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是今年宏观调控的重大任务，必须从更加有效供给和抑制不合理需求量方面采取有力措施。一要大力发展生产，特别要加强粮食、食用植物油、肉类等基本生活必需品和其他紧缺商品生产，认真落实支持发展生产的政策措施，搞好产运销的衔接。二要严格控制工业用粮和粮食出口；坚决制止玉米深加工能力盲目扩张，违规在建项目必须停建。三要加快健全储备体系，改进和完善储备调节和进出口调节的方式，适当增加国内紧缺重要消费品的进口。四要把握好政府调价的时机和力度，必须调整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和公共服务收费也要从严控制，防止出现轮番涨价。五要健全大宗农产品、初级产品供求和价格变动的监测预警制度，做好市场供应和价格应急预案。六要加强市场和价格监管，抓好教育收费、医药价格、农资价格及涉农收费的监督检查。依法打击串通涨价、囤积居奇、哄抬物价等违法违规行为。七要及时完善和落实对低收入群众的补助办法，特别要增加对生活困难群众和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补贴，确保他们基本生活水平不因物价上涨而下降。八要遏制生产资料尤其是农业生产资料价格过快上涨。九要坚持执行“米袋子”省长负责制和“菜篮子”市长负责制。
3月18日，在回答记者提问时指出，今后的五年，中央政府将把解决经济发展不稳定、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放在第一位。而今年应该是中国经济最困难的一年，国际、国内不可测的因素多，决策困难。中央政府必须密切关注经济局势的变化和走势，及时、灵活地采取对策，并且把握宏观调控的节奏、方向和力度，使经济既保持平稳、较快发展，又能解决大约一千万的就业人口问题，还能有效地抑制通货膨胀。
表示，中央政府提出将今年CPI确定为4.8%左右的预测目标，主要是出于两点考虑：第一是表明政府的决心，要把控制物价和抑制通货膨胀作为今年政府工作的首要任务。第二是稳定老百姓对物价的预期。中央政府提出这样的目标也是有根据的，目前的国家粮食库存充裕，主要工业消费品供大与求，只要切实加强领导，认真落实各项政策措施，上下共同努力，就一定能够保证市场供应和价格基本稳定。
从紧的货币政策保障经济高效运行
在政府工作报告里提出，今年中央政府继续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主要是考虑当前固定资产投资反弹的压力较大，货币信贷投放仍然偏多，流动性过剩矛盾尚未缓解，价格上涨的压力明显，需要加强金融调控，控制货币供应量和信贷过快的增长。一要综合运用公开市场操作、存款准备金率等方式，加大对冲流动性力度；合理发挥利率杠杆调节作用；完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增强汇率弹性。二要着力优化信贷结构，严格执行贷款条件，有保有压。控制中长期贷款增长，特别是对高耗能、高排放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创新和改进银行信贷服务，完善担保、贴息等制度，加大对“三农”、服务业、中小企业、自主创新、节能环保、区域协调发展等方面的贷款支持。三要深化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完善结售汇制度，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拓展外汇储备使用渠道和方式，同时，采取综合措施，努力改善国际收支状况。
就在两会期间，随着华尔街第5大投行贝尔斯登被摩根大通以每股2美元的超低价收购，已持续一年多的次贷危机滑向了更加恶性的轨道，全球资本市场熊市征兆明显。3月18日，上证指数在接连的暴跌后急挫3%，港股则猛跌1.7%，美元兑日元也跌到了12年的最低点。当天，在回答记者关于经济问题的提问时说：“我现在所忧虑的是美元不断贬值，何时能够见底？美国究竟会采取什么样的货币政策，它的经济走势会走到什么地步？”表示，中国实行从紧的货币政策和稳健的财政政策，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主要是针对投资增长幅度过快、货币和信贷增长过大、外贸的顺差增长过快的。中国经济已经走入全球化，世界经济的各种变化不可能不反映到中国经济上来。因此，中央政府在实行这些政策的同时，也在密切关注国际经济的走势，以根据形势的变化，灵活、及时采取相应的对策。中央政府实行政策的效果，要从中长期来看，短短的一两个月还很难看出问题。
连任的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两会期间也表示，包括准备金率在内的各项货币政策工具都有调整空间，“只是运用上要综合考虑、选择比较，央行需要权衡利弊后选择最合适的货币政策工具，充分考虑调整时机、力度等，做到适时、适度。”
就在两会结束的当晚，央行公告称：为落实从紧的货币政策要求，继续加强银行体系流动性管理，引导货币信贷合理增长，中国人民银行决定从2008年3月25日起，上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提高到15.5%，这已是央行自去年以来第12次上调存款储备金率。在央行公告之后不到12小时，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也通告，再次大幅下调基准利率75个基点，由原来的3.0%降至2.25%。
对于这两个近乎“反向”的通告，有市场分析人士说：“‘两会’闭幕当天便出台了一项从紧货币政策，进一步打消了市场对货币政策放松的幻想。也表明了中央政府根据国际经济走势，及时地调整对策，坚持从紧的货币政策，保障中国经济高效运行的决心。”
继续加大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力度
两会前夕，“绿色保险”、“绿色证券”两项环境经济政策相继出台，加上去年出台的“绿色信贷”政策，国家环保总局（现国家环境保护部）共出台了3项环境经济政策，而包括绿色贸易、绿色税收、区域流域研究补偿机制、排污权交易等政策也将陆续出台，一套完整的中国环境经济政策体系即将建立起来。
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经过各方面的努力，节能减排工作已经取得积极进展，2007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比上年下降3.27%，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总量近年来首次出现双下降，比上年分别下降3.14%和4.66%。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从认识到实践都发生了重要转变。
谈到今年节能减排和环境保护工作时，指出，今年是完成“十一五”节能减排约束性目标的关键一年，务必增强紧迫感，加大攻坚力度，力求取得更大成效。同时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了10项具体措施，主要包括：落实电力、钢铁、水泥、煤炭、造纸等行业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计划；抓好重点企业节能和重点工程建设；开发和推广节约、替代、循环利用资源和治理污染的先进适用技术，实施节能减排重大技术和示范工程；做好“三河三湖”、南水北调水源及沿线、三峡库区和松花江等重点流域污染防治工作，实施渤海环境保护总体规划；加强农村饮用水水源地保护，推进农村生活污染治理，严格控制农村地区工业污染，加强畜禽、水产养殖污染治理，控制农业面源污染；鼓励和支持发展循环经济，促进再生资源回收利用；加强土地、水、草原、森林、矿产等资源的保护和节约集约利用，严厉查处乱采滥挖矿产资源等违法违规行为；实施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方案，加强应对气候变化能力建设；完善能源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奖惩机制；增强全社会生态文明观念，动员全体人民更加积极投身于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等。
国家环保总局（现国家环境保护部）张力军副局长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目前完成“十一五”减排目标还存在四个方面障碍：一是高污染、高能耗的企业增长速度过快。二是一些地方对环保不够重视，盲目开发，在经济发展中付出的代价过大。过去那些盲目开发的项目，现在环境问题逐步显现。三是少数地区的基层领导对环境保护、节能减排重视不够，结构调整力度不大，重点治污工程进展不快。四是环境监管力度和力量还不够。
【关键词】外汇储备；巨幅增长原因；应对策略
经历过外汇短缺时代的中国，随着经济增长和1994年以来外汇管理体制的重大改革，外汇储备迅速增长，2006年2月底我国外汇储备总体规模达到8536.72亿美元，首次超过日本，位居全球第一。截止到2012年9月，我国外汇储备余额已达到32850.95亿美元。
一、分析我国外汇储备增长之势迅猛的原因
1.自1994年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到2011年年底为止，除
了1998年资本与金融账户存在逆差，17个年头国际收支的“双顺差”是形成我国巨额外汇储备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系列优惠政策和稳定的国内环境，及中国在东南亚金融危机和国际事务中表现出来的负责任的大国姿态，吸引了大量外资流入中国；中国廉价的劳动力等生产要素所带来的低成本优势及1994年汇率并轨导致的人民币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促进了我国外贸出口的增长。因此，十几年巨额“双顺差”的积累，为我国外汇储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资金流。
2.在“双顺差”背景的同时，我国在1994进行的外汇管理体制改革，实行了银行结售汇制度，取消外汇留成和上缴。这一制度刚开始对增加国家储备，防范金融风险有着积极作用。然而，随着储备规模越来越大，这一制度并没有跟着变化了的国情而革新。与发达国家“藏汇于民”，及黄金储备占国际储备相当大的比率这些情况相比，我国公布“藏汇于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巨大，以致国际投机者看好人民币升值，大量游资通过各种途径进入中国，名义上增加了外汇总量，同时也可能使得人民币汇率偏离真实经济所决定的汇率水平，反过来又使人民币汇率产生变动，增大中国金融风险。
3.主要发达国家由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对中国有意进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实行严格的出口管制。然而这些正是中国现在急需的产品，从某种意义上讲，购进这种产品也是发展中国家出口赚取外汇的主要目的之一。并且这些商品的附加值高，如果这些产品出口被管制，发展中国家必定会有较大比重的外汇闲置。
现阶段，降低外汇储备数额，为巨额外汇寻找“走出去”之路，是我国加强外汇储备管理的重要课题。
二、从我国外汇储备的现状入手，结合国际上管理外汇的经验提出的对策
（一）在保证合理的外汇储备规模的前提下，加快从“藏汇于国”向“藏汇于民”的政策转变的步伐，分摊国家持有外汇的风险，提高储备的经营管理效益
2008年8月，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实施后，要求经常项目外汇收支应当具有真实、合法的交易基础，取消外汇收入强制调回境内的要求，允许外汇收入按照规定的条件、期限等调回境内或者存放境外。放松或取消结汇制度，有利于增强国内企业和金融机构持有和使用外汇的自主性和便利性，有利于分散外汇风险，有利于外汇管理机构对资金的有效管理，有利于国际收支平衡。这种“藏汇于民”的做法，使国内企业可以根据自己的贸易区域结构来组合自己的外汇结构，从而缓减央行对外汇储备结构管理的风险，减轻官方外汇储备增加的压力。
（二）进一步完善各项吸引外资的政策、法律和法规
例如，不能再把引进外资作为考核地方部门企业政绩的硬指标。目前，新企业所得税法实现了内外资企业所得税法的统一，吸引外资政策方面的优势相对以前降低，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减少外资转化为本地采购的现象，从而降低外资转化为外汇储备比率，最终有利于提高我国人民币的使用效率和对外开放的水平。
（三）优化储备结构，提高黄金在国际储备中的比率
黄金是一种稀缺资源，具有良好的保值作用，政治经济实力强大的国家其黄金储备也多，这说明黄金储备仍是国家综合实力的标志。然而，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统计，截至2005年6月，我国有600吨的黄金储备，约占外汇储备的1.4%。2009年4月份，中国通过购买国内黄金，增持外汇储备，截至2012年5月，中国黄金储备为1054.1吨（黄金占外汇储备1.7%），这与债台高筑却拥有8133.5吨黄金储备的美国（黄金占外汇储备75.9%）相比还有一大截距离。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外汇储备大国，黄金储备小国，这种状况和一个发展中大国地位极不相称。
（四）完善金融服务市场，加快实施外汇“走出去”战略，增加战略物质储备
第一，要鼓励优势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尤其加大对目前和今后国内紧缺的战略性资源领域的投资，最好是能够控股，建成战略储备体系。这不仅对于减少顺差和人民币升值压力有着积极的作用，对我国和资金投入国来说也会是一项“双赢”的合作。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虽然拥有丰富的资源，却面临着资金短缺、勘探和开采技术落后等难题，这与我国的情况正好互补，加上中国对外投资是友好且不附带任务政治条件的活动，致力于世界和平的努力是有目共睹的，因此应该是这些国家首选的合作对象。
第二，适当加大进口幅度，着力推进关键技术的引进，培养高级人才。众所周知，如今早已进入以科技和经济为主的综合国力的竞争时代，尤其是在金融危机大背景下，中国要实现“弯道超车”，那么为优秀人才提供良好的学习、实验和生活环境，有步骤地把各类专业人才送往国外培训，是提高我国的科技创新能力，从而根本上提高我国经济竞争力的必由之路。
用超额外汇储备投资高科技知识产权比投资于金融产品具有更稳定的收益，且比投资于物质资源具有可持续发展利益。中国的巨额外汇是在牺牲环境、消耗资源、出卖廉价劳动力和应付贸易摩擦等一系列代价之后积累而成。在粗放型的增长模式下，中国加大进口什么原材料，什么就涨；中国出口什么物美价廉的产品，默默地承受着资源枯竭的威胁和环境污染的迫害，莫须有中又被套上“倾销”的“帽子”。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给中国再一次敲响了警钟，面对减排等一系列环保指标，中国的产业必须经受脱胎换骨的阵痛，要勇敢地从与可持续发展相背离的“恶性循环”中跳出来。要做到这一点，中国就必须好好地利用外汇储备，加大对先进科技的引进力度，缩短消化吸收再创新的周期，为早日实现新型工业化社会积累“知本”。
综合技术水平不仅包括先进技术，还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等。我国的管理人才和高科技人才相对较少，所以可以大量引进发达国家的专门人才。然而，由于意识形态差异，加上中国高速发展的势头，发达国家实际对中国出口先进技术的金额小的可怜。因此，我们如果完善人才引进制度和工作、生活等方面的配套设施，我觉得先进人才的引进比先进技术的引进难度要小，也更具灵活性。可以对引进的人才按照国际标准用美元支付其薪酬并允许其汇出境外，提高其为我国科技发展服务的积极性。
（五）从根本上改变过度依赖出口的中国经济发展模式
这一困局的结构性改革办法在于，改变“国富民穷”的局面，这包括将国有资产股权分给老百姓、降低各类税率。关于国有资产的民有化改革，可以考虑通过成立国民权益基金、将国有资产注入其中、然后把基金的股份均分给13亿多人，或者通过直接送股的方式。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为中国民间消费提供更多不断增长的财产与收入基础。
国内消费增长之后，出口顺差就会减少，外汇储备的困局也将得到缓和。但消费本身具有刚性，人们收入突然增加，一旦形成消费惯性之后，中国的经济底子是否经得起超前消费？或者由于中国人消费习惯，人们拿到钱后大多投入资本市场，消费市场依然热不起来？所以这就还需要国家以实现帕累托最优为目标，合理分配这一部分资产。“家电下乡”、住房按揭贷款利息折扣等措施，提升了居民对工业产品、房地产的消费需求，而这些刺激消费的举措才应该是经济救助计划的重点。通过这些政策调整来增加国内消费、减少对出口的依赖，这也会缓解外汇储备的压力。
三、结语
总之，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国际间资金流动变得更加频繁，以我国现行外汇规模和实力，对外汇实施积极管理，这对国内外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到时相关利益者在国际上也会针对中国发出更多的声音。因此，为了实现宏观经济长期稳定发展和人民福利提高这一最终目的，我们改革还是不能拔苗助长。
参 考 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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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梁白洁.“中国外汇储备规模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学位年度：2007.网络出版投稿时间：2007-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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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全球经济失衡 外汇储备 人民币升值
2011年2月18日至19日，二十国集团（G20）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法国巴黎举行，“全球经济失衡问题”被列为会议的首要议题之一。自200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全球失衡”进行概括以来，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就备受国内外专家学者的关注，2008年经济危机以后，关注程度更是有增无减。本文在简要综述了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后，重点从与利弊两方面探讨在当前新形势下，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影响，试图让人们对全球经济失衡有更客观和理性的认识。
当前关于全球经济失衡的原因，国内外专家学者各抒己见，并没有达成共识。目前共有如下几种主流观点：世界主要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的失衡、全球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调整、美中之间不平衡的贸易政策、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南北经济失衡以及人民币汇率被低估。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
对失衡原因的探索有助于我们认识全球经济失衡，而全面了解当前全球经济失衡对我国的影响，更利于我国采取正确的调整对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总裁 Rodrigo de Rato（2005）认为，全球经济失衡会对世界经济增长带来破坏。然而，目前对失衡的调整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外部风险。其对中国经济的不利影响如下：
（一）外汇储备问题
近年来，我国外汇储备迅速增长，截至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见图1）。面对巨额的外汇储备，由于我国外汇管理体制的不完善，大量的外汇储备只是用于债权投资，收益率较低，造成了大量资源的浪费；加之当前为应对经济危机和复苏国内经济，发达国家大多实行低利率政策，外汇资产的收益就更低，外汇储备的增值保值越来越困难；再者，巨额的储备使我国货币错配问题越来越严重，细微的汇率变动都将导致我国巨大的外汇贬值损失。
（二）增加国内流动性并加重通货膨胀
在现行的外汇管理体制下，不断增加的外汇储备使央行被动投放大量基础货币，造成国内流动性泛滥，引起物价上涨。 2011年2月26日，易纲在第24次CMRC朗润预测报告会上表示，到2010年底中国外汇储备累计为2.85万亿美元，中国央行抛出了近20万亿元人民币来对冲。2010年M2余额为72.6万亿元，比上年末增长19.7%；M1余额为26.7万亿元，增长21.2%；流通中现金（M0）余额为4.5万亿元，增长16.7%。易纲认为“贸易顺差过大是通胀的源头”。面对通胀的压力（见图2），央行理应更加收紧货币政策，但过紧的货币政策可能导致经济发展速度的骤降，也使央行的货币政策陷入两难。
（三）经济结构和资源保障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结合自己的资源优势，实行出口导向型经济发展战略，并在我国的经济崛起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初步计算，2010年人均GDP4383.74美元，中国经济实现了较大发展。但这种战略已经不能适应我国现在的经济发展形势。在多年的发展中，我国经济结构不合理和资源保障压力增大等问题越来越突出。一方面，在以往我国为鼓励出口赚外汇，更多地支持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使国内资源更多地流向对外部门，结果导致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挤占了内向型经济的发展空间，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较大，国内经济结构失衡。当外部市场下滑时，国内经济便受到较大影响，经济发展的风险也逐步增大。再者，我国目前经济总体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国际分工的低端位置，出口的产品耗费了我国大量资源，2010年全年能源消费总量32.5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5.9%，其中原油消费量增长12.9%、天然气消费量增长18.2%。主要原材料消费中，钢材消费量7.7亿吨，增长12.4%；精炼铜消费量792万吨，增长5.1%；电解铝消费量1526万吨，增长6.0%。使我国的资源保障压力不断增大。
（四）贸易摩擦
进入新世纪以来，虽然经历了2008年金融危机，使我国出口有所下滑，但每年仍有巨额的外贸顺差，2008、2009、2010年三年的外贸顺差分别为2981亿美元、1957亿美元和1831亿美元。中国对美的大量贸易顺差，使贸易摩擦也越来越多。据中国商务部统计，2009年，中国出口产品共遭受116起贸易救济调查，涉案总金额约127亿美元。2010年全年，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共发起58起调查，其中有19起调查被诉方涉及中国企业，占调查总数的1/3。部分美国政客和经济学家将美国从中国进口制造品视为其巨额贸易逆差的主要原因。不断扩大的贸易逆差诱发了美国国内的贸易保护主义势力抬头。自美国2010年10月启动对中国的清洁能源有关政策和措施301调查以来，我国面临的贸易摩擦从深度和广度上都发生了变化，已经从过去的反倾销、反补贴、特保等方面，向产业政策等更高层次转变。
（五）人民币升值压力
自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后，在美国的高压下，日元大幅升值，使全球经济失衡问题得到了暂时的缓和。现在，在解决全球经济失衡问题上，除不断制造贸易摩擦外，美国最希望的就是签署第二个 “ 广场协议”即美元贬值，人民币升值。因而随着全球失衡的加重，人民币的升值压力越来越大。2011年2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分别重提人民币汇率法案，以图实现人民币的快速升值，人民币汇率问题逐渐政治化。我国提出的主动性、渐进性和可控性的人民币汇率改革，实施的难度不断加大。
（六）热钱涌入
快速增加的巨额外汇储备和不断增加的人民币升值压力，增加了市场对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刺激大量热钱流入中国。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的《跨境资金流动监测报告》显示：2010年“热钱”净流入355亿美元，占外汇储备增量的7.6%，占当年GDP的0.6%，并且在过去十年中，“热钱”年均流入中国近250亿美元，占同期外储增量的9%。2003年至2010年，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强化，“热钱”合计净流入近3000亿美元。虽然流入的数额与我国的外汇储备和GDP相比并不大，但热钱的涌入特别是集中涌入个别行业，仍然增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和宏观政策调控的难度。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经济的正面效应
虽然全球经济失衡对世界、对中国经济都有重大不利影响，已经到了必须要调整的地步，但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其对我国也有一定的正面效应。
为应对将来可能的国际收支逆差转变作准备。据王宇（2006）所述，经济失衡是在国际分工中，中国等国家与美国比较优势实现的不同步，才造成“贸易失衡”或“经常项目不平衡”。因此经济失衡是临时的，可以随着美国比较优势产业未来的出口增长而得到弥补。相反，中国大量的外贸顺差未来可能转变为贸易逆差。另外，随着中国老龄化的到来、人口红利的丧失，以及各项制度的健全所引起的居民消费的上升，中国不再可能保持现在的储蓄率，根据国民经济恒等式，中国的顺差便可能减小并可能出现逆差。虽然这两种转变是漫长的，但中国需要有所准备。
为进口和对外投资提供了基础。在我国经济转型升级的过程中，需要大量进口国外先进科学技术和战略能源物资，为我国的工业化提供新动力和基础。再者，要实现真正的中国崛起，我国也必须加大对外投资，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好的经济发展优势。无论是进口还是“走出去”，庞大的外汇储备必然为其提供坚实的基础。
就业问题。2010年，我国出口总额15779.3亿美元，其中以加工贸易方式出口7403.3亿美元，加工贸易的比重近50%，而加工贸易的背后是约60万条生产线及附带的3亿劳动大军，2010年末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1%，全年农民工总量为24223万人（见图3）。在当前城镇仍有大量失业人员、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的形势下，保持适当规模的出口对我国的就业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具有重要意义。
经济增长。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发展是第一要务。庞大的人口规模、就业、环境污染以及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社会问题越来越突出，这些问题都需要中国在发展中解决。虽然经济发展对出口的依赖较大，加大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风险，但鉴于国内消费短期内难有突破性的增长，投资已经产能过剩，经济转型难以短期到位等现实情况，扩大出口和保持一定贸易顺差对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仍然难以替代。据统计局初步测算，2010年GDP为397983亿元，比上年增长10.3%；净出口扭转了2009年对经济增长的负拉动趋势，拉动GDP增长0.8个百分点。
增强对外汇市场的干预能力和经济风险的抵抗能力。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在牙买加体系中，汇率频繁波动，加上国际巨量投机资本的冲击，我国经济发展的外部风险越来越大。为促进贸易和投资的平稳发展以及国民经济的稳定，我国需要频繁干预外汇市场，以维持汇率的大体稳定，而大量的外汇储备是其必备的基础。
为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提供了基础。近年来，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人民币在我国周边国家和港澳地区的使用越来越广泛，人民币逐渐实现周边化，国际化进程在逐步加快。 在实现国际化的进程中，为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兑换要求，要求一国政府必须要有充足的国际储备尤其是外汇储备。我国巨额的外汇储备，为人民币走向国际化之路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结论
全球经济失衡对中国来讲是把“双刃剑”，有弊也有利。面对全球经济失衡，中国有责任和义务也有必要，为失衡的调整做出贡献。但近来，美国和一些国际组织越来越强调外部世界对失衡的影响。毫无疑问, 强调外部世界的目的还是要其他国家更多地分担失衡调整的风险。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我国应该正确判断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的地位和作用，了解其对我国的影响，对全球经济失衡有更加客观和理性的认识，以选择恰当的调整战略与调整途径。
参考文献：
1.解佳转.全球经济失衡背景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分析[J].知识经济，2010（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