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2-03 17:04:11
序论：在您撰写生育率趋势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总和生育率； 累计生育率；数据质量
【作者简介】王谦，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北京：100081
1 引言
用以刻划、描述生育水平时期状况的指标――总和生育率近些年来的调查数据持续偏低，因而在判断、讨论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时，累计生育率的调查结果屡屡被采用。郭志刚教授近年来连续著文，在估计我国1990年代以来的低生育水平、分析其变化规律的同时，多次指出“队列平均子女数（累计生育率）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郭志刚，2008）。受郭志刚教授观点的启发，本文试图探讨队列累计生育率在分析我国生育水平下降趋势中有哪些独特的优势，并通过队列累计生育率的变化推断近年来我国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和水平。
2 两个用来计算生育率的指标
按照人口统计学对统计指标的定义，总和生育率是某一年度妇女各年龄别生育率之和，队列累计生育率则是某个年龄（组）妇女的平均生育子女数，超过49岁的妇女完全度过了育龄期，其累计生育率就是终身生育率。队列累计生育率是该队列妇女的实际生育率。最近二、三十年我国的各种有关生育率的调查表明，我国妇女35岁以后生育的孩子数量极少，所以，我们常常用35岁（或35~39岁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当作这个年龄（组）的最终完成的生育率，这样把妇女育龄期“缩短”一些，即将年龄上限由49岁降低到35岁（35~39岁），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调查资料进行分析（既然没有到49岁，就不是“终身”，所以本文使用“队列累计生育率”）。不少人口统计专业书把总和生育率比作汽车在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而队列累计生育率则是汽车行驶的“平均速度”。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是两个相互联系的概念。如果在一段时间（比如一个小时）内瞬时速度保持不变，则瞬时速度所表现的数据就是平均速度。如果在一段时间内瞬时速度不断变化，那就要根据不同的瞬时速度累计距离后再根据
时间跨度计算平均速度。总和生育率是假设一代人的生育率，是妇女年度的生育状况，当某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保持若干年（以妇女的生育旺盛年龄从20岁到34岁为参照，至少要15年）不变，这个总和生育率就可以解释为，从这个年份开始，经历了相应年度和相应年龄段后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队列累计生育率是生育结果，某一年某一个队列的累计生育率是这个队列的妇女在这一年以前的各个年份经历相应年龄生育率的综合反映。如同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样，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是两个不同的用来计算生育率的统计指标，自然不应混为一谈。
3 两个指标孰优孰劣
既然是两个不同的人口统计指标，用来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不同状态，直接比较二者的优劣似乎没有必要、没有意义，这里笔者仅仅把这两个指标在统计调查时获取的方便程度和调查结果的准确程度做一比较。
根据指标定义，要得到某年的总和生育率，必须调查到该年份处于育龄期每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每个年龄组的妇女在该年份生育孩子的数量，如果计算生育旺盛期（20~34岁）妇女的年龄别生育率，就要调查15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相应年龄组妇女生育的孩子数。即使按5岁组计算，也要获得20~24岁、25~29岁、30~34岁3个年龄组的妇女和她们生育的孩子一共6个数据。而要计算某个年龄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只需要获得这个年龄组的妇女人数和她们生育的孩子数，一共2个数据。显然，调查和计算队列累计生育率比调查和计算总和生育率要简单和容易。
注：① 前5列数据引自郭志刚教授的文章（《人口研究》2004；2），其中第1列数据引自《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或根据年龄别生育率计算，第2列是于景元、袁建华（1996），第3、4列是郭志刚（2000，2004），第5列是丁峻峰（2003）根据相关的调查计算的。
② 第6列数据根据国家统计局的年度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公布的数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计算。
③ 第7列数据引自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集》。
再比较一下两个指标的数据质量。进入1990年代，无论是由国家统计局还是由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的调查，无论是普查还是抽样调查，历次调查所获得的总和生育率数据几乎无一例外地遭到人口学者、计划生育实际工作者、乃至可能不知总和生育率真正含义的关心中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的各方人士的质疑，而且是一致质疑――数据偏低！严重偏低！！造成偏低的原因十分明显，道理也不难解释：由于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那些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妇女不会坦白地说出自己实际的生育子女数，她们为了躲避处罚，一定要千方百计地隐瞒自己“多”生育（尤其是调查的当年或前一年生育）的孩子，所以，调查得到的孩子数量必定低于实际出生的孩子数量，由此计算的年龄别生育率必定偏低，总和生育率也必定偏低！不仅“偏低”遭质疑，“偏高”也遭质疑。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的调查公布2005年全国总和生育率为1.74，比近些年调查公布的（和未公布的）总和生育率数据都“高”一些。有的人口学家分析了调查的原始数据，发现20~29岁年龄组未婚妇女缺失较多，估计是人口流动外出打工所致。有的专家通过典型调查发现，流动在外的人口中相当一部分是回到户籍地生孩子并且养育孩子一段时间。于是，一方面人口流动造成户籍地未婚妇女缺失、“分母”减少；另一方面，流动人口“回家生育”使得“分子”并未相应降低，由此造成生育旺盛年龄组的生育率 “提高”了，影响到总和生育率也相应“提高”了！国家人口计生委的公报则指出总和生育率升高的一个原因：由初婚堆积造成的生育一孩堆积――总和初婚率2004年和2005年分别为 1.23和1.16，一孩总和生育率在这两个年份分别为 1.07和1.23。偏低不对，“偏高”也不对，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才能被认可呢？也难怪，近20年来不同调查所计算的总和生育率总是不“一致”（见表1）。在对调查数据“偏低”的质疑下，不同机构和各方专家利用各种调查的资料对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各种修正、估算、推断，从1.3、1.4到1.8、1.9，可谓五花八门、林林总总，于是近年来的总和生育率到底是多少，更令人感觉扑朔迷离了！官方的口径则多年未变――“保持在1.8（左右）”。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据根据2006年国家人口计生委组织进行的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抽样调查结果计算，其余的分别出自国家统计局1995年1％人口抽样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和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的数据资料集。
与对总和生育率的普遍质疑相比，近些年几乎没有看到、听到对于队列累计生育率质疑。把近些年来各种调查有关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列在一张表中，我们发现，这些来自不同调查的数据竟然惊人地一致（见表2）！不仅是不同部门（国家统计局、人口计生委）组织的不同调查（普查、抽样调查）数据一致，而且不同调查相关的年龄组，数据也都是一致的！ 比如，1995年35~39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28，2000年40~4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5，2005年45~49岁组的累计生育率为2.09。数据一致就能确定数据准确吗？为了“证实”，我们不妨先“去伪”：第一，造成总和生育率偏低的原因对调查、计算队列累计生育率影响不大。因为计算35~39岁组队列累计生育率所涉及的生育行为90％以上发生在调查前5年（即被调查对象30~34岁以前），甚至更“久远”。在调查的时候，这些生育行为所涉及的孩子已经超过了5岁，很难再隐瞒下去；如果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可能已经接受了处罚，也就没有必要隐瞒了。所以，被调查对象可以如实地报告自己已经生育的孩子数。而且，因为计算累计生育率所需的只是妇女生育孩子的数量，与生育孩子的年龄无关，与生育行为发生的时间无关，也就是说，即使生育行为发生在距离调查时点比较近的年份，被调查对象也可以任意改变生育的时间，却并不影响生育总量的调查结果。如果是计划外生育，那么生育发生的时间越早，罚款的标准越低。因此，那些近年来有计划外生育行为的被调查对象可能在有意把生育的时间向前推的条件下，如实回答生育的数量。这样不会影响队列累计生育率的计算结果，但会造成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偏低”。第二，可能造成总和生育率“偏高”的因素之一――“未婚人口外出”则几乎不会影响35~39岁组的人数，因为35岁以上的妇女未婚比例极低。即使35岁以上的妇女中有一部分因为外出没有接受调查，然而她们生育的孩子同时也没有计算在内，因此，并不影响计算该队列的累计生育率。去“伪”存“真”。现在，我们可以有把握地说，近些年调查得到的队列累计生育率是相当准确的。
4 队列累计生育率的变动说明了什么
既然队列累计生育率是反映生育水平的一个指标，而且多年来多次调查的数据质量都比较好，那么在总和生育率调查数据的准确性普遍遭到质疑的情况下，我们不妨通过队列累计生育率观察、分析一下我国近年来的生育率变化。
4.1 确实反映了实际生育水平
在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根据2001年35~39岁组妇女的队列累计生育率（1.88），结合对于总和生育率的估算，认为“育龄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基本保持在1.8左右”。郭志刚教授对此提出批评，认为“在生育转变中用这类队列平均子女数（即队列累计生育率）作为当前真实生育水平的估计在方法上是错误的，并将误导我们对当前生育形势的认识”。对于郭教授根据人口统计学原理明确指出的“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笔者完全同意，本文第一节所谈就表明了这一点。其实，国家人口计生委2001年、2002年的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并没有将“队列累计生育率”与“总和生育率”混为一谈，而是根据调查得到的35~39岁这一批已经基本完成了终身生育的妇女队列累计生育率强调实际生育水平是1.8。笔者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分析报告的撰稿人之一，报告中这样解释实际生育水平既符合队列累计生育率原本的含义，也是为了回避总和生育率“偏低”的尴尬。
但经郭教授批评，笔者现在感到，报告中表述确实不够严谨，容易造成误解和误导。
4.2 主要反映了“过去”而不是“当前”的实际生育水平
35~39岁队列妇女的累计生育率所包含的是这个队列的妇女直到调查时的全部生育子女数，是她们在进入育龄期后各个年龄的生育率之和，与她们在30~3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相比，最近5年累计生育率的增加（即30~34岁组以后的增加）不到10％。实际上，无论是总和生育率还是队列累计生育率都表明，妇女的生育高峰年龄在20~29岁，因此，某一个队列的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个队列的妇女在度过20~29岁时相应年份的生育状况。按照时间推算，2000年35~39岁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批妇女在1980年代后期到1990年代前期的生育状况，2005年35~39岁妇女的累计生育率主要反映的是这批妇女在1990年代的生育状况。
4.3 生育率是“持续下降”而不是“保持稳定”
根据表2，1995年、2000年、2005年3个年份35~39岁年龄组的累计生育率从2.03降到1.88、再降到1.67，实际生育水平的下降毋庸置疑。现在看来，在2000年，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应该是处于下降的过程中，而不是当时的形势分析报告中所说的“基本保持在1.8左右”。在2001年时做出“下降”判断把握还不很大，根据国家统计局2005年1％人口抽样调查和国家人口计生委2006年的抽样调查（两个调查抽选不同人群），现在的结论应该是明确无误的了。
累计生育率持续下降，总和生育率怎样变化呢？
队列累计生育率不同于总和生育率（前面已经讲明了），因此不能“用队列累计生育率作为总和生育率的估计或替代”，郭志刚教授多次批评这种错误做法，笔者也认为这样做是不妥的。不过，笔者以为，尽管队列累计生育率不能直接用来替代总和生育率，但在总和生育率调查数据“不可靠”的情况下，我们应该考虑如何发挥队列累计生育率的“特长”分析时期生育水平的变化趋势，并进而根据队列累计生育率的下降，间接判断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水平。前面说过，总和生育率相当于“瞬时速度”，队列累计生育率相当于“平均速度”。从“瞬时速度”和“平均速度”出现的时间顺序看，“瞬时速度”即总和生育率发生在“前”，是过程；而“平均速度”即队列累计生育率形成于“后”，是结果。根据一辆车的“瞬时速度”，我们可以预计未来一段时间它将行驶的“距离”，即使是“速度”不断变化，我们也可以不断地相应调整、计算“距离”，也可以相应地计算“平均速度”。然而，已知一辆汽车在过去一段时间行驶的“距离”，我们可以计算经过这段的“平均速度”，却无法确定这辆汽车在驶过这段距离的路程时每一时刻的“瞬时速度”。比如一辆车从天安门广场开到首都机场航站楼，我们知道了汽车行驶的距离和所花费的时间，但我们并不能判断这辆汽车在开往机场的路途中某一时刻的瞬时速度是多少（我们只能根据常识推测：这辆车在市内道路上行驶速度较慢，开上机场高速路后速度较快，经过高速路收费站时速度极慢，以后又加快速度开到机场航站楼）。
尽管我们不能确定这辆汽车在驶过这段距离的路程时每一时刻的“瞬时速度”，但根据“平均速度”，我们还是可以大致判断“瞬时速度”的快慢。如果研究对象是甲、乙、丙三辆车，已知它们在相同的时间行驶了不同的距离，每辆车的 “平均速度”已经不同了，我们可以根据“平均速度”的快慢，相应地判断：行驶距离较长（比如从北京南郊开到首都机场）的甲车“平均速度”较快，其在这段时间内的“瞬时速度”也应当较快，而同样时间行驶距离较短（比如从东直门开到首都机场）的丙车“平均速度”就要慢一些，其“瞬时速度”也应该较慢（即使它行驶在高速公路上）。当然，不排除在某个时刻丙车的“瞬时速度”可能比甲车快。至于乙车，其行驶距离介于甲车和丙车的行驶距离之间（比如从天安门广场开到首都机场），其“平均速度”肯定介于甲车和丙车的“平均速度”之间，其“瞬时速度”应该大致介于甲车和丙车的“瞬时速度”之间。
把上述分析“移植”到总和生育率和队列累计生育率，可以得到相似的结论，只是叙述要稍微复杂一点：已知三个队列（分别出生于1955~1959年、1960~1964年、1965~1969年）的妇女，先后在1995年、2000年、2005年处于35~39年龄组，她们经历了相同的生育年龄段（从15~34岁，可视为“时间”），这三个队列妇女的35~39岁累计生育率（可视为“平均速度”）分别是2.011、1.878、1.672。因此，第一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瞬时速度”）应该比较高，第三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比较低，而第二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应该介于中间。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计算任何一个年份的总和生育率要涉及35个单岁组年龄的生育率或7个5岁组年龄的生育率，所谓“某个队列的妇女经历的生育年龄所对应年份的总和生育率”绝不是由这个队列的妇女的生育率计算的，笔者只是考虑到处于生育旺盛年龄的妇女5岁组的生育率对于年度的总和生育率影响较大，同时为了较为方便地阐释队列累计生育率的下降反映了“前些年”总和生育率的下降，才把总和生育率与队列累计生育率“错误地”对应起来。
于是，根据这三个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持续下降，我们基本上可以推断：过去的一、二十年间，总和生育率也是持续下降的（当然，不排除个别年份的总和生育率可能“升高”或“反弹”一点）。
4.4 近几年的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1.6以下
既然总和生育率在“前”，而队列累计生育率在“后”，因此，同样是显示生育水平长时间持续下降，两个指标所表示的生育率在数值上要呈现出“时间差”，即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值比总和生育率的相应数值要迟几年才出现。郭志刚教授利用多个调查的数据，研究了二者变化的时差，发现越是生育率下降急速，二者的时间差就越大（比如在上个世纪70年代、80年代），而最近十几年，二者大约相差7年。由此笔者推断，2005年队列累计生育率降到1.67表明，在2000年以前,总和生育率就已经降到了1.67左右。
根据表3，进一步分析2005年35~39岁组队列（即1965~1969年出生队列）的妇女过去5年的累计生育率（即计算2005年35~39岁组累计生育率1.672与其在2000年30~34岁组的累计生育率1.562之差，即，1.672－1.562＝0.11），假设下一个队列（即1970~1974年出生队列）未来5年增加的累计生育率保持同样的水平，即再增加0.11，那么，这个队列在2010年达到35~39岁时，其累计生育率应该是1.51（1.4＋0.11＝1.51）左右。以这个未来的累计生育率水平为参照，我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在2005年前就已经下降到了1.6以下。
5 小结
总和生育率与队列累计生育率是反映妇女生育水平的两个不同的指标，不应混为一谈，也不能互相替代。总和生育率的调查和计算出现误差的可能性较大，而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质量比较高。利用比较准确、一致性很好的队列累计生育率的数据，既可以直接认定1990年代以来我国妇女的实际生育水平持续下降的结果，也可以判断这个时期的总和生育率呈现持续下降的趋势，并且基本可以推断总和生育率在近几年已经下降到1.6以下。
鸣谢：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承蒙郭志刚教授、张二力先生、翟振武教授、段成荣教授给予指导，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齐嘉楠、韩枫协助汇总数据，在此致谢！
参考文献：
1 郭志刚. 对中国1990年代生育水平的研究与讨论. 人口研究， 2004；2
2 郭志刚. 关于中国1990年代低生育水平的再讨论. 人口研究， 2004；4
3 郭志刚. 再论队列平均子女数不能作为当前TFR的估计.中国人口科学，2008；5
4 王谦，郭震威.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 No.3(200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5 王谦，郭震威.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形势分析报告，《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4(200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6 国家人口计生委.人口和计划生育统计公报――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主要数据公报（2007年第2号）.
7 潘贵玉. 2001年全国计划生育/生殖健康抽样调查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3
8 张维庆. 2006年全国人口和计划生育抽样调查数据集. 中国人口出版社，2008
9 国务院人口普查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和社会科技司. 中国2000年人口普查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10 国务院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统计局人口就业和社会科技司.
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Analyzing China’s Fertility Trends Using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bstract: This paper examines and compares total fertility rate and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and discusses the utility of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in analyzing the declining fertility trend in China. The relatively accurate and consistent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show sustained declining fertility in China in the 1990s, on which estimates are made that China’s total fertility rates in the recent years have dropped to below 1.6 births per woman.
Keywords: Total fertility rate; Cohort cumulative fertility; Data quality
Zhang Dongmin
（Xi'an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Economics & Management School，Xi'an 710021，China）
摘要： 本研究在测定陕西省独生子女规模与结构的基础上，结合生育模式、生育观念转变和育龄人口规模变动等情况，预测陕西省生育率变动趋势。研究发现：陕西省第一批独生子女已进入婚育高峰期；在“双独”可生二孩政策的作用下陕西省总和生育率将持续缓慢增长；“双独”二孩政策和育龄人口波动的合力形成了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因此人口计生将迎来新的挑战。
Abstract: The research measures the scale of the only child of Shaanxi, combining with birth pattern, birth idea change and childbearing age population scale change, forecasts fertility rate change trend of Shaanxi. The study showed that the first batch of only children has entered the parity peak; under policy of "double only child" can be born two children, the total fertility rate will continue to slowly grow; "two children policy" and the fluctuation of the population of child-bearing age together form the fourth birth population boom, so the birth control will welcome the new challenge.
关键词： 独生子女 二孩政策 生育模式 生育意愿 生育率
Key words: only child；two children policy；fertility mode；childbearing willing；fertility rate
中图分类号：C91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4311（2011）26-0321-01
0引言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30多年，陕西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工作整体水平不断提高，低生育水平持续稳定，人口出生率从1978年的17.24‰下降到2009年的10.24‰，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0.32‰下降到4.00‰，累计少出生1200多万人。
虽然陕西省已进入低生育水平时期，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以下两方面问题。首先，《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夫妇双方是独生子女的可以生二孩。陕西省独生子女大量出现于80年代以后，现在这些独生子女已陆续开始进入法定婚育年龄。其次，第三次人口出生高峰期出生的人口现在已陆续进入婚育期，今后10年内育龄妇女将以每年2万人左右的速度增长。专家认为，如果低生育反弹现象得不到有效控制，陕西省人口数量控制的目标将面临被突破的危险。
本研究以陕西省人口生育率为研究对象，在测定陕西省独生子女数量的基础上，结合生育模式、生育观念转变和育龄人口规模变动情况，预测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间陕西省生育率变动趋势。
1模型构建与测算
1.1 模型构建为预测第四次人口出生高峰期间的生育水平，现以2000年五普以来生育模式为基础，调查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结合育龄人口结构变动信息，对2010-2025年生育率进行预测。
本研究采用反算法，不直接预测生育率发展趋势，而是通过对每年新生人口规模的预测反算出生育率水平。
1.2 参数设定
1.2.1 生育意愿测定近些年，我国曾多次对部分地区进行青年人生育意愿调查。2006年，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市成年独生子女的生育意愿正在提高。如果不考虑计划生育政策，他们希望生育的孩子数平均为1.46个，半数（50.1%）的受访者表示想生二胎。
1.2.2 生育模式预测马瀛通等创建的递进生育率分析方法不仅克服了常规生育水平、生育模式分析的缺陷，而且分孩次递进生育率的定义及其计算过程中都运用了队列的概念，计算结果更贴近实际生育过程，有利于实际生育水平研究，有利于生育政策及其后果分析。因此本研究采用分孩次递进生育模式的方法，分析陕西省育龄妇女生育模式的变化。
1.2.3 测算结果
观察测算结果中各项出生率指标的变化趋势（见表1）发现，粗出生率和一般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为先增后降；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为持续上升。2009-2014年粗出生率和一般生育率呈现出快速上升的趋势，粗出生率由2009年的10.94‰增长至2012年的12.92‰，年均增长率为5.70%；一般生育率由2009年的39.67‰增长至2016年的48.34‰，年均增长率为2.86%。2015年后这两种生育率均较快速度下降，截止2025年粗出生率下降至7.52‰，一般生育率34.06‰。总和生育率的变化趋势为持续缓慢增长，由2009年的1.376‰，上升至2025年的1.414‰，年均增长率0.17%。
2结论
2008年起陕西省进入第四次生育高峰并将持续十几年。本研究在测定陕西省独生子女规模与结构的基础上，结合生育模式、生育观念转变和育龄人口规模变动等情况，预测陕西省生育率变动趋势，研究发现：陕西省第一批独生子女已进入婚育高峰期；在“双独”可生二孩政策的作用下陕西省总和生育率将持续缓慢增长；“双独”二孩政策和育龄人口波动的合力形成了第四次出生人口高峰，因此人口计生将迎来新的挑战。
参考文献：
[1]郭志刚.从近年来的时期生育行为看终身生育水平[J].人口研究，2000，（01）.
【关键词】区域；生态效率；DEA
生态效率是衡量发展生态型经济的重要标准之一，WBCSD将生态效率定义为：“生态效率是通过提供能满足人类需要和提高生活质量的竞争性定价商品和服务，同时使整个寿命周期的生态影响与资源强度逐渐降低到一个至少与地球的估计承载能力一致的水平来实现的” [1]。
我国将生态效率作为建立资源型社会和发展循环经济的有效途径，学者们做了大量研究。江苏省作为探索我国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之路的示范性地区，提出了2011-2020年建设生态省的奋斗目标。本研究通过建立合理的指标体系，运用DEA方法对江苏省区域生态效率进行科学测度和评价，为江苏省未来生态环境提高，提供有益的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模型
2 研究指标与数据来源
生态效率注重的是生态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在取得经济效益的同时要求资源循环利用、生产保持清洁、改善生态环境。本文将资源消耗、环境污染作为投入指标，将各市经济发展总量即地区GDP作为产出指标，具体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
基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江苏省13地市2007-2011年的面板数据为样本，投入产出数据均来源于相关各年的《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江苏省统计年鉴》并经计算整理而成。在分析区域生态效率时按照传统划分将江苏省划分为北、苏中、苏男。
3 实证分析
运用DEAP2.1软件将表1的投入和产出指标的数据带入求解，运算得到江苏省2007-2011年区域生态效率评价结果，见表2。
3.1 城市生态效率差异分析
从表2可以看出，2007-2011年江苏省生态效率已经达到较高水平，总体维持在0.8-0.9，但各地市生态效率差异较大。苏州、徐州、盐城三市五年生态效率均为DEA有效，其它各市为DEA弱有效或无效，其中无锡、南通、连云港、扬州、泰州相对较好，均值在0.9以上，南京、常州、镇江、宿迁的生态效率处于0.8-0.9之间，位于第三层级，而淮安五年生态效率仅为0.59，淮安和连云港两市在江苏省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两市5年间GDP增长相差不大，但后者生态效率为0.947，以2011年为例，淮安工业废水、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烟尘排放量分别为连云港的2.96倍、1.15倍、2.29倍，土地、水资源和能源消耗分别为连云港的1.25倍，1.7倍和1.8倍。由此可见淮安生态效率低下，亟待改善。
3.2 区域生态效率差异分析
通过对三大区域的生态效率进行对比发现，苏中好于苏南，平均值为0.974，苏南地区为0.906，苏北地区最差平均为0.883。苏南地区经济最为发达而其生态效率却落后于苏中地区，结合城市生态效率值分析发现同处于苏南地区的南京、镇江两市相比于苏州、无锡、常州其生态效率明显相对较低，这说明两市的投入要素未获得充分利用，其产出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高。苏北地区生态效率表现为区域内差异性较大，既有生态效率很好的徐州、盐城，也有生态效率很差的淮安，但整体上落后于苏南、苏中的城市。三大区域五年间生态效率波动起伏，没有规律可循，说明虽然近几年江苏省提出建设生态省的战略目标，但区域生态效率并未显著提高。
4 政策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江苏省1997-2011年13地市和区域内生态效率差异较大，仅有苏州、徐州、盐城5年间生态效率达到了DEA有效，其余城市未达到生态效率最优的主要原因是各种资源投入利用率较低，存在不同程度冗余。为实现建设生态大省的目标，本文认为应从以下两方面入手。
（1）生态效率低下的城市，应不断加快产业结构调整，推动产业升级，做到清洁生产，降低能耗以及加大环境污染治理力度。
（2）区域间应发挥协调合作关系，统筹经济发展，注重在环保方面的合作，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资源共享。
【参考文献】
关键词 DEA模型；玉米；生产效率；黑龙江省
中图分类号 S51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5739（2016）23-0024-02
Abstract The trend of maize production efficiency and existing problems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from 2005 to 2014 were analyzed by DEA model.The results demonstrated that the scale returns of maize production in Heilongjiang Province showed a decreasing trend. The blind expansion of planting area inhibited the increase of production efficiency，and had an impact on the overall structure of agriculture. Therefore，at the same time of carrying out the adjustment of planting structure，Heilongjiang Province should improve the maize production efficiency by carrying out large-scale management and raising the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technology.
Key words DEA model；maize；production efficiency；Heilongjiang Province
黑江省是我国的粮食主产省，2014年粮食产量6.071亿t，占全国粮食产量的10%以上，为保障国家粮食做出了重要贡献。玉米是黑龙江省的主要粮食作物，2014年播种面积、产量与增产均位居全省第1位，是黑龙江省粮食生产的“十一连增”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经济效益较好，黑龙江省的玉米种植面积逐年增加，导致大豆、小麦、马铃薯、杂粮等农作物年产量降低，破坏了传统的农业种植结构[1]。因此，我国出台了相应的农业种植结构调整政策，根据相关政策指示，黑龙江省北部冷凉区玉米种植面积将大幅减少，而中南部核心产区则需要进一步提高产能，以保障农民收益和谷物的自给自足。如何在种植结构调整下，提高核心产区玉米的生产效率，成为了黑龙江省亟待解决的问题。
1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1.1 指标选择与数据来源
在计算黑龙江省玉米的生产效率时，将与玉米生产相关的化肥投入（化肥施入量）、农机投入（机械作业费用）、人力投入（用工总天数）和土地投入（种植面积）作为投入变量，与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等问题相关的玉米产量作为产出变量。变量时期选择2005―2014年，以保证研究的时效性，对现实生产更具指导意义。研究数据来自《全国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汇编》（2006―2015）和《黑龙江省统计年鉴2015》。
1.2 研究方法
DEA模型，即数据包络分析方法，是基于相对效率的一种效率评价方法。模型以生产函数为基础，基于调查所得的有效样本数据，利用前沿生产函数对生产决策单元（DMU）的投入产出数值计算生产的相对有效性，通过线性规划方法对生产系统的最大产出和最小投入进行计算和评估。DEA的基本模型有2种，分别为规模报酬不变的CRS模型（CCR模型）和规模报酬可变的VRS模型（BCC模型）。
CRS模型的基本原理：假设有n个决策单元DMUj（j=1，2，…，n），它们的投入、产出向量分别为：Xj=（x1j，x2j，…，xmj）T>0，Yj=（y1j，y2j，…，ysj）T>0，j=1，…，n。由于在生产过程中各种投入和产出的作用和地位各不相同，要对DMU进行评价，必须对它的投入和产出进行综合分析，即把这些变量看作只有一个投入总体和一个产出总体的生产过程，这样就需要赋予每个投入变量和产出变量适宜的权重。假设投入和产出的权向量分别为v=（v1，v2，…，vm）T和u=（u1，u2，…，us）T，即可获得如下定义：
根据上述模型给出被评价决策单元DMUo（o∈{1，2，…，n}）有效性的定义：
若模型的最优解满足θo*=1，则称DMUo为弱DEA有效；若模型的最优解满足θo*=1，且有si-=0，sr+=0成立，则称DMUo为DEA有效；若模型的最优解满足θo*
通过CRS模型和VRS模型可分别获得决策单元的综合效率水平和纯技术效率水平，综合技术效率水平和纯技术效率水平的比值为规模效率水平[4-6]。
2 结果与分析
2.1 生产效率分析
运用DEAP 2.1软件对黑龙江省2005―2014年玉米生产投入产出变量进行计算，结果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2005年、2008年和2014年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综合效率为1，土地、化肥、农机、人力等投入得到了合理有效利用。2007年和2009年综合效率相对较低，小于0.900。随着玉米种植面积的提升，玉米生产的规模报酬普遍呈现递减状态。
CRS和VRS模型分析结果表明，10年中有3年玉米生产的综合效率为1，为明确效率最优年份，在多个年份的DEA有效条件下，通过超效率DEA模型分析不同年份的超效率值，以明确效率最优年份。运用DEA-SOLVER Pro 5.0软件进行超效率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2005年、2014年和2008年玉米生产超效率值分e为1.269、1.176和1.045，排序分别为第1、2、3位。
DEA分析结果表明，2005―2014年，黑龙江省玉米生产的规模报酬呈现递减趋势，种植面积的不断扩大对整体生产效率起到了抑制作用。黑龙江省北部冷凉区等很多原本不适宜种植玉米的地区开始改种玉米，这些地区相对较低的生产水平阻碍了整体玉米生产效率的提升。
为了明确玉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对非DEA有效的年份进行投影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可以看出，大部分年份黑龙江省的玉米生产的投入和产出方面存在一定的改进空间，尤其是产量方面，还需要进一步提高。以综合效率较低的2009年为例，需减少化肥用量4.9万t，产量提升26.64 %才能实现DEA有效。
3 结论与讨论
对2005―2014年黑龙江省玉米的生产效率分析结果表明，尽管近年来农业生产水平和机械化水平有一定的提升，但黑龙江省农业生产的规模效率呈现出递减的趋势，玉米种植规模的盲目扩大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升。针对分析结果，提出以下建议：一是积极开展农业种植结构调整，鼓励玉米产量较低的地区改种大豆、杂粮等作物，丰富全省种植结构。二是开展适度规模经营，提高玉米生产的规模化程度。三是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的机械化水平，利用先进的农机具带动玉米产量的提升。四是提高农户玉米种植水平，通过科技引领农业生产，指导农户利用先进的耕作栽培技术进行玉米生产。
4 参考文献
[1] 姜宇博，李爽.粮食主产区农机合作社生产效率与适度规模经营研究：以黑龙江省玉米生产为例[J].农业现代化研究，2016，37（5）：902-909.
[2] CHARNES A，COOPER W W，RHODES E.Measuring the efficiency of decision making units[J].European Journal of Operational Research，1978， 2：429-444.
[3] BANKER R D，CHARNES A，COOPER W W.Some models for estimating technical and scale efficiencies in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J].Management Science，1984，30：1078-1092.
[4] 王春枝，葛海峰，姚刚，等.钾肥对春玉米氮磷钾吸收动态模型及养分生产效率影响的研究[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00（增刊1）：148-152.
关键词 中心城区 郊区 社区卫生服务 生产函数 效率
中图分类号：R1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1533（2013）24-0013-04
为进一步加强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内涵建设，促进医改“保基本、强基层、建机制”中心任务的落实，根据《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活动的通知》[1]要求，上海市卫计委于2011～2013年开展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活动（以下简称示范创建），并于2013年7月12日结束了第三年的示范创建实地评审工作。本文以2013年57家申报示范创建单位为研究对象，探讨上海市中心城区与郊区社区卫生服务的效率及其特点，为政府相关部门出台有关政策提供参考建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上海市2013年申报示范创建的5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为研究对象（另7家资料不全未列入研究对象），中心城区共18家，郊区32家覆盖了上海市17个区县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基本上代表了整个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状况（表1）。以5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012年卫统1-2表为研究资料。
1.2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C-D生产函数）为基础，探索上海市中心城区与郊区社区卫生服务投入与产出的数量关系。
1.2.1 模型选择
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 以其简单的形式具备了经济学所关心的一些性质，在经济理论分析和应用中都具有一定意义，是用来预测和分析国家和地区工业系统的一种有效经济数学模型。本研究拟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对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效率进行分析，它的基本形式为：Y=ALαKβμ。式中Y是总产出，A是综合技术水平，L是投入的劳动力数，K是投入的资本，α是劳动力产出的弹性系数，β是资本产出的弹性系数，μ表示随机干扰的影响。从这个模型可以看出，决定社区卫生服务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是人力资源投入、资金投入和综合技术水平（包括经营管理水平、劳动力素质、引进先进技术等）。根据α和β的组合情况，它有三种类型：① α+β>1，称为递增报酬型，即“规模经济”[2]，指在该规模下，按现有技术用扩大生产规模来增加产出是有利的。② α+β
1.2.2 指标选择
本研究中的模型涉及的指标主要有投入指标和产出指标。投入指标主要包括资金投入和人力资源投入两部分，资金投入指标主要选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公用经费支出、社区公共卫生经费补助和医保预付经费、上级补助和其他收入之和（千元），人力资源投入指标选取卫生技术人员人数（名）。本研究对产出的指标选择，考虑到社区卫生服务的社会公益性，更多地表现为提供卫生服务的数量，因此选取反映社区卫生服务“六位一体”功能的工作量指标，包括门诊人次数、住院床日数、健康档案建立与维护、管理人次数、重点人群保健人次数和预防接种以及生育指导等的人次数。由于不同工作所耗时间与难易度不同，为了准确计算卫生服务量，本研究参照刘亚军等[4]和彭迎春等[5]计算标准服务量的方法，综合权衡服务地点和方式、服务耗时、技术难度与风险几种维度及权重实现不同岗位、不同社区卫生服务项目数量的统计。如普通门诊人次数作为一个标准工作量，出诊人次数作为2个标准工作量，住院服务床日数（包括残疾人康复）作为3个标准工作量，计划免疫人次数作为1个标准工作量等。以标准工作量为单位统计出社区全年的总工作量作为产出量。由于篇幅有限，有关数据不在此罗列。
1.3 统计学方法
本研究以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为基础，采用统计软件Eviews 6.0对生产函数中的未知系数进行拟合，即对模型中Y=ALαKβμ中A、α以及β分别进行最小二乘法（OLS）和加权最小二乘法（WLS）拟合，并运用Wald检验对社区卫生服务的规模进行统计判断。
2 结果
2.1 上海市中心城区及郊区社区卫生服务生产函数模型的建立
将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模型通过对数变换使之线性化，并减少异方差，得到如下模型：
lnY=lnA+αlnL+βlnK+μ。令lnY=Y*，lnA=A*，lnL=L*，lnK=K*，即得：Y*=A*+αL*+βK*+μ。利用Eviews 6.0进行加权最小二乘法估计。
2.1.1 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生产函数模型
拟合优度R2（R2≤1）是判断拟合优劣的指标，拟合优度越大表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解释程度越高[6]。此次拟合R2=0.952表明模型拟合程度比较理想，变量lnK、lnL的系数均通过t检验，由此得出满意的上海市中心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生产函数：lnY=7.778+0.455 lnL+0.350 lnK+μ（表2）。
2.1.2 上海市郊区社区卫生服务生产函数模型
拟合优度R2=0.941，提示模型拟合程度比较理想，变量lnK、lnL的系数均通过t检验，由此得出满意的上海市郊区社区卫生服务生产函数：lnY=6.320+0.728 ln L+0.350 ln K+μ（表3）。
2.2 上海市中心城区与郊区社区卫生服务规模效应分析
2.2.1 中心城区社区卫生服务规模经济效应
由所建立的中心城区社区卫生服务生产函数可知α+β=0.455+0.350=0.805，对α+β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小于1进一步进行Wald检验，结果显示α+β
2.2.2 郊区社区卫生服务规模效应
由所建立的郊区社区卫生服务生产函数可知α+β=0.728+0.350，对α+β在统计学意义上是否等于1进一步进行Wald检验，结果显示α+β=1（F =1.80，P>0.05）。
3 讨论
3.1 人力资源是社区卫生服务的第一要素
上海市中心城区与郊区社区卫生服务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方程显示，人力资源的投入对社区卫生服务产出的贡献大于资金投入的贡献。如中心城区人力资源的边际效益为0.455大于资金的投入边际效益0.350。同样郊区人力资源的边际效益为0.728，而资金的投入效益为0.350。郊区的人力资源对卫生服务产出的影响远远大于资金投入的影响，也就是说在资金投入保持不变的条件下，人力资源投入每增加一个百分点，卫生服务平均产出将增加0.728%。这反映了卫生人力资源是社区卫生服务的第一要素，其数量和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区域内提供业务服务的数量和质量[7]，与张安等[8]关于我国卫生服务效率探讨的研究结果一致。人力资源在中心城区与郊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不同经济作用也反映出郊区社区卫生服务中人才的紧缺状况要比中心城区更严重。在此次创建评审的访谈中，大多数郊区尤其是远郊地区都反映了社区卫生中心存在人才难引进，难留住的尴尬境况。
3.2 切实加强上海市社区卫生人力资源建设
①加强社区卫生各类人才的培养，在开展社区全科医师培训的基础上，加强社区护理、公共卫生等人员的培养，提高社区卫生人才队伍各类人员的综合素质。②建立系统的人才培训培养体系，在已形成的社区卫生人才培训培养体系基础上，健全“支援培训”通道、试点探索住院医师培养模式、建立人才培养考核机制，形成系统、规范的人才培训培养体系。③创新用人机制，打破户籍、身份、档案、人事关系等人才流动中的刚性制约，突破工作地、工作单位和工作方式的限制，体现单位用人和个人工作的自主灵活性，使各类优秀人才能够更多、更方便地开展服务。对柔性流动人才实行灵活多样的分配方式。④完善社区卫生人才激励措施，实行多元奖励机制。积极创造挂职锻炼岗位，培养业务管理的复合型人才；拓展畅通进修培训途径，借助人才培养交流平台，加强人才国外培训、国内交流、进修的培养力度。
3.3 完善管理运行模式，提高社区卫生服务效率
本研究通过揭示当前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发展规模特点，为政府合理规划与发展社区医疗卫生资源提供了依据。前面的研究结果显示中心城区卫生服务生产函数模型的两个弹性系数之和小于1（α+β
去年上海在浦东、闸北等10个区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了家庭医生制服务模式试点，不断完善服务模式，对家庭医生制实施过程中的人员设置、服务内容、契约方式、补偿机制、绩效考核等环节进行探索，并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年在全市范围推行将会促进上海市社区卫生服务效率的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开展创建示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活动的通知[EB/OL]. （2011-1-13）[2013-10-6]. http：///jws/s3581r/201101/8c4e8f5c8af3451987fc09c89c0856ad.shtml.
[2] Mankiw G. Principles of economics[M]. Stamford： Thomson Learning， 2008： 210-212.
[3] 哈尔·R.范里安. 微观经济学： 现代观点[M]. 上海： 上海人民版社， 2009： 42-56.
[4] 刘亚军， 刘钢. 收支两条线管理对社区卫生健康管理标准服务量变化影响[J]. 中华健康管理学杂志， 2010， 5（4）： 291-292.
[5] 彭迎春， 苏宁. 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岗位绩效考核指标体系的制定[J]. 中国全科医学， 2011， 14（7）： 2127-2134.
[6] 孙敬水. 中级计量经济学[M]. 上海： 上海财经出版社， 2009： 58-59.
[7] 汪震， 陈任， 杨正夫. 我国社区卫生机构人力资源的研究现状[J]. 中国全科医学， 2010， 13（22）： 2449-2451.
【关键词】 东风渠 河道生态 绿化美化 以绿养绿 实践探索
生态文明建设是实现人类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需要和基础，而河渠道的生态绿化建设便成了摆在水利人面前的重要任务。河渠道生态绿化建设既与民生息息相关，又与城市绿化步调一致；既可以减少水土流失，又可以美化环境；既能提高渠道运行的安全性，又能实现灌区经济的可持续协调发展，可谓是一举多得。
1 基本情况
东风渠灌区位于美丽富饶的“天府之国”成都平原腹心地带，管理的干渠16条，全长816公里。灌区水利工程设施大多处于郊外农村，河渠道两岸地形千差万别，这也为渠道生态绿化治理及景观打造提供了天然的大舞台。从2004年至今，东风渠管理处每年利用丘陵区干渠进行的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之机，对改造渠段两岸进行生态绿化，在管理站、点或必要地点打造水文化景观长廊，相续建成了一批在大型灌区具有示范作用的河渠道生态绿化示范点。如东风渠眉彭干渠生态渠建设，将人文景观融入自然生态之中，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又如东风渠总干南北闸景点建设以历史人文景观来突显水文化的特点，既富含哲理又具浓厚的文化底蕴等等。
2 实践与探索
2.1 将新理念融入河渠道生态绿化建设的原则之中
在渠道岸坡绿化的规划设计中，以现代水利的理念为依托，重点突出人文水利及生态水利，按照以人为本、立足长远、注重特色的原则，突出山系与水系融为一体的和谐绿色长廊特色。在规划设计中，严格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建设理念，科学搭配乔、灌、草三层绿化物种和巧妙布局小景点，有效控制地表径流冲刷侵蚀两岸水土，最大限度降低入渠洪水的浑浊度和有效拦蓄入渠洪水量，减少地表径流对新建水利工程设施的破坏，充分发挥续建配套与节水改造工程的水土保持效益，同时达到绿化景观与周围环境协调一致、融为一体的人、水、自然和谐共处的终极目标。
（1）在沿渠带状绿化规划设计方面，利用渠道地处郊外、农村原有的田园风光，以及河渠道两岸自然的挖填相间的起浮地形，形成高雅别致、错落有致、美观和谐的绿化风景；依托河渠道原有的弯曲，制造出曲径通幽、曲则有情的效果，以岸坡绿化衬托出水的洁净之美和灵动之美。在绿化效果上，按照注重层次、合理搭配的原则，充分利用植物的大小、色彩、季相等特点，把乔木、灌木、图案及地被植物进行巧妙配置，努力打造四季有花、四季常青、富有变化的植物景观。在绿化苗木选配上，充分考虑维护成本、适宜性、成活率，按照“观赏、实用、便于维护”的绿化要求，做好苗木品种的选配。以渠堤两岸生态绿化治理为侧重点，大面积铺种防冲刷、耐干、维护方便、低成本的草坪。新南干渠王家冲填方渠段外坡在物种的选择上，大面积铺种根系发达、生命力强耐旱、耐冲刷的铁线草，渠堤外坡间种植美人蕉和芭蕉树加以点缀，增添了美感。通过治理，达到了固坡、减小雨水径流对坡面的冲刷和美化环境的目的。如图1所示。
（2）充分利用一些节点工程，依托河渠道两岸现有的挡墙、桥梁等水工建筑物，植入具有个性的文化小品，用以增加渠道绿化的文化品位和哲学内涵，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眉彭干渠地处丘陵山区，在生态渠道打造建设过程中，充分利用挖方渠段两岸现有条石挡土墙的立面，打造成壁画形式展现出来。壁画两端雕刻有刘禹锡的“山不在高，有仙者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和孔子的“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的千古名言。壁画巧妙点题、引题将人文生态融入自然生态之中，更展现了水利人知性的一面。如图2所示。
（3）在重要枢纽闸、管理段的景点，根据管理段庭园结构形式的特点，引入园林景观打造的风格，将增加水利工程的水文化作为重点，突出景观的哲理和文化底蕴，以提高水利工程设施的品位。总干渠南北闸景点建设，利用总干渠和北干渠分水处的三角地带，在原堰塘内作景观设计，共设计“太极阴阳、龟负洛书、飞沙溢流、翠瀑洒珠、碧泉吐玉、七星伴月和空亭翼然等景点，用“龟负洛书”展现大禹治水，“飞沙溢流”则是小型的宝瓶口，展现李冰治水的画面。如图3所示。
2.2 强化河渠道绿化管理，巩固绿化效果
俗话说：“三分栽、七分管”，作好日常管理和维护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在加大生态绿化建设的同时，要按照“建管并举”的思路，采取有效措施，加大已成绿化区域的管护力度，巩固绿化成果。
（1）聘请专业绿化维护公司对绿化区域进行维护。绿化管护的专业性较强，植物的习性各异，需制订具体的维护方案。为此，东风渠管理处聘请专业绿化维护公司对绿化区域进行维护，签订维护合同，明确维护目标。由承包人负责实施绿化合同区域内的管护养护和保洁工作，管理项目包括：绿化区域的施肥、施药、杀虫、修剪（树、灌木、草坪）、清除杂草、换种、延伸草皮等技术管理。绿化维护公司聘请当地群众为管理员，并对他们进行业务技能培训，通过业务知识讲座和实际操作，使管理人员的业务素质有了很大提高，保证了绿化管理任务的有效圆满完成。同时聘请的管理人员要负责日常巡查工作，防止并制止出现侵占、人为损坏绿化工程的现象发生。如图4所示。
（2）加大绿化执法力度，维护绿化成果。为确保河渠道绿化的长效管理，要认真抓好绿化执法工作。充分利用水管单位已有的水政执法队伍优势，安排执法人员参加绿化执法方面的业务培训，负责对破坏绿化行为的查处工作。设立举报电话，实行“群防群治”，确保损坏绿地和苗木的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制止。
（3）加大舆论宣传，提高沿渠居民文明素质。进行河渠道生态绿化建设，主要受益的是当地居民，加大宣传，强化舆论监督，鼓励、引导沿渠两岸居民参与绿化管理。充分结合水法规宣传和平时普法的时机，不断地加大绿化建设法律法规的宣传，形成全社会参与爱绿护绿的氛围。设置温馨标语牌，提醒广大居民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共同爱护我们共同的水利生态环境。
2.3 大力发展“以绿养绿”的循环模式，促进绿化工作良性循环
随着绿化工作的不断开展，绿化面积及规模越来越来大，需要投入的维护经费也不断增加。多数水利工程管理单位的经费管理模式为自收自支，绿化建设方面已投入很多资金，在没有国家资金投入的情况下，还需要在维护方面投入大的资金已经捉襟见肘。为此，要尽可能地开展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模式，依托现有的大面积绿化区域优势，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实现“以绿养绿”的循环模式，促进绿化工作良性循环，减轻单位支出负担。
（1）利用已成绿化区域交通便利、水资源丰富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苗圃产业，套种生态经济林。在新南干渠生态绿化区域，由专业绿化维护公司牵头运作，业主单位以现有绿化区域为资源入股，用分红收入抵扣部分维护费。绿化公司在渠道管理范围内种植长势和见效较快的巨桉树，计划用5至10年时间，逐步减少河渠道绿化维护方面的投入，实现生态绿化自身良性循环。
（2）充分利用部分河渠道管理段（点）的区位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拓展增收渠道，补贴绿化建设。总干渠进口段约有8000余平方米的绿化区域，环境优美，基础设施好，利用地处城市近郊的区位优势招租，盘活了资源。
3 经验与启示
3.1 按建设水生态文明的理念统筹规划，科学设计
按照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贯彻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以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促进城乡可持续发展为目标，通过多树种、草种的合理配置，提高河道生物多样性，改善河道生态环境，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和环境的协调发展。
3.2 坚持五原则，实现可持续发展
一要坚持“以人为本，生态优先”原则；二要坚持“满足功能，兼顾景观”的原则；三要坚持“保障水利工程设施安全”的原则；四要坚持“保护与新建结合”的原则；五要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
3.3 按照“突出功能，因地制宜”的原则选择与搭配物种
（1）乔灌草结合，形成复层林冠结构。乔灌草结合能更好地发挥林冠对降雨的截流作用，减弱雨水直接对地面的溅击作用。
（2）深根系植物种类和浅根系植物种类结合，形成立体的地下根系结构，不仅能更好地防止水土流失，而且提高了土层营养的利用率。
（3）常绿树种与落叶树种混交，植物群落可以形成不同的季相，避免色彩单调，提高景观效果。
（4）阴性树种与阳性树种搭配，河坡和堤顶较宽时，在四周可采用阳性树种，林带中间和林下则采用阴性树种，以减少树木间的竞争。
（5）不同花期的植物种类混交，不同花期的植物混交，改善河道的视觉效果。
（6）在优先考虑防止或控制河岸水土流失的条件下，充分考虑植物护岸植被带的绿化，美化的亲水景观效果和提供动物良好栖息地等生态效能。
4 结语
做好灌区河（渠）道生态绿化建设，为灌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实现水利生态绿化工作的可持续发展，应是我们长抓不懈的重点工作。面对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退化的严峻形势，必须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水利建设与管理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人水和谐、永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刘冠美.水工美学概论[M].北京：中国水利出版社，2006.06.
一、区域旅游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一）旅游景区文化特色不够鲜明，主题定位不够准确
部分景区景点只注重旅游硬件建设的高端大气，乡村景区城市化趋势明显。在旅游项目和旅游产品开发中忽视旅游地历史的、民俗的等区域文化资源的主题定位和特色彰显，内涵挖掘不深，底蕴凸显不够，失去文化支撑也就失去了吸引力。
（二）旅游文化与旅游发展相脱节，文化发展缺乏规划
旅游文化软实力建设需要整体规划、统筹安排、系统发展，要把旅游文化发展与旅游及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有机融合才能实现相互促进，共同发展。但很多地方政府往往忽视或忽略了涉及面广、周期长、显效慢的旅游文化软实力发展问题。
（三）旅游文化产业发展相对滞后，景区文化吸引不足
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变和文化素质的提高，越来越多的游客热衷于文化旅游，喜欢到富有文化内涵的旅游地去体验民俗风情和特色文化，在放松身心的同时陶冶情操。旅游文化发展滞后，没有文化内涵和文化影响的旅游地势必难以吸引游客。
（四）旅游文化人才资源严重匮乏，文化发展后续乏力
部分具有文化底蕴和内涵的景区景点地处偏远、条件落后，致使旅游文化资源开发利用所需的各类策划、营销、管理人才引进难、留不住。加之个别地方政府对旅游文化事业发展认识不高、政策扶持不利，使民俗文化和民俗技艺无人传承。
（五）旅游文化政策支持力度不够，文化发展缺乏合力
文化产业的发展和文化软实力的加强绝不能单凭市场调节和民间自觉。部分地方政府对强化旅游文化软实力缺乏统一规划和长效机制，缺少必要的政策扶持和总体协调，政府主导作用和宏观调控不利带来了无序、盲目发展，发展合力不足。
二、提升区域旅游文化软实力的对策建议
（一）准确定位区域旅游文化主题，打造区域旅游文化特色品牌
旅游文化软实力是一个地区形成旅游吸引力，发展旅游事业的灵魂。地方政府必须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对区域旅游文化事业发展做出长远规划和主题定位。要通过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民俗文化、风土人情、民间传说、历史故事等文化资源的普查、征集与调研，为制定规划，定位主题，打造文化品牌奠定扎实基础。聘请专家学者对区域特有的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挖掘、论证、整理、开发、包装和宣传，力争开发系列旅游文化品牌，形成特色旅游文化品牌产业链。
（二）大力发展区域旅游文化产业，夯实区域旅游文化发展基础
旅游产业发展是旅游文化软实力发展的直接载体和有效方式。政府要通过政策支持，鼓励扶持专业人才组建区域旅游文化产业研发机构，并积极将研究成果进行转化，促进旅游文化事业长效发展。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要纳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整体规划，实现有机融合、资源共享。在公共文化设施和场所建设中要体现区域旅游定位和旅游特色，在文艺创作、文化活动、媒体宣传中要鼓励继承、发展和宣传地方文化特色，以提升旅游文化形象和区域文化吸引力。
（三）加快整合区域旅游文化资源，形成区域旅游文化发展合力
旅游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必须以人文生态景观、历史文化遗产、民俗风情体验等文化资源的充分整合为基础。要把诗词歌赋、历史故事、民间传说、风土人情等有机融入自然景观、生态资源和文物遗址中，使旅游地的历史、文化、社会变迁、经济发展历程等能够让旅游者入眼、入耳、入心。充分发挥历史纪念馆、人文生活馆、主题文化园等载体和民俗风情表演、民俗文化节、文化旅游节、学术论坛研讨等形式加大对区域文化的宣传推介，提升旅游文化软实力。
（四）培养引进区域旅游文化人才，促进区域旅游文化提档升级
人才是旅游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智力支撑。要加强与高校、科研院所和专业文化机构的合作，提升旅游文化档次。积极培养和引进素质高、潜力大、经验足、能创新的优秀人才，保证他们的工资福利、学习培训、评优晋级等待遇，使他们安心于地方旅游文化事业发展。要创造条件给民间文化团体、民间文艺骨干、民间艺人等提供成长空间和展示舞台，保证基层本土文化人才储备充足。通过奖励机制激发全社会的热情和潜能，通过群策群力促进旅游文化提档升级。
（五）拓宽区域旅游文化投入渠道，确保旅游文化产业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