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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论：在您撰写人类学的特点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教育人类学；(教育大百科全书》；整体论；文化分析；田野研究
中图分类号：G40-05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6124(2011)06-0025-05
由胡森(T．Hus6n)主编的《教育大百科全书》是享誉世界范同的一套教育百科全书，该百科全书的第二版中文版本于2006年出版。《教育人类学》是其中的一卷，该卷是南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著名的教育人类学教授奥格布(J．u．ogbu)负责组织编写的。笔者负责该卷的翻译。翻译的过程实是细细品味的过程，在翻译中体会到该卷百科全书较为全面地阐述了教育人类学学科的内容，体现了这一学科的特点，对我国教育研究与实践具有借鉴价值②。翻译完成五年之后的今天重新读来，仍有这样的深切感受。本文主要从整体论和文化分析、田野调查这三个方面来分析《教育大百科全书-教育人类学》(以下简称《教育人类学》)中反映出的教育人类学的特点及其对当下我国教育的启示。
一、从《教育人类学》中看教育人类学学科特点
1．整体论
教育人类学者关于教育问题的分析是从其与社会文化相关联的整体论来进行的。以学生学业失败问题的分析为例，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美国许多教育者把少数群体学生的低学业成就归因于能力方面或智力方面的基因差异，或由于贫穷的家庭环境所带来的文化缺陷。后者也被说成是“贫穷的文化”的结果。虽然基因差异的解释很快被人们抛弃，但是教育者仍然用“贫穷的文化”来解释少数群体的孩子标准化英语的使用不够熟练、不能遵守学校规章制度和在标准化测试中的低学业成绩。上述这些看法被归纳为“文化剥夺”模式。
而一些教育人类学者基于整体论的视角．对这一理论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教育人类学学科独有的一些看法，认为学校教育与学生的社会文化背景是非连续性的，少数群体孩子过高比例的学业失败是因为某一种非连续性(discontinuties)的存在。在词条“教育人类学：历史和概述”的具体研究领域之一的“连续性、非连续性和可教育性”和词条“教育中的文化连续性和非连续性”中详细地介绍了教育人类学领域的相关研究。
在教育人类学历史上，有多位研究者开展了相关的研究。早在1905年，休伊特(E．L-Hewett)就批评美国的学校忽视移民和美洲印第安人的文化；1936年，马林诺斯基(B．Malinowski)指责殖民地的学校用隔离性质的和不相关的课程对非洲的孩子进行教学；斯平德勒(G．D．Spindler)指出，对许多前殖民地的人们来说，学校教育是非连续性的一个机构，教给孩子的是异己的价值观。到20世纪70年代，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对上述“文化剥夺”模式进行了批判，提出了文化连续性与非连续性的理论。根据这一理论，是基于学生的互动、语言和认知方式上的差异导致了学生在家庭和社区中所习得的被认为合适的行为与学校老师的期望之问的非连续性，而学生的互动、语言和认知方式与他们的家庭和社区背景是紧密相联系的。因此，关于学业失败问题的分析需要基于学生生活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进行，例如，从互动规则方面来说，其社会与文化背景和学校的社会与文化背景相吻合的学生已经了解了与教师进行谈话的一些隐性规则。相反，来自于其他文化与语言背景的学生则必须用宝贵的学习时间来学习这些规则，但是经常并不能学好。虽然这些学生在进入到学校中时具有多方面的交流能力，但是这些能力由于与学校所认可的能力不相吻合而被忽视了。另外，科尔(M．Cole，1971)等人的研究表明，文化影响人们在标准化智力测试中的表现和人们思想的各种方式。正是因为文化影响了测试的成绩，测试的结果不能代表“真正的智力水平”。其他研究也表明，在对美国少数群体教育的大部分研究中发现，家庭／社区和学校的关系是“完全不同的”。
上述研究的特点是，在对学校问题的研究中，不仅仅关注学校教育，还关注学校教育所在的社会文化背景，分析学校教育问题的社会文化根源。这种研究很好地体现了教育人类学整体论的特点。这些研究为改善少数群体学生的学习提出了一些富有成效的建议。“教育人类学：历史与概述”这一词条对之也进行了详细地分析。其中一些值得注意的成功的例子有为本土夏威夷孩子开发的克姆哈马哈早期教育(KEEP)项目，为纳瓦霍人设立的“拉夫洛克示范学校”，以及对墨西哥裔美籍孩子的介入研究。基于教育人类学的研究，另有研究者在维果斯基“最近发展区”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解决策略，认为最近发展区理论不但包括孩子如何通过教学获得知识方面的观点，还涉及社会方面的内容。因为，在同一社会中不同文化群体之间智力活动发展的可能性不是完全一样的，因而个体从智力活动中得到的抽象知识与在一定的文化中所具有的积极的日常知识之间存在着分歧。为了消除两种知识之间的分歧，有学者提出了一个称之为“实践团体”的模式，以使孩子在家庭和社区中获取的日常经验与他们在学校中获取的经验之间的文化具有连续性。
2．文化分析
文化分析也是教育人类学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特点。该卷的“教育人类学：历史和概念”这一词条指出，学术性的教育人类学来自于文化与人格人类学学派。文化和人格人类学家所用的比较研究的方法，使他们发现了不同文化中的规范性价值观和行为期望如何影响不同文化中的成员对他们的孩子进行教育或养育的方式。可见，文化分析是教育人类学的一个重要特点。
从具体的内容来说，《教育人类学》介绍和分析了在从文化的角度思考教育问题方面已经取得的成果和具体的方法。在此试以“社区一学校关系：人类学的研究”这个词条为例分析。有关社区一学校的关系和课堂文化与社会组织的内容，其他学科的研究并不少见，那么人类学研究的独特之处何在呢?对此，该词条认为，人类学有关社区一学校关系涉及学校在保存和削减文化多样性中的角色，具体内容包括农村和城市中的学校与社区之间的关系。有关农村学校和社区之间关系研究分析了学校在农村的出现如何导致地方文化与国家文化出现不同的变化：有学者认为，学校与社区的价值观教育存在着分歧，在法国，农村社区对儿童进行策略性的教育来抵消学校中传递的文化价值观；而基于一个叫普罗文卡尔村庄的研究表明，社区和学校传递的价值观存在着有重要作用的一致性；关于德国乡村的研究则表明，学校教育可能会形成儿童对乡村社会的认同，促进社区文化的发展。有关城市中社区与学校关系的研究内容包括社区文化和学校文化影响低阶层或有色人种学生的学业成绩的研究以及低阶层学生对抗学校教育形成反学校文化的研究，前者如菲利浦斯
(s．Philips)在印第安保留地的研究，其研究成果以《不可见的文化》(The Invisible Culture)而出版；后者如威利斯(P．Willis)在英国开展的研究。
在其他词条中，文化分析也是非常突出的，例如在“课堂文化与社会组织：人类学的研究”这一词条中，明确指出“人类学家将课堂看作一种文化背景”，并用一定的篇幅在“人类学对课堂进行研究的方法”这一小节中专门介绍“文化的视角”，即从文化这一视角来分析课堂中的语言、活动和社会关系等内容；在其后具体内容方面，也是这种视角之下关于课堂文化与社会组织的研究。
上述内容只是列举两个词条稍加分析。当然，两个词条不能代替其他词条，但是对其他词条的内容稍加浏览，就会发现“文化”一词频频出现，既出现在词条的名称中，也出现在词条各小节的标题之中，更是出现于具体的内容之中。在具体的内容方面，无论是在介绍和分析研究的内容方面，还是在阐释人类学研究教育的方法论和方法方面，“文化”不断地出现着。
当然文化视角的教育研究并不是属于教育人类学独有的。但是，将上述内容与其他方面文化视角的研究稍加比较不难发现，其他方面研究中的“文化”多是宏观的、抽象的，很少涉及具体的文化；而人类学研究的独特之处正在于，是对具体的文化进行研究，例如上文所举例子中的在对农村文化的研究中，“文化”就是某一村庄的文化；在关于城市文化的研究中，“文化”就是某一社区的文化。
文化的分析使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能够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出发来思考问题，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和观点去描述和解释他们的文化。这种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成为教育理论的重要生长点，也具有实践意义，例如，可以帮助教师学会理解学生与家长的价值观、期望和相互影响的模式。
3．田野调查
教育人类学的主要方法论是民族志的“田野调查”，田野调查的内容是格尔兹(C．Geertz)所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研究的方式主要是参与观察。奥格布认为，优秀的教育人类学研究需要通过人类学家采用的参与观察法来完成。他借用白瑞曼(G．D．Berreman)的观点，认为参与观察法是指：与被研究者共同生活，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密切交往来逐渐地了解他们和他们的语言以及他们的生活方式。这就意味着研究者要与被研究者交谈，与他们一起劳作．参加他们的社会活动和仪式，走访他们的家庭。简而言之，要尽可能地在不同的场合与他们接触，了解他们……他应时刻关注发生在身旁的一切事情，尽可能地去了解那些没有预料的或看上去没有办法解释的事件或事情………
田野调查中，研究者之所以需要与所要研究的人们长期一直共同生活或保持联系，是因为长期的联系可以让研究者收集到自然情境下关于人们实际行为和事件的资料；可以通过重复性的参与、观察、提问和聊天获取更为可靠的资料。如此研究教育的目的，是对教育中的事件或教育的背景进行精确地或全面地描述，增强研究的说服力，加强论证力度。
《教育人类学》中的很多内容也体现了这一特点。例如，在本土知识的价值方面，教育人类学家对利比亚的佩里人极强的口算能力的田野研究。佩里地区的人们没有数学方面的认知活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西方学校教育的课堂中所教授的基本的几何概念，也不了解基本的计数或度量方面的知识。人类学的有关研究表明，这样的观点是错误的。开展过大量的有关文化与数学研究、担任过英国数学协会主席的毕肖普(A．J．Bishop)对相关研究进行分析后指出，佩里的人们也具有数学方面的认知活动，也具有几何或度量方面的知识，只是他们的这些活动和知识服务于佩里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而不同于西方社会的出现于学校课堂中的相关活动与知识是满足教学要求的。具体而言，与西方课堂教学中专门性、程序化的数学认知活动相比，佩里人们的数学认知活动是在日常生活中自然发生的；与西方课堂教学中抽象的和理论性的数学知识相比，佩里儿童学习的数学知识是具体的和实践性的。虽然佩里的儿童在做西方社会中的用于测试数学能力的试卷时，成绩通常是很差的，但是他们却具有西方社会的学生所不具有的其他方面的数学认知能力。例如，估算大米的能力就是佩里人普遍具有的一种非常强的能力。一般地，佩里的儿童在只看一下一堆大米的情况下，就能精确地说出这堆大米能装多少杯，而西方社会的儿童对此却是望尘莫及。佩里儿童具有这种能力的主要原因是，大米是佩里重要的一种粮食，在市场上能够精确地估计出所卖或所买的大米的数量是这个地区的人们必须掌握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这一研究所获取的资料和结论显然是以田野研究为基础的；反之，没有田野研究，也就没有如此翔实的资料。
田野研究的方法还被广泛地应用于教育评价中。《教育人类学》中有一个词条为“教育的民族志评价”，该词条专门分析民族志的方法在教育评价中的应用。这种评价的关键是田野工作和坚持文化的视角。田野工作可能是连续进行的，也可能不是连续进行的，通常是在一段时间里使用田野工作对人的行为方式进行分析。这一词条介绍了关于辍学的全国范围的民族志评价与美国的天才教育研究和跨文化研究。一项关于加利福尼亚的433个天才儿童教育项目的研究使政府继续对这种研究给予资助，并使研究有了全面的进展，包括在立法中对广义的天才概念给予认可。作为世界范围内天才教育的跨文化评价的结果――建议美国政府设立全国天才教育中心，民族志评价者被任命在美国教育部中组织一个小组，设立全国天才教育中心。民族志评价者的具体建议是，中心研究工作主要是鉴别通过传统的评价方法未发现的天才儿童。这项研究对各个层面的政策产生了一些影响，为根据具体的政策建议进行改革提供了基础，也为参与选择成立相关组织、创立全国天才教育中心建议的实施提供了条件。
概括而言，田野研究的魅力就在于其经验性特征，在于其以“第一手”的翔实资料来说服人。通过理性主义的研究方式，如通过演绎或价值澄清，也出现众多的所谓尊重和保护第三世界的文化、天才儿童教育等观点，但是基于田野研究的关于佩里孩子估算能力和天才儿童的“事实”的呈现与分析则具有不可被替代的说服力。
二、思考与启示
教育人类学的上述几个方面特点对我们分析教育问题具有重要的启发。
整体论在当下的教育研究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例如，有学者将之用于分析“应试教育”时指出，关于“应试教育”特征及其根源的理论分析，应该置于中国几千年文化发展的整体框架中进行：中国儒家传统教育思想的基本主张是“克己复礼”，“克己复礼为仁”，“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后来又有“建国君民，教学为先”(《学记》)和“教，政之本也”(《春秋繁露》)的观点，显示了中国传统教育极为显著的政治性和伦理性特色；同时，儒家礼仪的政治和伦理观念特别是其中的等级规定，已经先行决定了教学过程
的单向性和依附性，以及在教育过程中有意或无意加以强调的集体意识等。这就是应试教育的根本特征和终极性的根源所在，而不是像一些人所说的根源于“家长的功利心态”“考试制度的不配套”、“社会流动制度”和“大学入学考试制度”等等。我国著名的人类学研究者庄孔韶教授也指出，教育中渗透的这些传统文化成分，使得在中国的教育和教学过程中，教育对象总是表现出被动的受教特征，这在本质上是一种族群性的约束性文化表现。因此，教育人类学的研究是跳出教育，联系整个社会文化背景来分析教育问题，得出的观点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触及到问题的本质。
再如，关于前述的教育人类学关于学业失败问题的分析来说，就我国而言，如若把这些问题放到“整体”背景下进行分析，则不仅要关注遭遇学业失败的学生在学校里的表现，还要关注他们的家庭和所在社区情况。在解决策略上，不要把所谓“强势”群体的资源“资助”给他们――教育人类学的研究表明，他们其实并不缺乏“资源”，而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文化”与学校文化之间的非连续性问题。如何分析我国教育中的其他问题，需要更多的这样的教育人类学研究。
“文化分析”也给我们以启发。首先，对教育研究者而言，虽然当前教育是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有关教育问题的大众层面的讨论和学术领域的研究在近几年层出不断，相关的政策也不断出台。但是，在这些讨论、研究和政策中，多是从经济、政治、科学技术等角度来思考教育的，文化的角度还是比较少的；在既有的文化角度研究中，多是从宏观、抽象的“文化”概念出发，而缺少对具体文化的分析。因而《教育人类学》这一部分的内容对相关研究人员反思既有研究、开拓研究的视野和借鉴研究方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其次，对于实践工作者和政策领域相关人员而言，阅读《教育人类学》有助于形成“文化的视角”，将“文化”纳入工作中，为分析和解释相关问题提供思路。需要对人类文化的多样性保持敏锐，在尊重不同的异质文化中，站在他者的立场来从事教育工作，我们将会发现每个孩子都是可教育的。再次，重视教育即是文化的传承。因而，教育也是多种多样的，每一社会的教育是人类社会“众多”教育形态中的一种，是一旦失去难以再生的教育形态，有关这种教育的观念、内容、方法等是人类教育生态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借用英语来表述的话，教育不是单数的education，而是复数的educations。对某一社会中的教育进行价值判断的结果，只有适合与不适合之分，而没有“发达”或“落后”之分。所以，将教育分为“发达”的和“落后”的观点，是以一社会中的教育标准来衡量另一社会中的教育，犯了“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更要避免“教育全球化”或“教育西方化”，千万不要让西部教育或农村教育成为所谓东部教育或城市教育的“粗劣复制”。“我们的现代性”是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的，要从他人角度，而不是从自己角度进行思考，即不是“我想让他发展成什么”而是“了解他想发展成什么样子”，从而避免发展领域的好心好意未必是好事的“殖民主义发展模式”，把发展者所谓的价值观强加给被发展者。因此，西部教育或农村教育发展中应关注和研究基于本土生活和生产的“本土教育”。
田野研究中，就是对格尔兹所谓的鸡毛蒜皮的小事进行研究――其实正是由这些小事构成我们“伟大的教育事业”。那么，我们的“教育事业”要进行改革的话，就不能不细致入微地来了解这些小事。现实中，恰缺乏对鲜活的学校教育真实情况的了解，所提出的所谓改革建议往往是空中楼阁。例如，学校教育为什么不能培养出创新人才?对于这个倍受关注的“钱学森之间”，对于学生创造力和个性问题的研究，我们较多地强调的是教学方法方面的改革，可是这方面的改革在当前并未取得实质性效果。但是，走进课堂这一“田野”会发现，我们不乏优秀的教师，教师不缺好的教学方法，问题是当他在三四十人的班级中，他只能根据“班级授课制”进行他的教学，难以顾及学生个别差异，因而将之与英美等国一二十人的课堂相比是不公平的。实际上，恐怕国外教育者也不认为一个教师在一问教室里能同时让三四十学生的创造力和个性得到发展。因此，需要改革的不仅是教学方法，还有班额配置。那么减少班级数额如何？这样势必要增加教师数量、班级活动场地，而后者则以增加国家和社会教育投入(资金、场地、人员等投入)、更多的人愿意加人担任教师(进一步而言愿意且能够成为优秀教师)为前提的。只有解决这个前提，才有可能解决班额问题，为培养学生创造力和个性提供必要的条件。所以，在分析教育问题时田野研究是非常有必要的。
限于篇幅，本文选取了上述几个方面分析教育人类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启示。从上述内容中可以看出，作为一个在国际领域发展已经较为成熟的学科，教育人类学在教育研究和实践中有其自身的特点和优势．对当下我国教育界提供了“另眼”视角，可以拓展我国教育研究与实践改革的领域，拓宽分析和解决教育问题的思维。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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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日本动漫作为日本流行文化的代表，在全球范围内的跨文化传播上取得了较大的成功。本文通过对其中一类动漫中的人物特点分析，对日本动漫中有利于跨文化传播的因素进行总结，为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一些参考意见。
关键词 日本动漫 人物特点 跨文化传播
动漫产业对于日本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早在2005 年，日本动漫产业的年营业额达到230 万亿日元，已经成为了日本第三大产业。日本动漫能在全球范围内取得成功，为各种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群广泛接受的原因，可以从动漫的创作、技术制作、传播途径以及其产业链条等角度进行研究。对于大多数文艺作品来说，作品中的人是整个作品的价值观和思想倾向最集中的体现，选取动漫人物进行分析，对于从动漫创作的角度探讨其在全球范围内广为接受的原因有着重要作用。本文以日本动漫中漫画本销量在日本国内和国外都是最高的热血类动漫中的人物为研究对象，试从中找出日本动漫创作的一些特点，为我国动漫的发展尤其是对外传播提供一些参考。
热血类动漫主要针对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少年，以冒险、战斗和竞争为主要故事情节，以点燃观众的激情为主要目的，极富感染力的动漫。与对人物外形有着极高要求的少女类动漫不同，热血类动漫中的人物大多风格迥异、特色鲜明，有着极高的辨识度，而少女动漫则大多因为人物设定模式化和同质化而广受诟病。正是因为热血类动漫的人物形象鲜明，对他们的分析才有其价值。
一、人物形象原型设定
1、无处不在的武士和忍者
因为热血类动漫的特点限定，其中总免不了竞争和打斗，除了在题材上是体育竞技类的热血动漫，如《足球小子》、《网球王子》之外，武士和忍者这两个在日本历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的涉及武斗的职业也就自然成为热血类动漫人物形象原型的首选。
《海贼王》中的重要角色罗罗诺亚·索隆和特拉法尔加·罗等就是随身带着武士刀的武士。《死神》中的死神们则不仅主要依靠武士刀作战，而且穿上了改良版的日本传统武士服。除了这些穿插几个武士角色的动漫来说，还有热血类动漫则是以讲述武士的故事为主，如《真田十勇士》、《浪客剑心》、《薄樱鬼》等，可以说武士的身影无处不在。这一点也同样适用于忍者形象，《火影忍者》、《忍者神龟》以及《七龙珠》等热门动漫中就都出现了忍者，而且似乎与武士阶层相比，因为主要工作是刺探情报以及暗杀等，躲在暗处的忍者显得更加神秘，因此比武士更能吸引受众的关注。
2、跨文化背景的形象原型
除武士和忍者之外，热血类动漫中的人物原型取材广泛，并不局限于一个地区和一种文化之中，往往是跨文化背景的。《海贼王》中船医乔巴的原型是在西方文化中广为人知的驯鹿；厨师山治一头金发，永远是西装笔挺，为女士无条件服务，这是以英国绅士为原型塑造的角色，颇有意思的是这位绅士与以日本武士为原型塑造的索隆一直互相看不顺眼，矛盾重重。此外，在其它热血类动漫中还有以符和阵法降妖除魔的阴阳师，如《少年阴阳师》中的主角安倍昌浩；来自中国的武术家，如《通灵王》中的李白龙就是以中国的李小龙为原型；来自西方的拳击手，如《家庭教师》中的沢田纲吉以及在《钢之炼金术士》中出现的炼金术士等等。
3、战斗方式的西化
虽然动漫人物的原型采用的是日本历史上的武士和忍者，但是在动漫中这个形象原型还是经过了大量的加工。在打斗方式上，传统武士无外乎靠刀法进行“肉搏战”，而动漫在此基础上加上了一些西方魔法的因素，如《死神》中的武士刀（剧中称为斩魄刀）就有几种解放形态，每种解放形态下的刀都能够释放出不同的魔法，如形态变为冰、沙、火等在西方魔幻作品中常见的元素类魔法。有些动漫中的武士在用刀之外本身也会具备其它一些魔法般的能力，这样就使得打斗的元素更加丰富，画面也更加好看。对于忍者来说，动漫中对其所具备的能力总是做了很大程度上的夸张，而这些被夸张的技能中也经常是带有西方魔法的痕迹，如隐身术以及同样是运用各种自然元素作战的方式等。
二、人物性格设定
1、为了梦想而战
在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关于日本传统文化的经典著作《菊与刀》中有一段对二战时期的日本广播内容的描述：一个已经死亡的大尉靠着精神的力量支撑不倒，直到最后完成任务，作者正是借这个事例来说明日本传统文化中“精神力量高于一切”的思想。他们强调精神能战胜物质，只要加强对精神的修炼，就能激发自己内在的潜力，做到难以做到的事。这体现在日本的热血动漫中，就是坚定无畏的梦想所带给主人公的强大的精神力量。
梦想在热血类动漫中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因素，动漫中的人物之所以踏上冒险的旅途，进行严酷的修行和一次又一次的战斗，很多都是为了心中的梦想。《海贼王》中蒙奇·D·路飞有一句很出名的台词：“海贼王，我当定了！”正是因为要成为海贼王，找到传说中的宝藏这样一个梦想，他才坐着一只木桶就出海，一路上聚集同伴，开始了向未知海洋的冒险。
正是因为这些梦想的存在，才给他们带来了超乎寻常的精神力量，就算敌人有压倒性的优势，在面对生死关头的时候，只要他们能记得自己的梦想，就总能够爆发出比平时更强的力量，进而打败对手。
2、为了恩情而战
本尼迪克特认为东西方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别就在于东方各族总认为自己是“历史的负恩者”。虽然本尼迪克特将这种恩情更多的形容为一种“负担、债务、重负”，并指出日本人其实并不愿意从别人那里得到恩惠，他人也不会随意给人施加恩惠，但是在热血类动漫中的恩情似乎少了一些让人不愉快的因素，而成为了其中除了友情和梦想之外的另一个温情的重要因素，更成为了其中角色们前进的动因之一。
《海贼王》中的路飞之所以会抱有想成为海贼王的梦想，就是因为他小时候曾被海贼香克斯救过，路飞向香克斯发誓要追随他的步伐成为海贼，最终成为海贼王。
3、为了同伴而战
与传统社会的熟人社会不同，现代社会尤其是现代城市已经成为了一个陌生人社会，流动人口的增加使得原来基于血缘的共同体关系几乎不复存在，周围都是陌生的人。另一方面，城市的范围一步步扩大，越来越多的人成为了在上下班过程中迁徙的“候鸟”，个人时间被压缩，互相之间走访的距离也被拉大，人们用于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越来越少。虽然出现了以互联网和手机移动终端为主的网上社交，但是早已有多个研究证明这种形式的社交方式对于人际之间的交往并未起到益处，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缺失正是现代化带来的一个难以避免的后果之一。而在热血类动漫中被强调的同伴之间的羁绊和友情似乎正好弥补了这种现代人内心的空虚。
4、为了荣誉而战
区别“罪感文化”与“耻感文化”是人类学文化研究的重要工作。其中“罪感文化”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它发展人的良心，而在“耻感文化”的社会中耻是主要强制力，“只要不良行为没有暴露在社会上，就不必沮丧”。日本的传统文化中是将羞耻感纳入道德体系的，知耻为德行之本，因此为了维护荣誉，个人可以做出巨大努力。
“被嘲笑”，在热血类动漫中是很常见的桥段，当名人还是无名小卒的时候，每次说出自己想成为火影的伟大梦想时总免不了受到其他人的嘲笑，这些嘲笑更坚定了他的信念，就是要成功，获得他人的认同。而被人打败与被嘲笑相比则是更大的“耻辱”，一场败仗可能让人记忆多年，哪怕是赌上自己的性命也要洗雪耻辱，只有洗雪了自己所受到的耻辱，这个人才算是达成了目标。
5、对等级体制的叛逆
根据权利距离对文化进行分类，日本是一个权利距离较大的社会，权力距离较大的社会总是有意无意地使它的成员认为人与人之间是不平等的，社会中有许多垂直的从属关系，社会等级无处不在。而这一现象在热血类动漫的社会背景架构上也多有体现，《火影忍者》中由忍者首领、上忍、中忍、下忍组成了忍者村里的等级社会，而《海贼王》中的等级制度则是由“世界政府”、“王下七武海”以及“四皇”等组成。但是和传统文化中遵守社会等级秩序，追求“各得其所，各安其分”不同的是，热血类动漫中的人物并不是那么安分，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而这个梦想总是要求突破这个既定秩序，或者是要成为忍者中的首领，或者是要成为众海贼之上的海贼王。
三、人物外形设定
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动漫相比，日本动漫在人物形象的刻画上有着很鲜明的特点，这首先表现在人物外貌上。动漫中的人物虽然既有日本人，也有西方人，但是在形象设计上基本没有什么区别，他们同样是高鼻梁、大眼睛、身材修长、发型夸张，因此从外貌上看几乎分辨不出来不同地域的人物。当然，因为漫画有着夸张的特点，除了一般的人物形象之外，还有很多涉及机器人、变种人等不同类别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形象就造型怪异、特征鲜明，辨识度很高。
其次，人物形象刻画的特点则体现在人物的服饰上。动漫中的人物服饰一般是根据角色的特点设计的，所以学生的校服，T 恤和牛仔裤的便装，西方的骑士服，魔法师的斗篷以及和服等都是动漫中常见的服饰类别，但是这些服装在动漫中都经过了一定的改造，其中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火影忍者》中忍者的服饰。
忍者因为其工作性质，服装多以黑色和深蓝色为主，而且是全身包裹，甚至还要带上面罩，以免在夜间行动时暴露。同时为了方便行动，衣服都是紧身穿着，武器和食物都藏在绑腿或者腰带上，整体形象非常干练。但是这一形象到了动漫《火影忍者》中就形成了一个大的颠覆，忍者的服饰不再只有黑色和深蓝两色，而是变得色彩鲜艳，有着红色、白色、橙色、紫色、灰色等，而且多以花纹修饰。女性的忍者服也与男性的有了不同，更多的强调女性曲线，甚至有了裹胸这样的设计。而且动漫中的忍者的服饰还有了类似于魔法师的高领大斗篷的设计，发型颜色也是黑色、粉红色、橙色等等，色彩斑斓，与传统意义上的忍者需要低调和隐藏完全不相符。
四、动漫的跨文化传播
1、对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选择性再利用
人们总是对充满神秘感的、陌生的异域文化充满了好奇，对于其它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来说，日本的武士、忍者、妖怪等等要素非常新奇，吸引力大，在网络上很容易就能找到其他西方国家的人对日本忍者的cosplay 的视频和图片。因此动漫在人物原型上就多采用武士和忍者的形象，同时让他们穿上传统服饰，同时赋予他们武士道的精神，以及有梦想、懂恩情、惜名誉的日本传统文化中继承下来的性格，尽显异域文化色彩。但是这种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并不是完全的，日本动漫在继承的同时其实已经对其做了解构与选择性地再利用，突出表现在对服饰的西方化改造上。
2、对文化共同价值的追求
在文化传播的过程中通过营造异域文化的氛围可以吸引到不同文化的受众的关注，但是怎样才能让动漫被其他文化背景的人接受也是一个重要的问题。
跨文化传播是个体遭遇不同文化信仰与价值观的一个过程, 因此会产生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体现在心理因素上，表现为焦虑、犹豫、偏见、刻板等方面。要想提高自身文化的传播效果，就要减少这种文化冲突带来的负面效果，寻求与其它文化的共同价值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寻求其它文化，日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
作为一个岛国，日本有着对其它文化开放的心态和好学的传统。中国与日本由于地缘相近的原因，一直交流密切，文化相似性高，加之日本从汉唐以来摄取了这些来自中国的文化成分转变为自己的内在价值，中国的服饰、文字、茶道、武术以及中国的儒学思想、道家思想等都对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因此日本能够在动漫中融入与中国共同的文化价值，使之更容易被中国观众所接受。如《海贼王》等多部动漫中经常出现的中国武术家的人物原型，以及《死神》中的集体主义倾向和为了大义奉献生命的牺牲精神。
除中国之外，日本对西方文化也同样存在一个积极摄取并内化的过程，其中包括政治体制：热血类动漫中的世界虽然等级秩序森严，但是很少出现世袭制度，都是能者居之，在政治上较为接近民主制度；人民生活的欧化：动漫中面包、火腿加啤酒的食物结构非常普遍；社会思想上的无政府主义：动漫中的人物总是试图搅乱、打破社会的等级秩序；文化艺术形式的移植：漫画本身就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艺术形式等等。此外，热血类动漫中的另一个经典桥段是，在艰苦的战斗的最后，往往都是主角爆发，逆转了局势，这种个人主义英雄观在崇尚集体文化的日本显得很不寻常，更主要是为了适应西方观众的胃口。
结语
日本动漫能够在世界范围内取得成功与其善于发掘和选择性利用自身文化传统因素以及追求与其它文化的共同价值有密切关系，这对于我国的流行文化产品，包括动漫、音乐、影视剧等的创作和制作以及包括国家形象宣传在内的对外宣传工作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对于其它文化背景的人来说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这一点从近几年热映的带有中国元素的电影，如《功夫熊猫》就可见一二。我们要善于发掘自身的文化，向世界展现一个充满魅力的中国。同时我们也不能自说自话，只一味强调输出自己的东西，要重视传播的效果，研究分析其它文化，寻求文化共同点和价值中普遍性的东西，增强其它文化的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感和亲切感，让自己的文化更多更好的被人接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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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纪录电影 人类学 《北方的纳努克》
罗伯特・弗拉哈迪作为人类学电影的开创者，以自己固执的方法开拓了别具一格的影像风格，热衷于探索人类灵魂精神生活，他怀着谦卑、审慎的态度关注人类、发现真实，摄影机在他手中柔化成人类心灵的思考，在用影像纪录人类命运的方式中达到了诗性与哲学的高度。弗拉哈迪坦言：“所有艺术都是探险行为，所有艺术家的工作最终都在于发现。换句话说，就是把隐藏的真实清晰地呈现出来。”有人曾称他为一位带着摄影机的诗人，这也许是对弗拉哈迪最恰如其分的描绘。
弗拉哈迪(1884―1951)出生于美国密执安州的一个小山村，他的祖父是从爱尔兰经魁北克来到密执安州的。弗拉哈迪在很年轻的时候随父亲到加拿大莱克伍德湖地区去采矿。他随勘探人员度过了漂泊的艰苦岁月，这些经历为他以后拍摄纪录电影奠定了探险家的气质。弗拉哈迪前后三次去北极探索考察，并拍摄北极冰雪世界中的爱斯基摩人的生活风貌，就在弗拉哈迪决定把胶片剪辑成一部探险影片并将要完成时，一颗烟头把胶片点燃，胶片毁了，他本人也受了伤。可这并没有让弗拉哈迪气馁，也许是在住院治疗期间，弗拉哈迪才意识到他或多或少应该拍一部传统的游历片，而不仅仅是一次风俗猎奇，而这根本不是他的本意。1915年，弗拉哈迪决定重返北方，开始拍摄爱斯基摩人的真正精神和人性。弗拉哈迪得到了一家法国皮货贸易公司的赞助，而且对拍摄有较多的自。由于这部影片真实可信和高超的艺术技巧。获得巨大的成功。影片体现的美学取向和手法技巧对纪录影片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弗拉哈迪把戏剧性引进入了纪录片，有时甚至运用搬演，建造冰屋、猎取海豹、纳努克把孩子一个个从狭小的皮筏艇里拖上岸等等场景，都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的艺术再现。后期剪辑中巧妙利用素材剪辑突出一些细节，营造纳努克生活的节奏化和戏剧化使影片有了故事片的元素。在当时，评论家有的认为与这部影片相比，普通的故事片显得浅薄和空洞：有的认为从纯娱乐角度来看《北方的纳努克》也比一般故事富有情趣。弗拉哈迪对纪录片创作的重要贡献是在坚持“非虚构”这一根本原则下，积极地介入生活，让真实的生活场景在作者主观感情的驱动下显现出来，弗拉哈迪钦佩远离现代文明的自然美和人性美，从而使其纪录影片具有的独特的社会审美价值，并引发了人类学电影。《北方的纳努克》所具有的深远影响的艺术方法技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1)纪录客体选择为远离现代文明的部落人群，充分描写、纪录乃至重演古老文明环境中人的纯朴和善良，歌颂纳努克与大自然搏斗的顽强意志，并把自己的感情注入其中：(2)与被摄对象长期交友相处，深入观察，通过长期深入生活把自己置于被拍摄者之中，与纳努克成为彼此信赖的朋友。弗拉哈迪准确地把握了纳努克的生活形态，纳努克面对摄影机镜头自然处之，达到最大限度的真实可信效果，用故事片的手法来表现非虚构的生活故事，使纪录片故事化，强化情节、塑造人物，避免呆板的客观纪实，却又追求自然效果：(3)采用长镜头，真实客观再现了纳努克一家人的行为，猎取海豹等画面被誉为长镜头的最早范例：(4)在默片时代，通过选择拍摄和选择剪辑，利用字幕增加效果，场面调度使纪录影片脱离了早期卢米埃尔式的原始纪录形态，成为具有审美价值，史学价值和社会影响的纪实美学艺术。
《北方的纳努克》中的一些纪录创作方法也遭到的是评论界的争议和批评：批评建造冰屋是造假，批评其回避现实，迷恋古旧的创作观念，批评他单纯赞扬美而回避社会现实矛盾。由此发端的纪录片再现与表现之争、艺术与现实之争等诸多论辩。弗拉哈迪还受得了道德上的批判，纳努克一家因卷入拍摄而使原本的生活形态被打乱，纳努克也在影片放映的第二年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弗拉哈迪对爱斯基摩人生活的描述，确实是把现代文明的因素都排除出去了，只安排了纳努克听留声机唱片的场景。实际上他在拍摄爱斯基摩人的时候，西方现代文明已经侵入了，并对那里的生态环境造成了很大的破坏，弗拉哈迪要把他们受破坏之前的“人格和尊严”展现出来。在观众看到的和谐与“诗”意的美的背后，是他希望批判和反思的残酷现实，这正是他作品伟大的重要原因，但也正是如此，就连他的学生格里尔逊也有尖锐的批评，认为弗拉哈迪漠视现实，故意回避当时社会的矛盾。这种争论孰是孰非难下定义，但两者观念的取舍放在当今纪录片工作者面前仍具有思考的价值，决定着纪录片作者的创作观念与拍摄方法。
关键词：机电行业 高职院校 办学特色 建设研究
机电类高职院校属于行业性高职院校，专业性强，特色明显，应依托行业、联姻企业、注重就业，创建办学特色。应加强专业建设的针对性，建设具有机电特色的主体专业；突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构建具有机电特色的教学体系；实现人才培养的专门性，培养具有机电特色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一、依托行业，加强专业建设的针对性，构筑具有机电特色的主体专业
专业是高职院校服务行业经济、服务地方经济的纽带，专业建设是高职教育与社会需求的结合点，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首要和关键环节。机电类高职院校应依托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来加强专业建设，注重市场需求，以服务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为目标，强化传统优势专业建设，形成以机电专业为主体，专业类别符合社会需求，专业数量适应学院规模，机电特色突出，优势明显的专业群体。
依托行业，跟进行业发展的先进水平；以企业代表为主体，成立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以机电类专业为重点，建设特色鲜明的专业群；确立专业培养目标，定位人才质量规格；突出机电特色，建设“双师型”师资队伍；内外协同发展，建立牢固的实习实训基地。
机电类高职院校要通过内部挖潜，外求协作等途经建立实训基地，创造仿真的和真实的生产环境。一是盘活资金，自我挖潜，校内实训基地建设投资大，学校要充分挖掘潜力，通过二手教学设备的错位式转让和租赁，盘活现有闲置设备和释放存量资金，整合与模块化现有设备资源，每年从办学经费中划拨一定比例资金用于实训基地建设；二是优势互补，校企共建，学校可选择实训方便并具有实力和特色的企业，本着优势互补，校企双赢的原则，建立校外实训基地；三是互助合作，校际共建，高职院校走联合、共建之路，建立校际资源管理联盟，统筹资源资金，把有限的资金相对集中，合作建设实训基地，互补互助，改善实训条件。
二、联姻企业，突出教学过程的实践性，构建具有机电特色的教学体系
由于高职教育具有职业定向的特性，要针对社会职业岗位或岗位群来设置专业，根据岗位生产的需要来构建教学体系。学院要联姻企业，企业走进课堂，带来企业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工艺，高新科技和先进的管理技术，构建具有机电特色的教学体系。
以课程建设为中心，建立机电特色的课程体系。一是以能力为本位开发宏观课程，能力本位中的能力本身就是与世俱进的，也因地因行业而异，其能力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学院按照装备制造业的行业背景定位职业能力，将职业能力分为专业核心能力和专门技术能力，又将专门技术能力分解，开发核心课程，体现装备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的主流技术、先进技术和新技术特点，实现了学校教育与企业生产岗位的对接。二是以任务驱动、行为导向设计中观课程，中观课程是一种链路课程，也可以看成是一个模块课程，它是专业课程的展开，一个专业的“职业专门能力”一般可有2-4项。这种任务驱动和行为导向的模式基于行业和企业的工作过程，即行业企业在完成一件工作任务并获得工作成果而进行的一个完整的工作程序。任务驱动和行为导向系统化课程按照职业行动获取知识和能力，使学生以直接体验的形式掌握最新知识和技术，体现机电特色。三是以应用为目的开发多元范型的单元课程，单元课程是一种微观的模块课程，它灵活多样，适合职业技术教育的特点。学院根据各专业的特点，开发多元范型的单元课程，如问题中心课程范型、训练中心课程范型、任务中心课程范型、体验中心课程范型、培训中心课程范型，每一种范型的单元课程在内容上要符合“够用为度”的原则，每一项具体内容又规定具体任务、活动、总结等环节。形成了一种多元范型的单元模块课程体系，突出机电类专业的课程特色。
以项目教学法为引领，建立机电特色的多样化的教学方法。项目教学法是当前世界上先进的教学方法之一，许多国家都在学习、借鉴并进行本土化应用，为适应于机电类职业教育的特点，在教学过程中，以项目为主线，以教师为主导，以学生为主体，通过共同实施一个完整的项目而组织教学，这种教学方法，非常适合机电类专业的的教学特点，实现职教课程与行业企业需求的协调、职教课程与学生就业生涯的协调、职教课程与职业证书的协调、职教课程与生产岗位规范的协调。
以校本教材为重点，建立具有机电特色的教材体系。建立具有机电特色的教材体系，应坚持五个原则：第一，坚持“编”、“选”并重的原则，在优先选用国家优秀教材和通用教材的基础上，根据学校专业建设与课程建设规划，组织学校教师和企业专家编写具有机电特色的校本教材、讲义、实践教学指导书和教学参考资料；第二，坚持适应性原则，把教材建设的特点定位于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和适应行业发展的要求；第三，坚持先进性原则，把教材建设的内容定位于反映行业新知识、新工艺、新技术、新方法的发展趋势；第四，坚持实践性原则，把教材建设的要求定位于可操作性，以便学以致用；第五，坚持创新性原则，把教材建设的目标定位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意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上。
三、注重就业，实现人才培养的专门性，培养具有机电特色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职业技术教育就是就业教育，学院以就业为导向，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核心能力和就业竞争力为重点，利用学校和企业两种不同的教育环境和教育资源，将课堂教学与学生参加实际工作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人才培养的专门性，培养适合不同用人单位需要的，具有机电特色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工学结合，订单培养。校企双方签订人才培养协议，校企双向介入，以培养机电类高技能应用型人才。学院和企业共同制定人才培养计划，利用双方的教育资源，共同实施人才培养，针对机电类岗位（群）要求进行实践能力培养，企业人员参与人才质量评估，企业按照协议落实学生就业。
校企合作的方式和动力是校企共建，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促进了企业的发展，也促进了学院的建设和发展。学院凭借自身的实力、优势与特色参与社会竞争，为企业提供高质量高级专门人才，成为向企业提供科技成果的辐射源，成为企业产品开发和技术创新的基地与依靠力量。学生在工学结合的过程中，能够获取一定的报酬，以补充学习费用的不足；有助于学生更早地了解工作环境并寻找可能的工作机会；同时获得工作能力，工作经验。
主动适应市场需要，实行双证制。《国务院关于大力推进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提出，在职业院校全面推行毕业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并重制度，全面实行就业准入制，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学院建立实施“双证”的融通，建立以职业资格证书为纽带衔接高职教育与职业、岗位技能培训的融合，职业技能鉴定与教学课程考试有机整合的新模式。一是分析高职教育的特征，瞄准“双证”融通的切入点；二是分析国家职业标准，根据国家职业标准调整教学计划，整合课程内容，实现有效的融通；三是改进教学方法，建立质量监控体系，健全规章制度，加强质量监控和过程控制，增强学生的动手能力，落实融通。
关注就业，培养职业素质。关注就业，了解职场，了解行业，树立正确的职业理想和职业意识，培养积极的职业情感和优良的职业品质，加强职业道德修养，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职业能力，培养健康的职业心理，塑造完善的职业形象，为学生今后的职业生涯开拓出宽广而又通畅的发展道路，将职业和发展机遇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构建合理的智能结构、培养社会适应能力，把握机遇和迎接挑战，
职业教育的水映了一个国家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正在走向世界制造业和电子信息产业强国的中国，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高职教育模式，机电类高职院校将继续依托行业，联姻企业，注重就业，打造具有机电特色的职业教育品牌，为社会培养更多的具有机电特色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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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作 者】谭志满，湖北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博士。湖北恩施，445000
【中图分类号】C912.4【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06)03-0055-005
O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and its Development in China Tan Zhiman
Abstract: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a crossing subject. It emerges and develops in the background of Anthropology. Western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goes through several periods, such as field-work,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theoretical generalization. There are many ethnic groups and many languages in China. The development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has a wide base in China. The research of Linguistic Anthropology is beneficial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nthropology subject. Meanwhile, it holds important meanings to protect the diversify of languages and cultures, to make different language ethnic groups respect each other, and to make language ethnic groups dialogue harmoniously.
Key words:Linguistic Anthropology, Culture, Subject construction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 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 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 of 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 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 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 of American Indian 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 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 Sapir-Whorf 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 Philipson）、萨斯曼（Zdenek 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期间，受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 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 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参考文献：
①纳日碧力戈.关于语言人类学.民族语文［J］，2002年第5期.
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③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
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⑥（美）萨丕尔著.陆卓元译.语言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 Philipson.Linguistic Imperialism.Oxford:Oxford 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 kSalzmann.Language Culture & Society--An Introduction to Linguistic Anthropology［M］.Westview 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17]吴东海.傣语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J］，2005年第1期.
[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3]李如龙.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人类学研究［J］，1985.
【关键词】语言人类学；文化；学科建设
一、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发展
语言人类学（linguisticanthropology）是人类学的分支学科，同时也是人类学与语言学的一个交叉学科。但由于世界各国的学科渊源不尽相同，语言人类学的学科界定以及学科归属不尽相同。在前苏联所体现的欧洲大陆体系中，人类学主要指体质人类学，它与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构成关系密切但又相互平行的学科。在以美国为代表的北美体系中，语言人类学与体质人类学、文化人类学（民族学）、考古人类学等一起构成人类学的学科体系。现在学术界一般认为，语言人类学是人类学研究语言与文化关系的一个学科，有时也可当作人类语言学。不管是人类语言学还是语言人类学，都涉及到“传统的历史比较、亲属关系构拟，到‘认知语言学’(cognitiveanthropology)、‘说话民族志’(ethnographyofspeaking)、语用学和语言规划”。①语言人类学旨在通过语言的研究或借助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达到深化认识人类文化的目的，同时也使不同的语言族群相互尊重和相互理解。
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可以追溯至西方的“民族语言即民族精神”的思想。18世纪末，德国学者海德尔(G.Herder,1744-1803)指出语言与民族之间存在着同一关系。他认为，一种民族的语言就是本民族的精神，民族的精神就是他的语言。语言学家冯堡特（WilhelmvonHumboldt,1767-1835）进一步发展了海德尔的观点，他认为语言是全部灵魂的总和，语言是按照精神的规律发展的。“语言的所有最为纤细的根茎生长在民族精神力量之中，民族精神力量对语言的影响越恰当，语言的发展也就越合乎规律，越丰富多彩。”②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有比较完善的和比较不完善的，但是“即使是最野蛮部落的语言也不应该受到谴责或轻视，因为每一种语言都是人类原有的创造语言能力的表现。”海德尔和冯堡特都认为民族的语言是特殊的民族文化、民族精神、民族世界观和语言才能的体现。”③在这些观点中，语言作为“中间地位”的看法已基本式微，而语言作为特殊的民族文化，语言等同于民族精神这些思想，让人们逐渐认识到语言的文化性质和文化价值。语言是人们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创造出来的，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这就是语言的文化性质；语言的文化价值主要指语言是文化的载体，各民族都会把自己的各种文化放在用语言作为标识的贮聚库里，通过语言可以来透视民族的文化以及民族的心理素质。
索绪尔（FerdinanddeSaussure,1857-1913）是真正把人类学与语言学结合起来研究的第一人。为了回答语言对于人类学、民族学和史前史能否有所阐述，索绪尔从语言与种族、民族统一体、语言古生物学、语言的类型和社会集团的心理素质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证。索氏树立了从语言的角度来探索人类历史上文化现象的典范，为以后语言与民族，语言与文化相互关系的研究开了先河。④同时在一定程度上，索氏通过“回顾法（retrospectivemethod）”进行语言重建的方法为人类学开展史前史的研究提供了借鉴。20世纪初期，索绪尔的追随者即社会心理语言学派代表人物梅耶和房德里耶斯(J.Vendryes)也比较注重语言与民族以及文化之间的密切关系。
值得一提的是，人类学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马林诺夫斯基（B.K.Malinnowski1884-1942）早年从事人类学研究，出版大量的人类学著作，为功能学派的开创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但是他晚年却转向语言学研究。马氏的学科转向加强了人类学与语言学的结合，强化了语言研究对于了解和揭示人类文化研究的重要意义。
作为一门学科，语言人类学是在美国建立和发展起来的。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在对易洛魁印第安人多次深入调查研究和收集材料的基础上，在1851年发表了《易洛魁联盟》一书。该书追溯了易洛魁人数百年的历史，详细的记录了他们的生活环境、经济活动、习俗、宗教和语言。1871年他又发表了《人类家族的血亲和姻亲制度》，该著作从语言学的角度讨论了印第安人的奇特亲属称谓和族源问题，开始了对人类早期社会组织原则及其普遍发展规律的探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人类学家在对印第安人的土著文化进行深入研究时，发现印第安人的语言不同于印欧语系诸语言。人类学历史学派的代表人物博厄斯（FranzBoas1858-1942）认为人类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重建人类发展的历史，他强调人类学的基本任务就是研究语言、习俗、迁徙、身体特征等的全部总和。觉得要获得有关印第安人的资料就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他对语言学极为重视，花了大量的精力研究了语言问题，他本人就懂得多种印第安人方言。他在研究过程种发现，每一种语言都有它自己的一套语音、形态的意义和结构、词汇的特点。描写一种语言只能根据它自己的结构来描写。他的这一主张被称为“描写语言学”或“结构主义”理论，在当时具有划时代的意义。这种方法对于研究无文字民族的语言尤其有效，对研究那些鲜为人知的语言亦很有效。1911年，博厄斯还组织出版了最早的《美洲印第安语言手册》（AHandbookofAmericanIndianLangguage），搜集了几十种语言资料，他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一直被列为语言学的经典著作。博厄斯还于1920年创办了美国最早的语言学刊物《国际语言学杂志》，该杂志对语言学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1940年博厄斯写成《种族、语言和文化》、1941年写成《达利他人的语法》。博厄斯的“描写”方法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方法奠定了基础。⑤
萨丕尔(EdwardSapir,1884-1939)是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晚年开始转向人类学研究。萨氏重视语言与民族文化的密切关系。他说，“语言的内容，不用说，是和文化有密切关系的。不懂得神通论的社会，用不着神通论这个名称；从来没有见过或听说过马的土人遇见了马，不得不为这个动物创造或借用一个名词。语言的词汇多多少少忠实地反映出它所服务的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语言史和文化史沿着平行的路线前进，是完全正确的。”⑥沃尔夫(BenjaminLeeWhorf,1897-1941)发展了萨丕尔的观点，认为语言形式决定着语言使用者对宇宙的看法；语言怎样描写世界，我们就怎样观察世界；世界上的语言不同，所以各民族对世界的分析也不同。⑦他们的观点浓缩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theSapir-WhorfHypothesis)。虽然“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遭到了许多人的质疑，但是，语言与文化、世界观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一直成为人们长期讨论的主题。
20世纪中叶以来，语言人类学作为一门学科日臻完善。这一阶段出现了大量的语言人类学成果，尤以菲力普森（RobertPhilipson）、萨斯曼（ZdenekSalzmann）等人为代表，菲力普森从语言人类学视角对英语进行了个案研究。他指出，由于文化上的不平衡，英语的支配地位造成了英语帝国主义，实际上是间接反映了一种盎格鲁文化中心观。⑧萨斯曼同样从语言人类学的视角对语言、文化和社会的相互关系进行了论述，指出不同的语言结构与其所反映的思维方式具有协同性；同时还对当今的语言人类学“实用性”展开了论述，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理论与方法的发展。⑨
二、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
中国传统语言学比较注重语言事实研究。先秦以文字训诂为主；隋唐以音韵为主；清代是文字训诂全面发展的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洋为中用时期。⑩但我们也看到，语言学与其他学科的交叉由来已久。如前文所述，语言学思想有时是时代思潮的延伸，它离不开自己的时代社会背景。如先秦诸子百家关于名与实的讨论虽然属于语言学问题，但更是哲学问题。中国语言学后来的发展都是与经学分不开的。在西方，由于现实需要以及当时社会思潮的影响，19世纪诞生了人类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人类学理论与方法引进到中国之后，中国的语言学研究就在搭建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桥梁。
在国内，罗常培先生当属于从事语言人类学研究的第一人。上个世纪30年代，罗氏研究语言就已经不把研究的视角局限在语言本身的范围内了。罗氏通过对山东临川音系的调查研究，并结合方志、史籍、族谱和已有论著，写出方言与社会历史移民关系的论述《从客家迁徙的踪迹论客赣方言的关系》；期间，受先生的《关于功能派文化论》的影响，于是把研究方向从音韵学和方言研究转向少数民族语言田野调查研究方面，并调查了多种少数民族语言。由于人类学历来比较重视后进民族的田野调查和研究，所以罗氏所作的少数民族语言调查研究已经表明中国传统语言学正在朝着语言学与人类学的结合方面发展。1943年以后，罗氏的治学道路从语言学转向了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他的研究范围涉及到了从地名研究民族迁徙的踪迹；从人名研究民族来源和；从造词心理研究民族的文化程度；特别是从词的来源和演变研究古代文化的遗迹等等。罗氏对于语言人类学的贡献，正如他本人所说，“假如我这一次尝试能够有些许贡献，那就可以给语言学和人类学的研究搭起一个桥梁来。”其著作《语言与文化》尤其侧重国内少数民族和国外文化比较落后的口语，从语言所反映出的文化因素来透视该民族文化的特点。可谓是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先声。[11]
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全球性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民族自觉意识得到显著增强，文化语言人类学在国内重新被认识。从事语言研究的学者运用田野工作方法从事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关系的研究，达到深化认识民族文化的目的，同时来达到不同语言文化族群相互尊重以及和谐对话。关于此方面的论述，人类学家纳日碧力戈已有专门论述。如傅懋勋运用永宁纳西族的亲属称谓来探讨母系家族中的婚姻家庭制度。[12]练铭志运用田野调查材料，对现行土家语与古代土家语中的亲属称谓进行比较后认为，认为古老亲属制有如下一些特点：父系和母系的亲属称谓区分不明显，从亲属称谓大体可以区分出性别和辈分，亲属称谓是类分式和专门称谓相结合。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的材料，不仅证明了摩尔根关于亲属制理论的主要观点是正确的，同时也反映了土家族历史上婚姻制度的演变过程。[13]罗美珍从语言角度阐述了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14]周庆生根据傣族亲属称谓以及人名构建傣族社会历史和社会结构，力求把语言和文化结合起来进行研究。[15]纳日碧力戈运用结构主义理论，分析了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在一定程度上再现了语言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对话。[16]吴东海运用傣族诗歌、谚语等语言材料阐释傣族的水文化特征。[17]
在进行民族语言个案研究的同时，国内学者从宏观角度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进行了理论上的阐述，为语言人类学在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学良和戴庆厦二位先生从语言在民族诸特征中的地位、语言界限同民族界限的关系、从语言研究民族等几个方面论述了语言与民族的关系，提出从语言特点可以映射出民族特点。[18]陈保亚提出语言决定思维轨迹的观点，认为“思维轨迹是思维能力在语言系统中的实现。思维轨迹的差异是语言系统决定的，语言浇筑了思维轨迹。”[19]武铁平等人对陈保亚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认为人的思维方式并不是受制于语言，而是受制于人所生活的社会。[20]张公瑾把混沌理论引入语言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开阔了语言和文化研究的视野，同时也为语言人类学的方法注入了活力。[21]周庆生从古今文献资料以及第一手田野调查材料建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理论框架，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交际与传播、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等多个方面的关系进行了阐释。[22]
除了对语言与文化、语言与人类相互关系的研究外，学者们将人类学与语言学有机地结合起来，从理论和实践等方面对语言人类学学科进行了阐释。李如龙是国内界定语言人类学的第一人，他认为语言人类学就是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研究语言，用语言材料来研究人类，它是语言学与人类学相互为用的边缘学科。同时还明确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研究论题，即：语言起源；语言与思维；人类群体与语言社区之间的关系；从不同语言的借用看民族间的接触；从语言材料看人类社会的发展；语言与精神文化之间的关系。[23]邓晓华综合运用语言学和文化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从语言结构以及与社会文化结构的关系诸方面来研究语言为何在广阔的社会文化行为环境中运行其职能。同时，还对语言人类学的对象、范畴、理论和方法进行了界定。指出了语言人类学的特点在于强调语言的文化价值以及强调语言与社会、文化的双向互动研究。语言人类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在语言与文化的内部联系上、从民族语言的结构等方面把握民族深层文化的特点。[24]
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以及学科推介也值得一提。早在1988年，厦门大学就设置了语言人类学课程；此后，中央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等民族院校也开设了该课程。现在一般的民族学科研以及教学机构，都把语言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放在同一个平面上对待。2003年，中国在申办2008年世界民族学人类学大会时，将语言人类学向国外人类学专家和学者进行了重点介绍。[25]
三、语言人类学研究在中国的现实意义
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其主要表现在学科建设以及科研成果两个方面。该学科毕竟是一门交叉边缘学科，在中国起步比较晚，基础也表现得比较薄弱，但从学科角度看，这显然是滞后的。我们认为，有必要加强中国的语言人类学研究，因为它既是学科建设的需要，同时又具有重要社会现实意义。
1.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是学科建设的需要。严格说来，中国语言人类学的学科渊源有文化人类学、中国传统文化史、文化语言学以及社会语言学等，虽然这些学科的历史并不很长，但它们有自己独到的学科理论与方法，语言人类学要达到与这些学科“平行”，还需要从理论与方法上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中国人类学是从西方移入的，而西方人类学的分支学科文化人类学、语言人类学、体质人类学、考古人类学并驾齐驱，中国人类学特别强调文化人类学，似乎文化人类学可以代表中国人类学的全貌，虽然这在一方面反映了文化人类学学科的成熟，但同时也显示出人类学其他学科发展的滞后状况。所以加强语言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是必需的也是必要的。中国的语言人类学要不断吸收和借鉴中外文化人类学以及相关学科的理论与文化，这是中国语言人类学发展的比然选择。
2.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多语种的国家，中国至少有80多种语言，而在当今现代化背景下，文化变迁日益迅速，许多民族的母语危机现象越来越突出。中国如此丰富的语言资源如何保护每一种语言所蕴涵的信息特别是传统文化如何得到传承这些都是人们非常关心的问题，人们对母语危机现象的“焦虑”以及对中国很多濒危语言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语言人类学学科的发展；中国丰富的语言资源也表明中国语言人类学具有十分广阔的前景。
语言是民族的标识，语言人类学研究有利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一般说来，不同的民族都拥有自己的语言，由于民族成员对自己民族语言的特殊情感，民族语言往往成为民族的象征。如，犹太民族早年曾因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在长达2000年的时间里散居世界各地，但其成员由于对自己民族的热爱，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却不约而同地保留着自己的民族语言——意第绪语（Yiddish）。历史发展到现在，中国境内一些少数民族失去了自己的语言，一些少数民族语言的濒危程度正在加深，一些少数民族有语言无文字，所以开展民族语言的保护和抢救工作对于民族内聚力的增强，对于语言以及文化多样性的保护尤其重要。从这方面看，加强语言人类学研究，建设有中国自己特色的语言人类学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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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德）洪堡特著.姚小平译.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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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瑞士）索绪尔著.高明凯译.普通语言学教程［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⑤宋蜀华、白振声主编.民族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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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刘润清编著.西方语言学流派［M］.北京：外语教育与研究出版社，2002.
⑧RobertPhilipson.LinguisticImperialism.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M］.1992.
⑨ZdenekSalzmann.LanguageCulture＆Society--AnIntroductiontoLinguisticAnthropology［M］.WestviewPress.1993.
⑩王力.王力论学新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
[11]罗常培.语言与文化［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
[12]傅懋勋永宁纳西族的母系家庭和亲属称谓.民族研究［J］，1980年第3期
[13]练铭志.湘西土家族古老亲属制述论。土家族历史讨论会论文集.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民族事务委员会主编，1981.
[14]罗美珍.从语言角度傣、泰民族的发展脉络及其文化上的渊源关系.民族语文［J］，1992年第6期.
[15]周庆生.傣族人命的等级结构与社会功能.民族语文［J］，1998年第2期.
[16]纳日碧力戈.从结构主义看蓝靛瑶亲属称谓的一些特点.民族语文［J］，2000年第5期.
[17]吴东海.傣语中的水文化.湖北民族学院学报［J］，2005年第1期.
[18]戴庆厦.语言和民族［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4.
[19]陈保亚.语言文化论［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3.
[20]武铁平，潘绍典.语言。思维。客观世界——评陈保亚《语言影响文化精神的两种方式》，民族语文［J］，2000年第2期.
[21]张公瑾.文化语言学发凡［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周庆生.语言与人类［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
[23]李如龙.略论语言人类学的一些课题.人类学研究［J］，1985.
关键词：音乐学；人类学；民族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
中图分类号：J607.0文献标识码：ADOI：10.3969/j.issn1003-7721.2013.02.014
自1980年Ethnomusicology被引入中国并被翻译成“民族音乐学”以来，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本文中，在未明确音乐人类学名称前，均用“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来指称Ethnomusicology所对应的中文翻译，以避免先入为主的误解）理论研究取得了许多成果[1]，但是仍有诸多重大问题尚未得到最终共识，其中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问题位居前列。30多年来，研究者们从各个角度出发，围绕着究竟是音乐人类学还是民族音乐学或者其他学科名称及其相关问题展开了广泛的、甚至是繁琐的讨论，这些讨论至今仍在继续。
毫无疑问，学科名称的不确定势必极大的影响该学科的发展，目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现状正是如此。这种情况不仅在我国音乐学整体研究中造成了一定的混乱，更是极大的影响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建立和音乐人类学研究的整体发展[2]，众多研究者一直以来也在不断呼吁甚至提出批评，要求尽快明确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
作为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的学科，音乐人类学无疑是客观存在的。现在的问题是，由于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的原因，音乐学界许多研究者将民族音乐学作为音乐人类学的替代名称使用，排除了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存在，混淆了民族音乐学与音乐民族学的关系。可见，音乐人类学与民族音乐学名称之争，归根到底，是Ethnomusicology这一英文词汇的字面翻译、及其与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实际理论研究和实践相对应的问题，其实质在于从历史及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状况出发，判定本学科究竟是人类学理论在音乐学中的应用，还是民族学理论在人类学中的应用。由于人类学是音乐人类学的上位学科，而民族学是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上位学科，因此，本文尝试从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关系这一在以往研究中从未出现的全新角度，来分析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以为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确定作有益的补充和完善。
一、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不同
人类学有许多不同的定义，叶启晓在对多种人类学定义进行归纳总结的基础上，给出人类学的定义为：人类学是“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以生物属性和文化属性两个视角，从个体、群体和整体上，全面系统地研究人类起源和不同时空条件下，人类体质、文化和社会 “基于人类学与民族学相互关系的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演进、特征与规律性及人类与外部环境关系的综合性实证科学”[3]。与人类学相类似，民族学的定义也很多，其中《中国大百科全书》的民族学学定义为：民族学是“以民族和民族文化为研究对象，主要研究民族共同体发生、发展、分化和融合的规律，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民族成份、起源、分布及相互关系，比较各民族文化的异同，分析造成这种异同的原因，探索人类文化起源、发展、变化的一般规律”[4]。
在学科分类体系中，民族学是人类学的下位学科，因此，人类学与民族学学科内容多有重叠，由上述两者的定义也可略见一斑。但两门学科也有很多不同，最主要表现在作为上位学科的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广博而宽泛，而下位学科的民族学的研究范围则专向和深入。由于人类学研究内容十分宽泛，因此关于人类学学科分支的方案有三四十种，但不管何种分科方案，民族学都是作为人类学下位学科存在的，与其并列的学科包括：人体学、考古学、史前学、工艺学、语言学、宗教学、社会学、心理学、民俗学、神话学、等[5]。
从微观的角度，可以对人类学与民族学的不同进行更加细致的比较。人类学研究的跨度包含自人类产生以来至目前的全部人类群体；民族学则是专门研究民族的学科，所研究的民族包括氏族、部落、部族和民族等，但却很少涉及人类早期的原始群。人类学以不同尺度的人类群体为基本单位，其研究涉及人类起源进化、人类体质特征、以及人类文化的全面内容；民族学则以民族或民族共同体为基本单位，以现代民族为主体，开展民族识别、某民族或诸民族社会历史发展、民族文化及其发展规律的研究。在文化研究方面，人类学的文化研究往往拓展多个族群文化的比较研究，或深入到很小的人群中去探索文化的共性和深层次问题，注意文化的差异和文化的互通性和共同性，多以整个人类的文化为背景进行综合性人类群体研究，不仅关注某时期的文化特征和这些文化因素的横向联系，更注重这些文化因素产生的历史源流和对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民族学的文化研究则主要集中于那些构成民族特征具有显著特点的文化，侧重于某时段某民族文化的深入研究，并展开同时段的横向比较。另外，民族学属于社会科学的范畴，而人类学既包含自然科学的研究，也包含社会科学的研究，或者说人类学是介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间的综合性学科[6]。
人类学与民族学都广泛应用于其他学科研究中，与多门学科结合形成了若干交叉学科。民族学在其他学科中应用形成的交叉学科如：地理民族学、旅游民族学、历史民族学、生态民族学、语言民族学、影视民族学、等；人类学与其他学科形成的交叉学科更多，如：经济人类学、工业人类学、都市人类学、教育人类学、宗教人类学、艺术人类学、旅游人类学、政治人类学、医疗人类学、心理人类学、法医人类学、等。这两门学科在音乐学中应用形成的交叉学科即分别为：音乐人类学和音乐民族学。
二、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状况
了解了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不同之处，再来通过对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历年来研究成果的文献研读，分析目前为止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状况，看看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究竟是人类学还是民族学在音乐学中的运用。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跨度：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跨度极大，包含从人类生涯开端到目前为止的全部人类社会各种群体的音乐行为，相关的研究成果早已经出现，如1989年的《原始音乐研究综述》[7]，对19世纪以来原始音乐研究的成果进行全面评述。类似研究成果还在不断增加，这突破了民族学基本不包含原始群的研究范围，具有强烈的人类学特征。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单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中，有以民族为单位进行的研究活动，更多的时候则是以不同尺度的人类群体为单位，比如某一村落、某一城镇、某一县城、某一更大范围的区域，或者因为、音乐关系（如某种乐器、某种民歌）、人口迁移、甚至建筑特色等原因形成的某一范围内的人类群体，等等，也就是说具有灵活可变的特点，即前述人类学定义中所说的“个体、群体和整体”。并且，深入某一小群体内，针对某一小群体甚至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事件研究其音乐文化活动，正是音乐人类学研究的特色和优势，例如：《区域音乐文化的主体——乐人个案研究——以庆阳唢呐艺人马自刚为例》[8]、《音乐事项个案研究——2003年12月2日晚，丽江古城四方街的“甲磋”》[9]、等。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内容：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要研究音乐本体，但更主要的是研究音乐的发展传承、音乐所涉及的人群及与之相关联的文化，研究音乐文化产生的历史背景、发展变化、人在其中的作用、音乐文化对其他人群直至整个人类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相关的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举不胜举。当前的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尤其关注在地方性、区域性、全球性的背景下，音乐在文化和社会方面的状况，如《音乐人类学的视野——全球文化视野的音乐研究》[10] 、《原生与再生——豫中笙管乐班的传承与变迁研究》[11]等。可见，音乐人类学的研究内容早已突破了民族学的范畴。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研究方法：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经常采用人类学与民族学共有的研究方法，如田野调查法、民族志方法、文献研究法、跨文化比较方法等，但也借用人类学其他分支学科的研究方法，如语言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典型的研究成果如《上海犹太社区的音乐生活》[12]、《颠覆抑或延续——关于徽州乐人阶层变迁的口述与文献研究（上、下）》[1314]等。同时，两种源于人类学的研究方法在当代音乐人类学中有更加广泛运用的趋势，一是全貌观，更强调从社会文化和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研究人类音乐，二是文化相对论，要求研究者客观地看待被研究的对象并从被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待被研究者的音乐及其文化，如《民间音乐消长：乡民生命意识的艺术诉求——黔中腹地营盘社区音乐的民族志叙事》[15]等。
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属性：与音乐学一样，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也属于人文学科，其学科研究活动中既有社会科学的特点，也有自然科学的特点，社会科学的特点很明显不需赘述，自然科学方面的特点，如对于乐器制造工艺的研究，对于歌唱发声的研究，等等，成果如《满族萨满乐器研究》[16]、《中国民族唱法音色的声学阐释——以女声为例》[17]等。因此，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学科属性与人类学综合性的学科属性相类似，而不同于民族学的纯粹社会科学学科属性。
上述从研究跨度、研究单位、研究内容、研究方法、学科属性五个方面来简单概括和分析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的实际研究状况，能够为确定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奠定基础。
三、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是音乐人类学
从上述分析可见，无论是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跨度、研究对象、研究目标、研究方法，还是其学科属性，历史及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理论与实践的实际状况都毫无疑问的显示，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不是民族学基本理论而是人类学基本理论在音乐学中应用并取得成果的学科，音乐人类学比民族音乐学或者音乐民族学更能体现当前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研究的实际，音乐人类学无疑应当替换民族音乐学成为Ethnomusicology的当之无愧的中文译名，从而体现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名实一致。
实际上，国外的Ethnomusicology本来就是典型的人类学在音乐学中运用的学科，除了大量的研究成果可作为佐证外，仅从新版格鲁夫音乐词典关于Ethnomusicology研究人员的描述就可看出：“（Ethnomusicology的）研究人员接受音乐或（和）人类学训练”[18]，可见实际的Ethnomusicology研究并非其词面所表述的民族学在音乐学中的应用，而是人类学在音乐学中的应用。
行文至此，我们可以将音乐人类学/民族音乐学这组略显复杂冗长的词汇改为音乐人类学了。
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合理性得到确认，那么，民族音乐学又该做何处理？民族音乐学这一名称，是Ethnomusicology1980年从日本按照英文词汇的顺序转译过来的，殊不知，Ethnomusicology本来就是“杜撰”而成[19]，该词汇的词面意义根本不能包含其所指称的相应内容，因此按照词面顺序进行直接翻译成民族音乐学导致了中文译名的歧义，进而导致了30年来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在中国混乱。1985年乔建中等就已从Ethnomusicology中文翻译的角度指出民族音乐学应改为音乐民族学[20]。
通常，可以从两种角度来分析民族音乐学的字面含义：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和语言学的角度。从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看，如果民族音乐学是民族学和音乐学交叉产生的学科，那么按照学科分类和命名的基本原理，一门学科在另一门学科中应用形成交叉学科，其命名规则为应用到的学科名称在前，应用的学科名在后，例如：文献学在历史学中的应用形成的学科命名为历史文献学，民族学在影视学中的应用形成的学科命名为影视民族学，其他例子如前文中提到的人类学和民族学在各种学科中应用形成的大量交叉学科。因此，民族音乐学就应是音乐学在民族学中应用形成的学科，应归属于民族学之下，这显然与一直以来学界对民族音乐学的理解和民族音乐学的实际研究情况全然不同，故而从学科交叉应用的角度来理解民族音乐学名称是无法正确解释民族音乐学名称的合理性的。
杜亚雄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民族音乐学名称进行了分析，认为民族音乐学是一个偏正短语，由定语+中心词构成，定语又称修饰语，对偏正短语的核心即中心词进行限定和修饰，因此，民族音乐学这一词汇中的“民族”是用来修饰“音乐学”的[21]。照此理解，民族音乐学实质上就是各民族的音乐学，而世界上所有的人群都有相应的民族归属，因此民族音乐学与音乐学学科的每一个方面就完全等同，既然民族音乐学不可能替代音乐学，那么民族音乐学也就根本没有实际的存在价值。
可见，采用上述两种角度来理解，民族音乐学都是一个很值得怀疑的学科名称。尽管民族音乐学在国内使用了30多年，并被音乐学界所广泛接受，但从严谨、科学的角度出发，民族音乐学应被完全替代。具体方式为：在其研究内容的维度看，民族音乐学应被音乐人类学所替代；在学科应用和交叉的维度看，音乐民族音乐学应被音乐民族学所替代。音乐民族学将音乐人类学中与民族学相关的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而其学科位置则归属于音乐人类学的下位学科，从而与人类学和民族学的上下位学科关系相一致。在王耀华和乔建中的《音乐学概论》中，正是采用此种学科归属的方法[22]，很好的解决了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关系问题。
以往关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研究中，支持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者往往仅认为应以音乐人类学代替民族音乐学，对于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的去向则没有研究或者没有说明，使得音乐学界很多从业者和研究者误认为要消除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从而对音乐人类学名称产生抵触。而按照上述音乐民族学归属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安排，能够避免音乐学界对民族音乐学/音乐民族学学科消逝的忧虑和误解，有利于融合音乐学界对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认同，也有利于音乐民族学回归其正确的学科位置并促进音乐民族学学科的正常发展。
结语
现在来反思过往30年关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研究，可以发现，我们其实不应过于纠缠Ethnomusicology这一英文词汇本身，而是应着重于音乐人类学研究的实际内容。著名音乐人类学家洛秦就指出：“如果充分认识了学科的性质，了解了Ethnomusicology中文译名产生的背景及其变化过程，学界对这些都有了基本相同（或相似）的认同和共识，那么译名或称谓的问题便不成其为问题”[23] 。外国人喜欢用单词的组合创建新的词组，很多时候是个人喜好，具有极大的随意性，Ethnomusicology的“创造”就是典型例子。国外对于Ethnomusicology的使用也曾经有过很多争论，因为音乐人类学的理论和实践已远远超过Ethnomusicology原意所涵盖的范围[2]，但若进行替换也存在很多问题，只不过是按照约定俗成的原则继续使用罢了，但其对应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是毫无疑问的。Ethnomusicology的“杜撰”，再加上1980年引进国内时的字面翻译，仿佛是为我国音乐学界设置的一个陷阱，让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及相关研究陷入其中，不仅浪费了研究资源，更极大的阻碍了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发展。
分析相关研究，能够看出一个趋势，即2000年后，尽管仍有一些分歧，但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得到越来越多研究者的认可[24]。洛秦在2010年对此进行了系统梳理，并更进一步从13个方面分析指出音乐人类学名称的合理性[25]，是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研究的集大成者和总结性成果，自此以后，音乐人类学学科名称的正式确立已呼之欲出。
在此背景之下，音乐学界的从业者应理解国际国内音乐人类学客观存在的现实，不应再背负民族音乐学名称的历史包袱，反复纠缠于音乐人类学的学科名称。音乐人类学的研究者们应齐心致力于音乐人类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和学科教育的开展，从而紧跟音乐人类学国际研究的前沿，促进我国音乐人类学学科的全面发展。
作者说明：本文为四川省教育厅资助科研项目，基金项目编号：13SA0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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