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2024-01-27 16:31:13
序论：在您撰写生育率降低原因时，参考他人的优秀作品可以开阔视野，小编为您整理的7篇范文，希望这些建议能够激发您的创作热情，引导您走向新的创作高度。
关键词：加药浸泡;细菌污染;膜污染;清洗
中图分类号：TM621.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8937（2016）03-0058-01
超滤在化学水处理系统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自我厂超滤投运以来，困扰我们的生产难题是超滤压差上升很快，运行十几天压差就达到0.10 MPa以上，不得已要进行化学清洗;刚清洗几天压差又上升很快，周而复始，不胜其烦。
1 超滤膜污染的原因分析
超滤膜的污染主要是内膜材料及溶液溶质的化学特性所导致的，膜与溶质之问相互作用而产生的后果。无论是在何种应用场合，超滤处理所分离的对象大多为溶解态或胶体态的大分子量有机物质，当这些物质和由人工合成的有机高分子材料制成的超滤膜相接触时，在溶质与膜材料之间会产生较为强烈的附着、吸附乃至结合的倾向，从而在膜表面上形成吸附污垢层，造成膜的污染。此外，膜的污染还包括料液中悬浮物在膜表面的沉积。
超滤膜一旦被污染，将引起膜透水通量的下降，并且这种通量的衰减通常是不可逆的，这样就会导致超滤过程无法进行较长时间的稳定操作，影响超滤效率的充分发挥。
2 膜污染的控制措施及现状
2.1 膜污染的控制措施
①通过有效的清洗将膜的透水性能得到恢复;
②采取过滤、混凝沉降等措施对料液进行预处理;
③研制开发具有较优抗污染性能的制膜材料。
我厂没有前置预处理系统，又不可能更换膜组件（费用大），只能进行有效的清洗。
2.2 现状调查
我厂采用50 min超滤-反洗1次及24 h超滤-CEB加药反洗一次运行方式，超滤-反洗过程如下。
2.2.1 超滤-反洗-停止运行
①停清水泵;
②关闭超滤进水调节门;
③关闭上出水门、下进水门（或下出水门、上进水门）;
④关闭浓水门、产水门。
2.2.2 启动反洗
①依次打开排水门、上出水门;
②打开超滤反洗门;
③打开超滤反洗冲洗水泵，系统进入上反洗;
④运行40 s后，打开下出水门，关闭上出水门，系统进入下反洗。
2.2.3 超滤-正冲
①待超滤下反洗40 s后，依次打开上进水门，超滤冲洗进水门;
②关闭超滤反洗门;
③运行40 s后，正冲结束，关闭超滤反洗冲洗泵。
2.2.4 超滤-停运
正冲完毕后，依次关闭正冲门、上进水门、下出水门、排水门，超滤进入停运状态。
2.2.5 超滤-CEB加药反洗
①超滤-CEB加碱、次氯酸钠或加酸上、下反洗。超滤系统“运行”步序结束，完成一次上、下反洗后，启动CEB加碱泵、次氯酸钠泵或CEB加酸泵，再次进行一次上反洗、下反洗，反洗结束关闭超滤反洗水泵、CEB加药计量泵、气动门;
②超滤-CEB浸泡。完成CEB加碱次氯酸钠或加酸上、下反洗后，系统进入加药浸泡阶段;
③超滤-CEB反洗。浸泡完成后，重新按照（2.2.2）启动反洗，按照（2.2.3）超滤-正冲结束整个CEB加药反洗过程。
经过研究，超滤-反洗及超滤-CEB加碱、次氯酸钠或加酸上、下反洗过程，设计程序合理，没有问题。但是每次反洗和加药浸泡后效果不明显，在一次清洗超滤过程中，由于闻到清洗药箱回流的药液中有一股难闻的腥臭味，沟通后，开始以为是漂洗厂排放的废水引起的，但漂洗厂废水主要成分SSCOD BOD色度等，不应该有腥臭味。应该是细菌污染。确定是细菌污染后，我们于2013年7～10月进行了如下实验：
将加碱泵及杀菌剂加药泵（CEB次氯酸钠加药泵）行程调大至90%（之前行程20%）此时最大加药量400 L/h，反洗水量 380 t/h的情况下40 s，出水余氯达到69 mg/L，扔不能满足反洗时余氯含量200 mg/L的设计要求;
加碱、次氯酸钠和CEB加酸;
CEB加碱、次氯酸钠：碱加药量：350 ppm，次氯酸钠加药量：200 ppm，
盐酸：pH调整到2～3，240×300=72 000 g/h=72 kg/h≈72 L/h，折合成30%的工业盐酸浓度为216 L/h。
氢氧化钠 ：pH调整到11～12，240×350=84 000 g/h= 84 kg/h≈84 l/h，折合成30%的工业氢氧化钠浓度为280 L/h。
次氯酸钠：240×200=48 000 g/h=48 kg/h≈48 L/h，折合成10%的工业次氯酸钠浓度为480 L/h。
实验数据见表1。
由上表可知，在反洗流量380 t/h情况下，加药时间在43 s后余氯达到105 mg/L，此时pH值11.65，达到杀菌的目的。反洗后膜压降低为0.01～0015 MPa，达到了设计要求。根据实验结果，确定加强反洗时，反洗上排、反洗下排的时间分别改为45 s。超滤系统运行时，每值对一台超滤进行1次CEB加药反洗，CEB加药反洗分为CEB加碱、次氯酸钠和CEB加酸;
我们又对浸泡时间做了实验，实验结果，见表2。
由上表可知，浸泡时间在9 min后，压差下降就不变了，所以我们将浸泡时间定为10 min。
2.3 效果评价
我们2014年1～3月按照新反洗浸泡方案实行以来，膜压差一直维持在0.035～0.07 MPa之间，并且没有进行过化学清洗，产水量也维持在135～150 t/h之间。也没有出现过膜丝断裂现象。比起之前一个月要化学清洗一次，效果明显。此方法不仅保证了化学制除盐水的稳定供应，降低了超滤装置的运行水耗，降低厂用电率，同时对环境污染也是很大贡献。
3 结 语
随着厂网分开，竞价上网日趋激烈，如何降低发电成本，提高发电企业竞价上网的竞争能力，加强内部管理，挖潜节能是电厂必须认真研究的一件大事，本次实验在有关领导的关怀下，通过本班全体人员的努力，降低超滤运行压差的目标得到了圆满实现，给企业带来一定的经济效益。
参考文献：
关键词 配网；生产；投诉；措施
中图分类号TP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6363（2017）03―0029―02
1现状调查
1月12日，公司共受理生产类投诉640件，其中供电质量478件，占比74.69%；电网建设98件，占比15.31%；停送电投诉64件，占比10%。投诉量高峰值出现在1月（128件）、2月（134件）和8月（119件），3个月供电质量投诉共319件，供电质量投诉突增主要受季节性天气影响，占全年投诉总量的61.82%。
目前95598下派的生产类投诉单按类型划分占比较大的依次是频繁停电、电压质量、电力施工及抢修服务4类，占总投诉量的90%以上。对这4类投诉进行有效控制，即可大幅度的减少生产类投诉。以下分别对造成这几类投诉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
2投诉原因分析
2.1频繁停电
通过对各单位频繁停电事件进行分析，得出造成频繁停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4种。
1）因运维、抢修工作造成的计划、故障停电。主要反映在严重危急缺陷处理及故障导致的停放停电，较为突出的有城区集控箱故障和县域台区漏保反复多次跳闸。集控箱故障频发主要反映出负荷分配和集控箱配置选型不合理。漏保多次跳闸反映出主动运维开展较少，漏保跳闸后没有分析跳闸的真正原因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只是粗暴地合闸了事。
2）因上级电源停电造成。配网的供电可靠性除了依赖自身管辖范围的设备稳定运行外，还受上级电源影响。在上级电源断电时配网人员往往处于被动状态，此时需要加强与涉及到的其他专业和部门的沟通。
3）因配合工程类停电。停电计划统筹协调管理与执行不到位。受制于近年网改、基建工程工期紧、任务重，工程要求按照施工进度及时完工等影响，网改工程停电时间有时长达18个小时以上，尤其是夏冬两季，居民投诉意愿强烈。部分计划停电对停电计划的及宣传没有做到位，老百姓完全不知晓“日停夜送”的计划停电方式，居民对于倒方式造成的短时停电不了解，造成用户误将倒方式算作一次停电。
4）用户内部故障。用户对于电力产权分界点不清，对家中线路老化、用户表后空开跳闸等问题均认为是供电公司责任。
2.2停送电投诉
1）停电计划变更不及时。计划临时取消后，并未及时更新计划状态，导致用户拨打电话询问是否按计划停电，南中心按投诉下发。暴露出相关工作人员信息不通畅，工作衔接出现问题。
2）停送电未按计划时间执行。造成该类投诉的原因一是部分外包施工单位报票不规范，组织松懈，在施工时间开始后才进行报票，有时因人员不够延迟或取消开工，导致用户对计划停电时间过后两小时依然未停电感到疑惑；二是施工单位申报计划时未严格计算工量及所需时间，导致延迟送电，用户极度不满。
2.3电压质量
电压质量主要为低电压投诉。随着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用电负荷日益攀升，部分台区线路状况较差、半价长、三相不平衡、线路老化严重，导致存在低电压是主要原因。
2.4电网建设
电网建设类投诉主要由现场人员服务及施工影响客户权益造成。主要原因是目前网改工程外包队伍较多，人员素质与服务质量无法保证，且无优质服务意识，现场施工后的清理工作不到位，造成投诉；抢修人员服务意识还有待提升，仍存在部分人员态度较差，接单后未能及时到达现场，缺乏与用户有效沟通等问题。
3降低投诉的措施
3.1从管理措施上进行提升
1）全面开展供电服务挂点帮扶，各责任领导靠前指挥，严控投诉认定质量，抽调运检单位领导和相关主管对投诉多发单位进行督办整治，规范服务行为，提升服务水平。
2）严格实行责任追溯制度。落实供电服务投诉责任追究制度，加大惩处力度，实行同业对标、工资绩效双重考核。通过“三抓”（一抓人员管理，二抓员工的劳动纪律管理，三抓安全管理）全面提高设备运行维护管理水平。坚持做到设备检修管理有计、有步骤、有措施、有检查，认真执行标准化作业项目，严格按照工作流程进行作业。
3）加强跨部门沟通协作，从投诉分析中可以看出电网建设以及因工程引起的重复停电类投诉占有较大的比重，运检部针对这种涉及其他部门会造成优质服务投诉的工作由公司领导协调，统一思想，形成了各专业联动协同体制。
4）加大问题的整改力度与分析。严格执行日分析制度，及时查找不足，暴露出的问题认真落实改进。抓住优质服务的关键环节，提升电压质量、加强工程监管，加强防范风险的应急措施。
5）推行投诉服务反思会议。对投诉事件点对点开展反思会，形成常效机制，反思行为、原因，让反思和提升成为常态，达到不存侥幸心、强化责任心的目的，将被动服务变为主动服务，满足企业、员工、客户的不同需求。
3.2从执行手段进行提升
1）加强主动运维和配网隐患排查力度，按照“维护为主、抢修为辅、主动运维”的工作思路，变被动检修为超前主动维护，坚持做到“三个结合”：即一般巡视与特殊巡视相结合，白天巡视与夜间巡视相结合，定期巡视与不定期巡视和监察巡视相结合，对供电设备每月进行一次全面巡视维护，并做到保质保量，将理想化的供电设备运行状态作为日常工作的动力与目标。
2）充分利用PMS2.0系统配网运维管控模块监控台区过载、出口低电压、三相不平衡，提升主动运维服务效益，及时消除关于供电质量的投诉。不断优化配网网架结构，实行项目储备工作常态化，及时通过网改项目解决10kV线路的高故障、单辐射、分段不合理等问题。
3）规范停电计划管理，减少不合理的重复停电和不按时停送电，确保检修计划的刚性执行。加强停电计划统筹协调管理，统筹安排各项检修、施工任务，减少重点停电，缩短停电时间，做到“联合施工，一停多用”，严把计划关，将每条线路计划停电记录在案，硬性做到第一次停电分管领导审批，第二次停电主要领导审批。
4）深入推进配网抢修网格化建设工作，协同营销部把故障抢修、电力知识宣传、电力设施保护、特殊群体困难帮扶等工作全部纳入网格化管理，提供网格员与用户“零距离”服务，减少中间扭转环节，以“无间隔”快速服务降低故障报修工单数；提升优质服务意识，改变投诉看运气的状态。
5）压力要层层传递，严格落实考核机制。对因人为造成的属实投诉，特别是抢修、施工人员态度问题、停送电问题等从重处罚。培养抢修人员与客户的沟通能力，要转换思想，提升优质服务水平，严禁与用户发生言语及肢体冲突。
3.3从机构完善与软硬件上提升
1）建立和发挥配抢指挥中心作用，将营销、配调与运检有机结合，缩短工单流转路径，提高研判效率。由专业坐席统一回复用户，提升客户服务质量，减少因部分人员思想、素质不高导致被用户投诉。
2）为一线工作人员配备录音电话、现场记录仪等装备，做好一线现场证据收集，一旦现场人员行为投诉，有证可查，对不属于供电方责任的事件，可进行申诉，减少投诉量。
3）开发计划综合管控软件，利用计算机系统辅助人员对计划进行综合管理，合并各方面的计划需求，预计台区重复停电，最大限度地避免因为计划安排不合理导致的重复停电，从而做实“大计划”管理。
其一，社会养老。2012年1月6日《农村大众》报道：农村新型养老保险在山东省惠民县施行后，惠民县清河镇已有25对夫妻办理了退二胎指标手续。清河镇丁庄村丁纯花夫妇在镇计生办拿着退二胎指标的材料很乐观、很自豪地说：“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让我们老百姓对今后的养老问题没有了后顾之忧。只要现在每年缴纳三五百块钱，到老了每月就会领到100元左右的养老金，老两口就是200元左右，在农村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了。新农保让我改变了生儿养老的旧观念，放弃二胎生育指标不仅给家庭减轻了负担，而且给社会减轻了负担。这不，听到村里宣传加入新农保，我就立即想到了加入新农保，退掉二胎生育指标。”
在中国，农村的生育率高于城市，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实施新农保政策之前，中国的绝大多数农民是没有社会养老保障的，农民只能靠“养儿防老”。如果有社会养老保障，农民也不想多生孩子。当然，上面这则新闻提到“到老了每月就会领到100元左右的养老金”，一个农村老人每月仅靠100元养老金，是很难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的。但即使是这么低的养老金，也导致了一些农村夫妇退掉二胎指标。如果养老金标准更高，估计会导致更多农村夫妇退掉二胎指标。
一方面，社会养老保障导致生育率下降；另一方面，生育率下降又导致养老基金入不敷出，造成恶性循环。这是因为，生育率下降加速人口老龄化，导致缴费的人趋少，领养老金的人趋多。
很多发达国家的经验表明，如果有社会养老保障，即使是鼓励生育，大多数人也不愿意多生孩子，因为他们不需要“养儿防老”。现在很多发达国家和地区花重金奖励多生，仍然不能有效地提高生育率。
其二，城市化进程。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存在一种普遍情况：农村生育率较高，城市生育率较低。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育率将越来越低。例如，1950年，日本城市化率为37.3%，总和生育率为3.7；到1995年，日本城市化水平为78%，总和生育率下降到1.4。近十年来，中国城镇化发展迅速，2002—2011年，中国城镇化率以平均每年1.35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城镇人口平均每年增长2096万人。2011年，中国城镇人口比重达到51.27%，超过农村人口。
其三，房价上涨。近十年来，中国房价暴涨，全国平均房价水平近十年上涨了2.5倍，东南部沿海城市上涨了5倍以上，大大超出普通民众的承受能力。很多年轻人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当然也就生不起孩子。即使靠按揭贷款买房，但由于要还房贷，很多年轻夫妇沦为“房奴”，不敢生孩子。
其四，大学扩招。从1999年起，中国大学不断扩大招生人数，当年招生人数增加51.32万人，招生总数达159.68万人，增长速度达到史无前例的47.4%；2000年的扩招幅度为38.16%，2001年为21.61%，2002年为19.46%，到2003年，中国普通高校本专科生在校人数超过1000万。1998年，中国高考录取率为34%；到2012年，录取率上升到75%。
为什么大学扩招会导致生育率下降？因为大学扩招导致女性结婚年龄提高、女性就业率上升，还导致剩女增多（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更有独立性，并且对男朋友的要求更高）。并且，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一般不愿意多生孩子。
关键词：社会保障水平；社会保障替代率；结婚概率；总和生育率
中图分类号：C92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49（2015）06-0114-09
DOI：10.3969/j.issn.1000-4149.2015.06.012
一、引言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是我国人口和社会福利最为基础的指标之一，它们将对我国未来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是社会保障研究领域中非常重要的两个部分。社会保障缴费率反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经济压力，社会保障支出水映了社会保障给人们带来的福利水平。本文主要研究在社会保障变化的过程中社会保障水平对于人口结构的影响，这里所指的人口结构包括总和生育率和结婚人数。虽然人口结构的变化主要取决于经济收入的提高以及人口政策的导向，但是这两个主要因素的变化并不能完全解释人口结构的改变。例如从我国总和生育率的角度来看，在剔除由经济收入变好以及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控影响以外，有研究者重新估算了我国近些年的总和生育率应该是多少，其得到的结论是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要高于我国政府所公布的实际总和生育率水平。与此同时，该研究按照重新估算的总和生育率水平实际模拟了我国1972-2008年的人口估算总量，发现中国实际的人口总量比估计的人口总量还减少了约4.58亿人[1]。因此，单以经济收入和政策因素作为人口结构的变化的解释因素仍略显不足。本文通过实证分析发现社会保障的变化对人口结构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总和生育率的水平，同时也使得结婚人数产生了下降的趋势。
二、文献综述
贝克尔（Becker）正式建立了人力资本和生育决策之间关系的微观理论模型，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单向利他模型和双向利他模型，开启了社会保障对生育决策的影响研究。其研究主要分析了二者的效用关系。这种效用研究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收入效应，但由于缺少有效的数据而难以对该理论进行有效的检验[2]。二是社会保障对总和生育率的替代效应。莱恩特（Lainter）将父母的遗产动机同子女对父母的利他性结合起来考查，证明了如果加入年轻人对父母的利他性，特别是子女对父母赡养和赠予要大于父母给予子女的遗产时，社会保障制度更有利于私人储蓄和物资资本积累，从而降低了生育水平[3]。埃斯瓦兰（Eswaran）通过纳什博弈分析了生育决策过程中夫妻双方谈判力量的作用，男女双方的不同力量决定了不同的生育水平，亦即决定不同的总和生育率[4]。博尔德林（Boldrin）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与总和生育率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降低了总和生育率[5]。霍尔姆奎斯特（Holmqvist）针对撒哈拉以南地区的非洲国家1960-2007年的数据作了研究，发现带补贴养老金制度的引入使得每个妇女少生0.5-1.5个孩子[6]。纳蒂亚（Nadia）等人分析了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劳动参与率的提高将会降低女性的总和生育率[7]。
社会保障对人们婚姻影响的研究分析指出，社会保障的变化将降低人们的结婚意愿。埃尔利希（Ehrlich）指出“在充足的社会保障基金支付能力和适度社会保障缴费率条件下，人们通常就不会选择利用结婚形式作为维系生存的重要因素”，并且通过对OECD国家的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支出增加将会降低OECD国家的总和生育率以及结婚人数，并且这种降低的影响不会通过代际转移而消失[8]。斯蒂芬（Steven）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多少对于家庭中的女性更为重要，特别是对低收入的女性更是如此，一旦这些女性选择离婚将不再能够获得丈夫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从而导致离婚女性变得更为贫困，而且增加男性的社会保障基金收入不利于维系家庭的稳定[9]。席妮池（Shinichi）在对社会保障和劳动供给研究中发现，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提高了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并且使得女性的劳动工作时间至少增加了4.3%-4.9%，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以及工作时间的增加将降低女性结婚的意愿[10]。安德鲁（Andrew）分析了社会保障缴费率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对于男女收入的影响，进而研究发现以上两者对结婚选择产生了不同影响，社会保障缴费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结婚的意愿，但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会同时降低男性和女性共同的结婚意愿[11]。王云多分析了家庭组成、生育决策和社会保障之间的理论关系，认为社会保障的变化会降低家庭组成的概率，并降低人们的生育意愿[12]。斯蒂芬也分析了结婚导致社会保障基金收入所带来的效用的降低，社会保障增加并不能很好地维系婚姻，同时分析了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增加能够提高丧偶女性的收入与福利[13]。
三、模型建立
1.前提假设和基本模型
社会保障与人口结构的变化过程中存在着抚养子女的代际交叠、劳动供给的代际交叠，以及退休人口的代际交叠这三种代际交叠形式。因此，本文把代蒙德的代际交叠模型作为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变化动态分析的基础模型并扩展该模型。假定在具有同质工作能力的工人和固定的劳动供给的经济体系中，假定婚姻选择除已婚外，其他都作为未婚（包括未婚、离婚以及丧偶）。该模型假定只有已婚的家庭才会理性选择孩子数量和质量，因此，代蒙德模型的扩展从孩子的人力资本开始，人力资本模型为Ht+1=A（H-+Ht）ht，H-作为初始人力资本，ht∈[0，1]，代表父母在孩子身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时所使用的物资资本并假定H0=0，A代表提高知识代际传递的环境因素。所有人工作的目的都在于使其能够获得最大的效用U，并且每个人都具有相同的效用函数。pt代表结婚概率，U*m（t）和U*s（t）分别代表已婚和未婚的最大期望效用函数，效用函数为：
四、实证分析
1.主要概念界定和计算方法
对关键概念界定不清容易造成误导，因而有必要予以详细介绍。
（1）主要变量说明。影响人口结构变化的社会保障主要沿用了纳蒂亚所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SSR（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社会保障替代率=社会保障年收入÷年收入[14]。
社会保障替代率需要进行分层计算，普赛尔（Purcell）介绍了具体的计算办法[15]。社会保障替代率的计算需要分为以下两步。第一，计算不同人群年收入。区分了工作期间的个人收入和退休人口的个人收入。工作人口的年收入用人均工资年收入表示，所选取的数据名称为就业人口的人均 GDP（1990 年不变价购买力，来源：世界银行）。退休人口的年工资收入按照退休前的最后一年的工资计算（计算方法来源：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例如，如果个人在1995年退休那么其年收入标准为1994年的年工资收入，由于在退休以后没有工资收入，而社会保障替代率事实上反映了对于收入的一种替代关系。
第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计算方法。个人（家庭）所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从国家角度看实际上是国家对于社会保障的支出。因此，个人（家庭）获得的社会保障收入应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社会保险包括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收入和生育保险基金。由于本文选择的国家除中国外，还涉及东盟各国（不包括文莱），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社会优抚方面的数据无法获得，为计量实证分析指标的一致性，本文仅选择了社会保险基金收入作为个人（家庭）社会保障收入。因此，本文的社会保障替代率在计量中所反映的是社会保障基金收入÷年收入。
（2）[JP+2]其他变量说明。第一，结婚概率（MARRY）是作为结婚人口的比例，即用已婚人数除以成年人口总量。第二，选择不同阶段的生存概率（π1和π2），π1和π2的上升能够增加n和h的回报率，n和h又涉及消费的跨期替代率，因此会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产生影响。 第三，人均GDP和社会保障基金收入的作用类似，对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也会产生替代效应。第四，女性人数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该变量影响结婚的搜索效率，因此影响了结婚概率，进而影响了总和生育率。第五，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劳动参与率的提高会增加女性的收入，将会降低女性结婚概率，影响总和生育率。第六，
女性与男性教育水平比例的均值（FSCH）。女性教育的提高能够促进女性的就业，使得女性收入增加，这会降低女性的结婚率，并且影响总和生育率。第七，政府购买占GDP的比重（G），以便于区分开社会保障替代率和其他政府支出对婚姻结构以及总和生育率的影响。
本文主要选择中国和东盟国家（未包括文莱）作为样本，统计了上述的主要变量，并且对变量进行无纲量化处理，对所有变量的数据取自然对数。
2.主要统计描述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社会保障替代率和人口结构的变化上主要表现在：从中国数据的特点来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年增长率的总体趋势在不断递增，总和生育率不断下降，结婚概率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趋势在不断下降。从东盟国家数据的特点来看，首先各国的社会保障替代率从1995年开始都在不断地增长，其中增长最快的国家是泰国；其次各国的总和生育率都在下降，下降最多的国家为老挝；最后各国的结婚概率也出现了不断下降的趋势，变化最大的国家为柬埔寨。并通过Stata统计软件统计分析了主要变量的数据特征（见表1）。
从表2可以发现较高的社会保障替代率降低了结婚概率的值。确实社会保障替代率和结婚概率呈现着一种负相关关系，这与事实一致，对于没有稳定工作的人，特别是在有权获得配偶的社会保障收入时，更有动机和激励去结婚并且很好地稳定家庭婚姻。较高的π1和π2有助于结婚的形成，其原因可能在于较高的生存概率更能够增加青年个体组成家庭的概率。LGDP与LMARRY负相关，反映了跨期替代的家庭婚姻的选择行为，也反映了收入与婚姻的替代关系。政府购买支出（G）增加对于维系婚姻具有积极的意义，可能的原因在于政府购买支出增加给人们带来了更多的税收负担，降低了人们的收入，因此人们愿意维护婚姻的稳定。女性与男性人数的比例（SEX）越接近1，说明男女比例越均衡，这将使得男女在搜索伴侣的成本方面会降低，使得结婚的成功率会提高。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降低了结婚意愿，女性参与工作的概率大，使得女性推迟了结婚，因此降低了结婚概率。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比率的均值（FSCH）越小，说明女性和男性的教育水平差距越大，那么配偶之间潜在收入的互补性就越大，这能够提高和稳定家庭结构。
（2）总和生育率实证回归结果。表2的后4列是对LTFR回归的结果，模型1和模型2代表了方程（14）的OLS回归，作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模型3和模型4代表了方程（14）的GMM回归，作为第二阶段回归。在模型2和模型4中LMARRY（被视为内生变量）与LSEX、LFLFR和LFSCH一起加入模型中进行内生回归。
分析的结果发现社会保障替代率与总和生育率是负相关的，这说明社会保障费率的提高将会降低总和生育率，这符合上述的分析。结婚概率与总和生育率呈现了正相关关系，说明结婚人数的增加提高了组成家庭的数量，孩子是已婚家庭的选择，已婚家庭数量的增加提高了总和生育率。π1和π2的提高通常有利于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生存概率对总和生育率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其原因可能在于生存概率的提高使得家庭婚姻结构的增加，进一步刺激了家庭抚养孩子的可能性也随之提高。人均GDP的提高却使得总和生育率下降，其原因可能在于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抚养孩子的机会成本在不断上升，抚养孩子将会降低收入所带来的效用，因此降低了总和生育率。政府购买支出（G）的提高通常也会降低总和生育率，其原因在于政府支出增加将导致人们税收负担的加重，这将增加抚养孩子的成本，因此降低了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和男性人数的比例（SEX）增加促进了总和生育率的提高，由于女性人口的增加会使得结婚的人数增加，抚养孩子是家庭的选择，因此会提高总和生育率。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FLFP）反映了较高的市场工资，增加了抚养子女的机会成本，所以降低了总和生育率。女性与男性教育水平比率（FSCH）的提高使得夫妻在抚养孩子的问题上能够更好地进行沟通，因此使得总和生育率上升。
五、结论与建议
实证研究的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水平对人口结构的影响符合理论预测，社会保障替代率的提高降低了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进一步分析，社会保障替代率弹性的提高将会导致结婚概率和总和生育率弹性的提高。结合中国和东盟国家的实证结果，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适时根据我国国情调整人口政策，虽然减少人口数量会带来人口质量的提高，但人口质量的提高能否补偿人口数量减少所带来的人口红利损失还有待商榷。适度放宽生育政策，以此调节总和生育率，使人口结构能够均衡发展，这才是未来我国人口发展的核心目标。
当前我国已经明确提出全面二孩政策，但仍需相关法律支持，为保证我国的人口均衡发展，需要相关法律尽快完成以保证全面二孩政策的顺利实施。
第二，结婚和生育是未来人口发展和社会保障财政收入的主要支撑点，因此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有利于社会保障政策良性运行和改善人口结构。结婚与生育是相互影响的，结婚成本的降低有利于婚姻的形成，结婚人数的提高才能够改善我国目前不断降低的总和生育率；与此同时，目前的生育数量将决定未来结婚搜索成本能否降低，能否促进结婚概率的提高。为此相关政策措施应一起配合来降低结婚成本和生育成本，从而促进社会保障和人口结构均衡发展。
参考文献：
[1]陶涛，杨凡.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口效应 [J].人口研究，2011（1）：103-112.
[2] 王天宇，彭晓博.社会保障对生育意愿的影响：来自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证据 [J].经济研究，2015（2）：103-116.
[3] LAINTER J. Household bequest behavior and the national distribution of wealth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79， 46：467-483.
[4] ESWARAN M. The empowerment of women， fertility， and child mortality： towards a theoretical analysis [J]. Journal of Population Economics， 2002（15）： 433-454.
[5] BOLDRIN M， NARDI M， JONES L. Fertility and social security [EB/OL]. [2005-03-16].http：///sol3/papers.cfm？abstract_id=669445.
[6] HOLMQVIST G. Fertility impact of highcoverage public pension in SubSaharan Africa [J]. Global Social Polity， 2011（11）：152-174.
[7] NADIA S， ALICIA H， PATRICK J. How do trends in women’s labor force activity and marriage patterns affect social security replacement rates？ [J]. Social Security Bulletin， 2013， 73（4）：1-24.
[8] EHRLICH I，JINYOUNG KIM. Social security and demographic trends：theory and evidence from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J]. 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2006，10（1）：55-77.
[9] STEVEN A S， WEI SUN， ANTHONY W. Why do married men claim social security benefits so early？ ignorance or caddishness？ [R].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at Boston College， 2007：1-46.
[10] SHINICHI N. The joint labor supply decision of married couples and the social security pension system [R]. Retirement Research Center， Michigan （MRRC）， 2010：1-46.
[11] ANDREW G， GAYLE L， NADA O. The treatment of married women by the social security retirement program[R].Center for Retirement Research at Boston College， 2010：1-27.
[12] 王云多.家庭组成、生育决策和社会保障 [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11（1）：56-62.
[13] STEVEN A S， SUN Wei， ANTHONY W. Social security claiming decision of married men and widow poverty [J]. Economics Letters，2013，119：20-23.
关键词：生育 议价能力 女性劳动参与
生育是影响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变量。早在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孔多塞（Condorcet）曾预言人口的增长会导致“幸福的持续下降”，因此随着 “理性的进步”将会出现较小家庭规模的新范式。
以马尔萨斯(Malthus)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研究人均收入无增长的传统农业经济，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社会生产能力的进步导致人口的增长，其核心结论是人均收入趋向一个常数。
现代增长理论研究人均收入可以持续增长现代经济，他们的一个重要假设是技术进步不影响人口增长，人口增长是外生的，其核心结论是规模不变或者规模递增的技术能够导致人均收入的持续增长。古典经济理论与现代增长理论都很好地解释了各自所关心的经济现象。然而，为什么传统人均收入无增长的经济会向现代人均收入可持续增长的经济转化问题，至今仍是发展经济学家努力想揭开的一个谜。
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关系的综述
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开始关注生育与其它重要的经济变量，例如女性与劳动参与之间的关系。Becker（1965）认为，劳动参与决策(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decisions)是一个家庭在竞争的市场劳动与非市场劳动之间分配时间这个更一般问题的重要方面。一个已婚女性必须适当地将其时间在市场劳动(market work)与家务劳动、休闲等非市场劳动(non-market work)之间进行分配。
女性的议价能力(bargaining power)对其参与市场劳动的决策有重要影响。一般来说，参与市场劳动的决策可以用一个函数g（w，wg）表示，其中w表示期望工资，wg表示在家的时间价值(the value of time in the home)。wg的函数形式是wg=k・I，其中wg表示女性在家的时间价值，I表示女性的各种非市场劳动价值，k表示女性亲自从事各种非市场劳动给家人带来的福利价值与相应的非市场劳动价值比值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k是度量女性的议价能力指标，是女性及其丈夫的禀性，例如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等的函数（Becker，1973）。
国际上的许多实证研究发现，女性生育子女的数量与其劳动力供给是负相关的，例如Hyunbae Chun 与Jeungil Oh（2002）估计了生育对韩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影响。他们发现，生育大幅降低了韩国已婚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其它研究也发现，低生育导致了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增加趋势(Presser与Baldwin，1980； ESCAP， 1995)。
然而，从统计数据来看，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正相关关系。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初，我国女性的生育率偏高，总和生育率在20世纪50年代平均为5.87，60年代为5.68，70年代为4.01。在这个历史时期，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较高，几乎人人都参加生产活动。全国育龄女性生育水平在上个世纪70年代大幅度降低的基础上，到80年代又有显著下降。具体说，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1降至1979年的2.75；1980年为2.24，1981年为2.63，1989年为2.25。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资料表明，平均每个女性活产子女数为2.10，平均每个女性存活子女数为1.96，总和生育率为2.31。自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在不断下降。全国妇联第二期中国女性社会地位调查数据表明：2000年，我国城镇女性18至49岁的青年女性在业率为72.0％，比1990年降低了16.2个百分点。
我国学者姚先国和谭岚（2005）根据国家统计局1988―2002年城市住户调查的数据估计，在过去的15年内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了明显下降。1988年，我国城镇的女性劳动参与率高达91.37%；2002年下降为83.33%，下降了8.04个百分点。对比之下，男性劳动参与率相对稳定，1988年和2002年男性劳动参与率分别为96.41%和94.11%，下降幅度为2.3个百分点。
然而，怎样理解我国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与生育率呈现的这种正相关关系呢？目前我国的理论界尚未给出合理解释。本文从这个正相关关系问题入手，具体分析了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
生育率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途径
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工资收入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降低生育率可以减少女性生儿育女的时间，使女性有较多获得教育与训练的时间，从而掌握较高的生产技术。
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未以来生育率大幅下降，女性享有了更多接受继续教育的机会，提高了知识水平和生产技术。据统计，在具有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女性中，有26.8％的人最高学历是通过成人教育获得的，比男性高2.2个百分点。有13.5％的女性近3年来参加了某类培训或进修，40岁以下城镇女性参加培训的比例达26.1％。城镇女性参加的培训以进修、专业职业培训为主，占72.2％；农村女性参加的培训以实用技术为主，占61.5％。
在完善的市场经济中，工人的实际工资等于其劳动的边际产出。一般来说，一个工人只有当他有较高的生产技术时，才能获得较高工资的工作岗位。因此，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生产技术，从而提高其工资收入。也就是说，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工资收入，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
降低生育率能够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
从已有的文献来看，降低生育率能够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1995年，日本内阁兼管女性事务的官房长官在一份“女性白皮书”里称，日本女性初婚的平均年龄是26.1岁，每位已婚女性平均只想要1.46个孩子。这份白皮书称，日本孩子的出生率正在日益下降，与此同时，各个年龄段的职业女性比率在不断增加，其工作年限也越来越长。2002年，日本女性平均工作年数达8.8年，比1975年的5.1年延长了3.7年。
在我国近些年来，丁克家庭在城市青年尤其是白领夫妇中的比例有逐渐上升之势。根据零点调查公司2002年2月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目前我国大中城市已出现60万个自愿不育的“丁克家庭”，而且近七成被调查的人认为，“丁克家庭”将会增多。调查显示，选择“丁克”生活方式的都是一些“三高家庭”，即高收入、高学历、高消费的家庭，这些“丁克家庭”中的女性希望将更多的时间投入到工作中去。
事实上，降低生育率有利于提高女性受教育水平。现实生活中，人们往往为了保持自身的健康体魄会选择使用药品等市场消费投入和时间，只有保持健康的身体才会预期有较长的工作时间。因此，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也就是说，如果降低生育率可以增加女性的预期工作时间，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降低生育率增加女性的议价能力
孩子是维系婚姻稳定的重要纽带。从理论层面来说，女性生育越多，在婚姻市场上的竞争力越低。因此，在其它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她的议价能力越低，这个判断符合我国实际情况。20世纪50至70年代，我国的出生率很高，一般家庭都有三个以上小孩。因为家庭负担重，我国已婚女性绝大部分是家务工作双肩挑。自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开始实现计划生育，生育率开始大幅降低，女性受教育程度开始普遍提高，女性议价能力也大幅增加。
女性的议价能力是影响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一个重要变量。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随着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
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对以色列女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时，考虑了女性的年龄、在以色列居住的时间、家庭出身、夫妻双方的年龄差异、小孩的个数以及教育程度等对女性议价能力的影响。他们做回归分析后发现，生育率与女性的议价能力负相关，即女性生育的小孩越多，其议价能力越低。Grossbard-Shechtman和 Neuman（1988）通过对以色列女性的抽样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他们还发现不同议价能力的女性劳动参与率不同，议价能力较高的女性劳动参与率较低。
因此，从理论层面来看，可以假设如果降低生育率能够提高女性的议价能力，则在其它条件不变的情况下，降低生育率同样能够降低女性的劳动参与率。
我国目前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分析
本文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说明了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之间的关系，发现降低生育率既有提高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同样也有降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作用，到底是哪种作用占主导地位，还得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我国的具体情况来看，目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立，女性有自主选择权。但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即我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时期，我国女性没有选择权。我国自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计划生育，是作为国策强制执行的，不是女性自主选择的结果。而目前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已深入人心，绝大部分家庭都能够自觉地实现计划生育。
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深刻地影响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改革开放与计划生育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解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程划分为三阶段：
第一阶段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我国的主要特征是计划经济，鼓励生育和开始控制生育。第二阶段是上世纪80年代初到上世纪末，我国实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开放，严格实行计划生育政策。第三阶段是本世纪初至今，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初步形成，绝大部分家庭都自觉地实行计划生育。
在第一阶段，我国女性的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呈正相关关系，显然是计划经济时期过分追求高就业政策与鼓励生育政策的结果。
在第二阶段，随着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不断深入，作为女性保护者的政府退出微观经济领域，下岗和失业现象日益严峻，虽然计划生育政策使我国的生育率不断降低，但我国女性收入不断下降，而且预期的工作时间也有所缩短。因此，生育率降低没有起到增加女性收入与预期工作时间的作用。根据本文前面的研究，在这一时期，我国女性的生育率与劳动参与率必然会呈正相关关系。
在第三阶段，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初步形成，劳动力市场不断完善，女性受教育程度不断提高，健康状况不断改善，在第二阶段里阻碍女性收入与预期工作时间增加的相关力量已被削弱。因此根据本文前面的研究，可以肯定在这一阶段内，我国生育率与女性劳动参与率的正相关关系主要是由女性的议价能力提高造成的。
参考文献：
1.李银河.女性、家庭与生育.江苏社会科学,2004(4)
韩国到新加坡：
一泻千里的生育率
韩国、中国台湾、新加坡都曾经提倡二胎化的生育政策。
为了应对失业与住房两大难题，当时为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有着强烈的控制人口的愿望。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政府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两个就够了”。1968年推行合法堕胎法令。自此，新加坡生育率急剧下降，从1960年的5.45，下降到1975年低于更替水平，1984年只有1.62。1987年开始大幅度调整政策、鼓励生育，但生育率始终无法回升，现在新加坡只好采取宽松的移民政策吸引移民。
1965年起，台湾地区也开始实行“家庭计划”，提倡“一个不算少，两个恰恰好”的政策。随着经济的起飞，生育率从1963年的5.47不断下降，1984年开始低于更替水平。台湾1992年将人口成长目标由过去的“缓和人口成长”改为“维持人口合理成长”。2006年再次提出“实施人口教育，营造有利生育、养育之环境”，仍难阻生育率下降势头，2010年台湾人的生育率只有0.895了。
韩国早在1962年开始提倡“一对夫妇生育两个孩子”，随着经济的发展，生育率从5.5左右不断下降，1983年开始低于世代更替水平，1995年降到1.65。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韩国人口学界就“是否继续鼓励少生的生育政策”展开辩论。结果开明派占了上风，政府于1996年取消控制人口出生政策，转而实行新人口政策。但并没出现补偿性出生高峰，生育率仍然继续下降，2005年甚至降低到1.08的极度危险水平。
生育率下降得越低，今后鼓励生育需要的“动能”越大。生育率在1.7-1.8左右，说明传统生育文化还没有完全破坏，各项经济设计也还没有完全畸形化，如果出台积极的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还是可以回升的。比如美国、法国、英国在1970年代后期生育率降低到1.8，但后面出台人口发展战略，生育率都出现回升。
从1986年到1996年这10年，是中国台湾、韩国鼓励生育的最后时机，但是由于人口学家们的误导，这两个地区并没有及时出台鼓励生育政策。新加坡也错过鼓励生育的最佳时机，但相对于韩国和台湾来说还算干脆利落，至少遏止了生育率下降的势头，让生育率稳定在1.7的水平长达10年之久，而台湾和韩国生育率却很快就一泻千里。
没有民“生”，就没有民生：难以持久的“杀鸡取卵”
发达国家在20世纪40年代之后总抚养比一直稳定在50%左右（二战后的婴儿潮期间还稍有增加），总劳动力也一直在增加，因此经济一直保持上升势头。但是2010年之后，劳动力开始减少，总抚养比开始快速增加，意味着占全球经济份额即将下降。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其实是人口危机，是西方经济衰退的标志。
以2005年为拐点，美国的总抚养比开始上升，这可能是美国近年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原因之一。不过由于美国的15-64岁总劳动年龄人口在本世纪内一直是不断增加的，因此在经历一段时间的弹性调整之后，相对于其他发达国家来说，前景将更为光明。
中国台湾、韩国在1970年总抚养比还高达80%（“不堪重负”者多），当时是威权政治；20世纪80年代后期，总抚养比降低到50%以下（最容易政治转型的人口结构），人均GDP保持在9%左右的年均增速，民主政治热情高涨，完成了政治转型。
没有民“生”，就没有民生。2016年后，台、韩劳动力将负增长，可能会走日本20世纪90年代经济衰退的老路。韩国由于2001年以来生育率比日本还要低，今后老年化和劳动力短缺程度将超过日本。韩国汉城大学社会学教授殷基洙说：“除非能把人口问题处理好，否则，韩国社会将会在20至30年内崩溃。”
从国际经验看，自“二战”以来，只有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少数国家和地区，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虽然人均GDP产量高于拉美和马来西亚，育龄妇女人均生育率却不到拉美和马来西亚的一半，这种“杀鸡取卵”的东亚发展模式注定无法持续。
[关键词]生育水平 地区差异
生育水平直接决定人口再生产和人口发展趋势,决定人口规模的大小和增长速度,因此研究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地区差异,对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从七十年代开始,辽宁生育率急剧下降,1970总和生育率为4.23,1982年为1.74,到2000年仅为1.2。计划生育政策对降低生育水平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但社会经济发展对生育水平的降低也起到了促进作用。生育水平在全省范围下降的同时,也存在着很大的地区差异,且这种差异长期存在着。本文将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与地区差异进行分析,并对今后的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
一、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及原因
用总和生育率作为度量生育水平的指标,成为国内外研究最普遍的方法。1970年辽宁总和生育率为4.23,1975年为2.13,1979年为2.15,7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2.82;80年代辽宁生育总和生育率已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之下,1980年为1.76,1989年为1.50,8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63,但80年代的生育水平是在起伏波动中逐步下降的,其中1981-1982年,1987-1988年总和生育率有一定的上升;90年代生育水平逐年稳步下降,1990年为1.47,1999年为1.2,90年代总和生育率平均为1.33;到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仅为1.2,而从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数据来看,全省总和生育率仅为0.98。
通常以总和生育率为2.1作为参照来判断生育率是否低于更替水平,而低生育水平指的是低于2.1水平的区间,国际上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极低生育率”,指等于或低于1.3的总和生育率;另一种口径是“很低生育率”,指低于1.5的总和生育率。按照上述标准,从70年代至今辽宁生育水平的变动过程可以概括为:70年代从高生育水平迅速下降到接近更替水平,80年代在起伏波动中下降到更替水平之下,90年代后在低生育水平上稳步下降,2000年后进入到极低的生育水平阶段。
生育水平的这种变动过程是有着深刻社会原因与背景的。70年代的“晚稀少”人口政策的具体措施在城乡范围内逐步贯彻落实,取得了巨大成效,使生育率很快迅速下降;到80年代生育水平基本已在自然更替水平之下,生育政策调整下的空间已经很小了,由于在1984年在全国范围内生育政策上有一定的调整,使得生育水平产生了一定的波动;90年代后在计划生育政策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共同作用下,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基本性的改变,生育水平稳定在较低水平。
2000年之后的生育率一直处于一个极低的生育水平,这一数据结果让人深思。伴随着多年来辽宁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开展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使得人们的生育观念发生了根本改变,人口生育水平明显下降,但是2005年育龄妇女平均生育不到一个孩子这样一个超低生育水平,却也不符合实际与相关的生育意愿调查。除了考虑到统计调查中的瞒报漏报等对数据准确性影响外,笔者认为这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现代人平均结婚及生育年龄的推迟,从而导致了当前生育水平极低。西方学者在研究90年代欧洲超低生育率时,认为超低的总和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歪曲了真实的生育水平,生育年龄的不断推迟是形成超低生育率或生育水平的重要原因。总和生育率是时期生育指标,他更多的反映当年的实际生育情况,却不是妇女终身生育水平的准确度量,总和生育率只有在生育模式长期稳定时才等于终身生育率,而在生育模式变化时,总和生育率并不能反映其下降中哪一部分是生育意愿减少,哪一部分是生育年龄推迟引起的。但是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辽宁的生育模式发生了重要改变,由“早育模式”转变为“晚育模式”,因此现在的总和生育率给实际工作及对真实生育水平的认识造成一定的困扰。
二、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
辽宁在全省范围内的生育政策是一致的,但各市的生育水平却始终存在一定的差异,从全国范围来看也是如此,甚至差异更大。1982年辽宁省总和生育率为1.74,各地区的差异较大,最高的朝阳市为2.55,最低的大连市只有1.47,两者相差1.08;2005年全省总和生育率为0.98,最高与最低的仍然是朝阳与大连,分别为1.49与0.68,两者相差0.81。从1982年到2005年,地区间的生育水平差异缩小了,这是由于原来高生育水平地区的总和生育率下降了,而原来低生育水平地区的下降空间潜力缩小了。地区间的差异趋势是辽中辽南最低,辽东较高,辽西辽北最高。我们可以发现,这种差异与各地区的经济展水平具有一致性。
表1 辽宁各地区生育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指标 单位:%、元
数据来源:全国第三次人口普查,2005年全国1%抽样调查
注:1982年辽宁共十二个市,盘锦市与葫芦岛市还未建立
我们将辽宁2005的总和生育率、妇女文盲率、城镇人口比例、女性在非农业产业中就业比例、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出生人口与死亡人口之比、农村人均消费七项指标,通过SPSS软件进行聚类分析。分析结果表明,辽宁可分成三类地区:沈阳、大连、鞍山、盘锦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妇女受教育水平较高,出生死亡率之比较高,医疗卫生条件较好,生育水平低;抚顺、营口、辽阳、本溪为一类,这类地区在辽宁经济文化等都处于中等水平,生育水平也较低;其它六个市为一类,即阜新、朝阳、铁岭、丹东、锦州、葫芦岛为一类,这类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劳动参与率低,生育水平较高。
聚类分析的结果表明,经济发展好,医疗条件好,女性受教育水平高,在非农业中就业比例高的地区,生育水平就会较低;而在经济落后,女性文盲率高,就业水平低的地区,生育水平也相对高,生育水平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呈负相关,生育水平的差异与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国内外很多学者认为,我国生育水平下降的原因,是计划生育政策与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生育水平地区差异的原因在于地区间的经济文化差异。但笔者认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城乡二元性”也是产生地区生育水平差异的重要原因,城镇化水平高的地区,执行“一孩”生育政策的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城市化水平低的地区,农村人口比例高,执行“一孩半”生育政策人口高于城镇化水平低的地区,在政策上造成了城镇化水平不同的地区生育率的差异。
三、思考与建议
从1984年后生育政策没有发生过大的变动,80年代后政策调整的空间已经有限,90年代后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对促进生育水平下降起到了越来越大的作用。从90年代开始至今的二十年,辽宁始终保持处于低生育水平,且一直在稳步下降。笔者认为,在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按照构建人口、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变以控制人口数量为目标的狭义“人口生育政策”为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的广义“人口政策”。建立人口动态监测预警机制,及时准确把握人口结构、人口素质、人口迁移、人口出生死亡变动规律与趋势;建立人口发展水平综合评价体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建立人口宏观调节机制,切实有效的进行人口宏观调控,出台相应的政策,统筹解决各种人口问题。
对于当前的超低生育水应有一个正确而清醒的认识,政府及人口与计划生育部门应重视生育率指标的统计,对真实生育水平进行有效准确的估计。超低的生育水平既低于政策生育率,也低于人们的生育意愿,导致超低生育水平的影响因素都有哪些?如果接续这种超低生育水平,必将导致一系列的人口问题,后果不堪设想。获取真实准确的生育水平是至关重要的,这事关辽宁人口发展战略的制定与人口政策的调整,利用人口与计划生育系统的优势,开展生育意愿调查,结合调查与统计数据准确把握当前的真实生育水平,及时准确预测未来生育水平。
针对辽宁生育水平的地区差异与地区实际情况,应站在全局的高度制定人口发展战略,在管理与服务上各有侧重,积极引导。如在经济发展落后生育水平高的地区,人口控制任务仍不能放松,努力提高女妇女的受教育水平与社会地位;对于生育水平较低的地区,计划生育优质服务与流动人口管理工作尤为重要,并应积极探索提高本地区人口发展水平的有效途径。
参考文献:
[1]徐莉.中国生育率的地区差异分析[J].人口与经济,1994,(4).
[2]杨鑫,李通凭,魏立佳.总和生育率的影响因素实证分析[J].西北人口,2007,(6).
